大国空巢

桑尼研究系列
走入歧途的中國計劃生育
易富賢

序一
人口對於經濟的作用始終是一個謎。
有人說地球上的資源有限，現在的人口已經超過地球資源所能夠容納的水平。
所以人口增加對經濟發展是不利的。

但是從微觀一點的層面來看卻正相反。
許多經濟發達的地區都是人口密集的地區。
像日本、香港、臺灣，還有歐洲的許多國家，人口都非常密集，而人均收入又都很高。
可見資源問題並沒有成為制約因素。
再具體到城市的層面看，大家都在爭人口。

十幾年前我研究美國人口的流動時發現人口流入的地方都欣欣向榮，而人口流出的地方都破落敗壞。
各個地方當局都在爭人口。
不但美國這樣一個相對地廣人稀的國家如此，連我國這個土地資源極其緊張的國家也都在爭人口。
城市邊緣的開發區最著急的是人口太稀少，不少高樓大廈雖然都賣出去了，可是真正入住的很少，人少繁榮不起來，房地產的價錢也就上不去。
每有一戶人家來到都會受到熱烈的歡迎。

過去大城市的戶口控制極嚴，近年來情況大有改變。
主管當局越來越明白，繁榮靠人口，抵制人口對自己不利，因此大大地放鬆了對戶口的管制。
我國農村經濟的停滯和城市的發展也與人口的大規模湧向城市有關。
當然，人口密集而又貧困的地方也很多，像孟加拉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總起來看，似乎二者沒有什麼確切的關係。

因此人口和經濟的關係成為經濟學理論中的一個值得研究的特殊課題。

如果從人類發展的長遠歷史看，人口數量在近二百年間發生了爆漲。
據歷史學家估計在公元零年時全球人口為 2.3 億，到 1820 年增加到 10.4 億，平均年增長率為 0.08%。
而近 180 年來人口從 10.4 億增加到 65 億，平均年增長率達到了 1%（最近的全球人口年增長率 1975~2003 年間平均為 1.6 % ；

2003~2005 年為 1.1%），比過去的兩千年加快了 12 倍。
拿更遠的史前發展看，人類從非洲走出後六萬多年才增加到兩億多，其增長速度跟蝸牛爬行差不多。
現在的人類學家想方設法尋找遠古時代的人類化石，但是所得非常稀少。
原因是那時候的人類總數大概不超過百萬，分佈在全球 1.33 億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均起來每一百平方公里才有一個人。
找起來當然不容易。

這樣看起來人口數量的發展是一個不斷加速的過程，而到了 20 個世紀進入到了一個爆炸階段。
人口的增加遠遠超過了其他生物的增加。
人口成了獨霸地球的超級物種，把其他生物的棲息地統統都佔領了，破壞了，導致其他物種的大量滅絕。
現在的環境破壞和大氣變暖，輪到人類自己滅絕自己的時候了。
幸虧事物有自己的規律，近年來生活提高，教育普及以後人類的生育率正在迅速下降。

可以預見，將來人類所面臨的問題不是人類太多，而是孩子太少。
這一現象已經在發達國家看到。
中國不久也會走上這條路。
經常出國的人或許會注意到，相比之下在中國公園裡很難看到小孩，在公交車上很少看到孕婦。
中國的人口危機已經現出徵兆。

過去以為如果人類不控制自己，照過去的軌跡發展下去，不出二三百年，因人口過剩而導致人類自我毀滅的結果將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 20 世紀 70 年代以後世界輿論發出了緊急呼籲，要控制人口，要保護環境。
現在快半個世紀過去了，此間發生了些什麼重要的變化呢？
我認為最重要的有三件事：
經濟增長加速，相應的環境負擔加重，還有人口的增加和增速的減慢。
這三件事中國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中國的變化相當典型地說明了全球在這個時期的變化。
易富賢先生的這本書是討論人口的。
讓我們來看看，在全球總體變化的背景下中國的人口究竟處於什麼狀態。
看了這本書我們才知道，這裡存在著鉅大的觀點分歧。
觀點是政策的基礎，不同的觀點導致不同的政策，如果觀點錯誤，後果將是嚴重的。

尤其是人口政策的結果會產生幾十年的持續影響。
所以弄清楚我國的人口狀況和發展趨勢是一件重大事情。
現在全球人口是 65 億，其中中國佔了 19.5 % 。
中國人口在全球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因為其他地區的人口增長速度越來越超過中國。
特別是中國每年增加的人口數在直線下降。

從 1988 年年增 1700 萬人降到 2005 年年增 700 萬人，平均每年減少差不多 60 萬人。
這樣推算到 2016 年中國的人口年增為零。
再往後，人口增長變成負數，人口總數一年比一年減少。
因此中國人口的峰值應該發生在 2016 年。
從 1988 到 2005 年的 17 年看，易富賢的曲線和事實擬合得相當精確，拿來推測未來 11 年的增長是相當可信的。

（見本書圖 16）易富賢得到的結論是調整人口政策，取消對生育的控制。
這一點和國家計生委的看法有很大不同。
按照計生委的意見，計劃生育絲毫放鬆不得，不但在現在的五年計劃裡如此，下一個五年計劃還不可以放鬆。

我不是人口學家，對上述兩種意見的是非曲直沒有發言權。

作為經濟學家可以從經濟方面做一些分析。
如上所說，人口和經濟的關係非常複雜，但是從人類發展的歷史看，近二百多年的人口增長確實是爆炸性的，其後果是環境和資源的不可持續性。
這一點意見是比較一致的看法。
如果我們能夠有所作為的話，我們希望人口增加，還是人口減少？
或者不增不減？

鑒於人口資源的矛盾，減少人口應該是合理的策略。

但是這是從很長遠的發展看。
從政策的角度看可能是不同的。
因為這裡有一個如何從人口增加變到人口減少的適應過程。

變得太快社會不能適應，會遇到一代人的生活困難，造成鉅大的社會痛苦。
具體的問題就是人口忽然減少，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降低，導致生產力下降，全社會入不敷出，經濟衰敗。
這樣的經驗教訓已經在不少人口減少的國家裡發生過。
尤其在我國，因為二十多年實施強制性的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人口發生過急剎車。
將來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速度比哪個國家都快，可能造成的問題也特別大。

這一點是我國大多數人口學家都同意的。
一胎化政策對當前的經濟有很大的好處，降低了家庭的負擔，提高了社會的儲蓄率。
這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
但是這一份紅利是寅吃卯糧得來的，將來老齡化社會降臨時勞動力供給不足，欠賬是要歸還的。

一胎化政策導致的另外一個後果就是嚴重的性別失調。
根據公佈的人口統計，現在 0~4 歲的性別比達到了 1.23，這個年齡段的人有將近五分之一的男性會找不到老婆。
性別比的失調一年比一年嚴重。
拿每五年作一個段落，性別比依次是 1.23、1.19、1.14、1.08 等等。
可見這個問題在日趨惡化。

當然，性別比失調的原因很複雜，但肯定和管制生育有關。
在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之前性別比沒有扭曲。

由於這些原因，繼續執行嚴格的違反自然的一胎化生育政策是大可懷疑的。
易富賢先生的這本書對當前政策提出質疑是有必要的。

有這樣質疑的人遠不止易富賢一人，但是在我國這樣一個信息流通受阻礙的環境中，這方面的意見不能充分表達的。
所以他的看法特別值得大家注意。

按理說，國家計生委應該對這樣的意見最關心，最歡迎。
可是事實上恰好是計生委不歡迎不同的意見。

其中的原因是很複雜的。
一方面是生怕自己制定的政策被不同意見干擾，得不到貫徹；
更由於政府官員出於個人利益的考慮。
如果計劃生育不需要了，國家計生委也就要解散了，自己這份官也當不下去了。
相反，愈是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自己手中的權也愈大。

很明顯，什麼樣的政策對這些官員有利，這是問題的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最難解決的部分。

懂得政策如何聯繫到官員們的個人利益，就能夠解釋一系列的政策偏差。
類似的問題有不少。
其中首先是中國的糧食問題。

主管糧食的官員特意強調糧食安全的重要性，無中生有地製造糧食危機論，迷惑老百姓，製造緊張氣氛，甚至哄騙最高領導人，藉以抬高自己的身價。
其次是保護耕地的政策和凍結農用地的政策。
這些政策有明顯的錯誤，但是得以不斷加強，靠的是扼殺不同意見，嚴格控制言論，讓社會和領導只能聽到他們一家之言。
2007 年 3 月 1 日報載國家計生委的負責人宣佈要制定新的生育控制政策，對社會上的名人富人超生，要嚴加處罰。
不但罰款（有的罰到幾十萬元）還要計入檔案，不得參加社會各種評獎活動。

這種法外加刑的做法根據何在？
名人富人是社會的精英，對社會是有貢獻的。
為什麼要仇視他們。
計生委的人自己承認，名人富人超生是極個別的事，並不構成對人口控制的威脅。
為什麼要專門針對名人富人提出特殊政策？

如果是借機敲詐勒索，就完全失去了政府應有的公正執法的原則；
如果是想煽動貧富人群之間的對立情緒，破壞和諧社會，居心就更可怕了。

仇視精英是文革的做法。
計生委被有文革遺風的人所控制，倒是值得擔憂的。

其實，對超生罰款已經是過去的做法。
現在不叫罰款了。
先是改稱為計劃外生育費，現在又改稱社會扶養費。
超生已經是一個中性的行為，並不認為是什麼錯誤。
這些官員曲解有關規定，把它當作打擊社會精英的手段，挑撥普通群眾和精英分子之間的對立，破壞社會和諧。

同時又隨意擴大自己手中的權限，增加自己的威風。
這種出格的做法難免引起大家對計生委此種政策出發點的懷疑。

以上猜測政策因為官員們的個人利益而被扭曲，並沒有足夠的證據。
因為法律意義上的證據是很難得到的。

人家心裡是怎麼想的何來證據呢？
但是我是研究制度理論的，懂得所謂「屁股決定腦袋」的道理。
再加上政策中明顯的片面性，懷疑就產生了。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主管官員都有這種心態，但是起主要作用的負責人是難辭其咎的。
官員們否認我的指責的最有力的回答就是開放反對的聲音，讓各方面的不同意見有充分發表的機會。

否則怎麼否認也是枉然。

天則經濟研究所 茅于軾
序二
易富賢先生投入大量的研究精力寫出了《大國空巢》這本書，裡面既有翔實的人口學研究數據，又有大量的國內外歷史知識，雖然我沒有完全看，但知道此書的主要目的還是批評我國計劃生育過度的問題。

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我國義無反顧地投入到計劃生育和獨生子女的工作中，取得的成就是鉅大的，少生了幾億人口，使這一時期的中國撫養率大大降低了。
如果沒有嚴厲的計劃生育措施，中國的人口今天可能達到 16 億人，如果真是這樣，今天的中國經濟和社會就是另一個樣子了。

看看今天社會上的就業情況，大批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大批四五十歲的下崗待業者，五十多歲的人早早就退休回家了，20 世紀末和 21 世紀初這一時期可以說是中國勞動力過剩最嚴重的時代。

這還是在計劃生育的情況下發生的。
假如不計劃生育，其情形會更加嚴峻。

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和獨生子女政策的確是夠狠的，像一把大剪子，在三十多年間剪掉了即將出生的幾億人口，並且在今後半個世紀裡使人口從增長變為下降，到 2050 年中國人口可能從最高峰降到 13.5 億（世界銀行統計的數字是 14 億多一點）。

計劃生育給中國帶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黃金時期，自 1980 年代以來，由於只生一個孩子，城市家庭的子女撫養成本較低，使中國的儲蓄率居高不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改善。
中國今天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資本輸出國家，國內資金富裕得無處可去，只有投向國外。

總體來看，三十多年計劃生育肯定有它的正面意義，它大大減輕了我國在這一歷史時期的人口負擔，從而減輕了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負擔。
這是不言而喻的。

但為什麼易富賢先生又對計劃生育工作大張撻伐呢？
關鍵是易先生看到了下一個歷史時期中國面臨的因計劃生育而造成的困境。

事情總是有兩面性的，計劃生育既有好的一面，也伴隨著弊端，並且，其弊端往往隱藏在後面，等人們清醒地發現它時就晚了。
如果這個時候有人對未來的前景提出警告，就像清晨的公雞打鳴一樣，會給昏昏沉沉的國家和社會帶來警醒作用。

易先生的《大國空巢》一書就帶有這種作用。
它會成為中國的第一聲雞鳴，由此喚醒沉睡了多年的中國社會。

不用講多少大道理，就以我最近參加的一個親人追悼會為案例，就可以看出計劃生育和獨生子女政策對我國的家庭傳宗接代有多大的殺傷力。
不久前我一個 87 歲的堂叔去世了，在八寶山舉行告別儀式之後，我們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親戚們聚坐一堂，談論起仲氏家族的人丁變化。

先從我的曾祖父談起，他於 1910~1920 年之間生了兩個兒子兩個女兒，即我的爺爺、大爺爺、大姑婆和小姑婆，他們四個（加上他們的配偶共八人）又生了 16 個子女，這是我的父親和姑姑輩，父姑輩又生了大約 36 個孩子，就是我們這一輩，到了我們這一輩，人口的增長就打住了，後代只有 44 個。
這 44 個仲氏後裔裡，仲姓的男孩子只有 5 個，他們生的孩子裡男孩只有一個。
也就是說，我們這一家仲氏經過一百多年的繁衍，最後只剩下一根仲姓獨苗，如果這個男孩再生一個女兒，我們這一門仲氏就完全斷根了。

話談到這裡，大家不禁有唏噓之感：
計劃生育對我國的家庭人口簡直是斷子絕孫。
想我仲姓一族，自春秋時期先祖仲由（孔子的大弟子子路）在公元前 542 年誕生那一天起，繁衍到今天已有將近 80 代人。
2500 年間，仲姓家族已經繁衍成散佈在全國各地的 20~30 萬人。

我是子路的第 75 代孫。

打開祖譜《仲里誌》，各地仲氏族人分佈情況歷歷在目。
仲氏家族與孔氏家族都一樣，都有一部傳承完整的家誌。
孔氏家族叫《闕里誌》，仲氏家族叫《仲里誌》。

今天遭計劃生育這一圍剿，估計到 2050 年仲姓人士將減少數萬人，2100 年或者到 2200 年，仲姓這一小姓氏是否還能在中國存在，《仲里誌》是否還有人續寫已經是個大問號。

所以，計劃生育所影響的不僅有經濟問題，也有社會和歷史文化的問題。

這使我想起看唐代歷史劇《貞觀長歌》中的獨孤家族，這是一門武將之家，後周時期赫赫有名，但到今天獨孤一姓早已不見蹤影。
在如此強調「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古代社會，小姓氏的滅絕是這樣容易，不要說在今天如此倡導獨生子女的時代了。
隨著計劃生育繼續下去，可以想像中國的許多小姓氏會迅速消失。

計劃生育所產生的影響更會顯現在今後中國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裡。
在那次送別堂叔的告別聚會上，我對堂嬸安慰地說，今天還有這麼多後代前來送別，要是等到我們這一代去世時，可能就沒有今天這幾十人的場面了，可能只有幾個孤苦伶仃的獨生子女。

由此我對大家說，中國人口紅利期正在過去，迎接我們的將是一個相當冷酷的老年社會。

計劃生育這柄雙刃劍所帶來的痛苦很快就將在一二十年之後顯現出來。
任何事情都有好壞兩個方面，當我們正在慶幸計劃生育減少了人口負擔壓力時，老年社會的困苦將接踵而至。
在這一歷史時期，中國的年輕一代要承擔起沉重的養老負擔。

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要做絕了，不能走極端，今天看來好的事情，到將來不一定好。

今天看來壞的事情，到明天看不一定壞。
有一次我在網易做節目，就告誡現在的獨生子女這一代，你們要有心理準備，不要認為從小嬌生慣養，到大了還會有福享，這一代人的命運是小時幸福，大時辛苦。

這就是我對計劃生育的評價和態度。
我不會完全否定它，但也不會絕對痛斥它。

這是因為我清楚地看到了中國的命運。
計劃生育之所以在這個國家誕生，就說明有它的存在意義。
因為這個國家已經沒有能力再撫養更多的人口。
五千年來的開採墾伐和生態環境資源破壞，已經使這個國家的國力消耗殆盡。
人類今天對自己的殘酷，正是大自然對人類的報應。

上天的意志要遏制人口，人類能不順應嗎？
因此，痛斥也好，哀歎也好，我們還要看到天命。
人類的意志不能違背天命，中國人必須承受天命所賦予的一切酸甜苦辣。
易富賢先生是否也應該從這一角度重新思考一些問題。

如果中國繼續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估計 21 世紀末，中國人口可能下降到 12 億。
可以斷定，整個 21 世紀將是中國最痛苦的人口結構調整時期。
中國人要有心理準備，迎接這場人口變化帶來的經濟變化、社會變化以及文化變化。

這就是我對《大國空巢》一書觀點的平衡。
我們應該思考得全面一些，既要積極行動，又要寬容理解。
既要享受好處，也要迎接苦難。
特別是我們 50~60 歲這一代人，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易富賢的書就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謝謝易富賢先生！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軍
人口再生產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本支柱

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兩大基本支柱：
一是人口再生產，二是物質再生產。
政治、經濟、國防、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安全都有賴於人口安全；
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是人口本身必須持續發展。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就無從談起。
要保證人口相對於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在目前發達國家的壽命和死亡情況下，婦女平均得生育 2.1 個孩子（人口學上的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

為什麼不是 2.0？
那是因為在正常情況下，出生男孩、女孩的比例約為 102~107 比 100，另外還有一些婦女在生育前死亡）；
另外，1980 年以來中國的出生性別比不斷增高，2000 年的人口普查顯示 0~4 歲出生性別比為 120.17，2003 年 1 抽樣調查顯示 0~4 歲出生性別比為 121.22，2005 年 1 % 人口抽樣調查顯示 0~4 歲出生性別比為 122.66，這意味著每個婦女需要平均生育 2.28 個孩子才能實現世代更替。
由於中國非正常死亡率比發達國家要高，有 5.4 % 的人在 25 歲之前死亡， 1 那麼，在不考慮中國奇特的出生性別比的情況下，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就不是 2.1，而應該在 2.2左右；
考慮到出生性別比失衡，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應該在 2.3 以上。

考慮到至少存在 15% 的不生育人口：
包括顯著增加的罹患不孕不育症的人口（目前中國的不孕不育人口已經從 30 年前的 1~2 % 增加到 12.5 % ，並且還在急劇增加）、單身、丁克人口（城市的不生育人口已經遠遠超過 15%，比如上海、北京的政策生育率在 1.0 以上，但實際生育率只有 0.7 左右，這意味著不生育人口超過 30 % ），有生育能力的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個孩子，由於相當部分家庭只願意生育一兩個孩子，另外一些人就必須生育四五個孩子。
換句話說，一個正常的社會應當是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兩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四五個孩子。
要是一個國家的主流家庭養不起三個孩子，就表明這個國家已經失去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總和生育率（TFR）是人口學的一個重要指標，指假設婦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齡別生育率度過育齡期，平均每個婦女在育齡期生育的孩子數。
可以近似理解成一個婦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數。

以現在 1.3 的婦女總和生育率（2000 年人口普查顯示只有 1.22；
隨著經濟發展，即使停止計劃生育生育率也會下降，比如 2005 年韓國生育率只有 1.08，臺灣只有 1.1，香港只有 0.9 左右）計算，這樣下去將來人口會怎麼樣呢？
假設 2004 年我們這一代為 1000 人，以 26 年為一代，要是生育率為 2.1 的話，人口會一直維持在 1000 人；
如以 1.8 的生育率計算，182 年後（經歷七代之後）還有 340 人；
要是以 1.3 的生育率計算，182 年後，只有 35 個人了；

以 1.22 的生育率計算只有 22 個人了。
當然實際人口結構不會這樣簡單（本文將詳述），但可以看出，中國人口由傳統的數千萬上昇到 13 億只花了兩百多年，要是以目前 1.3 的生育率，只要兩百多年就可以跌落到數千萬的水平。
1.3 的生育率對社會的影響比過去 6.0 的生育率還要大，過去兩百多年中國以 6.0 的生育率使人口從數千萬增加到八億，雖然人口壓力大，人與資源的矛盾大，但畢竟有足夠的年輕人口，社會還是在前進的。
而 1.3 的生育率意味著持續的老化，這數千萬人口到時將以中老年人為主，年輕勞力少得可憐，由於人口的持續老化，社會將難以發展。
可見，不要說我國有 13 億人口，就算有 130 億人口，如果不保持合理的生育率，也很容易下降到幾千萬甚至滅亡的。

天不老地不荒，人生卻是如此的短暫，倘若徹底停止生育，即使現在有 130 億人口，但一個世紀之後也該都進了黃土，到 2100 年中國也該亡國滅種了。

人口和森林、草原一樣是可更新資源，對可更新資源必須合理利用，保持更新能力，切忌實行掠奪性利用。
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相當於掠奪性利用人口資源。

調控人口的「兩隻手」使得人口增長呈 S 形變化
《詩經》有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任何事物都有內在的調控規律，人口也一樣。
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調控著人口的數量。

在夏、商、西周三朝，中國人口大約是一千多萬，春秋戰國時期約為兩千萬，唐、宋、元、明各朝都曾經增長到 4000~6000 萬，清朝初期又跌落到兩千多萬，也就是說這四千多年間人口總量一直在 1000~6000 萬之間波動。

2 天府之國的四川曾為人口大省，但在經歷明末清初戰亂之後人口驟減到數十萬，田土荒曠，竟然需要從湖廣地區移民。
這樣大的人口變化歷史上出現過好幾次。
中國以前至少有數萬個姓氏，但絕大多數的姓氏和無數民族都已經陸續滅絕，現在各位的家族在歷史上都幾度到了「子姓幾盡，不絕若線」的險境，可見樸素的養兒防老的「傳香火」信仰對中華民族的延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全球人口增長只是近三百年的事情，比如中國人口在明朝時期曾經達到 6000 萬，但是明末清初的戰爭導致人口銳減，到康熙時期之後人口才快速增長，到 19 世紀初已經達到四億（佔當時全球人口的 40%），這主要應歸功於美洲高產作物玉米、番薯（甘薯、紅薯、白薯）、馬鈴薯、南瓜等在中國的引種和推廣。

1800 年後，可能是土地的糧食生產率已經基本穩定，又因為外敵入侵（如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侵華、八國聯軍侵華）和長期的社會動盪，中國人口又再次維持在大約四億的一個平臺，太平天國時期還出現了人口的銳減，到 1901 年仍然只有 4.2 億，1911 年人口還降為 3.4 億，其後又因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人口雖有增長但增長緩慢，到 1949 年人口達到 5.5 億。
而在 1800 年以後的這段時間內，歐洲國家的人口增長幅度明顯高於中國，這也是中國人口為什麼由傳統的佔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不斷下降的原因之一。
在英國人口急劇增長的時期，英國 32 歲的未婚小伙子馬爾薩斯於 1798 年發表了他那令人沮喪的名作《人口原理》：
他認為人們對性愉悅的永不滿足的慾望造成人口呈幾何增長（即按指數增長的趨勢，如級數 1、2、4、8、16），而食物供應呈算術增長（即按直線性增長的趨勢，如級數 1、2、3、4、5），人口將不斷增長，一直達到人類食物供應的極限為止，大多數人注定要過飢寒交迫的生活。
由於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為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危機開脫罪責，說出了資產特權階級要說的話，頓時，馬爾薩斯的名聲大噪。
馬爾薩斯提出人口論時年方 32 歲，其時他還沒有結婚，可能沒有體會到養育孩子的艱難。

1804 年馬爾薩斯結婚，當時他已經 38 歲了，一口氣生了三個孩子。
馬爾薩斯晚年享有很多榮譽，1834 年他在美國巴斯去世，終年 68 歲。
大概正如孔子所說：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馬爾薩斯的三個孩子都沒有小孩。
世界人口自馬爾薩斯的人口悲觀論出現以來，特別是二戰以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時期，人口悲觀論甚囂塵上，世界一直被聳人聽聞的、週期性的預言 —「人口災難即將到來」所困擾。
恐怖和災難往往是很好的娛樂題材，尤其是在和平年代。

而美國可能是因為「文化上的怪癖」，對全球人口爆炸的預言格外著迷（大概像中國人著迷於小品、相聲一樣）。
1968 年，昆蟲學家保羅．埃利希（Paul Ehrlich）的新馬爾薩斯宣言《人口爆炸》預測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會發生大饑荒。

1972 年，全球思想庫羅馬俱樂部發表的《增長的極限》描述了像計算機的飛速發展模式一樣的人口過快膨脹的恐怖預言：
它預言經濟增長不可能無限持續下去，因為石油等自然資源的供給是有限的；
並對第三世界進行了不合理的貶斥。

外界批評羅馬俱樂部具有極端馬爾薩斯主義和強烈的精英主義色彩，是歐洲權力精英和美洲盎格魯精英的聯盟，該俱樂部發表警告是基於政治動機，而非科學事實。
有人甚至把該俱樂部與一些國際陰謀聯繫到一起，比如「新的世界秩序」。
然而這些批評並未降低羅馬俱樂部的影響力，《增長的極限》引起了公眾的極大關注，被翻譯成三十多種語言，賣出了 3000 萬本，掀起一股全球思潮。

文明的創造靠精英，文明的毀滅者也是精英，文明的保留卻靠普通百姓；

要摧毀一個民族最有效的方法不是通過戰爭來擊敗百姓，而是影響其精英分子（這大概就是孫子所說的「上兵伐謀」，類似《三國演義》的「群英會蔣干中計」）。
一種思潮的誤導遠比武力效果大，要是一個民族的精英們老是隨著國際思潮（即便這些思潮是善意的）人云亦云，是非常危險的。
我們可以借鑒別人的「做」（比如現在各國鼓勵生育），而不能聞「說」起舞。
如果羅馬俱樂部關於人口問題的預測也是陰謀的話（不會公然要求你幹什麼，但製造輿論，讓你心甘情願地幹什麼，並通過聯合國人口基金資助你；
然後再譴責你，你因為逆反心理而堅持不改），那麼中國是其最大的（並有可能是唯一的）受害者。

從 1798 年的《人口原理》到 1968 年的《人口爆炸》，到 1972 年的《增長的極限》，再到 2000 年 Robert D. Kaplan的《無政府狀態的到來》（The Coming Anarchy ），兩百多年來馬爾薩斯主義者做出了大量的末日審判式的預言，但所有已到期的從而可以用事實檢驗的預言全部破產了，無一例外。
3從某種意義上說，馬爾薩斯主義與邪教有某些共同點：
世界末日、戰爭、災難。
說嚴重點，是反人類的，是殺人的工具。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馬爾薩斯主義者這些預言也只是像看恐怖小說一樣（就像中國人看《聊齋》一樣），既喜歡又害怕，但也只是看看而已，最多做個噩夢，生育還是要鼓勵；

中國卻已經急不可待地從小說走入現實 ─ 實行苛刻的計劃生育政策。
在國際社會已經臭名昭著的馬爾薩斯人口論至今仍是中國計劃生育的理論「聖經」，從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到宋健的「人口控制論」，（宋健自己說：
「那時候，中國人口增長得很快，已過了八億了，我就想，是不是能夠用控制論的辦法來研究一下呢？
這樣想的時候，我就把馬爾薩斯的書拿來看，真正地研究起人口學來了。」
）無不受其影響。
即使使得自己「斷子絕孫」，也還心懷感激。

馬爾薩斯主義者步步進逼，1994 年布朗的《誰來養活中國？
》更是直指中國，中國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副組長徐匡迪嚴陣以對，堅持對計劃生育和耕地一票否決制。
新馬爾薩斯主義算是將中國逼到了死角。
現在中國開始反思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2006 年挪威卑爾根大學哲學教授 Gunnar Skirbekk 竟然認為當初堅持推出「獨生子女」理論的人應該拿到諾貝爾和平獎（日本當年也曾經獎勵汪精衛）。
他認為人口問題往往會導致社會的不安定，過多的青壯勞力得不到足夠資源，沒有就業機會，他們會對社會產生怨恨，於是產生暴亂，隨後就是內戰、地區戰爭。

按照這種推論，難道挪威應該停止鼓勵生育，並推行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
幾十年過去了，悲觀論者的預言一再落空，世界人口卻已經由埃利希著文時的 35 億左右跨過 65 億大關，並且情況已發生根本的變化。
人口災難「狼來了」喊了上百年，狼真的來了，不過來的不是「大灰狼」（人口爆炸），而是「白眼狼」（人口減少）。

在「人口爆炸」迷霧的掩蓋下，1970 年代開始全球生育情況發生了質的變化。

除美國外，發達國家的生育率都大大低於世代更替水平。
由於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等的改變，近 20 年左右低生育意願及其所引起的低生育率像瘟疫一樣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蔓延，其中中華文化圈受感染最快，生育率最低。

圖~1：
各國生育率下降曲線
據聯合國預測，到 2100 年，歐洲的人口將減少一半。

在歐洲一些農業地區，由於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加上現有人口遷出，村落漸趨凋零，廢棄的房屋周圍長起了茂密的樹林，狼和其他一些野生動物出沒其間。

羅馬俱樂部所在地意大利婦女的生育率在 1995 年時達到歷史最低點，平均每人生 1.19 個小孩，此後緩慢回昇，但現在也還不到 1.3。
在今後 40 年，適齡工作人口將下降 40%。
意大利政府在千方百計鼓勵生育。

看來羅馬俱樂部的精英們希望人口減少的想法不過是葉公好龍。

當年日本在人口突破一億時舉國上下為日益增長的人口給糧食生產帶來的壓力而惶惶不安，並曾一度計劃將人口收縮到八千萬左右（但沒有付諸行動）；
而現在日本人口高達 1.27 億，整個國家卻陷入了另外一種恐慌，日本 2005 年人口減少了約兩萬人，為二戰後首次出現年度負增長，比預期提前了兩年。
2005 年 12 月 16 日日本政府公佈的人口白皮書警告說，如果日本人口增長率繼續低迷，到 2100 年日本人口大概只有現在的一半。

俄羅斯是世界上人口減少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
1914 年，俄羅斯有 8990 萬人口，1992 年達到歷史最高點，為 1.48 億，然而從 1992 年至今，俄人口死亡率比人口出生率高 50% 以上，在過去的 14 年內，俄人口減少了近 800 萬，預計到 2050 年俄人口將降低到 0.8~1.0 億。
普京總統稱之為「國家危機」，人口危機已成為威脅俄羅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頭號敵人，將來俄羅斯的國家基礎都會受到動搖。
到 2025 年，俄羅斯全國 15~24 歲年齡段的人口數將不會超過 600 萬。
這至少意味著作為軍事強國的俄羅斯到那時將不復存在。

就政治意義而言，俄羅斯人口的減少將使俄羅斯在包括聯合國安理會在內的國際組織中的作用和影響力發生變化。
為了緩解長期以來人口下降、經濟衰退的不利局面，俄羅斯總統普京決定修改法令，歡迎 2500 萬流亡國外的俄羅斯人回到家鄉。
大自然不會讓樹木長得戳破了天，同樣也不會讓人口無限地增長。
中國社會學家潘光旦（毛澤東的朋友）注意到中國古代風水學家觀察到的這樣一種現象：
財丁不能兩旺。
換句話說，丁是財之源，丁旺財才旺，也就是俗話說的「有子窮不久，無子富不長」；

但是財旺後，卻導致丁不再旺。
放大了來看，在中國，總是生活水平較低的農村生育率高於生活水平較高的城市；
在世界範圍，也是富裕的發達國家生育率逐步下降，而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人口迅速增長。
這導致了什麼樣的變遷呢？
凡是人口迅速增長的國家或地區，如印度等，都呈現出上昇的勢頭；

而發達國家或地區，由於人力不足，不得不引進大量外部移民，這些來自生活水平較低國家的移民，慢慢地取代、佔據了本土人原有的優勢地位。
是什麼原因導致「財丁不能兩旺」？
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調控著人口的數量，通過這一昇一降的方式，來推動社會階層的流動與文明的興衰更替。

在古代通過「左手」調控人口：
瘟疫、戰爭、饑荒、自然災害、猛獸、疾病等激烈手段。

遠古時代，人類壽命非常短（比如，生活在距今 70~20萬年之間的北京人掌握了火的使用，壽命大為延長，但是仍然有 68.2% 死於 14 歲前，超過 50 歲的不足 4.5%），人類繁衍非常緩慢，在這個過程中無數民族相繼滅絕（全世界很多地方發現了石器時代的遠古人類，但是這些部落在艱難繁衍數百萬年後都先後滅絕），整個人類也曾幾度到了滅絕的邊緣（現在全球所有男性 Y 染色體都來自 5.9 萬年前一個非洲男性祖先，女性的線粒體 DNA 都來自 14.3 萬年前的一位非洲女性祖先，就是說當時數萬、甚至上百萬的同期人口中都沒有後代相傳，要是沒有這兩個祖先，就不會有現在的人類）。

管子曰：
「倉廩實而知禮節」，在遠古時代，生存的壓力大，壽命短（影響文明所需要的智力因素），並且部落之間為了爭奪資源而互相殘殺，難以產生文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財富有所積累（發展文明所需要的物質因素），開始出現人類文明。

各民族「孝」文化的確立，使得養育子女不光是付出，還能得到部分回報，建立家庭互助保障（family security）系統，更是激發了養育後代的動力，財富的積累不光是本人，而且還在世代之間。

但即便到了農業文明時代，人類平均壽命也只有二十歲左右，「人生七十古來稀」。
現在看來很普通的疾病（如痢疾、普通感染病）在當時都可以致命，現在只需要簡單手術的骨折在當時可能導致勞動力的徹底喪失，18 世紀初倫敦每出生四個孩子只有一個存活。
5 康熙皇帝共有 21 個王妃，平均每人生育 2.6 個孩子，共生育 35 子、20 女，其中只有 24 個兒子、七個女兒活到成年。

乾隆皇帝共有 17 位王妃，平均每個王妃生育 1.6 個孩子，生有 17 子 10 女，但是有五個皇子、五個皇女早殤。
順治共有八個兒子，將康熙選為繼承人是因為康熙出過天花，已經有抵抗力。
沙皇俄國彼得大帝的兩位妻子共生育十個子女，但是只有 1 子 2 女活到成年，唯一的孫子彼得二世 14 歲死於天花。
皇室的營養條件、醫療條件好多了，但夭折率還有這麼高，普通老百姓孩子的存活率就更低，有時候生育十幾個孩子沒有存活一人。
一場瘟疫、戰亂足以毀滅繁衍了上千年的家族，比如「黑死病」曾經導致歐洲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亡。

近代人口的增加主要歸功於人類成功地扼住了上帝的「左手」。
曾經肆虐一時的鼠疫、黑死病、天花、傷寒、痢疾、斑疹傷寒等被有效控制，糧食增加後人類體質也增強，死亡率降低，壽命延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花的消滅和青霉素的發明。
天花是一種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傳染病，困擾了人類上千年，死亡率一般可達 25%，因其流行迅猛和極高的致死率而被稱為「死神幫兇」，曾造成至少一億人死亡，另外二億人失明或留下痘皮後遺症 ─ 終生疤痕。
1796 年，英國醫生 Edward Jenner 成功地進行了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醫學試驗 ─ 天花接種。

到 1801 年，接種牛痘的技術已經在歐洲許多國家推廣開來，並在 19 世紀中期傳入我國。
通過全人類長期持續的不懈努力，1979 年 10 月 26 日，世界衛生組織在肯尼亞鄭重宣佈，全世界已經消滅了天花。

6 18 世紀以前，人類的平均壽命只有 20 歲左右（當時歐洲人口的壽命要長一些），牛痘的研製成功使人類的平均壽命發生了首次飛躍，提高到 40 歲。
1928 年，英國微生物學家弗萊明發現了青霉素。
1942 年起，美國製藥企業開始大批量生產青霉素。

以青霉素為代表的抗生素的問世挽救了無數被細菌感染的病患，人類平均壽命出現了第二次飛躍，加上 1970 年代以來在心血管等疾病的防治上取得的進步，現在全世界人均預期壽命上昇到 67 歲。
外來因素引起的死亡率已經降低，現在壽命的延長更大程度取決於人的本身，如果癌症和心腦血管病等決定壽命的關鍵疾病能被攻克，那麼人類的平均壽命還能有所延長。
但考慮到細胞分裂規律，大多數科學家認為，我們正在慢慢逼近人類的長壽極限。

現在通過「右手」調控人口：


1、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關係沒有理順，政府忽視人口再生產，只關注物質再生產，男女分工紊亂。
人口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一直是人類發展的主線。
男主外、女主內其實就是人類數千年摸索出來的社會分工。
由於家庭是社會的細胞，過去物質再生產與人口再生產的矛盾在家庭內部就得以解決。
而現在一個家庭光是為了物質利益，完全可以不用孩子，兩口子都從事物質再生產，將人口再生產的責任扔給社會。

現代社會為了突出男女平等，無視男女生理、心理的差別和男女天然的分工，將婦女本來應該花於人口再生產的時間轉移到物質再生產，大多數婦女都在職業場所拚搏，增加了就業壓力，導致女人沒家庭（很多連孩子都不要），婚姻不穩定，家庭解體，破壞了儒家所強調的「男有分，女有歸」的男女分工。
現在物質供應能力沒有問題，主要是分配制度出了大問題。
需要尋求一種優化的分配制度，理順人口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的關係。

2、養老逐步社會化。

養育孩子是國家的財富，但卻是個人的高消費，不是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少福。
雖然國家總的經濟增長速度和人口增長速度正相關，但是由於分配的不合理，個人經濟收入卻與人口數負相關，導致個體生育意願不足。
現在宏觀經濟學也越來越重視微觀基礎。
個體做事情總是以自身考慮為主。
俗話說：
「小子不吃十年閒飯」，以前孩子幾歲就開始幹活（砍柴、放牛、看鵝鴨、燒火做飯），養孩子是一種投資，越窮越生，越生越富；

養老社會化後，養孩子單純是為了精神寄託，就像養寵物一樣，成本高，收益小，越養越窮。
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既然養孩子沒有個人利益，生育意願當然低。
《北京青年報》2005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關於「打算要孩子的原因」的問題選項，選擇最多的是「使人生更加完整」，佔 40%；
其次是「非常喜歡孩子」，佔 22%；
認為「孩子可以促進夫妻感情」的佔 16%；

「養老」並不是要孩子的主要原因，只佔 6%；
至於外人的壓力似乎作用更小了，因為配偶施加的壓力和來自社會的壓力分別只有 3% 和 5 % 。
養老已經基本不影響生育意願了。
3、養孩子成本增高，教育週期延長是其中一個原因。
以前孩子幾歲就開始幹活，12、13 歲就相當於半個勞動力了，現在到 20 歲左右才成為勞動力。

西方養小孩已經部分社會化，比如加拿大有「牛奶金」，德國有高達每個月上百歐元（2007 年起部分聯邦州將提高到三百歐元左右）的兒童撫養金，而美國等國家也有類似的稅收抵免政策。
但是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一個人人力資本積累的大部分是發生在家裡，特別是在生命週期的最初階段。
家庭花費在嬰幼兒身上的開銷仍然是鉅大的支出，政府的福利援助只起一種輔助作用。
美國農業部 2003 年的研究表明，美國中等收入家庭（2003 年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 4.3318 萬美元）每年要花近一萬美元撫養一個孩子，在孩子從出生到 18 歲成年以前，平均每個孩子的花費約為 16.5 萬美元；
0~4 歲平均每週開銷 250 美元。

7 英國 2005 年的資料顯示，一個幼兒長到五歲大約需要九萬美元（包括從懷孕開始的花費）。
上述開銷還不包括所謂的「隱性支出」，比如媽媽辭職造成的收入減少，換一輛大一點的車，換一套大一點的房子以及水電煤氣等日常開銷的增加。
日本平均家庭年收入接近 600 萬日元，養一個小孩從小到大要花 3000 萬日元。
2005 年日本人口問題白皮書列舉了一組數據：
夫妻年齡在 30 歲以上，孩子年齡在 6 歲以下的家庭中，有 31% 年收入低於 400 萬日元（約合 3.4 萬美元）；
但養育一個 1~3 歲的兒童平均每年支出是 50 萬日元（4300 美元），4~6 歲兒童每年的撫養費則達到 65 萬日元（5600 美元）。

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徐安琪研究員在上海市徐匯區抽樣調查的結果表明，一個家庭將孩子撫養至 16 歲，總成本將達到 25 萬元左右；
如果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家庭支出則高達 48 萬元；
在成年的未婚子女中，有 85% 仍需要父母支出生活費，這樣算到 30 歲，撫養子女的總成本達 49 萬元（以 2003 年的物價水平）；
1986 年北京市 0~16 歲孩子的家庭養育成本僅為 1.7 萬元，而 1995 年廈門市 0~16 歲孩子的花費高達 12 萬元，這次調查結果以最直接的數據證明了中國家庭養孩子的成本越來越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2005 年社會藍皮書》也指出，子女教育費用在居民總消費中被排在第一位。

4、避孕率增加。

5、結婚率降低，離婚率昇高。
家庭是利益共同體，生育時間是有限的，離婚率高一方面浪費生育時間，一方面使得女性不敢多生育孩子（會造成物質上的損失和工作機會、技能上的損失），另一方面使得撫養成本（物質成本、感情成本、精力成本）增高。

中國 2003 年離婚率比 1979 年增加五倍，離婚水平已超過日本和韓國，與新加坡同屬亞洲離婚率較高的國家。
2002 年北京市離結率高達 50.90%，也就是說，這一年平均每天不到兩對夫妻結婚就有一對夫妻離婚。

6、就業模式的改變使得生活節奏加快。
經濟政策所致心理安全感下降，物質水平在提高，但精神壓力反而增加；

女性受教育的總體水平提高和教育年限延長，導致女性育嬰期縮短；
就業壓力大，使得夫妻雙方都得工作才能保證家庭的經濟安全，婦女就業率上昇，面對激烈的社會競爭，沒時間養育孩子，職業婦女一般不願多生小孩受拖累；
生孩子需要休產假，工作會交給他人管理，對今後自己的「回歸」相當不利；
孩子肯定會分散自己的精力，影響昇職。
在過去的自然經濟時代，雖然生活水平低，但是生活節奏慢，第一產業人口佔絕大多數，直接與自然環境打交道，能夠預測未來幾十年的生活，一門手藝可以受用一生（甚至可以傳家），物質上雖然貧窮，但心理上比較安全；

現在就像坐上快速行駛的列車，對這趟車開往何處都茫然無知，個人只是社會分工的一個鏈條，知識更新快，「就業替代」頻繁，稍一疏忽就會「技術性失業」、脫離社會的主鏈，即使是鏈條上的能人，一旦脫離鏈條就什麼也不是了，對未來沒有安全感，現在發達國家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員已經只有 5% 左右，從事第三產業的超過 60%，打交道的不是自然環境，而是人和社會，難以琢磨，對未來缺乏預見性，人人自危。
最近，韓國在線就業網站的調查顯示，因求職失敗產生過自殺念頭的人佔被調查者的 27.8%；
70.8% 的人在求職過程中產生過憂鬱症的症狀；
除了自殺這種極端行為，韓國人的心理問題還體現在 54.3% 的受訪者稱，曾因工作中的壓力而偷偷地哭過。
加拿大算是個「悠閒」的國家，但是加拿大公民情緒健康研究協會等心理援助組織宣稱，全國 20 % 的人受各類心理疾病困擾，需要心理輔導。

高達 27 % 的歐洲人在生活中的某一段時間都出現過心理問題。
在歐盟國家中因心理疾病自殺的人每年達 5.8 萬，比在車禍和謀殺案中死亡的人數還要多。
8 面對激烈的競爭壓力，夫妻雙方都有工作才能更有效地保障家庭經濟的安全，但是卻等於是挪用了養育孩子的時間和精力。
2005 年《上海勞動報》一項在職場適齡白領女性中開展的萬人調查顯示，近一半的職業女性選擇為了職業發展而暫緩生孩子，認同「現在就業壓力重，生孩子時機尚不成熟」的比例將近 50% 。
2006 年《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央視「時空調查」合作，通過新浪網新聞頻道實施的一項調查顯示，由於工作忙、壓力大等原因，女性的婚育年齡被一再推遲。

調查中，未生育者佔 73.3%，其中僅有 3.4% 的人打算在 25 歲之前要孩子，而計劃在 29~33 歲期間懷孕的比例高達 57.4%，此外還有 21.5% 的人打算「33 歲之後再說」。
7、婚齡、育齡延遲。
工業化使得人的教育週期延長，養家餬口的時間滯後，使婚齡提高成為一種趨勢。
日本 1953 年出生的女性中，到 30 歲時有 18% 沒有孩子；
1961 年出生者，有 30% 沒有孩子；

1967 年出生者，有 40% 沒有孩子；
1973 年出生者，到 30 歲時有 51% 沒有生育。
9 日本厚生勞動省發表的調查顯示，51.5 % 的 30 歲女性 2004 年時還未生兒育女，31 歲女性的未生育比率是 51%，32 歲女性是 49.8%，33 歲女性是 48.9%（這些人即使今後想要生孩子也有相當部分沒有生育能力了）。
而按照產科學和遺傳學的研究成果，20 歲出頭是黃金生育年齡，生育質量和生育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高而下降，30 歲以上的孕婦被稱為「高齡孕婦」，要是過了 35 歲，甚至會成為「高危孕婦」。

8、生理的病態：
不明原因的生育能力降低（下文將詳述）。

9、單身、丁克、同性戀等。
比如 2003 年日本有 25% 的男 人 和 1 6 % 的 女 人 在 近 4 0 歲 的 時 候 還 是 單 身 。
10 新 加坡 2005 年 40~44 歲的人口中，14~15% 是單身。

中國上海、北京的政策生育率在 1.0 以上，但實際生育率只有 0.7 左右，這說明有 30% 左右的女性沒有生育。

10、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隨著經濟的發展，心理撫養能力下降。

11、電視、電腦等娛樂活動等導致婚內性生活減少，無性婚姻興起；

而婚外性生活卻泛濫。

可見這隻「右手」比「左手」複雜多了，既有制度因素，也有心理因素，還有生理因素。
現代經濟制度就像一個暴發戶，有錢不會用，本來財富已經充足，完全可以過上幸福的生活，但是由於分配制度不合理，搞得人人自危，連孩子都不敢生，人口本身都難以持續發展。
總結成一句話：
「右手」就是「生產力壓迫人口」。

遏制「右手」任重道遠。

概括起來，各國傳統的生育文化都是圍繞兩個基本點：
家庭和性。
將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矛盾控制在家庭內部，並且通過禮教確保性的工具地位，將淫蕩視為邪惡從而保護生育器官。
現在社會分工細化，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矛盾不可能控制在家庭內部，而社會開放到這個程度，政府已經很難對性有所限制了。

在「左手」時代，富裕階層生活淫亂導致生育能力的下降（下文將詳述），而普通百姓沒有淫亂的條件，保護了生殖器官；
吃苦耐勞的窮人對瘟疫的抵抗力比富人高；
並且逃避戰亂的能力比富人強；
此外富人容易被人嫉恨，容易被強盜劫殺（「財不露白」是古訓）。

這些大概是「左手」時代「財丁不能兩旺」的原因。
比如晉王朝，謝家族曾經非常顯赫，人才輩出，如淝水之戰的主帥謝安、謝石、謝玄，重臣王導、王敦，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才女謝道韞等。
大唐詩人羊士諤在其〈憶江南舊遊二首〉中寫道：
「山陰道上桂花初，王謝風流滿晉書。」
王謝家族之氣派與繁盛，由此可見一斑。
梁武帝時的大梟雄侯景向兩族求婚被拒，遂視此為平生恨事，最後造反時將王謝兩家幾乎屠殺殆盡，輝煌數百年的王謝兩家從此一蹶不振。

結果，隋唐的歷史舞臺上沒有了南方王謝的身影。
唐代劉禹錫感嘆道：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金陵四十八景題詠〉：
「王謝門庭今已非，幾家矮屋掩雙扉，多情燕子偏憐舊，春日獨來小巷飛。」
而在「右手」時代，由於上述 11 個原因，「右手」對富裕國家、階層的打擊力度更大，也導致「財丁不能兩旺」。
在兩個時代都有一個共同特點：
富人雖然在物質的佔有上處於優勢，但卻因為生育本領（生理的本領、心理的本領）的喪失而在繁衍中處於劣勢。

同樣，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類逐漸失去某些動物本領，比如對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的感知能力。
這裡重點探討一下生殖能力下降的問題：
發達國家不孕不育症的發生率約為 15~20%，世界衛生組織甚至認為有些地域發病率最高已達 36 % 。
中國主流學者認為中國不孕不育人群比例在 20 年間增加了十倍，已從過去的 1~2 % 上昇至現在的 12.5%，並且還在快速上昇；
部分學者認為已經接近 20%。
11 與此同時，兒童性早熟的案例，近年間在中國急劇增長。

據北京東直門醫院的一份門診統計顯示，最近兩年該院治療的性早熟孩子門診量，比以往增加 3~4 倍。
兩三歲的孩子就已出現第二性徵，今天在中國已不再是什麼新聞。
12 生殖能力下降的原因很複雜，西方國家在 1950 年代不育不孕人群比例就已經達到中國現在的水平。
更主要是因為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古代皇帝雖然有三宮六院，但生育能力不高，有的甚至需要過繼兄弟的兒子才能延續皇權），工業化所引起的生活習慣的改變、精神壓力增大。
人們想當然地將生殖力的下降歸罪於自然環境污染，其實自然環境污染可能是其他一些疾病的元兇，但對生育能力下降來說最多只能算是幫兇。

美國自然環境比中國要好多了，但不育比例更高，因此不能將生育能力的降低歸因於人口增加所造成的自然環境惡化。

生育能力的下降主要應當歸罪於工業化以來人文環境的惡化以及一些不健康的食物。
性開放（娼妓和婚外情泛濫）所致的生殖道感染是重要原因，性伴侶多意味著生殖道感染率高。

隨著社會的發展，不孕的比例逐漸上昇。

古代只有富裕階層才有淫亂的條件，現在淫亂大眾化，必然導致整個社會生育率的下降。

以前主要是女性不孕，現在由於精子數量和質量的顯著下降，男性不育比例不斷昇高。

四川省成都市計劃生育指導所公佈了該市 14 所大學大學生的精子測試報告，發現近四成人精子不合格，預計將來不育率可高達三分之一，比醫學文獻公佈的全國男性不育率高出一倍以上。
專家擔心大學生不育率的大幅上昇將嚴重影響未來的人口素質。
與1940年相比，今天全世界男子的精子密度下降了一半，平均每年下降 1 % ；
幾十年之後，人類甚至可能會出現「無精危機」。
美國的一位化學教授甚至預言，到 2040 年，美國將有一半的男人沒有生育能力。

13 據日本慶應大學醫學教授 1998 年做的一次醫學普查，1970 年代日本男性的精子數為每毫升 6500 萬，1980 年代為每毫升 6300 萬，1990 年代精子數驟減到每毫升 5700 萬。
日本不孕不育症也呈逐年上昇趨勢。
一些學者擔心，日本未來可能會出現「無精危機」。
除了精子數下降，活動精子的比例和正常形態精子的比例也逐年下降（分別為每年下降 0.6% 和 0.5%）。
14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 2006 年發表文章認為，目前中國男子的精子水平，最近三年間已經減少了 4~5%。

15 如果按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鍾南山院士悲觀地推測 50 年後人的生育能力就喪失了。
女性的生育能力也在降低，只是目前還沒有男性生育能力下降那麼驚人。

有人說男人精子上億，都浪費了，精子數量下降不可怕，但事實並非如此。
整個生育過程是：
精卵結合 — 著床 — 懷胎 — 分娩。

在這個過程中首先要精卵結合，精子的任務就是要從陰道進至宮頸口，通過宮腔進入輸卵管，最終在輸卵管與卵子結合，當出現分裂細胞的受精卵後，回到子宮裡著床。
這個過程要求精子的質量要高，否則很難完成這一艱難的長途跋涉，而且絕大多數精子又受到各種障礙、不利的環境以及吞噬細胞的作用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這一「強者生存，弱者滅亡」的篩選過程，對優生是極為有利的。
使得只有那些最強壯的精子，才能「過五關、斬六將」而到達受精的終點，與卵子結合。
由此可見，精子肩負重任，而行走的又是一條如此艱難的道路，就像漢代《古詩十九首》感嘆的那樣，「道路阻且長，（和卵子）會面安可知」。

當精子密度小於 2000 萬/毫升時就會不孕，現在不但數量降低，精子成活率、活動率、正常形態精子比率都在降低，所以鍾南山院士憂心忡忡，認為應該關注食品安全。
筆者近年多次參加與生殖有關的國際會議，參觀過美國的一些生殖實驗室，對人類生殖問題有所了解。
男性不育比率正在急速上昇，目前的解決方案是借助實驗設備採集精子再進行篩選，然後再把體外受精的試管嬰兒胚胎移植到母體，花費為 8000 美元左右，但成功率只有 40%。
一些病人幾乎無精子，只好採取睾丸組織培養出幾個精子細胞（這就遠沒有自然選擇那麼有利於優生了），但受孕成功率只有 30 % 左右（出生成功率更低）。
當全社會有 40 % 不育時，得花費多大社會成本 雖然到時候成本也許會有所下降 ？

對於男性不育來說，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陰囊溫度的昇高。
正常情況下，陰囊溫度低於體溫 2~3℃ 左右，這種溫度差異乃是確保精子產生的重要條件之一（隱睾症患者，要是不及時通過手術將睾丸從體溫的腹腔引入低溫的陰囊，將終生不育）。
陰囊皮膚對外界溫度的高低很敏感，陰囊無皮下脂肪而有豐富的汗腺，有助於散熱。
溫度過高，生精作用就會出現障礙，甚至完全停止，一些研究發現，陰囊溫度上昇一攝氏度就足以抑制精子的產生，同時睾酮的分泌也將減少。
導致陰囊溫度昇高的原因千奇百怪，如肥胖引起陰囊脂肪過多，靜脈曲張使血流速度減慢而不能及時把熱量帶走，緊身不透風的內褲、牛仔褲影響空氣流通並把睾丸緊緊壓向會陰部等。

另外，現代設備如筆記本電腦、手機等都有可能昇高陰囊溫度，研究人員稱，將筆記本電腦放在雙腿上，在使用一小時後，陰囊的溫度平均上昇 2.6~2.8度。
以前飢寒交迫，衣不遮體，並且絕大多數人忙於農活（現在只需要 10 % 左右的農業人口），面向黃土背朝天，陰囊散熱快，陰囊溫度當然低，生育能力強；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豐衣足食，陰囊脂肪過多，有條件泡熱水澡，都會使陰囊溫度提高。
上帝將陰囊從體內拉出來；
現在人們將陰囊放進去（衣服），陰囊溫度（反映生活水平）可能是上帝暗設的調控人口的開關之一，這大概就是「財丁不可兩旺」的生理學基礎。

人類精子數量下降的幾十年恰恰是陰囊溫度昇高（生活水平提高所致）的幾十年。
人口學家所看不起的陰囊看來是很多人口問題的癥結所在（筆者只是提出這種可能，還有待生物學實驗驗證）。
今後為了提高生育率，國家也許有必要強制推行「男性內褲衛生標準」：
必須有冷卻功能！  肥胖男人精液中的 DNA 發生斷裂的比例很高，也使得生育能力降低，DNA 斷裂比例超過 30% 時，懷孕率降低，流產率增高。

生活水平提高也降低了女性的生殖能力，肥胖症可導致女性卵巢功能異常、子宮發育不良、不孕症、性機能異常及外陰、陰道炎等婦科疾患。

已經證實肥胖症患者不孕的發生率明顯高於體重正常者。
比如香港每年約有 7~11 萬女性因肥胖而患卵巢多囊症，導致不能生育。

40 年前亞洲黃種人不孕不育發病率遠遠低於歐美白種人（可能是當時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國家生活水平都低的緣故），現在反而有後來居上的趨勢。
目前日本、韓國、臺灣、香港、澳門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生育率大大低於歐美，雖然主要原因是生育文化和民族心理，但生育能力的因素也不容忽視。

比如不久前，日本和歐洲的科學家從歐洲和日本男子體內提取精液進行分析。
結果顯示，日本男性的精子數倒數第一。
如果日本男性的精子數以 100 來計算，芬蘭男性為 147，蘇格蘭男性為 128，法國男性為 110。
16人類文明的進步導致調控人口的手段由「左手」換成「右手」。
這在人類歷史上是普遍現象，這種現象是由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

在過去由「左手」引起高死亡率的時期，為了維持民族的生存，就必須有高生育率；
而近代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掌握了對付傳染病和自然災害的能力，大大削弱了「左手」的力量，使死亡率下降，壽命延長，這個時期仍然維持高生育率的話，就會出現人口過度膨脹現象，這個時候「右手」的作用就開始顯現。
這種「左手」、「右手」交替調控的方式，決定了人口呈長 S 形變化：
數千年的低水平平穩期，兩百多年的急劇上昇期，然後是人口高水平平穩期（一些國家將經歷一段減少期）。
由於有「兩手」的存在，在人類歷史上鼓勵生育是主流，限制生育只有幾十年的歷史（並且還是因為認識錯誤）。
讓人不生育容易，讓人生育難；

破壞房子容易，建設房子難。
在這個「左右手」交替的過程中存在一個「窗口期」（數千年一遇的人口發展期），這個時期生育率仍然較高，但死亡率已經開始降低，壽命開始延長，這就是人口 S 曲線的上昇階段。
這個「窗口期」越長，人口增加越快，一個民族佔全球的份額越大。
任何國家在這個「窗口期」都會有人口壓力，18 世紀末英國處於「窗口期」時，馬爾薩斯發表人口論大喊「人口危機」就是明證。
反過來看，這個「窗口期」充滿生機、活力，是一個國家國力上昇最快的時期，大量年輕有活力的人口本身就意味著鉅大的創造力，在人口壓力面前人類的創新精神是無止境的，18、19 世紀歐洲處於這個「窗口期」的時候完成了產業革命，奠定了現代文明的根基。

現在中國和印度的高速發展也得益於這個「窗口期」，這個時期會湧現出大量科技和思想的創新，對此要加以鼓勵而不是打擊。
這個「窗口期」也是一個混亂的時期，一個容易出錯誤的時期，一旦失誤將導致國家和民族從此走向衰落，因此為政者需要有清醒的頭腦，樹立起可持續的發展觀。

要是所有國家都有同樣長度的「窗口期」的話，等於各國人口增長的 S 形曲線是平行的，等人口平穩下來後各民族所佔份額基本不變。
1800~1949 年中國人口波動在 4~5 億，屬於 S 形曲線的下端；

而發達國家卻處於「窗口期」，人口快速上昇，這段時間中國人口佔全球人口的比例是不斷下降的。
1949 年後，發達國家已經到了 S 形曲線的上端，人口呈低慣性增長，現在不少發達國家已經到達人口頂峰（有些國家開始下降）；
與此同時，中國卻進入了「窗口期」，人口快速增長，中國人口佔全球人口的比例呈恢復性增長，會有人口「膨脹」壓力，但熬一熬也就過去了。
要是不人為干預的話（1970 年也不實行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在 2040 年左右將達到 S 曲線的頂峰，中國人口佔全球人口的份額將會部分恢復（至少能遏制下降的趨勢）。
換句話說，西方國家人口增加早，平穩也早，中國人口增加晚，平穩也晚，最後人口平穩下來後，中國人口佔全球人口的比例將得以部分恢復。

中國的計劃生育等於是人為地強行縮短了這個「窗口期」（使得中國放棄了數千年一遇的人口發展機遇），使中國人口過早地到達了由增長向減少的過渡階段，減少了「以人為本」的「本」。
人口一直是個問題，以前和將來是人口不夠的問題，只有這中間兩百多年是人口相對「過多」的問題。

縱觀中國人口史，可將其發展分為數千年的低水平平穩期，一百年左右的快速增長期（1700~1800 年），一百多年的中水平平穩期（1800~1930 年），十幾年的低速增長期（1930~1949 年），30 年的快速增長期（1950~1980 年），然後是低慣性增長期（1980~2020 年），最後是：

A、高水平穩定期（停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

B、緩慢減少期（停止計劃生育但不鼓勵生育）；

C、快速減少期（繼續現行計劃生育政策）。

註釋和出處：
1穆光宗：
〈構築以人為本的人口政策和人口戰略〉，《學習時報》，2004 年 10 月 18 日，第四版。
2〈歷代人口數目簡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http：
//agri-history.ihns.ac.cn/history/renkoubiao.htm）。
3吳萬偉：
〈從「人口爆炸」到「健康爆炸」〉，中國網， 2006 年5 月 15 日（http：
//www.china.org.cn/chinese/renkou/1209403.htm；
譯自“Doom and Demography” by Nicholas Eberstadt。
http：
//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fuseaction=wq.essay&essay_id=162417）。

4〈人口的假話〉，《新聞週刊》，2002 年 9 月 20 日（http：
//www.chinanewsweek.com.cn/2002-09-20/1/441.html）。
5Michael Warren：
A Chronology of State Medicine，Public Health，Welfare and Related Services in Britain：
1066~1999 （http：
//www.chronology.ndo.co.uk/1700-1799.htm）。
6潘鋒：
〈傳染病：
人類不可承受之痛〉，《科學時報》，2005 年10 月 24 日（http：
//www.cas.cn/html/Dir/2005/10/24/13/56/02.htm）。
7“How Much Does It Cost To Have Kid？
”October 31，2003（http://www.koco.com/family/2600672/detail.html）。

8程剛：
〈自殺增多破壞社會和諧，心理疾病折磨全球十億人〉，《環球時報》， 2007 年 2 月 28 日，第七版。
9Jonjayray：
Catastrophic drop in births in Japan ，March 4，2006（http://majorityrights.com/index.php/weblog/comments/catastrophic_drop_in_births_in_japan/）。
10Rebecca MacKinnon：
Single，childless Japan emerging ，CNN，July 16，2003（http://www.cnn.com/2003/WORLD/asiapcf/east/07/16/japan.singles/index.html）。
11〈我國不孕不育人群比例 20 年增長約 10 倍〉，央視國際，2005年 8 月 31 日（www.cctv.com.cn/program/zgrk/ 2005 0831/101649.shtml；
www.cctv.com.cn/program/zgrk/ 2005 0831/101652.shtml）。

12賈也：
〈食品安全關乎國運興衰〉，《環球時報》，2006 年 12 月15 日，第十一版（http://paper.people.com.cn/hqsb/html/2006-12/15/content_12108642.htm）。
13楊孝文：
〈科學家驚訝發現精子也有團隊精神〉，人民網，2004 年 7 月 8 日（http://www.people.com.cn/GB/keji/1057/2625621.html）。
14

賈也：
〈食品安全關乎國運興衰〉，《環球時報》，2006 年 12 月
15 日，第十一版（http://paper.people.com.cn/hqsb/html/2006-12/15/content_12108642.htm）。
15
賈也：
〈食品安全關乎國運興衰〉，《環球時報》，2006 年 12 月
15 日，第十一版（http://paper.people.com.cn/hqsb/html/2006-12/15/content_12108642.htm）。

16
〈小泉呼籲國民提高生育率用詞鬧笑話〉，網易新聞中心（來源：

《華商報》，2006 年 6 月 1 日）（http://news.163.com/06/0601/07/2IH0CCDO0001121M.html）。

從羅馬帝國的滅亡看歐洲的未來
美國作者 Philip Longman（菲利普．朗曼）在他的《空搖籃》（The Empty Cradle: How Falling Birthrates ThreatenWorld Prosperit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一書中寫道：
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首次出現的全球人口老化和出生率下降正在威脅著現代社會。

羅馬時代是奴隸制繁榮時期。
大規模直接役使外族奴隸，使羅馬的物質生活高度繁榮。
工商業的發達，帶來了人類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城市文明。
羅馬帝國投入大量的財富、時間和精力到精神和文化生活中，從而在政治、法律、哲學、文學藝術、城市規劃與建築等方面都取得了鉅大的成就，湧現了塞內加等著名哲學家，出現了最初的人本主義精神，「人是萬物的尺度」的思想非常普及，並且建立了共和政制。
羅馬帝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發達，是今天西方文明的源頭。

曾經輝煌一時的羅馬帝國到底是怎麼滅亡的？
有些史學家認為社會的淫風、羅馬人的縱慾使得人口減少是古羅馬帝國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據史學家吉朋記載，當時有個卡拉卡拉大浴場，同時可供 2300 人入浴。
男女混雜，淫亂的事層出不窮。
還有很多瘋狂的性節日，比如羅馬花節，20 萬妓女同時湧向街頭，假陽具和陰戶的仿製物是狂歡的道具。

1 羅馬不但有妓女節，還有同性戀節日，同性戀被當作一種婚姻形式受到保護。
淫蕩的民風導致古羅馬人（指自由民以上的人）的生育率下降：

1、由於奴隸從事生產，自由民基本脫離體力勞動，享受奴隸的勞動成果，生孩子沒有利益，生孩子的付出與個人利益脫鉤，衝擊和破壞了以生殖為首要目的的性觀念。

2、女奴大量湧入和公共娼妓制的興盛，直接衝擊和破壞了一夫一妻制婚姻。

無效性生活（不生育孩子的性生活）增加，有效性生活（夫妻之間的性生活）減少。

3、由於羅馬後期同性戀和嫖妓成風，人們貪圖享受，迴避家庭責任，不生不育。
羅馬帝國並且掌握了避孕術，如藥劑、栓劑和陰道塞。

4、性病引起不育不孕。

5、洗熱水澡過度也影響到男性精子的生成和活力。

6、古羅馬人從送水的鉛管、杯子、烹調用的坩鍋、女性化妝品的白鉛及酒中吸收了微量的鉛，久而久之導致慢性鉛中毒症，造成了男子不育和女子不孕。

由於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上層自由民人數不斷減少。
據記載，古羅馬特洛伊貴族 35 名結了婚的王爺，半數以上沒有生育；
其餘的王妃雖然有喜，生下活著的只是少數幾個低能兒，皇室幾乎沒有嫡生的子女。

北匈奴被中國打敗後，逃往歐洲，征服阿蘭國。
阿蘭國西邊的森林裡生息著東哥特人和西哥特人這兩個日耳曼人蠻族部落聯盟。
他們基本上以打獵為生，衣獸皮，食獸肉，住草棚，沒有文字，沒有禮儀。
公元 374 年，匈奴人向西征服東哥特人，驅趕西哥特人，西哥特人在逃竄的同時又打擊近鄰的各日爾曼部落。
匈奴人的這次進攻幾乎把所有的日耳曼部落都驅動起來，紛紛向西逃竄，到羅馬帝國境內尋求庇護。

西哥特人後來經羅馬皇帝瓦倫斯的允許，越過多瑙河進入帝國境內的色雷斯避難，作為同盟者為羅馬帝國禦邊。
定居於羅馬帝國內部和周圍的日耳曼蠻族生育率很高，人口迅速增加，對羅馬帝國形成鉅大的威脅。
由於人口出生率從公元 1 世紀就開始下降，羅馬帝國的人口卻一直在減少，並且體質下降。
到羅馬帝國後期，奴隸起義此起彼伏，外族不斷入侵，自由民人數不夠，軍事行動只好由日爾曼蠻族僱傭軍代勞。
僱傭軍學會了古羅馬人的軍事組織技能，逐步取得充當國家機器的軍隊的支配權，變成羅馬人不可扼制的力量。

公元 395 年東西羅馬分裂後，東羅馬帝國演進了自身的發展史（拜占庭帝國），西羅馬成為蠻族的目標。
公元 408 年，哥特人在阿拉里克帶領下佔領了羅馬的港口，斷絕了羅馬的糧食來源。
羅馬人為了湊足 5000 磅的黃金貢品，甚至將金質的神像都熔化了。
哥特人收到這些貢品之後，才允許羅馬人出城買糧食。
公元 410 年，阿拉里克決定打進羅馬城，他向士兵們宣佈：
攻進羅馬，可以任意搶劫三天。

三天三夜的洗劫，四面八方的大火，使巍峨的殿宇、壯麗的宮殿化為一片焦土。
羅馬皇帝成為蠻族的傀儡。
君士坦丁堡的東羅馬帝國為了挽救西羅馬帝國，於公元 468 年出動海軍遠征，但遭到慘敗。
公元 476 年羅馬帝國徹底崩潰。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但是羅馬卻是在短時間就被毀滅的。

羅馬帝國滅亡的原因可以歸納成一點：
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關係失調。
歷史學家普遍認為西羅馬帝國滅亡是歐洲文明的倒退，是世界史上最嚴重的一次逆淘汰。
正如帝國滅亡後在基督教的一次會議上有人嘆息：
「雄偉的建築物被搗毀，珍貴的典籍被付之一炬，繁榮的城市被廢棄，纖弱高貴的婦人成為野獸手中的玩物。」
自西羅馬帝國滅亡到 15 世紀文藝復興運動這段長達一千年的歷史被稱為「黑暗的中世紀」。
經濟大倒退（歐洲商業發展曾一度中斷，恢復蠻族以物易物的方式）、文化跌入低谷、人們的精神陷於愚昧和迷信之中。

中世紀時期少有繼承希臘、羅馬傳統的工藝，就算有也都呈現審美與製作工藝上的倒退。
失傳的也包括羅馬帝國的避孕術，中世紀的歐洲人不知道任何避孕方法，直到 18 世紀還未發現這方面的蛛絲馬跡。

基督教於公元 1~2 世紀傳入羅馬，流傳於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各族人民中間，在基督教教義中提出的性禁慾主義反映了當時廣大下層民眾的心理，在某種程度上總結了歷史教訓，因而容易被許多人接受。
羅馬帝國先對基督徒殘酷迫害，後來又加以利用，於公元 4 世紀將基督教定為國教。

社會學家和基督教辯護者洛德尼．斯塔克指出，羅馬帝國時期基督徒的出生率高於異教徒，而且平均壽命也更長，由此產生的人口比例優勢使當時微不足道的信仰耶穌的基督教逐漸成為西方世界的主體文化力量。

可能是吸取羅馬帝國縱慾亡國的教訓，基督教的禁慾思想在中世紀的歐洲佔主導地位。
基督教對古羅馬淫亂風潮矯枉過正，《聖經》的《新約》稱「性就是罪」。
基督教會反對性愉悅，宣揚性是罪惡的，性和罪惡有著種種聯繫。

禁慾的觀念，在西方發展到極端的時候，性活動只有在婚姻之內，並且直接與生殖有關才是正常的。
基督教會竭力提倡男上女下的前入位的性交姿勢，因此這種姿勢又被稱為「傳教士式」。
同時，教會還推行一種特別設計給女人上床時穿的內衣，它非常笨重，只在下方適度部位開了一個洞。
這樣使性交時接觸最少，性快樂也降至最低限度，但可以讓妻子懷孕。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性復甦，帶來一段科學與藝術革命時期，但其後享樂主義在歐洲又有抬頭，在法國追求享受並採納馬爾薩斯人口論控制生育的時候，英國卻實行禁慾，尤其是維多利亞女王（1819~1901 年）統治的時代，整個英國嚴格執行禁慾主義，生育率居高不下。
這種不對稱的人口政策使得英國人口劇增，從而主導了歷次產業革命。

20 世紀席捲西方的性解放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引起生育率下降。
同性戀、吸毒等現象在西方蔓延。

同性戀、吸毒團體還積極參與政治。
歐洲不少國家將同性戀婚姻合法化。
同性婚姻（民事結合）已合法化的國家有：
丹麥（1989 年）、挪威（1993 年）、瑞典（1994 年）、冰島（1996 年）、荷蘭（1998 年）、德國（2001 年）、芬蘭（2001 年）、法國（2002 年）、瑞士（2002 年）、比利時（2003 年）、加拿大（2005 年）、西班牙（2005 年）、英國（2005 年）。
歐洲委員會的《歐洲人權手冊》稱同性戀關係等同於男女婚姻關係，並且宣傳同性戀價值。
波蘭因為抵制同性戀，還遭到歐洲委員會的譴責。

荷蘭 2001 年宣佈批准大麻列為處方藥，包括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三大城市，合法吸食大麻的咖啡廳林立，光是阿姆斯特丹就有兩百多家。
大麻半合法的國家也不少：
英國政府免除民眾限量持有及吸食大麻的罪行；
德國在七大城市設立了七百個吸毒點，癮君子可以在合法的吸毒點公開吸毒；
葡萄牙當局不再視個人吸毒與持有者為刑事犯罪，只要繳納罰款即可走人；
瑞士撤銷販售安非他命的判決，理由是安非他命是軟性毒品；

西班牙與意大利政府也免除大麻持有者的刑罰。
可見羅馬帝國的歷史正在歐洲重演：
1、羅馬帝國因為奴隸從事生產，自由民生孩子沒有利益，養孩子的付出與個人利益脫鉤；
現在歐洲建立起社保制度，並且由於掌握高層產業鏈，可以購買發展中國家的廉價產品，「生孩子無用論」興起。
2、古羅馬和現代歐洲都因為性病引起不育不孕。
3、古羅馬因為公共娼妓制和同性戀的興盛，直接衝擊和破壞了一夫一妻制婚姻；

現在歐洲因為「性解放」而使得無效性生活增加，有效性生活減少。
4、現在歐洲國家避孕措施和技術比古羅馬要發達。
5、古羅馬人因為慢性鉛中毒症造成了不育不孕；
現在歐洲人因為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毒品等導致不育不孕。
6、古羅馬因為生育率降低、適齡軍人不足而僱用蠻族軍隊，蠻族因為大量移民和高生育率而使得人口大增；

現在歐洲人因為生育率降低（整體只有 1.38）、勞動力短缺而引進文化上相對落後的穆斯林移民，穆斯林的高生育率將改變歐洲的民族結構。
法國出現穆斯林暴亂（巴黎「二戰」以來最大的一起騷亂）；
「丹麥漫畫」事件更是席捲歐盟，多國政要不但不敢維護西方國家一直堅守的「言論自由」，反而不得不向穆斯林社團道歉。
很多媒體都怕找麻煩，小心翼翼的，生怕穆斯林以武力報復。
西方領導們也是如此，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去清真寺朝聖。

美國由於 1980 年代以來在回歸基督教生育文化上獲得了一些成功，生育率上昇到世代更替水平，繁衍越來越多的後代將使得美國保持陽剛，加強其在未來兩代的戰略地位，而人口萎縮的歐洲將變得越來越陰柔，逐漸墮落到無關緊要的地位。

看來古代風水學還是有道理的，一方山水養活一方的人，有什麼樣的風土就有什麼樣的人情，就會誕生什麼樣的文明。
曾經孕育過輝煌的希臘、羅馬文明的歐洲大陸，也孕育了近代西方文明，然後在輝煌數百年後都因為貪圖享受，淫亂、同性戀、毒品泛濫，致使生育率降低，人口減少，文化面臨消亡。

中國正在走歐洲的老路
東西方歷史有些相似。
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與古希臘同期，兩地的科學與文明發展迅速，在數學、天文學、醫學、生物學等方面的研究幾乎同時達到了當時世界的頂峰，中國湧現了孔子、老子、孟子、莊子、墨子、荀子、韓非子等先哲，希臘湧現了赫拉克利特、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阿基米德等大師。
中國的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學說，被秦始皇焚燬，漢朝只繼承了殘存的文明。

古希臘人的文明遺產也只被古羅馬人破壞性地延續下去，其中科學文明直到一千多年之後，才因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歐洲大陸，牛頓在物理、數學、天文學等方面的才能才超過希臘的阿基米德。

與西方強大的羅馬帝國同期的是中國強大的漢朝。
漢末、魏晉時期，往往被今人形容為一個人性覺醒、思想解放的時代。
魏晉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為淫亂的時代，士族飲酒服藥（五石散等毒品），放浪形骸，盡情享受聲色，崇尚空談和陰柔美，玄學興起。

好男色，「狎昵孌童」成為一種時尚，且公然予以歌詠。
美男子潘岳每次乘車出遊，女人們不但圍追堵截他，還爭相向他丟水果，每每滿載而歸。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
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
儒家、東晉史家干寶《搜神記》卷七：
「元康中，貴遊子弟相與為散髮 身之飲，對弄婢妾。

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
干寶評價「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
干寶將這些現象與一系列其他怪異等量齊觀，視之為西晉敗亡之兆，「胡狄侵中國之萌」。
漢朝以來，就有胡人不斷向中原內地遷徙，逐漸盤踞中國北部地區，勢力不斷壯大。
西晉元康九年（299 年）江統著《徙戎論》，文中提到「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西晉王朝爆發「八王之亂」（從公元 291 年開始到公元 306 年，共持續 16 年），各派皇室宗親和軍閥們為了爭奪權利，競相僱傭匈奴、鮮卑等遊牧民族軍隊，大批蠻族部族潮湧般沖入華夏文明的中心中原地帶。
一方面是淫亂、禮崩樂壞的西晉王朝，一方面是剽悍的胡風。
在「八王之亂」以後，晉室分裂，國力空虛，民生凋敝，從永嘉五年（311 年）開始，匈奴、鮮卑、羯、羌、氐等少數民族趁機起兵作亂，開始了對漢人社會的大肆殺戮和搶劫，《晉書》記錄當時永嘉喪亂，中原士族十不存一，遊牧民族在人口上佔有絕對多數。
整個中原地區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長達 130 多年的分裂割據、互相混戰的動璗時期，史稱「五胡亂華」。
干寶《晉紀總論》譴責西晉：
「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

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儉；
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
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
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
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

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堤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
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應詹在給元帝上疏總結西晉滅亡的原因時說：
「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
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望；
尋文謹案，目以蘭薰之器。
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五胡亂華」導致文明逆淘汰，但慶幸的是，大量漢人為避戰亂從中原遷往長江中下游，史稱「衣冠南渡」，東晉偏安江南，保存了文明。
《晉書．王導傳》說：
「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
但是東晉又發生王敦叛亂，湘州刺史司馬承（皇叔）率先平叛，易雄（筆者為其第 53 代孫）草檄歷數王敦罪狀，移檄各地。
晉明帝 324 年平定內亂，避免北方「五胡」侵擾東晉。

而五胡互相殘殺，人口減少（有些民族甚至從此消亡），北方的漢族也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並最終控制了局面。

羅馬帝國的滅亡導致基督教在歐洲的興起；
「五胡亂華」導致佛教在中國的興起。
佛教要求禁慾，反對邪淫，出家人不能娶妻生子，並提出了普度眾生的思想。

佛教能順利傳入，是適應了亂世心靈之所需，對東漢以來的淫亂風潮進行矯枉。
費正清說「（佛教）優美的宗教藝術、充滿美感的儀式、對亂世充滿吸引力的寧靜的寺院生活，在人們無路可走時給予解脫承諾」。

羅馬滅亡約三個世紀以後，查理曼成功地重新統一了西歐的一個廣大地區。
在漢王朝滅亡約三個半世紀以後，隋朝結束了自西晉以來 270 年的分裂。

隋文帝成功地重新統一了中國，建立了科舉考試制度，草創了輝煌的隋唐文明。
而查理曼帝國不久就四分五裂，從未再次獲得統一，查理曼王朝的文明復興也隨著查理曼王朝的滅亡和他的帝國的崩潰而夭折。
在此後，一直到文藝復興，東方文明一直佔有優勢。

中國的人口優勢避免了羅馬帝國的歷史在中國重演：
  1、漢朝由於人口優勢，能夠驅逐部分匈奴，否則後面「五胡亂華」的結局可能要改寫。

2、西晉「五胡亂華」時，中國有大量的人口南渡，建立了東晉，保留了文明，北方也還有相當數量的漢人進行抵抗；
而羅馬帝國卻由於人口太少而不能抵禦大量湧入的日耳曼人。
3、隋文帝憑藉漢族人口優勢重新統一中國。
日耳曼蠻族滅亡羅馬帝國，「五胡亂華」，蒙古滅宋，滿族滅明，都是文明的逆淘汰。

印第安人的瑪雅文明在公元 9 世紀也是突然走向敗落的，到 1492 年還沒有恢復過來就被西班牙殖民者徹底摧毀。
一些考古學證據甚至懷疑存在史前文明，這些數十萬、數百萬年前的文明高度發達，但是卻沒有延續下來。
這些表明文明並不總是向前發展的，有時候會突然倒退，經過數百年、甚至上千年都難以恢復昔日的輝煌（比如經過一千多年後，歐洲在文藝復興時期才達到古希臘人的科學文明）。
英國《新科學家》雜誌 2006 年 10 月 12 日刊登文章，認為如果人類從地球上消失 20 萬年後，將再也找不到人類曾在地球上生活過的痕跡，地球將會變回到史前蠻荒世界。
另外一群原始人類（假如數量足夠，並且也有足夠的運氣的話）需要經歷漫長的時間才能達到現在的文明程度。

中世紀時期，歐洲禁慾思想佔主流。
中國東晉以來佛教禁慾主義興起，尤其是宋朝興起程朱理學，提出「存天理，滅人慾」的禁慾思想，影響了元明清三代。
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倡導人性解放。
尤其是工業革命後因為家庭模式的改變，歐洲大陸生育率開始降低，只有英國（尤其是維多利亞女王時期）仍然禁慾，人口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兩不誤，從而在近代歷史舞臺上扮演主角。
中國的「五四運動」有點類似於歐洲的文藝復興。

毛澤東時代卻又類似於維多利亞時代。
毛澤東時代連妓女都沒有，生活作風問題是大問題，有利於人口再生產。
俄羅斯、羅馬尼亞等社會主義國家在 1960 年代墮胎與出生比高達 4 比 1，而中國卻幾乎沒有墮胎。
但是由於當時城市人口開始增加，經濟因素使得城市人口自發減少生育，抵消了妓女消失所引起的生育增加，因此整體上毛澤東時代生育率仍然與 1949 年之前沒有差別。
人口增加主要歸功於死亡率的降低，兒童夭折率降低，人口再生產效率的提高。

毛澤東時代繁衍的人口是中國現在的經濟起飛的重要原因。
「飽暖思淫慾」，自古如此，中外皆然。
1979 年之後，西方國家的性解放又變本加厲地在中國重演。
魏晉時代畢竟還有一些禮教的束縛，只是束縛有所鬆動；
避孕措施缺乏使人們不敢過度縱慾。

現在的性革命已經全國化，各個階層都受到影響，擴展之廣、傳播之快令人驚訝。
與此相對應的是令學者和官員都不敢相信的超低生育率。
歐洲的民族結構改變僅僅是生育文化的差異所致；
而中國的民族結構鉅變（2000~2005 年新增人口中少數民族佔 42%）除了生育文化外，主要是因為計劃生育政策所致。

慾望是「萬惡之首」，同時也是「萬物之源」。
凡事都有一個度，過猶不及。
理想的「度」是既能壓制「惡」，又不妨礙「源」，但這是一個難題。
從古羅馬（魏晉）的淫亂，到清教徒的出現、中世紀的黑暗（中國佛教和宋明理學），又發展到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性復甦（中國的「五四運動」），維多利亞時代（毛澤東時代）的禁慾，到 20 世紀又來個「性革命」、「性解放」，縱慾和禁慾總是這麼反反復復。
這個過程也伴隨著文明的更替。

就古代來說，中國是最大的收益者，因為人口眾多，創造了輝煌的文明，獨領風騷上千年。
就近代來說，最大的受益者應該要算 16 世紀 400 萬埋頭生孩子的英國人，現在已經繁衍成二億多人口，主導全球歷史長達兩百多年，並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仍將主導世界歷史。

邊界是暫時的，人口是長久的
當年蘇聯和日本曾想將中國東北國際化（日本曾在東北造成千里無人區，想移民 500 萬日本人），後來沒有成功，何也？

保衛國土的民族英雄是數千萬中原移民及其後裔。
從 19 世紀中後期到 20 世紀初，上千萬華北尤其是山東、河北兩省的破產農民為謀生計，從海陸兩路前往東北地區，稱為「闖關東」。
到民國初年，軍閥張作霖統治時期，隨著東北農業與工業的開發，鐵路的修建，中原人闖關東也達到高潮，張作霖一車皮一車皮從山東和河北運逃荒人去東北，形成史書所稱的「移民狂潮」。
中國向東北移民的數量遠遠超過幾乎是同時進入的俄國、日本、朝鮮和猶太移民，使整個東北從此成為穩固的以中國文化為主體的地區，徹底確立了在東北的人口優勢，使得東北這塊沃土再也不必擔心被分裂出去，就這麼簡單。
而在 19 世紀中期以前，滿清政府卻將東北作為一旦失勢後的退路，一直執行禁止非滿族人移民關東的律令，一連兩百五十多年封禁東北。

要是清朝當年不禁止移民，俄羅斯的數千哥薩克僱傭軍能夠（企圖/敢於）侵佔中國的大片領土？
臺灣要是沒有近兩百年的福建移民，現在很可能像海參崴一樣，沒有統一的前景。
19 世紀末，沙俄陰謀侵略新疆，積極扶植代理人，發動叛亂。
新疆地廣人稀，無力抵抗侵略，左宗棠率領湘軍，在新疆各民族（包括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回族等）的配合下，才消滅勾結外敵的叛亂分子並擊退了沙俄侵略者！此後數代中國人不斷移民實邊，有力地保障了國家西北邊界的安全。
蒙古人在四川的屠殺以及明末清初的戰亂兩度使四川人口減少到原來的 10%，現在的四川人是兩次「湖廣（包括現湖南、湖北）填四川」的後裔。

幸虧當時西邊有青藏高原，西方的印度和阿拉伯人不能移民，否則，四川現在是不是中國的還難說。
要是將老四川視為一個民族的話，這個在漢唐創造了輝煌文明的民族早就消失了。
因此可以說：
通過移民和人口繁衍，中國人保住了東北，保住了臺灣，保住了新疆，保住了四川。
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國文明是一直延續下來的，原因就在於中華人種的延續，在於中華民族經過數千年所建立起的獨特的、頑強的生育文化（「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祖宗祭祀」、「養兒防老」、「無子富不久、有子窮不長」、「傳香火」、「百善孝為先」等）。
因為一直保有大量的人口，中國才沒有像古羅馬那樣蠻族化，沒有像拜占庭那樣突厥化，也沒有像印度那樣雜化。

由於主體民族一直在數量上大大超過入侵民族，所以中國雖屢遭征服但仍然能速迅同化他們（其實主要還是漢族自己大量繁衍人口，同化還在其次），延續中華文明。

文明的創造靠精英，但是文明的保存和傳遞卻是靠普通大眾（海外華人對中華文化的弘揚主要靠唐人街的下層百姓，而不是靠能迅速同化進入主流社會的教授階層；
民族危機時期，精英成為漢奸的可能性更大；
對美國文明威脅最大的不是移民美國的各國精英，而是從洛杉磯延伸到邁阿密的西班牙語圈拉美移民，這些合法、非法移民連英語都不會說，但是卻逼得美國主流人群開始學西班牙語），文明的生命力取決於人口的絕對數量。

猶太民族創造了輝煌的猶太文明，但是由於其沒有建立起頑強的生育文化，不能保持人口優勢，所以猶太文明一直不能成為世界文明的主流，猶太民族也長期遭受苦難。

蒙古軍隊曾經席捲歐亞大陸，但很快就因為本民族人口的局限不能承受擴張帶來的壓力而崩潰，其強大不過是曇花一現。

遊牧社會時期，需要方圓數百里土地才能養活上萬人口；

農業社會只要數十里；
工業社會需要土地更少。
科技的發展使有限的地方能有更多人生活，中國目前只是城市化還不夠罷了。
俄羅斯現在只有 1.42 億人，但莫斯科仍然有 900 萬人口，遠東地區卻人煙稀少，並且不斷減少。
在 1990~2004 年之間遠東地區人口減少了 18%（數倍於全國人口的減少速度），人口減少將使俄國不少具有重要地緣政治意義的地區出現「人口真空」，導致俄羅斯出現邊界疏於防衛，國家領土完整遭到破壞等問題。

要是以過去那種生產力水平，1.4 億人口散滿了整個俄羅斯還嫌土地不夠。
要是中國只有傳統上的數千萬人，以現在的生產力水平，人口也將局縮在江南的一小片地方，整個西部邊界將岌岌可危。

以前對土地看得不是非常重要，中國和印度之間根本沒有劃分邊境（也沒有必要），現在邊境竟然成了雙邊關係的大事。

全球化不可避免（50 年前誰也不相信歐洲會一體化，現在有人提議選舉歐洲總統了），因此要從全球角度看人口問題。
俄羅斯擔心中國和朝鮮等國人口進入遠東，其實這種擔心是多餘的。
中華文化圈生育文化已經淡化，已經患「再生障礙性貧血」了，生育率低下；
朝鮮生育率只有 1.97，韓國只有 1.08，朝鮮半島人口也正在快速萎縮。
中國即便鼓勵生育，生育率也不可能達到世代更替水平，那麼，隨著城市化的進程，中國內地人口不斷湧往沿海城市，內地城市將因為人口不足而難以實現規模化效應，哪裡還有人口往俄羅斯移民？

人力資源將成為最重要的資源，俄國總統今後為了從中國引進人口發展經濟，將會千方百計搞好同中國的關係，就像現在中國為了石油而千方百計跟俄羅斯搞好關係一樣（不同的資源而已）。
美國著名未來學家 Peter Schwartz 甚至認為人口不濟決定了蘇聯的崩潰。
蘇聯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在 80 年代末最為嚴重，間接導致了 1991 年的崩潰。
要是當年蘇聯引進移民到遠東，說不定能夠避免蘇聯解體。
俄羅斯不可能在近幾代內繁衍出大量人口開發遠東，現在的俄羅斯領導要是明智的話，應該提前吸引中國勞動力移民遠東。

不然的話，今後根本無法與中國的沿海地區爭奪勞動力。
很多人也同樣惋惜宋朝的軟弱，指責宋朝不該南移。
但要是宋朝當時真的死守的話，那麼所損失的人口將會成倍增加，中華民族現在可能只是一個小民族。
當時的南遷保存了大量的人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後面的明朝一樣能夠收復失地。
可見對問題要動態地看。

僅僅在數年前，很多農民為了爭塊宅基地鬧得兄弟成仇，但現在大多數年輕人到城市打工，安家落戶（隨著城市化的進展，今後農村人口應該只佔 10% 左右），農村有些清朝時期的耕地都退耕還林了。
造物主調控人口的手在各民族間是有選擇的。
數千年來印第安人在美洲創造了輝煌的文明，在 15 世紀印加文化已經達到了鼎盛時期。

對當時美洲印第安人（主要是墨西哥和秘魯這兩個文明中心）人口的總數，不同的學者估算結果不一，從近千萬到近億不等。

2 要知道中國人口在清朝初年才兩千多萬。
然而隨著哥倫布 1492 年發現「新大陸」，到 1570 年，戰爭屠殺和歐洲傳來的流行病，使墨西哥地區的人口下降到 265 萬，秘魯的人口下降到了 130 萬。
美洲大陸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從那以後急劇減少了 90 % 以上，很多部落完全消失。
奪取印第安人生命的最直接殺手並非歐洲人的槍炮，而是他們帶來的疾病。
當哥倫布抵達新大陸時，歐亞大陸已經與多種致命傳染病鬥爭了數千年，人們產生了一些抵抗力，而且也找到了治療的方法。

但是，美洲印第安人幾乎與這些疾病完全隔絕。
西班牙人在征服美洲的時候將這些疾病傳入新大陸。
天花、霍亂、腮腺炎、麻疹、淋病和黃熱病，這些早已被歐洲人適應的疾病對印第安人卻極具殺傷力，因為他們的免疫系統幾乎完全沒有抵抗力。
比如歐洲人當時的天花病死率只有 10%，而印第安人則高達 90%，天花成了歐洲人征服美洲的同盟軍。
3 同樣，在英國人入侵澳大利亞的時候，天花等傳染病也成了最得力的同盟軍。

1789 年，在與新近到達悉尼港口的英國定居者為鄰的澳大利亞土著人中暴發了天花，並向內陸擴散。
據英國人估計，當時這場天花殺死了 50% 的土著人。
此次天花大流行可能是澳洲土著遇到過的最大的一次「人口地震」。
4 哥倫布發現美洲間接改變了世界人口格局，一方面因為從美洲引入紅薯、玉米、馬鈴薯、南瓜等高產作物，減弱了「左手」在歐亞大陸的強度，使得歐亞人口激增；
另一方面又將天花等烈性傳染病傳入美洲，增加「左手」在美洲的強度，而這種疾病傳播在很大程度上是單向的，也就是只從歐洲傳到美洲，唯一一種可能從美洲傳入歐洲的疾病是梅毒，而歐亞大陸人受到的影響也要小得多。

「左手」引起印第安人大量死亡，短短幾十年時間美洲大地就換了主人。

斗轉星移，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
在墨西哥等拉美國家的印第安人與歐洲人（主要是西班牙人）通婚，印歐混血種是拉美國家的主流民族。
通過 1835~1836 年的得克薩斯獨立戰爭和 1846~1848 年的美墨戰爭，美國奪走了墨西哥二分之一的領土。

美國現在的得克薩斯、新墨西哥、亞利桑那、加利福尼亞等州都曾是墨西哥的一部分。
但現在以墨西哥人為主的拉美移民持續和大規模地擁入美國，尤其是拉美裔育齡婦女的高生育率（2004 年美國生育率白人為 1.85，黑人 2.01，而拉美裔卻高達 2.82，就是說平均每個拉美裔婦女生育孩子數是白人婦女的 1.52 倍），使得美國的拉美裔移民人口不斷攀昇：
2000 年，拉美裔移民佔美國總人口的 12%；
白人目前在 100 個最大城市中的 48 個已經是少數民族，在加州、夏威夷州、哥倫比亞特區也已經是少數民族，不久的將來，在得州、新墨西哥州也將成為少數民族。
在 20 個人口增長最快的城市中，拉美裔人口增長 72%，黑人增長 23%，白人只增長 5%；
從 2000~2002 年，拉美裔移民人數又增加了近 10%；

到 2050 年，拉美裔美國人將佔美國總人口的 25%。
有拉美人士說，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打不過美國，但正在人口上「收復失地」。
1948 年以色列成立以來，經過了四次中東戰爭，以色列人在中東算是有了立足之地，領土不斷擴張，但是新的危機卻出現了 — 人口短缺。
以色列強硬派前總理沙龍曾多次表示，有必要保持猶太人的多數地位以及以色列國的「猶太特性」，然而按照聯合國的統計數字，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阿拉伯婦女平均一生生育五個子女，而以色列婦女平均一生只生育 2.4 個子女（相對於歐美發達國家來說已經算高的了），如果不包括居住在以色列本土的那些高生育率的阿拉伯人，以色列婦女的生育率會更低。
儘管西岸定居點的猶太人口在增長，居住在西岸其他地區的 200 萬巴勒斯坦人還是大大超過 24 萬多猶太人。

沙龍也承認，從現實的角度考慮，加沙地帶的猶太人口永遠也不可能超過巴勒斯坦人，因此在該地區保護猶太定居者的人力物力代價太大，無法維持。
因此，儘管沙龍曾經堅決主張設立猶太人定居點，卻下令拆除加沙地帶的全部 21 個定居點和約旦河西岸北部的四個小定居點；
他說這是「痛苦的讓步」，強烈暗示將不得不放棄更多的土地，不得不拆除比較小的定居點。
人口分佈狀況是沙龍 2005 年決定撤出加沙地帶的重要原因，並且這一因素將影響以色列今後的決策。

可見以色列真正的危機不在於周圍的敵國，而在於猶太人口相對於阿拉伯人口的逐漸減少。
在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打來打去時，以色列內部的阿拉伯人比例不斷提高，幾十年後以色列的猶太人將成為少數民族，最後猶太人打來的土地將都成為阿拉伯人的了，因此，以色列與其這樣斤斤計較土地，不如想辦法提高生育率。

以色列的情況印證了筆者所說的「男人決定家族，女人決定民族」的觀點。

德國，外國人口 720 萬，其中土耳其人超過 200 萬；
法國，半個世紀來，主要來自北非的穆斯林人口增加了 50 倍。
目前法國 10% 的人口是穆斯林，而年齡在 20 歲以下的人口中穆斯林佔 30%。
在大城市，這個數字上昇到了 45%。
這就是為什麼在巴黎及法國其他地方的暴亂中，那些燒汽車、強姦和毀壞公物的罪犯主要都是穆斯林青年。

英國的少數民族人口佔全國人口的比重現在約為 7.1% ，比法德兩國略低，但這個略低的數字背後卻有個驚人的事實，那就是憑藉著 15 倍於「多數人口」的增長率，在 1992~1999 年短短的數年裡，少數民族人口增加的絕對數量竟是和白人相等的 50 萬，而這些到目前為止還是少數民族的人口中有一半出生於英國。
處於英格蘭中部地區的萊斯特將是第一個白人成為少數民族的英國城市，而其他的一些英國大城市，例如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很可能也會在這方面迎頭趕上，所以英國保守黨的議員赫爾默會說歐洲人（現在總和生育率不到 1.5）是在減少自己的人口為別人騰出生存空間。
所有的西歐國家都同樣面臨著穆斯林人口劇增的問題，如法國、英國、德國、荷蘭、比利時、瑞士、西班牙、瑞典、丹麥等，據說按照現在的增長勢頭， 40 年後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也是最年輕最有活力的三分之一，將是穆斯林，這實際上意味著歐洲本土的文化特徵將面臨滅絕，傳統意義上的歐洲將不復存在。
許多國家都在努力控制穆斯林的組織和社會團體，但伊斯蘭教義有充分抵制外來文化改造的固有潛力，而且決心用伊斯蘭文化改造西方社會。
法國政府曾經鼓勵穆斯林與法國人通婚，來消化穆斯林，結果發現世界各地來的穆斯林都遵守伊斯蘭的婚姻法制，以要求對方歸信伊斯蘭教為結婚條件，所以凡是與穆斯林結婚的法國女子或男人都變成了新穆斯林，進一步增加了穆斯林人口。

歐洲的政客們原來想用金錢和美女把他們改造成馴服的綿羊，但他們長出了雄偉的公雞冠，壓制不住要大聲鳴叫的天性。
5專家們預測，到 2008 年，俄羅斯就會出現男性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同時，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移民不斷增加，過幾十年他們就會在俄羅斯居民中佔多數。
俄羅斯在設法將僑居國外的人口吸引回國。
需不需要移民，需要多少新增勞動力不是由絕對規模和人口密度來決定的，而是由老年人口比例來決定的。
日本也面臨著艱難選擇：
到底是朝著吸引移民的「大社會日本」還是限制移民的「小社會日本」發展？

如果日本要維持現有的勞動力隊伍，那麼這個人口 1.27 億的國家在 50 年內需要引進 3500 萬外國人。
日本就面臨需不需要移民的艱難選擇。
中國要是繼續推行計劃生育強制減少人口，在不遠的將來，日本目前的難題也會擺在中國的面前。
我國現在的生育率只有 1.3 左右，還有人竟然連這種低慣性人口增長都要阻止，等今後人口急劇下降的時候，想哭都哭不出來了。
今後政府的一個重要任務可能就是阻止人口外流。

英國《金融時報》2006 年 4 月 5 日報道，聯合國的一份報告預測，發達國家幾乎所有的人口增長不久都將來自國際移民。
「鑒於發達國家人口出生率低，移民淨人數已成為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佔 1990~1995 年間人口增量的一半，1995~2000 年間的三分之二，2000~2005 年間的四分之三。」
據〈世界人口展望〉報告預計，到 2050 年，世界人口將從目前的 65 億增長到 91 億，人口增長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
歐洲的人口將繼續下降，據統計，到 2050 年，歐洲人口將從目前的 7.28 億下降到 6.53 億（包括俄羅斯，不包括土耳其），意大利和德國的人口將繼續下降，而法國和英國的人口將有所增長。
到 2050 年，日本人口將從目前的 1.28 億下降到 1.12 億。

報告指出：
「總體而言，從 2005~2050 年，發達國家的人口將基本保持不變，大約是 12 億。
而 50 個最不發達國家的人口將增長兩倍多。」

這讓人不禁想起中國古代格言「千年田地八百主，田是主人人是客」和唐代詩人崔護的詩：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人面桃花，物是人非！  自唐朝以來，中國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位。

19 世紀初，中國人口有四億，全球人口十億，中國人口佔全球的 40 % 左右。
到了 20 世紀初，由於長期戰亂，中國人口仍然是四億左右，而世界人口增長到 16 億，中國人口佔世界的四分之一。
2005 年中國人口宣稱達到 13 億，而世界人口已達 65 億，中國人口只佔世界的五分之一左右，幾十年之後將降到六分之一。
如果拿中國與印度作對比，則中國人口的相對量減少得更快。
據英國殖民當局統計，1901 年整個印度殖民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尼泊爾、不丹等地）人口為 2.38 億，中國人口 4.26 億；

2006 年印度 10.95 億、巴基斯坦 1.66 億、孟加拉國 1.47 億、尼泊爾 0.28 億、不丹 0.02 億，人口加起來達到了 14.4 億，而中國的 13 億人口還有4000多萬的水分。
中國人口已經接近負增長，而印度人口卻還要增長幾十年。
根據聯合國 2005 年 2 月 24 日公佈的〈世界人口展望〉報告，到 2025 年，印度人口將達到 13.95 億，而到 2050 年，印度人口將達 15.93 億。
意味著印度人口將在十幾年之內超過中國。
而現在，中國每年出生女孩不到 600 萬，印度卻超過 1200 萬，意味著今後印度在人口再生產能力上是中國的兩倍。

考慮到中華生育文化破壞嚴重，而印度生育文化卻相對保存的比較好，那麼今後中國每年出生人口將不到印度的三分之一。

計劃生育使中國減少三億人口，使世界 60 億人口日延緩了四年到來；
中國要是減少十億人口，世界 60 億人口日不過是再延緩幾年而已，而中華民族可就滅絕了。
這種當人進化到非人時候才會有的大公無私思想竟然成為現實！計劃生育的本意是在假設資源不足的情況下騰出空間，但是即便如此，要是全球人口仍然在增加，中國騰出的空間給誰呢？

就像長途火車，你將兒孫趕走，自己佔著三個座位睡覺，要是乘客不多的話，你可以一直睡下去；
要是上車的人不斷增加，你能夠阻止洶湧而來的人群嗎？
要是你的兒孫在，說不定還能阻止別人佔你們的三個座位。
可見「左手」可以在短時間內就改變世界人口格局，而現在「右手」對世界人口格局的影響與當年的「左手」不相上下。
如果生育率下降的趨勢不能得到有效的逆轉，歐洲和日本人口將在一百年之內下降一半，而拉美和穆斯林人口比例將不斷增加。

各國對上帝之手躲避唯恐不及，而中國卻主動送上門去。
也許，上帝真是公平的。
但諷刺的是，本來上帝給了我們機會來補償我們近代所受的苦難，以恢復中華民族在全球人口的比例，但我們自己卻採用計劃生育人為地放棄這種補償，以致中國人口佔全球份額由傳統的三分之一降到了 20 世紀初的四分之一，再降到現在的五分之一，二三十年後將降到六分之一。
在我們嚷著人口過多時，中華民族佔全球人口的比例下降了一半！現代人類起源於非洲的同一祖先。
民族的形成往往是從一元到多元，然後從多元再到一元。

首先是人種的形成，其次是民族的分化，然後是民族的融合。
最近數千年來民族的融合多於民族的分化。
中華民族的形成也不例外，炎黃子孫首先是分開成不同部落；
然後分佈於黃河流域的多個部族互相融合形成了華夏族；
之後華夏族又融入其他多種族群（基本上也是炎黃子孫）而形成漢族。

漢族的形成始於春秋，完成於漢朝，因此稱漢族。
全球化是今後的歷史趨勢，小民族被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人種之間的差別也將變得越來越模糊。

但綜觀歷史，民族融合過程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相反還充滿痛苦。
文明的傳遞具有「血脈性」，家裡條件再苦，孩子還是覺得留在母親的身邊最安逸。

歷史上產生過無數的文明，但是大多被歷史的風雨所湮滅。
現在是為全球化建立規則的時候，現在的倖存文明已經站在最後的衝刺跑道上，人口是文明的載體，有足夠的人口並且策略性地參與才能將我們的文明烙印刻進新的規則，否則將來只能被動地適應別人的規則而承受痛苦。
中國近代的痛苦很大程度就是因為被動適應西方文明所致。
現在很多優秀的海外華人很難突破職場的「玻璃天花板」，其實並不一定是受到歧視，而是難以適應別人的規則（語言上半聾半啞的，也很難融入別人的人際關係網）。
即便在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家，個別亞裔犯罪都會影響整體亞裔形象。

註釋和出處：

1 劉達臨：
《世界性史圖鑒：
性的社會史》，鄭州大學出版社 2005年。
2 Lewis Lord：
“How many people were here before Columbus？”， U.S. News & World Report ，August 18，1997（http://www.usna.edu/Users/history/kolp/HH345/PRE1492.HTM）。
3 謝來：
〈傳染病打敗印第安人？〉，《新京報》，2006 年 5 月 21 日（http://news.thebeijingnews.com/0582/2006/05-21/018@181761.htm）。
4 〈世界瘟疫史〉，國際在線，2005年7月21日（http://gb.chinabroadcast.cn/3601/2005/07/21/1266@631375.htm）。
5 〈西歐國家對穆斯林的困惑〉，伊斯蘭之光，2004 年 2 月 5 日（http://www.norislam.com/readarticle/ htm/42/2004_2_5_1894.html）。

3.1 問題的提出
1979 年 8 月 5 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後來流傳甚廣的文章〈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意思是 1959 年毛澤東「錯批」了馬寅初，從而導致「誤增」了三億人口。

舉國上下為此「嚴重失誤」痛心疾首。
在此背景下，經過先期試點，中國於 1980 年全面推行獨生子女政策。
從此之後，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歸因於「人口過多」。
「人口問題是個筐，什麼都可以往裡裝！」在一般人眼裡，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人多為患。
近年電力短缺、糧食短缺，人們將之歸罪於人口過多，但其實真正原因是 1998 年以後的幾年間電力投資銳減和糧食政策失誤。

現在就業壓力大，人們將之歸罪於人口過多，其實很大程度是因為 1979 年以來的教育失誤，教育投入之少世所罕見，全世界 190 多個國家中有 170 多個實行免費義務教育，但我國卻沒有（名義上有），近年高校又盲目擴招，導致大學生和低素質人口找不到工作，技術工人卻奇缺，結構性民工荒已經開始。
春運期間火車擁擠，人們將之歸因於人口過多，其實真實原因是中國人均擁有鐵路才 5.5 厘米，不及一支過濾嘴香煙長，在世界上排在 100 位之後，並且世界上有幾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西部與東部之間世界之最的鉅大人員流動，而且集中在春節前後一兩週這樣短的期間？

中國近年城市環境污染嚴重，人們也將之歸罪於人口過多，其實任何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人口大量進城，都曾出現過城市環境污染，並且中國環境污染更主要的原因是粗放型的發展模式，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後果（意味著中國現在的環境污染部分是發達國家轉嫁過來的）。
即便如此，近年來中國森林面積卻在持續增長，沙化土地開始減少。

有人認為，毛澤東鼓勵生育造成人口過剩，1980 年才不得不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是對毛澤東錯誤的人口政策的「補救」，要是沒有毛澤東的鼓勵生育也就沒有後面的計劃生育了。

總之，人們認為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因為毛澤東沒有採納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反而鼓勵生育造成的，要是當年採納馬寅初的人口論的話，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早就趕上美國了，也就沒有就業壓力，沒有環境污染了。

中國人口問題真的是毛澤東鼓勵生育造成的嗎？
要是當年採納馬寅初的人口論控制人口會怎麼樣？
接下來筆者將從多個方面探討中國人口問題的來龍去脈。

3.2 人口迷霧的透視器 — 以人為本的 HDI

發展觀
中國人口問題迷霧（「人工」成分比較多）重重，也正是因為有迷霧，一切社會問題都被或有意或無意地往這個迷霧裡推。
人口問題成了一切問題的遮羞布，「人口過多」的迷霧掩蓋了無數失誤。
透視這個迷霧既有利於還原歷史，更有利於展望將來。

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大量偶然現象背後，往往隱藏著必然規律。
其實社會學也可以借鑒醫學的思維。
醫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找出與疾病正相關或者負相關的症狀或體液指標，據此來診斷疾病、預測疾病的預後，相關係數越高，診斷越準確。
生育率降低是「疾病」，但這個疾病可以用併發的「症狀」來診斷。
既然生育率隨著社會發展程度的提高而降低，那麼就可以用反映社會發展的指標來診斷生育率。

筆者比較了聯合國公佈的多項社會發展指標，發現多項指標都與生育率負相關，而人類發展指數（HDI）與生育率的相關性最強，相關係數高達 －0.916，是診斷生育率的最好指標。
首先簡要介紹一下人類發展指數。
長期以來，國民生產總值（GDP ）是反映人類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有些政治家將人均 GDP 的提高作為政績的唯一指標。
盲目追求人均 GDP 必然導致粗放型的發展模式：
粗放式地利用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粗放式地污染環境，忽略人的本身發展（比如捨不得在教育和科研等方面投資）。
這種粗放型「以物為本」的發展觀已經嚴重透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已經威脅到社會的和諧穩定。

對於西方國家本身來說，由於過度注重「物」，而不是注重「人」，生育率不斷下降，人口本身的再生產都面臨危機，這表明近代西方文明主導的「以物為本」的發展觀已經陷入危機。
由於注意到「以物為本」的 GDP 發展觀的缺陷，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等人開始積極倡導一種「以人為本」式的發展觀，並於 1990 年發起了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HDR ）系列書籍的寫作和出版，以倡導和推行這種新的人類發展觀。
這一系列的報告在新的高度上重新提出了古代思想家如亞里士多德等人的以「人」為發展中心的思想，提出了經濟發展為人的全面進步服務的主張。
根據這種新的發展觀，人類發展就是拓展人的選擇的過程，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長壽而健康、接受教育、享受到體面的生活，其他的選擇包括政治自由、有保障的人權和自尊等等。
Amartya Sen 說：
「人類發展戰略是以人為中心的發展戰略，人類發展體現了以商品為中心戰略的發展向以人為中心戰略的發展的轉變。

發展的政策目標應當是增強人們的能力滿足需求，而不只是 GDP 增長。」
1 這種「以人為本」的新型發展觀近年來已經為我國政府所採納。

從食古不化到食洋不化，經過近百年的痛苦實踐到現在回歸古代哲人的「以人為本」、「和諧社會」，表明中國式的道路探索已取得可喜的進展。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自 1990 年以來，每年發佈《人類發展報告》，其中一個關鍵指標是人類發展指數（HDI），該指數由反映人類生活質量的三大要素指標（出生時預期壽命、受教育程度、實際人均 GDP ）合成一個複合指數，通常作為衡量人類發展的綜合尺度。
HDI 的三個方面的指標：
一是指人均收入，通常是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國際美元值，反映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可資利用的物質財富的多少；
二是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以反映衛生發展狀況；
三是總入學率和識字率，以反映教育發展水平。
2

由於人類發展層次多元化，HDI 將人類發展僅區分為三個維度，似乎太簡化了。
但 UNDP 認為在發展過程中，這三個範疇對人類而言是最必要的和最基礎的，如果這些基本範疇無法獲得良好的發展，其他的發展層次必然無法達到或沒有意義。
UNDP 經由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分析後指出，HDI 的三個成分近乎等權重的線性組合解釋了 88% 的一般化變異數，大大強化了 HDI 在此議題上的客觀代表性。
3 聯合國根據不同的發展水平將世界各國分為三類：
一是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 在 0~0.5 之間；
二是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 在 0.51~0.80 之間；

三是高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 在 0.81~1.0 之間。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資料，4 筆者比較了聯合國 2005 年公佈的人口超過 500 萬的國家和地區的 HDI（2003 年）和 TFR（2000~2005 年），發現 HDI 越高，TFR 越低，二者直線負相關，相關係數高達 －0.916。
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生育率都非常高。
比如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 HDI 在 0.9 以上，但平均總和生育率不到 1.5；

布隆迪、尼日爾、塞拉利昂等非洲國家的 HDI 在 0.3 左右，平均總和生育率在 7.0 左右，也大概就是民間所說的「越窮越生」（但越生不一定越窮，而是「有子窮不久，無子富不長」）。

圖~2：
世界各國人類發展指數（HDI）與總和生育率（TFR）的關係
人類發展指數（HDI）
註：
同等 HDI 的國家中，中華文化圈地區（香港、臺灣、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的 TFR 比其他地區低（在一個國家內部，華人 TFR 比其他民族低）；

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俄羅斯、烏克蘭、羅馬尼亞等）的 TFR 比其他國家低；
拉美和加勒比海國家的 TFR 比其他國家高；
尤其穆斯林國家的 TFR 明顯高於其他國家。
後行國家達到相同的 HDI 時，TFR 要比先行國家當年低。
資料來源：
聯合國 2005年 公佈的人口超過 500 萬的國家和地區的 HDI（2003 年）和 TFR（2000~2005 年）。

TFR 指反映婦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數；
HDI 反映人民生活質量。
中國歷年 HDI：
1950（0.159），1975（0.523），1980（0.554），1985（0.591），1990（0.625），1995（0.681），2000（0.726），2003（0.755）。

雖然總體來說，HDI 越高 TFR 越低，但是由於區域文化、宗教、民族心理等的差別，在同等 HDI 的情況下，TFR 並不完全一致。

表~3.1：
不同類型國家的 HDI（2003 年）和 TFR（2000~2005 年）
地區 平均 HDI  平均 TFR 世界平均0.741  2.6 發展中國家  0.694  2.9 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 0.486  5.8 中水平人類發展國家 0.718  2.5 高水平人類發展國家 0.895  1.7 低收入國家  0.593  3.9 中收入國家  0.774  2.1 高收入國家  0.910  1.7 東亞和太平洋地區  0.769  1.9 中歐、東歐和獨聯體 0.802  1.5 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 0.797  2.5 阿拉伯國家  0.679  3.7 南亞地區0.628  3.2資料來源：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2005 年公佈的 2003 年人類發展報告。

幾個有意思的現象是：
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中，中華文化圈國家和地區（韓國、香港、臺灣、泰國、越南等）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低（在一個國家內部，華人生育率比其他民族低）；

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
但原蘇聯國家中的穆斯林國家除外）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低；
拉美和加勒比海國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高；
穆斯林國家的生育率遠遠比其他國家高。
後行國家達到相同的 HDI 時，生育率比先行國家當年要低。

比如日本生育率只有 1.29，臺灣、韓國不到 1.2，香港只有 0.9；
而歐美主要大國中，美國生育率有 2.1，法國 1.9，英國 1.7。

筆者根據聯合國 2005 年公佈的人口超過 500 萬的國家和地區以購買力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國際美元值（2003 年）和 TFR（2000~2005年）繪製相關圖。
發現人均 GDP 確實與 TFR 負相關，但相關係數只有 －0.656（即使 5000 美元 以內區域相關性比較好，相關係數也只有 －0.74），相關程度不高；

而 HDI 與 TFR 的相關係數高達 －0.916，相關程度極高。
可見用人均 GDP 研究人口遠沒有用 HDI 可靠。

圖~3：
世界各國人均 GDP 與總和生育率（TFR）的關係
註：
可見人均 GDP 與生育率有相關性，但相關程度不高，而 HDI 與生育率相關程度極高。

用人均 GDP 來研究人口遠沒有 HDI 可靠。
資料來源：
聯合國 2005 年公佈的人口超過 500 萬的國家和地區的以購買力計算的人均 GDP（2003 年）和 TFR（2000~2005 年）。
相關係數（R）：
0~0.3：
相關程度低；
0.3~0.5：
相關程度普通；
0.5~0.7：
相關程度顯著0.7~0.9：
相關程度高；

0.9~1.0：
相關程度極高
社會發展水平決定了解放初中國的高生育率
中國人口在停滯了一百多年後，於 1949 年後再次快速增長，由 1949 年的 5.5 億增加到 1959 年的 6.6 億，1970 年的 8.25 億，1976 年的 9.33 億，再到 1980 年的 9.87 億。
一些人產生了恐慌心理，驚呼中國已人滿為患了，並不假思索將人口問題歸咎到毛澤東身上，「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謠言廣為流傳。
中國大陸人口由 1950 年的 5.52 億增加到 1980 年的 9.87 億，增加 1.79 倍；

與此同時中國臺灣地區的人口由 798 萬增加到 1785 萬，增加 2.24 倍，大陸怪毛澤東，那麼臺灣怪誰？
1950 年中國人口為 5.52 億，全球 25.2 億，中國人口佔全球的 21.9 % ，1980 年中國人口為 9.87 億，全球 44 億，中國人口佔全球的 22.4%。
說明中國人口增長與全球同步，中國怪毛澤東，那麼全球怪誰？

上文已經提到人類發展指數與生育率高度負相關。

縱向來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隨著 HDI 的提高，進入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 0.51~0.8）行列後，都經歷過從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轉化（從「窗口期」進入 S 形頂端）。
HDI 0.5 是個分水嶺，低於 0.5 的國家，生育率都在五、六左右，而 HDI 超過 0.5 之後，生育率都將快速下降。
就像感冒，有高度規律性，只要沒有嚴重併發症，沒有必要特殊治療，不用藥七天好，用藥也是七天好。
巫師、庸醫往往利用這個規律，貪天之功，將感冒的痊癒歸功於自己的水平。

中國的 HDI 在 1950 年才 0.159（印度 0.16），經過 25 年的努力，在 1975 年 HDI 達到 0.525（相當於美國 1880 年左右的水平、印度 1992 年的水平）。
就是說中國在 1970 年之前屬於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在這個發展層次的國家都是 6.0 以上的高生育率。
而 1970 年之後，中國已經步入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即使不實行計劃生育，生育率也會急劇下降的。

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是憑減少人口來提高 HDI 的。

美國 HDI 從 1870 年的 0.467（中國 1960 年的水平）增加到 1913 年的 0.733（中國 2001 年的水平），花了 43 年；
日本 HDI 從 1870 年的 0.160（相當於中國 1950 年的水平）昇高到 1950 年的 0.607（中國 1987 年的水平），花了 80 年。

中國人口「過剩」是因為毛澤東鼓勵生育嗎？

新中國成立之際，美國艾奇遜暗示，中國政府解決不了自己的糧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麵粉才有出路。
艾奇遜的這些言論在當時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中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毛澤東針對艾奇遜的觀點，針鋒相對地指出：
「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麼？
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麼？

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麼？
美國 174 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麼？
」，「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
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

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51980 年代，毛澤東的上述觀點引起了很大的爭論，被一些人認為是毛澤東主張人口越多越好、鼓勵生育的主要根據。
其實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只是為了消除艾奇遜言論的負面影響，並不表示真的鼓勵生育。
同樣，針對核威脅，毛澤東也說過「不怕死人」的話。
說什麼並不表示做什麼，要看當時說的目的。

並且毛澤東否定中國人口過剩的觀點本身並沒有錯。
三聯書店在 2000 年出版了《人類的四分之一：
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作者為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之子李中清。
在這本書中，作者用詳盡的數據和嚴謹的分析，證明了中國在過去的 300 年間，即使在清朝後期，也根本沒有過「人口過剩」。
馬爾薩斯的中國人口觀完全建立在對中國歷史和現實極度無知的基礎上。
18 世紀全球人口快速增加的時候，中國婦女平均只生育六個孩子，說明中國婦女現實極限生育率只能在 6.0 左右。

有人將中國人口問題歸因於毛澤東時期鼓勵生育的政策。
其實中國只在 1953 年之前鼓勵過生育（戰後大多數國家都這樣）。
但 1950~1953 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仍然只有 6.0 左右（這幾年分別為 5.81、5.7、6.47、6.05），與 1949 年之前沒有差別，也與當時的韓國、越南、泰國、巴西、印度、新加坡、中國臺灣沒有差別（這些國家和地區當時的生育率都在 6.0 左右）。
難道這些國家和地區也鼓勵生育了？
可見中國當時鼓勵生育成效不大（因為當時本身就接近極限生育水平，再鼓勵也沒有用；

何況當時也沒有明確鼓勵生育和增加人口的政策和主張）。
在 1971 年中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之前，中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只有 6.0 左右）與印度、韓國、越南、泰國、巴西相比仍然沒有明顯差別。
1971 年，以國務院批轉衛生部、商業部、燃料化學工業部〈關於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為標誌，中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1973 年全國城鄉計劃生育工作全面開始，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中國生育率從 1973 年的 4.54 快速下降到 1979 年的 2.75（與現在印度差不多）。

可見中國人口「問題」並不是因為毛澤東鼓勵生育所致。

此外，醫學條件也不允許中國在 1950 年代就開始實行計劃生育，當時中國連避孕套都不能生產，絕大多數婦女都是靠接生婆接生，只有頂級醫院能做人工流產手術，總不能將育齡婦女都置於生命危險之中吧？
總不能將生下來的孩子都掐死吧？
在 1970 年代中國醫學條件才開始成熟，避孕措施才有條件普及，才能比較安全地實行計劃生育。
要說毛澤東在人口問題上有失誤的話，就是不應該在 1973 年全面實行計劃生育，雖然當時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到他 1976 年去世，並沒有少生多少孩子，但是卻為 1980 年代的極端計劃生育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

即便當時中國沒有毛澤東，而擁有一個西方式的議會，馬寅初的提議既違反西式的「人權」法則，又違反中式的傳統道德，有一絲一毫通過的可能嗎？
所以將人口問題算在毛澤東身上加以譴責是對其十足的誣衊。

解放後中國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 — 社會發展超前於經濟發展

既然不是因為毛澤東鼓勵生育，那麼為什麼中國人口在解放後快速增長？

我們來分析一下人類發展指數（HDI）的三個指標。
HDI 主要用三個維度來評價人類發展：
能否過一個長壽而健康的生活，是否接受很好的教育，是否擁有體面的生活水平。
因此，這個指數不僅包括收入本身，而且包括預期壽命、入學率和識字率等其他指標。

圖~4：
毛澤東在人口方面並沒有錯
建國初嬰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兒童死亡率都非常高。
1949 年以後，由於戰亂的結束，並因為大力發展農田水利建設（袁隆平認為 1970 年代的農田水利建設是歷史上最好的）和建立農村醫療體制（經過 2003 年 SARS 的流行，中國政府重新認識到農村醫療體制的重要性，痛定思痛，決定重新建立農村醫療體制），醫療衛生等方面得到長足的發展（中國的醫療衛生水平和教育水平當時在發展中國家名列前茅），死亡率（包括嬰幼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急劇下降，壽命顯著延長，人均預期壽命從 1949 年的 35 歲延長到 1976 年的 65 歲，1981 年的 68 歲（接近當時發達國家水平；
印度當時只有 54 歲），再到現在的 72 歲，而世界平均預期壽命只從 1949 年的 47 歲延長到 1976 年的 58 歲、現在的 67 歲，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延長明顯快於世界平均水平，這些足以說明當時中國醫療體制的正確性。

而印度預期壽命現在還不到 64 歲。
並且中國的這種社會進步主要是在 1979 年之前所取得的。
可見當時社會發展明顯超前於經濟發展。
最近世界銀行仍然高度評價中國當時的醫療進步。
6 而根據聯合國發展署 2005 年的資料，中國改革開放後，社會發展（醫療、教育等）明顯落後於經濟發展。

中國在發展方面取得的顯著進步沒有使貧困人口受益，特別是沒有能夠將創造的財富和提高的收入轉化為更快地降低兒童死亡率。
在廢除了公費合作醫療體制之後，中國 70~80% 的農村家庭沒有醫療保險，這方面的缺失導致了嬰兒的不必要死亡。
在 1970 年代中國預期壽命比韓國長 0.6 歲，現在則比韓國短 5.4 歲。
1981 年以來中國預期壽命只延長了四歲，而印度則延長了十歲。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王慧炯在評述聯合國報告時表示，雖然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發展很快，衛生醫療卻是倒退的。

雖然中國婦女生育率與越南、泰國、巴西、印度等地區沒有明顯差別，相對於中國本國 1949 年前也沒有明顯變化，但由於死亡率降低、壽命延長，人口快速增加，中國人口從 1949 年的 5.5 億增加到 1970 年的 8.5 億、1980 年的十億。
換句話說，1949 年後中國人口快速增加，更大程度是因為「死的太少」（尤其是嬰幼兒死亡率大為降低），而不是「生的太多」。

一定要將現在的人口壓力歸因於毛澤東的話，那只能怪他將一個發展中國家的人口死亡率降低太多了，將壽命增加得太多了。

如果中國沒有建立起赤腳醫生制度，中國的嬰幼兒死亡率與印度、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的話，那麼現在在世的各位相當部分可能早在嬰幼兒時期就夭折了。

其實毛澤東時代的那種將社會發展超前於經濟發展的發展模式（提高教育和醫療水平，降低嬰幼兒死亡率等），是不利於當時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為要將嬰兒撫養成人需要付出撫養成本和教育成本，「十年育樹，百年育人」，這些投入需要 20 年才能轉化為經濟力。
對當時的困難，熬一熬也就過來了，從民族長遠利益來看，那些投入是戰略投資。
人口從來就是戰略資源，只是很多人視而不見。

中國人均 GDP 比突尼斯等很多窮國還少，但中國領導人仍然能夠得到國際社會尊重，出訪美國等大國可以到一流大學演說，而非洲小國領導可以嗎？
海外中國人仍然能感到祖國的強大。
誠如仲大軍先生所指出：
「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來，中國與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的是什麼？
（不是資金，不是技術，不是資源），實際上是人口，充沛的勞動力資源。
就是仗著如此大量的勞動大軍，中國成了世界工廠，成了世界生產基地。

一旦中國人口這一寶貴資源減少，影響的將不僅是中國社會和中國經濟，而是整個全球經濟。」
為政者將這個優勢發揮到了極致，卻說什麼人多是問題。
可以說，現在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飯」，但現在的計劃生育卻是「斷子孫的根」。
有人說國際社會譴責中國計劃生育是為了增加中國人口，好剝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
其實西方國家都希望人民幣昇值，希望中國政府提高工人工資。

人民幣昇值、工人工資提高的幅度是有限的，超過一定程度後，中國還有什麼可與國際社會競爭？
中國還有多少企業能夠挺過去？
企業挺不住，意味著更多的人失業！
要是當年採納馬寅初人口論會怎麼樣？

1949 年中國人口 5.5 億，解放後中國人口迅速增長，1953 年，中國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截止到 1953 年 6 月 30 日中國人口總計為 601938035 人，估計每年要增加 1200~1300 萬人，增殖率為 20 ‰ 。
歷史上一直缺乏的人口一下子變成社會問題了。
前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論」，他說：
「中國人口這樣發展下去，十年後有八億一千萬，五十年後多少？
嚇死人！二十六億一千九百萬」，他提出「一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的主張。
雖然他一直說他的「新人口論」有別於英國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於 1798 年發表的《人口論》，但事實上仍然不過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變種。

1959 年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遭到批判。

1979 年夏天，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在審閱有關馬寅初的材料時，含著眼淚說：
「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於會突破十億大關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
我們再也不要犯這樣的錯誤了。
共產黨應該起誓：
再也不准整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了！」筆者對這種說法表示懷疑，因為胡耀邦以親民著稱，能夠為在文革中被整倒的高幹和知識分子平反，能夠制定給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難道對數億生命竟然如此漠視？

稍後《光明日報》發表了〈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一文，指出 1959 年「錯批」馬寅初導致「誤增」三億人口。
中國人口 1959 年 6.6 億，1979 年 9.709 億。
就是說，依照馬寅初的理論到 1979 年中國人口只能在 6.7 億左右，這意味著中國人口在壽命大幅度延長的情況下零增長。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謠言從此廣為流傳。

馬寅初老先生關注的是人口數量和增長率而不是人口結構，是通過減少新生人口來降低人口總量，實現人口的零增長，他主張每對夫婦只生育兩個孩子。
筆者要提請大家注意的是，他那個時候提倡的生育兩個與現在生育兩個意義完全不一樣，建國初嬰兒死亡率為 20%（現在為 2.55%），孕產婦死亡率為 1500/10 萬（現在為 50.2/10 萬），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為 25~30%（2003 年為 2.99%），我國人民平均預期壽命從 1949 年的 35 歲增加到現在的 72 歲。
馬寅初的主要思想是維持人口總量不增加，後面的計劃生育政策與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一脈相承的。
事實上，除了馬寅初外，當時主張計劃生育的還有邵力子，邵力子見到人家生了一個孩子後，就說：
不要再生了。

馬老先生提出的生兩個，在當時是錯誤的（當時高嬰幼兒死亡率、高孕產婦死亡率），在現在也是錯誤的（現在至少有 12.5% 的不孕人口，並且單身和丁克很多，只願意生一個的不少，總和生育率連 1.7 都難以達到）。
在馬寅初提出人口論的 40 年前，孫中山擔憂亡國滅種，在馬寅初提出人口論的三年後，中國人口還接近負增長。
馬寅初只看到 1949 年以來幾年的快速增長，就提出限制人口增長；
而毛澤東卻從歷史眼光看到中國自 1800 年以來人口增加緩慢（中華民族佔全球的比例自從 1800 年以來下降一半），而沒有立即限制人口增長（並且當時國際形勢不容樂觀，誰也難以斷言今後沒有戰爭）。
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均顯示， 1959~1979 年共出生 4.57 億人口，按照《光明日報》的說法，不批馬寅初的話，人口會少增加三億，就是說要是依照馬寅初的觀點，其中三億是不應該出生的。

換句話說，2005 年 26~46 歲之間人口應該為 1.57 億而不是現在的 4.57 億（65% 的人口不應該出生）。
這三億人口大都已經結婚， 1959 年左右出生的婦女生育高峰在 1984 年左右，統計局資料顯示 1984 年總和生育率為 2.35；
而 1979 年左右出生的婦女除了少部分沒有生育外，大多數都已經生育，平均生育率可能還不到 1.3。
粗略假定這個群體平均生育率為 1994 年水平（當時總和生育率為 1.56），就是說假設這三億人口中的 1.5 億婦女平均每人已經生育 1.56 個孩子，那麼共有 2.34 億孩子。
這些所謂「誤增」的三億人加上他們已經出生的子女總共 5.34 億人口，雖然只佔中國 2005 年底總人口的 41%，但卻佔了中國 46 歲以下（根據 2000 年人口普查數據和 2005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數據， 1959 年以後出生人口共 9.3 億）人口的 57%，他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力和可持續發展的潛力。

多出的這三億青壯年人口，都是各部門各行業的主力！這意味著現在的勞動骨幹有一大半本來是不應該出生到這個世界上的。
沒有這三億年輕勞動人口，現在中國怎麼發展？
經濟實力還能排世界第四嗎？
沒有這「多出的」三億及其二億多子女，中國確實能達到某些人宣稱的「理想人口」七億多的水平，但 2005 年 60 歲以上人口同樣有 1.45 億（都是 1945 年以前出生的），比例高達 18.1 % ！現在國家只承擔城市人口中 4000 萬離退休職工的養老金，並且由全國人民納稅來支付（農民通過廉價勞動力支持國家基礎建設，並且是義務兵的主要來源，要是沒有 2.5 億農民工所創造的財富，政府財政就無法運轉）。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透露：
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相當於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
沒有這「誤增」的三億青壯年勞動人口，老年人怎麼活？
總理怎麼當？
中國今後怎麼持續發展？
現在（2007 年）48 歲以下的人在嘮叨「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時，可曾想到要是當年沒批馬寅初的話，你們中的一大半都是不可能出生的。

想到這裡，背後冷颼颼的，毛骨悚然！說嚴重點，馬寅初的理論與馬爾薩斯理論一樣是反人類的。
我不清楚當年批馬寅初的具體動機是什麼，但不論如何都是歪打正著。
不批馬寅初人口論，天理不容！
減少這三億人口真的能讓中國富強嗎？
城市化和工業化是歷史趨勢。

減少這三億人口以後，中國人口總數仍然不少（到現在還會有近八億），還是不能像中東那樣靠出賣原始資源致富（俄羅斯人口稀少、資源豐富，並且人口從 1992 年以來就不斷減少，但也沒有靠出賣資源而發財），還得靠廉價勞動力起家進行原始積累，比如前些年的基礎設施和重工業建設。
城市化和工業化就會滯後，就業率不一定比現在高，經濟就無法起飛，整體國力肯定是大幅度下降的。
沒有這三億青壯年勞動人口，中國就沒有勞動力優勢，外國企業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湧向中國。
就算人均勞動力收入會有所增加，但與現在一樣多的老年人需要贍養，實際生活水平不一定比現在高。
人均養老比增加，意味著有相當部分勞動力時間需要花費在侍候老人方面，創造財富的時間大為減少。

有人因為現在的農民工收入不高，就以為他們創造的財富不多。
事實上農民工的超低工資是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所致。
但作為國家，農民工創造的全部財富都是計算進了 GDP 的。
沒有那些農民工，現在的「富人」不會富，國家也不會富。
假設在 1959 年採納馬寅初的理論後，即使到 1979 年後也一直依照馬寅初的生育兩個的理論，那麼考慮到至少 15 % 的不孕、單身、丁克等不育人口（其實光不孕家庭就佔 12.5%，並且正不斷上昇），不考慮嬰幼兒和孕產婦死亡情況，那麼生育率也只能在 1.7。

這 1.57 億 1959~1979 年出生的人口中有婦女 7700 萬，生育孩子 1.3 億。
以婦女平均生育年齡為 25 歲計算，那麼 1954~1958 年出生的婦女生孩子也在 1979 年之後，這個年齡段婦女有 4363 萬，以 1.7 的生育率計算，生育 7418 萬個孩子。
就是說，以馬寅初的理論，1979~2004 年只能出生 2.05 億孩子。
2000 年人口普查顯示，1979~2000 年出生 4.239 億，加上國家統計局顯示的 2001~2004 年這幾年出生的 5000 萬左右，共出生 4.8 億左右，比馬寅初理論要求的 2.05 億多出 2.75 億。
2005 年初有 13 億人口，扣去這 2.75 億，也扣除 1959~1979 年多出生的三億，等於 7.25 億。

就是說，按照馬寅初的二胎理論，中國 2005 年初只能有 7.25 億人口，確實是接近零增長。
那麼 2005 年中國 60 歲和 65 歲以上老年人比例分別為 20 % 和 14 % （目前實際分別只有 11% 和 7.8%），65 歲以上老年人的比例高於美國目前的 12 % （美國的養老金制度已經建立七十多年），相當於日本（現在為15%）1996 年水平（日本在 1996 年的時候人均 GDP 為 38555 美元）。
上面是粗測馬寅初理論的後果，我們再分幾種情況細測馬寅初理論的後果。
依照馬寅初的理論，每對夫婦只能生育兩個孩子，就是說政策生育率為 2.0。
《光明日報》的文章聲稱，推行馬寅初的人口理論，1959~1979 年會少生三億，可能是考慮到當時的高嬰兒死亡率、高孕產婦死亡率、高兒童死亡率。

有人會說，即使有嬰兒、兒童死亡，但還可以再生（其實生育時間是有限的，補生並不一定成功）。
那麼我們就分幾種情況分析馬寅初人口論的後果：

1、假設《光明日報》的說法是對的，將 1959~1979 年出生的 4.57 億按比例減少三億後，1980 年後仍然繼續馬寅初的「只允許生育兩胎」（每個婦女最多只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不生育人口（不育不孕症、單身、丁克）在 1980~2000 年以 10 % 計算，2000 年以後以 15 % 計算（現在光是不育不孕症人群比例就高達 12.5 % ；
但 1980 年代發病率要低一些，並且 1980 年代丁克思想還沒有流行）。

2、假設《光明日報》的說法是對的，將 1959~1979 年出生的 4.57 億按比例減少三億後，1980 年停止計劃生育，平均每個婦女生育兩個孩子（由於有單身、丁克，並且一些人只願意生育一個孩子，就需要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另外一些人生育四五個孩子）。
關於這個方案需要說明：
如果 1959~1979 年實行馬寅初的計劃生育方案，生育觀念已經不可逆轉地改變了很多（比如中國 1980 年代開始實行的嚴厲計劃生育政策，使得生育觀念在 1990 年代就發生質的變化；
越南 1988 年開始計劃生育政策，生育觀念幾年後就發生質的變化），生育願望肯定下降不少，而撫養比又顯著增加，生育願望就更加下降，1980 年停止計劃生育的話，即使 1980 年代生育率還可能稍微高於 2.0，但 1990 年之後需要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才能使得生育率保持在 2.0。
3、1959 年後一直允許生育兩胎，不考慮嬰、幼兒和孕產婦死亡情況，不生育人口 1959~1979 年以 5% 計算（當時不育不孕症發病率只有 2% 左右，但仍然有單身），1980~2000 年以 10% 計算，2000 年以後以 15% 計算。

4、在「誤增三億」和「獨生子女政策」後，現在開始停止計劃生育，平均每個婦女生育兩個孩子（在目前的生育意願下，需要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才行）。

說明：
生育婦女結構模擬 1986 年的偏正態人口結構，未知人口的出生性別比以 105 比 100 計算。
根據馬寅初的理論，第一個方案是最悲觀的方案（到 1979 年紮紮實實少生三億），第三個方案是最樂觀的方案（到 1979 年只少生 2.2 億），最有可能的情況介於第一個方案和第三個方案之間。
另外，還要考慮到馬寅初時代的中國政治現實：
那個時候農村也是集體經濟，在政策壓力下很少有超生現象（就像現在城市人不敢超生一樣；

1973 年開始計劃生育，允許生育兩三個，全國總和生育率在 1979 年就只有 2.75，1980 年只有 2.2 了）。

圖~5：
1959 年之後不同生育方案下的人口總數預測
沒有這三億「誤增」出來的人口及其子女，中國現在確實達到了某些人心目中理想的 7~8 億人口，但這 7~8 億卻是老年化的 7~8 億，是不可持續發展的 7~8 億（能夠生育下一代的人口比例已經很低了，並且生育意願很低）。
19 世紀初中國佔全球人口的比例接近 40%，在 20 世紀初降低到 25% 左右，現在降低到 20%。

要是當年依照馬寅初的理論，現在中國人口只有不到八億，只佔全球人口的 13%；
而世界人口到 2050 年卻仍然會增加到 90 億，中國人口佔全球比例將急劇下降到不足 8%。
泱泱大民族就這樣淪落為小民族了。

計生委資料顯示：
7 2005 年 60 歲以上老年人口1.45 億，65 歲以上老年人口 1.01 億，分別是 1945 和 1940 年以前出生的；

2015 年的 1.35 億 65 歲以上老人、2.13 億 60 歲以上老人是在 1950 年之前出生的，與毛澤東沒有關係；
2024 年的 1.95 億左右的 65 歲以上老人、2.9 億 60 歲以上老人是在 1959 年之前出生的，與毛是否採納馬寅初的理論控制人口沒有關係。
同理，2045 年及以前的 65 歲以上老人都是 1980 年以前出生的，不受 1980 年代開始的極端計劃生育所影響，筆者在〈要是當年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會怎麼樣？
〉一章分析了沒有 1980 年代開始的極端計劃生育會怎麼樣。

表~3.2：
中國老年人口預測
60 歲及以上 65 歲及以上 60 歲及以上 65 歲及以上  年份  年份
老人（億） 老人（億）  老人（億） 老人（億）  2001  1.33 0.91 2014  2.041.30  2002  1.36 0.94 2015  2.131.35  2003  1.38 0.96 2016  2.211.41  2004  1.41 0.98 2017  2.291.48  2005  1.45 1.01 2018  2.361.56  2006  1.49 1.03 2019  2.401.64  2007  1.53 1.05 2020  2.431.72  2008  1.58 1.07 2025  2.961.97  2009  1.65 1.10 2030  3.552.42  2010  1.71 1.13 2035  3.972.92  2011  1.78 1.16 2040  4.113.24  2012  1.86 1.20 2045  4.253.29  2013  1.95 1.24 2050  4.503.36資料來源：
國家計生委 2003 年預測。

要想證明馬寅初的理論是正確的，就得說明如何養這麼多老年人。

事實是，按照馬寅初的理論根本養不了這些老年人。

圖~6：
1959 年後不同生育方案下 65 歲及以上人口比例
2024 年及以前的 65 歲以上老人都是在 1959 年之前出生的，與當時是否採納馬寅初的人口論沒有關係，不同的方案雖不能改變老年人數目，但卻通過改變總人口數目而決定了今後的老年人比例。
即使在 1979 年之前依照馬寅初的理論控制人口，而在 1980 年之後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到 2024 年也不會達到八億。

如何養活超過 25% 的 65 歲以上老年人？
即使退休年齡延遲到 75 歲（一大半人到死都拿不到退休金），社會也無法運轉。
由於持續的低生育意願和低生育率，人口結構一步步老化，經濟規模和人口數量在全球的份額也一步步下降。
目前是九個勞動年齡人口（18~64 歲）對應一個老年人口，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相當於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
依照馬寅初的理論，到 2024 年是兩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怎麼養老？

圖~7：
1959 年後不同生育方案下一個 65 歲及以上老人對應的勞動人口數（18~64 歲）
馬寅初人口論錯就錯在，在戰後壽命延長的情況下謀求人口零增長。
平均預期壽命從 1949 年的 35 歲延長到 1976 年的 65 歲和現在的 72 歲，在這種情況下人口零增長意味著什麼？
等壽命平穩下來後人口結構會是什麼樣？

人們往往後悔沒有做某事，其實更應該慶幸幸虧沒有做某事。

任何一個命題都是靠歷史鑒定的。
打個比喻，一個工廠要長期存在和持續發展，就必須老中青三結合。

師傅教徒弟時，要費心費時，甚至影響師傅的工作效率。
要是只考慮當年的生產的話，就根本沒有必要招收新徒弟。
但要考慮企業的長期發展，就必須不斷吸收新的力量。
否則人才結構會斷代，那時候再招收徒弟就晚了（一方面有經驗的師傅退休了，另一方面新手需要多年的訓練才能真正成材）。

計劃生育一方面省一筆費用（養育小孩的費用），另一方面減少了母親養育小孩的誤工時間，理論上、表面上用這個時間工作可以增加社會財富，也就是人口學界所謂的「人口紅利」。
但是相對於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印度來說，計劃生育其實並沒有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任何貢獻，卻透支了今後可持續發展的潛力。
現在計生委用目前的「人口紅利」來「檢驗」計劃生育政策，說計劃生育是何等的「正確」。
十年育樹，百年育人，人口問題本身是慢性問題，等真正的檢驗官 —「時間」來到的時候，計劃生育的決策者和計生委官員已經享受完榮譽和利益後在另外一個世界「管他洪水滔滔」了。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本身就會有就業壓力（這個壓力不是人口本身，而是社會發展模式的轉變所固有的，歐洲、美國都曾經歷過這段時間），計劃生育使得中國婦女勞動參與率罕見地高，大大加重了就業壓力，增加了離婚率。

經濟學認為，養育三個孩子的花費只是一個孩子的 1.6 倍，這還不計算精力上面的節省。
另一方面，卻因為「獨柴難燒、獨子難教」，花了高額費用後往往難以得到預期的教育效果。
獨生子女政策搞了二十多年了，少生了二十多年的孩子，我們來看看：
孩子少了，上學應該更容易了吧，應該真正實施免費義務教育了吧？
沒有！孩子少了，工作應該更好找了吧，收入應該更多了吧？
沒有！孩子少了，醫療應該更有保障了吧，看病住院不用擔心了吧？

沒有！孩子少了，住房壓力應該更小了吧，人人有其屋了吧？
沒有！孩子少了，環境美化得更好了吧，污染應該沒有了吧？
沒有！孩子少了，父母壓力小了吧，大家應該都小康了吧？
沒有！再來看看：
孩子少了，學費更高了。
孩子少了，房子更貴了。

孩子少了，醫療更享受不了了。

孩子少了，環境破壞更嚴重了。

指望計劃生育減少人口來提高生活水平、發展經濟，搞這種全世界僅有的大試驗純粹扯淡！

北宋政治家和史學家司馬光在寫給他兒子司馬康的一封家書〈訓儉示康〉中，提出「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著名論斷。
隨著經濟的發展，心理撫養能力反而是下降的，總撫養比是不斷降低的，生育願望是不斷降低的，這也是發達國家人們不願多生小孩、家庭越來越小的原因之一。
計劃生育暫時地使中國由儉入奢，人為地增加社會培養成本。
經濟越發達，養育小孩的相對成本越高，計劃生育使中國在低成本的時候限制了對未來勞動力的培養，等今後高成本的時候中國又無力鼓勵生育小孩。

總和生育率反映的是年齡結構，生育率在 2.1 左右才能保證下一代相對這一代不會減少也不會增加。
1971 年前我國的總和生育率有 5.8 左右（每個婦女平均生育 5.8 個孩子），2000 年國家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金指標）顯示，總和生育率只有 1.22。
5.8 的生育率意味著我們這一代是上一代的 2.76 倍；
以第五次人口普查的 1.22 的生育率計算，我們的下一代只是我們的 58%。
可以看出現在老年人多舒服，而我們的晚年又多麼悽慘。

「少壯不努力（生兩三個孩子），老大徒傷悲。」

政府的職責是引導民眾發展經濟，盡量滿足人民的經濟文化需要。
要是通過編造人口過多的謊言，降低人口的增長，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人都可以當政府領導，明朝末年的張獻忠在四川就當過一次，他就是通過殺人來減少人口、利用已有的財富。
客觀上中國的人口已經很多了，不可能像切蛋糕一樣把現有的 13 億人保持在年齡結構不變的情況降下來，應該從這個客觀事實出發，找出提高生活水平的辦法（無論是人均土地還是人均耕地，中國都不比日本、韓國和歐洲很多國家少）。

要是中國不算「地大物博」，還有幾個國家算「地大物博」？

中國以前「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人口眾多」的宣傳本身就是一種自信的表現；
但後面為了實行計劃生育，卻不惜隱瞞數據，灌輸「人均不足」的觀念。
要是連人口資源都不善於利用，對其他資源肯定也是粗放式利用。

我國的資源利用效率遠遠低於國際水平，也低於印度、泰國等發展中國家水平。
以這種粗放利用資源的方式發展，人口減少一半都不夠。
用「人口過多」來掩蓋這種粗放型的發展模式，實在不值得！計生委在宣傳「計劃生育的偉大貢獻」的時候，讓人聞到了「焚琴煮鶴」的味道。
凡事皆有個度，過猶不及。
1979 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只稍微高於世代更替水平，通過發展經濟就完全可以在短期內將生育率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毛澤東的人口政策和經濟發展已經將高生育率這條「蛇」打死，1980 年代根本沒有必要實行苛刻的計劃生育政策，1980 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是打「死蛇」。

少出生 1.3 億（最悲觀估計也不超過 2.2 億）人口，大大加重了今後的老年化。
作為一個年近八旬的老人，當時提出那個可以導致亡國的「新人口論」，從學術討論上來說並不為過，但馬寅初在接受了計劃生育先驅者的榮譽的時候，就注定了要為這個事情承擔歷史的責任。
歷史和現實表明，馬寅初的所謂人口理論是錯誤的，以馬寅初的理論和宋健的「人口控制論」為依據的 1980 年代以後推行的嚴厲/極端計劃生育政策更是荒謬絕倫。
以減少新生人口為標誌的獨生子女政策是作為基本國策出現的，決策者竟然把通過降低新生人口的增長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基本國策！即使是窮瘋了，也不能幹這種斷子絕孫的事情！以急劇壓縮人口規模、催生畸形人口結構為代價來提高生活水平，和過把癮就死沒什麼區別。
一票否決制否決的是民族的未來。

強制結紮其實就是結紮中華民族的持續發展。
毛澤東的直覺勝過馬寅初的學問！馬寅初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的象徵，我不知道具體原因，但要是僅僅因為是在人口問題上用一個錯誤的理論與毛澤東爭執，那只能說明中國自由主義的淺薄。
最近二十多年的宣傳也都同情馬寅初，卻無視三億生命！
1980 年左右多位學者提出中國最適人口為七億，為計劃生育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有學者甚至提出無嬰年的方案。
現在李偉雄、李小平等人仍然堅持要將中國人口降低到五億、三億。

計劃生育不就是民族自殺嗎？
鼓勵個人自殺是犯罪，難道鼓勵民族自殺反而成了功臣（一大批學者步步高昇）？

毛澤東在一些方面可能做得不好，但在人口、醫療、高科技發展、能源開發、民族工業建立等方面是沒有錯的，我們要一分為二地看。
要是在人口、醫療等方面反毛，只能說明反對者的淺薄。

近年中國礦難頻發，有人認為是本屆政府的責任。
其實從某種程度上說，本屆政府在為前兩屆政府揹黑鍋。
近年礦難增多的一個重要原因（另一個原因是官煤勾結疏於監管）是因為電力短缺，市場需要加速開採煤礦。
為什麼會電力短缺呢？
是因為幾年前學者判斷失誤，政府在 1997 年後連續五年限制電力投資。

從更長遠看，2003 年法國核電已經佔總發電量的 85%，減少了石油進口，充足的電力不僅滿足了國內的需求，還可向歐洲鄰國出口。
而中國核電發電量僅佔我國總發電量的 2%。
要知道中國在毛澤東時期在核能研發上已經居於世界前列，但改革開放以來在核能利用上幾乎停滯。
現在還得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煤電，誰應該為每年死去的成千上萬礦工負責？
請看《光明日報》〈「核」之聚焦：
從毛澤東的遠見到中國能源安全〉。

8 要是這樣一屆一屆地揹黑鍋，怎麼持續發展？
今後的政府揹得起養老金短缺這個大黑鍋嗎？
不考慮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是掠奪經濟。
唐代杜牧說：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後人復哀後人」，正好反映了中國歷史在變中保持不變的宿命。

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才能終結這種宿命。

1959~1961 年大躍進中國人口非正常死亡既因天災，也因人禍，具體數目還有爭議。
但 1980 年代以來推行計劃生育卻是減少了 1.3 億（最悲觀估計也不超過 2.2 億）人口，姑且不談這個。
1980 年之前中國出生性別比一直是正常的，但是現在公認的未來數千萬光棍意味著什麼？

數千萬女嬰到哪裡去了？
這還只是被迫「自願」的。
還有更多的強制墮胎手術，這些都已經是有生命了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是西方各個領域學術研究的一本重要工具書，大約有 3300 萬字，十多萬個條目，記載了世界各國重要的科學人文發現、概念解釋和傑出人物。
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裡，有很多當代中國文人和科學家，卻根本沒有「馬寅初」這三個字，因為馬寅初的人口論無非就是照搬了一點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卻被樹為什麼偉大的英雄。
對馬爾薩斯人口論，馬克思批判過；

恩格斯批判過；
孫中山批判過；
毛澤東也批判過，但中國 1980 年代還是採納了馬爾薩斯理論控制人口。
馬寅初提出的「對只有兩個孩子的父母加以獎勵，而對超過兩個孩子的父母要抽稅」這一明顯帶有「行政命令」與「計劃經濟」色彩的建議，當時並沒有被政府採納。
很明顯這是 1980 年代獨生子女政策實施後，「獨生子女費」與「超生罰款」的理論依據。

有人說：
馬寅初僅僅是一個學者，學者的理論是否會成為國策，取決於決策者是否採納。
如果採納了，由此產生的功勞是決策者的，過失也應當是決策者的；
讓學者來負責，於法於理，都說不過去；
學者的理論，只要不違反法律，就應當讓人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如果要求學者的理論一定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才能發表，那以後誰還敢說話？

馬寅初的人口理論，僅僅是一家之言，過去批他，是政治環境和學術環境不正常的表現，現在，為什麼又拿他當替罪羊？
孔子認為「君子有三患：
未之聞，患弗得聞也；
既聞之，患弗得學也；
既學之，患弗能行也」（譯文：
君子憂患的事有三件：
未曾聽說的事和知識怕不能聽到，要通過多種途徑聽到正確的觀點；
聽到之後怕不能學到，要努力學到；

學到之後怕不能做到，要想方設法做到）。
學者的正確意見，決策者不能裝聾作啞而不採納；
學者的錯誤觀點，決策者不能不加論證就一味採納。
要是馬寅初的觀點是錯誤的，決策者不採納就是。
既然決策者採納一個錯誤觀點，就應該由決策者負責，而不能由學者負責。

這些話確實有些道理，但決策者不是全才，對很多事情是外行，需要一些嚴謹的學者作參謀，需要一些正確的理論作指導。
允許學者犯錯誤，但不等於縱容犯錯誤。
涉及民族長遠利益的學術研究需要非常嚴謹，至少方向不能錯，但計劃生育的幾個理論連人口結構都沒有考慮，老年化都沒有考慮（就更沒有考慮改變全球民族構成的問題），能算嚴謹嗎？
這些人能算人口學家嗎？

都讓決策者承擔責任也不太公平，學者就沒有責任心了。
學者不能光是想著憑藉理論步步高昇，而不想到後果。
計劃生育是專家誤國的典型！
筆者說的是批馬寅初的人口論，不是批馬寅初本人。
事實上，毛澤東也只批了馬寅初的人口論，批馬寅初是在1959 年，馬寅初於 1960 年自己到教育部提出口頭辭職。

這個時候的馬寅初已經 78 歲了（哪個大學有 80 歲的校長？
），後面一直仍保留一個全國政協常委的名銜。
馬寅初仍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比老師日子還好過嗎？
），1980 年代實行極端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馬寅初則擔任人口學會名譽會長，享年100 歲。

國際上人口學都還屬於幼稚學科，遠沒有完善，比如聯合國對於人口預測就從來沒有準確過，說明人口學界缺乏新思維。
中國在 1980 年代人口學起步時候將馬寅初搬上神龕，採納馬寅初、馬爾薩斯的觀點建立起中國的人口學科（宋健研究人口最早起源於對馬寅初的景仰；
田雪原研究人口起源於為馬寅初平反整理資料），導致中國人口學先天不足，一開始就走向了錯誤方向。
苛刻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現在民族急性自殺的 1.2~1.3 的生育率，某些人口學者難辭其咎！
既然馬寅初作為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象徵，不批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不澄清事實，就不會有為人口政策伸張正義的那一天，人口政策就難以撥亂。

註釋和出處：
1劉志軍：
〈論人類安全的理念淵源〉，《國際問題論壇》，2005 年夏季號（http://www.siis.org.cn/liuzhijun.htm）。
2胡鞍鋼、熊義志：
〈全面開發人力資源：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第一目標〉，「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課題組。
3吳隆杰：
〈我國人文發展指數的國際比較研究〉，中國可持續發展，2005（1）：
第 5~8頁。
4聯合國：
《2005 年人類發展報告》（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2005/）。

〈中國人類發展報告〉（http://ch.undp.org.cn/modules.php?op=modload&name=News&file=article&topic=40&sid=228）。
5《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6世界銀行：
《中國農村衛生 ─ 簡報系列》，（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ese/content/BN3_cn.pdf，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ese/content/BN4_cn.pdf，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ese/content/BN5_cn.pdf）。
7國家計生委：
《2001~2050 年老年人口和老齡化程度預測》，2003 年（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1420，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1421）。
8董山峰、邵文杰：
〈「核」之聚焦：
從毛澤東的遠見到中國能源安全〉，《光明日報》2005 年 1 月 14 日（http://www.gmw.cn/01gmrb/2005-01/14/content_165538.htm）。

4.1 1980 年決定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時代背景
1949 年之後，由於中國在醫療衛生等方面得到長足的發展，死亡率急劇下降，預期壽命由 1950 年的 35 歲延長到 1980 年的 68 歲，中國人口從 1949 年的 5.5 億增加到 1980 年的十億。
人口增加主要是因為「死的太少」，而不是「生的太多」，是因為中國社會發展明顯超前於經濟發展。

加上當時文革的一些僵化經濟政策，這種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矛盾日益明顯。
1973 年全國城鄉計劃生育工作全面展開。
1973 年 12 月，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彙報會上，提出計劃生育要實行「晚、稀、少」。
「晚」是指男 25 週歲、女 23 週歲才結婚；
「稀」是指兩胎間隔一般要在四年以上；

「少」是指只生兩個孩子。
此後在各地的宣傳中出現了「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的口號。
可見當時對控制人口是小心翼翼的，而不像那個年代對其他事情一樣暴風驟雨。
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從 1973 年的 4.54（平均每個婦女生育 4.54 個孩子）快速下降到 1977 年的 2.84（與現在印度差不多）、1980 年的 2.24。
就是說在 1970 年代後期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已經接

註：
本章完成於 2006 年初，預測是以 2005 年為起點（本章所說的  「現在」指的是 2005 年底）。
近世代更替水平，而伴隨經濟的發展，人們生育意願將不斷降低。
由於壽命增加在延緩，只要維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在低慣性增長一段時間後，就會停止增長。
隨著農業技術的推廣、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之間的矛盾就會逐步得以解決。
比如 1976 年袁隆平的雜交水稻開始在全國稻區推廣，糧食大幅度增產。

可見 1970 年代那樣的寬鬆計劃生育到 1980 年的時候應該停止而不應該再強化。
1960 年代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迅速，引起發達國家的擔憂，《人口爆炸》、《增長的極限》紛紛出籠（雖然西方國家自己從來沒有控制人口，但卻希望發展中國家控制人口），1970 年代全球掀起了一股強大的新馬爾薩斯主義思潮。
宋健 1978 年到歐洲開會，某些研究所向他提議用控制論研究人口。
11978 年標誌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人們極其希望很快改變落後的狀態，為此，中央還提出「大幹快上」、「一年初見成效，三年大見成效」的要求，並提出到 2000 年實現四個現代化。

當時認為要發展經濟，就得減少人口分母，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組長陳慕華在 1978 年就提出「一胎化」的設想，並在各種會議上不遺餘力地鼓動。
陳雲很早就提出了通過計劃生育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張。
他說：
中國人多，必須節制生育，現在糧食、布疋、學校都很緊張，都與人口多而且增長快有關係。
這些主張，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等原因，沒有被採納。
文革結束以後，陳雲重提這個問題。

在 1979 年 6 月給陳慕華的信中，他指出：
限制人口、計劃生育問題同國民經濟的發展一樣重要。
並建議採取五條計劃生育的措施：
1、大造輿論；
2、制定法令，只准生一個；
3、加強避孕藥物工作；
4、優待獨生子女；

5、實行社會保險。
2 1979 年胡耀邦為馬寅初平反，感嘆：
「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

在這種政治氛圍下，從 1978 年開始，以宋健為首的航天部（原七機部）的一些人員（李廣元、于景元）和西安交通大學的教師（王浣塵、蔣正華、王月娟、邵福慶），分別率先用控制論的方法預測我國人口發展。

依照宋健自己後面的話說：
「我是學自然科學的，對數理化自然非常感興趣，但對社會科學，那個時候，可以說我是一竅不通，領導說什麼，我就覺得，哦，那就是真理。」
3 田雪原 1979 年從教育部的行政崗位上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中央要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為馬寅初平反的一些工作就落到田雪原的頭上，田雪原 1980 年開始研究人口問題。

1980 年 2 月，新華社公佈了宋健、田雪原等人「花了不到兩個月時間」（梁中堂語）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人口控制論」方法研究出來的「百年人口預測報告」：
如果按中國當時的生育水平延續下去，2000 年中國人口要超過 14 億，2050 年中國人口將達到 40 億；
即使今後平均每位婦女只生兩個孩子，也要到 2050 年中國人口達到 15 億後，才能停止增長。

4 這種預測結果要是考慮到經濟發展（降低生育率）和科技進步（增加土地的人口承載能力）以及壽命延長已經減緩的話，本不應該引起恐慌。
但學術界還處於「一日被蛇咬，三年怕草繩」的心態：
1980 年中國人口才十億，糧食就已經短缺，要是增加到 15 億，等於多出三分之一的人口來分有限的資源，中國肯定崩潰，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須減少人口。
新華社這一預測結果發佈後，引起人口學界和政界的很大震動。
一些人甚至產生了恐慌心理，驚呼中國已人滿為患了。
當時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時代，對科學和人才已經到了迷信的地步，因為這是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和我國控制論最高權威合作的「課題」結論，在中央及民眾中影響都相當大。

國務院副總理專門詢問了預報的計算情況。
錢學森和經濟學家許滌新等致函國務院，希望重視這一研究工作的意義。
當時的情況是：
領導提出「一胎化」的設想；
學者以科學的形式為長官意向詮釋；
5 然後領導又迷信學者的「論證」。

捏了個泥菩薩，還真以為顯靈了，然後當成神來供。
1980 年宋健在《光明日報》撰文說：
「我們絕不應該保持前兩年每個育齡婦女平均生 2.3 個孩子的生育水平。
為使我國人口將來不再有大幅度增長，應該在今後 30~40 年的時期內大力提倡每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
這是為了克服從 60 年代到 1970 年代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後果不得不採取的緊急措施，是為了糾正我們過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現的錯誤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是根據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權衡利弊而作出的最優選擇。」
「英國生態學家根據英國本土的資源推算，現在 5600 萬人太多，應該逐步降到 3000 萬人，即減少 46%；

荷蘭科學家研究的結果是現在的 1350 萬人口已經超過了 4 萬平方公里上的生態系統所能負擔的限度，應該在今後 150 年內降到 500 萬，即減少 63%。」
61981 年宋健從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後中國適度人口數量，結果表明，如果生育兩個孩子，我們整個民族將一直處於不良式供應狀態。
如果在一百年左右時間內，我們的飲食水平要達到美國目前水平，中國理想人口數量應在 6.8 億以下。
從淡水資源看，中國的水資源最多只能養育 6.5 億人。
同年田雪原等也得出中國最適人口應該在七億以內的結論。

71985 年 11 月 19 日鄧小平在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居內久時說：
「中國有中國的情況。
中國的人口如果不加控制，到本世紀末就會達到 15 億，人口的增長會超過經濟的增長。
因此，我們的人口政策是帶有戰略性的大政策。」
受宋健的「百年人口預測報告」的影響，1980 年開始，學者提出了五花八門的計劃生育方案，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下面幾種：
8（1）有人主張「我國人口近期宜取負數發展」，建議 20 年內採取一切措施，進入人口的負增長。
要實行鼓勵自願不育戶和獨身者的政策，每隔五年開展一個「無嬰年」等等。

（2）有人提出我國人口要降到七八億的「適度人口」的觀點。

（3）另一種觀點則影響很大，幾位學者建議從 1980 年起大力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到 1985 年普遍做到「一胎化」，到 2000 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可接近零，全國人口可控制在 11 億以下。
這個「一胎化」方案曾對我國的人口政策產生了直接影響。

1980 年有關部門曾公開提出「力爭在 1985 年把人口增長率下降到 5‰，在本世紀末以前做到不增不減」。

（4）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首要意圖是要在 20 世紀內，將中國的人口總數控制在 12 億之內，這一目標最早是在宋健、田雪原的（預測）〈在實行中（21 世紀初的 20~30 年）不用擔心高齡化問題〉發表後，9 於 1980 年 9 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確定的，其後，在同年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中，在 1981 年第五屆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在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紀要〉中和 1984 年中央批轉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黨組關於計劃生育工作情況彙報，即中共中央中發〔1984〕7 號文件中，都又相繼強調了這一指標。
1982 年 9 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把計劃生育定為中國的基本國策，11 月召開的第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新憲法，更明確地規定：
「國家推行計劃生育」、「夫妻雙方都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中說：
「有些同志擔心，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將來會出現一些新的問題：
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齡老化，勞動力不足，男性數目會多過女性，一對青年夫婦供養的老人會增加。

上述這些問題，有些是出於誤解，有些是可以解決的。
老化現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後才會出現。
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可以不必擔心。
實行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將來生產發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一定會不斷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養，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
10

（5）1984 年一些人口學者提出：
根據農村超生實際情況來調整控制人口的目標，將「12 億以內」調整為「12 億左右」較為適宜。
黨中央 1985 年將 2000 年人口控制目標調整為「力爭把我國總人口控制在 12 億左右」，1990 年調整到「13 億以內」的目標。
目標改變，但政策卻沒有改變。
總結一下當時的情況：
（1）宋健認為毛澤東時期的人口政策是錯誤的，而獨生子女政策是為了糾正毛澤東時代在人口政策上出現的錯誤。
宋健的這種認識本身是錯誤的，因為毛澤東時代人口政策並沒有錯。

（2）根據宋健等人的預測，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2000年中國人口要超過 14 億，2050 年中國人口將達到 40 億（這個結論沒有考慮到很多現實因素，本文將具體分析）。
（3）當時認為即使平均每位婦女只生兩個孩子，也要到 2050 年中國人口達到 15 億後，才能停止增長（宋健對中國有 15 億人口不能容忍）。
（4）當時 2.3 左右的生育率是不能容忍的（要是日本和歐洲國家能達到這個生育率，估計要舉國歡慶的）。
（5）當時認為，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後（21 世紀初的20~30 年）不用擔心老年化問題（事實上中國 1999 年就進入老年化，比預期早 30 年；
梁中堂認為宋健等人的預測在對一些計算結果的解釋上瞞天過海）。

（6）當時認為不必擔心勞動力不足，但事實上 2003 年就出現結構性勞動力短缺（民工荒），全面勞動力短缺為時不遠。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透露，在 2006 年進行的一項對全國 13 個省的 1600 多個行政村的調查顯示，74% 的行政村認為，本村 30 歲以下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已外出打工，幾乎已沒有青年勞動力可以再繼續向外轉移。
11（7）當時認為不必擔心「男性數目會多過女性」，但事實上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後幾年就出現出生性別比增高，現在已經高達 120~130，這 26 年以來有近兩千萬女嬰到哪裡去了？
（8）當時認為不必擔心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問題，能夠做到老有所養。
但是現在養老金缺口就已經相當於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到 2033 年將出現高達八萬億的養老金缺口。

（9）當時認為中國最適人口只能在七億以內（要是在清朝以前的話最適人口才數千萬）。

（10）獨生子女政策需要實行 30~40 年，就是說要到2010~2020 年才能停止。
停止之後，有些學者建議允許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生育二胎（由於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家庭比例較少，意味著大多數人喪失生二胎機會），有些學者提出了「二孩晚育方案」（這些方案只允許 36 歲以下的人生育二胎，意味著 1970 年代出生的基本喪失生二胎機會），12 在這些方案的配合下，宋健、田雪原的七億人口目標還是可望實現的。

（11）宋健當時認為，英國希望將人口減少 46%，荷蘭希望將人口減少 63%。
事實上這些觀點只是個別學者的觀點，英國、荷蘭政府從來沒有用這些理論來控制人口，反而鼓勵生育，但仍然難以阻擋人口下降和老化的趨勢。
在這方面我們搶了個第一，從理論到實踐不到一年，但這個第一是我們幾代人都難以承受的。
作為一個大國，在社會制度的探索上寧願晚些時間也不能搶第一（這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差別），更不能做「唯一」（比如中國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

（12）宋健當時認為，「短期預測的精度與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長期預測精度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幾的水平。」
13 然而僅僅過了幾年，中國的首次百年人口預測結果就已遠遠脫離實際。
可見，即使是相當有把握的短期人口預測，也只能作為人口規劃的參考，而不能作為指令性的人口計劃目標來執行。
14  （13）當時沒有考慮不孕不育（當時不到 2%，但現在至少有 12.5%）和丁克、單身等不生育情況（目前北京、上海的不生育人口比例已經上昇到 30% 左右；
日本婦女到 33 歲還沒有生育的佔 49%）。

（14）當時根本沒有考慮到社會發展本身能夠降低生育率的問題（現在上海、北京的生育意願不到 1.1，農民也不到 1.8）。

（15）在某些學者的誤導下，直到 1985 年鄧小平還以為要是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的話，中國人口到 2000 年將達到 15 億。
其實即使 1980 年就徹底停止計劃生育，到 2000 年也只比實際上的 12.4 億多增加 8000 萬人口，也就是說 2000 年人口只有 13.2 億；

即使最誇張估計，也只多增加 1.5 億，也就是說 2000 年人口最多只可能達到 13.9 億。
據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曾毅的統計：
 15 「全國有 63.1 % 的夫婦只被允許生一孩，35.6 % 的夫婦被允許生二孩，1.3 % 的夫婦被允許生三孩」，意味著每個婦女都結婚、都有生育能力和生育意願、也都依照國家政策的話，平均每個婦女只生育 1.38 個孩子（政策生育率）；
考慮至少 15 % 的不生育人口，意味著要是都響應政策的話，平均每個生育婦女只能生育 1.175 個孩子（現實政策生育率）；
1980 年代不育不孕比例沒有現在這麼高，假如當時不生育的人口總數為 10 % 的話，現實政策生育率為 1.24。
因此稱 1980 年開始的計劃生育為「獨生子女政策」一點也不為過。

根據憲法第二十五條，國家推行計劃生育是為了「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
但是根據各國的經驗，在使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過程中，人口並非決定性因素，經濟發展才是決定性因素。
1980 年的這些方案豈不是本末倒置？

計劃生育是調控人口的「第三隻手」

婦女的生育能力是有限的，要是不實行任何限制的話，歐洲婦女一生最多可生育 15 個左右孩子（自然極限生育率）。
但事實上，即使在 18 世紀全球人口快速增加的時候，歐洲婦女平均也只生育八九個孩子（現在非洲一些相當於中國 1960 年代發展水平的國家也只平均生育七個孩子），中國婦女平均只生育六個孩子，說明中國婦女現實極限生育率只能在 6.0 左右（自然極限生育率可能也不像歐洲那樣有 15）。
體質在各種族間有差別（就像黑人在很多體育項目上佔有優勢一樣），白人婦女生孩子後兩三天就能逛商場，黃種人還得坐月子（古代對坐月子更是小心翼翼，因為那個時候是以五穀雜糧為主食，營養不足，體質差；
現在食品豐富，並且都接種了疫苗，體質增強，對坐月子也就相對隨便一些了）。

現在北美的阿米什人（Amish），過著 18 世紀那種傳統農業社會的簡樸生活，不使用電器。
青年人從 16 歲開始戀愛，到 20 歲時結婚，不許離婚，嚴格實行一夫一妻制。
不採取任何節育措施，包括安全期避孕法，但是每個婦女平均也只生育六七個孩子。

正 常 說來 ， 女 性 主 要 育 齡 期 是 在 15~45 歲這 30 年。

將 30 年育齡期分成三段時間，15~25 歲是生育能力最強階段（女性在 20~21 歲是一生最漂亮的時期，也是生育能力最強的時期，可能是造物主這樣安排以吸引異性），35~45 歲是生育能力比較差的階段。
中國不育不孕症發病率在近二十年增加十倍，那麼也意味著即使在目前仍然有生育能力的人群中，平均自然極限生育率和平均現實極限生育率也是下降了，已經沒有 15 和 6 了。

那麼以自然極限生育率 15 來計算，粗略假定 15~25 歲生育六個，25~35 歲生育五個，35~45 歲生育四個。
現在中國婦女平均初育年齡已經延遲到 25 歲左右，意味著減少了六個孩子的潛力，不孕（12.5% 人群不孕）減少 1.5 個，避孕減少二個，人流減少一個，缺乏性生活（離婚、電視、電腦等）減少 1.5 個，這樣算下來就只有 3~4 個的潛力了。

按照現實生育極限六個來計算，晚婚（25 歲初育）減少一個，不孕（不是每個人，而是整個人群平均）減少 0.75 個，避孕、人流減少 1.25 個，性生活減少（離婚、電視、電腦等）減少 0.5 個，這樣算下來就只有 2~3 個的潛力了。
而要維持社會可持續發展、保持人口不增加不減少，平均每個婦女需要生育 2.1 個孩子。
可見，即使沒有計劃生育，需要挖潛才能使生育率達到世代更替水平。
（注：
上述推測是比較粗略的。

）雖然目前調控人口似乎是「右手」主導，但「左手」並沒有退出舞臺，不久前中國的 SARS、東南亞的海嘯、美國的颶風等都讓人隱約地感到這隻「左手」的威力。
而愛滋病、禽流感要是失控，更可能死亡數億、甚至上十億人口。
其他國家的計劃生育（family planning）是加強「右手」的力度（現在西方國家的鼓勵生育是減弱「右手」的力度），而中國的計劃生育（只能叫做 birth control）卻是強制性的。
對於人口調控來說，中國這種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是憑空多出的「第三隻手」，既有「左手」的剛性，又有「右手」的柔性，是生產力壓迫人口的幫兇。
一旦「左手」、「右手」、「第三隻手」同時出擊，中華民族將面臨空前的生存災難。

人口學界可能會辯解：
在 1980 年的時候，「左手」已經遠去，「右手」還沒有出現，中國只好用計劃生育這「第三隻手」來調控人口。
「右手」當時真的還沒有出現嗎？
日本在 1940 年代每個婦女平均還生育五六個孩子，但在 1950 年代經濟騰飛後生育率急劇下降，每個婦女平均只生育兩個多孩子；
新加坡、韓國、臺灣等地區的生育率也是在 1970 年代就急劇下滑的；
西方國家在 1950 年代不孕不育人群就已經昇高到 15% 左右了，等等。

中國政府在 1980 年的時候已經申明中國將於「2000 年實現四個現代化」了，說明對經濟發展是有信心的，中國在 1980 年的時候避孕工具已經比較普及了，人口學界難道不知道經濟發展和避孕對生育率的影響？
可見，在 1980 年的時候，調控人口的「右手」早就出手了，並且已經快打到鼻尖上了。
在 1971 年沒有感到「右手」的存在情有可原，但 1980 年還沒有感到「右手」的存在，就只能說明中國某些人口學者的水平之差了。
從其他國家的經驗看，這種經濟結構改變所引起的低生育意願是難以逆轉的，逆轉的難度比戒毒還難。

以中國的發展水平推測沒有計劃生育情況下中國的生育率
人口迷霧的透視器 — 以人為本的 HDI 發展觀

那麼我們依據中國的歷年 HDI，以此推測要是當年不實行計劃生育中國能有多少生育率。

在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中，中華文化圈國家和地區的 TFR 比其他國家低；
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的 TFR 比其他國家低。
考慮到中國的文化、民族心理和制度特色，中國的 TFR 只能在 HDI~TFR 關係圖的下限，而不是中間和上限。

縱向來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隨著 HDI 的提高，進入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行列後，都經歷過從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轉化。
如日本，HDI 在 1870 年為 0.16，在 1913 年的時候為 0.381，當時婦女平均都是生育六個左右孩子，但是隨著戰後經濟的快速發展，HDI 在 1950 年達到 0.607（相當於中國 1980 年代中期水平），生育率急劇下滑，整個 1950 年代平均只有 2.5 左右，現在 HDI 為 0.943，生育率卻下降到不到 1.3 了。
16 同樣，韓國在 1950、1960 年代平均每個婦女生育六個左右孩子，但隨著經濟的起步，HDI 在 1975 年達到 0.707，1985 年達到 0.78（中國 2006 年水平），生育率在 1970 年代急劇下滑，到 1985 年只有 1.67，現在竟然只有 1.08。
泰國在 1960 年代總和生育率還在 6.0 左右，1970 年代隨著經濟的發展，生育率急劇下降，HDI 增加到 1985 年的 0.678（相當於中國 90 年代初期水平），1995 年的 0.749（相當於中國 2002 年的水平）；
生育率下降到 1985 年的 2.3，1995 年的 1.95。

印度在 1970 年之前生育率比中國還要高，每個婦女生育六個以上孩子，經濟發展比中國緩慢，但生育率也在 1970 年代開始緩慢下滑，現在印度的 HDI 相當於中國 1980 年代中後期水平，生育率只有 2.7~2.8 了。

表~4.1：
人類發展指數的國際比較（1870~2003）16 國家 1870年 1913年 1950年 1975年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3年 中國 0.159 0.525 0.558 0.594 0.627 0.683 0.728 0.755 印度  0.0550.160.412 0.438 0.476 0.513 0.546 0.577 0.602 日本0.16 0.381 0.607 0.857 0.882 0.895 0.911 0.925 0.936 0.943 美國0.467 0.733 0.866 0.867 0.887 0.901 0.916 0.929 0.938 0.944 俄羅斯 0.252 0.651 0.809 0.827 0.8170.770.781 0.795
1970 年之後，中國已經步入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即使不實行計劃生育，生育率也會急劇下降的。
中國計劃生育理論上始於 1971 年，但實際上 1973 年才在全國城鄉展開，但生育率從 1970 年的 5.81 降低到 1971 年的 5.44，1972 年的 4.98、1973 年的 4.54，這幾年本身就可以看出社會發展對生育率的影響。

以下根據中國的 HDI 估算要是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話，中國的生育率會在什麼水平。
1975 年和 1980 年中國 HDI 分別為 0.525 和 0.558，整個 1970 年代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也只能在 4.5 左右（這也是中國當時計劃生育相對來說比較順利的原因之一）。

中國 1980 年代的 HDI 相當於日本 1950 年代水平（日本在 1950 年代平均 TFR 只有 2.4）。
印度 1997~2003 年 HDI 剛好相當於中國 1980~1986 年水平，1997、1998、1999 年TFR 分別為 3.3、3.2、3.1，2000~2005 年 TFR 只有 2.85（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結果）， 17 根據美國 CIA 的 The WorldFactbook 的資料，預計 2006 年印度生育率只有 2.73。

何況，在同等 HDI 的條件下，由於文化和民族心理因素，印度人的生育率明顯要比中國人高。

表~4.2：
新加坡歷年人類發展指數（HDI）和各種族生育率（TFR）18年份HDI全國 TFR 華人 TFR馬來人 TFR  印度人 TFR1980 0.761  1.821.732.19  2.031990 0.822  1.831.652.69  1.892000 0.886  1.601.432.54  1.582001 0.890  1.411.212.45  1.50
不要小看民族生育心理對生育率的影響。
如表~4.3 所示，荷蘭與比利時的社會制度一致，並且經常被同樣的統治者所統治。

1816 年兩國還曾經統一成一個國家，但這種統一只持續了 15 年。
1816 年，比利時人口比荷蘭人口多一倍多，現在比利時人口比荷蘭人口少三分之一。
這近二百年時間內，荷蘭人口增加八倍，比利時人口只增加 2.4 倍。
並且在比利時內部，荷語社區的生育率遠遠高於法語社區。

表~4.3：
荷蘭、比利時歷年人口（百萬）
1816年  1830年1860年  1900年  1950年 2000年 荷蘭  2.0  2.63.35.2  10.1 15.9 比利時 4.2  4.14.76.7  8.6  10.2
再如表~4.4 所示，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人口增長很不一致，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格魯吉亞生育率低，人口增長緩慢，從 1926 年到 2000 年人口增加不到兩倍，而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亞穆斯林地區卻有比較高的生育率，人口增加很快，佔前蘇聯的人口比例也不斷增加。
亞美尼亞人口增長速度也遠遠快於俄羅斯。

表~4.4：
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歷年人口（百萬）19
1926 年 1939 年 1960 年 1970 年 1979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00 年 /1926 年 俄羅斯 93.5109.3  118.9 130.1137.6 148.0 146.01.6 白俄羅斯 5.0 5.6 8.19.0  9.510.3 10.4 2.1 烏克蘭 29.040.041.9  47.7 49.851.8 49.2 1.7 格魯吉亞 2.7 3.5 4.04.7  5.05.55.0 1.9 亞美尼亞 0.9 1.3 1.82.5  3.03.33.4 3.8 阿塞拜疆 2.3 3.2 3.75.1  6.07.17.9 3.4 哈薩克斯坦6.1 6.1 9.3  13.0 14.716.7 16.8 2.8 烏茲別克斯坦  4.6 6.3 8.1  11.8 15.420.3 24.1 5.2 土庫曼斯坦1.0 1.3 1.52.2  2.83.64.3 4.3 吉爾吉斯斯坦  1.0 1.5 2.12.9  3.54.44.5 4.5 塔吉克斯坦1.0 1.5 2.02.9  3.85.36.1 6.1
由於華人和印度人在新加坡同樣的制度下，上表還只反映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差別對中印 TFR 的影響，而沒有反映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對 TFR 的負面影響。
考慮到中印的文化、民族心理、制度因素，當然也考慮到印度的後發因素（在同樣文化、制度、民族心理的條件下，後發國家達到同樣 HDI 時 TFR 比先發國家低），因此筆者將中國 1980 年代生育率估算為 2.75 是合理的（不可能超過 3.0）。

圖~8：
1975 年和 2003 年全球超過 500 萬人口國家的 HDI 與 TFR
註：
可見，從 1975 年到 2003 年，全球人類發展指數（HDI）在上昇，而總和生育率（TFR）在下降；
TFR 下降程度超出 HDI 上昇程度；
同等 HDI 下，2003 年的 TFR 要比 1975 年低。
後行國家在達到相同 HDI 的時候，TFR 比先行國家當年要低。

資料來源：
2003 年人口超過 500 萬國家。
1975 年資料：
1975 年 HDI，1970~1975 年 TFR。
2003 年資料：
2003 年 HDI，2000~2005 年 TFR。

而 1990 和 2003 年中國 HDI 分別為 0.627 和 0.755，參照韓國和泰國的下降趨勢，中國在 1990~2005 年這 15 年平均總和生育率能達到 2.1 就不錯了。

另外，中國可以直接利用發達國家和自己所積累起來的知識和手段降低生育率，比如中國、印度發展比日本、韓國、泰國晚，但避孕手段比當年這些國家要齊全，電視等電器的普及率等比當年這些國家高，不孕症發病率也比當年這些國家高。
印度要是僅僅依照 HDI 來估算的話，現在應該還有 3.0 以上的生育率，但 2005 年估算只有 2.78，2006 年估算只有 2.71 了。
因此中國 1990 年代以後平均生育率可能還難以達到 2.1（不可能超過 2.5）。

有人可能會說，在實行計劃生育情況下中國 1980 年代平均總和生育率還有 2.4 左右，你怎麼說沒有計劃生育只有 2.75 的生育率？
2001、2002、2003 年三次 1‰ 人口抽樣調查有個共同特點，就是從 1982 年到 1988 年這個年齡段移出人口，說明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的 1980 年代 2.4 左右的生育率是偏高的（人口重報多於漏報）。
我們分析一下 1980 年代「獨生子女政策」在農村遭到強烈抵制的原因：

（1）獨生子女政策本身過於苛刻，違背了人性。
就像一個社會保證每人每天有兩斤的糧食，而人們實際平均只需要 1.2 斤，但政府卻只分配給 0.6 斤，這樣以前再和諧的社會也會有暴力搶劫，再溫順善良的人們也會變成「暴徒」（雖然經過搶劫也不過多獲得 0.2 斤糧食）。

（2）社會發展水平決定了 80 年代的比較高的生育意願（應該在 3.0 以上，扣去不育不孕、單身等情況，沒有計劃生育情況下實際生育率有可能達到 2.75）。

（3）文革下放青年約兩千萬， 1979 年起大量返城，積壓了多年的婚姻造成了 80 年代初的生育高峰。

（4）1980 年代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恢復了傳統的農業生產單幹模式，集體經濟消亡，對生產力的需求，對養老的擔心使得農民不得不超生。

（5）相對來說，1980 年代是中國歷史上比較和諧的一段時期。
1980 年代初期我國的基尼係數還不到 0.3（現在已經到了 0.45~0.5 之間），1980 年代中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還在 1.8 比 1 左右（現在上昇到四倍甚至六倍！）。
當時教育還沒有產業化，醫療產業化程度也還不高，農民在維持本身勞動力再生產（通過醫療服務）外，還有養育兩三個孩子的能力。

農民在繳納超生罰款後還能維持基本生活。
（6）傳統生育文化沒有破壞徹底。
在城市裡已經開始接受丁克思想和同性戀的時候，中國傳統生育文化「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有子窮不久、無子富不長」（其實這些傳統生育文化與「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是高度一致的）等在農村還大有市場。
（7）1973 年之後中國推行「晚、稀、少」政策，城鄉規定男 25 週歲、女 23 週歲才結婚。
1980 年新的婚姻法出臺後，將結婚年齡提前到男 22 歲，女 20 歲。

加上 1979 年之後農村恢復傳統的自然經濟，農民有早婚的意願，很多未到結婚年齡的也提前結婚生子，造成育齡提前。
幸虧因為 1980 年代的這些原因，使得整個 1980 年代中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還能徘徊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
但從城市角度看，人口結構已經被破壞了。
1980 年代國家對 2000 年人口控制目標從 11 億以內、12 億以內、12 億左右再到 13 億以內的不斷調整，就是來源於農民的超生壓力（國家在 1984 年還被迫開了一個小口子）。
有人可能會說，正是因為實行計劃生育降低人口、製造「人口紅利」才提高 HDI 的，計劃生育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計劃生育還是有一些功勞的，你是用有計劃生育情況下的 HDI 來估算生育率的，這樣不準。

其實不然，計劃生育並沒有為中國的社會發展做出任何貢獻，在〈計劃生育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嗎？
〉這一章將有分析。
下文預測沒有計劃生育情況下的中國人口情況。
採納的生育率數據：
1972~1979 年：
4.51980~1990 年：
2.75（不可能超過 3.0）1990~2005 年：
2.1（不可能超過 2.5）
1971 年開始的計劃生育共減少 2.3 億人口

根據上面的推算，沒有計劃生育的話，1972 年以後到 1979 年只能維持 4.5 左右的生育率，這樣的話，比實際增加 6000 萬（這 6000 萬現在都結婚生子，下面對 1980 年以後的推測都包括他們的子女），換句話說，1970 年代的計劃生育少生 6000 萬（〈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1982 年 2 月 9 號中發〔1982〕11 號）〉也認為 1970 年代的計劃生育累計少生六千多萬人，與我用 4.5 的 TFR 推算的結果一致）。
然後 1980~1989 年以 2.75 的生育率推算，1990~2005 年以 2.1 的生育率推算，性別比按 105 比 100 推算。
那麼從 1972 年到 2005 年應該出生 8.67 億，比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出生的 6.38 億多出 2.3 億人口。
就是說，從 1972 年開始的計劃生育到目前為止共減少 2.3 億人口。
由於 2005 年底的 13.0756 億人口有數千萬的水分（國家統計局承認是 4600 萬），就是說現在也不會有 15 億人口。

到 2036 年中國 65 歲以上老人將超過三億（都是在計劃生育之前出生的），這增加的 2.3 億人口都是 31~64 歲的勞動人口（1990 年以前出生的婦女的孩子也已經成為勞動力了），大大緩解當時老年化壓力。
對 1970 年代的計劃生育還有爭論必要，在此略過。

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用印度作為參考，中國假如沒有實行生育政策，人口將比目前多三億。

這種算法不很準確，因為中國 HDI 在 1975 年就比印度高。
HDI 在 0.5 以下都是高生育率，HDI 達到 0.5 之後，生育率將急劇下降。
中國 1970 年代初 HDI 就已經突破 0.5，而印度到 1980 年代末 HDI 才突破 0.5。

計生委宣稱到 2005 年底，計劃生育少生了四億多人。

這種說法有「貪天之功（過）為己有」的嫌疑：
將社會發展所致生育率下降歸因於計劃生育。
即使 1980~1989 年 TFR 為 3.0，1990~2005 年 TFR 為 2.5，那麼到 2005 年底，1970 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也只累積少生 3.2 億人口，1980 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也只少生 2.2 億人口。
而依照計生委「少生四億」的結論，那麼 1980~1989 年 TFR 當為 3.5，1990~2005 年 TFR 當為 2.7 才行（那麼到 2005 年底，1980 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導致少生三億人口）。
從 TFR 與 HDI 的相關圖來看，即使不考慮中國的文化和制度的獨特性，當年中國的 TFR 都不可能有那麼高。
考慮到中國的文化、民族心理和制度特色，中國的 TFR 只能在 TFR 與 HDI 的相關圖的下限，而不是中間和上限。

筆者不知道國家計生委是採納什麼指標來「診斷」生育率，從而得出「少生四億多」的結論的。
這個指標與 TFR 的相關係數只有比 0.916 高才能說明國家計生委的診斷比我的要準確。

沒有計劃生育的話，現在中國人口會達到16 億、18 億、20 億嗎？
在很多人的腦海裡，要是沒有 1980 年代的計劃生育，現在中國人口會有 16 億、18 億甚至 20 億，中國因為人口過多而崩潰了。
真的如此嗎？
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從 1949 年的 35 歲延長到 1980 年的 68 歲，總人口才從 5.5 億增加到十億（1949~1970 年平均每個婦女生育六個左右孩子，1970 年代平均也只生育 3~4 個）。
而其後平均預期壽命延長已經非常緩慢，現在是 72 歲。
可見人口增加並不容易。

我上面已經提到，即使從 1971 年起就沒有實行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到 2005 年底也不會增加到 15 億。
1977、1978、1979 這三年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 2.84、2.72、2.75。
1980 年新華社公佈了中國人口發展進程百年預報：
「如果按中國當時的生育水平延續下去，2000 年中國人口要過 14 億。」
第五次人口普查客觀資料（不是調整後的數據）顯示 2000 年 11 月 1 日中國人口為 12.4 億，我用 2.75 的生育率、用模擬 1986 年的育齡婦女結構來計算，比 1980~2000 年實際出生人口多出 1.599 億（加上 12.4 億，剛好 14 億；
要是 2000 年以後也保持 2.75 的生育率的話，到 2005 年初也不過 15.0 億），這說明我的預測是基本準確的，也說明新華社發佈的預測是以 2.75 的生育率來預測的。

2.75 的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個婦女生育 2.75 個孩子，這段時間即使平均不生育人群（不育不孕、單身等）只算 10 % 的話（現在光不育不孕人群就佔 12.5% 了），意味著有生育能力的婦女平均生育 3.05，要是其中三分之一（城市人口）平均只願意生育兩個的話（即使在 1960 年代全國平均生育六個孩子的時候，城市也不過生育兩三個），另外三分之二（農村人口）需要平均生育 3.6 個孩子（也就是說農村一半以上的家庭生育四個孩子）。
由於經濟結構已經改變，電視（改變生活方式）和避孕措施已經普及，是不可能保持如此高的生育率的。
換句話說，即使 1980 年代開始不實行計劃生育，到現在也不可能達到 15 億人口。
從 1980 年以來平均總和生育率需要保持在 3.95，現在人口才能達到 18 億。
而為了達到 3.95 的生育率，扣去 10% 不生育人口後，假定三分之一城市婦女平均生育三個（由於相當部分家庭只願意生育一兩個，就需要另外相當大一部分家庭生育四五個）的話，農村婦女平均需要生育 5.08 個孩子（就算十幾歲開始生孩子，不避孕都難以達到）。

從 1980 年以來平均總和生育率需要保持在 4.75，現在人口才能達到 20 億。
而為了達到 4.75 的生育率，扣去 10% 不生育人口後，假定城市婦女平均生育三個的話，農村婦女平均需要生育 6.4 個孩子（即使在清朝都達不到這個數字）。

將中國人口降低到七億、五億、三億會怎麼樣？

在國家計生委制訂的全國人口發展區域規劃中，多位學者提出我國人口要降到七億的「適度人口」的觀點，並把七億作為中國人口發展的最終目標和最佳方案。
1980 年時中國總人口十億，其中 1950 年以前出生的有三億，就算一個小孩都不生，也要等 2023 年左右 1950 年以前出生的人基本去世才能降低到七億。
這個時候最年輕的人也已經 42 歲了，有生育能力的婦女比例微乎其微，中華民族也即將滅絕。
2005 年 1 月 10 日人民網〈特別策劃：
13 億人口的分量〉也重申：
我國最合適的人口數量為七億左右。
20最近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李偉雄（國家計生委科研所前所長）認為，我國最終人口規模保持在 5~8 億為好，呼籲應盡快確定我國人口總規模。

21 中國社科院人口所的李小平研究員（留美歸國人員）甚至認為中國人口應該以 200 年時間回落到三億左右。
他們建議國家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還必須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嚴格控制人口數量的增加。
我在後續章節中將討論他們方案的後果。
「適度人口」這個概念是一位法國人口學家索維提出來的，現在他自己已經否定了這個觀點，想不到卻被中國的人口學家揀起來，並且還堅持二十多年。
人口學家將重點放在「耕地、糧食、淡水、能源」，這些固然非常重要，但正如孔子所說 「盡美矣，未能盡善」。

那麼現在如何將人口降低到七億、五億、三億？
現在中國人口 13 億，其中 1970 年以後出生七億，1978 年以後出生五億，1988 年以後出生三億。
現在一個孩子都不生，今後平均壽命為 76 歲的話，中國人口也要到 2046 年、2054 年、2064 年才能分別降低到七億、五億、三億，但那個時候最年輕的婦女也已經有 41歲、49 歲、59 歲了，基本都喪失生育能力了，然後在 2085 年左右中華民族基本滅絕。

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來看，最適人口不斷增加。

近兩百年的人口爆炸 導致科技爆炸。
人口增加，對現有的資源消耗只是「加法」地增加；
但更重要的卻是使目前的「非資源」變為新的資源，這種新資源的增加卻是以「乘法」增加的。
科技是在近兩百年才加速發展的，難道科技水平已經到了極限？
晚清中國人口約為四億，當時難以想像中國假如有十億人口會怎麼樣；

1980 年中國有十億人口時候，生活水平比四億人口時候要高，但對未來卻又充滿恐懼，設想要將人口控制在十一億；
現在中國人口 13 億，生活水平又比 1980 年要高。
既然生活質量在不斷提高，說明科技的進步、經濟的成長遠遠比人口增長快。
就算 1980 年的時候最適人口確為七億，難道 2023 年、2046 年、2054 年、2064 年時中國最適人口還是七億？

1980 年中國最適人口為七億時，政府無力降到七億；
以目前 1.3 的生育率到 2070 年人口真的降到七億的時候，人口容量已遠超過生育能力，老年化程度早就超過了社會承受力，人均撫養比已經創歷史紀錄，生育願望已經非常低了，政府使盡一切鼓勵措施都難以提高生育率了。
古代有庸醫治駝背，治好駝背的代價是讓駝背人死去。

1980 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共減少 1.3 億人口
要是 1980 年就停止 1970 年代那種寬鬆計劃生育政策，1980~1989 年的生育率以 2.75 來計算，1990~2005 年生育率以 2.1 來計算，這樣比實際上多增加 1.3 億人口；
其中 1980~2000 年只增加 0.8 億。
即使 1980~1989 年TFR 為 3.0，1990~2005 年 TFR 為 2.5，那麼到 2005 年底，1980 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也只導致少生 2.2 億人口；
其中 1980~2000 年只增加 1.5 億。

2000 年人口普查客觀人口數據是 12.4 億，加上多增加的 0.8 億也只有 13.2 億，即使加上最誇張估計的 1.5 億，也只有 13.9 億，遠遠達不到鄧小平 1985 年誤以為的 15 億。
就是說，1980 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到 2005 年時減少了 1.3 億人口，這 1.3 億人口（0~25 歲）中只有 80 年代初出生的大約 3000 多萬進入勞動力市場（對現在就業影響不大），但是養育這 1.3 億人口會減少婦女的工作時間，另外這 1.3 億人口的消費又會增加就業機會；
並且過去二十多年時間是高就業壓力時期，減少養育新生人口的時間並不能相應地增加社會財富，而只會增加就業壓力。
現在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是增加內需尤其是國民消費，決定生產的不是供給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
因此，沒有 1980 年代的計劃生育，總體來說還能緩解現在的就業壓力，從物質上來說，現在養活 13 億和養活 14.3 億沒有太多差別。

這 1.3 億到 2045 年以前都是 65 歲以下的勞動人口，最年輕的 40 歲，孩子 15 歲左右。
以平均每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計算，這 1.3 億人口的孩子總數應該也接近 1.3 億，但有 3000 萬孩子還未成年不算勞動人口，其他 1.0 億是勞動人口。
到 2045 年時 65 歲以上的老人已達 3.29 億（現在只有一億），這 1.3 億人口加上他們 1.0 億成年子女，等於多出 2.3 億勞動人口，大大緩解那時的老年化壓力。
你可能會說，他們也會老，人口會不斷增加。
但事實上，要是一直保持在 2.1 的生育率（需要鼓勵生育才能達到），每一代人口不會永遠增加下去。

1980 年以後不同生育方案的後果分析
這裡比較以下幾種生育方案的後果：
1、2000 年 11 億人口方案：
2000 年全國人口控制在 11 億以內（從 1980 年起生育率為 1.306），今後仍然以 1.306 的生育率計算，（註：
中國目前政策生育率是 1.38。）
考慮到不生育人口（10% 或 15%），現實政策生育率只有 1.175 或 1.24。
就是說要是沒有超生，嚴格依照政策的話，中國人口在 2000 年還達不到 11 億，就是說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從理論上講要比「2000 年 11 億人口方案」嚴格。

2、2000 年 12 億人口方案：
2000 年全國人口控制在 12 億以內（生育率 1.803），今後長期預測仍然以 1.803 的生育率計算。
（註：
1980 年 2 月，《光明日報》發表的一項預測結果認為，把婦女總和生育率限制在 1.7~1.8 左右，到 2000 年人口總量控制在 12 億以內是可行的。
可見我的預測方法基本準確。）


3、繼續現在的計劃生育政策：
2005 年以前人口資料以現實為準，之後以目前的 1.3 的生育率計算。

4、現在停止計劃生育：
2005 年以前人口資料以現實為準，現在開始停止計劃生育，並通過鼓勵生育，使得今後每個婦女平均生育兩個孩子。

5、1980 年就沒有計劃生育：
1980 年就停止 1970 年代那種寬鬆計劃生育政策，1980~1990 年生育率以 2.75 來計算，1990~2005 年生育率以 2.1 來計算，2005 年以後以每個婦女平均生育兩個孩子來計算（需要鼓勵生育才行）。

6、現在開始放開二胎：
由於現在不育不孕人群已經上昇到 12.5%（並且繼續上昇），考慮單身、丁克人群，以最保守的 15 % 不生育人群計算，在保證都有生育兩個或以上的生育意願的情況下，那麼平均生育率只能在 1.7。
該方案下，中國人口到 2200 年下降到 4.9 億（達到李偉雄教授所追求的五億人口目標）。
由於相當大一部分人只願意生育一個孩子，而超生的又不多，因此實際上放開二胎，還難以達到 1.7 的生育率，但本文仍然以 1.7 來預測。

7、兩百年將人口下降到三億（李小平方案）：
需要保持 1.567 的生育率才能到 2200 年將中國人口降低到三億。
由於目前生育意願只有 1.8 左右，停止計劃生育後，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平均只能生育 1.8 個，扣除 15% 不生育人口，生育率只能在 1.53 左右。
可見現在停止計劃生育而不鼓勵生育的話，到 2200 年中國人口將降低到不到三億。
在預測之前，首先介紹一些背景知識。
預測所採納的資料：
人口數據（包括人口總數、育齡婦女人數等）以 2000 年人口普查的客觀資料為準（不是後面調整的數據）。

對未知出生人口性別比以正常情況下的 105 比 100 來計算。
對於今後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很多專家有多個不同預測，比如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牛文元就預測，到 2050 年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可以達到 85 歲。
我不認同這個觀點，理由如下：
1、2005 年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DI）排名在1~47 的國家的 HDI 平均為 0.9，平均預期壽命為 77.5 歲。
中國目前的人類發展指數（HDI）為 0.755，在 2050 年能否上昇為 0.9 左右（高水平人類發展國家）還大有疑問（目前大大小小國家只有 28 個國家和地區 HDI 達到 0.9；
人口上 500 萬的國家和地區只有 21 個）。

2、中國預期壽命從 1949 年的 35 歲延長到 1980 年的 68 歲，然後開始放緩速度，從 1980 年到 2005 年這 25 年只延長了四歲。
3、中國現在的發展模式是社會發展落後於經濟發展，由於慣性作用，這種模式短時間內難以改變。
4、中國平均預期壽命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主要功勞還是 1980 年代之前的醫療體制），再延長的潛力比較小了。
5、中國目前的粗放型的發展方式不僅破壞環境、過量消耗資源，還嚴重地損耗勞動力，農民工連基本的勞保都沒有，工作時間過長，生病、受傷後得不到及時治療，勞動力不能得到及時的簡單再生產，留下慢性疾病，透支了壽命。
高負荷的「1970 年代生」人群，正用生命與健康的代價，擔負著社會重壓。

6、中國的乙肝等慢性病發病率太高，愛滋病等傳染病能否得到遏制還難說。

7、日本等國的壽命延長得益於合理的社保制度，這種社保制度還得益於國際分工（日本在技術上佔有優勢，日本的一個勞動力一天的產值能換取中國數十個工人一天的產值，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中國等國家在幫助日本維持社保制度）；
而中國在老年化來臨之後卻才剛剛開始建立社保制度，而考慮到 1980 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所致的超低生育率，這一制度的建立注定是充滿坎坷。

8、聯合國發表的全球人口預測報告稱，到 2300 年，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將達到 100 歲，平均每十年延長不到一歲。

雖然中國可以得益於國際社會的醫療成果，但由於上述原因，我對中國未來壽命的延長遠沒有牛文元教授那樣樂觀。
我對今後人口的預測是以每十年壽命延長一歲來計算的。
近兩百年來，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比例不斷下降：
從 19 世紀初的 40 % ，下降到 20 世紀初的 25 % ，再到現在的 20 % 。

2005 年 2 月 24 日，聯合國公佈了最新的〈世界人口展望〉報告。
該報告指出，到 2050 年，全世界總人口數將超過 90 億（中國人口 13.92 億，比例不足 16%）。
目前世界人口第二大國印度到 2030 年就將超過排名第一的中國，成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

2045 年及以前的 65 歲以上老人都是 1980 年以前出生的，不受 1980 年代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影響，與當時採納何種生育政策方案沒有關係，但不同的方案卻通過影響新生人口數量而決定了今後的老年化程度。

以下採納計生委 2003 年的預測資料（參見表 2.2 中國老年人口預測）。
另外，本文假設 2200 年世界人口下降到 80 億。

我們考察下列指標：

（1）人口總數、佔世界人口比例

圖~9：
1980 年之後的不同生育方案下的人口總數預測
註：
1949 年後人口增加不能簡單歸因於生育太多，更大程度是因為壽命顯著延長。
現在中國預期壽命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今後延長非常緩慢，現在的低慢性增長是人口急劇減少的先兆。

圖~10：
1980 年後不同生育方案下勞動人口數量（18~64 歲）

註：
勞動人口反映國家實力和活力。
中國人均 GDP 只有 1400 美元（依照購買力也只有＄6000），比突尼斯等很多窮國還少，但中國領導人仍然能夠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而非洲小國領導可以嗎？
海外華人仍然感到祖國的強大，原因就是因為目前的大量勞動人口。

表~4.5：
各方案下 2050 年、2100 年、2200 年中國人口總數以及佔世界比例

2050 年2100 年 2200 年
方案
人口 佔世界人口 佔世界 人口 佔世界 2000 年 11 億人口方案7.7 億9.2%3.8 億4.5% 0.88 億1.1% 2000 年 12 億人口方案 12.2 億 13.8% 10.1 億 11.9%  6.8 億 8.5% 繼續現行計劃生育 10.3 億 11.9%4.7 億5.5% 1.1 億 1.4% 1980 年停止計劃生育16.9 億 18.2% 16.6 億 19.5% 15.8 億 19.8% 現在停止計劃生育 13.8 億 15.4% 12.7 億 14.9% 12.2 億 15.3% 現在放開二胎12.4 億 14.0%8.7 億10.2%4.9 億 6.1% 2200 年三億人口方案11.7 億 13.3%7.2 億8.5% 3.0 億 3.8%
可見即使 1980 年就停止計劃生育，中國佔世界人口比例也會下降，但在世界人口穩定後，中國人口不會繼續下降。

（2）2045 年老年化程度
2001 年老人（65 歲及以上）佔總人口的 7.2%，一個老人（65 歲及以上）對應 9.3 個勞動人口（18~64 歲人口）。
現在國家只承擔城市人口中 4000 萬離退休職工的養老金，並且由全國人民納稅來支付（沒有 2.5 億農民工所創造的財富，政府財政就無法運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透露，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相當於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
這固然與我國養老金制度起步比較晚有關，但現在畢竟是人口紅利時期，今後怎麼辦？
再不停止計劃生育是無法建立起養老金制度的！

以下是 1980 年以來各種計劃生育方案下到 2045 年時的老年化程度比較：

圖~11：
1980 年後的不同生育方案下的一個 65 歲以上老人對應的勞動人口數（18~64 歲）
註：
2045 年及以前的 65 歲以上老人都是 1980 年之前出生，與當時採納何種生育政策方案沒有關係，但不同的方案卻通過影響新生人口數量而決定了今後老年化程度。
現在國家只承擔城市人口中四千萬離退休職工的養老金，並且由全國人民納稅來支付（光是沒有 2.5 億農民工所創造財富政府財政就無法運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透露 — 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相當於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
今後怎麼辦？

再不停止計劃生育是無法建立起養老金制度的！
圖~12：
1980 年後不同生育方案下 65 歲及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例
註：
2045 年及以前的 65 歲以上老人都是在 1980 年之前出生，與當時是否實行計劃生育沒有關係，不同的方案雖不能改變老年人數目，但卻通過改變總人口數目而決定了今後老年人比例。

表~4.6：
2045 年時的老年化程度比較

方案老人佔總人口比例 一個老人對應勞動人口數
2000 年 11 億人口方案 37.80%1.52 人
2000 年 12 億人口方案 25.80%2.34 人
繼續現行計劃生育  29.30%2.17 人
1980 年停止計劃生育 19.30%3.24 人

現在停止計劃生育  23.10%2.60 人
現在放開二胎 25.30% 2.35人
2200 年三億人口方案 26.50%2.34 人
結論：
1980 年要是不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並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並在今後適當鼓勵生育的情況下，人口也不會無限增加，現在人口只有 14 億多（不可能超過 15 億），高峰人口只會達到 17 億左右，但是人口結構就比較合理。
1980 年應該徹底停止計劃生育而不是實行獨生子女政策。

獨生子女政策導致畸形的人口結構，加劇今後的老年化，降低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比例。
在後面的章節中將進一步討論計劃生育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註釋和出處：
1
梁中堂：
〈「一胎化」產生的時代背景研究〉，梁中堂個人網站

（http://wwok.cn/js/onews.asp?id=219）。
2 王建：
〈陳雲經濟發展觀探析〉，人民網，2005 年 5 月 30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48339/48342/3427930.html）。
3 曾濤思：
〈堅守底線是一個人應有的情懷〉，《中國青年》，

2005 年 4月（http://news.sina.com.cn/c/ 2005 -04-28/14266519984.shtml）。
4 〈天賦人責 — 宋健〉，北京電視臺 ，2006 年 3 月 7 日（http://www.btv.org/btvweb/kejiao/2006-03/01/content_13921.htm）。

5

梁中堂：
〈我的自述〉，梁中堂個人網站（http://wwok.cn/js/onews.asp?id=163）。
6 宋健：
〈從現代科學看人口問題〉，《光明日報》，1980 年 10 月 3 日
（http://www.popinfo.gov.cn/popinfo/pop_docrkxx.nsf/v_rkbl/5A2117D149BBB90C48256B3200731414）。
7 陳衛、孟向京：
〈中國人口容量與適度人口問題研究〉，中國人口
網， 2004 年 3 月 26 日（http://www.chinapop.gov.cn/rklt/rkyjhsyyj/t20040326_1512.htm）。

8 士心：
〈「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子」的由來〉，《新世紀》，
1998 年第三期（http://www.gmw.cn/01ds/1998-03/18/GB/190% 5EDS411.htm）。
9 〈獨生子女，真的不堪一擊嗎？
〉，搜狐女人視線，2004 年
2 月 5 日（http://women.sohu.com/6/0204/17/blank219001707.

shtml）。
10
〈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
的公開信〉，中共中央，1980 年 9 月 2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 2005 -02/04/content_2547034.htm）。

11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 七成村莊無勞力可外輸〉，《北京青年
報》，2006 年 9 月 11 日。
12
曾毅：
〈關於我國生育政策調整時機與方案的探討〉，《光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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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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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需平穩過渡〉，中國人口信息網（來源：

《中華工商時報》）（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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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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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趕超與第三世界的地位〉，新浪財經 ，2005 年
1 月 5 日（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xueren/ 2005
0105/09061271313.shtml）。

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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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 2005 /；
http://ch.undp.org.cn/modules.php?op=modload&name=News&file=article&topic=40&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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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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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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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ATLAS（http://www.tacitus.nu/historical-atlas/population/）。
20
〈特別策劃：
13 億人口的分量〉，人民網，2005 年 1 月 10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106966.html）。

21
〈全國政協委員建議盡快確定我國人口總規模〉，新華網，
2005 年 10 月 1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 -10/16/content_3621347.htm）。

— 中國的人均資源真的不足？

從「地大物博」到「人均資源不足」的宣傳演變
1979 年之前中國一直宣傳「中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人口眾多」，讓人信心百倍，有一種自豪感。
但是 1980 年之後很多人認為中國落後的原因就是「人口眾多」，在「資源豐富」後面加上了「人均資源不足」，並且宣傳的重點是後者：
中國人均土地不到 13.3 畝，只有世界人均 39 畝的三分之一；
中國人均耕地不到 1.5 畝，不到世界人均耕地 5.5 畝的三分之一；

中國人均草原 4.5 畝，不到世界平均 9.5 畝的二分之一；
中國人均水資源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中國人均礦產資源儲量潛在總值只有世界平均水準的 58%。
根據 2005 年公佈的「第六次森林資源清查」結果，中國森林覆蓋率 18%，僅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 61.52%；
人均森林面積 0.132 公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人均森林蓄積 9.421 立方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
看到這些「人均不足」，讓人非常沮喪，有生存危機感，有多位政協委員和學者甚至要求將「地大物博」從教科書上刪除。
不少人認為宋健、田雪原等專家的「七億最適人口」的觀點是「科學」的，甚至還有些保守；
李小平、李偉雄教授的「三五億」人口目標才更為合理。
中國人均資源達不到世界平均水平，要提高人均資源，就必須減少人口，實行計劃生育是中國的當然選擇，可以說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任重道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人均資源」如此「低」的情況下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計劃生育「功不可沒」。

事實究竟如何？
讓我們看看「世界平均水平」是個什麼概念。

人口密度和農用地面積
中國計劃生育的一個重要宣傳是中國以佔世界 9% 的耕地、6% 的水資源、4% 的森林，養活著佔世界 20% 的人口。
1 但全球土地資源分佈非常不均勻，全球陸地總面積 13077.6 萬平方公里：

其中原蘇聯約為 2240 萬平方公里，人口不到 2.85 億；
大洋洲約 897 萬平方公里，人口 0.29 億；
美國為 916 萬平方公里，人口 2.98 億，加拿大為 909 萬平方公里，人口 0.33 億；
蒙古國面積大約 160 萬平方公里，人口0.0244 億。

上面這五個地區陸地總面積為 5123 萬平方公里，但是人口只有 6.47 億。
就是說這五個地區人口不到全球 10%，但是陸地面積超過全球 39%。

地球上的耕地分佈也很不均勻，大量耕地集中在美國、加拿大、俄羅斯、大洋洲、南美洲等人口相對少的地區。

這些地區人口共有 8.6 億，佔全球 13.7%，但卻擁有全球 36% 的耕地。

中國在宣傳計劃生育的時候只強調人均耕地，說印度人均耕地比中國多，閉口不說草原面積。
事實上中國有 60 億畝草原，其中 43 億畝是可利用草原，僅草原面積就超過了印度的國土面積。
但一說到草原面積，又說中國人均佔有草原只有0.304 公頃，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讓我們看看世界草原的分佈情況：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資料，全世界有永久性草原面積約 34.8 億公頃，人均佔有草原 0.54 公頃。
大洋洲草原面積 4.13 億公頃，人口 2700 萬；
中國草原面積四億公頃，約佔國土總面積的 42%，人口 13 億；
美國永久草原 2.34 億公頃，人口 2.98 億；

蒙古國草原面積 1.293 億公頃，人口 244 萬；
南美洲草原面積 5.16 億公頃，人口 2.64 億；
前蘇聯草原面積 3.73 億公頃，人口不到 2.85 億（1989 年前蘇聯最後一次普查總人口是 2.85 億，但現在比以前有所減少）。
就是說這些地區草原面積 20.7 億公頃，接近全球草原面積的 60 % 。
上面六個地區除去中國後人口共有 8.8 億，但卻佔有全球草原面積的 48%，人均草原面積 1.9 公頃。

中國草原面積四億公頃，人均 0.304 公頃。
其他國家人口 42.5 億，草原面積 14.1 億公頃，佔全球草原面積的 40%，人均 0.33 公頃。
就是說中國人均草原面積比 8.8 億人少，但是與其他 42.5 億差不多。
全世界人口上兩千萬的國家共有 52 個，人口 57.3 億，佔全球人口 88 % 。
一個國家的農業用地是人口承載力的關鍵要素。

筆者比較了這些國家的人口、國土面積、人口密度、社會發展水平、各項農業用地。
國土資源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2005 年公佈的 2002 年的資料，2 人口資料採納美國 CIA《世界手冊》2006 年的資料，3 社會發展水平採納聯合國 2005 年公佈的 2003 年人類發展指數（反映社會發展水平、生活質量的綜合指標）。
4
表~5.1：
全球人口上兩千萬的 52 個國家農用地資源（以人均農用地面積排序）
人口 發展農用 農用地 長期  人均 公頃

國土 人口  耕地 草原
國家  總數 指數地面 佔陸地 作物
面積 密度  面積 面積 農用 耕地 長期 草原
千萬 HDI積  面積地作物 1澳大利亞  2.00.955769 3447 58.2  48 0.30 398 22.06 2.384 0.01519.66 2沙特阿拉伯 2.70.77219614174 80.84 0.19 170 6.432 0.133 0.0076.292 3阿根廷4.00.86327714177 64.7  34 1.30 142 4.434 0.844 0.0333.557 4蘇丹 4.10.51225116134 56.3  16 0.42 117 3.246 0.394 0.0102.842 5莫桑比克  2.00.379 8025 48 61.84 0.24 44 2.460 0.213 0.012 2.235 6加拿大3.30.949998 3 75  8.1  46 0.14 29 2.262 1.382 0.004 0.876 7南非 4.40.65812236100  8215 0.96 84 2.255 0.334 0.022 1.899 8俄羅斯  14.30.795708 8217 12.8 123 1.84 91 1.516 0.864 0.013 0.639 9巴西18.80.79285122264 31.2 59 7.60 197 1.401 0.314 0.040 1.047
人口 發展 農用 農用地 長期 人均 公頃

國土 人口耕地  草原
國家 總數 指數 地面 佔陸地 作物
面積 密度面積  面積 農用 耕地 長期 草原
千萬 HDI 積% 面積  地作物 10 美國  29.8 0.944 96331 412 45.0 176 2.05 234 1.380 0.590 0.007 0.783 11 阿富汗  3.1  6548  38 58.48  0.14 30 1.225 0.255 0.005 0.966 12 阿爾及利亞 3.3 0.722 238  14  40 16.88  0.60 32 1.217 0.233 0.018 0.966 13 坦桑尼亞 3.7 0.418 95 40  40 45.44  1.10 35 1.071 0.107 0.029 0.935 14 秘魯2.8 0.762 12922  31 24.54  0.61 27 1.110 0.131 0.022 0.958 15 哥倫比亞 4.4 0.785 11438  46 44.22  1.56 42 1.053 0.053 0.036 0.965 16 墨西哥 10.7 0.814 19754 107 56.2  25 2.50 80 0.999 0.231 0.023 0.745 17 烏茲別克 2.7 0.694 45 61  27 65.34  0.34 22 0.990 0.164 0.013 0.814 18 摩洛哥  3.3 0.631 45 74  30 67.98  0.89 21 0.911 0.253 0.027 0.632 19 伊朗6.9 0.736 16542  61 37.3  15 2.07 44 0.889 0.219 0.030 0.641 20 烏克蘭  4.7 0.766 60 77  41 71.5  33 0.91 8 0.886 0.697 0.020 0.170 21 委內瑞拉 2.6 0.772 91 28  22 24.52  0.81 18 0.841 0.095 0.031 0.709 22 也門2.1 0.489 53 41  18 33.62  0.13 16 0.827 0.072 0.006 0.749 23 肯尼亞  3.5 0.474 58 60  26 46.55  0.56 21 0.762 0.133 0.016 0.614 24 西班牙  4.0 0.928 50 80  30 60.5  14 4.98 11 0.747 0.340 0.123 0.284 25 羅馬尼亞 2.2 0.792 24 94  15 64.59  0.50 5 0.665 0.421 0.022 0.221 26 加納2.2 0.522494  15 64.54  2.15 8 0.655 0.187 0.096 0.373 27 土耳其  7.0 0.757890  42 54.2  26 2.59 13 0.592 0.368 0.037 0.187 28 尼日利亞13.2 0.453 92143  72 79.3  30 2.80 39 0.548 0.229 0.021 0.297 29 法國  6.1 0.938 55 111 30  53.7  18 1.13 10 0.485 0.303 0.019 0.164 30 波蘭  3.9 0.858 31 123 18  59.9  14 0.30 4 0.476 0.361 0.008 0.107 31 烏干達 2.8 0.508 24 119 12  62.5  52.10 5 0.437 0.181 0.074 0.181 32 中國 130.8 0.755 960 136 554  59.4 143 11.34 400 0.422 0.109 0.009 0.304 33 埃塞俄比亞 7.5 0.367 113 66  31  30.7 10 0.74 20 0.410 0.133 0.010 0.267 34 伊拉克 2.744  61  10  23.1  6  0.34 4 0.377 0.215 0.013 0.149 35 剛果6.3 0.512 23527  23 10.17  1.10 15 0.364 0.107 0.018 0.239 36 馬來西亞 2.4 0.796 33 748 24.02  5.79 0 0.323 0.074 0.237 0.012 37 泰國6.5 0.778 51126  20 39.5  16 3.50 1 0.312 0.245 0.054 0.012 38 英國6.1 0.939 24248  17 70.36  0.05 11 0.280 0.095 0.001 0.184 39 意大利  5.8 0.934 30193  15 52.58  2.78 4 0.266 0.143 0.048 0.075 40 德國8.2 0.9336  231  17 48.6  12 0.21 5 0.206 0.143 0.002 0.060 41 印度尼西亞 24.5 0.697 192 128 45 24.8  21 13.20 11 0.183 0.084 0.054 0.046 42 尼泊爾  2.8 0.526 142015 35.23  0.09 2 0.178 0.113 0.003 0.061 43 印度 109.5 0.602 297 368 181  60.9 162 8.40 11 0.165 0.148 0.008 0.010 44 巴基斯坦16.6 0.527 80206  27 35.2  21 0.67 5 0.164 0.129 0.004 0.030 45 菲律賓  8.9 0.758 30298  12 40.96  5.00 2 0.136 0.064 0.056 0.017 46 朝鮮2.3  12  1923 22.83  0.20 0 0.119 0.108 0.009 0.002 47 斯里蘭卡 2.0 0.7517  3082 36.51  1.00 0 0.117 0.045 0.049 0.022 48 越南8.4 0.704 33256  10 29.37  2.20 1 0.113 0.079 0.026 0.008 49 孟加拉國14.7 0.5214 10239 69.48  0.41 1 0.061 0.054 0.003 0.004 50 埃及7.9 0.659 100793  3.43  0.500.043 0.037 0.006 51 日本  12.7 0.943 383375 14.24  0.34 0 0.041 0.035 0.003 0.003 52 韓國4.9 0.901 104962 19.62  0.19 0 0.040 0.034 0.004 0.001
前31國  180.8 0.714 7946 23 2809 36.2 765 43.80 2000 1.553 0.423 0.024 1.106 32 中國 130.8 0.755 960 136 554  59.4 143 11.34 400 0.422 0.109 0.009 0.304

後20國  260.9 0.714 1393 187 446 33.0 306 46.70 93 0.171 0.117 0.018 0.036資料來源：
這 52 個國家佔全球人口的 88%。
國土資料：
聯合國糧農組織 2002年；
人口資料：
CIA《世界手冊》2006 年；
人類發展指數（HDI）：
聯合國2005 人類發展報告，反映社會發展水平。
面積單位：
萬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農用地：
包括耕地、長期作物用地、草原三者之和。
長期作物：
葡萄、果樹、橡膠、咖啡樹等，不包括森林。

從表~5.1 可見，以人均農用地計算，中國排名第 32 位，排在中國前面的 31 個國家人口 18.08 億，排在中國後面的 20個國家人口 26.09 億。

就是說，除中國以外，40.9 % 的人口人均農用地面積比中國多，59.1 % 的人口人均農用地面積比中國少。

排在中國前面的 32 個國家和排在中國之後的 20 個國家的 HDI 平均都為 0.714。

從人均耕地來說，在全球人口上兩千萬的 52 個國家中，中國排名第 35 位，人均耕地比中國多的 34 個國家的 HDI 平均為 0.712，人均耕地比中國少的 17 個國家的 HDI 平均為 0.719。

英國、日本、韓國等國的人均耕地都比中國少，農業強國荷蘭人均耕地只有 0.057 公頃，臺灣地區的人均耕地面積只有大陸的三分之一左右。
中國已有 666 個縣突破了聯合國糧農組織確定的人均耕地面積 0.053 公頃的警戒線，但這 666 個縣大多分佈在廣東、浙江等東部發達地區。
印度人均耕地是中國的 1.36 倍，但中國糧食在近年產量最低的 2003 年也還有 4.31 億噸（1998 年為 5.12 億噸，2005 年為 4.84 億噸），而印度 2003 年的糧食產量只有 2.49 億噸（中國 1980 年糧食產量就已達 3.21 億噸），中國 2003 年的肉類、禽蛋、水產品、水果產量均大大超過印度。
這說明人均農用地和人均耕地並不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

從人口密度來說，英國、意大利、德國、日本、韓國、朝鮮、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越南等國都比中國要高。
除了上表中的這些大國外，下面這些人口比較少的國家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分別為：
比利時 342，以色列 309，荷蘭 483，盧森堡 181，瑞士 188。
蒙古國（1.73）與內蒙古（20）、海南（216）與臺灣（620）、朝鮮（192）與韓國（496）就是幾個很好的比較，人口密度高的後者反而比人口密度低的前者更加發達。

歷史上中國、印度、歐洲人口多，中國東南比西北人口多，是因為地養人。

這是人口分佈的綜合要素決定的，沒有必要對此大驚小怪。
除了走精細化發展道路外，沒有必要憂心忡忡。

有人說中國還有大片沙漠，中國東部江蘇等省人口密度比日本還高。
但又有幾個國家都是良田美地？

人均農用地比中國多的前 31 個國家平均只有 36.2% 的國土面積可用於農業，後面 20 個國家平均只有 33% 的國土面積可以用於農業。
中國沙漠、戈壁、高寒荒漠、石山、冰川和永久積雪等難以利用的土地合計只佔 20.5%。
儘管如此，中國土地資源進一步充分合理利用的潛力仍很大，除現有的草地、耕地和林地外，估計全國還有約 3300 萬公頃的宜農荒地、6000 多萬公頃的草山草坡和 9000 多萬公頃的宜林荒山、荒地和疏林地有待開發利用。
換句話說，中國可利用的農業土地資源遠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更是高於日本、韓國、越南、朝鮮等亞洲鄰國。
比如日本是個多山的國家，山地約佔全國總面積的 76%，耕地面積不到國土面積的 12%，而中國耕地面積接近國土面積的 15%。

日本礦藏資源極度貧乏，國內除有少量的銅、煤、鐵礦等外，絕大部分工業原料和燃料依靠進口。
日本又是個火山眾多的國家，全境有大小火山兩百多座，其中活火山約佔三分之一。
日本的陸地面積雖然僅佔世界陸地面積的 400 分之一，卻集中了世界上活火山的十分之一，故有「火山國」之稱。
由於地震頻繁，全國平均每天約有四次地震，被人們稱為「地震國」，不宜修建高層建築。
除了東京等大都會高樓大廈林立，其他許多中小城市，街道很窄，大多是兩三層的房子，居民住房也大多是一家一戶的小型獨立屋。

江蘇省，境內地勢平坦，平原遼闊，無崇山峻嶺，而多名山鉅澤，河港交叉，水網密佈，海陸相鄰，湖泊眾多。
省境除北部邊緣、西南邊緣為丘陵山地，地勢較高外，其餘則自北而南為黃淮平原、江淮平原、濱海平原和長江三角洲所共同組成的坦蕩大平原。
全省平原面積佔總面積的 68.9%；
水域面積佔 16.8%；

丘陵山地面積佔 14.3%。
2002 年人均耕地面積 0.06667 公頃（是日本的 1.6 倍）。
位於連雲港市郊的雲臺山玉女峰為江蘇最高峰，海拔 625 米。
煤炭、石油和天然氣儲量豐富。
非金屬礦產有硫、磷、鈉鹽、水晶、藍晶石、寶石、金剛石、高嶺土、石灰石、石英砂、大理石、陶瓷黏土等，金屬礦產有鐵、銅、鉛、鋅、銀、金等。

黏土類礦產、建材類礦產、化工原料礦產、冶金輔助原料礦產和特種用途礦產是江蘇礦產資源的優勢，其中方解石、泥灰石、凹凸棒石黏土、保溫材料黏土、水泥用輝綠岩、水泥混合材料用閃長玢岩等六種礦產的保有儲藏量列全國第一位。

扣去不適合人生活的地區，中國東部人口密度也遠遠比日本低。

5.3 森林資源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公佈的《2005 年世界森林狀況》， 52003 年全球人口為 63 億，2000 年全球森林面積 38.7 億公頃，森林儲積量 3863 億立方米，森林生物量 4223 億噸。
「森林蓄積量」是指：
胸高處直徑十釐米以上活樹去皮後的總體積；
「森林生物量」是指樹（活樹或死樹）、灌木和矮樹叢木質部分的地上生物量。

表~5.3：
世界主要森林資源分佈情況

人口  森林面積  蓄積量 生物量
地區
（千人）（千公頃）（百萬立方米） （百萬噸） 全球63014633869455 386352422256俄羅斯 143246 851392  89136 47423加拿大  31510 244571  29364 20240 美國 294043 225993  30838 24428南美洲 362277 885618 110826180210大洋洲  32234 197623  10771 12640 剛果  52771 135207  17932 30403 合計 9160812540404 288867315344 佔全球 %  14.5  65.7 74.8  74.8資料來源：
聯合國糧農組織《2005 年世界森林狀況》。

從表~5.3 可見，俄羅斯、加拿大、美國、南美洲、大洋洲、剛果這六個地區佔全球人口 14.5%，但卻擁有全球 65.7%的森林面積以及 74.8% 的森林儲積量和生物量。

可見全球森林分佈很不均勻。

表~5.4：
森林資源國際比較
森林資源 人均森林資源
人口 國家  面積 覆蓋率 儲積量 生物量 面積 儲積量 生物量

千人
千公頃 % 百萬立方米 百萬噸 公頃 立方米 噸 中國 1304196 163480 17.5 843710038 0.1256.47 7.70 印度 1065462 64113 21.6  2730 4706 0.0602.56 4.42 日本 127654 24081 64  3485 2128 0.18927.3016.67 菲律賓 79999 5789 19.4  383  661 0.072 4.79 8.26  韓國 47700 6248 63.3  362  227 0.131 7.59 4.76  泰國 62833 14762 28.9 252  434 0.235 4.01 6.91  越南 81377 9819 30.2  372  643 0.121 4.57 7.90  法國 60144 15341 27.92927 1418 0.25548.6723.58  德國 82476 10740 30.72880 1440 0.13034.9217.46  荷蘭 16149 375  11.16040 0.023 3.72 2.48  英國 59251 2794 11.6  359  213 0.047 6.06 3.59資料來源：
聯合國糧農組織《2005 年世界森林狀況》。

表~5.4 資料是 2000 年的數據，2005 年中國森林覆蓋率已經增加到 18.2 % ，也還只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29.6 %的 61.52%。
看起來中國森林覆蓋率還是不夠。

但要知道世界農用地（耕地、草原、長期作物用地）只佔所有陸地面積的38.5 % ，而中國卻佔 59.4 % 。
日本和韓國森林覆蓋率分別高達 64 % 和 63.3 % ，是因為日本和韓國農用地面積比例分別只有 14.2% 和 19.6%。
印度森林覆蓋率比中國高幾個百分點，是因為中國沙漠、戈壁、高寒荒漠、石山、冰川和永久積雪等難以利用的土地合計佔 20.5%，即便如此，中國人均森林資源是印度的兩倍以上。
森林對氣候的影響是全球性的，俄羅斯、南北美洲的森林資源對於全球氣候意義很大。

可見單純增加森林覆蓋率沒有太大意義。
中國需要做的是利用九千多萬公頃的宜林荒山、荒地和疏林地，改良森林和草原品種。
並且採納新技術（如灌溉技術）將部分沙漠變成草原和森林。
中國近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國家林業局於 2003 年 11 月至 2005 年 4 月進行了第三次全國荒漠化和沙化監測。
結果顯示，中國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積實現自 1949 年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雙雙縮小。

根據第六次森林資源連續清查結果，我國森林面積、蓄積也持續雙增長，森林覆蓋率由 1999 年的 16.55% 提高到 18.21%。
野生動植物種群數量穩中有昇，其中揚子鱷、朱 等國內外普遍關注的珍稀瀕危野生物種成倍增加，大熊貓數量增長了 40 % 以上。
我國濕地總面積居亞洲首位、世界第四，其中 40 % 的自然濕地得到了有效保護。
水土流失面積不斷減少。
6 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大量農牧民進城，中國總體生態環境將進一步得到改善。

5.4 淡水資源
水與糧食一樣是生活必需品，近年來，「水資源危機」是使用頻率較高的詞語之一，翻開報章雜誌，水資源危機時常出現。
2005 年 9 月《半月談》說：
7 「我國是一個乾旱缺水嚴重的國家。
我國的淡水資源總量為 28000 億立方米，佔全球水資源的 6%。

但是，我國的人均水資源量只有 2300 立方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是全球人均水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
根據國際權威水研究機構美國太平洋研究所（PacificInstitute）的資料， 8 世界淡水資源的 75 % 集中在 11 個地區（單位：
萬億立方米）：
南美洲 17.14（人口 3.62 億），俄羅斯 4.5（人口 1.43 億），加拿大 2.9（人口 0.33 億），印度尼西亞 2.83（人口 2.2 億），中國 2.83（人口 13 億），美國 2.48（人口 2.98 億），印度 1.91（人口 10.95 億），大洋洲 1.67（人口 0.32 億），孟加拉國 1.21（人口 1.47 億），緬甸 1.05（人口 0.49 億），剛果 1.02（人口 0.53 億）。
可見全球水資源分佈極不均勻。
南美是水資源最為豐富的地區，該地區人口不到全球 6%，但水資源卻佔全球的三分之一，其中巴西一個國家水資源 8.2 萬億立方米，超過全球六分之一，而人口卻只有1.82 億，佔全球 35 分之一。
上述 11 個水資源豐富地區，除去中國、印度、孟加拉國這三個國家外，人口只有 11.85 億，佔全球18.8%，卻擁有全球 64% 的水資源。

剩下的國家水資源分佈也很不均勻。
人口共佔世界總人口 40 % 的 80 個國家（其中九個國家在近東和中東）卻嚴重缺水，另 26 個國家（共有 2.3 億人口）的水資源也很少。
我們稱這些國家為缺水國家。
國際上對缺水國家的標準是依據瑞典水文學家馬林．法爾肯馬克所下的定義：
如果一個國家所擁有的可更新的淡水供應量在每人每年 1700 立方米以下，那麼這個國家就會定期或經常處於少水的狀況，被定義為水資源緊迫；
如果每人每年水供應量在 1000 立方米以下，那就會感到水緊缺，被定義為水資源缺乏。

馬耳他年人均水供應量只有 82 立方米，其缺水情況位居缺水國家之首。
除馬耳他外，最缺水的國家還有卡塔爾（91 立方米）、科威特（95 立方米）、利比亞（111 立方米）、巴林（162 立方米）、新加坡（180 立方米）、巴巴多斯（192 立方米）、沙特阿拉伯（249 立方米）、約旦（318 立方米）、也門（346 立方米）、阿爾及利亞（527 立方米）、布隆迪（594 立方米）、佛得角（777 立方米）、阿曼（874 立方米）、阿聯酋（902 立方米）、埃及（936 立方米）。
9 南亞和東亞的一些人口大國如韓國（1461 立方米）、印度（1791 立方米）也是水資源短缺的國家；
給人山清水秀印象的一些歐洲國家也是缺水國家，如英國為 2000 立方米，德國 2200 立方米，波蘭 1456 立方米，比利時 ─ 盧森堡 1696 立方米；
南非（1190 立方米）和西非（如尼日利亞 1929 立方米）等一些國家也是缺水國家；

美國總體而言不缺水，但中西部局部地區嚴重缺水。
日本也面臨季節性和局部缺水的問題。
人均水資源低於平均水平，不一定意味著不夠。
要是連太平洋的海水也算上的話，中國人均水資源肯定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但除了幾個島國外大多數國家都要算「貧水國」了。
（本節數據如無特殊說明均為年人均值）

5.5 礦產資源
中國是世界上礦產資源豐富、礦產資源總量較大的資源大國之一，也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礦種比較齊全配套的國家之一。
目前已發現礦產 171 種，其中探明儲量的礦產 158 種。
根據《各國礦產儲量潛在總值》的估算，中國礦產資源儲量潛在價值總量為 16.56 萬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和俄羅斯，居世界第三位，其中有些還佔有絕對的優勢。
看到這則新聞，讓人信心百倍。

且慢，再看看新聞的下半部分：
但由於人口眾多，從人均資源佔有量看又是一個資源貧國。
目前中國人均礦產資源儲量潛在總值僅為 1.51 萬美元，只有世界平均水準的 58%，排名世界第 53 位。
10 有些新聞乾脆就不報道上半部分，只報道下半部分，讓人感到中國人均資源實在太少。
11
中國人均 1.51 萬美元只有世界平均水準的 58 % ，那麼世界平均水準應該是 2.6 萬美元，而該數據的全球礦產資源儲量值為 137.72 萬億美元，說明當時全球人口為 53 億左右（137.72÷2.6＝53）。

可見《各國礦產儲量潛在總值》是 1990 年代初期的資料。
12
我們再看看排名前十位的國家的礦產資源儲量值和現在的人口數。
由於礦產資源沒有大的變化，而人口卻有變化，下面的資料採納當初的礦產資源資料（價格的絕對值有變化，但相對值沒有變化），人口數據採納 2005 年底的資料。
從表~5.5 可見，十大礦業國總人口 32.484 億，剛好佔全球 65 億人口的一半，卻佔全球礦產資源的 77%。

相對於「富礦八國」（十大礦業國除去中國和印度）來說，中國人均礦產資源不豐富，卻又是世界另外一半人口的 1.31 倍，是印度的 3.55 倍。
巴西礦產儲量 16160 億美元，人口 1.82 億，人均 0.89 萬美元，只相當於中國的 70%。

表~5.5：
世界十大礦業國礦產儲量潛在價值總值佔有情況
人口  礦產值 世界人均  世界

國家
（億） （億美元）排名 （萬美元） 排名 美國 2.98  298392.7501 10.01 19 獨聯體2.85  218478.5382  7.67 25 中國13.075 165616.6243  1.27 53 南非 0.4489054.0954 20.24 10 澳大利亞0.266250.2705 33.13  5 沙特阿拉伯 0.233  53566.010 622.99  7 加拿大0.3352639.9867 15.95 14 德國 0.8247823.6438  5.83 28 印度 10.95  39057.627 9 0.36 92 英國 0.606  31393.03210 5.18 30 10 國合計  32.4841062272.5753.27 全球  65  1377228.7352.12 全球 — 10 國  32.516 314956.1600.97
換種算法，將全球 65 億人口分為三個群體：
中國人口13 億，人均礦產資源 1.27 萬美元；
「富礦八國」人口 8.46億，礦產資源 857598 億美元，人均礦產資源 10.14 萬美元（近似美國的水平；
中國是其 12.5 % ）；

剩下的 43.5 億人口，礦產資源 354014 億美元，人均礦產資源 0.81 萬美元（近似巴西的水平；
中國是其 1.56 倍）。
可見中國人均礦產資源比 8.46 億人口要少，但卻比 43.5 億人口要多。
中國人口增加到 1.56 倍，也就是從目前的 13 億增加到 20 億，中國人均礦產資源還與世界上 43.5 億人口相當。
而中國人口需要減少到1.6 億，人均資源才能達到「富礦八國」的水平。

考慮到這些情況，那麼中國人均礦產資源排名世界第 53位意味著什麼？
排名中國前面的包括上面的「富礦八國」和一些小國。
由於有一些人均資源豐富的小國，加拿大、美國、前蘇聯人均礦產資源也只分別排在 14、19、25 位。
中國排名 53位還不知足？

每平方公里礦產資源潛在價值（萬美元）全球平均為
92.1，中國為 172.5，前蘇聯為 97.5，美國為 318.3，澳大利亞為 86.2，加拿大為 52.7，印度為 118.8（中國的國土面積是印度的 3.2 倍）。
並且由於中國的探礦和開採水平與發達國家有相當的差距，中國真實的礦藏儲量還遠不止這麼多。
比如，印度、南非的金礦開採深度已達 5000 米，中國僅達 600~700 米水平。

另外，在全球 45 種主要礦產資源儲量價值比較中，按礦產總值比計，中國居世界第三位，人均也居世界第十位。
13 要是中國不能說是「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人均資源也不錯」，那還有幾個國家稱得上？

要是火星上碰巧也有幾千個人，然後將地球資源與火星資源在一起算的話，那麼地球上的人均礦產資源遠遠低於平均資源，地球是否也要將人口減少到幾千人？

可見用「低於世界人均資源」來計算沒有任何意義，要是日本也用「世界人均資源」來算的話，人口需要大幅度減少才能苟延殘喘。
俄羅斯人口在減少，人均資源豐富了，但社會發展水平卻並沒有顯著進步。

所有有科學技術和工業用途的金屬礦產品中國都有。
儲量進入世界前五名的礦產有 26 種，根據 45 種主要礦產探明儲量同世界的比較，具有優勢的礦產有鈦、釩、鎢、錫、銻、汞、稀土、鉭、煤、磷、螢石、石墨、菱鎂礦、膨潤土、芒硝、重晶石等近二十種；

具有潛在優勢的礦產有鋅、鋁土礦、高嶺土、耐火黏土、珍珠岩等五種；
我國稀土礦產儲量佔世界總儲量的 90%，素有「稀土王國」之稱；
鎢和鈦鐵礦探明儲量均佔世界總儲量的 70 % 以上；
錫、銻、鉬、磷、石墨、螢石、重晶石、菱鎂礦等的探明儲量均居世界第一、第二位。
其中很多都是在高新技術、尖端武器中具有鉅大戰略意義的原材料。

我們必須保護運用好我國的這些優勢戰略資源，必要時可以作為我們的戰略武器，換取我們需要的能源和礦產資源。
14
能源礦藏方面，我國能源礦種齊全，根據對世界各國能源礦產資源總量的估算，我國能源礦產探明可比儲量約佔世界總值的 11%，位居第三。
我國煤炭探明儲量居世界第二位，石油資源居第 11 位，天然氣資源居第 14 位。
若以單位國土面積的擁有量計算，我國每平方公里的能源礦產資源約為世界陸地平均水平的 1.6 倍，是世界上國土能源礦產資源豐度較高的國家之一。

此外中國水力資源第一位，太陽能第二位，核燃料資源、生物能、海洋能、風能、地熱能等也較為豐富。

美國經濟學兼人口學家朱利安．西蒙在《最後的資源》一書中指出，地球的「可以發現的資源」和「存在於地殼中的資源」遠遠超過「已知儲量」。
而按照「可發現的資源」或「存在於地殼中的資源」來計算，幾乎所有礦物資源的耗竭都是遙遙無期的。
按照西蒙的觀點，擔心自然資源有一天會用盡是多餘的，人們完全可以微笑著面對未來。

中國和印度自然資源的比較
中國國土面積是印度的 3.23 倍，農用地面積是印度的3.06 倍，耕地面積是印度的 88.2 % ，長期作物用地面積是印度的 1.35 倍，草原面積是印度的 36.16 倍，森林面積是印度的 2.55 倍，森林蓄積量是印度的 3.09 倍，森林生物量是印度的 2.13 倍，淡水資源是印度的 1.48 倍，礦產資源是印度的4.24 倍。

中國人口是印度的 1.19 倍，人口密度是印度的 37 % ，人均農用地面積是印度的 2.55 倍，人均耕地面積是印度的73.5%，人均長期作物用地是印度的 1.13 倍，人均草原面積是印度的 30.14 倍，人均森林面積是印度的 2.08 倍，人均森林蓄積量是印度的 2.53 倍，人均森林生物量是印度的 1.74 倍，人均淡水資源是印度的 1.24 倍，人均礦產資源是印度的3.55 倍。

印度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中國的二分之一，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資源利用效率比中國高。

人力資源才是第一資源
從上面的分析可見，經濟水平並不完全是由人均自然資源決定的，人口數量多少並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

中東阿拉伯國家擁有全球石油儲量的 60 % ，但是社會發展水平並不高，比如沙特阿拉伯擁有全球四分之一的石油資源，而以色列卻一滴油也沒有，其他資源就更缺乏，但是沙特阿拉伯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只有 0.772（與中國相當），而以色列高達 0.915。
沙特阿拉伯的人均 GDP 只有以色列的二分之一左右，失業率也遠比以色列高。
日本自然資源極其缺乏，俄羅斯自然資源極其豐富，但日本 2003 年的 HDI 高達 0.943，俄羅斯只有 0.795，日本 2005 年人均 GDP 為 36564 美元，而俄羅斯只有 5174 美元，並且俄羅斯的失業率差不多是日本的兩倍。
中國人口佔全球比例從 19 世紀初的 40% 下降到 20 世紀初的 25%，再下降到現在的 20%，不久將下降到 15%。
近兩百年時間內下降了一半，這意味著中國人均資源相對世界平均水平昇高了一倍。

也就是說兩百年前中國人均資源相對於世界平均是最少的，但那個時期中國卻是乾隆盛世，不論從綜合國力還是人均生活水平來看都算世界強國。
現在中國人均相對資源提高了，但相對國力和相對生活水平反而降低了。
我們現在說「中國用 7% 耕地養活世界上 20% 以上的人口」，那麼乾隆時期「中國是以 7% 耕地養活了世界上 40% 的人口」，那個時候中國的生活水平相對其他國家來說並不低。
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是可以自給自足的。
美國對石油的依賴度高達 50%，日本對國際資源的依賴度就更不用說了。

資源消費大國實施資源全球化戰略是其必然選擇。
我們只要將經濟做大，能在全球化下控制價格，一樣能獲取全球資源。
重要的是如何使我們手中的優勢資源能夠換到更多的需要進口的資源。

鄧小平曾以「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這句話來表明我們自己擁有的寶貴礦產資源。

但是，我國有色優勢礦產大都以低價在國際市場上銷售，不僅造成大量有色礦產資源低效使用，而且使我國在對外出口上屢遭反傾銷指控。
一方面我們用「黃金價錢」高價買回國內短缺的石油、銅、鋁、鉛、鋅等礦產資源，另一方面卻在用「土價錢」低價出售別國短缺的鎢、鎂、稀土等優勢礦產。
15 以這種「貴買賤賣」的方式對待資源，中國能不缺資源嗎？

中國在以「土價錢」賤賣我們的稀土資源，以更低的價格賤賣我們的勞動力資源（國際社會並不領情，一再要求中國增加工人工資、將人民幣昇值）。

一方面是廉價地揮霍現有的勞動力資源，另一方面卻又限制勞動力資源的再生產，中國今後憑什麼發展？
正如胡錦濤主席所說：
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
人是「本」，自然資源是「末」，計劃生育是捨本求末。
只要做到「以人為本」，人類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都將逐一得到解決，才能「可持續發展」。

在關於人類前途的問題上，美國人口經濟學家朱利安．西蒙是樂觀派，認為人類社會的技術進步和價格機制會解決人類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最後的資源就是蘊藏在廣大人口身上的腦力資源，人類前途光明；
斯坦福大學的保羅．埃爾里奇則是悲觀派，認為由於人口爆炸，食物短缺，不可再生性資源的消耗，環境污染等原因，人類前途不妙。

他們誰也說服不了誰，1980 年，他們決定賭一把。
他們爭論涉及的問題太多，賭什麼呢？

最後決定賭不可再生性資源是否會消耗完。
不可再生性資源如石油、煤及各種礦石在地球上的儲藏量是有限的，越用越少，總有一天這種資源會用完。
悲觀派埃爾里奇的觀點是，這種資源遲早會用完，其未來的價格將大幅度上昇。
樂觀派西蒙的觀點是，這種資源不會用完，價格不但不會大幅度上昇，還會下降。

他們倆人選定了五種金屬：
鉻、銅、鎳、錫、鎢，以 1980 年的價格為基準，看看十年後它們的價格是漲還是跌。
到 1990 年，這五種金屬無一例外地跌了價，悲觀者埃爾里奇輸了。
這五種金屬無疑是不可再生性資源，當它們越來越短缺時，其價格必定上昇。
但為什麼現實中這五種金屬越來越少，而價格反而降了呢？
關鍵在於市場價格機制促進了科學技術的進步。

當這五種金屬的價格上昇時，就刺激了人們去開發它們的替代品。
例如，銅和錫過去主要用於製造各種生活用器皿，當銅和錫的價格上昇時，就被大量塑料製品替代；
同樣，銅和其他製造電線的金屬價格上昇也刺激了人們開發替代銅的光導纖維。
這樣，這些金屬的需求大大減少，價格自然就下降了。
這說明在面臨困境時，人類的創新精神是無止境的。

16
筆者將在〈人口爆炸 導致科技爆炸〉一章討論今後的資源問題。

中國「資源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粗放型」的發展模式而不是「人口過多」

1980 年以來的計劃生育其實代表著捨本求末的發展思路，在這種思路下，必然忽視人的因素，而導致粗放型的發展。

根據國家發改委的資料：
2003 年我國 GDP 只佔世界 GDP 總量的 4% ，卻消耗了相當於全球總產量 30 % 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其中石油佔世界總量的 7.4%，鋼鐵佔 27%，煤炭佔 31 % ，氧化鋁佔 25 % ，水泥佔 40 % 。
目前我國單位資源的產出水平相當於美國的十分之一，日本的 20 分之一，德國的六分之一。
全社會從業人員的勞動生產率，只相當於美國的 46 分之一、日本的 41 分之一、法國的 34 分之一、德國的 32 分之一。
即便以購買力計算，中國單位 GDP 所消耗的資源也遠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

據〈2006 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對世界 59 個主要國家資源績效水平的調查排序，中國資源績效居世界倒數第六位。
我國的能源利用效率為 33 % ，比發達國家低約十個百分點。
鋼、水泥、紙和紙板的單位產品綜合能耗比國際先進水平高 40 % 、45 % 和 120 % 。
另外，我國礦產資源的總回收率大概是 30 % ，比國外先進水平低了 20 個百分點；
我國建築高能耗問題十分突出，建築物能耗比國外先進水平要高 50 % 以上。

17 我國單位 GDP 的能耗是日本的七倍、美國的六倍，甚至是印度的 2.8 倍。
18 由於資源利用水平低，我國廢棄物排放水平大大高於發達國家，每增加單位 GDP 的廢水排放量比發達國家高四倍，單位工業產值產生的固體廢棄物比發達國家高十多倍。

中國最具優勢的草原資源沒有得到合理利用，中國人均年消費乳製品量只有六公斤，歐洲 180 公斤，美國 240 公斤，日本 120 公斤，印度還有 80 公斤。
中國對草原的使用還非常粗放，飼養方式也不規範。

由於市場的不合理，導致牧產品結構性的過剩，一方面是中國人均奶製品非常少，另一方面牧民卻不得不倒掉大量鮮奶或者拿來餵豬餵牲口。
中國草原利用效率低的另一個原因是產業鏈的不合理，比如在整個奶業產業鏈中牛奶的生產、加工和銷售的利潤比為 1 比 3.5 比 5.5，可見廣大奶農獲利最少。
由於牧民在整個產業鏈中收益太低，為了提高收入，只好超載過牧。
正常的養殖業賺不到錢，一些地方就養殖黑山羊出口創匯。
山羊喜扒食草根，對草場的破壞極為嚴重，為此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 水土流失加劇，陷入繼續貧困的惡性循環；

而發達國家幾乎不養山羊。
中國牧民很多還是採用傳統的放養方式，對環境破壞大，而改成圈養後受益增加幾倍，對環境也沒有破壞。
比如，養 220 多頭絨山羊，如果用原始的放養方式，需要有 5500 畝草場來保證。
但改用圈養後，100 多畝草場就夠了，並且每隻羊的年產絨量還增加四倍多。
19 可見只要合理利用和管理，中國的草原資源還有鉅大的潛力。

近年內蒙古在這方面做得不錯，畜牧產品和牧民收入不斷增加，草場也得到了恢復性增長。
植被覆蓋面積從 1999 年的 13 億畝增加到了 2004 年的 17.5 億畝。

中國淡水人均佔有量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但卻相當於以色列的九倍。
中國目前有六個省、區（寧夏、河北、山東、河南、山西、江蘇）人均水資源量低於 500 立方米，但是也比以色列要高。

國際經驗表明，只要有正確的用水觀念、科學的用水制度和合理的用水方式，在「缺水」狀況下也完全能做到供需平衡。
以色列的自然條件比我國西部的許多地方更為惡劣，三分之二的國土是沙漠和荒山，人均水資源只有 260 立方米，由於沙漠等多方面的原因，可利用水資源更少。
但他們為了克服缺水瓶頸，在上世紀 60 年代發明了世界上最節水的滴灌技術，並修建了 145 公里的輸水管道從北方引水進沙漠。
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達到 80% 以上，每立方米水的生產能力達到二公斤以上，而我國只有 0.87 公斤。
以色列居家過日子也極重節水 — 馬桶上都有兩個按鈕，小便用小水、大便用大水。

20
發達國家都十分注重節水和對雨水的利用，很多國家通過法律和稅賦手段來提高國民的節水意識，鼓勵實施水資源的循環使用和雨水利用等。
21 目前德國在新建小區之前，無論是工業、商業還是居民小區，均要設計雨水利用設施，若無雨水利用措施，政府將徵收雨水排放設施費和雨水排放費。
美國的雨水利用常以提高天然入滲能力為目的。
有些州立法，實行強制的「就地滯洪蓄水」。

丹麥每年能從居民屋頂收集 645 萬立方米的雨水，佔居民沖洗廁所和洗衣服實際用水量的 68%，佔居民用水總量的 22%。

日本屬於海洋性氣候國家，雨水多，水資源比中國豐富。
然而，資源匱乏的日本深知水資源的寶貴，生活中節水可謂用心良苦，深入到生活的每個方面。
針對有人在公共場所忘關水龍頭的現象，日本採取了安裝感應裝置的辦法。

很多蹲式抽水馬桶沖水時有大小便之分，兩者出水量差別有好多倍。
各大公司在開發家電產品時都注意節水。
有些商店甚至規定像馬桶這樣的設備必須是節水的才能賣。
例如，日本家家戶戶使用的節水馬桶就比傳統馬桶節約用水 30% 以上。
日立公司開發的第三代洗衣機用水量只是第二代洗衣機的 40%。

22 日本還建立了中水系統，就是將洗澡水、洗衣機排水以及其他生活排水集中到一塊，通過處理、淨化之後，再用來沖洗廁所、洗車、路面灑水、澆灌花草樹木等。
23
中國人普遍缺乏節水意識，對水的浪費非常嚴重，是世界上最貧窮的揮霍者。
24 中國城市和華北人均水資源確實不算豐富，然而，中國又是世界上用水量最多的國家。
僅 2002 年，全國淡水取用量達到 5497 億立方米，大約佔世界年取用量的13 % 。

每立方米水的產出效率，世界平均是 37 美元，我國只有二美元，英國是 93 美元，日本是 55 美元，德國是 51 美元。
2002 年我國萬元 GDP 用水量為 537 立方米，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
工業用水重複利用率不足 60%，遠低於發達國家75~85% 的水平，煉鋼等生產過程的單位耗水量比國外先進水平高幾倍甚至幾十倍；
農業灌溉水利用係數僅為 0.4~0.45，大大低於國外先進水平的 0.7~0.8。

寧夏是一個嚴重缺水的地區，是全國水資源最少的省區之一，但在寧夏的一些地方，每畝水稻一年大約需要澆 2000 多立方米水，一畝小麥需要 1200 多立方米水。
中國農村普遍的水資源利用率只有 40 % 左右。
在寧夏，每公斤大米耗水超過兩噸。
大水漫灌不但對莊稼沒有好處，反而是引起土地鹽鹼化的最根本原因。

河北省靠大量超採地下水，掩蓋著極度缺水這一重要事實。

在河南，街頭洗車、維護草坪等用的都是自來水，一些高檔洗浴、美容店，不但耗水多，而且缺乏廢水回收處理設備，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論證中幾乎沒有節水內容，一些高耗水行業以粗放的方式無情地消耗著日益匱乏的水資源。

我國目前城市自來水水價偏低，政府實行虧損補貼。

300 噸黃河水的價格頂不上一瓶礦泉水。
發達國家一噸水的價格相當於 10~20 度電的價格，而中國大部分地區一噸水的價格僅相當於 2~3 度電的價格。
目前中國城市家庭電費幾倍於水費，水消費僅佔個人收入的約 1.2% 。
低水價實際上鼓勵了水資源的高消費，使節水技術和設備的使用無利可圖。
我國城市普遍沒有對雨水進行收集利用。

國家科技部節水灌溉首席專家邱為鐸高級工程師指出：
因灌溉技術落後浪費的水資源高達國民總用水量的 50 % 以上，是造成水資源匱乏、加重土地荒漠化的罪魁禍首。
我國遼闊的荒漠化、沙化地區日照充足、熱量豐富，太陽輻射、晝夜溫差大，這些都是發展特色農業和高效農業不可缺少的寶貴的光熱資源。
這些地區雖然乾旱少雨，但有雪山星羅棋佈，還有黃河蜿蜒流過。
雪山和黃河不停地向荒漠化、沙化地區補充地下水和地表水。
這些水資源若用於地面灌溉實屬杯水車薪，但若用於最省水的滴灌則綽綽有餘。

能以很小的經濟投入和很小的水資源投入，激活荒漠化、沙化地區豐富的土地資源、光熱資源和植物資源，可將廣大的荒漠化、沙化地區逐步建成特色農牧區、高效農牧區和永不衰敗的生物能源基地。

以目前這種粗放型的發展模式，人口減少到現在的幾分之一資源也不夠用。
處心積慮地說中國人均資源不足，但又如此粗放式地利用資源，為此要減少數億人口，實在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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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基礎教育資源網

（http://www10.cbern.gov.cn/rs/guandong/%D0%
A1%D1%A7%B1%E0%C4%BF/%D4%C6%C9%BD%
D0%A1%D1%A7/%D7%A8%CC%E2%CD%F8%D5%BE/% BB % B7 % B1 % A3 % D7 % CA % D4 % B4 % CD % F8 % D5 % BE/hbzlk/document/huanbao022.htm）。

6.1 近兩百年來人類生活水平快速提高

數千年來世界人口數量波動在數千萬到數億之間（在1830 年之前從來沒有超過十億），90% 的人不得不在土地上辛苦勞作，生活質量也沒有大的變化。
哥倫布發現美洲後，美洲高產作物的引入使得歐亞大陸人口在近三百年左右快速增加。
在人口增長的過程中，以馬爾薩斯為代表的很多學者都擔憂人口過多會引起生活水平下降，然而事實卻正好相反。
據世界銀行統計，自 1800 年以來的二百年中，扣除通貨膨脹因素，食品價格事實上下降了高達 90%，這就意味著最貧困的人也能吃飽肚子。
1 尤其在最近一百年人類生活水平得到了質的提高。

20 世紀世界人口增長將近 4 倍（中國人口只增加 3 倍），同樣的時間內全球 GDP 是 1900 年的 18 倍以上，全球人均 GDP（按 1990 年美元換算）增長 5 倍（連增長最慢的非洲也增長 3 倍）。
幾乎所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相對價格在整個 20 世紀都是下降的。
比如，多種主要穀物 — 玉米、小麥、稻子的國際價格（除去通貨膨脹因素，用美元結算）從 1900 年到 1998 年降低了 70%。
14 種國際貿易金屬和非食品農產品組合從 1900 年到 1999 年價格下降了將近 80%（剔除通貨膨脹因素）。
2 是什麼原因導致人口學家的預測一次次破產？

是什麼原因導致近代生活水平快速提高？
— 科技進步。
人類文明是近三百年才加速發展的，剛好與人口的增長一致。
其中有著必然的聯繫。

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 100 個名人
在談論歷史時，人們往往只從政治角度考慮問題，歷史書上總是政治人物充當主角，文學家居其次。
美國人麥克．哈特（Michael H. Hart）所著的《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 100 名人排行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評價歷史人物。
3 這本書的封底印了一段培根的話：
「智慧與學術給人類社會所造成的影響遠比權力與統治者更持久。
在《荷馬史詩》問世以來的 2500 年或者更長的時間裡，不曾有詩篇遺失，但卻有多少宮殿、廟宇、城堡以及城市荒蕪或是被焚毀？

」哈特說：
「我所注重的是這些人在歷史進程中的影響，而不是他本人是否偉大。
雖然政治變遷是重要的，但公正地說，在亞歷山大大帝去世 500 年之後，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生活同他們生活在亞歷山大大帝出生前 500 年時祖先們的生活方式沒什麼兩樣。
但科學發現不僅帶來了技術上和經濟上的革命，它還完全改變了政治和宗教思想，藝術和哲學。」
哈特認為，宗教和科學影響著人類生活的基本面貌，其次才是政治家和武夫，文學藝術殿後。
因而，在他的排行榜上，科學家和發明家最多（36 人），政治和軍事人物次之（31 人），哲學家 14 人，宗教領袖 11 人，文學藝術家 5 人，探險家 2 人，工業家 1 人。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名人不一定都對人類有積極的貢獻，有的有爭議，例如亞歷山大大帝、成吉思汗，有的是公認的人類文明破壞者，例如希特勒，但是他們都影響了人類歷史進程。

表~6.1：
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 100 名人排行榜 1 穆罕默德 26 喬治．華盛頓51 烏爾班二世 76 費密 2 牛頓27 卡爾．馬克思52 歐麥爾一世 77 歐勒 3 耶穌基督 28 萊特兄弟  53 阿育王78 盧梭 4 釋迦牟尼 29 成吉思汗  54 奧古斯丁  79 馬基亞維里 5 孔子30 亞當．斯密 55 威廉．哈維 80 馬爾薩斯 6 保羅31 莎士比亞  56 歐納斯特．盧瑟福 81 約翰．肯尼迪 7 蔡倫32 約翰．道耳頓57 約翰．加爾文82 平克斯 8 谷登堡  33 亞歷山大大帝58 孟德爾83 摩尼 9 哥倫布  34 拿破崙．波拿巴 59 馬克思．普朗克84 列寧 10 愛因斯坦35 托馬斯．愛迪生 60 利斯特 85 隋文帝 11 巴斯德 36 安東尼．列文虎克 61 奧托 86 達．伽馬 12 伽利略 37 威廉．莫頓 62 皮薩羅87 居魯士大帝 13 亞里士多德  38 馬可尼63 科爾特斯  88 彼得大帝 14 歐幾里得39 希特勒64 托馬斯．杰弗遜  89 毛澤東 15 摩西  40 柏拉圖65 伊沙貝拉一世90 培根 16 達爾文 41 克倫威爾  66 斯大林91 亨利．福特 17 秦始皇 42 亞歷山大．貝爾 67 儒略．愷撒  92 孟子 18 奧古斯都43 亞歷山大．弗萊明 68 威廉一世  93 瑣羅亞斯德 19 哥白尼 44 約翰．洛克 69 弗洛伊德  94 伊麗莎白一世 20 拉瓦錫 45 貝多芬70 愛德華．詹納95 戈爾巴喬夫 21 君士坦丁大帝 46 海森堡71 倫琴 96 美尼斯 22 瓦特  47 路易斯．達蓋爾 72 巴赫  97 查里曼 23 邁克爾．法拉第 48 西蒙．玻利瓦爾 73 老子 98 荷馬 24 麥克斯韋49 笛卡兒74 伏爾泰99 查士丁尼一世 25 馬丁．路德  50 米開朗琪羅 75 開普勒100 摩訶毗羅
1978 年該書初版曾將毛澤東排名第 20 位，但是隨著中國1980 年代的非毛化，1992 年再版時將毛澤東排到 89 位。

在哈特的名單中，紙的發明人蔡倫（？
~ 公元 121）高居第七，活字印刷術的印刷機發明人約翰．谷登堡（公元1400~1468）高居第八，哈特解釋說：
「在公元二世紀以前，中國文化一直不如西方文化先進，但在公元後的一千年間，中國的成就則超過了西方。
根據許多標準來看，公元七、八世紀中中國的文化在世界上最為先進。
但是在 15 世紀後，西方超過了中國。

我認為關鍵的原因是在蔡倫之前中國沒有方便的書寫材料。
西方世界有紙莎草紙，雖然這種材料有其缺陷，但是卻比用木頭或竹子做的書具有無比的優越性。
缺乏適當的書寫材料是中國文化進步的一種極大的障礙。
中國學者需要用車隨行帶上在我們看來是可憐的幾本書。
可想而知，用此依據來掌管政務，是何等的艱難。

但是蔡倫對紙的發明，完全改變了這種狀況。
由於有了適當的書寫材料，中國文化得到了迅速發展，幾百年內就趕上了西方。
由於紙比羊皮紙便宜又容易大量生產，所以整個形勢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西方國家開始使用紙以後，就堪與中國平起平坐，甚至成功地縮小了文化上的差距。
那麼中國為什麼最後又落在西方後頭呢？

也許一種單純的技術上的原因就能說明這個問題。
在 15 世紀的歐洲，一個名叫約翰．谷登堡的天才發明了一種可以大規模印刷書的技術。
谷登堡出生時這兩個地區的技術發展大致相等。
但是在谷登堡發明了現代印刷術之後，歐洲發展非常迅速，而中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繼續使用刻版印刷術，其進步則相對緩慢。」


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 年）中國畢昇就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但是畢昇的活字印刷術並沒有得到推廣，後來中國反而從歐洲學習活字印刷技術。
另外一個例子是，中國早在唐朝就發明了天花人痘接種術，印度也很早就掌握了天花種痘術，但是一方面人痘效率低，更主要是沒有大規模推廣，大眾沒有受益，後面的中國皇帝也有死於天花的。
而 1796 年，英國醫生Edward Jenner 發明的種痘術才使得全人類受益（他受到東方人痘術的啟發），1805 年，葡萄牙醫生哈威脫將牛痘疫苗從馬尼拉帶到了澳門。
此後，英國醫生亞歷山大．皮爾遜又把牛痘疫苗由澳門帶到中國。
可見不管技術或者理論，一定需要推廣、產生社會效應才能說是成功的，否則就像辛棄疾說的那樣：
「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我們可以自豪地說中國第一個掌握人痘術，但是使老百姓受益的卻是來自英國的牛痘術。

下面將哈特的名單依照時間順序重新排列，可以更直觀地看出人口增加與科技發展的關係。

表~6.2：
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 100 名人排行榜（依照時間排序）時序 排名	姓名			時代			國家		事蹟

1	96	美尼斯		前3100		古埃及王國	最先統一埃及，建立起埃及
2	15	摩西			前13世紀		埃及		帶領希伯來人出埃及的領袖
3	98	荷馬			前9~前8世紀			荷馬詩歌的作者
4	93	瑣羅亞斯德		前682~前551			拜火教的創始人
5	100	摩訶毗羅		前599~前527	印度		耆那教創立者波斯

6	87	居魯士大帝		前590~前529			波斯帝國的創始人帝國
7	73	老子			前571 ~？
		中國		道家學說的創始人
8	4	釋迦牟尼		前563~前485	印度		佛教的創始人
9	5	孔子			前551~前479 	中國		儒家學說創始人西方思想的偉大創始人

10	40	柏拉圖		前427~前347 			古希臘之一古代世界最偉大的哲學家
11	13	亞里士多德		前384~前322	馬其頓	科學家
12	92	孟子			前371~前289 	中國		儒家學說的前驅
13	33	亞歷山大大帝	前356~前323 	馬其頓	古代世界最著名的征服者
14	14	歐幾里得		前300			古希臘	幾何教科書《幾何原本》作者

15	53	阿育王		前300~前232	印度		印度歷史上最重要的國王
16	17	秦始皇		前259~前210	中國		統一中國，奠定中國政制
17	67	儒略.愷撒		前100~前44		古羅馬	征服了高盧
18	18	奧古斯都		前63~公元 41			羅馬帝國的奠基人
19	3	耶穌基督		前30~前6				基督教創立者

20	6	保羅			前4~公元 64			傳播基督教先驅
21	7	蔡倫			？
~ 121		中國		紙的發明家
22	83	摩尼			216~276		波斯帝國	摩尼教的創立人
23	21	君士坦丁大帝	280~337		古羅馬	確立基督教在歐洲佔統治地位

24	54	奧古斯丁		354~430		羅馬帝國	其神學成為基督教教義的基本來源
25	99	查士丁尼一世	483~565	東羅馬律藍本	其法典後來成為歐洲國家法
26	85	隋文帝		541~604	中國 重新統一了中國
27	1	穆罕默德		570~631	麥加 創立伊斯蘭教
28	52	歐麥爾一世		約586~644	是傳播伊斯蘭教的主要人物法蘭克的國王，神聖羅馬帝

29	97	查里曼		742~814	法蘭克國的締造者使英國由弱變強，歷代英王
30	68	威廉一世		1027~1087	法國祖先
31	51	烏爾班二世		1042~1099	法國 發動十字軍東征
32	29	成吉思汗		1162~1227	蒙古 蒙古征服者
33	8	谷登堡		1400~1468	德國 發明了活字印刷術的印刷機

34	65	伊沙貝拉一世	1451~1504	西班牙 資助哥倫布橫渡大西洋
35	9	哥倫布		1451~1506	意大利 發現美洲大陸發現從歐洲直接通往印度的
36	86	達.伽馬		1460~1524	葡萄牙航線現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
37	79	馬基亞維里		1469~1527	意大利之一現代天文學創始人，日心說
38	19	哥白尼		1473~1543	波蘭的創立者

39	62	皮薩羅		1475~1541	西班牙 征服了在秘魯的印加帝國
40	50	米開朗琪羅		1475~1564	意大利 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
41	25	馬丁.路德		1483~1546	德國 新教宗教改革發起人
42	63	科爾特斯		1485~1547	西班牙 墨西哥征服者新教史上最重要人物，「美
43	57	約翰.加爾文	1509~1564	法國國立基者」

44	94	伊麗莎白一世	1533~1603	英國 英國歷史上最傑出的帝王
45	90	培根			1561~1626	英國 科學新時代的哲學先驅
46	31	莎士比亞		1564~1616	英國 劇作家、詩人近代實驗科學與科學革命的
47	12	伽利略		1564~1642	意大利先驅天文學家，行星運動定律的
48	75	開普勒		1571~1630	德國發明者發現血液循環，近代生理學

49	55	威廉.哈維		1578~1657	英國奠基者解析幾何之父，開拓歐陸理
50	49	笛卡兒		1596~1650	法國性主義哲學
51	41	克倫威爾		1599~1658	英國 使國會民主政體成為英國政體
52	44	約翰.洛克		1632~1704	英國 系統闡述憲政民主基本思想
53	36	安東尼.列		1632~1723	荷蘭 微生物學的開山祖師文虎克

54	2	牛頓			1642~1727	英國 近代科學體系的奠基人使俄國變成強國，使得其後
55	88	彼得大帝		1672~1725	俄國人口激增
56	72	巴赫			1685~1750	德國 偉大的作曲家
57	74	伏爾泰		1694~1778	法國 法國啟蒙運動的主要人物
58	77	歐勒			1707~1783	瑞士 數學家和物理學家其社會契約論是現代民主理

59	78	盧梭			1712~1778	瑞士論的基石經濟學的主要創立者，《國
60	30	亞當.斯密		1723~1790	英國富論》作者
61	26	喬治.華盛頓	1732~1799	美國 美國第一任總統蒸汽機發明者，工業革命的
62	22	瓦特			1736~1819	英國關鍵人物
63	20	拉瓦錫		1743~1794	法國 近代化學的創始人

64	64	托馬斯.杰弗遜	1743~1826	美國	美國總統、《獨立宣言》的起草人發明和普及了接種天花病疫
65	70	愛德華.詹納	1749~1832	英國苗法
66	80	馬爾薩斯		1766~1833	英國 《人口原理》作者近代化學之父，近代原子論
67	32	約翰.道耳頓	1766~1844	英國的提出者
68	34	拿破崙.波		1769~1821	法國 著名的法國將軍和皇帝拿巴

69	45	貝多芬		1770~1827	德國 鋼琴家、作曲家委內 使南美五國從西班牙統治下
70	48	玻利瓦爾		1783~1830		瑞拉 獲得解放
71	47	路易斯.達		1787~1851	法國蓋爾		首次成功地發明了實用攝影術
72	23	邁克爾.法拉第	1791~1867	英國 電磁學的創立者
73	16	達爾文		1809~1882	英國 進化論的創立者「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創

74	27	卡爾.馬克思	1818~1883	德國始人是把麻醉藥應用到外科的主
75	37	威廉.莫頓		1819~1868	美國要人物
76	58	孟德爾		1822~1884	奧地利 科學遺傳學的奠基人病原體理論先驅，微生物學
77	11	巴斯德		1822~1895	法國的奠基人
78	60	利斯特		1827~1912	英國 發明和推廣外科防腐技術

79	24	麥克斯韋		1831~1879	英國 創立了經典的電磁場理論製造出第一台四部衝程內燃
80	61	奧托			1832~1891	法國機
81	71	倫琴			1845~1923	德國 X 射線的發現者
82	42	貝爾			1847~1922	英國 發明電話
83	35	托馬斯.愛迪生	1847~1931	美國	發明大王（如 1879 年成功發明電燈）

84	69	弗洛伊德		1856~1939	奧地利 精神分析學的創始人
85	59	馬克思.普朗克	1858~1947	德國 量子力學之父率先使用流水線大批量生產
86	91	亨利.福特		1863~1947	美國汽車的人
87	84	列寧			1870~1924	俄國 建立俄國社會（共產）主義制度
88	56	歐納斯特.盧瑟福	1871~1937年 新西蘭 創立原子結構的完整理論

89	28	萊特兄弟		1871~1948 美國 發明飛機無線電發明家（發明無線電
90	38	馬可尼		1874~1937 意大利通訊）統治蘇聯多年，領導反法西
91	66	斯大林		1879~1953 蘇聯斯戰爭
92	10	愛因斯坦		1879~1955 德國 提出相對論
93	43	亞歷山大.弗萊明	1881~1955 英國 青霉素的發明者

94	39	希特勒		1889~1945 德國 納粹領袖，德國總理
95	89	毛澤東		1893~1976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領袖
96	76	費密			1901~1954	意大利 第一台核反應堆的設計師
97	46	海森堡		1901~1976	德國 量子力學的奠基人之一在研製口服避孕藥中起了重
98	82	平克斯		1903~1967	美國要作用美國總統，阿波羅計劃的主

99	81	約翰.肯尼迪	1917~1963	美國要負責人
100	95	戈爾巴喬夫		1931~	蘇聯 導致蘇聯瓦解、冷戰結束
哥倫布發現美洲對全球和中國人口的影響
雖然哈特認識到科技對人類的影響比政治家要大，但他的排名仍不能反映出為什麼近兩百年科技才加速發展。
其實哈特忘記了一個最重要的民族 — 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的某一位（一群）農民應該排在榜首。

哥倫布 1492 年發現美洲，使得印第安人經過數千年培育成功的高產作物推廣到全球，傳入的美洲作物計有玉米、馬鈴薯、番薯、豆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馬豆、西洋蘋果、菠蘿、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參、番木瓜、陸地棉等近三十種，4 使得更多的人能夠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從事科技，使得世界人口快速增加，為科技創新提供了智力資源。
馬鈴薯、玉米、番薯的單產比歐亞大陸傳統的小麥、穀子、大麥、燕麥、高粱要高出許多倍。
可以說印第安人的農業成就改變了整個世界，也成就了中國康乾盛世。

印第安人採用原始的耕作方式，最早培植了玉米、馬鈴薯、紅薯、南瓜等農作物，並掌握了飼養火雞、狗和蜜蜂的技術。

從遺傳學角度看玉米的育種非常困難，但早在四千多年前，古代的美洲人就開始通過選擇育種改良玉米的基因了。
美國《科學》雜誌 2003 年 302（5648）期有文章指出，玉米的祖先，墨西哥類蜀黍最早是在 6000~9000 年前墨西哥南部的巴爾薩斯河谷被人類作為作物種植的。
起初，它是一種像草一樣的植物，長有許多莖，上面結著很小並覆蓋著硬殼的顆粒。
後來，通過農民不斷地選擇育種，才逐漸變種，改變三種基因，使得玉米具有了現在的特性。
這其中，一種是改變玉米的形狀，使它從原來的一株多枝變成一株單枝；

第二種是使顆粒的外殼由堅硬變得柔軟；
第三種是使玉米更適合做玉米圓餅。
正是通過這種改良才產生了棒粗粒肥的玉米，並使其成為人類最重要的食物之一。
5 玉米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糧食作物。

圖~13：
類蜀黍，右：
原始玉米
左：
類蜀黍，右：
原始玉米
圖片來源：
《科學》雜誌
馬鈴薯現在是世界第四大糧食作物。
馬鈴薯的出現彌補了穀物收成不足所帶來的糧食短缺。

16 世紀時西班牙殖民者將其帶到歐洲，1586 年英國人在加勒比海擊敗西班牙人後，從南美將馬鈴薯帶到英國，1650 年馬鈴薯已經成為愛爾蘭的主要糧食作物，並在歐洲開始普及，17 世紀時，已經成為歐洲的主要糧食作物。
在當時的歐洲，一畝馬鈴薯田和一頭奶牛就可以養活一家人。
自從馬鈴薯被引入後，愛爾蘭人口由 1672 年的 110 萬迅速增加，到 1845 年的時候達到 830 萬。
1845~1847 年，一場突發的植物枯萎病橫掃愛爾蘭，馬鈴薯大減產，短短兩年內，就有一百多萬人死於飢餓及其引發的疾病，導致上百萬愛爾蘭人移居英格蘭、北美或澳大利亞，據估計，在 1845~1925 年間，約有五百萬愛爾蘭人移居美國。

由於氣候的原因，歐洲 17、18 世紀人口增加的首功要歸於馬鈴薯，中國 18 世紀人口增加的首功要歸於玉米和番薯。

玉米早在明朝嘉靖年間（1567 年之前；
距離哥倫布發現美洲只有幾十年時間，可見當時國際交流還是不錯的）就傳入廣西等地，但是到清朝康熙中期才傳入湖南、四川等地，在四川它得到空前的大發展，所以取名「蜀黍」，後來在全國推廣。
傳入並不意味著推廣普及，比如安徽《霍山縣志》（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說：
「四十年前，人們只在菜圃裡偶然種一二株，給兒童吃，現在已經延山蔓谷，西南二百里內都靠它做全年的糧食了。」
 6 番薯是在 1593 年左右（明萬曆年間）傳入我國的。
玉米、番薯雖然在明朝末年就已經傳入中國，但中國當時瘟疫流行，清代檔案就提到崇禎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
「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者」，萬曆、崇禎時期華北數省因為鼠疫就死亡上千萬人口。
加上當時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戰亂紛紛，不利於玉米、番薯等作物的推廣普及。
順治元年（1644 年），即清兵入關的次年，華北日趨風調雨順，大範圍的鼠疫流行也已熄滅。
社會開始復甦，迎來了康乾盛世。

7 馬鈴薯也是在清朝初年傳入中國的。

番薯、馬鈴薯、玉米、南瓜的單位面積產量，比中國傳統的穀子、高粱、小麥要高出許多倍，番薯「每畝可得數千斤，勝種五穀幾倍」，玉米「種一收千，其利甚大」。
並且「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崗皆可以長」，向高山、大箐、丘陵、河灘進軍，大地被充分利用起來支持人類的繁殖。
這些作物還可與其他作物（如小麥等）構成一年兩季收穫，從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它們成為當時中國的重要糧食作物。
如福建「地瓜一種，濟通省民之半」。
其他地方也有「紅薯半年糧」的諺語流傳。
番薯、馬鈴薯的秧蔓又是極好的飼料。
玉米以及馬鈴薯、紅薯澱粉的耐儲存性，使得豐收年份的玉米和澱粉可以儲存起來，可以補充歉收年頭的糧食。

8 山東人口增加，花生也立下大功。
農業技術大為提高，複種指數也大為提高，出版了大量農業書籍，而當時清朝統治者的「治國者重在土地人民」、「財帛不足喜，惟多得人為可喜耳」的人口思想下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攤丁入畝」等稅收政策，客觀上也起到了持續刺激人口增長的作用。
而歐洲當時不斷移民美洲，同時將糧食從美洲運往歐洲。
根據馬爾薩斯的估算，當時英國局部地區人口是以每 25 年左右增加一倍的速度在增加。
乾隆皇帝看了 1792 年的人口統計冊，說：
「朕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較之康熙年間，計增十餘倍」，說明康熙初年人口最多三千萬，中國人口在一百多年之內增加十幾倍。

中國有些學者無視全球人口增加的原因，推測中國人口在明朝 17 世紀初就突破二億大關，康熙時期還有一億多人口，這樣的話，豈不是說 1792 年中國人口有十幾億了？
這些學者認為是康熙、乾隆時期對「丁」、「口」統計方法有差異，但文獻顯示清朝初年以及其前中國對於「丁」、「口」、「戶」概念就很分明。
即使當時有「丁」、「口」統計問題，有隱匿人口問題，難道乾隆皇帝連他爺爺時候的人口情況了解程度還不如現在的某些人口史專家？

愛爾蘭 1500 年、1600 年人口均為 100 萬左右，但是卻從 1672 年（康熙十一年）的 110 萬增加到 1700 年的 280 萬，
1754 年的 320 萬，1772 年的 360 萬，1801 年的 520 萬，1841 年的 820 萬，加上移民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的人口，現在有後裔數千萬。
再如沙皇俄國和原蘇聯地區（不光是現在的俄羅斯），人口從 1500 年的 600 萬增加到 1600 年的 1300 萬，1800 年的 3550 萬，1840 年的 6240 萬，1900 年的 1.33 億，1990 年的 2.89 億。
從 1500 年到 1840 年人口增加 10 倍以上，到 1900 年人口增加 22 倍，到 1990 年增加 48 倍。
中國人口從傳統的五六千萬增加到現在的 13 億，只增加 20 倍。

9 從當時歐洲情況來看，由於生育文化的不同和對新作物的敏感性不同，各地區人口繁衍速度相差非常懸殊，比如荷蘭人近兩百年增加 16 倍，而比利時只增加 2.4 倍。

中國當時的以「孝」為核心的生育文化是世界上最為頑強的，並且可能由於氣候等原因，歐洲人口增加主要歸功於馬鈴薯，而中國卻是產量更高的玉米、紅薯（甘薯）。
明末徐光啟敏銳地認識到甘薯的優越性，總結了甘薯十三個方面的優點，即所謂「甘薯十三勝」，並積極加以推廣。
為此，他對甘薯的栽培技術進行了研究。

甘薯從福建引種到長江流域的關鍵問題是留種越冬。
徐光啟進行了多次試驗，成功地解決了甘薯從華南引種到長江流域的關鍵問題，使甘薯得以在長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區推廣。
除藏種之外，徐光啟還總結了新的育苗和甘薯無性繁殖的扦插方法（只要留很少的種就可以大面積種植，這樣比馬鈴薯更容易大面積推廣）。
徐光啟從明末天啟五年（1625 年）動筆寫《農政全書》，到他 1633 年去世還未完稿（1639 年才刊行，離明朝滅亡只有五年）。
就是說，清朝初年紅薯推廣技術就已經成熟，但是主要種植地還只限於福建等少數地方。

清朝政局穩定後，地方政府積極推廣這些高產作物。
中央政府對作物推廣很重視，乾隆皇帝特別喜歡吃紅薯，還親自下詔推廣紅薯。
雖然美洲高產作物傳入中國比歐洲要晚（馬鈴薯 1586 年傳入英國，番薯 1593 年傳入我國，時間相差也不太久），但是中國種植技術掌握得快，推廣時間並不晚，而馬鈴薯直到 19 世紀才被法國人逐漸接受。
因此中國人口比歐洲人口增加更快是合理的，乾隆的話可信度相當大（就算人口誤差一倍，那麼康熙初年中國人口最多不過四五千萬）。

洪亮吉在 1793 年寫的《治平篇》描述當時的人口增長情況：
「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儘管不很準確），比馬爾薩斯描述英國人口以每 25 年倍增的速度還要快。
難道東西方同時期的兩位學者都是信口開河？
現在美國還有一個特殊民族 — 阿米什人，拒絕現代技術，採納原始的農業技術，不買醫療保險，沒有全民醫療服務系統，嚴格一夫一妻制，不避孕，平均每個家庭六七個孩子，人口每 20 年增加一倍。
1877 年從中國陝西移民俄國的 3000 多回教東干人，由於高生育率（現在生育率仍然遠遠高於其他民族），經過短短 130 年的時間，繁衍成現在的 12 萬人，增加 30 多倍，倍增時間不到20 年。
1492 年哥倫布才發現美洲。

考慮到當時的交通、信息傳播、戰亂等情況，美洲作物陸續引入歐洲，從歐洲引入菲律賓、緬甸、越南等亞洲國家，再引入中國，試種，推廣普及，完成這個過程沒有一兩百年時間是不行的（1586 年英國人就已經引進馬鈴薯，但 1650 年左右才普遍種植，成為主要糧食作物）。
除了引進高產作物外，自康熙時投鉅資治理黃、淮水患，疏通兼治運河，歷 30 年，收到鉅大成效，水患消除，農業連年豐收，清王朝還採取了招徠流民獎勵墾荒、軍民大力屯墾、更名田、永禁圈地、修改逃人法、興修水利、輕捐薄賦直至「永不加賦」（1712 年）、「攤丁入畝」等一系列休養生息、發展經濟的政策。
依照汪士鐸 1851 年的說法：
「山頂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闢老林，苗洞已開深菁。」
經過不斷努力，清朝的耕地面積和人口都持續而迅速地增加。
據湖南、廣西等地的一些家譜記載，清朝初年很多地方還是深山老林，清朝時期才陸續開發出來。

在這種情況下，清朝才能養活四億人口。
因此中國人口在 18 世紀快速增長是可信的。
有人認為現在玉米、紅薯、馬鈴薯、南瓜等並不是主糧，傳統的水稻、小麥才是主糧，因此美洲高產作物對中國人口貢獻不大。
但是要知道，現在中國能夠承載 13 億人口，除了耕地繼續增加外（現在開始減少），更是因為現代農業技術的進步（農田水利、作物品種、化肥、農藥、殺蟲劑等），比如現在 90 % 以上的氮肥是由空氣中的氮氣合成的，而過去卻主要來自人畜糞便等有機物。
10 在 60~70 年代中國人口快速增長過程中，玉米、紅薯等還為養活中國人口作出了很大貢獻（很多農村地區每年有好幾個月靠這些雜糧度日）。

現在玉米仍然是世界三大糧食作物之一。
2006 年，中國糧食總產約為 4.9 億噸，其中稻穀 1.8 億噸，玉米 1.41 億噸，小麥 1.03 億噸。
除了這些穀類作物外，我國現在還是世界上最大的馬鈴薯種植生產國（馬鈴薯是列於小麥、水稻、玉米之後的全球第四大糧食作物），年總產量近 8000 萬噸（註：
馬鈴薯、紅薯指的是濕重，由於農村勞動力的短缺，現在種植面積比 1980 年代減少）；
目前中國紅薯產量每年都在一億噸以上，佔了世界總產量的 80%。
根據溫鐵軍的〈中國農業基本經營制度綜述〉，明朝耕地才五億畝，清朝耕地不斷增加，到 1840 年時近 14 億畝。

耕地增加到兩倍多，又有玉米、紅薯、馬鈴薯、南瓜等高產作物（這些作物用地很多還不算耕地），才養活四億人口。
明朝只有五億畝耕地，只有傳統的水稻、小麥等作物，農業技術也比清朝落後，畝產也低一些，沒有玉米、紅薯、馬鈴薯、南瓜等高產作物，肥料來源也非常有限，能夠養活二億人口？

印第安人雖然培植了玉米、土豆、紅薯等作物，卻沒有歐亞大陸所有的水稻、小麥、燕麥等穀類作物，也沒有牛、馬、羊、豬等大牲口。
在哥倫布到來之前基本上沒有大規模飼養業，餐桌上雖然有玉米，但是肉類卻非常有限。

不會使用輪子，又沒有大牲口，也就沒有馬車等運輸工具。
印第安人一直不會使用鐵製工具，耕種技術比較原始。
印第安人的房屋造型與歐亞大陸石器時期的幾乎一模一樣。
因此印第安人的人口增加也不快，並且不會使用鐵製武器，沒有戰馬（古代沒有比馬更快的交通工具了），可能因此無法建立強勢世俗政權，沒有誕生歐亞大陸傳統的政治文明。
（想想看，要是沒有鐵製武器和戰馬，歐亞大陸的歷史將是什麼樣的？

）戰爭固然不好，但是也催發了大量的科技進步，間接推動文明進程。
歷時幾十年的冷戰雖然不利於世界和平，但是由於雙方都有壓力，那個時期由於軍事科技創新而引發的科技進步是鉅大的，現在的互聯網就是冷戰的產物。

哥倫布到來之前，南美智利的主要肉食是豚鼠肉，探險者的到來則帶給了他們豬肉、牛肉、牛奶和奶酪；
雞、羊等家禽家畜也被陸續引進。

在後來的幾次探險中，哥倫布還把歐洲的蔬菜種子、小麥、甘蔗帶到美洲。

哥倫布發現美洲，引發歐洲移民與印第安人的戰爭，帶入的傳染病造成當時印第安人的人口銳減，給印第安人帶來鉅大的災難。
但是如果沒有哥倫布發現美洲，印第安人在這 500 年來，總人口估計還像過去數千年一樣波動在數百萬到數千萬之間，生活質量還是非常低。
哥倫布發現美洲後，大大提高了美洲的生產力，印第安人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人口快速增加，今天印第安人大約有四千萬人（生活質量遠遠比他們 500 年前的祖先要高）。

加上印歐混血種（上億人口），人口就更多了。
現在印第安人人口增加快速（巴西的印第安人口增長率高於全國人口增長率六倍）。
因此從這種角度來看，哥倫布發現美洲，才使印第安人浴火重生，世界民族之林仍然有他們的一席之地。

由於印第安人的文獻被西班牙殖民者當做「魔鬼的作品」付之一炬，古印第安文明留下很多歷史之謎。

比如，水晶頭顱骨之謎、瑪雅金字塔之謎。
印第安人雖然農業很發達，但是農業工具主要是石器，沒有使用鐵器工具。
古代印第安醫生用石製手術刀具，竟然能夠成功地施行開顱手術。
瑪雅人還建造了一些天文觀象臺，可以推算出日蝕時間以及月亮和行星的運行週期。
瑪雅曆法比古希臘曆法和羅馬曆法更精確，他們精確地計算出太陽年的長度，即一年為 365.2420 天，現代的準確計算是 365.2422 天。

不僅如此，瑪雅人還制定了太陰曆，他們測算的金星年是 584 天，和現代的測量相比，50 年內的誤差只有七秒。
瑪雅人在數學方面成就顯著，瑪雅人懂得應用零的概念比歐洲早七八百年，是世界上最早發明「0」的民族，他們採用 20 位計算法，其內涵是「四進階五進制」（中國珠算的精髓就是「四進階五進制」，體現了《易經》數理精髓），最大的數字居然到了 40 億。
瑪雅人還在建築、雕刻、繪畫藝術、象形文字等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但不知道由於什麼原因，瑪雅文明輝煌兩千年後卻在公元九世紀突然走向敗落，數十座古老的城邦同時被廢棄，逐漸為森林所淹沒。
哥倫布發現美洲時，印第安人仍然過著非常原始的生活。

人口爆炸導致科技爆炸
英國人口的增加伴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
糧食的增加和人口的增加，使得有足夠的人口能夠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從事科學、哲學和藝術研究。
比如牛頓，他是一個遺腹子，父親在他出生之前就已去世。

十幾歲時，母親讓他輟學，希望他能成為一位像樣的農民。
幸虧他的母親被說服了，她相信了兒子的主要天賦不在於務農，而是另有所為。
牛頓在 21~27 歲期間為科學理論奠定了基礎，使隨後的世界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牛頓時代，美洲高產作物已經在英國普及，牛頓不務農已經不影響自己和家人的生計，他才有機會繼續學習，從事科研。
否則，像他這樣父親早逝的農民家庭，十幾歲的孩子必須承擔其家庭重擔，一代科學鉅星就將埋沒於農田。

雖然這些從事學術的人員仍然是少數，但他們的研究成果卻使全人類受益，人類的生活質量顯著提高（雖然口頭上還老是感嘆今不如昔！）。
比如英國醫生 Edward Jenner 研製成功接種牛痘的技術，使人類的平均壽命從不到 20 歲，提高到 40 歲。
以英國微生物學家弗萊明發現的青霉素為代表的抗生素使得全世界人均預期壽命延長20 多歲。
愛迪生發明的電燈給全世界人民帶來了光明。

圖~14：
人口爆炸 導致科技爆炸
要是沒有美洲的高產作物，英國人口將一直像過去那樣只有 100~400 萬，一方面，糧食的短缺使得大多數人（很可能包括牛頓這樣的天才）不得不忙碌於農田裡；
另一方面，這麼少的人口難以湧現出瓦特這樣的發明家，難以支撐城市化和工業化。
現代科學體系和工業文明的發展，將是另一番模樣，甚至根本就不會出現。

人口增加，對現有資源的消耗也增加，不過這種消耗增加只是「加法」地增加；
更重要的卻是使目前的「非資源」（如氮氣）變為新的資源（如氮肥），這種新資源的增加是「乘法」地增加的。
科技進步、生活質量的提高遠遠快於人口增長，這也是為什麼人口不斷增加，而生活水平反而不斷提高的原因。
當前，世界上 90 % 以上的氮肥是由空氣中的氮氣合成的，大大促進了糧食增產，使得地球可以承載現在的 65 億人口，使得大部分人能夠脫離土地從事其他工作。
人類的發展歷史就是不斷將「非資源」變為「資源」的過程。

比如人類利用能源的歷史大致經歷了柴草、煤炭、石油三個能源時期。
在柴草時代，主要是借用獸力、風力（風車）、水力（水車）；

1765 年英國人瓦特發明蒸汽機，使得昔日幾乎是「非資源」的煤炭一躍而成為人類主要能源，成為工農業生產和科技開發的原動力和人民生活的必需品；
內燃機的發明推動了石油開採業、石油化工業的產生，「非資源」石油成為工業的血液。

總體來說，人類花費在能源方面的時間和精力是不斷減少的。
在柴草時代，90% 的家庭幾乎每年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在能源收集上面；
而在煤炭、石油時代，人們只需要花費很少一部分收入就可以購買所需的能源。
今後能源佔收入的比例將更加下降。
能源的每一次突破，都導致人類生活水平質的提高。

目前看起來，好像能源問題很大，但這只是暫時的問題，並且中國因為有豐富的煤炭和水電資源，能夠熬過去（中國熬不過去，其他很多國家更加熬不過去）。
通過減少人口來提高人均資源完全行不通，即使成功地將人口控制在「適度人口規模」的七億，仍然有常規能源用完之虞。
所以，將能源等資源作為控制人口的依據，是不充分的，沒有說服力的。
目前，先進的電子技術、新材料和生化技術都被運用到能源系統中。

例如：
汽車將成為帶輪子的電腦，電腦不僅控制方向和剎車，還會改善燃料使用率和降低廢氣排放；
伴隨著產業運營機制的改革，新建的發電廠都是效率高、成本低的，火電廠環境保護的成本提高，將促使可再生能源發電市場加快 發 展 。
11 總 之 ， 2 1 世 紀 將 要 發 生 的 能 源 革 命 ， 是 以 科技創新為動力，從而降低長期處於主導地位的傳統能源的競爭力，幾十年後，隨著核聚變、 12 太陽能、 13 氫能（包括生物製氫）、生物質能、地熱能、風能、海洋能、潮汐能、波浪能、海洋溫差能和鹽度差能、冰能、反物質能等新型能源的開發利用，能源問題將得以解決。
就像我們現在笑古代人不會用煤碳、石油一樣，後人也會笑我們現在對能源的擔憂是端著金飯碗乞討。

誰能保證/假設計劃生育減少的數億人口都是社會渣子？
實際上，他們中少數人的科技成果不但足以養活他們這個群體，還能使得全人類受益。

科技的發展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沒有特定的科學家，人類可能一樣能造出汽車、飛機、彩電、電話、電燈，一樣能搞出雜交水稻，但可能不在我們這一代而在今後幾代。

我們從世界歷代人口情況看看文明的發展。
世界人口是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後（美洲高產作物經過一兩百年時間推廣）才快速增加的。
我們以哥倫布 1492 年發現美洲為界限，看看前後兩段時間共有多少人口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已知世界人口在 1830 年為 10 億，1930 年 20 億，1960 年 30 億，1975 年 40 億，1987 年 50 億，1999 年 60 億，2005 年 65 億。
三百年之前的世界人口數量難以準確掌握，只有中國等少數國家有人口記錄。

我們粗略假設中國人口在 1700 年之前一直佔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中國人口在公元前 3000~2000 年左右的堯舜禹時期以及公元前 1000 年左右的西周時期大約是 1000 萬，那麼同時期世界人口約為 3000 萬；
中國人口從公元前 1000 年~公元 1500 年波動在 1000~6000 萬（我們假設平均為 3300 萬），那麼世界人口平均為 1 億（有時候兩三億，有時候數千萬）。
以 30 年為一代（壽命近代才延長的），那麼 1492 年之前共有大約 100 億人口，1492 年之後共有 200 億人口在地球上生活過。
就是說，過去 5000 年的人口總數不到最近 500 年的一半。

而現在的文明又是繼承了人類所有 300 億人口創造的文明。
過去人類壽命短，活到 50 歲以上的人比例不高，以 15~65 歲為創造文明年齡計算，古代人口平均每人創造文明的時間很短（現在人類平均年齡在 70 歲，意味著每個人有四五十年時間創造文明）；
古代人類從事科研的人數與現在相比微乎其微；
並且由於人口稀少，傳播速度也慢，知識往往在傳播過程中消失了，因此難以積累，科技人員之間也難以形成協作關係。
人口稀少，使科技成果難以產業化，也就缺乏科技創新的動力。

要是每十億人出一個牛頓式的人，現在每一代人可以出好幾個，古代需要十代人才出一個（並且壽命短，還沒到創造成果的時候可能就去世了）。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的祖先能創造出過去那種輝煌的文明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相對於我們的祖先來說，我們現在的成就也沒有什麼值得自豪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現代文明是建立在印第安人的馬鈴薯、玉米、紅薯的基礎上的（註：
這項推測是非常粗略的，僅僅提供一種新的思路。）


近兩百多年的「人口爆炸」導致了「知識爆炸」和傳播速度的加速（比如說從言傳身教到紙媒體，再到電子媒體），科學技術以史無前例的速度發展，新科學新技術迅速地傳播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要強調的是，人口爆炸是科技爆炸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與其他必要條件（如科技鼓勵制度、社會制度等）一起催化了科技的進步。

因此從這種角度看，到目前為止，對人類影響最大的是印第安人偉大農業文明和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使印第安人農業文明得以傳播到歐亞大陸）。
印第安人應該排在哈特名單第一位，哥倫布也應該排第二而不是目前的第九。

現在由於傳播的加速，很多小國家也能利用大國的科技積累做出一些科技突破，但真正的重大科技突破還是靠美國等人口大國，中國、印度的科技潛力已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注意。
比如前十幾年中國國內科研人員很少在《科學》、《自然》等頂級雜誌發表文章，但現在每年都有文章出現在這些期刊，並且增長速度很快。
中國一些期刊的國際影響力也在快速增強。

中國即使在 60、70 年代那樣貧窮的時期，也還有能力發展兩彈一星，一樣能搞雜交水稻，使全國受益。
中國現在經濟仍然不算發達，但航空、航天等高科技已經位於世界前列，生命科學也在迎頭趕上。
要是中國像過去一樣一直維持在幾千萬人口，有這個能力嗎？

由於教育週期的存在，科技進步比人口增長稍有滯後；

但老年化來臨時，最先受影響的就是科研經費（現在發達國家的研發投入佔 GDP 比例有下降趨勢），科技發展的減速必然拖累經濟發展。
現在的科研主要取決於人的智力，美國的科研經費現在 70 % 用於科研人員的工資，只有很少部分用來購買儀器、試劑。
要是人口萎縮，還能保證足夠數量的高智力的科研隊伍嗎？
另一方面，老年化壓力增加，勞動人口減少，國家為養老金就已經焦頭爛額了，還有財力維持/增加科技投入嗎？
還能保證科技繼續加速發展嗎？

生產力的提高，使大量勞力能夠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從事新的產業。
少數人從土地上解脫出來，創造了我們現有的文明；
更多的人從土地上解脫出來從事新的行業，必將創造出更加輝煌的文明。
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藝將使人類的生活質量進一步提高，人類對原始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將成倍地增加。

幾千年來，溫飽是人類的主要目的，現在溫飽只是最低需求了。

人類的大多數戰爭都是為了爭奪現有資源，但今後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主要依賴新的資源的開發，而不是競爭現有資源。
各國與其為了爭奪現有的有限資源而大打出手，倒不如放棄冷戰思維，協作發展科技以開發新的資源。
國際熱核計劃（ITER）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14 佔世界人口一半左右的七個夥伴（歐盟、中國、美國、韓國、日本、俄羅斯和印度）決定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偉大的科學團隊，為子孫後代尋找新的潔淨能源（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反應堆的原理類似太陽發光發熱，即在上億攝氏度的超高溫條件下，利用氫的同位素氘、氚的聚變反應釋放出核能。

核聚變燃料氘和氚可以從海水中提取，核聚變反應不產生溫室氣體及核廢料。
由於原料取之不盡，以及不會危害環境，核聚變能源成為未來人類新能源的希望所在）。
這項計劃本來幾十年前就應啟動，但是由於美國財大氣粗，有能力購買石油，在能源方面沒有急迫感，退出這項計劃，使得這項計劃被推遲了幾十年。
要是美國等發達國家能夠正視能源問題，那麼在開發太陽能、氫能、生物質能、風能等替代能源上將會取得快速進展。
美國由於其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合理的人口結構（美國是唯一保持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的發達國家）以及創新制度上的優勢，所以能在過去幾十年主導世界科技的發展和經濟發展，並且今天仍然是科技和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這也是美國成為世界首選的留學生對象國的原因。

各國應該互相協作，為人類科技進步和經濟繁榮做出更大的貢獻。

全球化是今後的趨勢。
人們往往只注意美國在利用全球自然資源，事實上美國也利用全球智力資源。
無法想像沒有中國和印度的高科技人員，美國的電子、生物等高科技產業會怎麼樣；

也無法想像沒有大量留學人員，中國的科技進步會不會有這麼快。
美國消耗大量自然資源對其他國家不利，但美國利用全球智力資源卻是對全人類有利的，因為科技發明的專利是有期限的，在這個期限內可以購買，這個期限以後可以免費使用，比如美國史克公司開發的西咪替丁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治療潰瘍病的藥品，使全球受益。

人力資源已經成為科技進步最重要的必要條件，科研經費中用於「物」的部分越來越少，而用於「人」的部分越來越多。
現在西方國家人口增長已經放慢、甚至出現負增長。

這決定了中國、印度等人口大國的重新崛起。
中國應該恢復傳統的自信，而不應繼續沉浸在近一百多年的自卑之中而過於敏感，這樣才能重新主導亞洲以及世界發展。

有人說中國石油儲量有限，但即使中國人都不生小孩，光留下美國一個國家，石油也會用完的，只不過是延遲了幾十年而已，用完了怎麼辦？
美國到時候也進行民族自殺？

尤其是幾乎不產石油的日本，更是沒有理由生存下去了。
今後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主要依賴新的資源的開發，而不是競爭現有資源。
要從全球化角度看待資源，幹嗎要為了其他國家多用幾年現有資源就進行民族自殺？
更何況別人也不會感謝你，因為誰都知道在現代社會，競爭現有資源只是暫時的，長遠看，開源比節流更重要，只要科學技術在進步，自然資源永遠也不會枯竭，人口減少意味著開源的智力減少。
中國人口減少對全世界來說也是悲劇。

註釋和出處：
1
梁紫星：
〈被誇大了的環境危機〉，《科普雜誌》，2004 年第三期。
2 吳萬偉：
〈從「人口爆炸」到「健康爆炸」〉，中國網，2006 年
5 月 15 日。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renkou/1209403.htm
譯自“Doom and Demography”by Nicholas Eberstadt；
http://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fuseaction=wq.essay&essay_id=162417）。
3 Michael H. Hart：
The 100：
A Ranking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ersons in History （《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  100 名人排行榜》），
維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100；
http://www.chinaiiss.org/top/100history.htm）。
4 王思明：
〈美洲作物的傳播及其對中國飲食原料生產的影響〉，

《中國農史》，2004 年第二期。
5 Nina V. Fedoroff：
“AGRICULTURE：
Prehistoric GM Corn”，
Science ，2003：
302，第 1158~1159頁（http://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full/302/5648/1158）。
6 萬國鼎：
《中國歷史小叢書．五穀史話》，人民出版社1962
（http://agri-history.ihns.ac.cn/agrobiology/wugushihua.htm）。

7 周同：
〈被瘟疫滅亡的明朝〉，《健康大視野》，2005 年第一期。
8 黃啟臣：
〈明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高度發展〉，中國評論新聞
網，2006 年 6月 1 日（http://gb.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doc/docDetail.jsp?docid=100151090）。
9 Population History（http://www.tacitus.nu/historical-atlas/population/）。
10

〈化學肥料的發明與應用〉，眉山市科學技術局（http://www.mskjj.gov.cn/kjyb/hg012.htm）。
11
鮑雲樵（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我國後續能源
發展戰略〉，核工業網，2005 年 12 月 26 日（http://www.china5e.

com/dissertation/policy/20051226104923.html）。
12
〈國際熱核計劃聯合實驗協定正式簽署〉，新華網，2006 年 11 月
21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1/21/content_5359553.htm）。
13

何祚庥院士：
〈可再生能源時代，中國準備好了嗎？
〉，科學新
聞，2006 年 7 月 14 日（http://www.chinainfo.gov.cn/data/200607/1
_20060714_141222.html）。

14
〈國際熱核計劃聯合實驗協定正式簽署〉，新華網，2006 年 11 月
21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1/21/content_5359553.htm）。

7.1 為什麼工業革命起源於英國而不是法國？

工業革命，指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早期歷程，即資本主義生產完成了從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過渡的階段。
是以機器取代人力，以大規模工廠化生產取代個體工場手工生產的一場生產與科技的革命。
工業革命發源於英格蘭中部地區。
18 世紀 60 年代，英國人瓦特改良蒸汽機之後，由一系列技術革命引起了從手工勞動向動力機器生產轉變的重大飛躍。

隨後傳播到英國其他地區和整個歐洲大陸，19 世紀傳播到北美地區。
1 18 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是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起點，也是社會現代化的起點，其思想源頭可以追溯到 14~16 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帶來一段科學與藝術革命時期，依照麥克．哈特（Michael H. Hart）的說法，這期間最偉大的事情是谷登堡發明活字印刷術，揭開了現代歐洲歷史的序幕。
以時間順序重新排列麥克．哈特的《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  100 個名人排行榜》，可以看出，文藝復興之前的 3000 年之內只有 32 位名人，而其後卻有 68 人。
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有人口七八千萬，英國群島只有 400 萬。

從文藝復興開始到 1492 年哥倫布發現美洲這一段時間共有十位名人，都是歐洲大陸的，沒有一人是英國群島的。
在 1500 年之後，英國人口快速增加，影
註：
為了便於進行歷史資料比較，本章所說的英國如無特殊說明均  指「英國群島」（包括現在的英國和 1922 年獨立出來的愛爾蘭）。
響世界的名人中英國卻有 17 人，從英國獨立出來的美國有八人，而傳統的歐洲人口大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分別只有八人、九人、三人。
就是說，工業革命和現代科技革命的主力主要是 16 世紀英國這 400 萬人口的後裔。

是什麼原因導致 18、19 世紀的工業革命在英國而不是其他歐洲國家發生？
這個問題吸引了很多經濟學家。
楊曉凱綜述了麻省理工學院的強森（Simon Johnson）等人的觀點。
2 強森等人比較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國當時的條件，他們發現，西班牙、葡萄牙發生工業革命的客觀條件遠遠比英國要好：


1、西班牙、葡萄牙較早掌握並擁有相對優良的航海技術和經驗。

2、西班牙、葡萄牙早於英國從事航海貿易，率先佔領了自然條件優於北美的南美洲，有更好的自然資源進行國際貿易。

3、馬克思認為帝國主義的發展必須以剝削為手段，但英國對各殖民地的治理並非純粹以剝削殖民地滿足本土為目的，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卻對殖民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剝削。

所以，依照馬克思以及邊緣理論的說法，工業革命本應發生在西、葡兩國。

但歷史卻讓工業革命在英國發生而不在西班牙發生。
面對這種歷史矛盾，強森等人提出了三個重要的假說。

（1）大西洋貿易對歐洲的經濟發展有關鍵的影響。

（2）大西洋貿易的利益能催化制度轉變。

（3）制度轉變的前提條件與國王和皇室專制權力的強弱有關。

強森等人發現，大西洋貿易沖垮了英國社會等級制度的藩籬，英國對專制王權的限制明顯多於西、葡，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貿易的利益，好處不被國家壟斷獨佔，並且私有財產得到了有效的保護。
西班牙從事大西洋貿易所得到的好處卻由皇室所壟斷。
換句話說，英國是由民間自發地參與大西洋貿易，是「私營」，而不是靠王室出資的「國營」。
因此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在西班牙。

楊曉凱極為推崇強森等人的這種觀點，並說現在的太平洋貿易就像當年的大西洋貿易，中國的太平洋貿易有讓中國「西班牙化」的傾向。

強森、楊曉凱的這些觀點解釋了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在西班牙的原因，但是卻不能解釋工業革命為什麼沒有發生在法國。
法國也是當年大西洋貿易的積極參與者，也直接從這些貿易中得益；

法國大革命前雖然政治專制，但是經濟卻比較自由，並且「薄賦輕徭」，普通百姓也能分享經濟利益，在大革命後，法國對專制的限制更甚於英國。
依照強森、楊曉凱的觀點，工業革命能夠發生在英國，那麼更能發生在法國。

但楊曉凱在〈好資本主義和壞資本主義〉一文比較英國和法國時，卻又讚揚英國政府的高稅率。
楊曉凱認為法國的平均稅率比英國低很多，它沒有能力搞大規模的公共事業。

依照楊曉凱的這種觀點，那麼西班牙政府比英國政府更有能力搞大規模的公共事業，工業革命又應該發生在西班牙才是。

因此，強森、楊曉凱對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的解釋雖然有很多合理成分，但是並不充分。
因為他們還是採納「以物為本」的思維來解析社會，而不是「以人為本」，他們忽略了生產力諸因素中最活躍的因素 — 人口。

如果說中國和印度是因為沒有文藝復興而沒有工業革命的話，那麼同樣沐浴了文藝復興春風的歐洲國家，近代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卻是英國，而不是文藝復興起源地意大利，不是航海強國西班牙，也不是近代世界憲法文化的發源地法國。
其實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而不是法國的主要原因是人口。
英國特殊的人口再生產方式促進了物質再生產，引發了工業革命。

歐洲人口與中國人口一樣，幾千年人口波動在低水平。

1492 年哥倫布發現美洲，使得美洲高產作物被引入歐洲，人口大增。
雖然歐洲人口增加都得益於美洲的高產作物，但是英國卻由於生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當英國人口因為美洲高產作物而翻了幾番後（比如愛爾蘭因為馬鈴薯而使得人口從 1672 年的 110 萬增加到 1801 年的 520 萬，再到 1846 年的 830 萬），馬鈴薯直到 19 世紀才被法國人逐漸接受，人們最初迷信地認為，它會引發麻風病甚至不育症，因此一開始只用它來餵豬。
法國大文豪維克多．雨果（1802~1885 年）還曾把馬鈴薯稱做「可憐蟲的塊菌」。

表~7.1：
1500~2000 年歐洲各國人口（百萬）3 國家 1500 年 1600 年 1800 年 1900 年 1950 年 2000 年英國 4.0 6.0 16.3  41.653.062.6法國16.020.0 27.5  38.941.859.3德國12.020.0 29.0  56.469.282.8意大利  12.012.0 17.2  32.446.857.6西班牙  6.0  8.0 11.0  18.527.938.4葡萄牙  1.0  2.0 2.9 5.4 8.010.0
從表~7.1 可見，1500 年法國人口 1600 萬，英國（包括現在的英國和愛爾蘭）人口 400 萬左右（1348 年黑死病大流行之前英格蘭人口曾經接近 400 萬，但是黑死病大流行後降低到 200 多萬），法國人口是英國人口的四倍。
從 1500年到1800 年，英國人口增加到 4.1 倍，公元 1500 年，倫敦的人口不過五萬，1600 年人口增至 20 萬，1700 年增至 70 萬，18~19 世紀，倫敦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和貿易中心；
而從 1500 年到 1800 年，法國、德國、意大利人口分別只增加到 1.7、2.4、1.4 倍。

英國人口快速增長，出現了很多社會問題（如糧食短缺、環境污染、城市社會治安問題、就業壓力增加等），引起英國 32 歲的未婚小伙子馬爾薩斯的擔憂，1798 年他發表了那令人沮喪的名作《人口原理》，認為必須控制人口，否則將會面臨戰爭和饑荒。
馬爾薩斯理論在英國並沒有市場，英國當時實行禁慾，尤其是維多利亞女王統治的時代，整個英國嚴格執行禁慾主義（可以保證家庭穩定，促進生育），導致生育率居高不下。

然而馬爾薩斯理論卻極受法國人推崇。
馬爾薩斯人口論提出後在法國引起很大的震動，為了避免馬爾薩斯所描述的戰爭和饑荒等可怕後果，法國人積極採納馬爾薩斯的觀點控制人口。

按照孫中山的說法：
「法國人因為講究快樂，便極歡迎馬氏的學說，主張男子不負家累，女子不要生育。
他們所用減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這種自然方法，並且用許多人為的方法。
法國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國都要多，因為馬爾薩斯的學說宣傳到法國之後很被人歡迎，人民都實行減少人口。
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薩斯學說的毒。
中國現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馬爾薩斯學說所染，主張減少人口的。

殊不知法國已知道了減少人口的痛苦，現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國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並存。」

從 1800 年到 2000 年，英國本土人口增加速度也比歐洲大陸要快，並且英國外移人口遠遠比法國、德國、意大利要多。
1800 年美國 530 萬人口中 19 % 是黑人，80 % 是白人，白人中 80 % 是英國群島的，只有 20 % 來自其他歐洲國家（法裔只佔白人中的 2 % 左右）。
這些早期移民在繁衍上佔盡先機（19 世紀美國工業革命後生育率逐漸下降），比如 1619~1808 年間被作為奴隸販運來美國的非洲黑人只有 50 萬人，然而現在美國黑人卻佔美國三億總人口的 13% 左右（其後也有黑人移民，但是數量很少，現在黑人絕大多數還是老移民的後裔，而且美國黑人老移民後裔還移民加拿大等地）；

1725 年左右移民美國的數百個阿米什人，現在有後裔 20 萬。
白人繁衍速度並不比黑人慢，黑人生育率只在最近幾十年比白人稍高。
美國生育率在 1800 年之前維持在 7.0 左右，1850 年下降到 5.4，1900 年下降到 3.6，1950 年為 3.0，1960 年上昇到 3.5。
4 1800 年英裔人口佔美國總人口的 66%，就算後面沒有移民，現在英裔人口也佔 44%。
何況在 1800 年之後陸續移民美洲的歐洲移民中，英國人仍居首位。

法國移民遠遠比英國移民少，比較集中的是加拿大的魁比克省。
2006 年英國和愛爾蘭人口共有 6470 萬，美國人口三億，加拿大 3300 萬，澳大利亞 2000 萬，新西蘭 400 萬，美國、加拿大人口中英國移民後裔佔 40 % 以上，澳大利亞、新西蘭人口中英國移民後裔佔 70% 以上，此外南非還有 160 萬左右的英國移民後裔，那麼最為保守估計，現在的英裔人口有 2.15 億。
就算現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人口中 10% 是法裔移民（只有加拿大超過 25%，其他國家都遠遠少於 10%），那麼現在全球法裔人口總計也只有 9640 萬。
就是說這 500 年以來，當初 400 萬英國人增加到 53.5 倍（其中本土人口增加到 16.2 倍），當初 1600 萬法國人只增加不到 6 倍（其中本土人口增加到 3.8 倍）。
1800 年英國本土人口加上移民約為 2000 萬，那麼從 1800 年到 2006 年，英國人口增加到 10.7 倍，法國只增加到 3.5 倍（同時期中國人口增加到 3.25 倍，相當程度要歸功於毛澤東時代人均壽命的成倍延長）。

18 世紀中葉，由於歐洲市場、殖民地市場以及其他市場的擴大，紡織業獲得鉅大發展。
水陸交通大大改善，便利了工農業產品和原料的運輸，促進了商業繁榮，為工業積累了資金。
工業革命需要兩種人：
大量脫離土地的科技創新人員，大量自由勞動者。
只有英國能滿足這兩個條件。

我們看看英國當時的情況：

1、勞動力脫離土地。

除了推廣美洲高產作物外，18 世紀30年代，C．唐森德子爵（1674~1738 年）把三葉草和蕪菁引入大田，改三輪制為四輪制，開始農業革命。
農業家 R．貝克韋爾（1725~1795 年）培養出「新萊斯特羊」，開改良牲畜之風。

農業革命意味著糧食產量增加，並且單位土地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
在這種情況下，18 世紀英國國會通過了大量的准許圈地的法令，最終在法律上使圈地合法化，英國農民的人數為此減少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數量，使農業完全納入資本主義軌道。
工業革命前的 18 世紀 60 年代，英國的農業人口仍佔總人口的 80% 以上，而到工業革命後的 19 世紀中葉，農業人口急劇下降到總人口的 25%。
一方面是人口急劇增加，一方面是土地對勞動人口需求減少，這就導致大部分破產農民流入城市，成為僱傭工人和產業後備軍，為產業革命提供了廉價勞動力。

2、工業發明。

紡織工業：

1733 年，鐘錶匠凱伊發明飛梭，大大提高了織布效率。

1764~1767年，紡織工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發明珍妮紡紗機，提高了紡紗效率。

1769 年，理髮師阿克萊發明了水力紡紗機。

1779 年，童工出身的紡織工人克隆普敦又結合兩種紡紗機的優點發明了騾機，後被改良成自動棉紡紗機。

1785 年，牧師艾德蒙特．卡特萊特又發明了動力織布機，並且在 1791 年建造了第一座動力織布機工廠。
隨後其他紡織機器相繼發明，實現了紡織行業的機械化生產。

1769 年，儀錶修理工詹姆斯．瓦特根據前人的成果，成功發明了單向蒸汽機。

1782 年，又製造出雙向蒸汽機。
蒸汽機的出現推動了工業革命的發展。

1800 年，英國擁有蒸汽機 321 台、5210 匹馬力。

1825 年猛增到 15000 台，375000 馬力。

在瓦特改良蒸汽機之前，整個生產所需動力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
伴隨蒸汽機的發明和改進，很多以前依賴人力與手工完成的工作被機械化生產取代，人類進入了嶄新的蒸汽機時代。

運輸革新：

1759~1830 年，英格蘭疏通 2200 英里的運河。

1807 年，英裔美國人富爾敦發明了汽船。

1811 年，英國也開始仿製。

1765 年，英國開始使用鐵軌。

1788 年，開始架設鐵橋。

1814 年，33 歲的窮礦工史蒂芬遜（八歲給人放牛，14 歲當礦工，到 17 歲時還是一位文盲）發明蒸汽機車。

1825 年，在英國的第一條鐵路上試車成功。

1844 年，英國鐵路已經長達 2235 英里。

上述這些發明家除了富爾敦是美國人外，其他都是英國人。

3、充足的勞動力供給。

英國由於人口增加快，每年增加大量年輕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滿足工業革命對勞動力的需求。

從上面可見，英國的這些工業發明者大多是一線年輕工人，要是這些人仍然在土地上謀生，是不可能有機會作出發明的。

有大量的脫離土地的勞動力是英國工業革命的關鍵，而這又是人口壓力逼出來的。

目前法國版圖比 1700 年稍微大一點，但是比 1800 年的版圖要小很多。
下面的計算是以目前法國的版圖為準的。
法國國土面積是英國（含愛爾蘭）的 1.78 倍，法國耕地面積是英國的 2.68 倍，草原面積則只有英國的 69 %。

1500 年英國人口只相當於法國的 25%，但是到 1800 年工業革命時期英國人口已經相當於法國的 59%，意味著法國人均耕地是英國的 1.59 倍，人均草原面積則是英國的 41%。
那麼可以看出，當時法國耕地豐富，一方面沒有農業革命的動力，另一方面也意味著農民在土地上就可以謀生，沒有必要背井離鄉、妻離子散到城市討生活，加上法國落後的交通，農民仍被束縛於土地上。
圈地運動主要是草原圈地。
由於英國草原用地佔農業用地的比例高，相當部分的農民依賴草原謀生，圈地運動驅逐了很多農民；
法國耕地多，但草原用地佔農業用地比例低，圈地運動圈不走多少農民。

由於這些原因，法國工業化進程遠遠落後於英國，到 1870 年，英國只有不到 23% 的勞動力還在從事農業勞動，法國的農業勞動力佔勞動力總數的比重還接近 50%。

雖然當時英國總人口仍然比法國要少，但是脫離土地的自由人員卻反而比法國多，這些自由人員既是工業革命科技創新的主力，又是工業生產所需的自由勞動力。
1850 年左右英國工業革命基本完成後，總人口2750 萬，農業人口佔 25%，就是說農業人口還有 688 萬，城鎮人口為 2062 萬。
而英國在人口城鎮化過程中所需要的糧食和作為原料的農產品主要來自國外，也就是說這 688 萬農業人口是自給自足的。

換句話說，英國的耕地可以容納 688 萬農業人口謀生。
要是英國人口也像法國那樣從 1500 年到 1800 年只增加 1.7 倍，那麼 1800 年英國人口只有 688 萬，人均耕地反而是法國的 1.49 倍，即使不依賴草原也完全可以謀生，圈地運動驅逐效應不大。

法國人口到 1850 年只有 3560 萬，相當於 1500 年的 2.23 倍。
要是英國人口也只增加同樣比例的話，那麼英國人口到 1850 年只有 890 萬，等於只有 200 萬可供轉移的自由人口，只是實際的十分之一，意味著科技創新人員也只有實際的十分之一，湧現瓦特等發明家的概率也只有十分之一。

工業革命不可能發生在英國。

有人認為刺激工業革命產生的兩大最重要條件是：
國際市場與資本市場。
但是這兩個條件在英國工業革命產生之前，已經在荷蘭完成了。
荷蘭人創造了國家，創造了股份制度，也創造了海上貿易。

工業革命為什麼不發生在荷蘭而在英國呢？
主要原因是荷蘭的人口太少，到 1816 年人口才 200 萬，只有英國的十分之一，如此少的人口一方面難以湧現瓦特那樣的發明家，一方面自由勞動力難以提供廣闊的市場前景所激發的生產能量。

需要說明的是，必須同時具備很多必要條件才能產生工業革命。
人口因素只是工業革命的一個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無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

中國和印度當時屬於「有之未必然」，光有人口這一要素，缺乏其他要素（如文藝復興運動、資本市場、海外貿易、憲政制度）；
荷蘭、法國屬於「無之必不然」，雖然具備工業革命所需的其他因素，但是卻缺乏人口這一當時最重要的因素。
而工業革命所需要的諸多必要條件在英國得到完美的統一，從而引發工業革命。
而當時英國的英格蘭中部人口最為稠密，工業革命發源於英格蘭中部也就不足為奇了。

人口優勢除了使得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外，還使得英裔人口在此後的歷次產業革命中擔當主角。
1901 年設立諾貝爾獎以來，到 2006 年為止，美國共獲得了 228 次諾貝爾獎，英國獲得了 75 次，排在第三的德國只有 65 次。

英國工業革命給中國的啟示
1、如果說大西洋貿易引發了歐洲工業革命，那麼現在的太平洋貿易將催生中國和印度的新工業革命。

同是受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影響，當年法國和英國的故事將在中國和印度重演。
雖然印度工業化起步比中國晚，但是印度憑藉比較良好的銀行制度和司法制度，尤其是因為沒有計劃生育而有比較好的人口結構，近年來有後來居上的趨勢。
調整人口政策已經成了中國的當務之急。

2、在圈地運動早期，由於大量農村勞動力湧入城市，超出城市的吸收能力，出現大量無業流浪人員，威脅城市治安（現在中國廣州等地也出現類似情況），英國政府曾經處死了大批流浪的農民（中國現在的就業壓力還沒有達到那種程度）。

但正是因為有大量的自由人口，為工業革命提供了最稀缺的資源。
現在沿海城市強烈抱怨農民工造成社會治安問題，但是想想看，現在沿海是利用全國的勞動力，沒有這些勞動力，沿海憑什麼發展？
中國憑藉全國的勞動力使得沿海完成工業化，但是今後內地工業化的時候，到哪裡去找勞動力？
1980 年開始推行獨生子女政策，2003 年出現民工荒（亞洲金融危機推遲了民工荒出現的時間，否則更早），這難道是偶然？

3、英國圈地運動從土地上趕走的原有勞動力並不多，最主要是阻止了新增勞動力依附於土地，因此英國工業革命的自由勞動力主要是新增加的年輕勞動力（從 18 世紀中葉開始，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英國人口增長三倍，有大量的勞動力補充）。
而中國的工業化還遠沒有完成，卻已經面臨年輕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4、自主創新是英國工業化的關鍵。
英國人口爆炸過程中出現大量的科技和制度創新（如牛頓在 21~27 歲期間為科學理論奠定了基礎；

亞當．斯密創立經濟學，著有《國富論》；
道爾頓創立近代原子論；
法拉第創立電磁學；
達爾文提出進化論；
麥克斯韋創立經典的電磁場理論），並且大多是民間性質，大多是年輕人所為。

歐洲工業化的時候，英國人口雖然沒有法國多，但是自由勞動力卻比法國多，創新人員比法國多。
中國現在雖然有人口 13 億，比美國三億人要多，但是中國人口大多數是農民，這些人幾乎與創新無緣，中國城市人口中大多處於低技術層次（18 世紀第一次產業革命時期英國普通工人就足以單獨創新，但是現在面臨的是第四次、第五次產業革命，對創新人員素質的要求大為提高），真正有條件進行高技術創新的人員遠遠比美國要少。
中國需要做的是，提高全民素質，穩健地調整產業結構（要是產業結構不改變，光是靠大學擴招，培養出來的大學生、研究生連工作都找不到，更不可能有機會創新了），使更多的人進入能夠創新的階層。
要給民間創新一個寬容的社會環境，鼓勵企業創新，不要用傳統的學術觀點輕易否定創新嘗試。

5、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第二產業是關鍵，通過專利法，給科技創新一定的回報，刺激科技創新。
勢易時移，現在第三產業是關鍵，制度是關鍵，科學決策是關鍵，但是中國官方智囊缺乏思想獨立，僅僅為現行政策辯護，而不能提供前瞻性的思想，經常導致決策失誤（比如分稅制、醫療、教育產業化）。
現在互聯網發達，給思想創新提供了很好的土壤，政府需要建立一些制度，鼓勵思想創新，擺脫對官方智囊的依賴，使得決策科學化。
對於社會科學、社會制度的創新要信賴大眾，讓大眾參與，少數精英的智力是有限的，很多情況下其觀點甚至是錯誤的（比如 1980 年相信幾個精英學者的「科學觀點」啟動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但大眾的智力卻是鉅大的，觀點是全面的，即使有錯誤也可以通過全民辯論及時得到糾正。
對於可貴的思想創新，要給予大力支持。

法國當年雖然人口比英國多，但是大多束縛於土地，有機會參與科技創新的自由人員不如英國；
中國現在雖然是人口近 13 億的大國，但是由於思想被束縛，參與思想創新的人員不如一個數百萬人口的小國（領導人可諮詢的學者甚至只有幾十個人，以致於躋身決策智囊圈的學者個個都以政治家自居），以致於經常出現決策失誤（有限的智力來源當然難以管理 13 億人口的大國，決策者當然感覺到「人多」而認為需要減少人口）。
科技創新的重要性已經引起普遍重視，由於企業的競爭，一項有前途的研究項目往往被公司提前偵查到，通過資助以獲得專利權。
而現在對於思想的創新，政府不但沒有主動吸納，反而不斷打壓正確的思想創新者。

6、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全球市場還剛剛起步，航海貿易開闢了廣大的全球市場，英國當時利用的是境外自然資源而成為世界工廠，當時對英國來說決定經濟的是生產供給而不是本國消費，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工資水平增長不快，只是處於李嘉圖所說的生存工資水平上，當時英國的投資者主要來自本國，這種低工資模式有利於生產供給能力的提高和本國的積累。
現在決定生產的不是供給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消費市場是關鍵。
由於本國消費對經濟的影響增加，日本和東南亞在工業化過程中，工資收入增加都比較快。
英國工業化雖然以低工資著稱，在工業化過程中人口增長三倍，人均收入仍然翻了一番多。
而中國工業化已經幾十年了，在人口增加非常緩慢的情況下，工資增長卻比英國當年還要慢，甚至還達不到生存工資水平，這是很不合理的。

現在國際消費市場已經成熟，很難在高端行業開闢國際市場，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市場，要提高本國的消費水平，充分利用本國的市場。
中國現在是利用本國資源而成為世界工廠，要是仍然採納低工資模式，勞動力工資太低，加上對養老的恐懼而增加積蓄，將導致本國消費的嚴重萎縮，而生產的過剩必然導致產品的廉價外銷。
國內消費萎縮，將導致生育意願下降。
並且由於中國現在的資本投入來源於全球，勞動力收入低於資本收入，意味著經濟利潤大量流往境外。
停止計劃生育，一方面有利於改善消費結構，另一方面有利於緩解養老的恐懼而增加消費信心。

大國崛起的人口因素
15 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徹底改變了世界格局，包括民族格局。
在近現代以來的世界舞臺上，有九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先後登場。
九個崛起的大國分別為：
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美國。

其中美國又是與英國一脈相傳的。
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崛起不過是曇花一現，其興也忽，其衰也忽。
在民族意義上崛起的只有英國和俄羅斯，崛起伴隨著民族人口的快速增長，人口後盾又使得崛起變得持久。
需要指出的是，筆者認為人口是大國崛起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光有人口而沒有其他條件也不能崛起。

1492 年哥倫布發現美洲，美洲高產作物引入後，引起全球人口劇增。
由於生育文化的不同和對新作物的敏感性不同，各地區人口繁衍速度相差非常懸殊，也從此改變世界民族格局。
從歐洲來看，只有兩個邊陲小國英國和俄國人口增加最快，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歐洲大陸國家人口增加並不快。
這是因為文藝復興之後，歐洲大陸的傳統生育文化在淡化；
英國卻仍然延續禁慾主義，保持中世紀的基督教生育文化；

而俄羅斯當時還是個非常落後的農奴制國家，普通百姓幾乎不受新思潮的影響。

葡萄牙、西班牙崛起於 16 世紀，依靠新航線和殖民掠奪建立起勢力遍佈全球的殖民帝國，並在 16 世紀上半葉達到鼎盛時期，成為第一代世界大國，但很快盛極而衰，是一種典型的暴發戶似的崛起。
其實從人口角度看，西、葡兩國的衰敗是不可避免的。
1500 年西班牙、葡萄牙人口分別為 600 萬和 100 萬，到 1600 年兩國人口也分別才有 800 萬、200 萬。

如此少的人口，是無法長期引領全球經濟的。

荷蘭崛起於 17 世紀，其東印度公司曾經壟斷了全球貿易的一半。
然而 17 世紀末，荷蘭逐漸失去左右世界的霸權。
因為荷蘭不過是一個彈丸小國，人口只有一百多萬，到 1816 年人口才增加到兩百萬。

如此少的人口要想長期引領全球經濟是不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荷蘭創造了國家，創造了股份制度，也創造了海上貿易，建立了國際市場與資本市場，率先創辦現代銀行，發明了沿用至今的信用體系，對現代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但是荷蘭也是全球第一個批准同性戀婚姻、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荷蘭 2001 年又在「毒品事業上」創造出一個世界第一，宣佈批准大麻列為處方藥，吸食大麻合法。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現代文明興於荷蘭，也將毀於荷蘭。

法國本來一直是歐洲的中心，世界人口大國。
法國近代人口增加卻比較緩慢，1450 年法國人口達到 1970 萬，1500 年降低到 1600 萬，1600 年恢復到 2000 萬，1700 年為 2100 萬，1800 年為 2750 萬，1900 年為 3890 萬，2006 年為 6088 萬，人口增加速度遠比英國和俄羅斯慢。
相對於昔日在歐洲的地位，法國近代談不上真正崛起。

德國一直是整個歐洲的戰場，鬆散的德意志各個邦國的人們經常成為歐洲列強的僱傭軍，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殘殺，人口時增時減。
德國人口在 1500 年為 1200 萬，1600 年增加到 2000 萬，1648 年「三十年戰爭」之後人口降低到 1000 萬，1800 年增加到 2900 萬。
拿破崙 1806 年入侵，這個所謂的帝國中的普魯士等邦國遭遇慘敗，人口也減少。
1814 年，拿破崙被反法同盟擊敗，在英國和俄國主導下，由 38 個邦國組成的「德意志邦聯」成立了，但各邦依然擁有著獨立的主權。
1816 年德國人口為 2240 萬，其後人口比較穩定地增加，1830 年恢復到 2940 萬，1834 年建立德意志關稅同盟。

1871 年德國統一時人口已經增加到 4110 萬，成為歐洲第二人口大國（僅比俄國少），而此時英國和法國人口分別為 3160 萬和 3690 萬。

德國人口增加迅速，人口壓力大，但是又不能像英國那樣從殖民地獲取糧食等資源，這就迫使德國轉向科技創新。
於是，德國一方面是人口大國，一方面又普及免費義務教育、加強科技創新，使得人口資源快速轉變為人力資源。
憑藉人力資源優勢，19 世紀的德國引領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站在了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前沿。

比如，為了提高糧食產量，德國研製出化肥（其中奧斯特瓦爾德和 26 歲的青年工程師博施做出了關鍵性貢獻），將空氣中的氮氣轉化為肥料，1913 年實現了合成氨工業化的生產，不僅提高了本國的糧食產量，也為全人類做出了貢獻。

德國人口優勢進一步加大，1913 年人口增加到 6700 萬，遠遠超過英國和法國人口的 4500 萬和 3900 萬。
與人口優勢相伴隨的是綜合國力大增，實力全面超越英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強國。
1914 年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

1939 年德國人口增加到 8710 萬，而其歐洲鄰國英國和法國的人口分別仍然只有 4500 萬和 3900 萬。
絕對優勢使得德國野心再次膨脹，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印第安人的馬鈴薯使得德國人口劇增，比如，1759~1763 年，歐洲發生了「七年戰爭」，儘管法國、奧匈帝國和俄國多次入侵普魯士，摧毀了地表的農作物，普魯士人卻靠生長在地下的馬鈴薯躲過了災難。

可見德國的崛起得益於人口的增加。

1816~1913 年這差不多一百年間，德國人口增加三倍，而英國只增加 2.3 倍，法國只增加 1.3 倍，中國人口卻沒有增加。
1816~1939 年，德國人口增加 3.9 倍，而英國和法國人口只分別增加 2.3 倍和 1.3 倍（1913~1939 年這兩國人口沒有變化）。

將不斷增加的龐大的人口資源開發成人力資源是德國崛起的秘訣。
日本的崛起也基本是採納德國的模式。

德國和日本的人口壓力大，以至於一些法西斯戰爭狂人認為需要通過戰爭來解決，事實證明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德國、日本本身就足以養活龐大的人口。
日本 1937 年人口不到 7000 萬，感到人口壓力大，需要擴展地盤；
現在人口 1.27 億，生活水平比 1937 年要高多了，在千方百計鼓勵生育。

俄羅斯以前是東歐一個人口稀少、閉塞的小國，在歐洲歷史上沒有太多發言權，原蘇聯區域所有地區 1500 年人口只有 600 萬（其中 1500 年時候的俄羅斯還沒有這麼多人口），1600 年快速增加到 1300 萬。

彼得大帝的革新，推動俄羅斯展開了廣泛的「西化」運動，學習英國、法國等國，以變革自己在經濟、文化上的落後局面，俄羅斯迅速發展成為東歐的強國。
但俄羅斯在意識形態上仍然是非常保守的，無論是彼得大帝還是葉卡捷琳娜二世都採用對內專制、對外擴張的方式，追求俄羅斯的強大。
當葉卡捷琳娜二世聽到法國革命的消息後，她公開指責啟蒙思想是「法蘭西的瘟疫」。
當法國等歐洲國家的家庭在享受現代生活而減少生育的時候，俄羅斯仍然是農奴制國家，普通百姓保持自己東正教的生育文化，人口增加快速，1800 年人口增加到 3550 萬，1815 年人口達到 4500 萬（當時法國、德國、英國人口分別約為 3000 萬、2200 萬、1900 萬），躋身世界強國之列。
1814 年，沙皇亞歷山大一世被推舉為歐洲神聖同盟的盟主，俄羅斯成為歐洲事務的仲裁者。

恩格斯曾這樣指出：
「驚慌的西歐，在伊凡統治之初還不知道北方存在著一個莫斯科公國，現在由於看到一個碩大的帝國出現在東部邊境而目瞪口呆。」

由於農奴制帶來的社會矛盾無法解決，俄羅斯的工業化進程受到嚴重阻礙。
1860 年俄羅斯廢除農奴制，其時人口已達 7410 萬，其後人口增加的速度並沒有放慢，到 1900 年人口增加到 1.33 億，1917 年十月革命時，俄羅斯人口已達 1.85 億。
蘇聯繼承了沙皇俄國廣袤的土地和龐大的人口，進行了一系列社會革命，使得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人口大國，奇蹟般地變成了一個工業化強國，成為世界兩個超級大國之一，人口也增加到 1990 年的 2.89 億。

要是俄羅斯的人口增加速度與法國一樣，那麼即便崛起也只不過是曇花一現，不能持久，成為一個地區強國就不錯了。

可見，俄羅斯的崛起得益於人口的快速增加，人口使得俄羅斯的崛起延續了近三百年才衰退。
哥倫布發現美洲引起全球人口爆炸，其中「炸」得最厲害的要算兩個國家：
英國和俄國，也「炸」出了兩個超級大國：
美國（來自英國）和蘇聯（繼承俄國）。

1500 年的時候英國和俄國人口分別只有 400 萬和 600 萬。
然而當初 400 萬英國人口目前總後裔至少 2.15 億，增加 53 倍以上。
當初 600 萬俄羅斯地區（並不光是當時的俄羅斯）人口，到 1990 年的時候增加到 2.89 億，增加 48 倍。

蘇聯解體的原因很多，眾說紛紜。

美國著名未來學家 Peter Schwartz 認為人口決定了蘇聯的崩潰。
蘇聯由於破壞傳統的依附於宗教的生育文化，生育率在 1930 年代就開始下降，生育率長期低下，1950、1960 年代，美國平均每個婦女生育的孩子數分別為 3.5、3.0 個左右， 5 而蘇聯卻分別只有 2.6、2.2 個左右。
6 墮胎與出生嬰兒比例曾高達 4 比 1（美國即使在 1980 年代初性解放高峰時間，墮胎與出生嬰兒比例也只有 0.4 比 1），又沒有引進移民，並且死亡率高，人均壽命比美國短，很多人在勞動年齡就過早死亡，勞動力短缺問題在 1980 年代末最為嚴重，無法支撐如此龐大的系統，因此導致 1991 年的崩潰。
目前原蘇聯加盟共和國除了幾個穆斯林國家外，其他國家的生育率都只有 1.3 左右，人口減少威脅國家的持續發展。
「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要是能夠建立起有效的鼓勵生育制度，防止人口減少，俄羅斯憑藉目前的 1.4 億人口還有復興的希望。

就是說俄國成也人口，敗也人口，復興的希望也還在人口。

人口因素在美國、中國、印度崛起中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在〈人口密度優勢和規模優勢是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一章中將詳述）。
1776 年美國剛建國時人口才 250 萬人，1800 年有 530 萬，得益於高生育率和移民，人口增加很快，1900 年達到 7621 萬，1915 年突破一億，1967 年突破二億，1990 年達到 2.49 億。
就是說從 1915 年到 1990 年人口增加到 2.49 倍；

而蘇聯人口從 1917 年的 1.846 億增加到 1990 年的 2.886 億，只增加到 1.56 倍。
雖然 1990 年蘇聯人口仍然比美國稍微多一些，但是蘇聯的人口結構嚴重畸形，勞動人口不夠，不足以支撐 2.88 億人口的大國。
可見人口結構是很重要的，無論人口多少，要是沒有合理的人口結構，都很容易崩潰。

美國和蘇聯的人口對比變化也可以從東西德國看出端倪。

二戰後德國一分為二（還有部分地方脫離德國），西德人口從 1946 年的 4660 萬增加到 1988 年的 6140 萬，人口增加 31%；
東德是社會主義國家，東德人口 1946 年為 1850 萬，1988 年為 1670 萬，考慮到 1961 年柏林牆建造之前大約有 250 萬東德人通過西柏林逃往西德，人口基本上沒有自然增長，但是人口老齡化的趨勢非常明顯，勞動力嚴重短缺。
值得注意的是，東德的墮胎率遠遠高於西德。

縱觀中國歷史，也可發現人口的增加是「盛世」的標誌。

現在經濟似乎還很強勁，但是由於計劃生育將導致人口銳減和經濟後勁乏力，從歷史角度看無論如何談不上是「盛世」（哪有導致人口減少的盛世？
）。

1800 年以來中國、法國、英國、德國應對人口壓力的幾種方式
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後，美洲高產作物在歐亞大陸迅速推廣，糧食產量成倍增長，土地對人口的承載能力大幅度提高，歐亞人口快速增加。

18 世紀中國的糧食產量大增，而政局穩定，「攤丁入畝」的稅收政策解除了政府對人口的限制，等於減弱了「左手」的作用，其時「右手」卻尚未出手，在這個「窗口期」中國人口快速增長（同一時期歐亞其他國家的人口也在快速增長），到 19 世紀初中國人口增加到四億左右，接近全球人口的 40%。

但自從 19 世紀初開始，糧食增產再次達到極限，中國的洪亮吉在 1793 年寫了《治平篇》，英國的馬爾薩斯於 1798 年出版了《人口原理》，揭示了人口繁衍速度同經濟發展速度之間的矛盾。
面對人口膨脹的壓力，中國、法國和英國採取了三種不同的對策。

中國由於地大物博，政府沒有感到迫切的壓力，採取不作為的方式（當時還是乾隆盛世，完全有潛力找出對策），聽任人口重新由「左手」調控，在其後的一百多年由於戰亂、瘟疫等原因，中國人口停止增長，到民國初期仍然只有四億（佔全球 25%），到 1949 年增加到 5.5 億，現在為 13 億（佔全球 20%）。

法國採取被動措施，通過加強「右手」力度，減少人口出生。
在馬爾薩斯之前，法國就已經控制生育了，馬爾薩斯人口論提出後在法國大受歡迎。

而人口密度最高、資源最缺乏的英國面臨的壓力最為急迫，逐採取主動措施減弱「左手」力度，完成產業革命，拓展殖民地，一方面從殖民地獲取糧食，另一方面通過向外移民緩解本土的人口壓力。

換句話說，法國是自動縮短「窗口期」，而英國則是盡量延長「窗口期」。
英法兩國應對人口壓力的兩種方式產生的後果截然不同。

1500 年英國人口為 400 萬，法國 1600 萬（其前曾接近 2000 萬）。
這 500 年以來，最保守估計當初 400 萬英國人增加到 53.5 倍，後裔遍佈北美、大洋洲；
最誇張估計，當初 1600 萬法國人只增加到六倍，大部分局縮在祖居地。
法國是有名的人口停滯之邦，也是世界上人口結構最早從成年型進入老年型的國家。
原本是歐洲一支方言的英語已經發展為世界語言，而原本輝煌的法語卻面臨被淘汰的危險（而西班牙語卻因為拉美等地西班牙語人口的快速增長變得越來越重要）。

英裔移民固然佔有世界的主要資源，但其對全人類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是世界多次產業革命的主角，近代科技、管理制度的進步主要是由英國和美國這兩個英語國家所引發的，全人類受益（比如牛痘和青霉素都是英國科學家研製出來的，全人類壽命因此延長一倍）。

還有一個類似的例子：
明朝政府已經有全世界最強大的海軍（設施和技術遠比後來哥倫布的船隊要先進），繪製了當時中國人的世界地圖〈大明混一圖〉，中國人的影響力到達東南亞、南亞次大陸、中亞和非洲。
馬六甲等沿線地區是明船隊的固定補給站和中轉站。

泉州等沿海城市是南中國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中國的海上力量達到全盛。
即使永樂皇帝以後的明中期毀壞了所有航海技術，中央政權出於農業經濟結構的痼疾而對海上貿易採取完全的打壓政策，明末清初的鄭芝龍仍然有強大的實力打敗當時的殖民國家荷蘭，其兒子鄭成功也再一次打敗了荷蘭人而收復臺灣。
但是滿清的統治出發點在於約束漢人，避免漢人推翻其統治，所以經濟和文化上都採取全面而徹底的恐怖統治，完全閉關鎖國，沒有「互通有無」的世界眼光，使得中國完全失去了制海權，屢受列強欺辱。

清末比較明末，相同的人口結構和更加強大的國家綜合實力，表現出來的卻是完全相反的國家力量。

滿清如果能繼承明朝的海上貿易和工業遺產（明朝已經能生產火銃等熱兵器，其鋼鐵生產能力在當時世界上是非常高的），鼓勵民族平等，發展工商業力量，那麼，「和諧世界」式的「和平崛起」在幾百年前的中國就實現，並非不可能。

19 世紀德國的崛起得益於人口的增加，將不斷增加的龐大的人口資源開發成人力資源是德國崛起的秘訣。
而中國 1979 年以來走的道路卻與德國剛好相反：
一方面通過獨生子女政策減少新增人口資源，一方面又大幅度降低了對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比例。

從中國、法國、英國、德國 1800 年以來應對人口壓力的幾種方式來看，「主動」與「被動」確實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科技不斷進步，單位土地對人口的承載能力不斷增加，中國現在的人口壓力遠比當年英國要小，在資源、市場已經全球化的今天，難道我們還要被動地單獨減少我們民族的人口？

中國的人口問題也可以在歐洲歷史上找到痕跡
郎咸平教授將中國現在的經濟情況與歐洲 18 世紀進行對比，他認為中國正重演西方的悲劇。

郎咸平說：
我們今天做的改革，包括股改，幾乎都可以在過去歐洲歷史上找到痕跡。

郎咸平說：
「在歐洲工業革命初期的 1776 年，亞當．斯密寫了《國富論》。
《國富論》堅決反對國有企業，呼籲市場化和民營化，主張以看不見的手來調整市場的供需，而不需要政府的干涉。
和我們改革開放喊的口號類同，《國富論》針對國有企業的弊病，提出了一個當時所謂的新思維，那就是政府與國有企業徹底分家，政府退出企業經營。

一個很時髦的理念 — 民營化和市場化 — 出來了。
亞當．斯密提出以法制為基礎，以自由為手段，追求財富。
整個工業革命時期，歐洲是歷盡劫難。
在自由經濟，民營化和市場化的理念下 — 類同於今天中國的『大欺小，強欺弱』的現象層出不窮，例如資本家剋扣工資，聘用童工，製造污染等等。
當時的歐洲社會，是遍地暴動，社會嚴重動盪不安。

究其原因，就是社會財富由於自由經濟、民營經濟發展過速，而造成大欺小、強欺弱的不公平現象。」
在這種背景下，馬克思寫出了《資本論》。

其實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也可以在過去歐洲歷史上找到痕跡。
在歐洲工業革命時期伴隨著人口壓力，英國人馬爾薩斯於 1798 年出版《人口原理》，提出了控制人口的理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批判了馬爾薩斯人口論。
馬克思在 1853 年所寫的《強迫移民》中，論述了歷史上和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口遷移問題，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口遷移「正是生產力的增長要求減少人口，藉助於飢餓或移民來消除過剩的人口。
現在，不是人口壓迫生產力，而是生產力壓迫人口。」
7

恩格斯的人口研究開始於 19 世紀中葉國際工人運動高漲的年代。
在 1844 年初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他批判了維護私有制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嚴厲駁斥了仇視勞動人民的馬爾薩斯人口論。
在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發展史上，是他最先對馬爾薩斯人口論進行了批判鬥爭，他闡明了危機、失業、貧困等都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統治的產物，指出：
「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同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繫著的。
只有在生產力過大的地方，人口才會過多。」
8 而且，就業手段並不就是生活資料，「就業手段的擴大僅僅是機器力量增加和資本擴大的最終結果；

而生活資料卻只要生產力稍許提高，就會立刻增加。」
9 就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來說，人類所支配的生產力是無窮無盡的，「應用資本、勞動和科學就可以使土地的收穫量無限地提高。」
10 只要通過社會革命戰勝了造成人口過剩的資本主義制度，「我們就能保證永遠不再因人口過剩而恐懼不安」。
11
1798 年英國的馬爾薩斯寫下《人口原理》，英國人卻沒有採納這個理論，但法國人卻採納了，結果導致法國遠遠落後於英國。

法國是追悔莫及。
後來痛定思痛，吸取教訓，近幾十年以來，法國生育率一直位居歐洲各國之首。

美國昆蟲學家 Paul. R. Ehrlich 於 1968 年出版了其轟動一時的《人口爆炸》，但美國卻並沒有採納這個理論限制人口增長，相反還千方百計鼓勵生育；
而中國卻受這個理論所影響，急不可待地實行過激的計劃生育政策。

郎咸平提到：
「整個工業革命時期，歐洲是歷盡劫難。」
但歐洲畢竟已經熬過來了，因為當時歐洲每個婦女平均生育 8~9 個孩子，大量年輕的勞動力彌補了政策的失誤（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憑著不成熟的經濟理論，光是靠「摸著石頭過河」就能夠經濟起步，也是因為毛澤東時期留下的大量年輕勞動力彌補了經濟政策的一再失誤）。

但中國今後熬得過去嗎？

獨生子女政策實施已經 27 年了，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低於世代更替水平也已經 16 年了。
中國現在是 9~10 個勞動年齡人口對應一個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而到 2045 年將是兩個勞動年齡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
就算中國今後沒有任何經濟政策方面的失誤，中國都難以渡過難關。

只有人口壓迫生產力的時候才需要減少人口來解放生產力，中國現在與當年歐洲一樣是「生產力壓迫人口」，而不是「人口壓迫生產力」！現在宏觀政策重要目標是增加內需尤其是消費，現在決定生產的不是供給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

恩格斯指出：
「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同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繫著的。」
現在中國也是耕地荒蕪，大量耕地用來修建高爾夫球場等娛樂設施，有消費能力的缺乏消費意願，有消費意願的沒有消費能力。

既然現在生產力壓迫人口，政府就應該改變粗放型的生產力發展模式，停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提高生育意願，以緩解生產力對人口的壓迫。

我們難道還要用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再來重演歐洲工業革命的悲劇？
再讓另外一個「馬克思」來寫本《資本論》或《人口論》？

註釋和出處：
1
〈工業革命〉，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4%B8%9A%E9%9D%A9%E5%91%BD）。

2 楊小凱：
〈為什麼工業革命不在西班牙發生〉，《南方週末》 ，
2003 年 4 月 24 日（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0424/jj/qs/200304240677.asp）。
3 Population History（http://www.tacitus.nu/historical-atlas/population/）。
4 US Population，Donald McBride's Home Page（http://www.geocities.com/dtmcbride/reference/pop-us.html）。

5 〈美國生育率和離婚率〉，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http://www.sais-jhu.edu/fukuyama/figures/united.htm）。

6
Sergei V. Zakharov，Elena I. Ivanova：
Fertility Decline and Recent
Changes in Russia：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http://www.rand.org/pubs/conf_proceedings/CF124/CF124.chap2.html）。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 619 頁。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 619 頁。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 619 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 616 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 620 頁。
第 8章 誰能斷言中國人口上限？

8.1 誰曾斷言中國人口上限？

近兩三百年來，世界人口數量的增長呈現不斷加速的態勢。
世界人口在 1830 年突破十億大關，從第一個十億增加到第二個十億，用了 100 年的時間（1830~1930 年）。
之後，只用了 30 年時間（1930~1960 年），世界人口就躍昇到 30 億。

接著經過 15 年時間（1960~1975 年），世界人口達到 40 億。
又經過 12 年時間（1975~1987 年），世界人口突破 50 億。
1999 年，世界人口達到 60 億，2006 年世界人口已達 65 億。

中國人口也在近三百年快速增長。

根據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歷代人口數據和人口普查數據，中國人口從清朝康熙初年的 2000 萬左右增加到 19 世紀初四億，1901 年 4.2 億，1911 年 3.4 億（由於社會動盪而減少），1949 年 5.5 億，1960 年 6.5 億，1970 年 8.3 億，1980 年近十億，1989 年 11 億，1995 年 12 億，2005 年突破 13 億（其中有數千萬水分）。

人越來越多，但地球只有一個，很多人憂慮重重地研究地球承載人口的能力。

美國人口學家科恩（Joel E. Cohen）於 1996 年出版了專著《地球能養活多少人》，書中對人類在近四百年來對地球承載力的研究進行了總結。

迄今為止，估計數已問世 65 個之多。
這些估計數的差別大得驚人，從最低的不足十億到最高的超過一萬億。

相比之下，我們學者對中國人口容量的估算相對比較保守並且趨同，早在解放前，中國有的學者就提出中國人口總數四億為最佳；
1948 年甚至有人提出二億最適宜。

第一次明確提出並論證「中國究竟應該有多少人」這個人口數量發展目標的是孫本文先生。
他在 1957 年發表的〈八億人口是我國最適宜的人口數量〉，成為中國適度人口研究的開山之作。
其後很多學者都研究過這個熱門問題，田雪原、陳玉光、宋健、宋子成、孫以萍、王浣塵、中國科學院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胡鞍鋼、曹明奎、毛志鋒、朱國宏、袁建華等都提出了各自的推測數據。
對中國的人口發展影響最大的是宋健，因為他的人口控制論是 1980 年代中國開始實行嚴厲計劃生育政策的理論依據。
1981 年宋健、田雪原等得出中國適度人口應不超過七億的結論，並把七億作為中國人口發展的最終目標和最佳方案。

1 由於 1980 年以來對計劃生育政策「不爭論」的政治、學術大環境，以及宋健等在人口學界的權威性，其他學者的研究也多受宋健等人結論的影響，以至於都得出類似的結論（就像現在都認同 1.8 的生育率一樣）。
根據蔣正華的綜述：
「許多科學家對中國最大人口容量進行了分析，有的根據最稀缺資源如淡水、土地等計算中國可以承載的最大人口數字；
有的考慮綜合國力、生活水平、經濟增長、資源分配、環境保護等因素，計算人口容量極限；
也有的建立了十分複雜的數學模型，利用電子計算機進行仿真運算，考慮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
還有一些學者簡單地利用過去許多地區發展的經驗數據來估計人口容量。

令人驚訝的是這些角度不同、方向各異的分析都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結論：
中國的最大人口容量約為 15 或 16 億人左右，而超過 18 到 20 億人，可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遭到災難性的打擊。
一些專家還根據不同的目標建立起最優人口模型，大多數研究者的結論是，就對中國經濟發展最有利、資源利用最有效而言，人口數目約在七到十億人之間。
也有少數人認為中國遠期人口以保持四億人為好。
現在可能做到的是，在計劃生育工作能夠做得到而又盡可能滿足群眾要求的情況下，使下世紀中國最高人口數比 16 億低得多些。」
2

現在回過頭來檢驗這些學者的預測，發現他們的預測依據是站不住腳的，有些甚至是非常可笑的，他們是以 1980 年代的生產力水平預測未來，過去的一二十年的事實已經證明這些預測是錯誤的。
比如宋健等（1981 年）從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後的中國適度人口數量，結果表明，如果全國婦女平均生育 1.5 個孩子，在一百年內依靠我們自身的土地資源，飲食水平將不可能達到美國目前水平；
如果生育兩個孩子，我們整個民族將一直處於不良式供應狀態；
如果在一百年左右時間內，飲食水平要達到美國當時的水平，中國理想人口數量應在 6.8 億以下。

但是在 1990 年代中期中國還出現糧食大量過剩，糧倉爆滿，農民「賣糧難」的問題。
今後中國如果出現糧食短缺的話，主要原因將是農村勞動力短缺、大量耕地拋荒（現在湖南、四川已經有大量耕地因無人耕種而拋荒）。
不知這些學者又作何感想。

與宋健的人口思想一脈相傳的，首推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的觀點，李小平和宋健都是以美國為坐標研究中國人口的。

宋健以 1981 年的美國標準，認為中國最適人口應該在七億以內；
由於美國近二十多年又有所發展，李小平以美國現在的標準，認為中國應該盡快將人口降低到三億。
筆者在前文已經分析指出，世界資源分佈極不均勻，都依照美國標準，那麼全世界人口應該從現在的 65 億減少到 10~20 億，日本人口應該從現在 1.275 億減少到二三千萬。

2004 年新華社《瞭望》週刊仍然重申了人口學界的這一共識，很多媒體轉載這一報道時用了「中國只能養活 18 億人」這一駭人聽聞的標題。

2005 年 1 月 10 日人民網〈特別策劃：
13 億人口的分量〉也重申：
我國人口承載量最高應控制在 16 億左右，最合適的人口數量為七億左右（雖然事實證明 1981 年預測的依據是錯誤的，但是這個結論仍然被堅持）。
3 這是現代版的「刻舟求劍」！
假如宋健的「適度人口理論」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從兩個方面來看：
第一，從縱的方面來看，在 1960 年，中國人口數量就符合這個「適度人口」，但那時中國正處在大饑荒之中。
第二，從橫的方面來看，在世界各國中，有的富國人口密度很大（如日本、德國），按照「適度人口理論」，這些國家早已超出了「適度人口」，但這些國家還在鼓勵生育；
有的窮國人口密度很小（如索馬里、尼日爾），按照「適度人口理論」，這些國家還達不到「適度人口」的數量，但這些國家卻出現了「人口過剩」。

西方國家學者斷言人口上限，僅僅是限於學術層面，對人口增長沒有實質性影響；
中國 1980 年之後的學者斷言中國人口上限，直接影響中國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調整，影響千家萬戶的利益，他們不嚴謹的學術研究威脅中國的可持續發展。
這就是本質差別。
中國學者（尤其是影響決策的學者）不能找藉口迴避責任。

所謂人口上限，反映的是學者的短視，是典型的削足適履的心態。

最早擔憂人口過多的其實既不是馬爾薩斯，更不是馬寅初、宋健。
歷史上擔憂人口過多的人及企盼長壽和優生的人同樣大有人在。
中國歷史上很多皇帝都是因為追求長壽、服用丹藥而短壽；

而優生卻常常衍變成種族歧視和屠殺。

明朝大臣徐光啟（1562~1633 年）提出「生人之事，大抵30 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則不得減」的觀點，比馬爾薩斯關於「人口每 25 五年增加一倍」的說法早了近二百年。
這也說明了，明朝已經有了人口過多的問題。
看看明末清初，中國人口的減少有多厲害。

明朝中國人口曾經達到六千多萬，但由於戰亂和瘟疫等因素，到清初康熙時期下降到兩千萬左右（有乾隆的話為證），其中四川人口減少到原來的 10%。
要是明朝皇帝因為徐光啟的憂慮而限制人口的話，那麼現在中國土地上的主人很可能不是中國人了。

乾隆皇帝看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的人口統計冊，發現人口激增，不無憂慮地說：
「朕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較之康熙年間，計增十餘倍，承平日久，生齒日繁，蓋藏自不能如前充裕，且廬舍所佔田土，亦不啻倍蓰（音喜，五倍的意思），生之者寡，食之者眾，朕甚憂之。」
當時，中國的人口接近四億。

翰林院編修洪亮吉在乾隆五十八年寫了《治平篇》，揭示了人口繁衍速度同經濟發展速度之間的矛盾。
分析了人口膨脹可能導致的社會危機。
這是全世界的第一篇人口專論，比英國學者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早了五年。

如果說徐光啟、洪亮吉和馬爾薩斯是因為處在人口增長期，沒有預見能力的話，那麼被中國現在人口學界尊稱為「中國馬爾薩斯」的汪士鐸就純粹是「馬後炮」了（就像 1980 年的計劃生育一樣），因為從 1800 年到 1850 年，中國人口整體增加已經非常緩慢。

汪士鐸 1850 年還在驚呼「人多之害」，汪士鐸主張以「復族誅之法，推廣連坐之條」、婦女犯有死罪一律「皆（斬）決而無監候（死緩）」、溺女嬰以減少女人、聽任災疫流行等辦法以減少人口，保證人口與自然資源的平衡。

清朝皇帝沒有採納洪亮吉、汪士鐸的觀點控制人口，中國人口在乾隆末年以後的一百多年幾乎沒有增加，到 1911 年反而還降到 3.4 億，中國人口佔全球的比例也從 19 世紀初的三分之一下降到 20 世紀初的的四分之一，現在更是只有五分之一了。
要是清朝皇帝採納洪亮吉、汪士鐸的觀點控制人口的話，現在中華民族可能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民族了。

追根溯源，最早擔心中國人口過多的應該是兩千多年前的韓非子（當時中國人口兩千萬左右）。
他曾指出：
人有五子，子又有五子；
則大父（即爺輩）未死，而有 25 孫。
結果是「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
要是當時也實行計劃生育的話，中華民族早就滅絕了（當時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滅絕了）。

問題在於，大多數人口學家只看局部歷史，根據幾十年或者上百年的人口數據總結出一個規律，根據當時的生產力水平無限地預測未來。

古代沒有掌握控制生育的方法，因此雖然很多「有識之士」擔憂人口過多，但僅僅限於理論層面，沒有像丹藥那樣造成實質性的損害。
而中國的計劃生育卻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將控制人口理論付諸實踐的運動。

影響糧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是農業政策和人口結構而不是耕地
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於 1994 年在《世界觀察》雜誌（1994 年第 9~10 期）上發表了題為〈誰來養活中國？
〉的文章，引起很大轟動。
布朗比較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的工業化過程，認為中國工業化過程會因為耕地減少而導致糧食短缺。

很多人將布朗的預測看成是對中國人口問題敲響了警鐘，認為為了保證糧食安全，就必須限制人口，繼續計劃生育。
布朗的預測時間跨度 40 年：
1990~2030 年。
過去 15 年的事實已經證明布朗的預測是錯誤的。
李振聲院士已經用事實反駁了布朗的觀點。
4 布朗先生對中國人口的預測是非常站不住腳的，他說，看看中國前 40 年人口增長的數量，其後 40 年的人口增長數量之鉅大就變得非常清楚了。

1950~1990 年，中國人口增加了 5.71 億；
考慮到一定時期後人口增長會減緩的因素，預計 1990~2030 年將增加 4.9 億或更多。
中國人口 1990 年 11.43 億，依照布朗先生的預測，中國人口 2000 年13.07 億，十年增加 1.63 億，但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只有 12.43 億，十年只增加一億，比布朗的預測少 40 % 。
布朗說到 2017 年中國人口將達到 15 億，2045 年達到 16.6 億。
其實，假使中國 1980 年就未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並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中國人口數量才能勉強達到布朗的預測數字（而只達到這個數字，中國糧食就更沒有問題了）。

布朗以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在工業化過程中年均耕地減少 1.2 % 的事實為依據，預測中國的人均耕地將從 1990 年的 0.08 公頃（1.2 畝）下降到 2030 年的 0.03 公頃（0.45 畝），前景讓人十分擔憂。
中國耕地會減少一半。
布朗採用的是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傳統耕地面積數據，這些數據和後來用衛星遙感測量的耕地面積相比嚴重偏小。
根據 2002 年聯合國糧農組織的資料，中國耕地面積為 1.43 億公頃，以 1990 年人口計算人均 0.125 公頃，而不是布朗所認為的 0.08 公頃。

近幾年中國耕地面積減少，主要是因為政府推動生態退耕，例如，2002、2003 和 2004 年生態退耕面積分別佔耕地淨減少面積的 84.5 % 、88.2 % 和 91.6 % 。
減少的耕地面積中只有一小部分屬於工業和交通等用地。
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省等地工業化過程中出現工業和交通用地佔用耕地情況，影響糧食安全，是因為這些地區的農業用地佔土地總面積的比例太低。
比如日本和韓國農業用地分別只佔國土面積的 14.2% 和 19.6%，而中國農用地面積佔國土面積的 59.4%。

中國工業化後佔用農業用地比例將遠遠低於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
並且日本等地區耕地減少也並不全是因為工業化佔用耕地，而是因為國際糧食價格較低，再加上沒有足夠的人力從事農業，很多農業用地長期休耕，這些地區森林覆蓋率不斷增加就是明證，以前很好的良田都轉變為森林。

綜上所述，布朗所說的工業和交通佔用耕地將造成中國耕地減少而導致中國糧食不夠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1978 年改革開放後，由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國家糧食統購價格提高，大大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1980~1984 年中國糧食產量快速增長。
在糧食連年增產的形勢下，1985 年開始採取了抑制糧食生產的政策，取消糧食統購，改為合同定購，定購糧食實行「倒三七」比例價，加上不少地區取消鼓勵糧食生產的政策，農業投資降低（農用工業投資比重由 1952~1980 年佔 4.2% 下降到「六五」期間的 1.3%；
很多行之有效的增產糧食技術由於農業科技推廣體系的問題，未能及時推廣），挫傷了糧食主產區和糧農的生產積極性，致使糧食播種面積減少，1989 年的糧食總產量僅是 1984 年的水平。
1990 年以後政府高度重視發展糧食生產，從投入、資金及政策方面採取多種辦法鼓勵糧食生產的發展，中國糧食生產擺脫停滯下滑趨勢，1998 年達到 5.12 億噸（主要是單產增加所致，因為 1980 年以來糧食播種面積還略有下降）。
糧食供過於求，賣不出去，國家倉庫爆滿。

國家領導人以為糧食已經不是問題，朱鎔基總理宣稱「中國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吃飯問題」。
但是，從 1999 年開始，中國的糧食生產又出現了連續的滑坡，而且是糧食播種面積、單產和總產量的全面下降。
到 2003 年，糧食總產量只有 4.31 億噸。
中國近年來糧食生產下降的根本原因是糧食生產經濟效益的急劇減少。
農民出售糧食的平均價格從 1995 年以來連續多年下滑，而且下降的幅度很大。

全國糧食的平均出售價格，1995 年為 1.50 元/公斤，但到 2000 年已下降到不足 1 元/公斤，下降了 36%（還不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而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卻又持續上漲。
1995 年糧食生產的淨產值達到 5700元/公頃，但隨後幾年一直快速減少，到 2000 年只為 2900 元/公頃。
5 1980 年以來，國家對農業投入降低。
一是農業基本建設投入不足，佔國家基本建設投入的比重，「六五」時期為 5.1%，「七五」為 3.3%，「八五」為 3%，可見逐年減少。
由於投入不足，農業基礎設施老化，全國約有三分之一的水庫帶病運行，60% 的排灌工程急需維修，農業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逐年下降，遭受災害面積逐年擴大。

二是農業科研經費嚴重不足。
我國農業科研經費佔農業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到 0.1% ，農業技術推廣經費比重不到 0.2% ，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由於比較利益的驅使，社會、企業和農戶對農業的投入也不多。
沒有建立國家、企業、農民合作組織的財政、金融、稅收、農產品價格補貼等體系和運行機制，農業投入不足正成為我國農業發展緩慢的主要因素。
在我國，農業生產和農業主要投入中，資金、化肥、農藥、種子以及產出的加工、購銷等領域基本上被相關部門壟斷了，而任何可以憑藉壟斷地位獲得超額利潤的部門都會堅持並加強原有制度。

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結果是：
一方面投入大多數下達到有關部門，轉變為部門利益；
另一方面最近十年農業成本每年增加 10%，而農產品價格連續四年低迷，使得負效益嚴重。
農業政策的目標本是針對農業生產者的，但農民得不到的好處消耗到龐雜的中間環節，造成鉅大的政策損失。
6 2004 年政府重新將中央「一號文件」恢復到農業問題，提高農產品價格，取消農業稅，糧食產量又恢復性增加，2005 年糧食產量增加到 4.84 億噸，糧食種植面積也有所增加。
可見影響糧食產量的主要是農業政策而不是人均耕地。

可見從資源角度講，糧食是不難解決的問題。
但是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 — 農業人口的不足可能影響中國的糧食安全。
因為工業化，城市像海綿吸水一樣吸取農村勞動人口，但是中國由於計劃生育，將造成今後農村種地的人口過度減少，並且農村種地的人口結構畸形（青壯年比例太少），造成農業生產效率的降低。
今後威脅中國糧食安全的主要因素不是農用地的減少，而是種地的青壯年農民過度減少，無人種地。

2005 年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分別只佔總人口的 2.4%、3.2%、2.8%。
由於日本等地區的糧食自給率只有 40%，意味著日本 100 個人口中，40 個人的糧食是由 2.4 個日本農民提供的（每個農民養活 16.7 個人；
美國農民效率更高；
由於人均農用地資源的因素，中國今後的效率將介於日本和美國之間），還有 60 個人的糧食是進口的。
日本進口糧食並不是耕地不夠，而是受國際糧食價格的影響。

日本國家小，不足以影響國際糧食市場，中國是人口大國，對國際糧食市場衝擊大一些，但是從世界耕地分佈看，只要能夠掌握市場，也不是問題（首先出現糧食短缺問題的不會是買糧國，而是種糧國），茅于軾教授在這方面有系統的論述。
7 中國與世界主要國家既合作又競爭，國際關係變幻莫測，糧食最好能夠自給，並且，既然中國農用地資源充足，將中國這麼大一個農產品市場拱手讓給外國，從經濟上看也不合算。
盲目追求美國的大農場式農業生產，也不符合中國的實際。
實際上，除了美、加、澳等國有條件實行機械化農業大生產外，對世界其他國家更適合的道路是集約化、高勞動力投入的農業生產。

因此中國必須保證有足夠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一方面保證糧食基本自給，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廣袤的農業用地，否則將是鉅大的損失。
今後國際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可能會調整，生態農業的比例將會增加（比如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生物塑料等都需要勞動力），生態旅遊也將成為一個規模化產業，由於產業的多樣化趨勢，農村也將容納很多第三產業人員。
中國在完成城市化後，農村人口比例將會比目前的發達國家要高。
城市化在吸取勞動力的時候，也要注意農村的勞動力結構和知識結構，要是都是老弱病殘的人在種地，今後就會面臨糧食問題。
要利用目前的農村勞動力修建公路等基礎設施，使得農村成為大都市圈的腹地。

中國工業化過程面臨農業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這意味著必須盡快實現農業機械化，提高農業生產效率。
水稻、玉米、小麥是我國的三大糧食作物，三大糧食作物面積約佔全國糧食生產總面積的 75 % ，產量約佔全國糧食總產量的 86 % 。
所以，三大糧食作物生產機械化是我國農業機械化的重要內容和發展重點。
目前，小麥機播、機收水平都已經超過了 80%，意味著小麥生產過程已經基本實現機械化。

2005 年，水稻機收水平達 33.5%，水稻機械化種植水平還較低，才 7.14%；
玉米機播水平達 52.7%，機收水平僅 3.12%。
全國玉米種植面積和產量第一大省吉林省，2005 年玉米機播水平達 67.3%，機收水平才 0.9%。
8 這說明中國的機械化面臨攻堅戰，要有高度的使命感和緊迫感。

國家要趁著現在農村還有一些勞動力，投資進行農田水利建設，改造一些主要商品糧基地，使這些基地適於機械化耕作。
否則今後國際上因為廣泛採用機械化作業，平均勞動力成本低，農產品價格低，將會對中國農業造成非常大的衝擊，因為此時中國勞動力成本相對昇高後，中國農業將面臨高成本低產出，沒有足夠的農民願意種地。
到時中國糧食將過度依賴進口，就像現在的能源過度依賴進口一樣，是國家安全的隱患。
另外必須加強對農業科技的投入，提高畝產。
現在必須未雨綢繆！

要是 1980 年中國就徹底停止計劃生育的話，到 2035 年的時候勞動人口將比實際增加二億多，這二億多人口只要有五分之一從事農業生產，就足以養活全國一大半人口。

中國人口上限究竟是多少？

要是沒有印第安人的高產作物，沒有農業的科技革命，全球人口不可能增加到現在的 65 億，中國人口仍然還像四千多年以前一樣只有幾千萬。

新中國成立之際，美國的艾奇遜暗示，中國政府解決不了自己的糧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麵粉才有出路。
1949 年之後中國的歷史打破了悲觀主義者的預言。
是什麼使中國人民避免陷入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呢？
是因為人口爆炸導致知識爆炸和傳播的加速。
過去兩個世紀在世界範圍發生的「知識爆炸」，科學技術以史無前例的速度發展，新科學、新技術傳播到世界每一個角落，為 1949 年以後的中國農業進步提供了很好的知識基礎。

人民網 13 億人口日宣傳文章說：
「而地球接受太陽光的面積是有限的，經光合作用而被綠色植物所固定的太陽能也是有限的。
據資料顯示，全球綠色植物的淨生產能力每年為 1000~3000 億噸，其中只有 1% 的植物能被人食用，同時食用植物的不僅僅只有人類，還有許多植食性動物。
因此，這樣的情況表明，地球最多只能養活 80 億人，而不可能容納無限多的人口。」
9 這只是靜止地看待問題。

食物來自植物的光合作用，地球有過量的氮、磷、鉀等元素，相對人類的需求來說，太陽提供取之不盡的能源。
要是土地上光長草，當然不能養活這麼多人口。
但農業的本質就是開發利用生物資源，人類從遊牧社會到原始農業，再到現代農業（肥料、種子、種植技術的更新），不就是使太陽的光合作用更加有效嗎？
不就是增加可被人食用植物的比例嗎？
並且成就顯著。

遊牧社會時期，需要方圓數百里才能承載上萬人口；
農業社會只要數十里就行了；
工業社會需要的土地更少。
科技的發展使有限的土地能有更多人生活。
即便是現成的、已經推廣開的農業技術能得到更合理的利用，糧食產量增加的量也非常大。

建國初，中國水稻畝產還不到 150 公斤，現在的現實產量達到 420 公斤（其中雜交稻 470 公斤，常規稻 370 公斤），袁隆平的超級雜交稻畝產達到 800 公斤。
看看過去幾百年需要多少勞力和土地才能養活同樣數量的人，就可以預見到現在及今後將有許多人能從土地上解脫出來從事工業生產。
以目前的農業技術，全球綠色植物的淨生產能力每年為 1000~3000 億噸，其中只有 1 % 的植物能被人食用，就能養活 80 億人。
利用已經成熟的技術，加強作物稈等的利用，增加草場生產率，將飼料用糧轉化為口糧，完全可以提高 1 % 的可利用植物比例，意味著可以養活另外 80 億人口。
據 SRI（強化栽培法）的發明人勞蘭萊專家測算，水稻產量潛力可達每畝 2000 公斤；

還有專家按 2.5% 光能利用率計算，每畝水稻的產量潛力是：
早稻 1000 公斤，晚稻 1200 公斤，中稻 1500 公斤。
但目前世界平均現實產量仍只有 193 公斤（遠低於中國畝產）。
現在袁隆平超級雜交稻畝產 800 公斤，近年將達到 900 公斤。
據《長沙晚報》報道：
袁隆平院士用數據告訴記者，超級雜交稻以畝增產 150 公斤、年種植面積二億畝計算，未來每年將增加 300 億公斤糧食，可多養活 7000 萬人口，10 但目前全國每年人口只增加 700 多萬（還有 300 萬左右水分），零頭都不到。
針對布朗拋出的「中國威脅論」，袁隆平向世界宣佈：
「中國完全能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中國還能幫助世界人民解決吃飯問題。」
 11 《人民日報》〈我國育成水稻等五大作物新品種一百多個〉一文指出：
「我國已突破了中長期糧食增產的技術瓶頸，初步建立起水稻、玉米、小麥、油菜、大豆五大作物的遺傳育種創新平臺，育成新品種一百多個。
這一重大成果，將大大提高我國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對未來 10~20 年我國農業和農業科技發展產生深刻影響，有力保障我國中長期的糧食安全。」
12
幾千年來，中國的大米、中東的小麥以及墨西哥的玉米，都是通過選擇育種對基因進行過系統的改良而得來的。
這種影響就像是「一場史前的綠色革命」。

13 而現在所進行的是同樣的過程，只不過採用的是先進的現代科技罷了。
過去需要幾百、幾千年的時間才能育種成功一個作物品種，現在只需要幾年、十幾年的時間。

地球上的生物每年大約生產 1540 億噸有機碳，其中來自海洋的約有 1350 億噸，然而人類目前從海洋中獲取的各類水產品產量尚不足一億噸，其中的魚類是重要的蛋白質來源。
人類所需要的蛋白質，目前來自海洋的大約佔 10%。

有關專家認為，海洋能為人類提供的食物，要比陸地提供的食物多很多倍。
對海洋的利用還處在掠奪式開發階段，海洋「農牧業」的開發空間還相當大。

俗話說：
「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
但是，在 20 世紀之前，農作物所需要的氮肥來源十分有限。

當時農業上所使用的氮肥主要來自有機物的副產品，比如人畜糞便等。
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地球人口的不斷增加，天然氮化合物的數量已越來越無法滿足農作物生長的需要。
1898 年，英國物理學家克魯克斯指出解決的辦法是必須找到新的氮肥。
而在地球大氣中，氮氣佔了相當大的一部分，按質量算約佔 76%，按體積算約佔 79%，可以說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當年德國人口密度很高，所瓜分的殖民地很少，糧食必須自給自足，德國的化學家提出向空氣要氮肥的設想，但很多化學家包括李比希都認為不可能將空氣中的游離氮轉化為可利用的氮肥。

然而畢竟方向是對的，1911 年，巴登苯胺純鹼公司正式開始在路易港郊外的奧帕烏建造世界上第一座合成氨工廠。
1913 年 9 月 9 日，巴登苯胺純鹼公司建成的第一個合成氨工廠開始投入生產，實現了合成氨工業化的生產。
氨的合成開創了人類科學史的重要篇章。
當前，世界上 90 % 以上的氮肥是由合成氨加工成的。
14 不但促進了糧食增產，而且大大減少了農業所需的勞力。

現在面臨的不是肥料短缺，而是科學施肥的問題。
我國 80 % 的農戶習慣於憑傳統經驗施肥，不考慮各種肥料特性而盲目採用「以水沖肥」、「一炮轟」等簡單的施肥方法，全國有三分之一的農戶施肥量超過所種莊稼的需要量；
隨著農民對種地投入的增加，農村「施肥過量，增產不增收」的現象也越來越多。
日本目前每公頃水稻施用的氮肥量只有 75 公斤，而在我國卻高達幾百公斤，一些地區甚至達到 500 公斤。
不合理的過多施肥不但浪費資源、降低農產品的品質，而且引起土壤退化，對環境也有破壞。

現在需要做的是大力推廣測土配方施肥技術。
15 隨著能源技術的突破，今後完全可以將「二次肥料」的概念付諸實踐：
用化肥催生速生植物，將這些植物粉碎、處理後作為有機肥料應用於糧食和蔬菜生產，經過速生植物的中間轉介，使得直接用於食用作物的肥料「自然」合理。

《瞭望東方週刊》〈到底誰能斷言中國耕地的警戒極限？
〉一文指出：
僅僅因為塑料地膜和大棚的推廣，就已經給中國農業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

從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塑料地膜、塑料大棚迅速普及，目前中國塑料大棚及地膜覆蓋面積超過二億畝。
嚴冬季節，冰封雪飄，但在南北大地的塑料大棚內，綠油油的農作物顯出一派生機。
16
在中國西部，大量的高寒陰濕地區，每年能生長農作物的時間是非常有限的。
在漫長的冬季裡，西北及西藏、內蒙古等許多地方的土地上，連草都不能生存。

但大棚推廣開來之後，一切都變了。
塑料大棚使海拔五千米左右的青海、西藏等地，有史以來沒有生長過農作物的許多地方，不但長出了農作物，還高產穩產。
如黃瓜畝產 4000 公斤，辣椒畝產 1800 公斤。
大部分土地上，只要建上大棚（不但消除季節影響，並且還節水），一年四季可以不停地產出農產品。
青海、寧夏、甘肅等省（自治區），依靠塑料大棚，如今不但不用調入蔬菜，反而成為蔬菜調出地，成為蔬菜出口的重要基地。

如果沒有三十年前袁隆平培育的雜交水稻、塑料地膜和塑料大棚的推廣，現在大量農民還得束縛在土地上而不能進城工作。

傳統農業是利用植物、動物資源組成的「二維結構」，將傳統農業調整為植物、動物和微生物資源組成的「三維結構」新型農業，是實現農業戰略性調整的重要途徑之一。
今後，綠色、白色、藍色三色農業將成為我國農業發展的方向。

17
綠色生態農業是以綠色植物借葉綠素進行光合作用生產食品的農業。
目前中國耕地利用並不充分，尚有三分之二左右的耕地為中低產田，噸糧田創始人之一的北京農業大學教授王樹安認為，農業土地單位面積產量尚有很大提高潛力。
抓好優質高產品種、地膜覆蓋、配方施肥、旱作農業、節水灌溉、模式化栽培、中低產田改造、調整農業產業結構、農副產品貯藏保鮮、農產品深加工、蔬菜等反季節栽培等推廣項目，我國綠色生態農業還大有潛力。
中國 60 億畝草原目前對食品（肉、奶製品）的貢獻度還很低，潛力鉅大。

地球上三大生物資源之一的微生物資源是至今尚未充分開發利用的生物資源寶庫，應用高科技生物工程技術開發微生物資源，創立微生物產業化利用的工業型農業前景廣闊。
這類新型農業在潔淨的工廠車間內進行生產，人們都穿戴白色工作服、工作帽從事勞動，故有人形象地稱之為「白色農業」。
白色工程農業是以蛋白質工程、細胞工程和 工程為基礎的。
微生物生產的蛋白質比一般植物蛋白質質量高，有些營養價值甚至超過動物蛋白。

我國可用於微生物單細胞蛋白生產的資源十分豐富。
比如我國農作物 稈每年約有五億噸，如用一億噸通過微生物發酵變成飼料，則可得相當於 400 億公斤的飼料糧，是我國每年飼料用糧的 50 % 。
一座年產十萬噸單細胞蛋白質的微生物工廠，能生產出相當於 180 萬畝耕地生產的大豆蛋白，或三億畝草原養牛所生產的動物蛋白質。
近年來，我國還已生產出生物肥料、生物農藥、獸藥抗生素、疫苗、生長調節劑等。

藍色農業向大海要糧。
中國有 300 萬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積，海洋農牧化的潛力鉅大。
我國的海岸線綿延 18000 多公里，大陸近海僅 200 米等深線內可開發利用的就至少有 22 億畝。
據目前研究測算，兩畝近海面積的生產能力與陸地一畝良田相當，這 22 億畝藍色良田正等待我們去開發利用。

適當保護耕地是正確的，因為我們祖輩花費九牛二虎之力開墾耕地，在農業新技術還沒有大規模應用之前貿然浪費是不應該的，因此退耕還林要慎重，應當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並且除了耕地外，今後很多生態農業都需要土地的（比如生態能源）。
但是也沒有必要反應過度，合理的工業化進程造成的工業用地需求，並不會從根本上影響糧食安全。

既然擔心耕地不夠，為什麼允許修建那麼多高爾夫球場？
既然擔心糧食問題，為什麼不禁養寵物？

由於現代農業科技的進步，糧食畝產在不斷增加，農業勞動人口人均產糧能力在不斷增加，而人均糧食消費在最近的五十年中只增加了 17%（已經導致了很多與過度肥胖相關的疾病），人口增加又日趨緩慢，這就必然導致糧食價格下跌、農業就業人員轉移到其他行業。

看來已經窮盡的資源，實際還具有無限的潛能。
偌大一個地球，我們也還只是在皮毛上循環地用了一點陸地資源，更加廣闊的海洋幾乎還是處女地。

就可預計的技術條件而言，地球養活數百億人口沒有問題，但關鍵是人類可能永遠達不到 100 億人口了。

人類與野獸鬥爭了數百萬年，我們擺脫了猛獸的威脅不過幾十年。
保護野生動物，首先也還得以人為中心。
野生動物的滅絕，喪失了人類可利用的基因庫，但只生一個孩子僅讓父親與母親各自一半 23 條染色體找到了表達機會，而另一半卻喪失了表達機會，對人類自身豐富多彩的基因資源來說不亞於珍稀物種的滅絕。

地球史上曾有過多次將生命毀於一旦的自然災變，人類擺脫傳染病和自然災害的威脅僅僅幾十年。
2.1 的生育率是指在目前的壽命和死亡情況下保證下一代相對於上一代不減少，但由於傳染病和自然災害的不可預測性，從長遠看，2.1 的生育率其實是非常保守的。
比如以前就沒有預測到愛滋病和 SARS 等傳染病。
由哈佛大學、利物浦大學和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一些專門研究對地球構成威脅的所有災變的科學家組成的一個國際專家小組，對造成所謂的「世界末日」的各種因素按照可能性大小排列如下：
磁極互換、規模火山噴發、小行星砸向地球、太空塵、超新星爆炸、人工病毒。

18 這六大「危機」中前五項都不是因為人，但卻只有足夠的人才有足夠的智力來避免這些災難。
前不久印度洋海嘯死亡幾十萬人，引起全球關注，可見人在大自然面前其實仍然是很渺小的，我們不應該因為近百年在常規的可預測的自然災害和傳染病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就過於自信（現在連地震都還不能完全預測）。
人類對付自然災害的能力其實體現了「人多力量大」。
我們現在對付自然災害的能力是積累了人口數千年文明的成果（數百億人口共同的智力成果），但是對很多災害仍然無能為力。
增加地球人口容量的科技突破已經出現或者近在眼前，但防止人口減少的科技突破（需要累計更多人口的智力成果）卻仍然遙不可及。

就算一直停留在目前科技水平，中國真的只能養活 18 億人口，那也不用擔心，因為中國停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連 15 億人口都難以達到，然後就會減少，怎麼也達不到 18 億。
僅僅因為玉米、馬鈴薯、紅薯和近代農業科技，全球人口容量就增加了幾十倍。
科技是在近兩百年才加速發展的，難道科技水平已經到了極限？
隨著種子、肥料、農業機械和其他科技的進步，人口容量將不斷增加。

靜止地看，某一段時期可能真的有人口上限，但關鍵是以目前的生育願望和人口增長速度，人口增長永遠也達不到那個承載力極限。
從全球來看，1960 年代人口 30 億時，平均生活水平比 1930 年人口 20 億時要高；
1975 年人口 40 億時，平均生活水平比 1960 年要高；
1987 年人口 50 億時生活水平又比 1975 年要高；
1999 年世界人口達到 60 億，平均生活水平又比 1987 年要高。

從中國看，1980 年人口總數十億時，生活水平比 1970 年人口 8.3 億時要高；
1989 年人口達 11 億時，生活水平比 1980 年要高；
現在人口 13 億，生活水平又比 1989 年要高。
既然生活質量在不斷提高，說明科技的進步、經濟的成長遠遠比人口增長快。
由於科技的進步，人口問題往往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誰有資格斷言中國人口上限？
誰能斷言中國人口上限？

要用全球化眼光看待農業分工
即使中國工業化進展得很順利，幾十年後農民的絕對數量還是很大，如何解決農業問題仍然是政府必須重點關注的。

全球化不可避免，在保證國家安全所需要的基本糧食產量外，要從全球化角度看待農業問題。
中國很多地方不適合機械化耕種，這些地方要是種植傳統糧食作物是沒有競爭力的。
蔬菜、瓜果等不需要高度機械化，更主要依賴勞力，價格遠高於糧食。
因此我們要擴大蔬菜、瓜果的種植面積，緊跟、甚至引導國際消費市場發展特色農業，充分利用我們的勞動力資源和有限的耕地。
現代保存技術和運輸業使我們能夠主導主要國際市場，這樣的話，不但可以用蔬菜、瓜果換回糧食（等於是用勞動力換回糧食），並且還能創收，同時增加就業。

2004 年美國《遠東經濟評論》稱中國農民撼動了世界市場。
在中國的大片沿海地區，傳統的糧食種植地正在逐漸讓位給果園和蔬菜大棚。
飛機降落上海浦東機場之前從舷窗眺望，乘客往往誤認為腳下就是遼闊的大海，實際上那是綿延數十里的塑料蔬菜大棚。
新鮮水靈的中國花椰菜正在取代美國加州的產品，出現在東京人的午餐飯盒裡。

20 世紀 80 年代，全球最大的蘋果生產國是美國，而目前中國的蘋果產量已經是美國當年的四倍。
中國只佔全球 7% 的耕地，但在保證糧食自給的情況下，中國的瓜菜產量現在已經佔到全球的一半，是印度的六倍，美國的 12 倍。
1995 年中國的產量還只有全球市場的三分之一。
在此期間，中國的花椰菜、胡蘿蔔和其他蔬菜以及番茄的產量都增長了一倍多，中國的蔬菜種植面積激增 89%，水果種植面積增長了 16%，而糧食耕種面積則減少了 10%。

產量能上去，說明耕地面積不是主要制約因素；
但產量上去了產值卻上不去，說明了勞動力生產效率低下，但更大程度上是國際經濟秩序的不合理。
這表明農業潛力鉅大：
我們目前已經在產量上超出了世界水平，只要在質量上有所突破，我們的農業產值在不久的將來將會幾倍、十幾倍地增加。
限制我們農業發展的主要因素不是土地面積而是中國農業的整體競爭力（在國際價格體系中處於弱勢地位，政府力量的保護和扶持力度遠遠比發達國家小，勞動力素質偏低）。

據美國多維新聞網編譯報道，近年來，來自中國的農產品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大，已經使美國的果菜農戶們不堪重負，生存壓力終於促使他們在最近破天荒地聯合起來，遊說國會，以求聯邦政府提供補貼。
19
幾十年以來，在美國加利福尼亞、佛羅里達等幾個州生活著許多辛勤耕耘的水果和蔬菜種植農戶們，是他們，一直在向成千上萬的美國家庭提供食物。
過去他們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需要聯邦財政補貼來做到這一切。

但是現在，他們面臨著新的國際競爭壓力，其中主要是來自中國的競爭壓力，壓力之大，使得這些一直充滿自豪感的美國農場主們已經大感吃不消了。
目前，水果和蔬菜種植者們受到來自國外的強大競爭壓力，這是一個毫無爭議的事實，而他們所提供的農產品，諸如大蒜、西蘭花、生菜、草莓，也都是美國人廚房裡的支柱食品。

中國目前正在推動農業邁向產業勞動密集型、高價值附加型的水果和蔬菜種植業。
中國正在開始主導一切產品的市場，無論是蘋果、洋蔥還是其他產品市場。

而且，中國的出口品還在蠶食美國種植者在日本和香港的市場份額，譬如青花菜、生菜的市場。

例如，在美國的農產品批發市場上，進口中國大蒜的成本只相當於美國本地產品的一半。
美國最大的大蒜生產公司克里斯托弗農場在中國產大蒜的猛烈衝擊下，已經從對抗中國大蒜進口的立場轉為接受和合作，他們停止了本農場的大部分大蒜生產，轉而直接購買、轉銷中國大蒜。

就是說，農產品市場的地球板塊發生了劇烈移動，以勞動力為導向，而不是以耕地為導向。
發達國家的農業要是沒有國家補貼，他們在與第三世界農業競爭上將敗得一塌糊塗。

全球化本身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保證基本口糧的前提下，不要過於擔心國外卡脖子，你卡我的糧食我卡你的蔬菜。
現在中國的石油不是有近一半依賴進口嗎？

糧食耕種面積減少而蔬菜耕種面積增加本身是好事，增加了農業產出，而耕地總面積並沒有減少，一旦出現不利於我們的國際事件，可以迅速由種植蔬菜轉向糧食，何況蔬菜本身也可以當飯吃。
要是能在國際經濟體系中扮演一個關鍵角色，也不用擔心被卡脖子，美國現在很多日用品都依賴進口，但是沒有擔心這會「威脅國家安全」。

8.5 被誇大了的環境危機
近代人口對環境的破壞力也確實很大，但這只是暫時的。

總是將一些歷史、自然問題也歸因於人口，其實是荒謬的。
比如說有人將黃河的問題也歸因於人口，實際上黃河已經黃了數百萬年（中華文明才五千年）。
中國人口過去一直是幾千萬，就算這幾千萬人沒事幹，每天琢磨著破壞黃河，以過去那種生產工具也沒有這個能力將黃河水弄黃（漢朝時期由於降水量比現在大，黃河比現在更黃）。
人們在抱怨黃河造成的災害時，卻忘記了一個重要的事實：
正是由於黃土流動，才有了華北沖積平原，使得黃河流域成為中華民族的發祥地，在這裡創造出燦爛的中華文明。
20 新疆古代氣候很好，樓蘭古國文明發達，現在新疆沙漠橫亙，缺水嚴重。

有人也將這種情況歸因於人口增多破壞環境。
但自從 1987 年起原樓蘭古國區域降水量逐年增加，總不能說是環境保護得好吧？
地球地質氣候的變化而已。
距今 8500~4000 年是全球性的溫暖期，平均氣溫比現在高十度左右，雨量充沛，是現在的兩倍多，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中心；
從距今 4000 年以來，氣候開始變冷，華北雨量逐漸減少，中華文明中心逐漸南移。

比如 3000 年前的商朝，因為天氣炎熱，現在的中原地區都是大片的原始森林，人在森林邊緣勞動，和大象群和睦相處，因此，河南被簡稱為「豫」，這是一個人和一頭象的意思。
不過，隨著商朝以後氣候逐漸變冷，河南的原始森林逐漸消退，大象也就逃遁到了更遠的南方。
青藏高原和喜馬拉雅山脈的不斷隆起阻擋了印度洋暖濕氣流北上，西北地區的降水量長期小於蒸發量，所以就會越來越乾旱少雨，而冰雹、霜凍、大風、沙塵暴，低溫冷害、乾熱風等氣象災害卻時有發生。
雖然青藏高原和喜馬拉雅山脈的形成經歷了數千萬年，但青藏高原和喜馬拉雅山是地球上最年輕的高原和山脈，現在一直還在長高，多少對近幾千年的氣候有點影響。
就像很多人冬天心情差，春天心情好一樣，人在大自然面前其實是很渺小的。

雖然現代一些人為因素造成了一些物種的消失（並且，這些人為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但大多數物種的消失是地球地質氣候的變化造成的，總不能將恐龍的滅絕也歸因於人類活動吧。
環保人士探討環境保護，是應該鼓勵的，但應當避免將近代人類對環境的破壞進行無限制的放大，從而得出杞人憂天式的結論。

現在，先進的生產方式已經開始經濟地利用資源並注重環保了，而相對落後的生產方式對環境破壞力更大，對資源的消耗更多。
比如人類長期以柴草為能源，歐洲不少城市長期籠罩在柴煙之中。

但隨著煤、石油、天然氣的發現，城市逐漸變得乾淨了。
中國農村不久前還主要以燒柴為主（有些農村地區現在還在燒柴），1980 年代不少山柴都被砍光了，但隨著近段時間煤和液化氣在農村的推廣，以前的禿山重新變為青山。
今後隨著乾淨的氫能源、生物能源、甚至核聚變能源的突破，煤、石油、天然氣等畢竟還有污染的能源又將被淘汰。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王玉慶指出：
中國萬元 GDP 能耗水平超過發達國家 3~11 倍。
可見中國現在的污染問題不是人口過多問題，是中國的粗放型發展模式有問題，是立法和執法無效問題，是人口素質不高的問題。

系統性執法效能低下不僅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人文生態而且破壞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生態。
因此目前的環境問題不是人口過多的問題，不健全社會制度，不改變發展模式，即使中國人口減少一半，環境問題、資源問題仍然嚴重。

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到了需要轉型的關鍵時刻，需要產業升級。
現在兩三億青壯年農民工只是序曲，就已經比兩百年歐洲移民美洲人口總和還多，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移民潮。

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工地，這個過程必然伴隨城市環境的惡化（現代科技確保中國可以將環境惡化降低到可接受程度）。
即使現在一個孩子都不生，光將目前人口城市化，問題同樣嚴重。

中國總體環境污染在 1990 年代達到頂峰，現在森林蓄積穩步增加，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積開始雙雙縮小，野生動植物種群數量穩中有昇，水土流失面積不斷減少。
工業化將吸收大量的農村人口，農村人口的減少有利於環境的好轉，1960~1980 年代圍湖、開荒造田，現在開始退耕還湖、退耕還林了。

以前人類掠奪自然，破壞了一些自然環境，但隨著科技的發展，我們除了滿足人類本身的需求外，還有能力改造生態植物，增加植物光合作用效率，野生動物也能在有限的空間內獲取更多的食物，從而有利於物種的保存。

到目前為止農業科技主要還只是為了提高糧食作物產量，今後將對其他生態植物品種進行優化、更新，生態也將大為改善。
2020 年以後人與自然的矛盾將不是加重而是緩解（現在有些農村地區的生態環境就已經好轉了）。

美國經濟學家兼人口學家朱利安．西蒙在他撰寫的《人類的狀況》一書中認為，到 2020 年，人類的生存條件在所有物質領域都將得到極大的改善，但是他們還會繼續抱怨，說一切都一天不如一天。
到 2020 年，整個世界還會像現在這樣憂心忡忡。
朱利安．西蒙在他的書中引用了這樣一句古老的諺語：
「沒吃的愁，吃的多了更愁。」
21
環保的目的是改變現在的粗放型的發展模式，採納精細化的發展模式，為不斷增加的人口提供優良的環境，而不是為了保護環境而減少人口。

環保是為人口服務，而不是通過減少人口為環保服務。
貪婪到連同族後代的主意都敢打的極端物質思潮，才是當今環境惡化的主因。

過分樂觀會付出昂貴的代價，但過於悲觀，其代價會更高。

註釋和出處：
1
陳衛、孟向京：
〈中國人口容量與適度人口問題研究〉，中國人口
網，2004 年 3 月 26 日（http://www.chinapop.gov.cn/rklt/rkyjhsyyj/t20040326_1512.htm）。
2 蔣正華、張羚廣：
《中國人口報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
3 〈特別策劃：
13 億人口的分量〉，人民網，2005 年 1 月 10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106966.html）。
4 李振聲：
〈近 15 年來中國農業發展證明：
中國人能養活自己〉，
中國科學院學部與院士網，2005 年 5 月 27 日（http://www.casad.ac.cn/2005-5/200552785808.htm）。

5
朱希剛：
〈自給與進口：
中國糧食供需平衡分析〉，《經濟參
考報》，2005 年 3 月 30 日（http://www.sannong.gov.cn/njlt/gnwz/ 2005 03300587.htm）。
6 李水山：
〈我國「三農」問題中的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障
礙〉，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 ─ 社會學人類學中

國網，2006 年 8 月 9 日（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6/08/1155.html）。
7 茅于軾：
〈中國不存在糧食危機〉，茅于軾搜狐個人專欄，
2004 年 6 月 29 日（http://business.sohu.com/20040629/n223184782.shtml）。
〈茅于軾表示：
別被「糧食危機論」誤導〉，百

靈財政頻道，2004 年 6 月 27 日（http://finance.beelink.com.cn/20040627/1614835.shtml）。
茅于軾：
〈進口糧食是相對安
全的〉，《中國財經報》，2004 年 8 月 17 日（http://www.cfen.cn/loginCt/pageprocess?pageurl=bzbm/2004-08/17/content_38773.

jsp）。
8 中國農機學會農機化分會理事長白人樸在「山東桓台 ─ 中國
玉米收穫機械化第一縣」新聞發佈會上的講話，2006 年 9 月 9 日
（http://www.camn.agri.gov.cn/Html/2006-9-11/2_1846_2006-9-11_
2585.html）。

9 〈特別策劃：
13 億人口的分量〉，人民網，2005 年 1 月 10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106966.html）。
10
李杜：
〈袁隆平：
推廣超級稻，每年可多養活7000萬人〉，
《長沙晚報》，2005 年 2 月 11 日（http://news.rednet.com.cn/Articles/2005/02/663940.htm）。

11
〈袁隆平：
依靠科學技術進步就能養活中國〉，新華網，
2005 年 1 月 1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1/16/content_2467911.htm）。
12
馮華：
〈我國育成水稻等五大作物新品種 100 多個 ─ 糧食

持續增產獲重大技術突破中長期糧食安全得到有力保障〉，
《人民日報》，2005 年 1 月 21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3137405.html）。
13
Nina V. Fedoroff：
AGRICULTURE：
Prehistoric GM Corn，
Science ，2003；

302：
1158~9（http://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full/302/5648/1158）。
14
〈化學肥料的發明與應用〉，眉山市科學技術局（http://www.mskjj.gov.cn/kjyb/hg012.htm）。

15
劉惠迪：
〈過量施用化肥，危害不容忽視〉，《光明日報》，
2006 年 2 月 23 日。
16
孫凱：
〈到底誰能斷言中國耕地的警戒極限？

〉，《瞭望東方
週刊》，2004 年 5 月（http://news.sina.com.cn/c/2004-05-12/14483211629.shtml）。
17
〈三色農業是我國農業發展的方向〉，中國農業網，2006 年
6 月 25 日（http://www.chinacrops.org/kjyw/kjxw458.htm）。

18
〈 科 學 家 排 出 「 危 機 」 榜 六 大 因 素 威 脅 地 球 安 全 〉 ， 人
民網，2004 年 12 月 2 日（http://www.people.com.cn/GB/keji/25895/3027358.html）。
19
陳湘編譯：
〈美國果菜農聯手求援抗華〉，美國多維新聞網，

2006 年 12 月 10 日。
20
〈黃土的功與過〉，《科學世界》，2004 年第四期（http://tech.sina.com.cn/it/2004-04-20/1448351808.shtml）。
21

梁紫星：
〈被誇大了的環境危機〉，《科普雜誌》，2004 年第
三期。

9.1 人口密度優勢和規模優勢
很多人認為美國發達是因為「人口少」，希望中國能將人口降低到三四億，然後過上美國現在的生活。

宋健在 1981 年提出中國人口上限就是參照了美國的糧食標準；
現在李小平提出將中國人口降低到三億，也是參照美國的生活標準；
2006 年 3 月 8 日上午，新浪網特邀全國政協常委、國家計生委副主任潘貴玉做客嘉賓聊天室，潘貴玉說：
「要是我們中國只有兩三億人口，現在一定是很神氣。」
 其實這種想法不正確。
一方面，客觀上中國的人口已經很多了，不可能像切蛋糕一樣把現有的 13 億在保持年齡結構不變的情況下降下來，現在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其實也只能降低生育率，減少新生人口，這意味著社會將持續老化，等人口以這種方式減少後，有生育能力的年輕人比例已經很低了（很容易慣性地降到幾千萬乃至滅亡），人口結構已經是不可持續發展了（撫養比將達到歷史最高，缺乏創新能力，也缺乏生育小孩的願望）；

另一方面，美國的發達根本不是因為人口少，相反，美國正通過鼓勵生育和移民增加人口。
日本人口稠密、人均資源少，2005 年人均 GDP 為 36564美元。
依照潘貴玉的邏輯，那麼，要是日本人口從目前的
1.27 億減少到 4000 萬就更加神氣了，人均 GDP 可達 116091 美元，是美國的兩倍多，成為世界最富有的國家。
可能嗎？

俄羅斯、加拿大面積比中國和美國要大，人口分別只有1.4 億和 3000 萬，但國力也沒有美國強。
巴西面積相當於美國的 91 % ，自然資源豐富，氣候良好，人口只相當於美國的60%，但巴西生活水平比美國差多了，比中國好不了多少，綜合國力還不如中國。

人口大國既有人口密度優勢也有人口規模優勢。

城市化就是盡量利用這些人口優勢。
即使是人口稀少的國家，都在積極進行城市化。

比如說在甲地八個人應聘一個職位，乙地 80 個人應聘十個職位，比例都一樣。
但對於求職者來說，在乙地多了十倍的應聘可能性；

對於公司來說，甲地八個人可能沒有一個合格的，公司只好空著職位（對公司和個人都不利），乙地因為有 80 個應聘者，公司就算不能招到十個合格的，也可以招到六七個合格員工，相對來說乙地就業率更高（對公司和個人都有利），並且乙地還可以增加一個服務行業人員。
這就是為什麼加拿大人都願意往美國跑，小城市人和企業都願意往大城市跑的原因。
俄羅斯人口在不斷減少，但是還在往莫斯科等大城市集中。
小城市的人到大城市後又懷念以前的悠閒和環境好，常常抱怨大城市擁擠、環境差。

城市規模擴大，會產生「聚集效應」。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說過，250 萬人集中於倫敦，使每個人的力量增加了一百倍，指的就是城市的規模效應。
一方面，城市化水平越高，土地、基礎設施的利用效率就越高，同時有利於環境污染的處理。
按建成區面積計算，我國 200 萬人以上的大城市、20 萬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建制鎮三者人均佔地的比例是 1 比 2 比 3.1，這說明大城市最節約土地。
在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同時，農村的人口減少，土地相對地變得充足。

水、電、道路、通訊等基礎設施，一次性投入很大，但它一旦建成，使用的邊際成本很小。
城市裡人口眾多，商廠雲集，他們共同分享著這些基礎設施，降低了使用成本，提高了資源的利用率。
另一方面，在城市裡，產業間會形成產業鏈，於是就業增加、消費增多。
城市裡的企業較多，它們之間相互競爭，迫使企業加強管理、改進技術、降低銷售價格，消費者受益匪淺，使消費者和企業實現「雙贏」。
由於人口集中，經濟主體間的交往多，資金流量大，也促進了金融市場的發展，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便可大顯身手。

各大行業間的互動性，使城市的經濟總量像滾雪球般地增長。
1 當然，城市規模過度膨脹，也會帶來額外的代價，如交通擁擠，生態惡化等，這就是所謂的「城市病」。
但是人類近兩百多年的工業化過程就是不斷解決「城市病」的過程，城市也越來越大。
比如要是城市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車或者馬車，那麼城市的人口容量當然有限，但是隨著城市化的進程，輕軌、地鐵網的建設，交通也大為改觀。
要是城市的能源靠的是柴，那麼一個十萬人的城市生態問題就已經很嚴重，但是改用煤炭的話，城市的人口容量將增加幾倍，而用液化氣和電的話，城市的人口容量又可以增加很多。

倫敦的例子最能說明問題了。
公元 1500 年，倫敦的人口不過五萬，1600 年人口增至 20 萬，1700 年增至 70 萬，1900 年增加到 200 萬，1960 年代達到 800 萬。
早在 1500 年，倫敦就開始出現煤煙污染大氣的問題，由煤支撐的工業革命開始以後，由於工廠大多建在市內，居民家庭又大量燒煤取暖，煤煙排放量更是急劇增加。
在無風的季節，煙塵與霧混合變成黃黑色，經常在城市上空籠罩多天不散，形成臭名昭著的倫敦霧。
1952 年 12 月 4 日，倫敦上空的冷高壓導致大氣濕度增加，風力微弱，污染物難以擴散，嗆人的濃厚煙霧瀰漫全城五天之久，幾天內死亡人數比平時增加了 4000 人，這就是著名的「倫敦煙霧」事件。

但現在由於清潔燃料的使用與對排放物的嚴格控制，倫敦目前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已經降低到了 16 世紀的水平，今天，那裡的空氣比 1585 年時還要潔淨。
如今，慕霧都之名而來的人們可能會失望，只有偶爾在冬季或初春的早晨才能看到一層薄薄的白色霧靄，無數英國文學作品中曾經描繪過的沿街滾滾而下的黃霧已經消失了蹤影。
這樣的大致情形也發生在其他工業化國家中，例如，無鉛汽油的使用也使美國空氣中的鉛濃度下降了 97%。
儘管污染在發展中國家正在增加，但它們只不過是重複工業國家所走過的路程，當它們足夠富裕後，也會開始治理其空氣污染。
2 大概是因為擔心「城市病」（就像當時擔心人口太多一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曾經鼓勵小城鎮建設，但是事與願違。

小城鎮的聚集效應差，對較大的投資和較高技術含量的產業吸引力相對有限，資源利用效率也比較低，難以發展製造業，難以形成產業集群。
企業小，離城遠，離城遠導致人才不豐富，消息不靈通，運輸成本高，這些因素都不利於鄉鎮企業的發展。

目前中國農村生態在改善，城市在惡化（不斷在基建）。
一定要拿目前中國城市的問題來說事的話，那美國的芝加哥、紐約等大城市都有問題，為什麼還吸引那麼多人去？

因為城市有城市的好處，當然不可避免地伴隨一些缺點，不要指望既得到所有好處，又沒有一點損失。
北京、上海城市毛病多，昆明、桂林問題少一些，為什麼大部分人不選擇去昆明、桂林（或者去縣城，中國很多農村生態好的不得了，你去嗎）？
「城市病」並非不可救藥，也不是必然要發生的，而且這些負作用根本無法抵消大城市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
各個國家都在發展都市圈，每個國家的都市圈都是該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
美國紐約、五大湖和洛杉磯三大都市圈佔了全國人口的 33.21%；

2000 年日本東京都市圈人口佔日本總人口比重達 16.8%；
首爾市人口佔韓國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以首爾為中心的首都圈，人口竟高達全國的一半。
仲大軍認為，21 世紀國際競爭的基本單位既不是企業也不是國家，而是大城市圈。
中國作為後發國家，可以借鑒發達國家建設都市圈的經驗，吸取他們的教訓。

一般來說，一個城市人口達到 25 萬，才能顯示出規模效應，低於這個數字，就存在城市資源浪費現象。
而我國 2000 年 2074 個縣級城市非農業戶口上 20 萬的只有 311 個。
也就是說，這些城市中僅 13.1% 達到了應有的規模，還有 86.9% 的城市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發展空間很大。
3 我國大中型城市的發展空間也很大，比如北京，2005 年底常住人口為 1536 萬人，面積 1.68 萬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914 人（而首爾是 1.8 萬人）。
但北京城區人口實際上只有 500 萬，都集中在城區狹小的地方，四環以內人口密度比首爾和東京還要大。

仲大軍認為北京目前還根本算不上世界大城市，在世界上只是一個中等城市，人口規模實際上連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都比不上。
仲大軍認為北京根本不需要控制外來人口，更不需要嚴格的戶籍管制，關鍵是發展模式，那就是減少中心城市密度，建立現代交通，向外擴展。
4 一旦北京人口密度達到首爾人口密度的三分之一，那麼北京可以容納一億人口。
要是京津冀地區統一開發，可以開發成一個人口眾多、經濟實力超強的國際大都市圈。
當然凡事都有一個度，需要循序漸進。

我國都市圈建設還在佈局中。
隨著內地人口大量遷往沿海和大城市，而苛刻的計劃生育政策又限制了人口再生產，今後內地的地級市都難以出現規模效應，更不用說縣城了，可以說是計劃生育阻礙了今後的經濟發展。
生產力最活躍的要素是人，現在的人員流動方向其實意味著今後各地經濟實力的佈局，流動的不光是人口，也是實力。
由於城市的雪球效應，今後內地與沿海的經濟差別將會越來越大。

中國前幾年流傳要調整行政區劃。
其實為時過早，需要等到都市圈建成後才便於調整行政區劃。

人口越多，人均軍事負擔越小，智力資源越豐富，市場越大，技術優勢也就越容易發揮。

假如一項科技成果成本1000 萬，除去製造成本外，每個產品分攤 100 元技術費用，需要賣出十萬個以上產品才合算。
要是有賣出十萬個產品的市場，研發單位不可能冒風險啟動這項課題；
要是只有賣出
12 萬個產品的市場，研發單位能夠賺一點點；
要是有賣出1000 萬個產品的市場，每個產品只加十元技術費用（大眾得益），企業還是能夠獲得鉅額利潤，其他企業也會參與競爭。

通過競爭，最後成本可能降低到 500 萬，每個產品加一元技術費用，企業還有大量利潤，用這個利潤可以進一步提高研發能力，研發其他新產品。
日本和德國都想向中國推銷鐵路技術以解決他們的產業空洞化問題。

隨著城市化的進程，以前的奢侈品開始進入普通家庭。
比如以前電話、手機是身份的象徵，現在電話、手機已經普及了。

1980 年代美國長途電話還非常貴，只能長話短說。
現在只有兩三分錢一分鐘，幾乎免費。
驛馬時代跨省寄遞一封信，需要幾個月時間；
郵政時代只需要幾天時間；
現在電子郵件時代，幾秒鐘就可送達。

人口密度效應在交通運輸上體現得最充分。
人口密度越大，人均交通成本就越低。
在同等條件下，一個國家人口密度越大，在單位時間內，這個國家的人均單位貨物長距離遷移的距離越短。
日本鐵路 2.36 萬公里，人口 1.27 億，人均 0.185 米；

德國鐵路 4.72 萬公里，人口 8242 萬，人均鐵路 0.573 米；
澳大利亞鐵路 4.77 萬公里，人口 2026 萬，人均2.356 米。
從人均鐵路里程來說，澳大利亞最發達，日本最落後；
但是事實上，日本的鐵路運輸最便利。
日本每年有 226.3 億人次乘坐旅客列車，按日本總人口來計算，每年人均乘坐鐵路列車將近 200 次，而與日本國土面積大致相同的德國，鐵路的人均利用率不足 20 次，因此可以說，日本鐵路的運輸效率是世界上最高的。

由於鐵路利用率高，就使得成本降低。
日本的鐵路服務質量也很高，發展起高速鐵路，而澳大利亞卻不可能發展起高速鐵路。
以每公里鐵路造價 2000 萬元人民幣（客運專線造價每公里一億元以上）計算，那麼每米造價兩萬元。
日本人均花在鐵路上的費用只有 3696 元，澳大利亞人均卻要花費 4.7 萬元，而享受到的交通便利和服務卻反而沒有日本高。
中國人均鐵路只有 5.7 厘米，要是一些人口稀少的小國也只有這麼長的鐵路，國民經濟是無法運轉的。

公共汽車也一樣，小城市由於人口少，公共汽車的班次很稀少，乘一次車要等很長的時間；
大城市人口多，幾分鐘一趟車。

娛樂產業也不例外。
相同成本拍攝的電視、電影因為觀眾增加，賺的錢也多。

賺的錢多，競爭也就激烈，結果是導演和演員的素質提高，可以花費更多的錢進行娛樂投資。
老百姓花費很少的錢就可以看高檔次的表演。
美國在電影業方面的壟斷地位就與其人口數量很有關係。

旅遊業也一樣。

一個旅遊景點要是有大量的遊客，就有資金進行景點建設，提高服務質量，遊客人均擔負的費用就越低。
要是遊客太少，很多有潛力的旅遊景點就無法開闢。

1960 年代以後，由於市場需求的推動，半導體的集成度每 18 個月翻一番，與此同時，半導體的價格卻持續下降；
半導體性能每 18 個月翻一番的局面已經持續三十多年，估計還將持續 20 年。

這就是著名的摩爾定律。
摩爾定律揭示了半導體和計算機工業作為信息產業內部的發動機，以指數形式實現持續變革的作用。

1990 年代以來，互聯網絡不僅呈現了這種超乎尋常的指數增長趨勢，而且爆炸性地向經濟和社會各個領域進行廣泛的滲透和擴張。
鮑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是以太網（Ethernet）的發明者，他揭開了網絡價值的秘密：
「網絡的價值與網絡使用者的平方成正比。」
如果只有一部電話，那麼這部電話實際上就沒有任何經濟價值，如果有兩部電話，根據梅特卡夫法則，電話網絡的經濟價值等於電話數量的平方，也就是從零上昇到二的平方，即等於四，如果再增加一部電話，那麼，這個電話網絡的經濟價值就上昇到三的平方，即等於九。
也就是說，一個網絡的經濟價值是按照指數級上昇的，而不是按照算術級上昇的。
計算機網絡的數目越多，它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就越大。
互聯網公司股票攪亂了整個華爾街的傳統秩序，也就是說信息法則正在取代貨幣法則。
結果，經過一百多年工業社會財富積累的資本家，正在不知不覺中將自己的財富轉移給信息社會的新寵兒們。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網絡」的概念可以並不僅限於計算機網絡，所以梅特卡夫法則的適用範圍可以大大推廣。
比如互聯網上的用戶越多，觀點碰撞就越頻繁，新的觀點就越容易迸發，政府的決策也就可以更科學合理。

從世界範圍看，在自然條件差不多的地區，人口越稠密的地區經濟越發達，這就是規模效應。
在社會發展程度相同時（中國、印度與美國差距近百年，因此不具可比性；

但中國與印度，美國與歐盟國家可以做同等類比），人口規模決定市場規模。

人口規模優勢和密度優勢使得「人多力量大」，能夠主導世界市場，更容易獲取全球資源。
比如日本自然資源缺乏，但是能夠獲取全球資源，而一些資源豐富的國家，反而只能廉價出賣資源（等於倒貼廉價勞動力），日本、美國光是勞動力價格就不允許其以那種價格開採資源（美國因此很少開採自己的資源，而願意購買他國資源）。
今後如果資源短缺的話，最先出現問題的是資源輸出國，而不是消費國。

美國人口優勢
美國之所以是發達國家中最強大的國家，原因之一是，美國是發達國家中人口最多的國家（人口數量僅次於中國和印度，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國），在發達國家中具有最大的人口規模效益。
除了經濟上的競爭優勢外，科技創新與歐洲的差距也越來越大，諾貝爾獎得主越來越多地集中到美國。
1901~1936 年，美國有 13 人獲得諾貝爾獎，佔全球獲獎者（126 人）的 10.3 %；

1943~1997 年，美國有 170 人獲獎，佔全球獲獎者（320 人）的 53%；
1998~2000 年，美國有 16 人獲獎，佔全球獲獎者（25人）的 64%，其中 2000 年美國有八人獲獎，佔全球獲獎者（11 人）的 72.7%。
美國科學家囊括 2006 年諾貝爾化學、物理、醫學獎。
隨著歐洲人口萎縮而美國人口增長，今後歐洲與美國在科技上面的差距將會越來越大。

據 2002 年的 The Economist （《經濟學家》）的分析，1950 年，西歐（這裡的歐洲指的是冷戰時期非社會主義國家，人口比歐盟 15 國稍多）人口超過美國整整一倍：
3.04 億（其中歐盟 15 國人口為 2.96 億）對 1.52 億。
此後大西洋兩岸生育率都下降，1970~1985年，美國生育率略低於歐洲。
然而，1980 年代，某種奇怪的情況開始發生。
美國的生育率突然開始扭轉其下降趨勢，到 1990 年代，美國的生育率恢復到了略低於 2.1 的標準。
而歐洲生育率仍然繼續下滑。

2000 年美國人口 2.81 億，西歐的人口也比美國多出一億多。
歐盟的委員們喜歡自吹自擂地說，歐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
因此，他們在貿易談判中要求獲得與美國同等的地位。
一些人也認為，由於人口相當，歐元有一天將成為與美元對抗的國際儲備貨幣。
但是，這樣的地位維持不了幾天。

根據人口學上保守的預測，到 2040 年，美國的人口將超過西歐。
而根據更大膽的預測，到 2030 年，美國的人口就會超過西歐。
到了 2050 年，歐洲人口將跌至 3.6 億，美國人口將達到 5.5 億。
如今美國的國民平均收入比歐洲高出三分之一。
如果這一水平能夠維持，那麼即使中歐和東歐諸國加入了歐盟，美國的經濟也將比歐洲大出一倍多。

由於擁有 4.0~5.5 億富裕的消費者，美國市場對外國公司來說無疑比如今更重要。
較高的生育率和更多的移民不僅產生更多的人口，而且產生一個更年輕、種族上更融合以及總的說來更充滿活力的社會。
根據密歇根大學人口學家比爾．弗雷（Bill Frey）的說法，到 2050 年，美國的中位數年齡將是 36.2 歲，而歐洲的中位數年齡將是 52.7 歲。
這是一種令人吃驚的差別，幾乎完全是由歐洲人口的迅速衰老造成的。
就目前而言，中位數年齡在美國是 35.5 歲，在歐洲是 37.7 歲。

換句話說，中位數年齡的差異有可能從兩歲昇至 2050 年時的 17 歲，基本上是兩代人。
年輕的人口，無疑將使美國在經濟競爭中處於有利地位。
5 2006 年 10 月 17 日美國人口總數已達三億。
中國一些學者開始為美國擔憂，認為人口增加將導致美國國力、生活水平下降。
但是美國很多學者認為人口增加意味著繁榮，美國突破人口三億大關象徵著美國比起歐洲和日本等其他工業化發達國家來說經濟上更具活力，政治制度上更具吸引力。

美國卡托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中心主任 Daniel T. Griswold 說，美國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質量的上昇成正比。
美國人口是一百年前的四倍，但是美國人比 1906 年生活得要好得多，平均壽命從 48 歲增加到 78 歲；
新生兒死亡率大大下降；
美國控制了致命傳染病的流行；
美國人民呼吸的空氣更新鮮，飲用的水更清潔，食品更加豐富多樣，住房面積更寬敞。

他認為，沒有理由質疑生活質量上昇的趨勢會因為人口的增長而起變化。
同時，Griswold 認為，美國人口增長速度不是快了，而是慢了。
他說，自 1900 年以來，美國人口一直維持 1.31 % 的增長。
但在過去 15 年裡，降到每年 1.16 %。
2000 年以來，人口增長率跌到 1% 以下。

因此，Griswold 認為，美國突破人口三億大關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
他說，美國人口眾多才能產生一個鉅大的消費市場，才能刺激創新和經濟的活力。
6 美國只有三億人口，但紐約、費城、芝加哥一樣非常擁擠。
連在中國人眼裡生態很差的亞利桑那州的圖森也有上百萬人口（到處是沙漠，最高的植物是仙人掌，比房子還高）。
城市化意味著更多的工作機會，意味著更豐富多彩的生活（雖然有些地方要差一些）。

西歐國家人口低慣性緩慢增長，由於人口遷移，很多中小城市人口早已減少，小城鎮一個個消失，但大城市人口卻快速增加。
就算中國人口只有六億，上海等城市還有現在這麼擁擠。

就連美國威斯康星州的 Madison 和密歇根州的 Ann Arbor這樣二十幾萬人口的大學城，雖然總面積很大，但中心區域一樣高樓林立，70% 的市民都在中心區域上班，停車都成問題（還得交費），上下班開車一樣擁擠。

前幾年 IBM 公司在明尼蘇達的 Rochester 有個分部，由於該市只有兩個主要單位：
Mayo Clinic 和 IBM 的分部，因此房子價格猛漲，但這幾年電腦行業不景氣，IBM 大量裁員，房價猛跌，整個城市的心理沒有以前踏實。

美國明尼蘇達州與威斯康星州相鄰，都在五大湖區，人口差不多（威斯康星稍微多一些），自然資源也差不多。
明尼蘇達州的氣溫可以說相當極端，冬天的寒冷是非常著名的，全年有五個月冰雪封地。
威斯康星州的氣候、交通條件要稍微好一些，但是明尼蘇達的經濟比威斯康星要好。

為什麼？
因為明尼蘇達發展大都市，人口集中；
威斯康星人口比較分散。
明尼蘇達的最大城市是明尼阿波利斯，首府在聖保羅，這兩座城市相距很近，被統一開發，現在全州人口一半以上是在這兩座城市圈。
規模效應導致經濟發展好，家庭收入在全美排名前八位，企業也紛紛遷入，人口也在增加。

威斯康星的最大城市是密爾沃基，州政府在大學城麥迪遜，這兩座城市與明尼蘇達的明尼阿波利斯和聖保羅差不多，可惜相距太遠。
另外有好多個十幾、二十萬人口的小城市。
導致威斯康星人口分散，沒有形成大都市圈，經濟發展勢頭不足，很多企業外遷。

美國雖然人稀地廣，但是經濟發達地區人口也是非常稠密，而其他地方卻還沒有開發。

美國加州一個州的經濟實力就列全世界前幾位。
伊利諾州一個芝加哥（800 萬人口）就已經不得了，而伊利諾州有很大的空間再建四五個芝加哥，要是這樣的話，不得了！美國人口有序地增加到 13 億，經濟實力和科研實力將增長數倍。
美國科研實力增加全球都獲益，當然美國可獲得更大的利益。

加拿大和俄羅斯人口比美國少，失業率為什麼反而更高？

就業機會是誰創造的？
是人！人多意味著創造的就業機會也多。

失業就像單身一樣，在什麼社會都存在。
不要以為某著名演員死了配偶，你就增加了結婚機會。

不要以為美國將印度和中國的電腦技術人員都趕走，美國電腦行業就增加了就業率，恰恰相反，電腦行業可能萎縮，失業率更高。
就算整個北京 90 % 的人搬走，10 % 留下來的人連基本的道路維修都不可能，城市怎麼運轉？

韓信點兵，多多益善。
現在信息技術的發展，城市的網絡化管理將使得城市的管理更加有序。

中印崛起的人口因素
中、印都是文明古國，憑藉其眾多的人口為世界文明做出了傑出貢獻，但近代都落後於西方，在歷史博物館裡你能體會到這種文明的更替。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格局仍然沒有大的改變（要說有改變的話就是亞洲幾個小國家的興起），發達國家仍然是發達國家，窮國仍然是窮國。
但近些年開始，世界格局開始改變，主要是中國和印度（可能還應包括巴西）的興起：
有人口密度優勢和人口規模優勢，有足夠的勞動人口重新推動了這兩國的崛起。

現在的發達國家的原始積累都有其特殊原因，如殖民經濟、市場獨佔、資源掠奪。
但現在中國和印度都沒有這些發達國家當初興起的條件，不可能通過殖民和資源掠奪來進行原始積累，也不可能壟斷市場，本身資源也缺乏，但中國和印度有一個有利因素就是人力資源豐富。

教育是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的途徑。

生產力的提高取決於勞動力素質的提高。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指出：
「影響經濟發展的諸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關鍵的。
經濟發展主要取決於人的質量的提高，而不是自然資源的豐瘠或資本的多寡。」
因此對於中印這樣的國家，必須在通過廉價勞動力進行原始積累的同時加大教育和科研的投入，不能指望永遠依靠廉價勞動力。

教育將使大量的人口變為寶貴的人力資源，否則將成為國家的負擔。
教育的失誤將使手中的人口王牌變成包袱！
教育固然重要，但並不僅僅是多讀幾年書這麼簡單，教育必須優化，各層次各專業必須合理配置，以適應今後經濟發展的需要，否則本身就是鉅大的浪費。
比如說花費鉅資培養一大批不適合今後發展專業的博士，還不如用這些資源發展職業技術教育。
知識更新很快，要求受教育時間延長，但人一生工作的時間卻是有限的（尤其在知識經濟時代，老齡人對新的知識和科學技術的接受能力差一些），這就決定了一個人不可能花費過多的時間接受學校教育。

因此今後的教育應該是在教授基本知識的前提下，提高接受新知識的能力，而不僅僅是灌輸知識本身。
即使再延長學校教育（教育成本也相應增加很多），由於知識的更新，以前學的知識還沒有轉化為社會財富又過時了，導致鉅大的人力物力浪費。
因此應該在實踐中學習，而不是延長在學校的時間。
並且現在的教育制度已經與生育生理產生衝突，等到接受完教育後，黃金生育時間已經流逝。
因此國家必須從宏觀上調整現有教育結構，改變學制，使得絕大多數婦女在 20 歲出頭完成基本教育，讓有限的教育資源產生最大的效益。

今後商品中單純的與自然環境直接相關的產品的比例將不斷下降，而人力資源產品比例將不斷增加（比如電腦硬件可能會是免費的，公司靠軟件賺錢；
藥品中原料成本將很低，高的是智力成本）。
比如產品一旦出現質量問題，廠家寧願換一個新的給你，而不願意維修，因為產品中成本最高的部分是技術，而技術受專利保護後複製成產品的成本是很低的，而維修又得單獨耗費智力成本，倒不如換新的給顧客。
現在美國的一些電子產品的售後服務就已經是這樣了。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錄製一張光盤要花費很多智力成本，但複製成很多拷貝時成本很低，廠家關心的是賣給了多少人（只要這些人不另外出售，給幾張拷貝都沒問題），而不是賣出了多少張光盤。
人力資源將成為最主要的資源。
出生率下降以及人口平均年齡提高將加重各國社會保障體系的負擔，並導致生產力下降。
為了緩解這種壓力，今後爭奪移民將比現在爭奪能源更為激烈。

因此既然我們作為一個整體，就應該從國家角度來考慮問題。
在知識經濟時代，沒有接受必要教育的人今後是無法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可能反而成為社會的負擔。
因此國家應該通過稅收、價格等手段實行財富重新分配，以國家財政角度重新分配教育資源，而不是現在這樣以縣、鄉財政來決定教育投入（現在很多貧困地區由於特殊原因暫時落後，無力增加教育投資，將導致他們今後在知識經濟時代又處於一個很不公平的起點），降低教育成本，讓大多數人都能夠接受教育。
給貧窮地區的年輕人以希望，就等於增加國家將來的希望，沒有比這更合算的投資了。

中國的計劃生育以及在教育和科研方面的低投入其實是在透支可持續發展的潛力。
教育的失誤將使手中的人口王牌變成包袱！中國有足夠的錢用來投入教育，但不合理的制度使國家不能重新分配財富，使大量應該受到教育的青年沒有機會，這些人本來應該成為未來國家財富的創造者，因為沒有得到足夠的教育訓練今後可能反而變成社會的負擔。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還很低，全球企業都往中國跑，現在有第三世界中綜合素質最高的勞動力和比較大的國內市場，今後有鉅大市場，想不發展起來都不行（計劃生育既減少勞力，又減少市場）。
俄羅斯資源豐富吧，怎麼國際大公司都跑到中國和印度，不去俄羅斯？

對比今天的中印和俄羅斯，就可以發現，豐富的資源也並非首要的，人口資源永遠是生產的第一要素！
假設人類都是坐吃山空的敗家子，當然人口越少越好，除了不要小孩外，可能還要殘殺親人；
要是將人類視為財富的創造者，人力資源就成為最寶貴的資源。
人力資源永遠是最主要的資源，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部分，只是中間一段發展時間人口過多，很多人就本末倒置了。
以人為本，今後連人都過度減少，還以什麼為本？

註釋和出處：
1
王東京：
〈看準城市規模效應〉，中國城市化網站，2004 年
3 月 7 日（http://www.curb.com.cn/pageshow.asp?id_forum=
001267）。

2 梁 紫 星 ：
 〈 被 誇 大 了 的 環 境 危 機 〉 ， 《 科 普 雜 誌 》 ，2 0 0 4 年
第三期。
3 王東京：
〈看準城市規模效應〉，中國城市化網站，2004 年 3 月
7 日（http://www.curb.com.cn/pageshow.asp?id_forum=
001267）。

4 仲大軍：
〈我們怎樣看待城市擴展〉，《中國報道週刊》，2002 年
3 月 22 日（http://www.weachina.com/html/01369.htm）。
5 Demography and the West-Half a Billion Americans？
The
Economist ，Aug 22nd，2002（http://economist.com/printedition/displayStory.cfm?Story_ID=1291056；

http://www.soc.upenn.edu/courses/2003/fall/soc430_hpkohler/readings/half-a-billion-americans.pdf）。
6 Daniel T. Griswold：
America，300 Million Strong，The Cato
Institute，October 11，2006（http://www.freetrade.org/node/514）。

「省養兒女的錢」是省不出來的
對孩子的投入（包括精力、感情和金錢的投入）就像給莊稼施肥一樣，需要適可而止。
假如單位面積的菜地最佳允許種植三棵莊稼，種三棵莊稼的成本是種植一棵莊稼的 1.6 倍。
而有人卻出了個餿主意，說是將本來用於三棵莊稼的肥料用於一棵更好，產量更高。
這就是典型的「高投入高產出」思路。

其實施肥過量是有害的。
一方面危害莊稼本身：
一個是容易倒伏，倒伏一旦出現，就必然導致糧食減產；
另一個是容易發生病蟲害，氮肥施用過多，會使莊稼的抗病蟲能力減弱，易遭病蟲侵染，繼而增加消滅病蟲害的農藥用量，直接威脅了食品的安全性。
此外過多施用的肥料超過土壤的保持能力時，就會流入周圍的水體中，形成農業面源污染、造成水體富營養化，導致藻類滋生，繼而破壞水環境。
據統計，中國每年因不合理施肥造成 1000 多萬噸的氮素流失到農田之外，直接經濟損失約 300 億元。

過量的肥料會滲入 20 米以內的淺層地下水中，使得地下水硝酸鹽含量增加。
有科學家發現長期飲用含硝酸鹽多的水對人體健康有危害。
現在農業上提倡「測土配方施肥」，合理施肥不但減少肥料的開支，更增加糧食產量。
1 就是說不合理的過多施肥不但降低莊稼產量，而且引起土壤退化，對環境也有損害。

養孩子也一樣，獨生子女培養成本增高，但是素質卻降低，高投入不一定高產出。

經濟學者認為，在美國這樣的主流家庭養育三個孩子的社會，養三個孩子的花銷只相當於養一個孩子花費的 1.6 倍，可三個孩子長大後為社會創造的財富卻是一個孩子的三倍。
可見中國獨生子女政策少生孩子帶來的所謂「人口紅利」被大量浪費了。
「省錢養兒女」是可行的，但「省養兒女的錢」 是省不出來的，1980 年代初農村那些生育兩三個孩子的父母辛辛苦苦將孩子拉扯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鉅額計劃生育罰款），當時生活是苦一點，但咬咬牙，挺一挺也就過來了；

而那些獨生子女家庭，當時生活是稍微好一些（但沒有質的差別），多餘的精力和時間可以用來打麻將、養寵物，但是現在不少獨生子女家庭生活水平反而偏低，需要國家用「少生獎」來扶貧，（不是說少生快富嗎？
不是說少生孩子可以提高孩子素質嗎？
怎麼還要靠慢富的人納稅來扶貧？
）尤其是這些家庭今後的日子更加艱難。
想想看，當初每月幾十元的收入，假如不用來養孩子的話，這些錢也用掉了，即使特意設立一個賬戶，當年存的錢到現在也不值錢了，但卻少了一兩個可以憑藉養老的孩子。

現在很多農村獨生子女父母很後悔當初沒有「超生」（實際上生育兩三個孩子是合情合理的，由於過激計劃生育政策的存在變為「超生」）。
建議黃宏、宋丹丹在春節晚會上續演小品《超生游擊隊》，當年那些「超生」的孩子都長大了，將他們的家庭與獨生子女農民家庭對比。

對「計劃生育貢獻論」算法的剖析
計生委主任張維慶驕傲地宣稱到 1998 年底少生了三億多人，到 2005 年底減少了四億人口，「計劃生育對於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鉅大貢獻」，「計劃生育成就功不可沒或者叫功德無量」。

真的如此嗎？

1999 年 9 月 29 日的《人民日報》有一篇文章，題目為〈計劃生育近三十年效益鉅大 ─ 少生 3.38 億人為全社會節省撫養費 7.4 萬億元〉。
2 文章說：
「據計算，目前我國每個少年兒童 0~16 歲的撫養費，農村至少為 4.1 萬元，城市至少為 11 萬元。
兒童撫養費以家庭撫養為主，約佔 86%；

以社會撫養為輔，約佔 14 % 。
以減少出生 3.38 億人計，為廣大城鄉家庭節省 6.4 萬億元撫養費，為國家節省一萬億元撫養費，兩者合計共為全社會節省 7.4 萬億元兒童撫養費，這幾乎等於 1997 年我國全年的國內生產總值。
少生 3.38 億人，更緩解了人口對社會生產和生活領域的沉重壓力，促進國民經濟更快發展和人民生活顯著提高。
1979 年至 1998 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 417.7 元增至 6490.1 元，居民消費水平從 227.0 元增至 3094.0 元，計劃生育為實現三步走、奔小康的戰略目標作出了鉅大的貢獻。」
1999 年的《人民日報》以 1998 年畸形的高養育成本（其中很大原因是由於計劃生育政策本身）來推測計劃生育節省的社會成本，認為為家庭和社會節省撫養費 7.4 萬億元，考慮到有的孩子還沒有滿 16 歲，平均每人節省 2.2 萬元。

這樣看來，好像中國現在的經濟成長都歸因於人口的減少，改革開放政策以及生產力發展反而一點功勞也沒有！這是非常滑稽的結論！計生委將中國經濟發展的功勞全歸功於人口減少，給人一種即使不幹活光靠減少人口就可致富的感覺。
就算真的省了 7.4 萬億，但這三億多人口今後所創造的價值又是 7.4 萬億的多少倍？
按照計生委的說法，毛澤東時代因為「誤批」馬寅初而「誤增三億」，光培養成本就增加了 6.568 萬億，而根據新華社公佈的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數據， 3 從 1959 年到 1979 年這 21 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一共才 4.648 萬億，比 6.568 萬億還少 1.92 萬億，就是說當初要是也計劃生育的話，不幹活就可以致富了！印度沒有強迫進行計劃生育，經濟改革比中國晚十幾年，但現在的經濟增長勢頭與中國不分上下，潛力比中國還大，照計生委的說法，扣除人口增加的成本，印度事實的成就遠比中國大，我們一直宣傳的社會主義優越性被計生委一下子就抹煞了。

2002 年類似的宣傳在《人民日報》又重複了一遍：
「9 月 1 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正式實施的第一天。

20 年前的今天，即 1982 年 9 月 1 日，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中央正式將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
統計顯示，20 年來，全國累計少出生人口近三億，平均每個家庭少生了 0.74 個孩子，為家庭和社會節省撫養費六萬億元，節省物質技術裝備費 5.9 萬億元。」
4 這次說的是 1982 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
成本又增加了，由1 998 年平均每人 2.2 萬元增加到四萬元，三億人口共節省 11.9 萬億，相當於 1982~1991 年這十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和，要是當時乾脆一個孩子都不生的話，節省的經費可能超過 1992~2002 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和，不幹活就實現共產主義了！
依照張維慶主任的說法，到 2005 年底共少生四億多人口，並且滿 16 歲的比例增加，而這幾年成本更高，上海市一些地區 2003 年的成本宣傳為高達 49 萬元了，從全國成本來說比 1998 年至少增加三倍。

那麼以現在的價格計算，少生的四億人口節省了至少 30 萬億元，相當於 1972~1995 年國內生產總值總和。

美國養育孩子到 18 歲家庭花費就達 16.5 萬美元（還不包括讀大學的錢），但是養育一個孩子的家庭並沒有比養育三個孩子的家庭多存 33 萬元錢，並且生活質量也沒有高多少。
美國平均每個婦女生育 2.1 個孩子，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日本的婦女平均分別只生育 0.9、1.25 個孩子，以中國人口學界的那種算法，香港、日本生活水平目前接近美國的水平完全是因為少生一個孩子，否則生活質量只能算是中等發達水平，為了繼續追趕美國的生活水平，生育率應該繼續下降才是，香港、日本目前鼓勵生育是愚蠢的。
可見用平均每個孩子的花費來計算計劃生育的貢獻是滑稽的，尤其是中國畸形的高養育成本與過激的計劃生育政策有很大的關係。

以購買力計算，2005 年美國人均 GDP 41800 美元，香港為 32900 美元（官方匯率為 2.5 萬美元）。
美國每個婦女生 2.1 個孩子，香港生 0.95 個左右孩子，美國每個婦女平均比香港多生 1.15 個孩子。
美國養育一個孩子每年平均花費一萬美元。
美國 4.1 口之家平均創造 GDP 為 17.138 萬美元，香港 2.95 口之家平均創造 GDP 為 9.7055 萬美元。

那麼依照中國計生委的算法，要是美國婦女也像香港那樣平均只生 0.95 個孩子，每個家庭節省 1.15 萬美元，加上 17.138 萬美元，共有 18.288 萬美元，2.95 口之家人均 GDP 為 6.2 萬美元，比現在多出 48.3%！這還不計算因少生孩子而增加婦女工作時間所創造的財富。
看來美國總統鼓勵生育是因為錢多得沒有地方花了，故意拖延經濟發展的速度。
而要是香港婦女像美國這樣平均生育 2.1 個孩子，那麼每個家庭等於多出 1.15 萬美元花費，9.7055 萬美元減去這 1.15 萬美元，等於 8.5555 萬美元，4.1 口之家人均 GDP 為 2.08 萬美元，只有現在的 63%。
而香港要縮短與美國的差距，就應該連目前的 0.95 個孩子都不生，每個家庭節省 0.95 萬美元，兩口之家人均 GDP 為 3.765 萬美元，也還是沒有美國現在多。

就像一輛可載 40 個人的長途巴士，只乘載了十個乘客，汽油費和汽車損耗費 500 元，每人平均 50 元。
要是乘載了 30 個乘客的話，耗費只稍微增加一點，只有 600 元，平均每人 20 元。
而依照計生委的思路，要是乘載 30 個乘客的話，就需要花費 1500 元了，只乘載了十個乘客反而節省了 1000 元。

吳洪森在〈關於計劃生育的另一種思考〉一文中指出：
農村女性受教育程度達到高中的，生育率只有 1.2 的水平。

30 年的計劃生育經費總值估計在 3000 億元，假如將這 3000 億元用來普及教育，就有三億人可以讀完初中。
中國目前文盲和半文盲總人口只有 1.8 億，還可以多出一大筆錢來提供高中教育，假如教育政策傾向女性，中國不但全面掃盲，而且還多出一億多有高中畢業程度的女性。
5 一方面同樣可降低生育率，更重要的是能提高人口素質。

並且上面《人民日報》的那種對比算法本身就很滑稽：
「1979~1998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 417.7 元增至 6490.1 元，居民消費水平從 227.0 元增至 3094.0 元」，難道 1998 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 1979 年提高了 15.5 倍？

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 1979 年是 1.4962，1998 年是 8.2789，就是說，1979 年的 417.1元人民幣相當於 279.2 美元，1998 年的 6490.1 元人民幣相當於 783.9 美元，二者只相差 2.8 倍。
即便用人均 GDP 這個指標，也需要考慮通貨膨脹，以及與國際主要貨幣的匯率變化等因素，不能靜止地用本國的指標，而應該用國際標準化的指標。
並且人均 GDP 並不能準確反映生活質量，比如，2005 年人均 GDP 美國是 41800 美元，中國是 14000 人民幣（折合約為 1700 美元），中國一個縣城家庭月收入 2000 元人民幣生活質量並不差，但美國月收入 245 美元無法生存。
就算以購買力計算，中國人均 GDP 14000 人民幣也只折合 6000 美元左右，美國月薪 600 美元的家庭生活質量也遠遠沒有中國月薪 1400 元人民幣的農民家庭生活質量高。

中印比較：
計劃生育沒有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任何貢獻
我們通過比較中國與印度的 HDI 變化情況來評估計劃生育是否對中國做出了貢獻。

從「人均」角度看，HDI 遠比人均 GDP 要公平。
比如甲乙兩個 100 個人的單位都創造了 100 萬元的產值，人均是一萬元。

甲單位分配相對均勻，多的分到三萬，少的也有七千，既有適度的分配梯度（有利於保證積極性），又讓大家都有消費能力，這 100 萬元的產值紮紮實實提高了人民生活質量，消費進一步刺激了生產，構成了生產－消費－生產的良性循環，有可持續生產的能力。
而乙單位這 100 萬卻有 70 萬被十個人佔有（人均達到 7 萬元），剩下的 30 萬為 90 個人佔有（人均只有 3300 元），這 90 個窮人有消費意願但是沒有消費能力，十個富人的消費卻早就飽和，大量「剩餘產品」只有廉價出口。
雖然人均產值一樣，但從平均生活質量來說，乙單位並沒有甲單位高。
可見貧富差別太大，就必然導致有消費能力的消費飽和，而廣大百姓卻沒有消費能力，這樣雖然照樣在忙碌，照樣在消耗本國資源，照樣在污染環境，但產品卻只能廉價地外銷，本國百姓享受不到經濟發展的好處。
比如 1990 年代中期以來，雖然中國的 GDP 增長比較快，但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卻遠遠跟不上 GDP 的增長。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最終需要靠增加內需來推動，增加內需就必須促進分配的公平。

而 HDI 的三項指標中「平均預期壽命」、「總入學率和識字率」這兩項指標，就更能體現公平，因為富裕階層雖然醫療條件好，但壽命不見得延長太多，並且因為人數少，不影響整個人群的平均壽命；
富裕階層教育條件再好，但由於人數少，不影響整個人群的「總入學率和識字率」。

就像孩子讀書，縱向來看，每年都有進步，再差的學生六年級肯定比一年級的時候學的東西多，都可以說是「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但是橫向看，就不一樣了，三年級的時候是全班第一，到了六年級變成全班倒數第一，就只能說是學習成績退步了；
三年級時是中等成績，到六年級的時候也是中等成績，就只能說是不進步也不退步，至少不能說是「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中國和印度都是發展中國家，1950 年的時候兩國社會水平一致。

下面我們比較一下中國和印度的人類發展指數，看看中國的計劃生育是否「對於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鉅大貢獻」。

表~10.1：
中國、印度生育率的比較（1950~2000） 年份 1950 1965 1970 1972 1975 1980 1985 1990 1992 1995 2000 中國 5.81 6.08 5.81 4.98 3.57 2.24 2.20 2.37 1.68 1.48 1.23 印度 5.97 6.23 5.77 5.59 5.35 4.95 4.44 3.80 3.54 3.40 3.06
1971 年，以國務院批轉衛生部、商業部、燃料化學工業部〈關於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為標誌，中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
1973 年全國城鄉計劃生育工作全面開始，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中國生育率（每個婦女平均生育孩子數）從 1970 年的 5.8 快速下降到 1979 年的 2.75、1980 年的 2.24。

1980 年以〈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為標誌，中國開始推行獨生子女政策（政策生育率 1.38）。
但由於恢復農村的自然經濟，獨生子女政策受到了農民的強烈抵制，中國生育率在整個 1980 年代還維持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
受經濟結構和分配制度的影響，1990 年代以後生育率急劇下滑。

表~10.2：
中國、印度歷年人類發展指數（HDI）年份 195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3中國 0.1590.5250.5580.5940.6270.6830.7280.755印度 0.16 0.4120.4380.4760.5130.5460.5770.602資料來源：
〈2005 年人類發展報告〉，聯合國（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2005/）。

從上面兩個表可以看出，中國和印度 HDI 在 1950 年時沒有差別，兩國主要差別出現在 1975 年前，而這段時間兩國生育率沒有差別；
中國經濟改革始於 1979 年，而印度的經濟改革始於 1991 年，中國經濟改革比印度早 12 年；
印度的社會矛盾比中國複雜。
中國的 2003 年 HDI 比 1975 年增加 1.438 倍，同期印度增加 1.461 倍；

中國 2003 年 HDI 比 1980 年增加 1.353 倍，同期印度增加 1.374 倍。
從絕對數和相同起點來說，印度 1990 年的 HDI 接近中國 1975 年的 HDI，中國從 1975 年到 1990 年這 15 年增加 0.102，印度從 1990 年到2005 年這 15 年增加 0.106（印度從 2000 年到 2003 年這三年平均每年增加 0.0083 的話，2005 年應該為 0.619）。
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印度 HDI 比實行計劃生育的中國增加更快！
可見相對於印度來說，中國沒有進步也沒有大的退步，但是代價卻是鉅大的：
犧牲 2.3 億子孫和可持續發展的潛力，使得今後有四億老人老無所養！就是說「社會發展的成就」這個「麵包」只有一個，分給計劃生育的話，改革開放就沒有了；
分給改革開放的話，計劃生育就沒有了。

這是一個歷史悖論。
要是說計劃生育為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的話，豈不是說明中國的改革開放阻礙了社會發展？
要是說改革開放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的話，豈不說明計劃生育嚴重阻礙了社會發展？

表~10.3：
中國、印度人口出生時預期壽命（歲）

年份1960 1981 1991 1999
中國47.1 67.7 69.3 70.0
印度44.0 53.9 59.0 63.0
可見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差別並不是因為中國的計劃生育，中國的計劃生育並沒有為提高 HDI 做出貢獻。

經常有人聲稱中國國情特殊，所以必須大力推行計劃生育，和其他國家沒有可比性。
中國確實大，人口也多，影響可比性，不過有一個方法可以增加可比性，即選擇中國的一個地區和其他國家、地區作比較。
選擇東北三省與韓國作比較，爭議可能會少一點。
韓國曾經大大落後於東北三省，是最近幾十年才發展起來的，和發達國家相比又有一些差距，應該不會有人把它當做發展中國家或者發達國家取消比較資格。

依照聯合國發展署資料，在 1970~1975 年期間中國人預期壽命比韓國長 0.6 歲，2003 年比韓國短 5.4 歲。
韓國並沒有推行過強制過激的計劃生育政策（只是提倡過少生孩子），而且在 1990 年代中期以來一直鼓勵生育。
從韓國的發展進程可以看出，不實施強制計劃生育政策社會、經濟一樣可以發展。

1949 年，韓國的總產值只有中國東北三省的五分之一，工農業均比東北落後；

2005 年，韓國的總產值已經是東北的三倍多。
一上一下東北落後韓國 15 倍，有關部門聲稱對社會、經濟發展「功不可沒」的計劃生育政策究竟「功」在何處？
難道說沒有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話東北會落後更多倍？

通過降低人口分母能夠提高人均 GDP 嗎？

1980 年中國開始推行獨生子女政策，依照宋健的說法，「把人口增長速度降下來，是當前我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緊迫任務」。
就是說，通過減少人口分母來提前實行四個現代化。
當時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是為了減小分母，使得「到本世紀末工農業年總產值比 1980 年翻兩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
1981 年 6 月 12 日鄧小平在會見尼日利亞民族黨代表團時說：
「我們把計劃生育當作一個戰略問題。

我們必須實現這個目標。
否則，經濟增長的成果就被人口增長吃掉了。」

2006 年 3 月 8 日上午，新浪網特邀全國政協常委、國家計生委副主任潘貴玉做客嘉賓聊天室。
6 潘主任講話的主題就是〈一個政協委員的憂慮：
我國的分母怎麼辦？

〉。
潘貴玉說：
「聽了溫總理的報告，我也有一份擔憂，有時候還非常地憂鬱，我憂鬱的是什麼呢？
憂鬱的是這個分母不能很大，因為分母一大，它翻兩番就是嚴重的挑釁了。
所以我在這個兩會上大聲疾呼要重視分母，要大家一起像抓分子一樣地抓分母，如果只注重分子不控制好我們的分母，『十一五』規劃不可能實現，將是一紙空文。」


可見，中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目的自始至終都是為了減少人口分母來增加人均 GDP。
我們來分析一下通過減少分母是否真的能夠提高人均 GDP。

統計局資料顯示，2005 年底中國人口是 13.0756 億，現在每年只增加 700 多萬人口，今後幾年以每年 760 萬人口增量來推算（平均每年死亡 860 萬的話，每年需要出生 1620 萬，這五年共出生 8100 萬，生育率在 1.6 左右），到 2010 年人口只能達到 13.45 億；
而「十一五」規劃中央的 2010 年人口控制目標是 13.6 億（每年需要增加 1049 萬、出生 1909 萬人口，這五年共出生 9545 萬，生育率需要在 1.9 左右，其實即使停止計劃生育都不會超過這個數目）；

停止計劃生育並千方百計鼓勵生育，使得每年增加 1500 萬人口（每年平均出生 2360 萬，這五年共出生 11800 萬），到 2010 年也才 13.97 億，也不會超過 1996 年確定的 2010 年 14 億的控制目標。

2000 年我國人均 GDP 是 7086 元人民幣，如果到 2010 年翻一番的話，就要達到 14172 元。
以 13.45 億人口計算，2010 年總 GDP 為 190613 億。
就是說 2010 年總 GDP為 190613 億，13.45 億人口來分的話，人均 GDP 14172 元；

13.6 億人口來分的話，人均 GDP 14016 元；
13.97 億人口來分的話，人均 GDP 13644 元。
13644 元是 14172 元的 96.3%，但第三個方案五年出生人口卻比第一個方案多出 45.7 % 。
換句話說，第三個方案是犧牲 3.7% 的收入（其實並不一定真的減少 3.7% 的收入，因為現在決定生產的不是供給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這多出的 3700 萬人口的消費增加 GDP 總量），但是增加 45.7% 的新生人口（多出生 3700 萬人口）。
這多出的人口過 20 年左右都是青壯年勞動力，創造 GDP，大大增加那個時候 GDP 的分子；

並且也意味著 40 年左右後，當現在的育齡婦女老的時候，有 3700 萬家庭多一個孩子養老，對老年化嚴重的當時是雪中送炭（現在是九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2045 年的時候將是兩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
依照潘貴玉「像抓分子一樣的抓分母 」，那情況會如何？
降分母目前只有一個手段（李小平教授倒是提出了安樂死立法等計劃死亡的觀點，但計劃死亡的安樂死，是否應該取另外一個熟悉的名字 ─ 法西斯？
），就是降低出生率，就算 2006 年起一個孩子都不生育（以婦女平均 25 歲生孩子計算，等於 1981~1985 年這五年出生的 5015 萬婦女終身不育；
孩子是家庭的紐帶，5000 多萬沒有孩子的家庭增加了社會不穩定性；

本來應該用在孩子上面的精力花在娛樂場所敗壞社會風氣），今後每年死亡 860 萬左右人口，到 2010 年中國人口降低到 12.66 億。
總 GDP 為 190613 億，12.66 億人口來分的話，人均 GDP 15056 元，相對於 14172 元增加 6.2%。
為了增加這 6.2% 的收入（由於減少 7900 萬人口的消費，會減少總GDP，因此實際上不會增加 6.2% 的收入），減少分母（不生孩子），但使得今後 5015 萬對夫婦老無所養！這個代價也太大了吧！
這還只是從五年的角度看，從更長遠的角度看，現在停止計劃生育對今後更有利。

Amartya Sen（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 India：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 （《印度：
發展與分享》2005，第 112~142頁）中說：

令人害怕的人口危機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或者像印
度那樣的情形）事實是如何的仍然是一個值得爭論的問
題。
關注快速人口增長的情況下，實際上，涉及到一個良

好論據與對問題本質有相當誤解之間的組合。
這些誤解之
一是有關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繫。
有時認為，抑
制人口增長是提高人均 GNP 增長速度（或者預防它下降）

的必要手段。
然而，事實上，對於像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國
家，人口政策 ─ 與一般情況下一樣重要 ─ 可能對人均
經濟增長速度產生較少變化。

表~10.4：
印度和中國：
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1990~1999）
假定人口增長率下
年均人口 年均 GDP
國家年均人均 GDP增長率
增長率 增長率

印度人口增長率 中國人口增長率
印度  1.9 6.00  4.1 4.9
中國  1.1 10.7  8.8 9.6
這一觀點在上表中得以闡明。
如果中國有印度那樣

的人口增長速度（比如，以 1.9% 取代 1.1%），它的人
均 GDP 增長 ─ 假定總 GDP 增長速度沒有改變 ─ 僅僅
從 9.6% 下降為 8.8%（如果假定較高的人口增長率會提高
總 GDP 的增長速度，這種下降會更小。
這種假定比假設

總 GDP 不變更為合理，因為後者意味著增加的人口都是
不能從事生產的）。
同樣，如果印度成功地將人口增長率
降低到 1.1%（像中國一樣），它的人均 GDP 增長率將僅
僅從 4.1% 上昇到 4.9%。

中印之間人均收入增長率的對比
主要是由於中國在總收入增長速度上更快，而人口增長率
在這種對比中作用非常小。

可見 Amartya Sen 等人也認為中國的計劃生育並沒有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他們採用的是不同的指標，與我的結論是殊途同歸。

註釋和出處：
1
劉惠迪：
〈過量施用化肥，危害不容忽視〉，《光明日報》，
2006 年 2 月 23 日（http://www.sagc.org.cn/news/othernews/othernews083.jsp）。
2 于長洪、丁偉：
〈計劃生育近三十年效益鉅大 ─ 少生 3.38 億人為

全社會節省撫養費 7.4 萬億元〉，《人民日報》，1999 年 9 月 29 日
（http://www.people.com.cn/rmrb/199909/29/newfiles/wzb_19990929001046_5.html）。
3 〈經濟統計數字：
國內生產總值〉，新華網，2003 年 1 月 25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5/content_707555.htm）。

4 丁偉：
〈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造福於民 ─ 20 年全國少生人口近三億
家庭和社會節省撫養費六萬億元〉，《人民日報》，2002 年 9 月 2 日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64/7133/690066.html）。
5 吳洪森：
〈關於計劃生育的另一種思考〉，《羊城晚報》，
2003 年 11 月 17 日（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renkou/448167.htm）。

6 〈國家計生委副主任談免費強制婚檢和富人超生〉，新浪網，
2006 年 3 月 8 日（http://news.sina.com.cn/c/2006-03-08/13539297539.shtml）。

─ 少生孩子節省的錢到哪裡去了？

本末倒置的「人口紅利」理論
既然總和生育率（TFR）越低，人類發展指數（HDI）越高，那麼通過降低 TFR，就可以提高 HDI 了。
這也是中國計劃生育的初衷。
1980 年以來中國開始獨生子女政策，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似乎也「證實」了這一觀點。
中國經濟學界和人口學界有很多人仍然持這種觀點，並將生育率降低所引起的撫養比降低稱之為「人口紅利」。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蔡昉教授說：
「人口學家所謂的『人口紅利』的含義即是，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提高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的較高的資本積累。
當前，我國可以獲得的人口紅利對 GDP 增長的貢獻率佔到了 26.8%。
以『總撫養比』作人口年齡結構指標進行研究，1983~2000 年我國總撫養比下降對人均 GDP 增長貢獻率在 26.8 %。
撫養比每上昇一個百分點，我國人均 GDP 則上昇 0.116 個百分點，反之相同。」
1

國家計生委人口專家委員會委員胡鞍鋼教授使用回歸分析技術，比較我國 30 個省區市的經濟增長情況和生育率，得出結論：
人口增長率每降低一個千分點，人均 GDP 增長率可提高 0.36~0.59 個百分點，2 並進而推論：
「人口自然增長率只要降低幾個千分點就會明顯促進人均 GDP 增長。」
3 2000 年胡鞍鋼依此向中央提出「十五」計劃制定的建議：
繼續計劃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齡化改變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應保持其穩定性和連續性，鼓勵少數民族家庭實行計劃生育。
胡鞍鋼的這個結論隨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國家計生委〈西部大開發中的人口與發展問題研究報告〉等）。

依照胡鞍鋼的那種思路，很容易將發達國家發達的原因歸功於人口增長率降低，也就是將「生產力壓迫人口」所引起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降低誤當成「人口增長率降低促進經濟增長」。

但是胡鞍鋼的這種理論卻不能解釋廣東的現象：
廣東經濟發達但人口自然增長率卻反而高。
對此，胡鞍鋼認為，要是廣東人口增長率再降低一些的話，經濟會更好，因此建議廣東、海南要大力降低人口增長率。
胡鞍鋼的這種理論在美國也不見效，美國人口增長率比歐洲和日本高，經濟發展也比歐洲和日本快，那麼美國為了加速經濟增長，也應該計劃生育？

其實這種「人口紅利」理論是錯誤的，降低 TFR 卻並不能昇高 HDI，剛好相反，HDI 的提高是得益於當年的高TFR 的。

人口問題是慢性問題，要後看五百年，前看兩百年，並且要橫向比較。
眼光只局限於本國幾十年的歷程是無法準確把握人口的規律的。
研究現代人口數量改變，要回溯到哥倫布發現美洲；
探討生活質量改變，要回溯到英國工業革命。

幾千年生活水平沒有大的變化，工業化使得人類生活水平得到質的提高，西方發達國家如此，比中國大陸先行二十多年的韓國、中國臺灣省也如此，現在社會發展水平稍高於中國的巴西、泰國也還是如此。
同屬加勒比海地區的墨西哥、古巴採納不同的社會制度，古巴還長期遭受經濟封鎖，但是現在社會發展水平基本一致（2003 年古巴的 HDI 為 0.817，墨西哥的 HDI 為 0.814）。
1950~1970 年代是中國工業化奠基時期，是投入階段，這段時間生活水平仍然低。
1980 年代之後是工業化進入快速發展階段，開始收穫（比中國工業化起步晚十幾年的印度和越南1990 年代之後也開始進入收穫階段），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縱觀各國工業化歷程，可以發現一個規律：
工業革命的根本內在原因是人力資本的積累（而不是物質資本的積累）。
各國的工業革命都是倚賴人口資源、倚賴年輕的人口結構起家的，但是工業革命卻給人類生育帶來鉅大的變化，正如馬克思所說，「生產力壓迫人口」，導致家庭結構改變和男女分工紊亂，物質再生產侵佔人口再生產的時間和精力，引起生育率下降，伴隨撫養比降低。
就是說，生育率下降引起的撫養比降低是工業革命的伴隨現象，而不是工業革命的原因。
其實後期經濟快速發展是工業化的必然過程，是前期工業化的慣性作用（只要這種慣性不被刻意阻攔），而不是因為扶養比降低。
相反，由於生育率的下降，使得物質再生產也難以為繼。

將撫養比降低視為人口紅利，是本末倒置。
為了貪圖這種所謂的「人口紅利」而主動降低生育率，是拔苗助長。

就是說工業化導致人類幾千年未有之變局。
中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工業化的必然，只要在政策上不出太大問題（中國 1980 年以來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理論，並不一定比印度和越南 1990 年代以後的理論高明），就無法阻止生活水平的提高。

而中國恰恰 1980 年開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這種巧合卻被計生委利用，將工業化引起兩種意義相反的結果（生活水平提高和生育率自發下降）都視為計劃生育的成績。

計生委和人口學界說「人口紅利」是西方國家公認的概念。
但是發達國家又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通過主動減少人口、降低撫養比來獲取「人口紅利」的？
西方國家的學者不過將經濟發展和由其引起的扶養比降低進行簡單回歸分析而已，他們敢用他們的理論去指導他們國家的人口政策嗎？

我們比較一下「人口紅利」的含義和中國的現實。
人口紅利是「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提高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的較高的資本積累」。
而中國 1980 年以來是勞動力過剩，高就業壓力，人為降低生育率而將婦女推往勞動市場，只會加劇就業壓力而不會帶來額外的紅利（高就業壓力導致低工資水平，本來一個主要勞動力可以養活全家，現在夫婦倆都工作養活三口人都有壓力）；
1990 年之後中國的經濟問題是儲蓄率過高，資本收入太高而勞動收入太低（婦女勞動參入率提高所引起的），導致生產過剩和消費萎縮。

2002 年之後中國需要勞動力的時候（也就是 1980 年獨生子女政策之後出生的人口成為新增勞動力的時候），又因為勞動力不夠而出現勞動力短缺，民工荒愈演愈烈。
前面章節通過中印比較，也表明中國通過計劃生育主動降低撫養比並沒有為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任何貢獻。

可見，1980 年代之後中國的國情需要循序漸進的進行工業化，而不需要高生產率和高儲蓄率。
這種循序漸進的工業化不但能夠使得生產與消費保持和諧，人口與資源、環境保持和諧，並且使得 2002 年之後勞動力不短缺，經濟持續發展。

最近胡鞍鋼教授也已經意識到人口能夠促進 HDI 的提高，從而贊成二孩晚育方案。

中國 1950~1970 年代繁衍的人口成為現在的勞動力，這才是目前真正的「人口紅利」；
而 1980 年代計劃生育所導致的扶養比降低不但沒有帶來任何「人口紅利」，反而是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

世界銀行說中國人口紅利即將於 2010 年消失。
這是因為中國 1980 年之後新增的勞動人口不夠。
要是依照中國人口學界說降低撫養比是人口紅利的話，那麼實行更嚴格的計劃生育，繼續降低撫養比就是，人口紅利怎麼會消失？

總之，人口促進生產力，但是生產力又忘恩負義反過來壓迫人口。
政府需要做的是解放生產力對人口的壓迫，而不是成為生產力壓迫人口的幫兇。

「人口紅利」到哪裡去了？

依照計生委的算法，中國少生四億多孩子，降低了扶養比，應該有一個「人口紅利」時期。
通過比較中印兩國的人類發展指數，計劃生育並沒有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任何貢獻。
中國從 1980 年到 2005 年的平均生育率為 1.82（城市只有大約 1.0 左右），而印度為 3.71，就是說，印度每個婦女生育的孩子數平均是中國的 2.04 倍，是中國城市婦女的三倍多。
換句話說，相對於經濟發展並不算很成功的印度來說，中國是以 2~3 倍的綜合成本（不光是金錢）培養一個勞動力。
那麼中國少生數億孩子所創造的 「人口紅利」 到哪裡去了？

有什麼樣的生產力水平，就有什麼樣的消費水平和消費心理，人類幾千年歷來如此。
一個正常的社會就是主流家庭沒有太多餘錢，不然的話，沒人願意幹活了，社會就不會發展了。
只要民眾有閒錢，就會被人（政府或者市場）「盯上」。
過去由於糧食品種和肥料短缺等原因，需要 90 % 的人種地才能獲得必需的糧食，現在發達國家只需要不到 10 % 的人口從事糧食生產，但另外 90 % 的人照樣在忙碌。

美國、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主流家庭仍然沒有太多閒錢，還得辛辛苦苦養家餬口。
家庭的閒錢肯定會被人拿走，關鍵是被誰拿走，有什麼回報。
假如家庭有 1000 元的閒錢，被一家電器廠「盯上」，該廠為了拿走你這 1000 元，想方設法提高洗衣機質量、降低成本，將本來 1200 元的洗衣機的成本降低到 950 元，拿走你的 1000 元，工廠賺 50 元（部分用來研製你今後需要的冰箱），皆大歡喜，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要是你這 1000 元被賭場「盯上」，那麼你就極有可能血本無歸。
本來，計劃生育「節省」的錢是用來投資社會養老金、發展教育、提高醫療水平、促進經濟發展的，這也是當初實行計劃生育宣傳所要達到的目的，即提高人均生活水平。

但是，我們的社保制度在老年化來臨的時候還沒有建立，我們的教育、醫療和住房條件，即使相對於印度這個不太成功的、「超生」嚴重的國家，也沒有顯著進步，反而是不斷倒退的。
這些事實說明，我們的「人口紅利」並沒有被用來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
那麼中國少生數億孩子所「節省」的錢被誰「盯上」、到哪裡去了？

11.2.1 行政成本增加 ─ 比腐敗更致命的行政成本

從 1978 年至 2003 年的 25 年間，我國的行政管理費用增長了 87 倍（遠遠高於財政總支出的增長和 GDP 的增長），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由 4.71% 上昇到 19.03%，並且近年來還在以平均每年 23% 的速度增長。
4 到 2004 年增加到 5521.89 億元，而 1978 年只有 52.9 億元，增加 100 倍。
繁瑣的行政審批程序使政府機構設置臃腫，人員增加。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王健介紹，從經濟視角考察，即通過公務員與 GDP 的比例指標來看，我國是 39 人/百萬美元，大大高於發達國家（美國為 2.31 人/百萬美元），這表明我國公務員的數量相對國民經濟發展而言確實過多。
我國政府行政公務支出的比例約三倍於美國政府。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總人口中財政供養人口的比例為 600 比 1，而現在已經達到 26 比 1。
除去老弱病殘等非勞動力人口，差不多十個勞動人口養一個公務員。
從全國來說，光工資，每個公民就得為公務員承擔超過 1500 元（中國公務員年平均工資 15487 元，城市高達三四萬元）。
而中共中央黨校的周天勇教授認為中國的官民比實際上是 18 比 1，那麼公民承擔的公務員工資遠不止 1500 元。
還有公款消費（公車、公款吃喝、公費旅遊、高檔辦公樓等）、機構重疊、職能交叉、文山會海、迎來送往、節慶和紀念活動、部門和行業利益膨脹等等，無一不是雪上加霜。

同樣是一輛車子，假如社會車輛運營成本每年為一萬元，黨政機關則要 6~8 萬元，其運行成本要比社會車輛高出數倍。
此外，行政成本增高還表現在：
消耗鉅大財富的眾多形象工程、政績工程；
上項目決策失誤；
建設過度超前，改造追求高檔化（有些地方政府的辦公設施非常奢華）以及重複建設；
國有資產轉讓過程中的流失；

土地出讓價格過低；
透支資源、透支環境。
我國的行政成本不但遠高於歐美發達國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25%。
一方面中國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國家之一，另一方面中國也是行政效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龐大的計生委系統的存在，本身就耗費大量的財政資源，額外增加了行政成本。
政府的手都伸進老百姓的被窩裡，行政成本能不高嗎？
如果停止計劃生育，鄉鎮幹部可以裁減一大半，大大降低行政成本，減輕農民負擔。

11.2.2 腐敗

中國國家財政的錢多了，人員雜了（比如一個縣只需要一個書記，一個副書記兼任縣長，兩個副縣長；
但要是多增加兩個副書記、三個副縣長的話，不但增加人員工資，更主要的是，這增加的五個人中只要有一個是貪官，其造成的損失將是鉅大的），又沒有強有力的權力制約，想不腐敗都難。
行政經費佔 GDP 的比重從 1978 年的 1.46 % 上昇到 2003 年的 4.0 % 。
如果算上決策失誤導致的資金浪費，以及腐敗問題所帶來的社會財富流失，差距還要大數倍。
2005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 18.2 萬億元，而「工資總額」在 GDP 中所佔比例甚小，只有 12 % 左右，只有二萬億元，加上福利和農民的收入一萬多億，還有 70 % 以上的錢不明去向。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李志寧教授的估算，沒有腐敗或腐敗氣味不太多的錢款，在 GDP 中佔四分之一左右，但養活了 99% 的民眾；
而 GDP 的三分之一左右為佔人口總數約 1% 的富人所據有，資本收入超過勞動收入，「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被顛覆。
中國近年「新增儲蓄額」竟然超過「工資總額」，意味著儲蓄中很大部分是腐敗收入，也就是說每年增加 1~2 萬億資本收入及其他灰色收入的資金進入銀行，大約 6000 億元流向國外，另外一些流向奢華的洋房、汽車，還有出國旅遊、吃喝嫖賭等，加大了社會的兩極分化，掏空了可持續發展的潛力。
5
11.2.3 稅負加重

行政成本高，意味著納稅人負擔重。
從 2000 年中國進入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的統計開始，中國的稅收負擔指數便一路上揚，2002 年位居第三，2004 年第四，2005 年更是以 160 的指數「躍昇」全球第二，僅在幾乎年年位居榜首、具有過於慷慨的社會福利制度的法國之後（而我國的大部分老百姓卻沒有享受到基本的社會福利）。
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兩年來一直高於 GDP 增長速度。
過去十幾年，稅收收入的徵管水平一直在不斷地提昇，到了 2004 年的時候，典型調查顯示，稅收收入徵管水平已經達到 85.7%。
這意味著，實際稅負和制度稅負之間的距離在拉近。

6 除此之外，高稅負還直接導致徵稅成本高等問題。
中新網 2006 年 12 月 21 日消息說，世界銀行與普華永道近日聯合公佈了全球納稅成本的調查報告，中國內地由於每年 872 小時的納稅時間、47 項需繳納的稅種、77.1 % 的總稅率、繁瑣的稅務條目和落後的納稅手段，在 175 個受調查國家（地區）中，納稅成本高居第八位。
以 1999 年的數據為例，在中國，100 萬稅務幹部，徵收 10683 億元的稅收，人均徵收 107 萬元；
而在美國，11 萬多稅收徵收人員，組織政府收入 18273 億美元，人均為 1600 多萬美元，是中國的 117 倍。
中國公司每年因納稅花費時間多達 872 個小時，而中國香港地區的公司只需要 80 個小時。

據國家稅務總局公佈的數據測算，1994 年稅制改革前，中國稅收徵收成本率為 3.12%，到 1996 年達到 4.73%，到 20 世紀末大約為 5~8%，徵稅成本率上昇非常快。
而美國的稅收徵收成本率僅為 0.58%。
7 目前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讓大多數中等收入者、中低收入者繳稅，而理應多繳稅的高收入者卻繳稅很少。
企業稅賦之重居世界第二，而國有大銀行又不屑於為小企業服務，小企業得不到銀行貸款，無法發展壯大，也就無法增加就業機會。
中國個體戶正在消失，據國家工商總局的統計，1999 年，中國實有個體工商戶 3160 萬戶，而截至 2006 年 6 月，這個數字變成了 2505.7 萬，七年間，個體戶減少 650 多萬。

原因之一是中國個體戶們遭遇了「嚴苛的政府規制」，高門檻「准入」制度，高稅負。

11.2.4 國債增多
行政成本過高，超出國家財政能力，而稅負水平已經達到極限，那麼國家就只能依靠發行國債來彌補行政成本的不足。
中國財政對國債的依存度遠遠高於發達國家水平。

在 1994~2005 年間，中國國債餘額快速增加。
國債餘額佔 GDP 的比重數字在 2005 年已經爬昇至 22.33%。
8 不光是國債，還有地方債務。
如果算上銀行壞賬，那就更加是無底洞了。
中國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是發達國家大銀行的十倍以上。

《法制日報》2006 年 11 月 30 日報道，目前中國各銀行僅車貸呆壞賬就達一千多億。
中國百姓面對需要兩代人才能還清的債務。
也就是說計劃生育二十多年來不但揮霍完我們父母的所有積蓄還透支了我們的下半生，所有的這些債務，到最後還得指望獨生子女一代來償還。

11.2.5 工資收入佔 GDP 的比重不斷下降

仲大軍認為壟斷企業與資本和財政稅收正在形成我國社會的三大寡頭，他們三者合夥拿走了 GDP 和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使得工資收入佔 GDP 的比重不斷下降。
9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資料顯示（新華社 2006 年 6 月 17 日公佈），2000 年國家財政收入是 1.3 萬億元，2004 年上昇到 2.6 萬億元。
僅四年時間，財政收入就翻了一番，而工資佔 GDP 的比例，1989 年是 16%，2003 年則下降到 12% 。
根據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李志寧的研究，從 1970 年代末以來，「工資總額」在 GDP 中所佔比重逐年走低。
以 2002 年為例，居民工資總額大約在 1.2 萬億元左右，佔當年十萬億元 GDP 的 12 % ；

2005 年更是降低到 11 % 。
就是說國民的工資總額只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強！就在工資佔 GDP 越來越低的情況下，大部分由普通工薪階層負擔的個人所得稅，卻從 1994 年以來成為同比增長最快的稅種，平均增幅高達 48%，遠高於 9% 的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率。
這說明國民創造的財富大部分被國家拿走了；
而被國家拿走的部分，又大部分被中央財政拿走了。
10中國工資只佔 GDP 的 12%，加上農民收入（假設為工資）不到 GDP 的 10%，工資總額不到 GDP 的 22%。

而資本擁有者卻過著非常奢侈的生活。
正如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之父 ─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說：
「哪裡有鉅大的財富，哪裡就有鉅大的不平等。
有一個鉅富的人，同時至少必有 500 個窮人，少數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數人的貧困為前提。」
聯想公司總裁楊元慶 2005 財年的年薪為 2175 萬港元！是一個普通打工仔的 2000 多倍！某山西私營煤炭企業，工人每月七八百元，但老闆卻成千上萬地賺取利潤，一百多萬元一輛的進口高級轎車，老闆一買就是十幾輛。

據說著名民營企業幸福集團的老闆劉永好先生擁有三輛高級豪華轎車，最便宜的一輛也價值 670 萬元，最貴的一輛約有 900 多萬元。
11 而中國卻還刻意不斷提高資本擁有者的政治地位，眾多資本新貴躋身政府（掛職）、人大、政協。
在市場經濟成熟國家，勞動者的工資總額佔 GDP 的比重（分配率）普遍都在 54~65% 之間，如日本 1999 年分配率為 54.18%，美國 2000 年分配率為 58.31%，德國 2000 年分配率為 53.84%，英國 2000 年分配率為 55.27%。

中國的 GDP 增速雖是發達國家的好幾倍，但工資增速卻遠落後於這個幅度。

日本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其工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快 70%，到 1980 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這一段過程大概用了 30 年時間；
而從 1978 年到 2004 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近 30 年，工資卻只有美國的 20 分之一、日本的 24 分之一。
在製造業領域，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 20 世紀 90 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 10%（2006 年 8 月 14 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根據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編著的《IMP 世界競爭力年鑒 2002》資料，2001 年各國每個製造業工人每小時全部報酬（美元），最高的是德國，為 22.2，次之是美國，為 19.86，第三是日本，為 19.51，巴西為 1.27，印度為 0.78，我國排在倒數第三名為 0.53，而德國、美國、日本、巴西、印度相當於我國的倍數分別為 42、38、37、2.5、1.5。

12 而印度人均 GDP 只有中國的一半，巴西人均 GDP 是中國的 1.2 倍左右。

分配問題其實涉及到兩種對立的發展觀：
是「以物為本」還是「以人為本」，是「以官為本」還是「以民為本」。
「以人為本」就必須提高勞動（人）收入，增加工資總額在 GDP 的比例，降低資本（物）收入的比例。
「以民為本」就必須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增加民生（醫療、教育、社保等）的投入。

11.2.6 依照美國標準，中國公務員應該拿多少工資？

眾多公務員感到工資低缺少尊嚴，呼籲「高薪養廉」，有些貪污腐敗的官員還以工資低為辯護理由。
新華網最近刊登文章〈中俄巴印四國公務員工資比較：
中國整體不算高〉，13 結合以前的文章〈積極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改革公務員工資制度：
克服收入分配不公重大舉措〉，似乎是為公務員漲薪進行輿論開道。

讓我們看看美國州長的工資情況。
2006 年 1 月 21 日報道，緬茵州政府將討論共和黨眾議員 Gary Moore 提出的增加州長工資的法案。
緬茵州州長年工資在全美最低，為 70000 美元。
法案提議州長工資為 220000 美元，共和黨立法委員會主席 Christopher Barstow 不支持該法案，緬茵州州長 JohnBaldacci 本人也不支持該提案。

除緬茵州外，其他幾個州長低薪水的地區是：
阿肯色州（75296 美元），內布拉斯加州和田納西州（85000 美元），北達科他州（85500 美元）。
州長工資高的地區是紐約州（179000 美元），密西根州（177000 美元）和加州（175000 美元）。
美國 2005 年人均 GDP 為 41800 美元，美國五個低薪水州長平均年薪 80159 美元，是人均 GDP 的 1.92 倍；
三個工資高的州長平均年薪 178000 美元，是人均 GDP 的 4.26 倍。
其他一些州的州長工資是：
阿拉斯加州 86000 美元，夏威夷州 94780 美元，得克薩斯州 115345 美元，佛羅里達州 124175 美元，俄亥俄州 130786 美元，馬里蘭州 135000 美元，新澤西州 157000 美元。

中國 2005 年人均 GDP 是 13919 元人民幣，那麼依照美國的標準，中國省長的年薪為 26692~59272 元，月薪在 2224~4939 元，這還是以工資總額佔 GDP 的 58 % 來計算的；
要是以中國目前工資總額佔 GDP 的 22 % 來計算，省長的月薪只能在 843~1873 元之間，相信中國的省長們實際收入遠遠比這個數字高。
省長們要是想將自己的月工資提高到 2700 元左右，首先得將中國工資總額佔 GDP 的比例提高一倍，從 22 % 提高到 44 % 。
要是只提高官員工資，而不提高老百姓的工資，當官員們的工資高到感受不到窮的時候，他們體會不到老百姓的生活艱難。

新華網的文章說，中國公務員年平均工資只有 15487 元，但要知道，在中國工資總額不到 GDP 的 22%的情況下，中國公務員年薪已經達到人均 GDP 的 1.11 倍，已經相當於美國等國家的水平（工資總額佔 GDP 的 58%），算是高薪了。
中國公務員除名義工資以外，普遍還享受福利待遇，如住房補貼、交通通訊補貼、醫療保險、退休保障等。
普通公民有多少人享有這些福利？
由於公務員待遇高，收入穩定，灰色收入也高，導致大學生、研究生一窩蜂地報考公務員。

新華網的文章說，中國公務員工資相對於印度、巴西、俄羅斯等國並不算高；
但要知道中國行政成本佔財政收入的 19.03 % ，而日本和歐洲國家基本都在 2~4 % ，印度只有 6.3 % （2000 年），俄羅斯只有 7.6 % （2000 年），連拉美國家的阿根廷、巴西也分別只有 9.13% （2000 年）、14.16 %（1998 年）。
中國行政成本佔財政收入比例遠遠超過拉美國家，在工資絕對數上也要與拉美國家比。
有人說中國發展要避免拉美化，但從行政成本來看，實際上是拉美國家發展要防止中國化。

中國公務員報酬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遠比其他國家高。
中國公務員平均工資不算高，但是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認為中國的官民比實際上是 18 比 1！要是公務員工資佔財政的比例降低到印度、巴西、俄羅斯等國的水平，那麼中國公務員應該減薪才是。
公務員要想加薪，首先必須將人員數倍減少，否則老百姓將不堪重負。
應該設立一個標準：
公務員工資佔 GDP 的比例不變。
人少工資高，人多工資低。

2451 盧布，公務員月均工資接近 1.1 萬盧布，俄公務員工資是貧困線的 4.48 倍；
2005 年中國貧困線標準是年人均純收入 683 元（如果按照聯合國和世界銀行提出的人均每天消費一美元作為貧困線的話，中國貧困人口可能突破兩億），公務員年平均工資按照 15487 元計算也是貧困線的 22.67 倍，難道還能說中國公務員工資「整體不算高」？

11.2.7 貧富差距拉大，富人吃喝嫖賭

財政收入大大高於工資收入，資本收入大大高過勞動收入，國民收入大量地向政府和企業主傾斜，向權力利益部門傾斜，勞動收入一直處在縮小的狀態。
14 2002 年城市居民工資總額 1.2 萬億元，而城市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卻有 3.7 萬億元，還有 2.5 萬億元是非工資收入（其中大部分是腐敗、灰色收入）！基尼係數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
基尼係數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社會學界公認的一個中等收入的國家，其基尼係數應該在 0.3~0.4 之間。
國家統計局 2003 年公佈的數據顯示，用以表示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已經由改革開放初期的 0.3 上昇到 0.46，這意味著不到 20% 的人口佔據了 80% 的社會財富，甚至更高。

2006 年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也承認，中國的基尼係數達到 0.46，認為中國收入分配相當不均。

中國社科院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
1997 年以來，農民收入已連續七年低速增長，不及城鎮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
按照國際慣例，當經濟發展水平在人均 GDP 為 800~1000 美元的時候，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大體是農村居民的 1.7 倍；

而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卻持續擴大（經濟差別的擴大引發、加劇了對農民歧視的增長），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為 1.8 比 1 左右，2001 年賬面差距為 3~4比1，實際差距在 5 甚至 6 比 1。
15 根據 2002 年 6 月國家統計局的一項統計數據表明，20% 的存款大戶擁有人民幣和外幣存款的 64.8% 和 89.1%，而 20% 存款最少的戶只佔人民幣和外幣存款的 1.2% 和 0.2%。
根據 2006 年 10 月 18 日《中國青年報》的報道：
中國大陸 150 萬個家庭佔有全國財富的 70%，（波士頓諮詢公司北京辦公室副總裁兼董事鄧俊豪說，「這個數據只考慮存款、股票等資產，沒有把灰色收入計算在內，但基本上是準確的。」
）中國已經成為財富最為高度集中的國家之一。
16

這些不盡相同的數據可能有些並不十分準確，但都反映一個現實：
中國貧富差別太大。
繼續這種分配方式的話，即使普通老百姓一個孩子都不生，日子照樣難過。
要是改善分配方式，主流家庭養育三個孩子又有什麼困難？

一方面是大量財富快速轉移到少數人手裡，另一方面是大量農民破產，很多農民工長期領不到用健康、生命換來的血汗錢，很多工傷的農民工因為沒有拿到醫藥費而死亡或者終生殘廢。

中國現在陷入了「窮人的生存」與「富人的生活」之間的博弈了。

由於貧富差別過大，大量的良家婦女「自願」給「大款」當二奶，年輕姑娘也「自願」嫁給年齡懸殊、富有的中、老年男人。

富人們有條件吃喝嫖賭。

由於孩子少，部分中產階級有時間和精力玩婚外情，導致社會風氣敗壞，這大概就是人口學家所說的人口紅利之一。

有人說對正在積極推進改革開放的國家來說，基尼係數高一些不足以為奇；
但問題是中國的基尼係數比其他類似的國家還要高。

有人說美國的基尼係數也突破了 0.4，美國沒有發生動亂，中國怕什麼？
但是月收入 100 元與 1000 元差別很大，月收入一萬元與十萬元差別不大，因此發達國家基尼係數稍高不會引起社會動亂，但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就必須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平性，基尼係數必須降低到 0.3~0.4 之間。
中國貧富差別必須引起重視，否則會引起社會動盪的。
中國富人的錢從哪裡來的，流到哪裡去了，必須有人管。
美國的稅收政策比較完善，錢來錢往政府清清楚楚，富人得交非常高的稅，存銀行的錢稅務部門清清楚楚，得交利息稅，通過稅收來平衡收入。

而中國卻直到近年才開始推行儲蓄實名制，並且漏洞不少。

中國的基尼係數早就突破警戒線，但並沒有像其他國家一樣引起社會動盪。
原因有兩個：

其一，中國行政成本高，可以動用大量的成本「維持穩定」，延遲社會動亂的發生。

通過提高行政成本來維持的穩定是很脆弱的。

其二，中國是多個半獨立的、半封閉的階層組成的系統。
在階層內部，基尼係數並沒有超過 0.4，比如富人之間、城市普通居民之間、農民之間，並且還有東西部之分。
但是隨著人員的流動（比如農民工），而消費卻又全國化（比如教育、醫療不會因為農民收入低就少收費），這個階層隔離系統將被打破，一旦打破，就有可能引發社會不穩定。

由於農村承受能力最為脆弱，沒有城市人口所有的貧困線、低保線、最低補助線等保障，教育、醫療的開銷越來越高於農村的收入增長，三農問題正在演變為三農危機，暴力抗稅、暴力討薪等事件愈演愈烈。
目前教育和醫療產業化已經逼近農民的承受底線，要是國家不採取措施，發生動亂的可能性很大。
在目前便利的交通情況下，破產的農民必將大量湧向城市，威脅城市社會治安。
令人欣慰的是，中央已經提出建設新農村，縮小城鄉差距。

筆者反對盲目的仇富心理，但仇富心理有其社會根源。
弱勢群體的大量存在始終是對社會的威脅，他們雖然不能獲得財富（雖然他們努力勞動或者試圖努力勞動），但他們破壞財富的能力卻是驚人的。

關於貧富差別、社會和諧，孔子有三句名言。
「飽暖思淫欲，飢寒起盜心」，在一個貧富差別懸殊的社會，隨著資本積累及經濟發展，黃、賭、毒等問題必然伴隨而來，就會出現「男盜女娼」。

貧富差別的擴大，必然會引起社會動亂，社會治安惡化，因此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是中國人的傳統信條。
管子也說過：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前些年媒體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大力批判，稱之為中國貧窮的根源，尤其是先富起來的那群人更是心安理得。
但是「慾不可縱，縱慾成災」，不合理的貧富懸殊必然引起社會的不安定，在任何國家和社會都這樣，因此發達國家都盡量做到分配合理。
貧富差別降低到一定程度後，文明、法制才能大行其道，才能到達孔子期望的「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的境界。

11.2.8 產品廉價外銷
由於中國的貧富差別太大，工資低，結果導致普通居民消費乏力，雖然辛辛苦苦，但無力享受中國自己的發展成果，導致國內產品大量廉價外銷，中國獲得鉅額外貿順差。
民生不改善再多的外匯也不過是廢紙一堆，等於全國勞動力辛辛苦苦，消耗本國資源，進口國際污染。
並且由於中國資本收入太高，勞動收入太低，發達國家通過資本獲取大量利潤。

就是說全世界都在享受中國的人口紅利，而中國普通老百姓卻享受不到實打實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物財富。

「超生」家庭多佔用了社會資源嗎？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李建民教授說：
「在一定的條件下，生育的成本和效用會『外溢』，對他人和社會產生影響。

當生育成本外溢時，就會形成對他人或社會福利的損害。
當效用外溢時，就會增進他人或社會的福利。
前者我們稱之為生育的負外部性，後者則是生育的正外部性。
那麼，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容易出現生育的負外部性呢？
一般來說，在一個公共資源被全體社會成員共享，而公共資源又處於短缺狀態的社會中，最容易產生生育的負外部性。

或者更為通俗地說，在存在人口壓力的情況下，最容易產生生育的負外部性。
多生育可以比其他人佔用更多的公共資源，即所謂『搭便車』，進而損害了他人的利益。
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壓力長期存在，公共資源仍然短缺的社會主義國家，個人生育行為成本的外溢是最容易發生的。
而隨著社會公平機制的改善和公共資源的進一步擴大，多育成本外溢的傾向也就越大。
因此，計劃生育在中國是一種長期的社會需要，因而要求以法律的形式做出長期的制度安排。」
17  依照李建民的觀點，中國計劃生育應該長期進行，應該「少生獎」，加重對「超生」家庭罰款。

李建民的這些觀點其實是非常荒謬的。
依照李建民的觀點，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甚至不少歐洲國家）人口壓力更大，資源更加短缺，並且社會分配更加公平（光是工資就佔 GDP 的 60%，還享受社會福利），公共資源真實地被全體社會成員共享，那麼生育更加是負外部性，就更加要長期實行計劃生育。
但是這些地區為什麼不但不實行計劃生育，反而在千方百計鼓勵生育？

李建民教授認為中國應該長期實行計劃生育的理由是：

1、公共資源短缺。

2、並且公共資源被全體社會成員共享。

這兩條理論都不成立：

1、前面已經論述，中國自然資源並不短缺，現在的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資源的短缺是因為投入不足，只要中國在共同資源上的投入達到正常國家水平，公共資源就不會短缺。

2、中國公共資源並沒有為全體社會成員共享。

其他國家分配率高達 60%；
而中國工資只佔 GDP 的 12%，加上農民收入不到 GDP 的 10%，工資總額不到 GDP 的 22%。
就是說中國養孩子投入主要是自己，父母辛辛苦苦培養的孩子長大成人之後 78 % 的貢獻卻要給社會（只拿回 22% ）。
換句話說，中國培養孩子的成本家庭佔 90% 以上，卻只拿回 22% 的產出，在這種高付出、低回報的分配模式下，生育意願必然低（這也是中國目前超低生育率的原因）。
想想看，0.4% 的家庭佔有了 70 % 的財富，「計劃」全國人民的後代，「省」的那點資源，省給誰了？

其他國家沒有實行計劃生育，那麼中國就更加不應該實行計劃生育。

被外界稱為當今中國四大傑出經濟學家之一的程恩富於 2006 年 12 月 13 日在華南師範大學演講時，提出一個新觀點：
「丁克家庭對祖國發展有貢獻，應該享受高保。」
18 他的依據在於，「孩子一生下來，對於國家的教育、醫療、就業等一系列壓力隨之而來。
生得越多，國家的投入就越多」。

因此他認為，相對而言「丁克家庭」對社會的貢獻大，到 60 歲後享受高保是「有充分理由」的。
但是程恩富卻不知道一個國際上公認的經濟學常識：
一個人人力資本的積累大部分是發生在家裡，特別是在生命週期中的最初階段。
即使在社會福利高度發達的西方發達國家（真正免費到高中的義務教育，高校學生家庭所分攤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通常在 13~15%），家庭的投入也是主要的，國家也是賺多孩子家庭的便宜，很多家庭因此不願意生孩子。
中國現在連小學和初中都不是真正的免費義務教育，家庭所分攤的教育成本佔高中全部投入的 70.1%，佔大學的 66%，「丁克家庭」吃喝玩樂舒服享受了，連孩子都懶得生，到老了還要盯上別人家孩子創造的財富，程恩富還認為「丁克家庭」對社會貢獻大！
依照程恩富的觀點，自殺的窮人應該被授予超級烈士稱號？

因為他們一方面減少了貧困，另一方面又減少了人口，還減少了低素質的、更窮的後代。

註釋和出處：
1
〈中國會出現勞動力緊缺嗎？
專家建議提高生育率〉，人民網，

2007 年 1 月 17 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5291303.html）。
2 胡鞍鋼：
《中國發展報告：
社會與發展 ─ 中國社會發展地區差距
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3 胡鞍鋼：
〈我國人口發展狀況、目標與對策：
中國可持續發展報告

之一〉，《中國國情分析研究報告》（1999）。
4 余天心、王石生：
〈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人民網（來
源：
《經濟參考報》），2005 年 4 月 30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36/3362184.html）。
5 李志寧：
〈中國的經濟真相〉，《中國報道週刊》，2003 年

3 月 1 日（http://china-week.com/html/01625.htm）。
6 張飛雪：
〈13 年前的舊鞋該換了〉，《中國財經報》，2006 年
4 月 18 日（http://www.cfen.cn/loginCt/pageprocess?pageurl=bzbm/2006-04/18/content_239925.jsp）。
7 〈降低稅負才有民富國強〉，全景網絡 ─ 《證券時報》，
2006 年 12 月 23 日（http://www.p5w.net/today/200612/t687239.htm）。

8 高培勇：
〈關注中國的財政風險〉，中國社會科學院（來源：

《經濟》），2006 年 7 月 3 日（http://www.cass.net.cn/file/2006070461414.html）。
9 仲大軍：
〈我國低工資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
研究中心，2006 年 9 月 8 日（http://www.dajun.com.cn/chaobiaog.

htm）。
10
童大煥：
〈國民工資僅佔政府收入一半不到高稅負太殘酷〉，人民
網（來源：
《中國青年報》），2005 年 9 月 2 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3664119.html）。

11
仲大軍：
〈我國低工資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
研究中心，2006 年 9 月 8 日（http://www.dajun.com.cn/chaobiaog.htm）。

12
余天心、王石生：
〈提高我國勞動報酬的政策建議〉，中國
農業信息網，2006 年 6 月 13 日（http://www.agri.gov.cn/jjps/t20060613_628953.htm）。
13
〈中俄巴印四國公務員工資比較：
中國整體不算高〉，新華網，

2006 年 7 月 12 日（http://news.sina.com.cn/c/2006-07-12/1922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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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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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周景彤：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有多大〉，《經濟日報》，2001 年
8 月 30 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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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青年報》，2006 年 10 月 18 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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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的外部性與生育權利的部分讓渡 ─ 南開大學人口
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在中國人口與發展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中
國人口網，2007 年 1 月 17 日（http://www.chinapop.gov.cn/fzzlbg/zjtrd/t20070117_163040786.html）。

18
程恩富：
〈丁克家庭對祖國發展有貢獻應享高保〉，新華網，
2006 年 11 月 15 日（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06-11/15/content_8525141.htm）。

12.1 中國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佔 GDP 比

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中國工資收入水平佔 GDP 比重很低，只有 12%，而稅負又是全球第二，那麼我們理應享受良好的民生服務，我們的醫療、教育應該免費或者低成本，我們應該有良好的社會保障。
事實上，我國現有財力能夠支持對醫療、教育等公共福利的更高投入。
1 但是由於行政成本增加和腐敗等因素，壟斷企業與資本和財政稅收正在形成我國社會的三大寡頭，他們三者合夥起來拿走了 GDP 和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
2 國家無力在民生方面加大投入。

《中國青年報》2006 年 7 月 5 日載文指出：
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吳忠民近日指出，中國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佔 GDP 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我國現在每年用於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 GDP 當中所佔的比例極低，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佔GDP 比例比非洲貧困國家還低，而用於行政、豪華性公共建設的公共投入在 GDP 當中所佔比例卻是世界第一。
目前，中國人口佔世界的 20%，中國的教育經費佔世界的1%，衛生經費佔世界的 2%。

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障支出佔財政支出的 12 % ，其中相當部分用於維持官僚機構的運轉，而歐美社會保障支出佔財政支出都在 45 % 以上。

中國的低保，2004 年中央財政負擔 105 億元，地方財政支出 173 億元，還不及公款吃喝費用的十分之一。
3 相對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來說，1979 年之前中國基礎教育的進步令人刮目相看（基本上是免費義務教育），不少地方曾搞過普及中小學運動。
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當時也在發展中國家中名列前茅。

然而中國在 1980 年實行嚴厲計劃生育的同時，也降低了對教育和醫療的投入，國家對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見的，降低到僅佔 GDP 的 2~3 % ，很多農村中小學教師的工資都發不出。

教育費用成了家庭的主要負擔，導致現在還得靠出賣廉價勞動力賺取。
2003 年 9 月，在仔細考察了中國的教育狀況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教育權報告員托馬舍夫斯基認為，中國的教育經費不僅佔全國生產總值的比例低得令人吃驚，而且政府預算部分只佔其中的 53% ，另外的 47 % 是由家長或其他來源填補的。
她說，中國人均教育開支之少連窮國烏干達都比不上。
我們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竟然以世界教育總支出的 1.04%，擔負著全球正規教育在校學生中的 17.9%。
4 1993 年頒佈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 2000 年達到 4%。

但是財政性教育支出佔 GDP 的比重，近年來卻一直在下降。
2005 年全國教育支出佔 GDP 的比例是 2.16%，低於 2004 年的 2.79%，也低於 2002 年的 3.41%。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青年報》2006 年3 月 6 日報道：
「僅僅 2005 年，我國各級行政機關公車消費 3000 億元，公款吃喝 2000 億元，公款考察旅遊 1000 億元，三項合計高達 6000 億元，佔當年國家財政收入的 20%，相當於國防開支的三倍、全民教育投入的五倍。」
5

由於政府無力投入，在醫療、教育領域，管理部門以「市場化」為藉口，政府迴避提供公共福利的義務，將民眾拋向積弊叢生和缺乏約束的壟斷行業；
在房地產領域，地方當局更依仗其唯一的土地供應者的強勢地位，利用大規模城市拆遷、集體土地徵用及飢餓供地等方式，進行「城市經營活動」，導致地價屢創新高，房價居高不下。
一方面，民眾履行了納稅義務，卻需要為教育、醫療等公共福利向壟斷行業再支付一次不合理的代價；
另一方面，民眾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為了部分政府機構及相關的壟斷行業的滾滾財源。
一方是不可替代的基本生存需求，另一方是不可動搖的壟斷地位，這種力量懸殊的對比，更決定了民眾在博弈中的絕對弱者地位。

6 《中國青年報》2006 年 3 月的一項調查顯示，85.3% 的公眾感覺生活負擔比十年前更重。
7 市場化後醫療、教育、住房成了壓在老百姓頭上的新「三座大山」。

12.2 教育產業化
在當今社會，絕大多數國家教育的主要投資者是政府，特別是初等、中等教育，居民負擔的比例世界平均不到 8%，而我國的現實卻遠非如此。

2002 年，在教育投入總量的 9248 億元中，國家投入 3107 億元，佔 33.6 % ；
社會投入 346 億元，佔 3.7%；
個人投入 5795 億元，佔 62.7%。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學級中個人都是教育投入的主力軍。
8 世界上只有 7.5% 的國家，個人教育支出佔家庭消費支出的比例超過 10 % ，中國即是其中之一。

國家投入的經費，小學佔 36.0 % ，大學佔 23.6%，初中佔 22.6%，高中佔 12.5%，中專佔 4.0%，幼兒園佔 1.3%。
2002 年初中生人均國家投入 1062 元，尚不及個人投入 2147元的一半，個人投入佔 67%，「義務」二字早已名存實亡。
小學的情形稍好於初中，2002 年生均個人投入 1142 元，個人投入佔 53.7%，比 1998 年下降 7.2 個百分點。
高中學校的收費標準以每年 14.7% 的速度遞增，2002 年生均個人投入達 4825 元，佔全部投入的 70.1%，成為高中投入的主要來源。
高中已成為個人教育投入的第二個重點。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張路雄教授對中國教育不平等現象進行了深入研究。
他認為城鄉教育差距在中國教育不平等中表現最為顯著。
主要表現為城鄉間學校資源和受教育機會的鉅大反差。
我國地區之間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不斷擴大，加劇了城鄉教育的差別。

城鄉教育差距還表現在進城農民子女得不到平等的受義務教育的權利。
考察城鄉教育差距的形成原因，除了形成城鄉差別的根本制約因素外，不合理的財政制度是使地區及城鄉差別不斷擴大的主要因素。
因此，解決教育的城鄉不平等必須從改革財政體制開始。
9 近年農村又出現另外一個現象，計劃生育導致生源減少，小學合併。
以前小學生在自己村裡的小學讀書，小學合併後，學生需要到幾里、甚至十幾里外的中心小學讀書。

由於孩子小生活無法自理，另一方面這些學校大多沒有住宿條件，結果需要父母付出半個勞動力來接送孩子上學。
由於經濟差距和財政制度使得農村教育經費短缺，農村教育投入與城市差距鉅大，而教育成本又與城市差距不大，尤其是高中教育不屬於義務教育，是市場化教育，教育成本基本上等同於城市人口的教育成本，而城鄉收入差距又高達五六倍，大多數農民家庭不堪重負。

重點中、小學制度則是城市教育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重點學校制度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產生了中國特有的擇校生和高額擇校費現象。

一些重點學校還以改革的旗號辦起了民校，一校兩制，教師的收入大幅度提高。
由於教育部 1992 年有關政策制定的失誤，使得這一現象越演越烈。
10 這一荒唐制度產生的根源是：
在教育產業化的大背景下，獨生子女政策造成教育供求關係的改變。
獨生子女是父母的唯一希望和寄託，生怕虧待孩子，「望子成龍」，每對父母都將獨生子女當成「精英」來培養，教育供求關係決定了教育的不合理收費。
很多一般的家庭，也不顧經濟實力為孩子買鋼琴、送孩子去各種培訓班，額外抬高教育成本。

但因為「獨柴難燒、獨子難教」，花了高額費用後往往難以得到預期的教育效果。
中國人的「孟母情結」是教育成本過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教育產業化得以推行的重要社會學基礎。

在教育經費比例沒有增加的情況下盲目擴招，高等教育更是讓城鄉居民不堪重負。
1999 年隨著併軌令的下達，公費上大學劃上句號，學雜費陡漲 65.2%。

此後，隨著收費標準的不斷提高以及學生數量的快速增加，個人投入繼續猛增，2000 年個人投入增長 143 億元，2001 年再增 260 億元，2002 年更增 366 億元。
五年間個人投入每兩年翻一倍，五年增加五倍，年遞增速度高達 41.1%。
國家和個人兩大主力的鉅大投入促成了大學投入總量每年 30.6% 的高增幅，昇速居所有學級之首。
11  目前高校學生家庭所分攤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高達 66%，而國外這一比例通常在 13~15%。
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加上學校機構臃腫、冗員氾濫（中國高等教育的資源浪費情況非常嚴重，是最大的大鍋飯），還有擴招之後的硬件投入等等，也都加大了教育成本，導致現在家庭教育成本奇高。

20 年前，大學每學年的學費只有 200 元（當時很多大學不收費，有的專業甚至還發足夠學生基本生活的補貼），現在已經衝破 5000 元大關，增長了 25 倍。
一名農民辛辛苦苦 13 年的收入，才能供得起一個孩子上大學。
根據人均收入與學費之比，中國現在普通高校的收費高於其他國家的貴族學校。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發佈的〈中國貧困生調查報告〉的結論顯示，2006 年，有六成貧困高考生湊不齊學費。

報告稱，包括生活費在內，平均每年每個貧困高考學生家庭子女的教育支出在 6780 元左右，高於他們的平均家庭總收入 4756 元，超過三分之二的家庭入不敷出。
81% 的家庭總收入尚不足以支付子女的教育費用，10.2% 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高達 79.8%，只有 4.7% 的家庭教育支出比例在 40% 以內。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一位官員尖銳地指出：
「如果說高考是進入大學校門不可迴避的門檻，那麼對於那些貧困家庭而言，大學學費則是另一道難以逾越的隱形門檻。
籌措學費的困難，甚至遠遠高於通過高考的困難，現在，六成順利通過高考的學生正面臨這道比高考更難跨越的隱形門檻。
大學新生的貧困問題，已經成為一個超越教育範疇的社會問題。」
12
在教育方面，根據 2004 年 10 月《「我國教育公平的理論與現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的研究：
國家重點院校黨政幹部子女與工人子女、農民子女的入學機會差距是31.7 比 4 比 1，也就是說，幹部子女的實際入學機會是農民子弟的 31.7 倍，是工人子弟的 7.9 倍。

假如我國財政性教育支出從目前的水平提昇一個百分點，大學學費就可減半，中國就可減免貧困家庭學生的全部學費，消除大學生的輟學現象。
2005 年的財政收入達三萬億元，提昇一個百分點就是 300 億元用於教育。

2003 年全國高等教育收費約 400 億元，按照這一標準，可以減免大部分學生的費用。
13 而要是真的依照聯合國的建議將教育經費佔 GDP 的比例從 2005 年的 2.16%（0.39 萬億）增加到 6%（1.09 萬億），或者只增加到世界平均水平 5%（0.91 萬億），高中階段的免費教育將一點都不成問題，學生還讀不起書嗎？

就是說，中國的國力完全可以使得人口資源變為人力資源，但是由於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人口資源不能及時轉變成人力資源，在很多人看來人口是負擔而不是財富。

據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Professors）2005 年 4 月 18 日公佈的最新年度調查報告顯示，2005 年美國所有機構、所有等級（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註：
助理教授大概相當於中國的講師，不是中國的助教）的平均教授年薪為 68505 美元（紐約地鐵工人的水平）。
很多大學的助理教授工資只有四五萬美元（人均 GDP 的水平），比很多藍領工人還低（全國平均三萬多美元，比人均 GDP 低一些，但是一些行業的工資比較高）。
公立研究機構的全職正教授年薪 97948 美元。
2005 年中國 GDP 為 18.2321 萬億元，人均 13919 元人民幣，中國居民的工資總額不到 GDP 的 22%。
美國 2005 年人均 GDP 41800 美元，工資總額達 GDP 的 58%。

依照美國的標準，要是工資總額只佔 GDP 的 22% 的話，中國的講師、副教授、正教授的平均月工資只有 721 元，其中正教授 1031 元；
要是中國工資總額佔 GDP 的比例提高到美國的 58 % 的水平的話，中國的講師、副教授、正教授的平均月工資 1901 元，其中正教授 2718 元。

根據《中國青年報》2006 年 7 月 16 日的報道：
「上海交通大學謝繩武校長認為，高校教師內部的收入差距拉大了。
一般從事教學的教授年薪是 7~8 萬元，如果從事科研項目，年收入可達 50~60 萬元。」
中國的七萬、50 萬年薪（全國工資總額佔 GDP 22%）相當於美國（工資總額佔 GDP 58%）的 55 萬、396 萬美元；
即使中國全國工資總額提高到 GDP 的 58%，那麼中國的七萬、50 萬年薪也還相當於美國的 21 萬、150 萬美元。
哈佛大學教授工資在美國最高，2006 年正教授平均年薪也只有 16.8 萬美元。
學生大多來自農村和普通工薪家庭，而教授工資又如此高，教育經費和學費大量集中到工資上去了，這還只算教授工資，高校最大的資源浪費在於後勤和管理。
難怪這麼多人讀不起大學。

美國公立大學的平均學費全年是 4694 美元（2005 年），那麼依照美國的標準，中國大學學費只能在 1563 元；
由於中國工資總額只佔 GDP 的 22%（包括農民收入）而不是 58%，政府拿走更多的錢，中國老百姓應該享受更好的社會福利，那麼中國大學學費只應該在 593 元。

12.3 住房
一般認為，房價與家庭年收入的比例在 3~6 倍之間比較正常。
然而在國內，這一比例甚至達到了 10~20 倍。
我國城市家庭購房平均要花掉其 13.4 年的收入，溫州、上海、杭州等地的居民購房，甚至需要花費超過 20 年的家庭收入。

目前中國房價持續攀昇，與社會普遍的經濟預期有關，因為中國畢竟還是上昇國家，今後的房價還有上漲空間，房產商抓住這一大眾心理，推高房價、極力迷惑民眾進入房地產市場，一方面以此用最快速度獲得暴利，另一方面又進一步吹大房地產泡沫。

到那時，即使是洪水滔天，對他們亦不會有多少影響，因為錢早已落袋平安。

在其他國家，年輕人購房都是等工作多年，有一些經濟能力後自己買房。
但是獨生子女政策引起家庭結構畸形，子女剛結婚就需要父母幫忙買房。
這也是目前房市畸形的原因之一。

房價過高的另一原因是財富分佈的不均勻，比如建一套 100 平方米的房子只要不到 20 萬的成本，房產商以 20 萬賣出是有利可圖的。
但既然財富都集中到少數富人手中，這些人願意花費 100 萬去買成本價 60 萬的房子，房產商當然更傾向於建高檔住房了。
這樣必然影響普通住房的價格。
中國富人控制房地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沒有房產稅。

美國 20 萬美元左右的房子，20% 首期付款後，分 30 年付款，每月需要還銀行 900 美元左右，還得繳納近 400 美元左右的房產稅。
第一棟房子的費用要低，第二棟房子的利息和稅就要貴多了，要是富人買幾棟房子，即使全部付清，每年的房產稅也是鉅大的，倒不如將錢用在其他投資上。
中國沒有美國那種高房產稅，富人付清房款後，幾乎不要擔心其他費用。
很多開發商看中今後的房價上漲空間，修建大量房子，即使空著也不賣、不租，因為他們知道房子的上漲價值比銀行利息和股票增值要高，他們一直等著高價位，並且即使今後幾年真的出現「房產泡沫破裂」，也只影響中、下層房產商，對有能力炒長線的大戶是沒影響的（可能反而更有利）。
另外，投資房產可能是某些人洗錢的一種手段。

要是財富均勻分佈的話，房產商考慮的是短期收回成本，房價不可能很高，住房就單純是為了滿足人們現在的需要了，眾多身負鉅債的「房奴」和無債一身重的準「房奴」可以安居樂業。

12.4 醫療產業化
來自衛生部的統計數字顯示，20 世紀 80 年代，全國一年的總體醫療費用為 143.2 億元，到 2003 年上昇到 6623.3 億元，二十多年增長了四十多倍。
與此同時，在總體醫療費用中，需要個人支付的比例，也由 21.2% 上昇到 55.5%。

中國衛生總費用中政府支出的比例不到 40 % ，是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而發達國家是 70% 以上，發展中國家也達 60% 。
另外，中國醫療價格上漲之快十分驚人，據統計，20 世紀90 年代我國綜合醫院門診病醫療費用每年遞增 20 % ，住院病人住院費用每年遞增 17% 以上，成倍地高於 GDP 和居民收入增長速度。
14「救護車一響，一頭豬白養」；
「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醫院抬」之類的民謠與各種無錢就醫等死的悲慘故事不絕於耳。
89% 的人覺得用於看病的錢在家庭開支中的比例上昇了；

60% 的人表示看病貴很明顯；
90% 的人對醫保極不滿意。
農村醫療體制基本崩潰，農村鄉鎮衛生從業人員數，20 世紀 70 年代平均為 350 萬人，到 80 年代降為 250 萬人，最近更降為不到 50 萬人，農民的醫療質量明顯下降，現在中國農村有一半農民看不起病了。
鍾南山院士認為，「政府投入不足、醫療資源分配不均是看病貴、看病難的根源之一」。
世衛組織（WHO）2000 年評估稱，中國衛生醫療的公平性在 191 個國家和地區中，位列 188 位，倒數第四；

總體績效評估，中國僅列 144 位。
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得出的「醫療改革基本不成功」、「衛生醫療是倒退的」等結論，衛生部門很多人不服氣，他們說中國醫療水平有提高，怎麼倒退了？
1949~1981 年，中國預期壽命從 35 歲延長到 68 歲，遠遠快於印度，但是 1981~1999 年印度預期壽命延長 9.1 歲，而中國只延長 2.3 歲；
1970 年代中國預期壽命比韓國長 0.6 歲，2003 年比韓國短 5.4 歲。
無論橫向還是縱向看，中國醫療事業都在倒退。

隨著經濟的發展，生命價值的提高，對醫生的素質和責任要求提高，醫學教育比較辛苦（中國醫學學生五年學習期間遠比其他學科辛苦），醫生責任大，工作辛苦，工作時間長，隨時要加班，節假日也得查房，並且經常要參加考核。
各國的醫生待遇都比較高，中國醫生的待遇比其他行業高一些原本是正常的，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簡單。

中國的醫療改革曾經效仿美國，而美國的醫療制度算是世界上成本最高的制度，美國自己也是積重難返。

中國的醫改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超過美國。
美國醫生的訓練週期之長為世界之最（其中成本浪費很大），美國醫生都是博士畢業，想當醫生的人，都必須要在精神上、經濟上磨練一番。
而美國醫生在工作時間長度、工作強度、工作風險等方面也比其他職業艱苦。
美國 2003 年人均 GDP 37610 美元，醫生收入如何？
可以從下面這個網站看看 2003 年美國醫生的工資：
15 家庭醫生（familypractice）的起薪是 124000 美元，平均是 136000 美元；

內科醫生起薪是 149000 美元，平均是 236000 美元（一些專科醫生，比如胃腸科醫生被包括在內了，實際上普內科醫生的平均薪水是 15 萬美元左右）；
小兒科醫生的起點薪水是 123000 美元，平均是 136000 美元；
外科醫生起薪是 224000 美元，平均是 286000 美元。
2005 年中國人均 GDP 13919 元人民幣。
美國工資總額達 GDP 的 58 % ；

中國居民工資總額不到 GDP 的 22%。

根據美國的標準，中國各科醫生的 2005 年工資如表~12.1：

表~12.1：
根據美國（以美元計算）的標準，中國各科醫生的2005 年相應工資（以人民幣計算）
美國中國中國

（工資佔 GDP 58%） （工資佔 GDP 58%） （工資佔 GDP 22%）
科別
平均年薪/人均 對應對應  對應對應
年薪 GDP  年薪月薪  年薪月薪 全國平均  135000 3.5949962 4163189511579 心臟（介入）206000 5.4876238 6353289182410 心臟（非介入）  185000 4.9268466 5706259702164 家庭醫生  136000 3.6250332 4194190911591 血液科、腫瘤科  161000 4.2859584 4965226011883 內科 236000 6.2787341 7278331292761 神經科162000 4.3159954 4996227411895 婦產科324000 8.611199089992454833790 職業病科學 142000 3.7852552 4379199341661 兒科 136000 3.6250332 4194190911591 精神科185000 4.9268466 5706259702164 理療科136000 3.6250332 4194190911591 呼吸科179000 4.7666246 5520251282094 放射科193000 5.1371427 5952270932258 風濕病科  144000 3.8353293 4441202141685 外科、整形科286000 7.601058458820401483346 泌尿科207000 5.5076608 6384290582422
其他大多數國家醫生的相對工資遠沒有美國醫生高。

美國是世界醫療制度最不合理的國家之一，中國不應該超過上面這個標準。
也就是說以目前中國工資總額佔22% 的 GDP 計算，中國內科醫生平均月薪不應該超過 2761 元（這個工資相對於中國目前的人均 GDP 水平來說不算高，但原因是中國所有行業工資都偏低，需要提高的是整個勞動力工資總額佔 GDP 的比重）。
而實際上，中國很多城市醫院的醫生工資遠遠超過「工資佔 GDP 22 %」計算的標準，甚至已經超過「工資佔 GDP 58 %」計算的標準。
縣城醫院大多數醫生工資也超過「工資佔 GDP 22 %」 計算的標準。
美國有百萬美元年薪的著名醫生，但是鳳毛麟角，比例非常少；

而以「工資佔 GDP 22 %」標準計算，美國百萬美元年薪的醫生也不過相當於中國的月薪 1.17 萬元的醫生（這樣的醫生在中國比例不低）；
而即使中國工資佔 GDP 比重提高到美國的 58% 的水平（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不大可能提到這麼高），美國百萬美元年薪的醫生也不過相當於中國月薪三萬元的醫生（這樣的醫生在中國也不少）。
中國目前有年薪百萬的醫生，相當於美國的年薪 712 萬美元的醫生，這在美國是不可能的。
中國的醫療不公平已經遠遠超過美國。
難怪世界衛生組織稱中國衛生醫療的公平性全球倒數第四。

就是說，中國醫生平均起來依照美國標準，相對於老百姓來說工資並不低。
但是現在醫療費用高主要原因還不是醫生工資提高，而是藥品和器械這個黑洞。
「醫藥代表」這個暴利行業的誕生是中國醫療成本增高的標誌。
成本很低的藥品可以以數十甚至數百倍的價格賣出，普通的藥物換一個怪名稱就以高價出售。

為了調動醫生的積極性，制藥廠家和銷售公司/代表提供給醫生高回扣，一個中等醫院的藥劑科主任可能獲得的「灰色收入」常常是驚人的天文數字。
醫生和藥劑科的回扣還只是一小部分，製藥廠家和銷售公司/代表還拿走很大一部分。
因此要降低醫療費用，必須嚴格監管藥品的銷售渠道。

消費階層化使中國人普遍感到窮

市場價格是跟著財富走的，貧富差別太大，有些特殊物價必然上抬，連中等收入家庭都有「窮」的感覺。
比如假設北京人口為 1000萬 ，頤和園的門票是十元的話，80% 的普通市民有經濟能力參觀，門票收入 8000 萬；
但由於貧富差別大，有人願意出高價，公園將門票提高到 200 元，結果只有 10% 的人願意參觀，這些地方就成了富人們的私家公園了，但門票收入反而增加到 20000萬，增加 2.5 倍，而由於參觀人員減少數倍，維護的費用相應減少，頤和園當然願意提價。
但普通工薪階層要想全家參觀一次頤和園得下很大的決心，覺得非常貴。
結果公園、風景區、博物館全變成富裕階層的私人領地了。

醫療、教育等服務行業也一樣。
電力、電信、煙草等壟斷行業更是如此，因為各級政府都存在通過行政性壟斷取得更多財政收入的偏好，只要有利於財政收入的增長，對壟斷行業就會聽之任之，甚至加以保護。
16
依照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中國是可以逐漸形成一個中產階級的，財富分配的結構呈「橄欖型」，社會也趨向穩定。

但是由於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中國財富分配的結構呈「啞鈴型」，一頭是鉅額財富，一頭是龐大的貧困人口。
並且中間這個柄很細，但很長。
因為「長」，就形成分層次的消費階層，在上層財富的拉動下，這個柄起著導體作用，將整個消費拉高；
但是因為「細」，使得緩衝作用非常脆弱。

北大副教授、「實話實說」前主持人阿憶 2006 年在博客中公佈了自己的工資單（月薪 4786 元），以證明自己的收入之低，引起一大批高校老師的附和。
其實，即使中國工資總額佔 GDP 比例提高到美國的 58% 的水平，阿憶的工資也相當於美國的 172473 美元，超過哈佛大學正教授的水平。
大牌球星郝海東在電視上訴說足球運動員比民工還苦，時時遭遇欠薪。
銀行業的員工也在進行世界範圍比較，為自己的工資低叫屈。
房地產商也哭窮。

中國人目前都感到「窮」的原因是中國階層隔離，形成多個無形、封閉的消費階層。
一個白領月薪上萬元，從全國來說，算是高薪，但是他的朋友圈子大多是兩三萬月薪的，他有壓力，他買不起郊區別墅，他不能經常到海外旅遊，孩子上高檔私立學校也有困難；
月薪三四千元的，孩子擇校都有困難，買車也成問題，壓力大；
由於基本消費品的物價被高薪階層抬高，月薪一千元的，連基本生活都有壓力；

而月薪四五百元的農民工，是絕對貧困，要老天保祐千萬別生病才能勉強度日。

中國人的攀比心理和面子問題不容忽視，這給煙草等壟斷行業以及奢侈品提供了大量利潤空間，天價月餅就是一個例子。
中國奢侈品市場的繁榮程度與中國的經濟總體水平不協調，這雖然主要是貧富差別所致（富裕階層的消費需求），但是與普通老百姓的攀比也有關。

工資是普通人收入三四倍的美國醫生或公司管理人員，驕傲得像隻小公雞；
中國月薪四五千元的醫生還是感到窮，他們的服務對象很多是月薪數百元到上千元的普通百姓，賺的是這些人的養命錢，但他們的消費標準卻要與那些每月黑色/灰色收入過萬者比。
其實只要貧富差別降低到合理水平，消費自然理順。

正是因為消費圈的階層化，導致大家都感到「窮」，這也是官員貪污腐敗的重要原因。

現在的「窮」並不是因為物質短缺，而是因為分配和消費制度，可以說現在的「窮」是人為的。
只要改變這些制度，打破消費的無形階層，老百姓會感到「富」，官員會感到有尊嚴，趨向自律，社會會趨於和諧。

消費率持續走低

工資收入佔 GDP 比重過低造成需求不足，而貧富差別太大導致有消費能力的沒有消費意願（消費飽和）和投資意願，有消費意願的沒有消費能力和投資能力，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教育、醫療的產業化也導致人們不敢消費。
儲蓄率高是對未來信心不足的表現。
在談到「你為什麼儲蓄」的問題時，排前五位的回答依次是：
應急、教育、住房、養老和醫療。
財富在流動中才能增值。
貧富差別太大意味著有消費能力的人花費一小部分財富消費就飽和，大量財富不能進入市場，而有消費願望的人卻沒有消費能力，結果市場萎縮，市場萎縮意味著生產萎縮。

因此要保證社會發展，必須通過稅收和價格政策實行財富再分配，減輕貧富差別，才能增加內需，才能提高生產水平。

中國最終消費佔 GDP 的比重，從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一直在持續降低，其中居民消費佔 GDP 的比重，即居民消費率更是如此。
在 20 世紀 80 年代，最終消費佔 GDP 的比重在 62 % 以上，到 2005 年降到 52.1 % 。
居民消費率已經從 1991 年的 48.8 % ，下降到 2005 年的 38.2 % ；

而根據國際經驗，人均 GDP 達到 1000 美元時，各國居民消費率一般為 61%。
消費貢獻率已由「九五」末期的 73% 下降到 45% ，而發達國家平均為 80 % 。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徐一帆指出，從 1990 年到 2005 年，16 年的時間中國投資增速年均增長 20.8%，消費年均增速只有 4.1%，同時，年均 GDP 的增速也遠高於消費的年均增速。
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現實購買力嚴重不足，成為制約中國消費需求的重要因素。
消費的萎縮導致商品積壓與生產萎縮，企業也就不得不裁員或者倒閉，失業者自然也相應增多。

據李志寧的估算，2002 年中國「庫存積壓商品總值」就已經高達四萬億元，相當於 GDP 的 41%，而西方國家通常不會超過 1%。
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截至 2006 年 3 月底，全國商品房空置面積為 1.23 億平方米，同比增長 23.8 % 。
消費的萎縮導致目前這種「無就業增長」、「高增長與高失業並存」的怪事，從長遠看也必將降低經濟的增長。

政府為了刺激經濟鼓勵消費，但是由於貧富差別太大，政府的措施等於是掏走老百姓的養命錢 ，但是又不能讓老百姓在教育、住房、醫療等方面無後顧之憂，結果是進一步加大了貧富差別，將老百姓推向絕境。

比如近年大學擴招，政府最主要的目的是看中老百姓的銀行存款（而不是真的為了發展教育，因為國家教育投入佔 GDP 比例不但沒有增加，反而降低），想以此拉動消費，但由於政府看中的存款大部分不是普通百姓的而是特權階層的，結果導致底層的老百姓不堪重負，近年因為兒女考上大學無力提供學費而自殺的悲劇性事件時有上演。

嚴苛的政府規制、沉重的稅費負擔、缺位的創業服務抑制了創業活力，這導致個體工商戶的數量逐年減少，也導致就業率下降。

在 GDP 穩步增加的同時，老百姓卻「弱不禁風」，一個孩子上學、一場疾病就可以把全家打趴下。

現在決定經濟的關鍵是分配，而不是生產。
只要分配和消費理順了（平抑房價、增加教育投入、醫療改革、停止計劃生育），生產和就業問題也就會迎刃而解。
分配合理，市場就會繁榮擴大，經濟就會加速發展。

網民編了一首順口溜〈四大難〉，形象描述了當前普通百姓面臨的生活困境。

住房是把你口袋掏空，
教育是把你二老逼瘋，
醫改是提前給你送終，
計生是讓你不得善終。

評價改革是否完全成功，是否正確，不能單純憑 GDP，也不能靠媒體宣傳的「政績」，更不能僅僅看培育出多少世界級的富翁。
人口安全意味著要「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要維持人口的可持續發展，主流家庭需要養育三個孩子。
限制生育的社會是不正常的，難道人們養不起孩子的社會就正常了？
改革成功的標誌是「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這首先要求人口本身有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因此改革成功的首要指標是：
主流家庭能夠輕鬆地養育三個孩子。

戰國《尉繚子》：
「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故患無所救。」
中國現在是富大夫，富倉府。
主流家庭養不起三個孩子意味著社會制度有問題，說明一個國家已經失去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現在的稅收制度、價格體制、銀行體制實際上是鼓勵、保證贏家通吃的。
難道不怕走投無路的弱勢群體在贏家通吃的湯鍋裡放一把耗子藥？

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我們也許可以容忍犧牲一小部分人的利益，甚至可以容忍犧性整整一代人的利益，但結果是主流家庭連三個孩子都養不起，社會失去了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我們就不得不反思改革的方向，重新評估各種政策，特別是人口政策。

註釋和出處：
1
袁啟清：
〈找回我們的改革 ─ 評中國民生投入比例世界最低〉，
《光明觀察》（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9948）。
2 仲大軍：
〈我國低工資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
研究中心，2006 年 9 月 8 日（http://www.dajun.com.cn/chaobiaog.htm）。
3 胡星斗：
〈特權壟斷已成為中國最大的禍害〉，北京大軍經濟觀察
研究中心，2006 年 12 月 18 日（http://www.dajun.com.cn/tequanld.

htm）。
4 傅國湧：
〈讓企業助學的陽光更多一些〉，《科學時報》，2006 年
4 月 11 日（http://www.cas.ac.cn/html/Dir/2006/04/11/13/98/53.htm）。
5 徐創風委員：
〈行政高消費應該縮減一半〉，《中國青年報》，

2006 年 3 月 6 日。
6 袁啟清：
〈找回我們的改革 ─ 評中國民生投入比例世界最低〉，
《光明觀察》（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9948）。
7 唐勇林：
〈調查顯示 85.3% 的公眾感覺生活負擔比十年前更重〉，
《中國青年報》，2006 年 3 月 20日。

8 〈我國教育經費投入知多少〉，新華網，2005 年 6 月 16 日。
9 張路雄：
〈中國教育不平等之最：
城鄉教育差距及解決途徑〉，北
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2005 年 11 月 8 日（http://www.dajun.com.cn/jybpd.htm）。
10

〈我國教育經費投入知多少〉，新華網，2005 年 6 月 16 日。
11
張路雄：
〈重點學校問題為何長期不能解決？
〉，北京大軍經濟觀
察研究中心，2005 年 11 月 8 日（http://www.dajun.com.cn/jybgp.

htm）。
12
〈中國貧困高考生調查報告：
六成人湊不齊第一年學費〉，中國網
（來源：
《北京晨報》），2006 年 7 月 4 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news/1264577.htm）。

13
鄧聿文：
〈高校學費 20 年上漲 25 倍與行政成本 25 年增長 87 倍〉，
《學習時報》第 327 期（http://www.studytimes.com.cn/chinese/zhuanti/xxsb/1159765.htm）。
14
賈謙、陳永杰：
〈中國醫保不可能學西方模式〉，中國科學技術信

息研究所，2005 年 8 年 24 日（http://www.chinainfo.gov.cn/data/20
0508/1_20050824_117158.html）。
15
Physician Salary Surveys（http://www.alliedhealthservices.com/physician_salaries.html）。
16

〈中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一些壟斷行業高收入引爭議〉，中新
網，2003 年 10 月 15 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3/Oct/422274.htm）。
的根源
目前經濟問題的根源 — 寄生經濟
從前面幾章的分析表明，消費萎縮是中國很多經濟問題的根源。

而消費萎縮又是因為工資收入佔 GDP 的比重不斷下降所致。
工資收入比重下降又是因為行政成本、壟斷企業與資本三者合起夥來拿走了 GDP 和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
行政成本增高、官員冗雜，一方面直接消耗財政資源，更重要的是充沛的財政收入變成滋生腐敗的土壤，官商勾結、官員腐敗使社會財富大量集中到特殊利益集團手中，導致政府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投入不足。
行政成本以及衍生的腐敗成本增加，最終由老百姓買單，形成了曠日持久的低工資現象。
貧富差別日益擴大，老百姓不敢消費，儲蓄率增高，繼而引起就業不振，經濟後勁不足。

政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又「盯上」老百姓的儲蓄，甚至連醫療、教育都產業化，以求拉動內需，但起效甚微，存款還是越來越多，消費還是越來越萎縮。
真是渴死在長江邊上。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被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所瓜分，百姓生活的改善幾乎可完全「歸功」於孩子生得少，使中國提前進入養不起孩子的時代，出現了獨生子女家庭也供不起孩子上學的咄咄怪事。

部門（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教育、醫療、房地產部門）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傾向，中央政府應該嚴加限制，而不能縱容。

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WEF）自 1979 年以來，每年都發佈一份全球競爭力報告。
《全球競爭力報告》揭示，中國的國際競爭力排名持續下滑，2003~2004 年度比上一年度下降了四位，導致下滑的重要原因在於，中國的公共制度改善指數和宏觀經濟環境指數繼續出現大幅度下滑，前者下滑 14 位，後者下滑 19 位，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考核評價指標的調整，其中一項「政府開支」調整為「政府浪費」；
2004~2005 年度又較上年度下降兩位；
2005~2006 年度再次下降三位，原因是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質量有所下降。

世界經濟論壇認為，中國公共機構中最需解決的問題包括：
提高銀行系統的效率；
改善社會基本保障體系以應對日益增多的失業和老齡人口；
提高保健與教育體系質量，以確保中國人力資本的可持續發展。
2006 年 9 月 26 日公佈的《2006~2007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的排名從第 48 位下滑到了第 54 位，而印度則由第 50 位上昇到第 43 位。
WEF 指出，中國的新技術參與度較低，成為排名下降的主要原因。

此外，中國在銀行體系、教育和環境等領域有待提高。
WEF 還建議，中國應在降低政府管理負擔、加大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努力。

中國行政成本位居世界之最，其原因在哪裡？
說是制度因素吧，古巴、越南等國行政成本不高；

說是文化因素吧，日本、韓國等國行政成本不高；
說是中國特殊的發展階段吧，當年發達國家在中國目前水平的時候行政成本不高，比中國發展稍前、稍後的泰國、印尼、印度等國的行政成本也不高。

那麼導致中國行政成本奇高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不是唯一原因）就是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
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導致家庭消費結構畸形，給中國的行政（管理產業）、房地產、教育、醫療產業帶來了豐厚的利潤，增加了腐敗的空間。

就是說，我們少生孩子所「節省」的錢被行政、腐敗、房地產、教育、醫療、境外市場「盯上」了。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比較優勢在於勞動力的廉價。
但獨生子女政策導致單個勞動者培養成本的大幅提昇，勞動力必然會不廉價（從個人來說並不受益，因為成本高），在這種情況下優勢變成劣勢，而且產業升級並未完成，導致我國的勞動力就業高不成低不就，社會處於畸形發展狀態。
比如要是用低成本（比如美國大學生每年學費、生活費加起來相當於人均 GDP 的四分之一左右，那麼中國每年費用就只應該為 3500 元左右）培養一個大學生，四年花費 1.4 萬，畢業後月薪 2000 元，扣除生活費，一年多就可以掙回成本，對月薪 2000 元應該還算滿意；

要是培養成本每年高達 1.5 萬元，四年大學成本六萬，畢業後月薪只有 2000 元的話，至少需要四年多才能掙回成本，那麼月薪 2000 元就顯得太低了。

計劃生育使得家庭縮小，只需要比較少的收入就可以維持家庭基本消費，降低了家庭生存需求底線。
國家獲取、消耗太高比例的財政支撐行政成本，企業和資本獲取太多的利潤。
政府不可能自覺約束開支，無限政府的錢永遠不夠花，這是經濟學和現代行政學早已共同揭示的樸素真理。

遠的不說，從 2000 年到 2004 年，政府財政收入四年翻一番，由 1.3 萬億元上昇到 2.6 萬億元，大大高於同期國民收入增幅，可政府還是連年鬧赤字。
1 中國政府的監督機制還沒有健全，政府唯一受限的就是民眾的生存底線。
近年開始關注底層的生活，就是因為底層的生存底線已經受到威脅，直接威脅社會穩定。

為什麼民眾對改革的反思直到現在才大規模出現？

原因是 1980 年代以來，工業化的內在規律決定了中國經濟處在一個發展上昇階段，雖然工資收入佔 GDP 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國家行政成本和腐敗成本增加幅度遠高於 GDP 增長，更是遠遠高於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但老百姓的絕對收入還是有所增加，老百姓本能地縱向比較，有種「知足」感。
並且國家財政支出不透明，老百姓感受不到行政成本和腐敗成本的增加程度。
等到近年教育、醫療產業化，房地產問題出現後，已經威脅到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底線，才發現我們的很多改革並不是十全十美，有些甚至是極不合理的。
其實農民在 1990 年代中期就已經感到生存底線受到威脅，只是農民沒有發言權。
城市對威脅的感受滯後，一方面是城鄉差別，城市普通百姓經濟生活水平比農村高，另一方面是因為城市平均只有不到一個孩子，農村平均超過 1.5 個孩子。

要是主導社會發言權的城市主流家庭一直就有三個孩子，家庭生存底線就會明顯提高，就無法容忍國家對民生投入如此之低，行政成本和腐敗成本增加的餘地就不大，醫療、教育、住房等行業也就沒有太多的利潤空間，經濟就會比較健康地發展。

最先感受到生存底線受到威脅的是超生農民，因為中國的主流消費和公共消費（如醫療、教育、行政等）是依照城市主流家庭的收入而設計的，農村的教師（民辦教師除外）、醫生、鄉鎮幹部的待遇都是對照城市員工的收入而不是農民收入。
而城市主流家庭只有一個孩子，這樣農村超生家庭養育兩三個孩子的代價就比正常水平要高，就是說他們除了超生罰款外，還以很高的成本養育兩三個孩子。
但是對於他們先覺的苦難，城市居民往往加以嘲笑，說他們的貧困是因為超生。

經濟活動的核心是人，是勞動力，讓我們從勞動力的角度看看行政成本增高的原因。

從理論上講，勞動力價值就是勞動力再生產的全部費用。
根據勞動力再生產的方式和層次，這筆費用必須包括以下幾個基本部分：


其一，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費用：
勞動力日常更新的費用（日常衣食住行的生活費用）和醫療保健的費用（通過醫療保健，防止勞動力的喪失、促使勞動力快速恢復、延長勞動力的勞動時間）。

其二，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的費用：
教育的費用。
這個費用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指勞動者本人接受勞動培訓，另一方面是勞動者子女的教育（勞動者過去的教育費用已經由其父母承擔，給勞動者子女的教育等於補償勞動者父母過去在勞動者身上的教育花費，是教育成本轉移補償）。

其三，勞動力完全更新的費用，也就是勞動者繁衍兒女的生活費用。
勞動力的壽命是有限的，必須通過生育加以更新，勞動力的穩定是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根據人力資本理論，一個人人力資本積累的大部分發生在家裡，特別是在生命週期的最初階段。
勞動者進入企業時，這個成本早就由父母完成積累，企業提供勞動者養育兒女的費用等於是生育成本的轉移補償（其中教育的費用與上面第二部分重疊）。

其四，勞動力喪失的風險保障（如失業保險、養老保險等）的費用。

這些費用包括勞動力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的基本費用。

主流家庭需要養育三個孩子才能保證整個人群的世代更替，才能保證今後勞動力數量不減少。

計劃生育減少孩子數量，等於是政府和企業剋扣勞動力用來養育子女的這部分工資。
對城市來說，等於剋扣了這部分工資的三分之二。
農民工的人口再生產在農村完成，進城打工拿的是低工資，等於是被剋扣了工資組成部分中用來養老、養育子女、教育子女的全部費用。
這是中國現行經濟模式的癥結所在，是很多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
中國高昂的行政成本很大部分是從剋扣這部分工資開始的，隨著行政成本和腐敗成本的增加，隨著醫療和教育的產業化的出現，加上住房商品化和低價買斷工齡，等於工資的四個組成部分都被剋扣，企業支付給勞動者的報酬甚至維持不了勞動力日常的簡單再生產。

壟斷企業、政府、民營大企業獲取大量利潤，有這個利潤，在其他方面就有「浪費」的餘地，用這個利潤可以補償其他要素的高成本，而小型企業因為稅收太重，無力進行技術改造，導致粗放式的發展。
就是說，壟斷企業、政府、民營大企業獲取勞動力的大量剩餘價值，有能力完成產業升級、完成技術改造，但卻沒有這麼做的動力和壓力，並且由於資本收入過高，企業寧願用於重複投資攤大餅而不願用於產業升級和技術改造。

由於資本收入高於勞動收入，資本收入增加必然導致投資增加，政府和企業用獲取的勞動力的剩餘價值增加投資。

但是無節制的投資，盲目地擴大再生產，導致生產過剩。
由於缺乏監督和約束，政府投資往往是低水平重複投資，造成了大量的資金浪費，最終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資產。
而勞動收入太低，加上計劃生育所引起的家庭縮小，必然導致消費降低。
資本收入轉變為生產，而勞動收入轉變為消費。
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尖銳矛盾，引起目前的過剩經濟，導致利潤降低。

中國目前仍然為外資看好的原因在於：
雖然總利潤不高，但是中國的勞動收入低，資本收入仍然不低，外資仍然有積極性。
但是隨著投資的擴大，生產進一步增加，而消費進一步下降，生產與消費的矛盾將加重，利潤將更加下降。
外資可能會轉向印度等國。

就是說投資在近期是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但遠期就會成為供給，要是到時候消費跟不上，就會成為不良資產。

同樣，計劃生育限制人口再生產，暫時是有利於物質再生產的，但是其中期後果是家庭結構縮小引起消費萎縮，長期結果是勞動力短缺和老年化。

中國的問題淺層表現在生產和消費的矛盾，深層表現在人口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的矛盾。
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是沒有「以人為本」，沒有看清「人」的多重性和階段性：
人口，人口，人有手也有口，「手」代表生產，「口」代表消費，當初實行計劃生育的目的就是減少「口」。
但是現在看來，「口」也很重要。

人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
在某個階段是消費者，在另一個階段是生產者。
計劃生育既減少現在的消費能力，又減少今後的生產能力。
年輕人作為消費者比老年消費者創造的工作機會要多得多，並且年輕消費者促使產業升級，而老年消費者卻使得產業停滯。
國家人口構成中年輕人的大量縮減不但無法解決中國的就業問題，反而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失業率提昇。

從勞動力再生產的方式，可見現在城市和沿海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廉價利用農村的勞動力積累，工資只支付了勞動力的日常再生產的費用。
由於人員流動已經全國化，並且是單向的，國家需要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途徑，籌措免費義務教育等經費，返回農村和內地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

有人可能會問：
難道一個家庭少生一兩個孩子會有這麼大的影響？

想一想，社會是由人組成的，而家庭是社會的細胞。
還有什麼比家庭結構的畸變對社會影響更大的呢？
主流家庭在被強制的情況下都出現家庭結構畸變，必然引起整個社會結構的畸變，首先表現在經濟結構的畸變就不足為奇了。
目前決定生產的不是供給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
家庭消費是社會消費的基本單位，家庭消費畸變必然導致社會消費畸變，從而影響整個社會的經濟態勢。

研究中國的經濟，絕對不能忽視家庭結構的因素，因為這是中國最特殊的「國情」。
其他國家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都有比較高的生育率。
中國的計劃生育不僅僅破壞人口結構，造成「未富先老」，更破壞了經濟結構，導致經濟後勁不足。
要是城市主流家庭有兩三個孩子，會容忍工資總額只佔GDP 的 12% 嗎？
只佔 12% 活得下去嗎？

城市主流家庭有兩三個孩子，剛性需求增加，生存底線提高，工資佔 GDP 的份額就必然提昇到合理的水平，老百姓就會有消費能力，而消費是經濟的動力。
壟斷企業、資本、財政稅收也就不可能有那麼大的暴利空間，經濟就會健康發展，社會也就更加和諧。

有人說一個孩子就已經感到困難了，要是有兩三個孩子的話，根本養不起，幸虧只有一個孩子。
我們再仔細算一筆養孩子的賬：
中國工資總額只佔 GDP 的 12%，加上農民的收入和合法的其他收入（如福利），根據中國社科院李志寧教授的估算，佔 GDP 的四分之一，但是養活了 99% 的民眾；

GDP 的三分之一是腐敗成本，被 1% 的人掌握。
此外還有行政成本等其他開支。
而其他國家光是工資總額就佔 GDP 的 54~65 % 。
2005 年 10 月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楊宜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政府已經掌握了社會剩餘產品總價值的 87.5%，留給社會的只有 12.5%。
就是說中國老百姓掌握的財富太少

2了，現在是朝有餘財，野有飢民。
假如中國老百姓掌握的財富從目前的 25 % 上昇到 50 % （這個要求不算高），意味著每個家庭財富增加一倍。
假設現在的財富單位為 100，夫妻雙方加上獨生子女，平均每人 33.3；
增加一倍，財富單位為 200，一個家庭養育三個孩子，共五口人，每人財富單位 40，人均財富擁有量比現在還要多。
並且主流家庭都養三個孩子的時候，由於規模效應，養孩子本身的成本將會降低，總體生活水平比現在高多了。

而要是 1980 年不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並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不過增加 1.3 億人口（最誇張估計不超過 2.2 億），只有 1980 年代初出生的大約三千多萬（最誇張估計不超過五千萬）進入勞動市場的，相對於目前九億多的勞動人口來說比例不高，對現在的就業影響不大（並且，雖然全國總體勞動力並不短缺，但現在結構性勞動力短缺缺的就是這個年齡段的勞動力），但是養育這 1.3 億（2.2 億）人口將減少婦女工作時間（根據聯合國《2005 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罕見地高，相當於男性的 86%，在全世界排名 17 位），而這 1.3 億（2.2 億）人口的本身消費又增加就業機會，尤其是消費理順後增加大量的就業機會。
因此，沒有 1980 年代的計劃生育，總體來說還能大大緩解現在的就業壓力。
從物質上來說，現在養活 13 億和養活 14.3 億（15.2 億）沒有太多差別，何況目前中國的「庫存積壓商品總值」就已經超過 GDP 的 40%。

現在中國問題可以用一個新詞來概括：
寄生經濟。
計生委不創造任何社會價值，但是憑藉特權而寄生，這是「寄生經濟」最淺層的含義；
由於計劃生育導致家庭結構畸形，使得行政成本、壟斷企業與資本三者拿走了 GDP 的絕大部分，並給房地產、教育、醫療產業帶來了豐厚的利潤，這是「寄生經濟」的深層含義。
在這種寄生經濟的模式下，必然壓制正常消費，導致消費萎縮，老百姓生活壓力加大。
就是說計劃生育直接限制的是生育權（種族生存權），但間接也同樣限制了個體生存權（生活壓力增大）。

碩鼠碩鼠，無食我兒！
三歲貫你，莫我肯勞。

誓將除你！復我樂郊。

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需要說明的是，計劃生育所致家庭結構畸形是消費萎縮的充分條件（「有之必然，無之未必不然」），不是必要條件。
家庭結構畸形必然導致消費萎縮和經濟問題；

但是家庭結構健全，消費不一定健全，也有可能出現消費萎縮，也可能出現經濟問題。
而健全的人口結構是健全的經濟的必要條件（「無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
「寒門出孝子，白屋出公卿。」
同樣的道理，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也只能是逼出來的。
計劃生育不但嬌慣了孩子，更慣壞了政府，使得行政成本不斷上昇。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奢華的行政成本要降下來不容易。

從人口結構和產業結構看現在的失業問題和今後的勞動力短缺
實行計劃生育的一個理由是僧多粥少，就業壓力大。

難道粥是天上掉下來的？
社會作為整體，有消費才有需求，有需求才有生產，有生產才能提供就業，有就業才有能力消費，這是一個良性循環。
生產是為了滿足需求，貿易是用來交換產品，如果生產主要是換外匯（而不是產品和服務），那麼等於是幫別人幹活。
一個蘿蔔一個坑，有多少的人口，就有多大的消費市場，就有多大的需求，就有多少就業機會。
減少人口之後減少消費，哪裡還有就業？

侯若石、何茂春、丁剛等學者認為消費實力是一種國家實力。
3--生產為消費服務是世界強國發展的客觀規律。
經濟大國都是生產水平和消費水平都很高的國家。
經濟大國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依靠生產和消費並舉，進口和出口兩旺，引進和輸出均衡，收入和支出雙高。

消費的增長標誌民生改善和市場活躍，而這兩個因素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
世界經濟正進入一個消費產品剩餘化、多樣化的時代，現在缺的不是生產者，而是消費者。
消費者的發言權、影響力要大於生產者。
中國的強大不僅取決於我們能夠製造多少產品和我們製造了什麼產品，也取決於我們買什麼商品，買多少商品。

有人說，日本人口只有 1.27 億，購買力卻達到四萬億美元，與人口 11.3 億的印度差不多，因此消費取決於人均收入而非人口數量。
但是百姓的基本生活消費是一定的，那麼產品供應量也必須是一定的。
比如對糧食和衣服等的需求，不論富人還是窮人，消費相差不大。
同樣四萬億美元的消費量，日本的消費只能提供 6600 萬個左右的就業機會，而印度卻能提供五億個左右就業機會。
日本對低附加值的產品需求有限，而單位消費量的高附加值產品和服務所提供的就業並不多。

日本即使消費飽和，所提供的就業機會也不過是滿足日本本國的就業而已。
即使發達國家的低端產品全部依賴中國和印度提供，所提供的就業機會也不多。

就每個人來說，幼年時代單純是消費者，青壯年時期生產大於消費，老年的時候又是消費為主。
由於物質資本是報酬遞減的，人力資本是報酬遞增的，青壯年消費能力如果主要用於人力資本的投資（培養下一代），這樣不但能夠使得老有所養，並且促進社會進步。

計劃生育卻打斷了這種天然的投資鏈，讓青壯年強盛的生產能力部分空耗（過度娛樂），部分用於物質資本的積蓄（比如通過出賣產品換取外匯），那麼這個資本的報酬是遞減的，不但養不了老，也不利於社會進步。

計生委宣稱 1980 年開始的獨生子女政策減少三億人口（筆者認為只減少 1.3 億，最誇張估計也不會超過 2.2 億），等於喪失了一個相當於整個美國人口的消費市場，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可想而知。
因此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經濟發展必須依靠內需，才能做到生產和消費同步昇級。
未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來自於中國的內需，來自於如何把中國國民的消費潛力發揮出來，使中國經濟從依靠資本驅動轉變為依靠內部消費的驅動。

工業革命以來，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一直存在。
消費往往是主導產業革命的動力。
以前絕大多數人辛苦勞累於土地上，還難以獲取足夠的糧食。
隨著品種的改良、農業技術的提高、化肥的使用，農業生產率提高，現在工業國家只需要 1~2% 的勞動力就能滿足所有人的糧食。

如果消費結構不改變，那麼意味著 98 % 的勞動力將失業。
這些「失業的」的勞動力就轉移到其他行業，生產衣服、電視、洗衣機、冰箱、玩具等，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但是隨著機器的引進和技術的進步，工業生產的效率也提高，現在發達國家只有 20~25% 的勞動力從事第二產業。
如果沒有新的消費需求，那麼 70 % 以上的勞動力就得失業。
有需求就有生產，現在發達國家 70 % 以上的勞動力從事第三產業，人們享受的服務越來越好。

現在美國農業只佔 GDP 的 0.9%，工業只佔 20.4%，而服務業佔 78.6%。

資本的逐利性使得它追求以最少的代價滿足更多的需求以賺取更多的利潤，即生產的人越少越好（減員增效）。
企業的這種逐利是基於開放系統，面對的是全國（甚至全球）大消費市場，企業可以做到減員增效，將減下來的員工推向社會。
兩百多年以來，技術進步和機器的引進一直在淘汰人力。

每個領域都會提高生產效率，所以就得不停地創造新的需求來增加崗位解決就業問題，「就業替代」頻繁，經常出現「技術性失業」。
新行業在開始時候往往還沒有成熟，不能及時吸納被舊行業淘汰「下崗」的人員，這種行業更替的滯後性導致總是有失業。

有人說，只要有失業就說明人口過剩，人口政策鬆不得。
依照這種邏輯，中國出生性別比問題也沒有什麼可擔心的，男人娶不到老婆只怪自己素質低，高素質的男人哪會娶不到老婆的？

誰說男多女少的？
沒看到那些官員富豪都養了一堆的情婦嗎？
分明是女人過剩嘛。

社會作為整體是封閉系統，就必須保證生產和消費的和諧，減下的員工如果不能及時有序地轉移到新的行業，他們將沒有購買能力，那麼生產出來的東西賣不出去，也會導致生產萎縮，減員就不能增效。

「減員增效」是資本的自然屬性，政府應該適當限制（發達國家保護員工的權益，其實就是控制僱主的「減員增效」）和引導（創造新的就業行業），既部分滿足企業的追求，又縮短行業更替的滯後時間，讓新行業及時接納舊行業淘汰的人力。
一個政府如果無力創造新行業，就沒有資格去鼓勵舊行業「減員增效」，否則誰為失業的員工買單？
可見，企業行為（家庭行為）和政府行為不能是一樣的。
但是中國政府卻用企業思維來管理政府。
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資本驅動型的而不是消費驅動的，各級政府盲目追求投資。

由於有失業的存在，社會上就會產生「人口過剩」的輿論，就有控制人口的呼聲。
但是從宏觀角度看，新產業的就業容量遠比舊產業要大，每一次產業革命，都使得勞動力需求增加，如果人口增長跟不上，就會出現勞動力短缺。

英國在 18 世紀第一次產業革命時期，將農民從土地上趕走，但是工廠卻又不能吸納農村轉移的勞動力，失業率高，城市社會治安惡化，曾經處死失業的流浪漢。

馬爾薩斯人口論就誕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
但是正是由於大量富餘人口（英國工業革命期間人口增加到三倍）使得英國順利完成產業革命。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人口爆炸」的思潮瀰漫歐洲，英國、荷蘭等國的一些學者曾經提出減少人口的設想（由於過於荒謬，決策層沒有採納），然而現在歐洲勞動力短缺，需要引進移民。

日本在二戰之前，是鼓勵生育，明治初年採取了獎勵生育政策，對貧困家庭，發給育兒補貼，實行孕婦登記、死產檢查制度。

1941 年頒佈了《確產人口政策綱要》，政府採取早婚多育的措施，鼓勵一對夫婦生育五個孩子。
二戰之後日本人口達到 8000 萬，但是隨著經濟的轉型，失業率增高，開始限制生育（只是提倡，不像中國這樣強制進行）。
1949 年內閣成立「人口問題審議會」。
同年，眾議院通過「關於人口問題決議案」，決定健全和普及家庭生育計劃。
1954 年，「人口問題審議會」要求把節育作為家庭計劃的一部分。

當人口突破一億的時候，舉國惶惶不安，並曾一度計劃將人口收縮到 8000 萬左右。
1974 年 4 月，經「人口問題審議會」通過，正式發表了以「日本人口動向 ─ 靜止人口」為題的《人口白皮書》，強調日本的人口問題是世界上最尖銳的，把靜止人口作為日本的發展目標，並把優生優育放到首位，政府重視人口宣傳教育，從 1970 年代起，開始在小學、中學、大學加強人口教育。
而現在日本人口增加到 1.27 億，比二戰後的 8000 萬多出了 50%，然後卻面臨勞動力短缺。
美國產業革命的完成也伴隨著人口激增。
1860 年美國總人口 3100 萬，城市人口佔 17.9 %（1870 年為 22.9 %）；

中國 1982 年城市人口比例為 20.6%，就是說中國 1979 年改革開放的起點相當於美國南北戰爭之後的 1865 年水平。
美國南北戰爭後，工業革命飛速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
同時，農業也開始了真正的全面技術革命，無情地驅趕著眾多農民進入工業城市，尋找就業機會，農業勞動力急劇減少。
美國人口在 1900 年達到 7621 萬，1915 年突破一億（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1930 年達到 1.23 億。
但是由於就業供需關係的矛盾和經濟政策的失誤，在 1933 年左右有四分之一的勞動力失業（其失業率遠遠高於中國現在的水平），社會治安惡化，生活壓力非常高，但也促使美國建立社保制度。

1930 年代英國失業率也與美國相近，而德國的情況更差，失業人數佔全部勞動力的五分之二，另有五分之一也只有非全日性工作。
1967 年美國人口突破二億，人口所引起的社會矛盾仍然存在，1968 年美國昆蟲學家保羅．埃利希出版了《人口爆炸》，人口爆炸的輿論從美國蔓延全球。
但是其後隨著產業革命的順利進行，新增勞動力被順利轉移到新的產業，2006 年美國人口突破三億，但是社會更加穩定，種族更加融合，生活水平更高，失業率降低到只有 4.8% 。
南北戰爭之後美國人口增加了九倍，源源不斷的新增人口滿足了歷次產業革命對勞動力的需求。
1979 年中國人口近十億，2005 年 12.5 億，繼續現在人口政策，人口高峰連 13 億都達不到，然後就是銳減；

即便中國現在停止計劃生育並千方百計鼓勵生育，今後人口高峰也難以達到 15 億，今後勞動力缺口將非常大。
並且人口結構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建起美國這樣的社保制度。

可見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一方面是很多社會問題的根源，一方面是社會發展的動力。

既然有失業，那麼減少人口不就解決問題嗎？
計生委一直是這麼宣傳的，甚至很多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也都這麼想。
其實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現代社會的失業問題是由於產業結構改變所引起的，而不是因為人口過多。
比如說，如果沒有第三產業的話，現在發達國家工農業只需要 25 % 的勞動力就能滿足大家的需求，70 % 的人就得失業。

但是如果人口減少一半的話，消費市場也減少一半，仍然有 70 % 的人口找不到工作。
因此失業率與人口多少沒有什麼關係。
俄羅斯人稀地廣，人均資源非常豐富，2006 年失業率為 6.6 %；
日本人稠地狹，人均資源缺乏，但是 2006 年失業率只有 4.1%。
俄羅斯人口從 1992 年開始減少，但是失業率卻反而提高了。

美國人口三億，失業率為 4.8%；
法國人口 6000 萬，失業率 8.7%。
中國人口近 13 億，國土面積 960 萬平方公里；
巴西人口 1.9 億，國土面積 851 萬平方公里，巴西人均資源非常豐富，但是失業率並不比中國低。
因此中國目前的失業率並不是因為人口過多，減少人口並不能降低失業率。

2005 年中國城鎮人口比例為 43%，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比例分別為 49%、22%、29%，就業結構還只相當於日本 1950 年代的水平，城市化水平只相當於美國 1913 年的水平。
中國第三產業還遠沒有成熟，今後勞動力需求將很大，就業潛力還很大。
計劃生育減少的是現在的消費者（嬰兒消費市場），同時也減少今後的勞動力。
中國還只是處於第一次產業革命階段，目前就已經面臨勞動力短缺（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現在人口已經接近負增長，今後憑什麼實現第二次、第三次產業革命？

難道中國永遠滿足於目前的產業結構和發展水平？
發達國家第三產業佔GDP 70% 以上，是經濟的大頭；
今後中國就業結構達到發達國家現在的水平，那麼中國將面臨嚴重勞動力短缺，第三產業無法發展起來，無法成為發達國家。
打個比喻，以美國目前的就業結構來計算，一個國家有 200 個人口，正常情況下勞動人口 100 人（還有老人和小孩），一人從事農業，23 人從事工業，76 人從事服務業；
如果這個國家 200 人中老年人比例過高，那麼就沒有 100 個勞動人口，就面臨勞動力短缺。

照顧老人是需要非常多年輕勞動力的，不是錢和勞動生產率的問題。
老人不是大棚裡的蔬菜和車間裡的零件，是沒有辦法「自動化」照顧的。
養老社會化可以減少一些人力，但是減少的幅度有限。
美國這麼發達，還是以家庭養老為主。
真正進入機構養老院的只有 20%，其餘都是家庭養老。

綜觀各國產業革命歷程，發現勞動人口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國目前處於這個階段）引起的失業問題最嚴重。
機器的效率容易提高，而人的效率難以提高，因此勞動人口從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之後，失業率降低。
隨著社會的進步，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將更低，而傳統的第三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將減少，又將有大批勞動力將「下崗」。
目前人們的消費飽和了沒有？

沒有！物質上的「食品」越來越豐富，但是精神上的「食品」卻更加貧乏，心理安全度甚至還不如農業社會。
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是犧牲了精神上的安全換取物質上的安全。
只要有需求，就意味著還有鉅大的就業潛力。
目前人口再生產和家庭服務業還幾乎是免費的，這是一個多麼大的消費市場！美國現在家庭收入的中位數是四五萬美元，美國醫生、教授、企業高管等高薪行業年薪十幾萬，是普通家庭收入的三倍左右，但是生活質量並不比普通家庭高出多少。
原因何在？

根據一項最新的報告指出，全職媽媽一年至少值 13.8 萬美元。
由 Salary.com 所提出的調查報告，計算了在 2007 年度，若全職媽媽所執行的每項工作都有給薪，那麼她們一年應該獲得 138095 美元的酬勞。
一個媽媽通常身兼多職，必要時一人還得分飾多角，包括家管、託兒中心的老師、廚師、電腦操作員、洗衣人員、房屋照看人、設備管理員、駕駛、首席執行官以及心理學家，這些複雜又專門的工作，都是媽媽必須兼顧的身份。
從這個角度看，普通家庭與高薪家庭生活質量差別確實並不太大。
高薪階層往往沒有時間管理家務，雖然拿著高工資，但是家庭生活質量並不高。

如果夫妻兩人都是高薪階層，那麼都很忙，情況更糟，等於是拿著高工資，過著貧民的生活，甚至連一個孩子都養不了。

古代自然經濟容易實現社會和諧，是因為生產與消費都掌握在自己手裡，只有少量的需求（比如食鹽、鐵鍋等）需要通過交換來滿足，大部分的需求靠自己提供，「一對一」供給和消費，為自己而生活，失業率低。
工業社會是一個生產者供給多個消費者（隨著生產效率的提高，越來越少的生產者就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每個人都有需求，但是不是每個人都能滿足別人的需求，經常出現「技術性失業」，總是有失業壓力。
但是今後隨著生產效率的進一步提高，人們幾乎可以低廉（甚至免費）獲取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產品（發達國家在食品方面的花費已經非常低了，對第二產業的花費也不斷下降），就像空氣雖然重要但是卻是免費的一樣。

那個時候家庭需求的大項就得靠自身（家庭服務業）來滿足，以家庭為單位，為自己而生活，恢復傳統的自我供給 ─ 消費模式（Self-Service），可以叫做「新自然經濟」，家庭是否幸福更大程度取決於「第四產業」的服務質量，而不是第一、二、三產業的產品。
這種「新自然經濟」才能降低失業率，才能獲取心理安全。

目前有人將「提供智能型服務為特徵的產業領域」稱為第四產業，筆者認為這種說法不合理，照道理說新產業必須比舊產業容納的從業人員多，「提供智能型服務為特徵的產業領域」不可能比目前的第三產業就業容量大，因此不能稱為第四產業。
只有家庭服務業的「就業」容量比目前第三產業更大，才能稱為第四產業。

今後的就業模式可能類似於：
第一產業（主要是農業）從業人員佔 1%，第二產業（工業）佔 12%，第三產業（公共服務業）佔 37 % ，第四產業（家庭服務業）佔 50%。

現在很多人對筆者的這個概念難以認同，他們認為既然是自己為自己服務，沒有進入市場，就不能叫做產業。
人類生活的目的就是自我滿足需求，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社會生產的目的不就是滿足千家萬戶的需求嗎？
為什麼一定要通過市場？

幼兒園老師照看孩子算服務業，為什麼自己帶孩子就不能算服務業？
餐館廚師烹調食物算服務業，自己給家人做飯為什麼不算服務業？
出租車司機算服務業，自己開車為什麼不算服務業？
農民種菜、種花算第一產業，可以獲得報償，自己在後院種菜、種花為什麼就不能獲得報償？
家庭服務業還提供了最重要的公共產品 ─ 人口，人口再生產是社會持續發展的第一支柱。

因此家庭服務業應該獲得報償。
如何給「第四產業」發工資還有待於經濟學家們進一步探討，孩子數量應該作為其中一個判斷標準。

第四產業的出現，也正式賦予家庭婦女一個新的職位，給人口再生產以報酬，將體現傳統的儒家所強調的「男有分，女有歸」，男人主要精力放在第一、二、三產業，也兼顧第四產業；
女人有穩定的婚姻家庭，主要精力放在第四產業，也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專長適當從事第一、二、三產業。

四個產業的劃分體現了儒家理想：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齊家」（提供家庭產品）是第一位的，有能力的話再「治國、平天下」（提供公共產品）。
只有少數人能夠做到「治國、平天下」；
大多數人只能做到「修身、齊家」，但是他們的兒女輩、孫女輩說不定能夠做到「治國、平天下」，這對社會持續發展是必要的。

積累導致社會進步，古代留給後代的遺產或手藝能夠傳幾代人。

現在作為個體似乎並不能給子孫留下什麼，第四產業的出現，每個人好像只為自己活著，對社會進步貢獻更小。
其實不然，作為整體，現在的父輩留給兒女輩的財富是鉅大的（知識和技術遺產遠比物質遺產要重要）。

計劃生育代表的是「以物為本」的發展觀
馬爾薩斯認為，由於人們受制於有限資源的壓力，經濟增長將會受到約束，因此要發展經濟就得控制人口。

然而其後的很多著名經濟學理論將馬爾薩斯的結論顛倒過來。

經驗統計學之父、197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庫茲涅茨認為，人口增長促使人們對消費品的需求膨脹，額外需求刺激了額外的廠商投資。
這一切再加上對規模經濟效應的利用能力，就加快了生產力增長速度。
結果當人口增長時，人們的生活水準也隨之提昇。

庫茲涅茨強調人口增長可為基礎設施建設帶來規模經濟效益。

新古典經濟學派創始人馬歇爾也有同樣的看法，他認為財富和人口的增加將使需求增加，需求的增加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市場的供求關係，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從而使商品價格提高，這一結果必然會刺激投資，從而使經濟得到發展。

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根據大量史實提出新古典主義經濟增長模型（索洛模型）。

索洛指出，現代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既不是資本積累的速度及其規模變化，也不是資本與勞動這兩種要素投入的多少，而是技術進步的程度。
後來，經濟學家丹尼森等人在對日美等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情況比較研究中也發現，其資本要素及勞動投入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僅達三分之一左右，而技術進步和資源配置效率等因素的貢獻高達三分之二。
索羅和丹尼森等人的「技術進步是首要增長要素論」的影響與日俱增。
依據索洛模型，人均產出增長率最終等於技術進步率，總的產出增長率等於技術進步率加人口增長率，國家的總經濟增長速度和人口增長速度正相關（換句話說，人多力量大）。
4 人力資本理論之父、1979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窮人經濟學家）認為，當代經濟的增長，國家財富的構成，主要是人力資本帶來的結果，技術進步主要是靠人力資本積累。

他認為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不一樣，物質資本是報酬遞減的，人力資本是報酬遞增的；
物質資本投進去以後，你用了別人就不能用，而知識不存在這個問題，你用了別人照樣用，它是報酬遞增的。
舒爾茨斷言：
「人類未來不是由空間、能源和耕地所決定，而是要由人類的知識發展來決定。」

就是說，現代經濟理論與馬爾薩斯理論截然相反。

現在經濟理論已經將人力資源視為第一資源。
人力資源來源於人口資源，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的核心。

鄧小平也說過：
「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後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於勞動者的素質，取決於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
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資源的鉅大優勢是任何國家比不了的。」
「忽視教育的領導者，是缺乏遠見的、不成熟的領導者，就領導不了現代化建設。
各級領導要像抓好經濟工作那樣抓好教育工作。」
「我們要千方百計，在別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於犧牲一點速度，把教育問題解決好。」
素質低，人口就是沉重的負擔；
素質高，人口就是鉅大的人力資源和人才優勢。

怎樣才能變人口負擔為鉅大的人力資源優勢？
矛盾轉化的條件就是教育。

世界各國間的競爭實際上就是人才的競爭，人才的儲備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決定了各國角逐的勝負，這基本上也已形成共識，所以，世界上許多國家，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把對教育的投入看成了一種國家長期性的戰略投資。

解放後，中國政府十分注重人口素質的提高，把對教育的投入看成了一種長期性的戰略投資。
在構成人類發展指數的三項指標當中，教育一直是領先於另外兩項的。
1979 年之前中國的中、小學生入學率遠遠高於其他 92 個發展中國家。
1976 年小學適齡兒童的入學比例達 95% 。
基本上是免費義務教育，一些地方的農村在改革開放前，不但基本普及了初中，而且高中也相當普及。

不少地方曾搞過普及中小學運動，每個自然村都建一所小學，每個公社都按片建立初中，不少公社還建了高中。
5 中國的科技發展也突飛猛進，取得兩彈一星、火箭、雜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島素等重大科技突破，在飛機、汽車製造、核能開發等方面也與國際水平不斷拉近。
各國科技投入佔 GDP 一般在 1.5~3 % ，美國在 20 世紀 60 年代研究開發投入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 2%。
日本和德國對研究開發的投資也從 20 世紀 60 年代起就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 1.5%。
2005 年美國為 2.7 % ，日本為 3.2 % ，韓國為 2.9 % ，瑞典為 3.9 % 。

中國在 1950~1979 年期間最高年份為 2.3%，平均為 1.3%。
雖然當時的經濟和科教政策上也出現過一些失誤，但是在發展方向上是符合現代人力資本理論和現代經濟理論的。

中國在 1980 年實行嚴厲計劃生育政策後，表面上一直宣傳重視教育和科技，提出「再窮不能窮教育」、「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教興國」，並曾將教育部和科技部升級為委員會。
實際上卻同時降低了對教育和科技的投入。

1981 年的初中入學人數是 1770 萬人，較 1979 年減少了 360 萬，小學的入學人數則只有 2749 萬，比兩年前少了 1030 萬人，當年的《紅旗》雜誌還刊文稱，有 60 % 的小學生未等畢業即輟學，高中教育更是驟然滑坡，突然撤併大量高中，每個縣只留幾所高中。
6 1986年通過的《義務教育法》規定：
國家用於義務教育的財政撥款的增長比例，應當高於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比例。
然而，事實上國家財政教育經費支出增長長期低於財政收入的增長。
國家財政教育經費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 2~3%，比非洲窮國都少，低於聯合國要求的 6 % ；
在全世界 191 個國家中，有 170 多個國家都做到了免費義務教育，包括人均 GDP 只有我國三分之一的老撾、柬埔寨、孟加拉國、尼泊爾等國，而偏偏我們沒有做到。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調查數據，我國的人均教育公共支出為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在世界 153 個國家和地區中名列第 145 位。
一些農村的基礎教育還得靠「希望工程」，一些領導一方面自己通過「希望工程」捐助個別學生，一方面卻通過政策使得大量學生失學，這本身就非常滑稽。
不甘心失學的寧夏小姑娘馬燕的「馬燕日記」轟動歐洲，感動很多歐洲人捐款，是中國的國恥！另一方面，國家又將有限的經費大量投入到幾所名牌大學。
近年在教育經費比例沒有增加、基礎教育沒有跟上的情況下高校又盲目擴招，使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大大提高，加劇了勞動力再生產低水平的重複和惡性循環，導致大學生和低素質勞動力找不到工作，技術工人卻奇缺。

科技投入比例也是罕見的少，由 1979 年之前的佔 GDP的 1.3% 下降到 0.6%。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中國科技投入一直在 0.6 % 左右徘徊。
自主創新能力、關鍵技術（如核電）與國際水平相對差距拉大，有些技術甚至出現絕對倒退，比如 1980 年可以造載重一百多噸的大飛機，但是現在再也造不出那麼大的飛機了。
中國科技投入在 2000 年後才有所增加，到 2004 年也才增加到 GDP 的 1.23 % 。
每千人中科技人員數韓國為 2.9 人，日本為七人，而中國只有 0.6 人。

由於勞動者素質低下，中國每個農業勞動者與每公頃農業用地所創造的農業附加值分別為 193 美元與 184 美元，韓國則為 5302 美元與 6961 美元，日本分別為 16712 美元與 12445 美元，連泰國都分別達到了 554 美元與 488 美元；
中國每消耗一千克標準能源所生產的國內生產總值為 0.7 美元，韓國為 1.8 美元，日本為 6.1 美元，泰國為 2.1 美元。
7 科技部副部長程津培 2006 年 3 月 7 日在召開的全國兩會上說：
改革開放以來，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只有 39 % ，遠低於創新型國家 70 % 以上的水平；
目前科技投入雖然有所增長，但增長總量僅相當於韓國的二分之一；
與資金不足並存的是資金使用上的浪費。

8 科技部部長徐冠華說，在今後的經濟社會發展中，科技進步貢獻率必須從現在的 39% 提高到 60 % ，否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將難以實現。
現在大學生就業壓力大，很大部分原因是因為科技的相對退步。
依託軍工的科技發展也相對落後。

最近十年，在中國經濟年均 9% 的增長率中，人均資本量增加對 GDP 的增長貢獻了 5.1 個百分點，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對 GDP 的增長只貢獻了 2.7 個百分點。

按照資本形成總額佔 GDP 的比重計算，我國的投資率 2004 年高達 45.2%，人均資本量的增加非常可觀。
9 資本一方面來自境外投資，一方面是因為計劃生育導致家庭消費結構畸形、儲蓄率增加。
就是說，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依賴物質資本而不是人力資本，而依照現代經濟理論，物質資本是報酬遞減的（並且也是可以快速撤離的），人力資本是報酬遞增的。
要是繼續這種發展模式，中國經濟將會面臨嚴重問題。
雖然印度經濟起步比中國晚，基礎設施建設滯後，但印度的增長模式卻比中國要健康。

中國投入 40 美元掙七美元，而印度投入 24 美元掙六美元。

中國臺灣省、韓國、新加坡等地在經濟起飛的同時，都加大在教育和科技上的投入，對科教的投入遠遠快於經濟的增長。
臺灣在從 1986 年到 1996 年的十年間，科研經費增長了 4.8 倍，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由 1.14% 提高到 1.85%。
韓國的教育投入現在已經佔了 GDP 的 13.3 %，為世界之最。

東亞地區的經濟起飛，很大程度要歸功於人力資源的開發。
中國在經濟改革後不但沒有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反而降低投入。

要是將 1980 年開始的計劃生育和教育失誤放在一起看的話，等於中國白白減少上億人口，既減少今後勞動力的數量，又降低勞動力的素質，減少人力資源，並且畸化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白白犧牲可持續發展能力。
以計劃生育為標誌的這種發展觀是典型的「以物為本」的馬爾薩斯發展觀，是與現代經濟理論背道而馳的。

改革開放已經 28 年了，還得靠廉價勞動力打拚，說明了什麼問題？
這說明我們的「發展」是以透支今後的可持續發展潛力為代價的。

人口資源既可以轉變成人力資源，同時又是鉅大的市場，人力資源加上鉅大的市場，在城市化聚集效應下可以促進中國經濟騰飛。
但是中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充分利用自身的人口資源。

不合理的教育和科技體制使得人口資源沒有充分轉變為人力資源；
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使得市場人為縮小（在同樣財富、同樣人口的情況下，分配相對均勻市場就大；
財富越集中，市場就越小）。

醫療、教育、人口 — 可持續發展的三個層次
由於人是物質生產的主體，社會要持續發展，要使勞動力資源生存和繁衍，以實現勞動力的再生產，必須對其進行投資。
醫療、教育、生育是勞動力再生產的三種方式，這也是目前老百姓意見最強烈的幾個方面。

醫療：
醫療保健是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重要途徑。

通過醫療保健，防止勞動力的喪失、促使勞動力快速恢復、延長勞動力的勞動時間，相對於勞動力完全更新來說，是成本最低、見效最快的勞動力再生產方式。
對老人的醫療保健一方面是社會福利，是對老人過去工作的補償，另一方面通過保證老年人的健康而減少勞動力照顧老人的時間，增加創造社會財富的時間。
我國衛生工作曾經制定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四大方針。
由於大眾是勞動力的主體，因此中國的面向大眾的醫療方針是正確和卓有成效的。
在 1960、1970 年代，中國的醫療服務在全世界處於前列，最近世界銀行仍然高度評價中國當時的醫療進步。

而過去二十多年，由於經濟和教育的某些失誤引起失業率高，勞動力一直過剩，政府沒有意識到這種勞動力再生產的重要性，反而實施了商業化、市場化的醫療改革方案。
與此同時，貧富差別不斷增加，但掌握社會財富的不一定是創造社會財富的。
醫療市場化後，醫療服務重點從過去面向財富創造者的普通大眾轉而面向財富擁有者的富裕階層。
這些富裕階層的醫療需求與普通大眾的醫療需求不一致；
而「預防」幾乎沒有現實市場意義（但其意義長遠），自然遭到忽視，導致現有醫療衛生體制脫離了「預防勞動力的喪失、促使勞動力恢復」的主道，違背了醫療衛生事業的基本規律。

市場跟著財富走，由於少數人掌握絕大多數的財富，醫療只要為這些人服務就有利可圖（比如一個富裕病人願意出十萬元醫療費，另外九個窮病人總共只能承擔一萬元醫療費，醫生傾向於不顧那九個窮病人，而只專注於這一個富病人），熱衷於不斷進口高檔儀器，抬高醫療費用；
老百姓感到「看不起病」，醫療服務的公平性下降和衛生投入的宏觀效率低下，使得勞動力不能得到及時再生產而過早喪失。
進行醫療改革，降低醫療成本，可在短時間內再生一些勞動力，有利於本屆政府和今後的政府。

教育：
教育是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的途徑。

生產力的提高取決於勞動力素質的提高。
教育的週期性導致這種勞動力擴大再生產的滯後性，因此「教育產業化」有利於本屆政府，但卻使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大大提高，加劇了勞動力再生產低水平的重複和惡性循環，不利於今後的政府。
改革教育體制，降低教育成本，本屆政府不一定能受益，但卻有益於今後的政府。

人口政策：
勞動力的壽命是有限的，必須通過生育加以更新和補充。

保持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才能防止今後勞動力數量減少。
由於人口更新的週期更長，成本更高，限制人口增長，不但減少培養成本，又增加婦女勞動時間，似乎有益於本屆政府和今後幾屆政府（其實不然，上面已經從消費角度分析了原因），但卻使得再後面的政府面臨危機，使得現在的勞動力老無所養。

可見，勞動力再生產的三種方式（醫療、教育、生育）決定了可持續發展的三個層次：

低層次必須改革醫療制度；

中層次必須改革教育制度；

高層次必須改革人口政策。

註釋和出處：
1
魯寧：
〈中國綜合稅負全球第二，發改委財政部醞釀減稅〉，網
易商業頻道（來源：
《東方早報》），2005 年 9 月 14 日（http://biz.163.com/05/0914/10/1TJR5LH200020QF5.html）。
2 楊茜：
〈基尼係數超 0.45，我國貧富家庭收入差超 8 倍〉，新華網
（來源：
《第一財經日報》），2005 年 10 月 11 日（http://news.

xinhuanet.com/employment/2005-10/11/content_3605317.htm）。
3 侯若石、何茂春、丁剛等：
〈消費能力體現大國實力〉，《環球時
報》，2006 年 12 月 13 日。
4 「索洛模型」，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A2%E7%BD%97%E5%A2%9E%E9%95%BF%E6%A8%
A1%E5%9E%8B）。

5 宋梅：
〈農村離免費義務教育有多遠？
〉，《中國經濟週刊》，
2004 年第 42 期（http://www.zgjjzk.cn/document/2004/200445/fmwz.htm）。
6 張路雄：
〈現代化市場化進程中的中國教育體制：
困境與出路〉，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2006 年 6 月 16 日（http://www.dajun.

com.cn/jiaoyubib.htm）。
7 劉德中：
〈毛澤東人口思想再評價〉，中國晶牛毛澤東思想網，
2005 年 7 月 18 日（http://www.mzdthought.com/html/sxyj/jj/28.html）。
8 郭晉輝：
〈中國科技投入增長緩慢使用浪費〉，中國科學院（來

源：
《第一財經日報》），2006 年 3 月 10 日（http://www.cas.ac.cn/html/Dir/2006/03/10/13/86/68.htm）。
9 楊英杰：
〈「索洛詛咒」與中國經濟增長〉，網易財經頻道（來
源：
《上海證券報》），2005 年 11 月 11 日（http://stock.163.com/05/1111/10/22982PUL00251LP3.html）。

14.1 老有所養，誰來養？

老有所養對社會的穩定非常重要，對個人更為重要，社會養老更是人類幾千年的夢想。
很多人指望能通過建立西方國家現在這樣的養老制度來解決養老問題。
事實上西方的養老制度不過是變相的「養兒防老」，是「養兒防老」的社會化：
大家來養小孩，今後一起享受養老金。

西方國家通過納稅用於小孩的養育：
全面 12 年國家義務教育，貧窮家庭還可以得到食品等補助。
單身人口和無子女家庭得繳納很高的稅，多子女的家庭不但能拿回所有的稅，還能得到額外的優惠。
不要以為交了養老保險就一定能夠拿回來，要是人口結構合理，是沒問題，但下一代人口過少，保險公司就得破產。
這是一個「擊鼓傳花」遊戲，當後繼乏人無人擊鼓時，手捧鮮花（養老金保險單）的幾億中國老人將面臨無人養老的絕境。
西方國家都是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 4000 美元甚至超過一萬美元才進入老年化的，西方開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時都是高生育率但人均壽命不高。

1930 年代美國「大蕭條」後，美國總統羅斯福針對當時的經濟大危機帶來的劇烈社會動盪，制定和頒佈了《社會保險法》，美國開始實行由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障制度，曾經被稱讚為美國政府最偉大的成就之一。
羅斯福也因此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
由於生育率一直比較高（美國到 1960 年每個婦女生育孩子數還接近四個），而當時人口壽命不長（1940 年，美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為：
男性 61.4 歲；
女性 65.7 歲），從來沒有人想到，這筆資金有朝一日會消耗殆盡。
在 1950 年時，平均每 16 個工作人口支持一個退休人口，而 2004 年底，每 3.3 個在職者支持一個退休者，而且 20 年後，將是每 2.3 個在職者支持一個退休者。

2000 年，美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為：
男性 74.4 歲；
女性 79.5 歲。
其中，65 歲以上人口所佔比重達到 12.4 % ，2030 年這一比例將達到 20 % 。
它們與 1930 年的 5.4 % 相比，已是相去甚遠。
由於人口結構改變，以及人均壽命的延長，社保難以為繼，社保繳納金額也不斷提高。

1937 年僱主和僱員雙方合繳僱員工資的 2 % 作為社保稅，隨後這一比例由於「現收現付」的需要而被不斷提高，1990 年，這一比例提高至 15.3%。
1978 年前，由於就業壓力，美國大部分地區實行強制退休（就像中國現在這樣），但 1978 年，美國國會立法規定，強迫老人在 70 歲前退休是非法的。
到 1986 年，除了針對飛行員等特殊職業，強制退休制被廢棄了。
美國目前沒有法定退休年齡，何時退休全看個人買的是哪種養老保險。
最近二十幾年來，將享受社會保障福利的退休年齡從 65 歲延遲至 67 歲（美國國會參議院財政委員會 2005 年建議將美國人的退休年齡延遲到 69 歲），並制定了嚴格的規則鼓勵人們推遲實際退休年齡，阻止提前退休。

一直憧憬安享退休生活的老人們近年大多遭遇殘酷的股市打擊，存儲的養老金一落千丈。
追蹤互惠基金投資狀況的 Lipper 公司估計，投資互惠基金的退休人士，過去兩年每人至少平均損失 25 % 的投資。
《華爾街日報》估計，在這期間退休人士蒙受的損失將近 6780 億美元。
霎時間，他們發現面前需要繳付的賬單變得越來越不輕鬆。
美國退休人士協會說，2005 年該會接到退休人士的求助電話和書信，增加兩倍。

許多人開始考慮延緩退休，以解決家庭經濟危機。
據美國退休人士協會表示，目前年齡超過 60 歲的退休人口約 4500 萬，其中 46% 的老人，由於經濟原因必須在退休後仍繼續工作（包括半工在內）。
有不少重新就業的老人卻面對僱主的排斥。
平等機會就業委員會的統計數字顯示，因年齡太大而受到歧視的案例，從 1999 年的 14141 宗增加至 2000 年的 16008 宗。

但是即便如此，社保仍然面臨危機。
1998 年美國總統克林頓宣稱：
「如果任其發展下去的話，後果只有兩種：
一是宣佈破產，誰都拿不到錢；
二是如果動作太慢，我們這一代人為承擔社會保障義務而承受壓力，就會減少你的收入，或是降低你照顧孩子的能力。」
2005 年美國總統布什指出：
「2018 年，社保將會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
自那以後，社保缺口將逐年遞增。

到 2042 年，整個社保系統將被消耗殆盡，全面破產。」

直到最近幾年，發達國家的社保問題才露出冰山一角，因為歐美和日本雖然目前生育率都低，但只是這一二十年才低於 2.1 的世代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後的小孩還沒有成為主體勞動力），現在的勞動人口（還是以前高生育率時候生的）仍然足以維持養老金制度，但現在的勞動人口到老的時候卻不能拿回養老金，因為下一代人不夠。
現在很多發達國家的勞動人口不願意繳納養老金，例如日本就是這樣。

因為養老金的缺口，西方國家紛紛延遲退休年齡。
將退休年齡延長，並不一定意味著老年人仍然健康，有工作能力。
社會養老金的承受能力降低，養老金有缺口，政府不得不延長退休年齡，是拒付養老金的表現形式之一。

發達國家老齡化進程長達幾十年至一百多年，如法國用了 115 年，瑞士用了 85 年，英國用了 80 年，美國用了 60 年，而我國只用了 18 年（1981~1999 年）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而且老齡化的速度還在加快。

1 中國中間年齡將在 2025 年達到 39 歲（這還是以官方公佈的「修正」之後的樂觀的生育率預測的，實際上將超過 39 歲），超過美國，然後加速老化，就是說美國社保制度建立近一百年後中間年齡才提高到 39 歲，而中國進入老年化後 26 年中間年齡就提高到 39 歲，可見中國老年化來勢之兇猛。

在日本等發達國家都在為老齡化憂心忡忡、千方百計鼓勵生育的時候，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認為「人口老齡化是中國和世界的福音」，並建議日本應該和中國一樣，人口至少朝著減半的方向努力。
2 國家計生委的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馬瀛通研究員認為中國的計劃生育是「為富先老」，是開創「未富先老」到「先老後富」的捷徑。
3 李小平對自己的理論似乎並沒有信心，他在《老來怎麼辦？

》一詩中說：
「車到山前必有路，無路我就跳大江。
反正早晚是一死，人生不過夢一場。」
他建議為安樂死立法。

美國的人口結構是所有發達國家中最好的。

美國社保制度已經建立 70 多年，生育率還有 2.09（歐洲只有 1.47，日本不到 1.3），還有改革餘地（比如適當提高退休年齡，增加扣除工資的百分比，給多孩子家庭返稅來確保生育率不下滑）。
日本和歐洲雖然困難重重，但畢竟已經建立了社保制度。
中國 1999 年進入老年化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到一千美元，社會養老制度還在探索階段，可謂穿著夏衣驟然進入老年化社會的嚴冬。
並且平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 72 歲。
低生育率是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的（social security），另一方面，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破壞了家庭結構，破壞了傳統的家庭互助保障（family security）系統。

如何建立和諧社會？

如果不進行改革的話，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也要到 2042 年才破產。
布什政府已經開始著手改革了。
布什指出，改革之路不會一帆風順，美國必須勇敢地落實。

布什總統的支持者共和黨參議員里克．桑托倫說：
「我明白，面對社會保障這樣的難題，你可能更願意把它留給下屆國會，或是下一代人去解決，但這絕不是負責任的做法。」
要是光為了暫時的名望和下屆共和黨的選舉的話，布什總統完全可以不去捅這個馬蜂窩。
但這畢竟關係著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不能忽視這個問題。

現在中國是九個勞動年齡人口（並不是真實勞動人口）對應一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40 年後是兩個勞動年齡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

現在只有城市的 4000 萬老人享受社會養老金，並且是全國 13 億人口通過不同的途徑貢獻的（要是沒有數億農民工的貢獻，城市社保立刻崩潰），現在城市老年人的相對待遇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些五十多歲就可以退休（工作二十幾年，靠別人養二十幾年），即便如此，現在的養老金缺口仍然相當於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

2030 年前後，我國 60 歲以上的老齡人口預計將增至四億左右；
到 2050 年，我國 60 歲和 65 歲以上的老齡人口總數將分別達到 4.5 億和 3.35 億，這意味著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老人。
由於子女數量減少和城市化的進展，這些老年人都得依賴社保養老。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項懷誠警示，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2075年間，我國基本養老保險的收支缺口將高達 9.15 萬億元。
養老金畢竟只是一堆紙，要是有合理的人口結構，缺口再大也沒問題，沒有養老金的話靠子女養老也沒有大問題，但關鍵是今後年輕人數倍減少（1970 年前後每年出生 2500 萬以上，1980 年代後期每年也出生 2400 萬，但是現在每年只出生 1200 萬左右，隨著工業化所伴隨的生育意願下降，今後每年出生人口會更少）。
養老金缺口肯定比現在的法國和日本要大，中國將被迫不斷提高退休年齡，現在的年輕人到 75 歲也難以拿到養老金，而人均壽命延長已經很緩慢，到時候人均壽命也就只有 75~77 歲的水平，這意味著一大半的人到死都拿不到養老金。
而在智力經濟時代，老年人怎麼可能競爭得過年輕人？
六七十歲的老人失業後誰來養活？

在目前這種生育率和生育願望的前提下，存錢不如存人！多養育一個孩子等於買一份最好的養老保險。

由於全國勞動力支撐著城市養老制度，城市老年人個人少了後顧之憂，現在中國城市老年人日子很舒服，而他們的子女可能還沒有老年人收入高，在有些家庭出現白髮人養黑髮人現象，出現了所謂的「啃老族」，給人一種「不要靠年輕人養」的假象。
有人因此得出養小孩沒有用的結論，現在有人不願生育小孩了。
其實這是一種自私的表現，一方面不想承擔撫育小孩的責任（而那些養育小孩的母親因為花費很大精力和時間在養育小孩上，反而不能得到足夠的工齡和社會安全稅的點數），一方面又想將現在的財富長期保值甚至昇值（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他們其實是在剝削別人的下一代。

從個人角度看這種投機取巧的做法可以實現，因為個體處於社會這個開放系統，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利用社會分配制度，從外界「吸納能量」，「養兒」不一定「防老」，「防老」不一定靠「養兒」（古代分配是以家庭為單位，家庭是一個封閉單位，「防老」必須靠「養兒」；
並且當時的法律、道德、家族制度能夠保證「養兒防老」），「養兒」既不是「防老」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而是個概率問題（大多數子女能夠扶養父母，但少數子女不能扶養父母）。

但從社會角度看卻是極度危險的，因為社會作為整體是封閉系統，「能量守恆」，健全的人口結構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沒有健全的人口結構，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比如西方國家人口結構開始出現問題，社保制度也面臨危機）；

但是光有健全的人口結構，缺乏其他條件，也不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
比如發達國家幾十年前由於有合理的人口結構建立起社保制度；
但是中國到目前為止老年人比例仍然不算高，但是至今卻沒有建立起社保制度（因為中國忽略了其他條件）。

要是現在停止計劃生育，所增加的新生人口今後不光是養活他們自己的父母，也可以幫助養活其父母的同齡人。

因此停止計劃生育所造成的暫時社會壓力也應該由全社會分擔，而不是單由父母承受，現在不付出，怎麼指望將來退休金保值/昇值？
有合理數量的高素質的下一代才能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提高全社會生活水平，也就是將我們現在的投資昇值，我們在年老時有比較高的生活水平和醫療水平。
但要是現在整個社會限制生育付出太少的話，今後數十年內各種社會危機將接踵而至。

既然養老已經社會化了，與自己所生育的小孩脫鉤，養育小孩也必須適當社會化，否則非常不合理，沒人願意養育小孩了。

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稅收傾斜政策給那些多子女家庭適當優惠是合理的，但還不夠，還不足以彌補他們養育小孩的付出。
單身人口多交了很多稅，多孩子家庭免稅，中小學免費。
多孩子家庭賺便宜了？
他們付出的更多。
美國政府是明智的，並且也有能力這樣做。

中國現在九年義務教育還都是在城市，農村的義務教育是父母的義務教育，不像城市那樣是國家的義務教育。
美國是富人多交稅，提高全民素質；
中國目前是窮人犧牲發展權、忍受不合理的價格差，並交稅提高城市的教育水平，並且北京、上海等城市不但享受較高的教育條件，高校錄取分數線反而遠比農業省份低，然後城市人再說農民素質低。

現在中國並不是所有人都拿養老金，也做到了「老有所養」，是因為有多個子女供養；

沒有子女的也因為社會有大量年輕勞力，能使他們以前的存款兌現。
今後老年人過多，年輕人銳減，到時候在銀行存的錢就是廢紙了，必然引起通貨膨脹，以前的 100 元將有可能降低到不值十元甚至一元。

有人因為老年職工工資較高（也因此威望高），認為老年人貢獻大。
事實上完全是錯覺。

中國國營企業以前工資低，為國家積累，當年的年輕人為國家做出貢獻，現在享受比較好的待遇是對他們一輩子貢獻的補償，而人口結構也允許對於他們過去的貢獻進行超額補償。
老年職工工資高，只是說明廠裡效益好，人才結構合理，年輕人能容忍同工不同酬。
一旦年輕人比例過少，威脅企業生存，年輕人可能另起爐灶，老年職工可就什麼也沒有了。

現在年輕人最需要錢養家，出力也多，賺錢卻比老人少。

這個世界有一個自我調節的機制，幾千年都是這樣的，只不過現代人把這搞反了。
因為現在各國開始建立福利制度時年輕勞力有餘（20 世紀 60 年代都還是人口爆炸），紡錘形的人口結構（中間勞動人口多，需要享受福利的老人少）能保證這種福利制度運行，但隨著老年化的進展，生育率持續維持在低水平，人口結構呈倒三角形（老年人口增加，勞動力減少），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開始出現問題了。
這種分配模式其實也並不有利於老年人，隨著年資的增加，工資增加，結果導致企業往往尋機解僱年資高的員工，高年資的員工失業率增加。
因此合理的分配模式是，讓貢獻與工資成正比，年輕人剛開始參加工作，工作經驗和能力都欠缺，工資低一些（低就業門檻也有利於提高就業率），但是國家通過降低幼兒教育、住房等民生成本，使得他們能夠低廉地成家、生子；
40 歲左右家庭開銷大，孩子讀書需要錢，並且上面還有父母需要扶養，這個時間也是工作的黃金時期，貢獻也大，工資應該高一些；

50 歲之後，孩子已經長大，父母大多也已經去世，家庭負擔輕，這個時候需要的是穩定，工作能力在降低，工資應該逐漸降低。

中國目前資本收入奇高，很多人以為今後靠積蓄可以養老。
今後資本收入必然降低，勞動收入必然提高，以前積蓄十萬元請保姆，每月 500 元可以請 17 年；
今後勞動力工資增加，假設每月需要 2000 元，十萬元積蓄只能請四年保姆。

物質資本是報酬遞減的，人力資本是報酬遞增的，這是經濟學規律，想靠積蓄養老是不可能的了。

很多人指望今後靠房租養老。
但要知道，現在城市租房市場興隆，是因為現在是城市化加速時期，大量人口湧入，供求關係決定了市場的興隆；
今後城市化達到一定規模，人們買房子後，對租房的需求降低。

人口結構也決定了今後租房市場不可能旺盛。
現在很多老人有房子，他們去世後，他們的孩子將這些房子推向市場，將改變供求關係。
並且今後對住房的要求提高，現在的房子可能跟不上今後的時代要求，租不出去。
比如現在中國農村很多地方的房屋就沒人住，歐洲一些小城市的房子租不出去。
1980 年代農村土地寶貴，租種土地還得交納地租，一些農民指望靠土地養老，但是現在農村人口減少，大量年輕人進城，耕地免費讓人種都沒有人願意種。

有什麼樣的人口結構才能建立什麼樣的福利制度，發達國家自己也得調整養老制度。
尤其是中國未富先老，要仿照西方現在的福利制度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部分靠社會養老，還是得回復到上千年的傳統模式，還得在媒體上提倡孝道。
到時候選拔公務員可能得採納中國古代的「舉孝廉」的思想，可能會為孝道立法，公務員錄用以孝為先。

現在的撫養比是歷史上最低的，幾對夫婦養一對老人（我們廉價地換來「孝」的名聲），一對夫婦又只撫養一兩個孩子，看似「輕鬆」，實際上是在透支今後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中國是未富先老。
現在的孩子長大後老人贍養比很高，必然降低他們養育孩子的意願，低生育率惡性循環，國家喪失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正是因為人口降低有延遲效應，所以更應該未雨綢繆，更應該停止計劃生育，防止今後的老年化。
不久的將來，計劃生育的負面後果將一下子非常明顯。
目前適齡生育人口基數大意味著今後的老年人口多，我們考慮人口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今後的老年化壓力。
「三億派」學者李小平說過：
「勸君莫愁老齡化，勸君多思自動化，手持遙控來種地，如今不富是神話。」
李小平等人是在假設生活水平不變的前提下，或者是老年人生活質量不變的情況下，預計科技將幫助解決老年化問題。

科技的發展使生活質量多樣化成為可能，比如說以前吃佔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但現在只佔很小一部分。
隨著科技的發展，地球可以容納更多的人口，但有什麼樣的生產力水平，就有什麼樣的消費水平和消費心理，人類幾千年歷來如此。
隨著經濟的發展，心理撫養能力反而是降低的，這也是發達國家家庭越來越小的原因之一。
到時候有兩三個孩子的家庭還得努力工作來達到當時的主流消費水平，還是沒有多少餘錢，不然的話，沒人願意幹活了，社會就不會發展了。
可以想想：
以前一對父母同樣能培養六個小孩，還能贍養老人；

要是以當時那種生活質量，現在培養二十個都沒問題，但事實上現在人培養兩個小孩都成問題。
所以，不能指望今後老年人（我們這一代）一直維持現在的生活水平，而年輕人過上新生活。
這涉及到心理期望值和社會公平的問題。
要是真像李小平說的那樣，俄羅斯就用不著擔心老年化了（現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中國高），法國、德國、日本不用擔心老年化了（中國幾十年後也難以達到他們現在的人均收入），但現在這些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老年化。
而根據人民網的資料，中美經濟現代化差距 100 年。

4 要是科技進步能解決老年化問題的話，世界上科技最發達，發達國家中人口結構最為合理的美國就用不著擔憂社會保障制度的破產了。

人均壽命將繼續延長，但有極限，中國人現在的平均預期壽命已經接近發達國家了。
今後壽命延長將非常緩慢。
壽命延長工作時間也會稍有延長，但不會成比例地延長。

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老年疾病發生率在不斷增加（很多是所謂的富貴病），雖然壽命延長，但延長壽命所需要的社會成本會非常昂貴（比如醫療成本），遠非延長工作時間所能彌補（現在有些工廠就已經被老年人醫藥費拖得半死不活了）。
尤其是在今後的智力經濟時代，老年人接受新知識的能力本身就較差。
比如平均壽命只有 60 歲，只在生病的時候需要扶養；
平均壽命 80 歲，至少有十幾年需要扶養。
隨著生活質量的提高，「養活」的代價將會越來越高（包括醫療水平在內的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

因此壽命延長，工作年齡並沒有相應延長，養老負擔卻更重。
這就是老年化的實質！
從眾心理害死人！ 2000 年洛陽發生「12.25」特大火災，奪走了 309 人的生命。
事實上其中很多人本來是有希望逃生的，但在打手機告訴親人時還沒有恐懼感，還沒有逃生的準備，因為他們認為這麼多人都在裡面，火災肯定會被很快控制住的。
結果後面情況難以控制時，一片擁擠，影響了逃生。

要是在一開始就準備逃生，在那段時間內很多人是可以逃出來的。
現在計生生育也一樣，很多人都認為反正大家都是獨生子女，無所謂。
但當危機來臨時，誰也逃不了。

貪圖享受是人的天性。

生兒育女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提。
過去的政府和媒體給人一種假象：
少生/不生孩子是光榮的，是不影響今後的養老的。
竟然有這樣的好事！既不要承受養育小孩的負擔，又能有養老保障，為什麼還要生孩子呢？
多生罰、少生獎，多麼滑稽的政策，沒有為培養下一代付出辛勞的竟然還能受到獎勵？
這將成為最大的歷史笑話。

今後哪屆政府肯兌現？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說是老有所養，但在年輕人口越來越少的情況下，誰來養呢？
少壯不努力（生育兩三個孩子），老大徒傷悲。

人們喜歡用現在的社會生活來預測今後幾十年的問題，但最多只能預測準今後數年的變化。

政府決策部門應該用戰略眼光看待人口問題，要從歷史角度來看待成就。
現在的掌聲固然不錯，但也可能是虛假的，歷史的掌聲才是真正的掌聲！
學習西方制度的一些好的方面可以省下很多彎路（不學確實是愚蠢的），但一味照搬西方制度，那是思想上的懶惰！中國不可能建立起西方國家那樣的社保制度。
中國需要摸索一條自己的道路，前提條件是停止計劃生育並改善民生、鼓勵生育，將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人口的持續發展、合理的人口結構是社保制度的關鍵。

中國傳統的倫理是父慈子孝，這是建立在家庭結構基礎上的。
考慮問題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是為了自己子孫後代，有利於家族的持續發展。
計劃生育導致家庭結構畸形，子無力「孝」，父無法「慈」。
養老得不到保障，但是他們還擁有選票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發言權，他們可能會不顧國家和民族持續發展而只顧本身的利益（兒女都沒有或者指望不上，還為什麼子孫後代？
），甚至要求廉價出賣國地等民族資產。

總之，計劃生育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社保案（當然不僅僅如此）。

養老問題近年既然已經引起比較廣泛的關注（過幾年估計會有更多的媒體關注），筆者也就不再將重點放在這裡。

計劃生育改變中國和世界的民族結構
有著 5000 年輝煌文明歷史的炎黃子孫，歷經艱險，發展出一整套生育文化。
由於我們獨特的生育文化和地理優勢，我們的民族人口一直位居世界第一，長期佔世界的三分之一，在 19 世紀初曾佔全球的 40 % 。
但到 1900 年時下降到只有 25 % 左右，1949 年 22 % ，1980 年 22 % ，現在只有 19 % 。
19 世紀初全球人口十億，中國有四億人口，現在中國人口增加到近 13 億，絕大多數仍然蝸居（相當於全世界來說）在祖宗留下的傳統土地上；

而另外六億人，現在後裔增加到 52 億，除了傳統土地外，還遍佈美洲、大洋洲等新世界。
要是繼續實行現在的人口政策，中國人口在 100 年後將不到五億，200 年後將只有一億左右，300 年後將只有 2800 萬，並且這些人口中漢族比例將很低，而全球到時候仍然會有 90 億左右的人口。
數千年的世界最大民族將變為無足輕重的民族。
即使現在停止計劃生育並千方百計鼓勵生育，也難以防止人口銳減，我們今後也難以將中國人口佔全球比例保持在六分之一。
以人為本，是歷史的共識，沒有足夠的人丁，何來興旺？

隨著人口佔全球比例的減少，中國在國際上的發言權也將下降。

由於對漢族不對稱的計劃生育，中國少數民族總人口從 1964 年的 5.77% 上昇到 1982 年的 6.6%，1990 年的 8.04%，2000 年的 8.41%，2005 年的 9.44%。
從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國總人口增加 23870 萬，其中漢族增加 20063 萬，少數民族增加 3807 萬，就是說 1982 年佔全國人口 6.6% 的少數民族在這 18 年間增加人口卻相當於全國增加人口的 16 % 。
這 18 年共死亡 13812 萬人口，以 8.04 %（1990 年的民族結構）的少數民族比例來計算，死亡人口中少數民族佔 1111 萬。

換句話說，這 18 年全國共出生 37682 萬人口，其中少數民族 4918 萬，佔全國出生人口的 13.05%。

〈2005 年全國 1 % 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從 2000 年 11 月 1 日到 2005 年 11 月 1 日，全國共增加 4045 萬人口，其中漢族人口增加了 2355 萬人，增長了 2.03%；
各少數民族人口增加了 1690 萬人，增長了 15.88% 。
5 就是說這五年總增加人口中少數民族佔 42%。

從 2000 年到 2005 年這五年共死亡 4150 萬人口，以 8.925% 的少數民族比例來計算，死亡人口中少數民族佔 370 萬。
也就是說這五年全國共出生 8195 萬人口，其中少數民族 2060 萬，佔全國出生人口的 25.14%。

就算現在立即停止計劃生育，由於漢族的生育文化被破壞得比較嚴重，並且計劃生育對漢族的生育觀念慣性影響更大，等今後人口平穩下來後，少數民族將從過去的低於 6% 上昇到超過 20% 甚至 30% 以上。

有些人口學家卻認為要對少數民族也實行嚴厲計劃生育，美其名曰「人口扶貧」（其後果可能就不僅僅是扶貧了，而是嚴重損害少數民族的利益）。
筆者堅決反對這些學者提出的在少數民族地區也計劃生育的建議。
現在少數民族地區計劃生育政策相對寬鬆，總和生育率並不遠高出世代更替水平，中國目前民族結構的改變並不是因為少數民族生得太多，而是因為計劃生育使得漢族生得太少。
少數民族人口同樣是中國的寶貴財富（就像中國人口同樣是世界的寶貴財富一樣），對中國的持續發展同樣非常重要。

現在的各個民族一起同甘共苦數千年，應該平等繁衍。
少數民族現在總人口 1.23 億了，要是繼續現有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一昇一降，過不了幾代就可以根本改變民族結構，就像中國人口佔全球比例在近二百多年下降了近一半一樣。
筆者也認為應該保護真正的少數民族的利益，保護少數民族文化（經過世代族眾千辛萬苦所創造的文明是中華文明以及人類文明重要組成部分，應該加以保護，首先是民族人口的延續），但有些民族從全球來看其實並不算少數民族（在全球有上千萬人口的民族不能算少數民族）。
美國對印第安人等少數民族有經濟和教育的優惠（這些優惠的結果其實是有利於民族融合的），但從來沒有用政策來單獨鼓勵少數民族生育。
華人、印度人在美國算少數民族，但從來享受不到少數民族的優惠，因為華人和印度人從全球來看並不算少數民族。

美國移民政策比其他一些國家要好，原因之一是在引進移民的同時也強調歸化，並且由於美國人口多（包括已經歸化了的老移民），容易歸化新移民。

中國西北少數民族聚居地地廣人稀。
隨著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西部人口湧往東部，西部人口越來越稀，正如一些專家已經指出，這也確實是解決貧困的一條出路。
對不同民族的不同的計劃生育政策及漢族的「孔雀東南飛」（由於語言、文化的因素，漢族更容易流入內地經濟發達地區）將迅速改變西北地區的民族構成。

漢族以及部分少數民族移入內地，中國西北和鄰國相比人口優勢減弱，而周邊的地緣政治形勢非常複雜，在沒有主體民族援助的情況下，我們的一些少數民族能夠單獨抵禦境外勢力的滲透嗎？
我們幾代人通過移民實邊保衛西北的努力將變得前功盡棄！
保護少數民族利益的前提是不能以犧牲漢族利益為代價，這樣才能維護民族團結。
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將導致國家財政短缺，國家今後將無力對少數民族實行經濟等優惠。
長期對漢族的不平等待遇，可以突出民族意識，不利於民族團結，不利於民族融合。

刻意給少數民族「優惠」，難道不是大漢族主義的表現？
隨著人口數量的變化，漢族的這個「大」又能維持多久？
筆者反對取消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但是認為應該給予漢族同樣的待遇。

南斯拉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隨著 2006 年黑山共和國的全民公決，曾經輝煌的「南斯拉夫聯邦」在十幾年內一分為六，「南斯拉夫」這個曾經光榮的名字徹底消失。
南斯拉夫的解體很大程度可以說是因為人口和民族政策，「得益於」鐵托的民族政策。
整個鐵托時代對「大塞爾維亞主義」的打擊十分嚴厲，其影響一直持續到 1970 年代，據說有四萬塞族幹部因此被整肅。
戰後南共五人領導核心之一的蘭科維奇正是因為塞族民族主義而被鐵托整下臺。
在壓抑處於人口和經濟強勢的塞爾維亞族的同時，卻照顧和優惠人口較少的其他民族，尊重民族區域自治和民族自決權。

在制度上，鐵托時代作了有利於「壓制塞爾維亞」的安排。
例如在歷史上首次承認「講塞爾維亞語的穆斯林」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稱波斯尼亞人），並據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國；
首次承認過去所謂「塞爾維亞語的馬其頓方言」為另一語言（馬其頓語），並據此確認馬其頓民族和建立了馬其頓共和國。
這樣，就使聯邦中的塞爾維亞共和國大為縮小，不僅小於「南斯拉夫王國」中的塞爾維亞，而且也小於「一戰」前未有南斯拉夫時的塞爾維亞王國。
同時還在塞爾維亞共和國裡設了其他共和國所沒有的兩個「自治省」。

除了從塞族中劃出新民族、縮小其版圖以外，鐵托還別出心裁地設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勵人們放棄原有族群認同而去改宗這一新的群體。
到 1981 年，人口調查中填報這個「新民族」的已達 121 萬人，佔全南人口 5.4%。
鐵托時代這樣做，明顯是要把「南斯拉夫」認同與塞爾維亞認同分開。
經過這種種措施，塞爾維亞人的認同不斷弱化。
戰前南斯拉夫王國時塞爾維亞人（當時馬其頓人與波斯尼亞人都算塞爾維亞人）佔絕對優勢，而到 1961 年全南人口中自認塞爾維亞人的只佔 42.1%，到 1981 年更降為 36.3%。

這些人為製造出來的「新民族」相繼獨立。
6 在沒有主體民族的國家與地區，「誰想獨立就讓誰獨立」的結果必然是爆發旨在爭奪土地、資源與統治權的無止境的種族戰爭與極其殘酷的種族清洗，這對任何一個民族都沒有好處。
在西方國家對南斯拉夫解體幸災樂禍的同時，歐盟內部的民族矛盾風起雲湧。

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人口增長也很不一致，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格魯吉亞生育率低，人口增長緩慢，從 1926 年到 2000 年人口增加不到兩倍，而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亞穆斯林地區卻有比較高的生育率，人口增加很快，佔蘇聯的人口比例也不斷增加。

7 抗日戰爭改變了中國和世界民族構成了沒有？
沒有。

解放戰爭改變了中國和世界民族構成了沒有？
沒有。

大躍進改變了中國和世界民族構成了沒有？
沒有。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改變了中國和世界民族構成了沒有？

沒有。

計劃生育是真正「史無前例」地改變了中國和世界民族構成！
中國治理性別比失衡「診錯了病根下錯了藥」

聯合國認定的出生性別比正常值域標準是男孩比女孩＝102~107比100。
1980 年以前中國出生性別比基本正常，但自從 1980 年獨生子女政策實施以來，出生性別比不斷攀昇。
對此，有學者提出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正常值域上限是獨具 108 或 108 左右，從而否認出生人口性別比出現了異常。
1980 年代中期超過 108 後，人口學家們又認為是女嬰漏報：
「出生嬰兒性別比在中國是 108 左右，如果調查結果高於這個數，一般就暗示著女嬰有可能漏報」。
8 然而現在知道出生性別比增大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國家計生委也承認中國出生性別比是 119 比 121，2005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顯示 0~4 歲出生性別比是 123。

最保守計算，1980~2005 年出生的男孩比女孩多出 2800 多萬，今後二十年將出現 2800 多萬壯年光棍。
「對當時已持續了九年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未能正確認識，既未在計劃生育工作中引起足夠重視，也未採取措施加以監管和及時糾正，最終釀成了此後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逐年持續加劇的歷史性失誤」。
9 治理出生性別比失衡已經成了當務之急，不能繼續忌病諱醫。
但是「治療」之前首先必須「診斷」準確，「診斷」明確後就應該對症下藥，否則會延誤「病情」。
資料來源：
1965~1982 年採納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1983~1990 年採納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1991~2000 年採納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2001~2005 年採納 2005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資料。

計生委宣傳說想生兒子就是思想落後。
難道想生女孩就是思想先進？
想吃白菜是落後，想吃蘿蔔的就是先進？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魚而取熊掌者也。」
本來蘿蔔白菜都能兼有，魚和熊掌都能兼得，但是計生委只讓拿一樣，這就導致了人工選擇性別。

中國父系姓氏至少有兩三千年歷史，歐洲國家只有數百年歷史（歐美國家婦女現在結婚後仍然改為夫姓，一個家庭只有一個 family name；
很多美國人對於中國大陸來的華人婦女婚後不改姓、一個家庭出現兩個 family name 感到奇怪），延續數千年歷史的姓氏意義非常深遠，豈能用「落後」二字來形容？
現在有兩三個孩子的家庭，都很寶貝（並且還有「窮養兒子富養女」、「養兒如養草，養女如養花」的說法，養育女兒更加精心），還有幾個家庭真正歧視女兒？

只是對於兒子和女兒的希望不一樣（除了期望兒子能夠延續家族外，其他並無歧視）。
只有一個孩子的話，偏愛男孩的為多；
但是有兩個孩子的話，大多數還是喜歡一女一子（合一個「好」字），而不是兩個兒子。

希望生男孩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現在的分配制度只傾向物質再生產，而男孩在這方面有競爭優勢，顯得「貢獻大」，父母有成就感。

白菜沒有放鹽，而蘿蔔卻佐料齊全，人們當然願意吃蘿蔔。
農村得指望兒子養老。
因此現在偏愛男孩，更主要是由於現實利益誘導。
如果光是延續香火的話，那麼只有父親更偏愛男孩，但是現實中很多母親也偏愛男孩。
要是在分配上將人口再生產當成生產對待，女性的重要性就體現出來了。

唐明皇對楊貴妃的寵愛，使得楊家上下都得到了榮華富貴，時有傳言：
「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卻為門上楣。」
唐朝統治者黷武開邊，看到繁重的兵役負擔和邊庭血流成河、白骨蔽野的慘境，杜甫在〈兵車行〉中感歎「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現在由於性別比失衡，兒子找不到老婆，父母也感歎「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了）。
可見現實利益是很重要的。

中國傳統上也曾有溺殺女嬰的現象，但是那是在古代那種艱難的生存環境下，沒有避孕措施，少數家庭生育七八個、十幾個孩子，實在無法養活（比如朱德的父母一共生了 13 個兒女，因為家境貧窮，無法全部養活，只留下了八個孩子，後來再生下的就被迫溺死了），既溺殺男嬰，也溺殺女嬰，由於女孩對家庭貢獻小（父母幾乎沒有從女兒那裡得到回報），在重男輕女的思想下，溺殺女嬰相對多一些。
但是孩子畢竟是自己骨肉，只有兩三個孩子的家庭，不會溺殺女嬰。
中國在1980 年之前生活水平還不高，但是已經足以養活五六個孩子了，也就沒有出現溺殺女嬰現象，性別比正常。
現在「超生」的人大多數也只有生育兩三個孩子的願望，要是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他們會選擇性別、溺殺女嬰嗎？

過去農村雖然有歧視女孩現象，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女兒不養老，並且當時生活條件惡劣，養育六七個孩子，連基本生活都成問題，存在一個家庭內部分配的問題；
現在生活條件改善，只有兩三個孩子的話，怎麼可能歧視？
但是女孩還是有生存權的；
現在還談不上歧視女孩，而是魚和熊掌不能兼得（男孩可以延續家族，女孩可以延續民族），苛刻的計劃生育政策促使一部分人選擇男孩。
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協助下」，很多女孩連生存權都沒有了。

計生委多次否認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和男女比例失調有直接的關係。
計生委以韓國為例，韓國並沒有推行計劃生育，其出生性別比在 1988 年達到 114，1990 年達到 116.5。
計生委說印度出生性別比失衡問題也非常嚴重。
那我們先「診斷」一下韓國和印度的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病情」。

韓國是中華文化圈國家，父系姓氏有差不多兩千年歷史，有著「重男輕女」的傳統思想。

生一胎沒兒子比例二分之一，生兩胎沒兒子比例四分之一，生三胎沒兒子比例八分之一，生四胎沒兒子比例 16 分之一 。
1970 年代韓國平均每個婦女生育 3.6 個孩子，扣除不生育婦女，意味著絕大多數家庭養育四個以上孩子，絕大多數家庭都有男孩，沒有必要人工選擇性別，出生性別比正常。

隨著工業化的進程，養育成本增高，韓國生育率不斷下降，每個婦女平均生育孩子數從 1970 年的 4.53 個下降到 1980 年的 2.83 個，1985 年的 1.67個，再下降到 1990 年的 1.59 個。
1980 年代出生人口性別比也持續攀昇，1990 年代達到高峰 116.5。
究其原因就是在畸形分配制度擠壓下，撫養成本太高，生育意願下降，只能養育 1.6 個孩子，要是自然生育的話，將會有相當部分家庭沒有兒子，而在偏好男孩的傳統思想下，藉助 B 超等方法，人工選擇性別。
撫養成本的提高，導致二孩和三孩的人數減少，為了提高生男孩的「效率」，二、三孩的出生性別比也增加，韓國總體出生性別比以及一孩、二孩、三孩的出生性別比分別從 1985 年的 109.4、106.0、107.8、129.2 增加到 1990 年的 116.5、108.5、117.0、188.8。

從中可見，即便在 1990 年，一孩出生性別比還是相對正常。
就是說低生育率與出生性別比失衡是一對孿生兄弟，是撫養成本增高的一個指標。

但是中國與韓國、印度在出生性別比失衡方面並沒有可比性：

1、韓國出生性別比失衡是在 1980 年代之後，尤其是在1985 年（人類發展指數為 0.78）之後才嚴重，出生性別比從1985 年的 109 不斷上昇。

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衡與計劃生育同步，1980 年代就出問題，1990 年就高達 111，而中國 2000年 社 會 發 展 水 平 （ 人 類 發 展 指 數 為 0.728）還只相當於韓國 1978 年的水平，韓國 1978 年出生性別比是正常的。
就是說，雖然隨著社會發展，撫養成本增高會引起中華文化圈國家出生性別比失衡，但是中國 2000 年之前的社會發展水平還達不到引起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程度。

2、中國 1949 年之後婦女就「解放」了，婦女已經頂了半個世紀的「半邊天」了，而韓國婦女現在才開始「解放」，印度婦女還沒有「解放」。
印度養女兒從經濟角度等於「白賠」，一方面女兒不幫父母養老，並且女兒出嫁的時候還要倒賠鉅額嫁妝；

而中國，女兒現在正逐漸成為養老的主力，而結婚時男方父母出錢多（中國古代還通過彩禮部分地償還培養女兒的成本）。
國家計生委副主任趙白鴿說「印度（出生性別比）非常嚴重，他們測算到 2020 年可能有五千萬」。
11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 2006 年資料，印度 2005 年 0~44 歲年齡組男性比女性多出 3274 萬。
以目前每年出生 2450 萬人口，出生性別比為 110 計算，從 2006 年到 2020 年印度出生男孩將比女孩多出 1755 萬，也就是說到 2020 年 60 歲以下人群中男性確實比女性多出五千萬。
但是考慮到每年出生人口基數，印度就不能叫做「非常嚴重」，中國的出生性別比才叫「非常嚴重」。

因為印度近年出生性別比也只有 110 左右（比正常只多出五個百分點），遠遠比中國的 123（比正常多出 18 個百分點）要低。
中國近年每年只出生人口 1200 萬左右，性別比為 123，要是這種情況維持到 2020 年，那麼從 2006 年到 2020 年中國出生男孩將比女孩多出 1867 萬。
從絕對數量來看，似乎中國的 1867 萬與印度的 1755 萬相差不大，但是中國「多出的」 1867 萬男孩佔同期出生的 9986 萬男孩的 19%，而印度「多出的」1755 萬男孩只佔同期出生的 19305 萬男孩的 9%（不考慮男孩在生育前死亡多的情況，那麼正常也佔 5%）。

3、韓國是一個以男性為社會主體的國家。

韓國多年來一直實行嚴格的父系聯合家庭體系。
儘管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父系聯合家庭體系在當代韓國社會變得日益鬆散，但不同社會性別在生存和發展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
長子繼承制，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結婚以後的任務是生兒育女當家庭主婦、男性從來不幹家務，甚至招待客人時女性不能與男性同桌吃飯等現象還較普遍地存在著。
124、根據聯合國《2005 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佔男性的 86 % （韓國為 71 % ，印度為 50 % ），在所有 165 個參評國家和地區中排名 17；
國會議員女性比率中國為 20.2%（韓國為 13.0%），在所有參評的 168 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 45 位；

中國女性收入相對男性的比例為 66 % （韓國為 48%，印度為 38%），在所有參評的 154 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 23 位。
就是說中國婦女的地位不但高於韓國和印度，在全世界也是居前幾位。

5、在甘肅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等生育政策相對寬鬆（二胎加間隔）的地區都發現出生人口性別比基本正常。
比如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出生性別比，全國 0 歲為 117.8（翼城為 106.1），1~4 歲平均為 120.9（翼城為 102.7），5~9 歲為115.5（翼城為 101.5）。

因此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衡主要是計劃生育政策。
按最保守的估計，中國家庭至少有 15 % 的不育，都允許生兩個孩子並且都生兩個，然後沒有兒子的可以繼續/也都生下去（有幾個願意繼續生下去的？
），直到十胎為止（中國婦女十幾歲結婚的話，一輩子現實極限生育能力平均也只有六七個孩子左右，不可能平均生十個的）。
總和生育率只有 1.9，還達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 2.1！要是都允許生兒子，還有必要人工選擇性別嗎？

中國 2000 年生一胎的性比別為 107.1，生兩胎的性比別為151.9，生三胎的性比別達 159.4。
也就是說，生的胎數越多，選擇生男孩的越多。
13 一些計生委官員和人口學家（如李小平）因此得出結論：
放開二胎不但不會緩解出生性別比失衡，反而會增加出生性別比失衡。
真的如此嗎？

現在生的胎數越多，選擇生男孩的越多，原因是計劃生育限制生育。
本來那些偏愛男孩的可以通過多一兩個來實現（每次都有 50 % 的可能是男孩），但是由於計劃生育罰款和其他懲罰，使得「超生」非常昂貴。
並且隨著胎次的增加，罰款數額也增加。
這就使得偏愛男孩的「超生」者必須提高「效率」。
要是沒有計劃生育的罰款和懲罰，人們完全可以用這個成本多養育一兩個孩子。

這裡就出現一個悖論：
要是中國性別比過高是因為計劃生育的話，就應該停止計劃生育；
要是不是因為計劃生育，而是因為撫養成本過高，那麼中國性別比高於韓國 1990 年的水平，停止計劃生育之後生育率應該低於韓國的 1990 年的 1.59，現在也應該停止計劃生育。

是計劃生育和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造成出生性別比失衡，計生委卻栽贓到中國傳統文化上。

計劃生育政策擾亂了性別比，這是不爭的事實。
再怎麼辯解無非就是保護自己的謊言罷了。
就像一夥唯利是圖的人把百姓走了數千年的橋拆掉賣錢了，當習慣於從此橋經過的人紛紛掉到河裡時，有一人說：
這不是拆橋人的錯，錯的是走的人長期習慣於走這座橋。

中國 2006 年社會發展水平（人類發展指數為 0.78）相當於韓國 1985 年的水平，一方面意味著中國現在即便停止計劃生育，生育率也只能在 1.7 左右，另外也意味著中國除了計劃生育引起出生性別比失衡外，今後還將會因為撫養成本過高而加重性別比失衡，如不及時治理將會日益嚴重。

中國計生委正在用「韓國經驗」治理性別比失衡。
那我們評估一下「韓國經驗」的「療效」。

韓國出生人口性別比自 1980 年代持續攀昇，1990 年代達到高峰 116.5，經過十年治理後男女比例峰迴路轉，2002 年下降到 110.0。

那我們看看韓國到底採取了什麼措施。
韓國國會出臺了一系列旨在維護提高女性地位的法律，包括：
《女性發展基本法》、《男女僱用平等法》、《男女差別禁止以及援助法》等。
早在 1983 年，韓國就成立了由國務總理領導的學術研究機構 ─ 韓國女性開發院；
2001 年，韓國政府正式設立性別平等部，由於它的主要任務是從國家的角度制定出臺有利於女性和維護女性權益的政策，所以又被稱為女性部。
隨著婦女地位的提高，韓國出生性別比逐漸恢復正常。

14 看起來韓國的經驗確實值得借鑒，中國計生委對韓國經驗也非常推崇，中國開展「關愛女孩」行動，提高婦女地位，獎勵生女孩家庭，幫助獨女戶或者雙女戶家庭，他們的孩子們能夠獲得很好的教育機會，甚至有的高考有加分，可以讀到初中或者高中、大學。
15
其實中國借鑒韓國的經驗是病急亂投醫。
韓國的方法是錯誤的！韓國治理性別比失衡是以打壓傳統生育文化為代價，以降低生育率為代價的。
韓國目前這種用降低生育率來治理性別比是不合算的。

可惜韓國和中國的人口學家都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韓國在 1990 年出生人口性別比為 116.5，生育率為 1.59；
隨著婦女地位的「提高」，出生性別比不斷降低，但是生育率也不斷降低，2005 年生育率只有 1.08。

男女是天然分工的。

女人是人口再生產的主力（兼顧物質再生產），男人是物質再生產的主力（協助人口再生產）。
這兩種再生產都應該得到報償。
現在的分配制度只偏向物質再生產，人口再生產是「無償」的，這也就導致人口再生產的承擔者（女人）的地位低下，造成重男輕女的現象。

打個比喻，女人負責織網（織完網後再出海打魚），男人專責打魚。

古代男人打回的魚都歸家裡共有，分配的矛盾在家庭內部就可以解決。
現在打魚社會化（從社會獲取報償），織網仍然靠家庭（免費提供給社會）。
結果大家都願意打魚而不願意織網，女人由於打魚比不上男人，導致在分配中處於弱勢，父母都特別願意生男孩，男女比例失衡。
面對這種情況，韓國政府是培訓女孩打魚，免費提供漁船，並將近海優惠劃歸女孩打魚，父母不偏愛男孩了，性別比倒是平衡了。
但是等到舊網用完後，發現沒有網可以打魚了。

再說即便政府鼓勵女孩打魚，提供優惠，但是由於體質差別，真正到深海打魚還是打不過男孩（即便高考給女生加分，但是畢業後用人單位還是喜歡男生），女孩累死累活拚命提高打魚水平，越忙就越沒有時間織網（沒有時間結婚、生孩子）。
打魚水平越高的女人越不願意織網（知識水平越高的女人越不願意生孩子）。

現在韓國治理出生性別比失衡的方法，其實與滿清政府控制蒙古人口的方法類似。
滿清政府是通過「提高」蒙古僧侶的地位，大量人口自願當僧侶而不生育，使得蒙古人口減少；

韓國政府「提高」婦女地位，使得大多數婦女不願意生孩子，甚至不願意結婚。
韓國這種做法與其說是提高婦女地位，不如說是摧殘婦女（剋扣了 90 元錢，發給十元錢，婦女還高高興興以為地位提高了）。

正確的做法是，給織網的也提供報償，女人織網有報償，打魚有補貼（雖然打魚的收入沒有男人多，但是加上織網的收入，就差不多了），高高興興地織網，輕輕鬆鬆地打魚（沒有必要冒著生命危險到深海區打魚），織網打魚兩不誤。
結果有足夠的漁網供男人以及女人自己打魚，賣漁網和魚的錢持續不斷地流回家庭。

要真正做到男女平等、提高婦女地位，就必須從宏觀分配上著手，而不是小恩小惠。
分配以家庭為單位，結婚和生育的家庭才能獲益。

就是說，韓國面臨的問題不光是女孩少，男孩也少。

在平衡男女比例的同時需要提高兩者的數量。
韓國在 1990 年的時候，由於部分家庭希望生育男孩，有多生的意願，雖然部分家庭人工選擇性別，但畢竟大多數人仍然採取自然方法，生育率提高。
現在韓國婦女地位「提高」了，一方面職業婦女不願意生孩子（結婚延遲，甚至不願意結婚），一方面以前渴望生男孩的家庭沒有多生的意願了，導致生育率低下。
假如韓國高峰生育婦女在 1990 年與 2005 年都為 40 萬，1990 年每個婦女生育 1.59 個孩子，性別比為 116.5，共生育 63.6 萬孩子，其中男孩 34.2 萬，女孩 29.4 萬。
韓國當時其實是兩個問題：
1、孩子數量不夠；

2、尤其是女孩不夠。
理想的目標應該是：
每個婦女生育 2.1，出生性別比為 105，那麼 40 萬個婦女應該生育 84 萬孩子，其中男孩 43 萬，女孩 41 萬。
換句話說，韓國 1990 年缺 20.4 萬個孩子，其中缺男孩 8.8 萬人，缺女孩 11.6 萬人。

2005 年韓國每個婦女生育 1.08 個孩子，性別比為 110，共生育 43.2 萬孩子，其中男孩 22.6 萬，女孩 20.6 萬。

就是說韓國的這種所謂「提高婦女地位」的政策，使得 2005 年人口比理想目標少生 40.8 萬（差不多少了一半），其中男孩和女孩都少生 20.4 萬。
2005 年甚至比 1990 年少生 20.4 萬孩子，少生 11.6 萬男孩，也少生 8.8 萬女孩。
這十多年來，即便相對於 1990 年的水平，韓國的人口政策使得韓國損失一百多萬人口（作為一個四千多萬人口的國家，意味著什麼？
）。
韓國這種方法與其說是治理性別比失衡，不如說是減少人口。

花費鉅額代價，結果好鋼沒有用在刀刃上。
表面上在千方百計鼓勵生育，實際上卻是千方百計抑制生育，多麼滑稽！
中國計生委正在採納「韓國模式」治理出生性別比失衡。
這種方法後患無窮。

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中國 2000 年總和生育率為 1.23，其中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 0.892、0.294、0.045。
16 就是說一孩率 72.4 % ，二孩率23.9%，多孩率 3.7%。

二孩出生性別比是 151.9，那麼大約是這樣的比例：
500 個家庭中 400 個家庭是自然生育（生育 204 個男孩，196 個女孩），100 個家庭是人工選擇性別（100 個全部是男孩），總人口中，男孩/女孩＝304/196＝1.55。
那麼我們粗略將生二胎的人群分為六種：


1 200 個家庭被允許生二胎的，對二胎是男是女無所謂，沒有必要選擇性別。

2 50 個家庭被允許生二胎，想生男孩（否則就放棄二胎），但是沒有人工選擇性別。

3 50 個家庭被允許生二胎的，特別想生男孩（否則就放棄二胎），二胎時人工選擇性別。

4 100 個家庭不被允許生二胎，希望有兩個孩子，沒有性別偏愛。

5 50 個家庭不被允許生二胎，生二胎的目的就是想生兒子，但沒有人工選擇性別。

6 50 個家庭不被允許生二胎，生二胎的目的就是想生兒子，人工選擇性別。

就是說，要是計生委成功消除偏愛男孩的願望，那麼這 500 個家庭中有 200 個家庭放棄二胎。
那麼第二胎的孩子只有 300 個，其中男孩 153 個，女孩 147 個。
那麼二孩總和生育率就只有 0.176（300 ÷ 500 × 0.294），而沒有 0.294。

同樣，三孩及以上的總和生育率也就更加不會有 0.045。
那麼總和生育率就不到 1.1。
就是說，「偏愛男孩」的思想使得 2000 年生育率從不到 1.1 提高到 1.23。
如果依照目前這種整治性別比的方法，必然像韓國那樣導致生育率的下滑。

總結：
韓國治理性別比失衡的方法是「下錯了藥」，中國近年治理性別比失衡不但「下錯了藥」，而且「診錯了病」。
近年中國在治理出生性別比失衡上花費鉅大，但是出生性別比不但沒有降低反而不斷上昇，2005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證實了中國的這種治理方法是錯誤的；
國家計生委《2006 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据公報》顯示 1996~2005 年出生嬰兒的性別比高達 127。

Friedman 的《弗里德曼的生活經濟學》，講到非洲諸國保護大象的問題。

有的國家實行象牙禁令，嚴厲打擊非法狩獵等；
有的國家實行大象產權制度，保護大象飼養人的產權。
兩種做法結果大相逕庭，採取出售象牙的禁令使飼養大象不再有利可圖，在實行禁令的國家裡人們都不願意去飼養和保護大象，導致大象數量反而遠遠低於實行產權保護的國家。
同樣的道理適用於對森林的利用。

Friedman 還舉了其他例子，例如人們都要吃牛肉，就會導致牛的飼養發達，牛群數量越來越多。
如果人們都吃素，則沒有人願意飼養牛群，反而導致牛群減少。

而韓國和中國的人口學家，恰恰無法理解為什麼合理的需求和有效的激勵，其作用總是遠遠大於一味的壓制需求。
韓國花費同樣的成本，完全可以既治理性別比，又提高生育率。

停止計劃生育的話，都能夠通過多生而生育男孩，理論上性別比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由於養育成本提高，絕大多數人只願意生育兩個孩子，也會導致性別選擇，但是由於沒有罰款以及其他懲罰，生育二胎的成本比現在要低，並且還有通過第三胎而生兒子的希望，選擇性別的比例就會很低，生育二胎的人家庭中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有高達五分之一的家庭人工選擇性別了。
那麼出生性別比就只會低於 110（比如實行二胎方案的山西翼城 2002 年出生性別比只有 106.1）。

既然低生育率與出生性別比失衡是一對孿生兄弟，就必須同時解決。
為了解決出生性別比增高和生育率降低，
1、停止計劃生育。

2、改善分配制度，改善民生，讓主流家庭養得起三個孩子。

養得起三個孩子（只有八分之一沒有兒子）還用得著人工選擇性別？

3、出臺禁止晚期墮胎法，在懷孕三個月前才能墮胎（有三個月時間，足夠思考；
而此時 B 超還看不出性別，羊水檢查畢竟沒有 B 超這麼方便），此後禁止墮胎。

4、將生育當生產看待，從而體現女人的價值。

由於出生性別比失衡，中國今後每個婦女需要生育 2.3 個孩子（正常情況下是 2.1）才能使得世代更替。
並且中國今後適婚年齡人口男性比女性多四千多萬，這就必然導致妓女市場興隆，又「消耗」一大批女性（妓女不育比例很高）。

計劃生育增高家庭風險
一個完整的家庭是社會穩定的基礎。
子女是維繫家庭穩定的重要紐帶。
據〈只有一個孩子 ─ 中國獨生子女意外傷害悲情報告〉作者楊曉昇介紹：
我國 15 歲以下兒童每年死亡有 40 萬~50 萬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因意外傷害引起的，還有大量因傷致殘兒童。
意外傷害是懸在獨生子女頭上的一把劍，平均每天我國有 40~50 名學生因意外事故而早早地離開了人世。

這些失去子女、子女傷殘的家庭慘不忍睹！
北京大學人口所穆光宗教授一直堅持認為，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
風險性就在於唯一性。
根據 1990 年全國生命表，每 1000 個出生嬰兒大約有 5.4% 的人在 25 歲之前死亡，12.1% 的人在 55 歲之前死亡。
由於死亡概率的變化十分緩慢，所以 5.4% 和 12.1% 的家庭會經歷孩子夭折的風險，幾乎難以規避。

根據 2000 年五普數據，我國農村地區曾經有過一個孩子但現在無後的家庭有 57 萬之多。
17
婚姻的穩定對社會穩定至關重要，但今後四千萬光棍的存在，必然會影響中國傳統的婚姻觀，造成家庭的不穩定。
男人娶不到老婆的社會，能說是小康社會嗎？
能說是和諧社會嗎？

有人說今後婦女的地位會提高，其實可能相反，強姦、販賣婦女可能增加，另外「紅顏薄命」的古訓也有道理，婦女人數的減少，婦女個個都成「紅顏」，婚姻的不穩定性增加，而穩定的婚姻才是對婦女權益的最大保護。

1980 年代初的一代獨生子女進入結婚年齡，這群人的離婚率非常高。
一方面是因為獨生子女以自我為中心的性格（雙方性格難以磨合），一方面是雙方四個父母的因素（父母過度干預子女家庭）。

人口結構決定了社保不可能健全，很大程度還得指望家庭養老。
但是現在每家都只有一兩個孩子，獨生子女都近一億了。
這些孩子中間相當部分嬌生慣養。
只知道索取，不知道回報，心理上就沒有贍養父母的準備。
何況結婚後，上有四個父母，下有兩三個孩子（到時候國家必須通過政策讓主流家庭生孩子），確實也沒有贍養雙方父母的能力。

中國傳統的父慈子孝的美德就無法傳承。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結構不健全，社會結構怎麼可能健全？
家庭不穩定、不和諧，哪有社會的穩定、和諧？

孟子曰：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家庭是中華文明和價值觀的載體，計劃生育破壞家庭結構，動搖的其實是國本。

「優生優育」還是「鰥寡孤獨皆有所養」？

實行計劃生育的一個理由是：
人口質量比數量重要。
少生優生，通過降低人口數量來提高人口質量。

其實數量與質量並不是對立的，少生並不一定優生，多生也不一定劣生。
《三字經》既記載了「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孟母成功地培養了一個孩子），也記載了「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竇燕山成功地培養了五個孩子；

五子先後登科及第：
長子中進士，授翰林學士，曾任禮部尚書；
次子中進士，授翰林學士，曾任禮部侍郎；
三子曾任補闕；
四子中進士，授翰林學士，曾任諫議大夫；
五子曾任起居郎。

當時人稱竇氏五龍）。
現實中既可以舉出無數事例說明精養一個孩子比粗養多個孩子更合算（孟母模式），也可以列舉出無數事例說明一個家庭同樣能夠培養好多個孩子（竇燕山模式）。

兩千多年來，出了無數個孟母，花費了鉅額的培養成本，但是培養出的「孟子」卻沒有幾個。
並且「富不過三代，貴不過五代」，「孟子」的後代往往很難繼續「富貴」下去。

現實中，竇燕山模式可能更加普遍，兄弟姐妹互相督助，互相扶持，培養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成材。
美國前總統布什算是現代的竇燕山，「教五子（四個兒子一個女兒），名俱揚（包括美國現任總統小布什和佛羅里達州州長杰布）」。

現在很多人將素質簡化成高學歷，並且以為高學歷就一定要獲得高報酬。
人們簡單地將獲取財富的能力視為素質的標準。

由於社會是開放系統，很多「成功人士」其實不過是「成功地」獲取財富，並不是「成功地」創造財富。
而社會作為整體是封閉系統，國家更需要的是有能力創造財富的人，而不是有能力獲取財富的人。
社會要發展，就需要各行各業的人才，如果這個社會只有所謂的精英，實際上和只有低能者是等效的。
就是說家庭培養孩子的標準：
獲取財富；
國家培養孩子的標準：
創造財富。

國家標準與家庭標準是不同的，而現在中國政府卻用家庭標準來看待人口問題。
要是分配制度合理，家庭標準與國家標準可以趨同；
要是分配不合理，家庭標準與國家標準就會出現矛盾，就會引起社會問題。

現在很多人愛拿人口素質說事，什麼叫素質高，什麼叫素質低，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嗎？

如果說錢多就叫素質高，統計表明：
美國的公司老總們大多是大學生（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大學都沒有畢業），博士生當老總的很少見。

如果說學歷高就叫高素質，冰島是世界上平均學歷最高的國家之一，何時曾經強過？
新疆的石河子是我國平均學歷最高的城市之一，何時曾經富過？

如果說道德高尚叫做高素質，見義勇為的更多是文化程度低、思想單純的普通工人、農民，高學歷並不一定就有高尚的品德，甚至還有「文人無德」的說法。

人的素質是人在先天稟賦的基礎上通過教育和社會實踐活動而發展形成的人的主體性品質，即人的品德、智力、體力、審美等方面品質及其表現能力的系統整合，是一個人知識、經驗、價值觀的綜合積累，而知識、經驗、價值觀等等這些東西統統是要靠人來創造，靠人來傳播，靠人與人的交流逐漸來完善的。
孔子就認為人多才能「富之」、「教之」，才能產生文明禮義。

如果沒有足夠的人口，人類只能回到野蠻狀態。

人們往往覺得城裡人比鄉下人素質高，大城市的人素質比小城市的人高，這種感覺其實沒有錯。
城裡人素質高是因為鄉下素質高的人進城了，此外還因為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提高了知識、經驗、價值觀的創造和交流速度、密度，才導致這種現象的出現。
越大的城市，提供的機會越多，使「人」成其為「才」的概率越大，要是生在一個小鄉村，哪怕渾身都是音樂細胞，也只能在婚喪嫁娶的時候吹吹嗩吶，但是生在北京、上海的孩子，就有機會逐漸成長為世界級的音樂家，這就是人口數量對國民素質的貢獻。

先把「人口」的問題解決了，才談得上「人口素質」，抱著一個自殺性的人口政策，拿一個空中樓閣的「素質」說事，真的很沒「素質」。

古希臘和古羅馬都注重人口「素質」。
優生學就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首先提出的。

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也繼承了這一觀點。
古斯巴達（古希臘勢力最大的兩個城邦之一）人信奉「人口素質論」，嚴格地實行選擇後代的措施。
不要說殘障兒，就連體質不夠強壯的新生嬰兒都會被他們無情地殺死以保持他們國家的「人口素質」。
斯巴達的嬰兒呱呱落地時，就被抱到長老那裡接受檢查，如果長老認為他不健康，他就被拋到荒山野外的棄嬰場去；
母親用烈酒給嬰兒洗澡，如果他抽風或失去知覺，這就證明他體質不堅強，任他死去。

「低素質」的希洛人長期遭受「高素質」的斯巴達人的壓迫和剝削。
約公元前 640 年，希洛人發動長達十幾年的武裝起義。
公元前 454 年，斯巴達境內的希洛人再次起義。
他們英勇頑強，直逼斯巴達城下，堅持了長達十年的鬥爭。
斯巴達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給了起義軍自由。

斯巴達的統治也因此受到沉重的打擊。
公元前 4 世紀中葉以後，斯巴達一天天走向衰亡。

在某時期的羅馬社會傳統上將新生兒帶到一家之長面前並決定是留下養大或帶去丟掉。
羅馬的十二木表法准許家長將看得出來有畸形的嬰兒處死。

羅馬後期人口減少，統治者可能意識到人口數量的重要性，羅馬法在公元 374 年將殺嬰罪改成死刑，但犯法者幾乎不會被起訴。
「高素質」的羅馬人的帝國最終被「低素質」的日耳曼人所滅。

由於優生學要麼衍生成民族自殺（斯巴達、古羅馬），要麼衍變成種族歧視和屠殺（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因此在政策層面上的優生學被國際社會認為是偽科學（沒有哪個國家進行「優生優育」宣傳的）。
當然各國都在學術層面進行優生學研究和實踐（比如服用葉酸預防神經管疾病）。

注重「素質」的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都沒能延續下來。
而強調「鰥寡孤獨皆有所養」的中華文明卻一直延續下來。
比較滑稽的是，中國傳統的「鰥寡孤獨皆有所養」正在為西方國家所繼承，而中國卻正在繼承希臘、羅馬文明的「優生優育」。

計生委一直宣傳說計劃生育提高了人口素質。
那麼我們看看中國的人口素質真的提高了沒有。

從某種意義上，心理素質比生理素質更重要。
中國民間早就注意到「獨柴難燒，獨子難教」的現象。

多子女家庭可以創造有利於孩子全面發展的人文環境，更加模擬社會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較健康，獨立生活能力強。
而獨生子女家庭卻由於過度溺愛，在家裡是小皇帝，在外面卻要面對激烈的競爭，反差太大，「眾星捧月」效應往往培養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會和家庭責任心，不但不利於孩子個人的發展，而且給社會帶來損失。
北京某重點中學高三學生李曄對獨生子女的性格總結得很形象：
「不少人說我們是『草莓族』，外表看起來色彩鮮艷，裡面卻蒼白綿軟，稍一施壓就變成一團稀泥，表層還疙疙瘩瘩的挺有個性。」
18 心理缺陷導致獨生子女犯罪率高和自殺率高。
中國是世界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據統計，15~24 歲佔自殺總人數的 26.64%（1988 年）。

而且這個年齡段自殺人數還呈現上昇趨勢。
一項調查顯示：
上海有 24.39% 的中小學生曾有一閃而過的「結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認真考慮過該想法的也佔到 15.23%，更有 5.85% 的孩子曾計劃自殺，並有 1.71% 的中小學生自殺未遂。
另外一項調查發現將近三分之一的在校大學生曾有過自殺念頭。
自殺死亡已佔北京大學生非正常死亡的 61.38%。

由於缺乏必要的身體鍛煉，年輕一代身高雖然在不斷提高，但身體的綜合素質明顯下降。

在家長極度呵護下成長的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如今也要面臨就業了，一般說來，他們比一般農村孩子和非獨生子女擁有更多的優越感。
但是由於很多獨生子女有「嬌驕」二氣，很多人以自我為中心，不願意受制度約束，情緒不穩定，同事關係處理能力差，不能吃苦還挑剔，在一些畢業生招聘會上，有些招人單位直接拒絕了獨生子女。
19 企業追求的是效益，可不管計生委的宣傳。

滄州水利水電勘測設計院的工作人員說，他們單位曾做過統計，獨生子女就業後流失率高達 60%。
對他們單位來說，與學習成績、專業素質等「硬件」相比，意志品質、吃苦耐勞精神這些「軟件」更加重要。
由於就業高不成低不就，結果出現一批中國特有的「啃老族」。

1980 年代出生的一代是計劃生育的最大受害者，他們有著幸福的童年，負擔沉重的中年，如果人口政策不調整，他們還將有悽慘的晚年。

但他們也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歷史的傳承得靠他們。
能否在他們這一代逐漸建立起生育文化的雛形，將影響中華民族的未來。

最佳的優生就是在婦女黃金生育時間完成生育任務。
子宮、卵巢疾病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

並且隨著年齡的增加，女性的卵巢功能開始衰退，染色體易變異，胎兒的致畸率也隨之昇高。
二十幾歲是生小孩的黃金年齡。
但計生委卻單純為了控制人口數量而提倡晚婚晚育，給人一種錯覺：
晚育是好的。
造成多少殘疾兒童出生？
我國每年出生的先天畸形兒約佔每年出生人口總數的 4~6%，且近年又有上昇趨勢，每年的治療費用給許多家庭乃至整個社會帶來了沉重負擔。

晚育還引起早產、宮內發育遲緩、孕婦高血壓綜合症（孕高症）等疾病。
美國自 1990 年到 1999 年孕婦高血壓綜合症發病率增加 40%，這個增加主要是晚育造成的，威脅著 8% 的婦女及其子女。
宮內發育遲緩、孕高症不光是孕婦和胎兒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並且影響小孩今後一生的生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發病率顯著增加）。
可見，中國的晚婚晚育政策是多麼愚蠢！農村頭胎是女孩的可以生育二胎，但中間間隔太長，很多婦女生育二胎時已經是晚育了，不必要地增加了殘疾人口的出生率。
工業化本身就使得人們自發晚育，政府的責任是對抗工業化的影響而不是成為幫兇。

明明 20 出頭是最佳生育年齡，但是中國卻為了配合計劃生育宣傳，說 24~29 歲是女性比較適宜的生育年齡段。
要提高人口素質，首要的措施就是停止鼓勵晚婚晚育（2005 年湖南這樣的農業省份平均初育年齡推遲到 24.34 歲，上海為 27 歲，意味著 30 歲以上初育比例很高）。
我國是神經管畸形高發國，發病率為美國的十倍，缺乏葉酸成為每年十萬例神經管畸形兒的「頭號殺手」。
如果在孕前三個月至孕後三個月口服小劑量的葉酸片（成本價幾角錢，市場價也只有幾元），可以降低 70 % 以上的神經管畸形的發生，要是真的提倡優生優育，完全可以免費提供，但是國家卻沒有這麼做。
隨著結婚和生育年齡的後移，受孕的難度正在增加，不孕症患者越來越多。

國外一項研究表明，20~24 歲結婚的女性，不孕症的發病率只有 6%，而 30~34 歲結婚的女性中，不孕症的發病率提高到 15%，在 40~44 歲結婚的女性中，不孕症發病率更高達 64%。
在治療方面，30~35 歲開始助孕技術治療，只有一半的婦女能成功；
35~40 歲開始助孕治療，成功率則進一步下降到 30%。
隨著男女雙方或一方年齡的增加，自然流產率、圍產兒患病率也都會增加。
另一項研究表明，隨著男方年齡的增加，妻子的妊娠率會降低，而流產率則會增加；

如果女性懷孕時男方年齡在 40 歲以上，則後代的先天畸形率會增加 4% 。
20
孕高症等疾病發病率在二胎及其之後胎次的發病率不到頭胎的一半。
但是隨著生育間隔拉長，發病率逐漸昇高（甚至逼近頭胎時的發病率）。
因此，抓緊時間趕在婦女黃金生育時間完成生育任務，不但從經濟上合算，也有利於提高人口素質。

超生孕婦承受了鉅大的心理壓力，並且由於漂泊在外營養也跟不上，勢必影響胎兒的發育；
尤其是不能得到常規的產前檢查。
以國家計生委 1.8（筆者已經質疑這個數字）的生育率來推測（現實政策生育率不到 1.2），出生人口中有超過三分之一沒有進行常規產前檢查（有些連出生都不敢去醫院）！小孩出生後由於擔心超生罰款，而不能及時得到免疫接種。
聯合國特別批評中國「沒有能夠將創造財富和提高收入轉化為更快地降低兒童死亡率」，筆者以前一直以為完全是因為中國的醫療改革的失敗，現在看來，衛生部是在替計生委揹黑鍋。

並且計劃生育提倡的晚婚晚育也是降低人口素質的重要原因。

鉅額的超生罰款使得超生家庭揹負沉重的經濟負擔，超生致貧降低他們養育孩子的能力，使得他們的孩子素質降低。
並且不少超生的孩子長期受到社會歧視，不利於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長。

計劃生育政策對有撫養能力的城市人口限制更為嚴厲，這些人只好將本來應該用在撫養孩子上的精力、金錢和資源用於其他消費（如寵物、歌舞廳），造成全國的平均教育素質偏低，從教育角度上講確實是「逆淘汰」。
據北京市養犬辦統計，北京市 2006 年登記年檢犬為 55 萬隻，比 2005 年又增加了九萬餘隻。
截至 2006 年 10 月，2006 年北京市已經有 11 萬餘人因被貓、狗抓傷、咬傷而注射狂犬疫苗，已經收到了十起狂犬病死亡病例報告。
同時，北京市由於飼養寵物導致的弓形蟲病發病率也在上昇。
重型弓形蟲病的表現為腦炎、癲癇和精神異常，妊娠期婦女若感染弓形蟲，可引起流產、早產甚至畸胎、死胎等。

重慶市 2006 年已報告狂犬病發病數 13 例，超過過去五年全市狂犬病發病數的總和，比 2005 年同期上昇了 160%。
南昌平均每天上百人被狗咬傷。
21 在不到七年的時間裡，洛陽婦女劉小榮已先後收養棄狗 100 餘條，並被廣為稱讚，說是有愛心；
而要是她收養幾個棄嬰，情況會怎麼樣？
現在誰敢收養棄嬰？

人不如狗！踩死貓的事件引起網上全面申討，但是武漢計生委處死活嬰的事件卻沒能引起廣泛關注。
社會對人的生命已經很淡漠了。
真是應驗了推背圖的那句讖語：
「獸貴人賤。」

因此要提高人口素質，就必須停止計劃生育。

計劃生育威脅社會穩定
1986 年左派學者何新在〈中國歷史中的人口規律與社會治亂〉一文選用了幾個特例，牽強附會地認為人口多是中國動亂的根源，將政府利益與民眾利益對立起來。
22 言外之意是：
為了防止老百姓造反，就需要減少人口。

自由派學者何清漣也認為中國人口過剩威脅社會穩定，何清漣將 1996 年廣東高要市杜潤瓊因為仇視人口而投毒殺人歸罪於「人口過剩」本身。

無論是左派學者何新，還是自由派學者何清漣，在經濟以及意識形態上分歧很大，但是在人口問題上的觀點卻是驚人地相似。
可見現行強制計劃生育惡政的理論基礎，在知識分子中間很有市場。

其實何新、何清漣等人的這種思路是非常錯誤的，縱觀歷史，動亂的起因往往是人均稅負太重，人口多只是表象。
而稅負過重並不是因為人口過多而是管制手段所造成的；
相反，人口多還會降低人均稅負。
《資治通鑒》：
「人口滋多，則賦稅自廣」；
南宋著名的思想家葉適認為「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眾而兵強」。

墨翟認為人口眾多恰恰是政治穩定的基礎：
「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

中國歷史上三大盛世都是因為「以人為本」、降低人均稅負。
「文景之治」是指西漢漢文帝、漢景帝統治時期，朝廷推崇黃老之術，採取「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政策。
漢文帝下令免除田租賦稅的一半，由漢初的「十五稅一」改為「三十稅一」，後來還免除農民的土地租稅。

文帝在減免稅收的同時，還採取一定的政策改善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
《資治通鑒》記載，文帝在即位當年就給鰥、寡、孤獨及窮困之人提供資助，對於 80 歲以上的老人，每個月都賞賜米、肉和酒。
「文景之治」為後來漢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堅實的人口、物質基礎。

「貞觀之治」是指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 23 年盛世。

唐太宗認為「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採取了一系列「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
以農為本，減輕徭賦，休養生息，厲行節約，大規模精兵簡政，淘汰庸員，將中央官吏由 2000 人減少到 600 人（大大減少老百姓的稅負），任人唯賢，完善科舉制度，使得社會出現了繁榮安定的局面。
「康乾盛世」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攤丁入畝」等稅收政策減少了人均稅負，使人口增加，國力增強，百姓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提高，18 世紀的中國經濟全球第一，光是工業產量就佔世界的 32%。

現在我國稅負不斷增加，目前已經是全球第二，今後老年化嚴重後，政府想「薄賦輕稅」都不行。
三四億老年人等著養老，人均稅負更重，社會保障面臨鉅大的壓力，極有可能影響社會穩定。

西漢賈誼在《論積貯疏》中就提出一旦社會保障出現問題，「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政治未畢通也」。
西漢時期「有勇力者」才有能力「衡擊」，現在不一樣了，弱勢群體一樣能對社會穩定造成鉅大的破壞：
石家莊殘疾人連炸數樓；
馬加爵連殺四人。
今後老年弱勢群體要是不能得到適當的安置，對社會穩定的破壞力不容小看。

對人口問題處理不當不但阻滯工業革命進程，而且可能導致社會革命。

依照何新的觀點，秦始皇時期只有兩千多萬人口，應該是盛世；
而「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康乾盛世」由於人口眾多應該是天下大亂了；
尤其是解放後人口一直增加，現在已經近 13 億，應該是戰亂不斷才是。

何新的觀點其實不過是美國艾奇遜的觀點的翻版。
新中國成立之際，艾奇遜暗示中國因為人口過多而解決不了糧食問題將永遠是天下大亂。
毛澤東早已駁斥了艾奇遜的觀點。
何新作為左派的旗手，卻沒有讀《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計劃生育使得城市化進程滯後
任何一個國家的城市化進程都是依賴農村新增加的年輕勞動力，而不是富餘的中老年勞動力（由於他們的孩子進城，通過寄錢回家，或者接他們進城生活，這些中老年人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
工業化是一個積累的過程，要是靠中老年勞動力的話，將他們與土地的聯繫切斷，斷了他們的生活後路，這些人進城工作時間短，然後就面臨養老、醫療等問題，談不上積累。
現在中國人口學家認為中國還有富餘勞動力，以為勞動力能夠滿足中國工業化進程，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因為現在農村年輕勞動力基本轉移完畢，新增加的勞動力又不夠，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民工荒了。

要是這個民工荒靠中老年勞動力補充（事實上也無法填補，很多職位是中老年勞動力無法勝任的）的話，讓他們脫離土地，對中國今後的社保是一個鉅大隱患：
一方面大量城市老人領不到足夠的養老金；
另一方面留在農村的老人由於子女少，得不到足夠的扶養，農村將成為老弱病殘的基地。
人口結構問題使得中國工業化要麼滯後，要麼走一條依賴中老年勞動力的畸形而充滿風險的道路。
2005 年中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比例分別為 49%（總人口的 29.7%）、22%、29%，相當於日本 1950 年、韓國 1970 年的情況。
日本 1980 年第一產業人口降低到 10.4 % ，韓國 1995 年第一產業人口降低到 12.5 % 。

232005 年日本、韓國、臺灣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分別佔總勞動力的 4.6 % 、6.4 % 、6 % ，分別佔總人口的 2.4 % 、3.2 % 、2.8%。
這三個地區目前工業就業人口佔就業人口的 30%（總人口的 15 % 左右），服務業就業人口佔就業人口 64% （佔總人口的 32% 左右）。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將沒有日本、韓國、臺灣那樣順利，因為中國的老年化將拖後腿，中國沒有當年這些地區那麼好的人口結構。
以韓國為例，據韓國國家統計局 2002 年公佈的數字，該國 65 歲及以上老人佔全國總人口的比例 2000 年為 7.3%（中國同樣的水平），2019 年將達到 14%，到 2026 年時將超過 20%。

我們以韓國人口結構為「韓國模式」。

要是期望 30 年後中國到達韓國現在的城市化水平，中國今後人口情況如何？

根據國家計生委 2003 年預測，2035 年中國 65 歲老年人口將達到 2.92 億。

現在停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的話，中國 2035 年總人口可達到 14.49 億，老年化比例為 20.1%，而依照「韓國模式」，老年人只應該在 1.058 億，就是說到時候中國老年人比「韓國模式」多 1.862 億。
而要是繼續計劃生育的話，中國 2035 年人口只有 12.54 億，老年化比例高達 23.3%，而依照「韓國模式」，老年人只應該在 0.916 億，就是說到時候中國老年人比「韓國模式」多二億。

換句話說，中國要揹負著 2.92 億老年人口進入城市化。
一方面是要養活這麼多老人，客觀上需要增加農業和第二產業的勞動力（這是剛性需求），另一方面是農村老年人需要照顧，阻礙了他們的子女進城。

此外，中國不可能像日本、韓國一樣大量進口糧食，需要留有足夠數量的勞動力從事農業。
結果導致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乏力，第三產業人口比例太低，城市化進程延遲。
一方面是民工荒，一方面是糧食荒，國家領導將面臨艱難的決策。

計劃生育有悖多項憲法條款

憲法第二十五條：
「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

可見國家推行計劃生育，是要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並不是一味減少人口。
但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恰恰違背了這一憲法條款。
遠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將導致經濟無法持續發展，畸形的人口結構無法與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

14.8.2 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有悖憲法第十四條、
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
憲法第十四條：
「國家通過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和技術水平，推廣先進的科學技術，完善經濟管理體制和企業經營管理制度，實行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責任制，改進勞動組織，以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發展社會生產力。
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

憲法第四十四條：
「國家依照法律規定實行企業事業組織的職工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退休制度。
退休人員的生活受到國家和社會的保障。」

憲法第四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

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
國家和社會保障殘廢軍人的生活，撫恤烈士家屬，優待軍人家屬。
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盲、聾、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的勞動、生活和教育。」

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發展社會生產力」，首先要有年輕合理的人口結構，計劃生育導致人口結構老化。

老齡勞動力人口在接受新的知識和科學技術方面和青年勞動力相比處於劣勢，對新產業和就業崗位的適應能力也要弱一些。
因此，隨著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人口老齡化，年輕有活力的人才日益缺乏，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發展必然會受到影響。

遠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不可能建立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難以承擔憲法規定的這些義務。
沒有合理的社會保障體制就難以「保證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實現長治久安」。

14.8.3 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有悖憲法第四十九條
憲法第四十九條：
「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
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父母有撫養教育未成年子女的義務，成年子女有贍養扶助父母的義務。

禁止破壞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婦女和兒童。」

由於今後無法建立合理的社會養老體制，今後老年人不可避免地主要依靠子女養老，但 4~2~1 的家庭結構（部分是因為計劃生育本身，部分是因為計劃生育宣傳培養的丁克文化），決定了今後中年人無力承擔贍養父母的義務。
「久病無孝子」，四個老人難保沒有人生病臥床的。
而「眾星捧月」效應培養出來的獨生子女的自私性格使他們缺乏奉獻的觀念和心理準備。

在沉重的養老負擔的壓力下，培養下一代的能力減弱，低生育率惡性循環。

14.8.4 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有悖憲法序言第一款
憲法序言第一款：
「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
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

文明的延續在於人口的延續，現在倖存的民族都成功地摸索出延續民族的生育文化，雖然這些文化千變萬化，在今人眼裡有些甚至可笑。
片面的計劃生育宣傳腰斬了中國傳統的生育文化卻又不能重建生育文化，使中國過早地進入低生育願望時期，後患無窮。
計劃生育破壞家庭結構，中華文化的核心是家庭，家庭是很多文化和價值觀的載體，計劃生育破壞了中華文化的核心，徹底改變了中國傳統的人倫體系。
計劃生育在兩個意義上使得中華民族走向衰落：
人口減少（人口意義）、人倫道德淪喪（文化意義）。

14.8.5 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有悖憲法序言第七款
憲法序言第七款：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所培育出來的丁克文化將導致享樂文化的氾濫，享樂文化以及獨生子女的性格缺陷將使憲法規定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成為空談。

14.8.6 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有悖憲法第四條和憲法
序言第十一款
憲法第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
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

憲法序言第十一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已經確立，並將繼續加強。
在維護民族團結的鬥爭中，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
國家盡一切努力，促進全國各民族的共同繁榮。」

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對漢族格外嚴厲，難道不是對漢族的種族歧視？
人口政策事關民族生存權，在這個基本權益面前必須一律平等。

14.8.7 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有悖憲法第三十三條和

第三十八條
憲法第三十三條：
「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


憲法第三十八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

個人首要的人權是生存權，而民族和家族首要的人權是生育權。
從更深層意義上說，生育權不亞於個人生存權。
很多老人甚至是願意用自己的生命來換取孫子、孫女的生育指標的；

在緊急情況下父母寧願用自己的生命來換取子女的生存。
如果生育權不是人權，還有什麼是人權？
1968 年世界人權會議通過的《德黑蘭宣言》首次規定了「父母享有自由負責地決定子女人數及其出生時距的基本人權」；
1974 年聯合國國際人口和發展大會通過的第 XVI 號決議也確認人口政策應該尊重「父母繁衍後代和自主、負責地決定其子女的人數和生育間隔的權利」。

生育權是最基本人權，光是生育權這一項就足以停止計劃生育。
幾十年來國內外很多人士已經從這個角度要求停止計劃生育，發表了大量文章，筆者在本書不再深入探究。
為了這項基本權利，很多農民甚至以死相爭。

計生委到處炫耀說現在的計生政策是多樣化的，對少數民族不一樣，農村和城市又不一樣，農村中頭胎生女孩的可以生二胎，城市中雙方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兩胎。

既然「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意味著男女平等、城鄉平等，計生政策為什麼建立在不平等的基本人權基礎上？

現在計生委和人口學家對計劃生育政策的認識陷入了一個誤區：
因為有人超生，所以大家應該少生。
那麼我問你：
現在的糧食夠平均每人半斤米一頓（2.2 的生育率），現在大多數人只要四兩米就行（目前只有 1.8 的生育願望）。
要是一個胖子每頓能吃三斤米飯，那你就應該吃一兩米，留著糧食給胖子吃（事實上胖子也吃不完）？

憑什麼因為少數人超生就要剝奪大多數人生兩三個的基本權力？
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個孩子才能防止人口不減少，由於大多數人只願意生育兩個，就需要相當部分人生育四個、五個，現在大多數「超生游擊隊」不過是拿回生育兩三個的基本生育權而已，但卻被基層幹部逼得有家難歸。
美國要是沒有少數人多生，生育率怎麼能夠達到 2.09？
面對計生委這樣的偏執政策，幸虧有超生，否則現在的生育率還達不到 1.3。
今後從歷史角度看，正是這些超生的父母在現行計劃生育政策這樣的惡劣環境下為今後留下了寶貴的人口資源和持續發展的「火種」。

計生委的意思是政策生育率在 1.46（曾毅認為只有1.38），加上農民超生，是能夠達到 1.8 的生育率這個預期目標的。
中國的整個人口政策建立在農民超生願望的基礎上，建立在不平等的生育權基礎上。

計生委還認為：
農民由於要孩子養老，所以可以多生（事實上農村也沒有拿回生育兩三個的基本生育權，因為農村生育率 1995 年就只有 1.56了，現在就更低了）。

難道計生委就沒有想到：
2020 年城市化將達到 60% 左右，到現在的農村年輕父母老的時候城市化將達到 70 % 以上，大多數農民在養老問題上與城市人口一樣了。

關於計劃生育，有個著名笑話，就是美國總統卡特批評中國沒有遷移自由是不民主不自由。
鄧小平說你要多少人我送給你，你要一百萬兩百萬，一千萬兩千萬我送給你，你要不要？
嚇得卡特總統愣住了。

這個笑話的結論是中國人口太多，所以不能有民主和遷移自由，美國人口密度低，因此沒有資格說三道四。
但要是換了是荷蘭首相、德國總理，那鄧小平又該怎樣說？
因為這些國家人口密度比中國還高。
現在中國人口比當時還有所增加，卻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遷徙權了。
筆者相信這只是別有用心的人杜撰的笑話，而不是真的，鄧小平說過「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哪有將父母送人的？

根據計生委的宣傳，誰反對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政策就是反對憲法。
憲法成了計生委的擋箭牌。
這 20 年來計生委一再擴權，把中國人的幾乎一切社會活動都和這個部門掛 鉤 ，這個部門也因此掌控中國人的生死大權（這些在古代被認為是神/老天的權利，現在全由計生委來掌控了），各級行政部門將計劃生育作為頭等大事，作為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
在這種畸形的權力格局下，計生辦以權謀私、亂罰款、亂收費、草菅人命的事情一再發生，並已經引起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重視。

2000 年 2 月 9 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福建、湖南、山東、江蘇、海南省少數農村基層幹部粗暴對待群眾典型案件的情況通報〉就包括幾起基層計生幹部的腐敗行為。
24〈胡錦濤在紀念憲法施行 20 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也指出：
「憲法促進了我國人權事業和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由於法律和體制不健全以及執法人員自身素質不完全適應等問題，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問題還不少，一些不同程度的違憲現象仍然存在。」

賀衛方說：
「憲法和法律規定人身自由權不受非法的剝奪，但是有一個縣的一些婦女卻因為超生被政府雙規起來，辦學習班，讓她們同意做絕育手術。
後來她們問了律師，律師告訴她們說這是違反憲法的行為，後來這幫婦女寫了訴狀，縣政府成了被告，這下縣法院就很坐立不安了，因為它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後來就一級一級地向上請示，省委就發佈文件規定全省所有法院涉及到計劃生育的案件一律不准受理，因此公民的最基本的訴權被侵犯了，更不消說人身自由。」
25
14.8.8 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有悖憲法第二十九條
憲法第二十九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
它的任務是鞏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衛祖國，保衛人民的和平勞動，參加國家建設事業，努力為人民服務。

國家加強武裝力量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的建設，增強國防力量。」

國防安全的意義眾所周知，無須贅述。
目前中國有 230 萬現役正規軍人（此外還有約 80 萬的預備役部隊），武警部隊約有 150 萬人。
除了軍官和志願兵外，假設 330 萬為義務役，平均服役 2~3 年，假設為 2.5 年，那麼每年應該有 132 萬左右的新兵入伍。

現在的現役軍人主要是 1985~1987 年左右出生的，當時每年出生人口 2300 萬左右，其中男孩 1208 萬，服兵役的 10.9%（女兵很少，可以忽略）。
而根據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查，近年每年出生男孩 700 萬左右，那麼要想繼續保持現有軍隊規模，意味著到時候 19% 的人需要服役。

有人認為今後國防不靠人，靠科技，人多人少意義不大，但科技進步依賴於綜合國力。
中科院〈中國現代化報告 2005〉顯示，中國與美國等七個國家的經濟現代化差距 100 年。

26 筆者在上面已經論述了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將導致國家連基本的社會保障體制都無法建立，今後國防投入更加會受到限制，與其他國家的國防差距將會越來越大。
而獨生子女的性格缺陷以及缺乏對國防的奉獻精神，部隊的素質堪憂。
另外由於沒有合理的社會保障體制，軍隊家屬無法得到應有的保障，將會導致軍心不穩。
中國歷代都豁免獨生子服兵役的義務。
中國抗美援朝時期，一個獨生子士兵的農民父親寫信給彭德懷司令，請求他將自己的兒子送回身邊。

彭德懷不顧他人反對，在幾十萬大軍中找到那名士兵將他送回家。
其他國家也一樣，美國影片《拯救大兵瑞恩》敘述：
一家姓瑞恩的有三兄弟都陣亡了，小兒子詹姆斯．瑞恩也在歐洲大陸戰鬥，還不知生死，盟軍司令馬歇爾將軍得知此情況，立刻下令派一支小分隊去找他，把他送回母親身邊。

當今後中國軍隊的主體是獨生子女的時候，戰鬥力到底有多強？

在共和國已經建立 57 年、強調依法執政的今天，還有一個部門的主要制度竟然違背憲法原則。
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既然有悖憲法多項條款，就必須依照憲法進行調整。
憲法第五條規定：
「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
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要實現違法必究，請從取締計生委開始；
要尊重人權，請從尊重生育權開始。

總結：
都是計劃生育惹的禍
有這樣一個希臘歷史傳說：
公元前 4 世紀時，國王迪奧尼修斯採取嚴厲措施打擊貴族勢力，革新政治，因而遭到貴族勢力的仇恨，深感王位不穩。
有一天他請寵臣達摩克利斯吃飯，房間佈置得富麗堂皇，桌椅鑲著黃金和寶石，吃的是山珍海味，盛在金銀的器皿中。
可是，達摩克利斯一抬頭發現，頭上懸著一把利劍，只用一根馬鬃繫著，隨時可能掉下來，不由得心情驟然緊張，無心享受滿桌美味佳肴。
後來「達摩克利斯之劍」用來比喻「隨時發生的危險」。

長期以來，人口過多的問題一直被計生委稱之為懸在中國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如果是柄真劍，當然應該小心翼翼；
但要是只是柄假劍，就犯不著提心吊膽了，連美味佳肴都沒心思享受了。
前面的分析已經指出，我們現在看到的人口過多這柄達摩克利斯之劍是假的，但計劃生育本身卻是真正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社會的發展是以人為中心的發展，人口穩定是社會發展的基礎，政治、經濟、國防、文化、民族心理的安全都依賴於人口安全，以人為本是千古不變的真理。
中國近代由於人口一直在增加，勞動力一直有餘，就因此忽略了人口本身的安全（就像我們忽略空氣對人的重要性一樣），甚至將很多問題歸因於人口過多，就像當年日本一樣，明明是不斷增加的有活力的勞動力創造了經濟奇蹟，卻反而希望降低人口（沒有付諸行動）。

人口學界和計生委至少有以下幾大失誤：


1、根本沒有採納客觀的生育率資料，而是盲目地推測生育率。

2、不能從歷史高度看待人口變化趨勢，無視發達國家人口變化的先行趨勢，短視地以幾十年人口變化來無限期地預測今後的人口變化趨勢。

3、無視不孕人口的高比例存在和增加趨勢，無視單身人口的存在。

4、無視經濟發展對生育願望的不可逆影響。

5、無視農村人口結構改變及其引起的生育願望的改變。

6、無限制放大超生個例以誤導輿論。

7、過度關注人口數量而不是人口結構，只關注人口數量是殺雞取卵，嚴重透支可持續發展活力。

8、對糧食和其他資源的認識停留在 20 世紀 70 年代的水平，沒有任何依據地人為制定人口上限，畫地為牢，自我設限。

9、將人的價值定位為負數：
單純視為消費者而不是創造者。
沒有看到人的全面意義，沒有看到今後人力資源才是最寶貴的資源。

10、無視中國經過數千年摸索而形成的養老制度。

11、無視人口的內在調控規律，不承認中國人口可以自然調控，指望人口控制就像電源開關一樣可以隨心所欲地想開就開、想關就關。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
家庭結構的畸變必將引起整個社會結構的畸變。

將一個人置於強烈放射線下，絕大多數細胞發生畸變，整個人難道還會正常（會導致多器官衰竭、癌變的）？
中國在沒有嚴謹論證的情況下貿然採納沒有先例的苛刻計劃生育政策，強行降低出生率，短時間內就使生育率遠離世代更替水平，沒有為社會發展做出任何貢獻，但是破壞了人口自控機制，破壞了人口結構和家庭結構，後患無窮：

1、通過畸化家庭消費結構而畸化分配模式，誘導中國經濟走向一條「以物為本」的畸形粗放型發展模式，消費萎縮，失業率增加，削弱物資再生產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2、抬高養育成本，使得中國提前進入養不起孩子的時代，削弱人口再生產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3、加速人口老化，導致「未富先老」，使得中國難以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使得城市化滯後，並降低創新能力和勞動生產率。

4、加大貧富差別，工資收入佔 GDP 的比重不斷下降，增加生活壓力，威脅社會穩定。

5、改變中國和世界民族結構。

6、導致出生性別比嚴重畸形。

7、增高家庭風險。

8、降低人口素質。

9、降低國防潛力，威脅中國邊界安全。

10、激化了幹群矛盾。

11、破壞了中國的國際形象。

12、尤其還需要提到的是，計劃生育畸化了家庭結構，腰斬了生育文化，而家庭結構是中華文明和很多社會價值觀的承載者，是中華文化的核心，計劃生育破壞了中華文化的核心！

像中國計劃生育這樣涉及四億人口（依照計生委的宣傳）生死的震天撼地的大事，古今中外還從沒有發生過。
由於人的問題是一切社會問題的核心，《管子》：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這種飲鳩止渴、涸澤而漁的發展方式動搖了國本，今後大多數社會問題可以概括成一句話：
都是計劃生育惹的禍。
計劃生育就像「葵花寶典」，閹割了中華民族的復興。

人口問題是慢性問題，需要未雨綢繆，人口政策最能反映國家領導人的戰略眼光。

等經濟發展以後再談人口就晚了，新加坡、日本等國（沒有強制實行過計劃生育政策）領導每年作揖打躬要年輕人多生小孩，都沒有成功。
經濟結構本身就不可逆轉地減少年輕人的生育願望，而計劃生育政策的大量的負面宣傳也將長期影響人的生育願望。

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出現失誤還有彌補的機會，人口問題的失誤動搖的是國本，中國有句老話：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但現在學者和媒體似乎只關注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改革，而忽視人口問題的嚴重性。

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所造成的惡劣影響將危害幾代中國人。

註釋和出處：
1
傅宏波：
〈聚焦我國養老問題：
我們養老的錢在哪裡〉，新華網
（來源：
《觀察與思考》），2005 年 9 月 21 日（http://news.

xinhuanet.com/misc/2005-09/21/content_3521215.htm）。
2 李小平：
〈人口老齡化是中國和世界的福音 ─ 兼論中國必須穩
定現行生育政策和加速實現人口零增長進程〉，李小平博客專欄
（http://column.bokee.com/167511.html；
http://www.laorenjia.com/ShowNews.asp?Id=125）。

3 馬瀛通：
〈人口紅利與日俱增是 21 世紀中國跨越式發展的動力〉，
《中國人口科學》，2007 年第一期。
4 〈解讀中國現代化報告：
中美經濟現代化差距 100 年〉，人民網，
2005 年 2 月 19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187542.html）。

5 《2005 年全國 1 % 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家統計局，2006 年 3 月 16 日（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60316_402310923.htm）。
6 金雁：
〈誰葬送了南斯拉夫〉，《經濟觀察報》，2006 年 4 月 23 日。
7 Population History（http://www.tacitus.nu/historical-atlas/population/）。
8 參見蔣正華：
〈正確認識人口形勢科學規劃發展目標〉，《人口與

計劃生育》，1994 年第六期。
9 馬瀛通：
〈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與從嚴控制人口中的誤導與失
誤〉，《中國人口科學》，2005 年第二期。
10
施春景：
〈對韓國出生人口性別比變化的原因分析及其思考〉，

《人口與計劃生育》，2004 年第五期（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3900）。
11
〈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偏高，帶來嚴重社會後果〉，新華網
（來源：
央視國際），2006 年 7 月 1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7/15/content_4835635.htm）。

12
施春景：
〈對韓國出生人口性別比變化的原因分析及其思考〉，
《人口與計劃生育》，2004 年第五期（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3900）。
13
〈我國新生兒出生性別比例失調，人口專家發出警告〉，

新浪新聞中心，2002 年 9 月 24 日（http://news.sina.com.cn/o/2002-09-24/1010739832.html）。
14
〈我國男性將比女性多出 3000 萬 ─ 關愛女孩已成國務〉，搜狐
新聞（來源：
北青網 ─ 《北京青年報》），2006 年 10 月 14 日
（http://news.sohu.com/20061014/n245791886.shtml）。

15
〈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偏高，帶來嚴重社會後果〉，新華網
（來源：
央視國際），2006 年 7 月 1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7/15/content_4835635.htm）。

16
郭志剛：
〈對中國 1990 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與討論〉，《人口研
究》，2004 年三月號（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551）。
17

穆光宗：
〈築以人為本的人口政策和人口戰略〉，《學習時報》，
2004 年 10 月 18 日第四版。
18
〈孩子凌駕家庭之上，新一代獨生子女「草莓化」〉，《中國青年
報》，2006 年 11 月 9 日。

19
〈獨生子女三宗「罪」，河南部分企業拒絕錄用獨生子
女〉，人民網，2006 年 12 月 1 日（http://www.people.com.cn/GB/60833/72594/5114869.html）。
20
金亮：
〈第二屆中國不孕不育學術大會在上海召開：
一成育齡夫婦

孕育下一代有困難〉，《中國醫藥報》，2006 年 6 月 19 日（http://www.cnpharm.cn/www/yyb/yyb_view.jsp?pp_id=61348）。
21
〈北京今年貓狗至少咬傷 11 萬人，一共才多少人〉，《新華每日
電訊》第四版，2006 年 10 月 28 日（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6-10/28/content_5259925.htm）。
22

何新：
〈中國歷史中的人口規律與社會治亂〉（http://www.hexinnet.com/documents/lishi/zhonguolishi.htm）。
23
洪英芳：
〈戰後東北亞國家人口產業結構轉換比較研究〉，
中國人口信息網（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

asp?id=2136）。
24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
廳關於福建、湖南、山東、江蘇、海南省少數農村基層幹部粗暴對
待群眾典型案件的情況通報〉，2000 年 2 月 9 日。

25
賀衛方：
〈憲政路上的絆腳石與推動力〉，北大法律信息中心，
2003（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26338）。
26

〈解讀中國現代化報告：
中美經濟現代化差距 100 年〉，人民網，
2005 年 2 月 19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187542.html）。

─ 令人膽戰心驚的人口數據

磨拭「解剖刀」
1973 年全面開始實行（1971 年開始試點）計劃生育，1980 年開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
中國目前現實生育水平和人口狀況是個什麼樣的情況？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也非常簡單的問題。
說它重要，因為人口政策攸關國家和民族的持續發展，影響的是「以人為本」的「本」，涉及到所有家庭的核心利益；

說它簡單，是因為國家有專門的部門（計生委和統計局）定時調查，動態掌握數據。

人口學界公認，1990 年代初開始，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就已經低於世代更替水平。
國家計生委、統計局的所有客觀資料（包括國務院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都顯示，1990 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可以大致理解成每個婦女生育孩子數）只有 1.3 左右。
1 然而只要有利益，再明白的事情也會有迷霧，以至於「無論是官方還是學者，都無法確切地知道中國的生育率水平」。

2 但是計劃生育卻一如既往地進行，使得中國人口目標一次次落空：
1996 年確立的 2000 年 13 億人口目標落空，「十五規劃」定下的 2005 年 13.3 億人口目標落空。

一些經濟學界和「放寬」派人口學家主張在「控制」的前提下「適當放鬆」人口政策，提出「二孩晚育軟著陸」方案。
即便如此，也遭到主流人口學家和計生委系統的普遍反對，計生委系統和人口學界主流觀點還是希望不要調整或者最多只是「微調」人口政策。
他們反對調整人口政策的理由是「我們缺乏證據」。

3 魏津生（國務院參事、人口雜誌社社長）、翟振武（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王東京（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李小平（中國社科院教授）等人在媒體上高調反對人口政策的調整。
4 他們認為，現行計劃生育政策不僅「十一五」不能動搖，「十二五」都不能改變，認為中國的人口壓力鉅大，放鬆不得。
被外界稱為「當今中國四大傑出經濟學家之一」的程恩富也認為現行政策下中國人口會達到 15 億，要是放開二胎會阻礙中國經濟發展。
本文用「解剖刀」剖析中國人口數據，為人口政策調整提供證據。

中國人口真的能達到 16 億？

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多次說中國將達到 16 億人口上限。

中新網 2004 年 8 月 3 日消息：
中國人口在接近 16 億後方能零增長。

香港《文匯報》報道，中國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日前透露，今後二十年左右，中國總人口仍以每年淨增 1000 萬左右的速度持續增長。
16 億後方實現零增長。
5 2005 年人民網的 13 億人口日專題報道也說：
「我國人口承載量最高應控制在 16 億左右，最合適的人口數量為七億左右。
專家稱，中國人口以每年 1000 萬的速度增長，也就是說十年就有一個億的新增人口，這樣推測再過 30 年中國人口將達到極限。」
6

中新網 2005 年 1 月 6 日電：
北京時間今天凌晨，中國第 13 億名公民在北京出生。
《京華時報》報道，中國計劃生育協會副秘書長顧寶昌說，中國人口以每年 1000 萬的速度增長，也就是說十年就有一個億的新增人口，這樣推測再過 30 年中國人口將達到極限。
7 按照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的說法，不調整人口政策，中國人口每年仍然能有 1000 萬的增長，達到 16 億才能停止增長。
但事實是這樣的嗎？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看看中國人口增長情況再說吧。

表~15.1：
1987~2005 年每年增加人口數（萬）
年份  年底人口增加人口
1986 107507
1987 109300  1793

1988 111026  1726
1989 112704  1678
1990 114333  1629
1991 115823  1490
1992 117171  1348

1993 118517  1346
1994 119850  1333
1995 121121  1271
1996 122389  1268
1997 123626  1237

1998 124761  1135
1999 125786  1025
2000 126743957
2001 127627884
2002 128453826

2003 129227774
2004 129988761
2005 130756768
其實統計年鑒的人口數尚有數千萬的水分（下文將分析）。

表~15.2：
推測 2006~2022 年人口總數（萬）
年份  增加人口 總人口
2006625  131381
2007565  131947
2008506  132452

2009446  132898
2010386  133285
2011326  133611
2012267  133877
2013207  134084

2014147  134231
201587134318
201627134346
2017  －32134314
2018  －92134221

2019  －152  134069
2020  －212  133858
2021  －272  133586
2022  －331  133255
很明顯，人口增長在逐年減少。

以年份為 X 坐標，以每年增加人口為 Y 坐標，直線回歸擬合，方程如下：
y＝－59.786x＋120556，擬合優度（R2）達到 0.9792。
以這個公式推算 2005 年以後每年人口增長情況，得出 2006 年只增加人口 625 萬，由於已知 2005 年年底人口為 130756 萬，因此 2006 年年底人口數為 131381 萬。
如此類推，到 2016 年中國人口達到頂峰 13.43 億，然後負增長。

推測圖如下：


筆者是根據前 17 年人口變化推測未來 15 年人口變化。
當然人口增長遠比這個複雜，但筆者的這個推算至少比國家計生委的說法要可靠。
比如 2005 年 1 月筆者用上面同樣的方法預測 2005 年中國人口增加 669 萬， 8 而計生委預測至少增加 1167 萬（2005 年 1 月 6 日 13 億人口，2010 年 13.7 億人口）。
9國家統計局公佈 2005 年增加 768 萬，2006 年增加 692 萬（有 300 萬左右水分，下文詳述），與筆者的預測結果接近，而與計生委的預測相距甚遠。

並且筆者採納的是國家統計局統計年鑒的 「修正」的人口數據，這個數字有很大的水分，比如依照國家統計局「修正」的資料，2000 年增加 957 萬；
而依照人口普查原始數據，2000 年死亡 814 萬，出生 1379 萬，1379－814＝565 萬，就是說實際上只增加 565 萬。
即使 1379 萬有 10% 的漏報（比較歷次人口普查，年度出生人口最多 10 % 誤差），也只有 1517 萬，1517－814＝703 萬；
即使 1379 萬有 20 % 的漏報（負責普查的統計官員怎麼交差？
），也只有 1655 萬，1655－814＝841 萬，怎麼也不可能是 957 萬。

要達到統計局的增加 957 萬，需要出生 1771 萬，1771/1379＝1.284，有 28.4% 誤差的普查，算普查嗎？

因此要是不停止計劃生育的話，人口負增長時間還要提前，人口高峰也不可能達到 13.4 億。

美國人口諮詢局 2002 年預測中國人口 2050 年為 13.9 億。

10這個數據也過於樂觀。

2004 年張維慶在〈關注人口安全 促進協調發展〉一文中說：
「據聯合國人口基金預測，2020 年我國人口將達到 14.48 億，世界銀行預測為 14.89 億，國家人口計生委預測為 14.83 億，國家統計局預測為 14.60 億。
綜合各種預測和結果，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2020 年我國總人口將達到 14.50~14.90 億之間。」
11

然而上述這些預測全部落空，這些預測都認為中國 13 億人口應該在 2003 年前就到達，但事實上 2005 年才達到 13 億人口（還包括「修正」的數千萬）。
這些數據兩三年的預測就與現實差距很大，15 年甚至 50 年的預測就更加不可靠了。
這些數據不準的原因並不在於預測本身，而是他們以臆想的 1.8 或者 2.0 的生育率進行預測，但實際只有 1.3 左右的生育率，這些預測當然就不準了。
比如說聯合國曾經預測中國 2005 年人口達到 13.21 億。

2005 年 11 月 14 日，在「全國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經驗交流暨總結表彰大會」上，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表示：
「按照目前的總和生育率 1.8 預測，我國總人口將於 2010 年和 2020 年分別達到 13.7 億、14.6 億，2033 年前後將達到峰值 15 億左右。」
12 張主任用 1.8 的總和生育率竟然預測出 2010 年、2020 年、2033 年中國人口將分別達到 13.7 億、14.6 億、15 億！2003 年國家計生委用 1.8 的總和生育率，預測到 2005 年中國人口達到 13.24 億，到 2010 年達到 13.7 億，到 2020 年達到 14.54 億，到 2033 年達到 14.85 億。
13 可見張維慶的講話是在計生委 2003 年的預測的基礎上加以誇張而得來的。
但計生委 2003 年的預測準確嗎？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 2005 年底人口只有 13.0756 億（事實上還沒有這麼多，下文將分析）。
14 依照統計局的說法，近年每年也只增加 760 萬左右，兩三年的誤差就有一千多萬，這種預測準確嗎？
既然 2005 年達不到 13.24 億，那麼 2020 年能夠達到 14.54 億或 14.83 億，30 年後能夠達到 16 億嗎？

一個數據就足以推翻《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
2004 年啟動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蔣正華擔任組長，宋健、徐匡迪擔任副組長。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剛組成，筆者就提出了擔憂。
因為組長蔣正華就是 1980 年代獨生子女政策的參與者之一，並且長期擔任計生委副主任。
副組長宋健是獨生子女政策的總設計師。

本來寄希望副組長徐匡迪，但 2005 年看到他與新馬爾薩斯主義旗手布朗的對話，筆者就感覺到這次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算是徹底完了。
他竟然相信中國人口會達到 14.5 億，竟然說「中國不能不實行計劃生育」，竟然堅持對計劃生育和耕地一票否決制。
15
1980 年宋健的「人口控制論」的所有預測都落空，計劃生育的弊端已經是世人皆知，本應該無條件停止計劃生育。
奧康姆剃刀（思維經濟）法則 ─「若無必要，勿增實體」，如果能用簡單的辦法做好事情，又何必用複雜的辦法呢？

這次啟動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人口發展戰略研究，有將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簡單問題複雜化的嫌疑。

當初匆忙實行計劃生育（用米粉餵養取代母乳餵養）的時候沒有進行「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現在問題出來了（米粉餵養引起大頭娃娃），反而設立一個戰略組（研究米粉餵養比母乳餵養和奶粉餵養的好處）。
今後老百姓生孩子會依照國家人口戰略組的「方案」嗎？
生育意願會隨著這些「方案」而變動？

要是不會的話，這些花費鉅大的研究豈不是浪費？
現在問題是停止計劃生育都無法防止人口減少，那麼人口戰略組研究中國人口 16 億、18 億時的人與環境、資源的關係有意義嗎？

經過課題組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兩年多的工作，完成了二百六十多萬字的研究報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全國平均總和生育率在未來 30 年應保持在 1.8 左右，過高或過低都不利於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中國人口總量到 2010 年控制在 13.6 億人（2005 年還是說 13.7 億，看到目標無法完成，臨時改為 13.6 億）；

到 2020 年控制在 14.5 億人；
2033 年達到峰值 15 億左右。
16
竟然認為 1.8 的生育率是最佳生育率，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的這些結論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非常滑稽的。

這些結論與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副主任王國強以前的說法一致：

《中國青年報》2005 年 11 月 14 日電：
「按照目前的總和生育率 1.8 預測，我國總人口將於 2010 年和 2020 年分別達到 13.7 億、14.6 億，2033 年前後將達到峰值 15 億左右，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將會進一步加劇。」
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在今天召開的「全國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經驗交流暨總結表彰大會」上說。
17
中國人口網 2006 年 8 月 13 日消息：
國家人口計生委副主任王國強指出，根據測算，中國的人口最高峰不會超過 15 億左右。

從人口總量控制看，根據測算與規劃，到 2010 年，我國人口要力爭控制在 13 億七千萬；
到 2020 年，要能夠控制在 14 億六千萬；
到 2033 年左右達到峰值，大約在 15 億左右。
18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2033 年達到 15 億人口的預測是基於 1.8 的生育率。

無論是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19 還是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組長蔣正華，20 都認為目前中國的最佳生育率就是 1.8，只需要穩定目前的低生育率。
國家人口戰略組還認為：
「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反彈勢能大，維持低生育水平的代價高，必須創新工作思路、機制和方法。」
21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為現行計劃生育起草了一份辯護狀，現行人口政策沒有必要放寬，相反還需要加強。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的結論直接影響到「十一五規劃」，國家提出計劃生育「四個堅持不動搖」。

2007 年 1 月 22 日更是出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
22 《決定》認為：
今後十幾年，人口慣性增長勢頭依然強勁，總人口每年仍將淨增 800~1000 萬人。
要千方百計穩定低生育水平，必須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和穩定現行生育政策不動搖，黨政第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不動搖，穩定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機構、隊伍不動搖，不斷創新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體制、機制、手段和方法不動搖。
凡違法生育的，一律依法徵收社會撫養費；
造成惡劣影響的，可予以公開揭露；

是黨員、幹部的，依紀依法從嚴懲處。

依照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的報告以及王國強和張維慶的說法，中國人口到 2033 年達到頂峰。
我們假設今後年人口增加是直線遞減（至少是接近直線遞減，1987~2005 年確實是直線遞減的；
2011~2015 這五年由於育齡婦女有所增加，增量可能會暫時有所上昇），到 2034 年的時候為 0（零增長）。

假設 2006 年人口增量為 X，每年增量減少 Y，那麼 2007 年人口增量為 X－Y，2008 年人口增量為（X－Y）－Y＝X－2Y，2009 年人口增量為 X－3Y，以此類推，2034 年人口增量為 X－28Y。
那麼這 29 年人口總增量為 29X－406Y。
由於人口從 2005 年的 13.0756 億增加到 2033 年的 15 億，增加 1.9244 億，也就是說 29X－406Y＝19244 萬。
而 2034 年人口零增長，意味著 X－28Y＝0，也就是 X＝28Y。

那麼兩個方程式就為：

29X－406Y＝19244
X＝28Y
計算結果：
Y＝47.399 萬，X＝1327.172 萬。

那麼依照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的結論以及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副主任王國強的預測，2005 年以後每年人口增量和人口總量應該是這樣的（至少接近）：

表~15.3：
根據「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 2033 年 15 億人口」預測
年份 增量（萬） 總人口（萬）
2005130756
2006  1327132083

2007  1280133363
2008  1232134595
2009  1185135780
2010  1138136918
2011  1090138008

2012  1043139051
2013995140046
2014948140994
2015901141895
2016853142748

2017806143554
2018758144312
2019711145023
2020664145687
2021616146303

2022569146872
2023521147393
2024474147867
2025427148294
2026379148673

2027332149005
2028284149289
2029237149526
2030190149716
2031142149858

2032 95149953
2033 47150000
2034  0150000
從表~15.3 可見，2010 年（13.7 億）、2020 年（14.6 億）、2033 年（15 億）三個數字都與王國強和張維慶的說法一致，難道是巧合？
說明筆者的預測方法基本準確。

（註：
這種方法只能用於短期預測。）

就是說近年每年增加人口在 1300 萬左右，但是根據2005 年 11 月 1 日 1 % 人口抽樣調查報告，2001~2005 年共出生 6846 萬。
平均每年出生 1369 萬。
國家統計局認為 2005 年死亡 849 萬。

那麼意味著 2005 年增加人口 ＝1369萬－849萬＝520萬，就是說現在每年增加人口只有 520 萬左右（至少有 100 萬的水分），遠遠沒有 1300 萬。

這一個數據足以推翻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三百多專家的260 萬字的報告！
目前每年人口只增加四五百萬，今後死亡人口將激增，那麼，今後十幾年，總人口每年如何「淨增 800~1000 萬人」？

每年死亡人口將由目前的 900 萬左右穩步增加，到 2030年左右增加到 1900 萬左右。
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和歷次人口抽樣調查，近年每年出生女孩不到 600 萬。
這些女孩 25 年左右之後將成為生育主體。
這 600 萬女孩有大約 5% 會在生育之前死亡，只剩下 567 萬；
又有至少 15% 左右家庭不育不孕，只剩下 482 萬生育婦女，每個婦女需要生育四個孩子才能剛好零增長（現在全球除了非洲一些國家和穆斯林地區外，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有如此高的生育率）。

不孕症患者比例不斷增加，生育意願不斷降低，單身婦女比例不斷增加，婚齡、育齡不斷推遲，到時候每個婦女能夠生育四個孩子？
中國人口會等到 2033 年才負增長？

這次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的後果是：
國家提出計劃生育「四個堅持」不動搖，國家「十一五規劃」提出的人口控制目標是：
2010 年 13.6 億。

令人費解的是，中央要求的是 「千方百計穩定低生育水平」而不是降低生育率，但 2010 年人口目標卻從 1996 年的 14 億降低到 2005 年的 13.7 億，2006 年的 13.6 億。
生育率穩定的話，人口目標怎麼一再降低？
人口目標變來變去，那麼意味著根本沒有人口目標！套用一句法律用語：
沒有程序正義，何來實質正義？
沒有人口目標的穩定，何來生育率的穩定？
是中央跟著計生委跑，計生委跟著感覺跑，而不是計生委和人口學界跟著中央的人口目標跑。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認為：
「全國平均總和生育率在未來 30 年應保持在 1.8 左右，過高或過低都不利於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張維慶說「按照目前的總和生育率 1.8 預測，我國總人口將於 2010 年達到 13.7 億」。
但是國家「十一五規劃」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卻要求在 2010 年將人口控制在 13.6 億之內。
那麼意味著根本不是要「千方百計穩定低生育水平」，而是要「千方百計降低生育率」。

是不是真的要實現宋健、田雪原所說的「七億最適人口」目標？

張維慶說：
「我們國家的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從 2004 年才開始，2005 年結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國務院常務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兩個最高決策機關對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的成果給予了較高評價，作了充分肯定。
賈慶林主席請我到全國政協會議上去講。

他就說：
我聽了這麼多的戰略研究報告，感覺兩個研究報告最好，第一個是科學技術中長期發展規劃。
第二個就是人口發展戰略研究」。
23
既然張維慶主任高度評價「科學技術中長期發展規劃」和「人口發展戰略研究」，難道沒發現這兩個報告是相互矛盾的嗎？
「科學技術中長期發展規劃」的人口控制目標是 2020 年 15 億人口，這個人口目標是有利於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的，是有利於緩解今後老年化的。

依照「科學技術中長期發展規劃」的人口控制目標，2006 年人口增量需要高於 1600 萬，是 2005 年的 768 萬的兩倍多，那麼就必須立即停止計劃生育並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才行。
而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給中央的建議卻是堅持計劃生育不動搖。

即便是根據國家統計局修正後的數據，2005 年中國人口 13.0756 億，依照國家人口戰略組修改後的 2010 年 13.6 億的人口數據，那麼這五年平均需要增加 1049 萬（由於 2010 年死亡人口遠比 2006 年要多，因此 2006年增加人口必須遠遠多於 1049 萬）。
假設今後幾年每年死亡人口只有 870 萬（事實上應該在 1000 萬左右）的話，每年需要出生 1909 萬。

而根據北京大學曾毅教授的統計，中國的政策生育率只有 1.38，扣去至少 15% 的不生育人口，現實生育率只能在 1.175（依照目前的育齡婦女人口結構，每年出生 1100 多萬人口）；
即使依照計生委認可的 1.46 政策生育率，扣去 15% 不生育人口，現實生育率也只有 1.24（每年也只出生 1200 多萬人口），每年出生人口遠遠達不到 1909 萬，每年不可能增加 1049 萬。
比如 2003、2004、2005 年連續三年只增加 760 萬左右（事實上只有 400 萬左右，下文將詳述）。

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1980~1990 年平均每年出生 1084 萬女孩，現在這些人正/將成為生育主體，扣除 15% 不生育人口，還剩下 921 萬婦女，這些人平均生育兩個（還有相當部分人只願意生一個，就必須允許生育三個）的話，每年也只有 1843 萬，減去每年死亡 870 萬（實際上應該在 1000 萬左右），每年增加人口只有 973 萬，遠沒有 1049 萬。

有人說中央的「十一五規劃」的人口目標是「13.6 億以內」，因此現在零增長，說明人口任務超額完成。
但是中央要求的是「穩定生育率」，而不是「降低生育率」。
從「穩定生育率」角度看，即便中央要求穩定的人口目標不是 13.6 億，也總不能低於 13.5 億吧？
那麼每年至少需要增加 849 萬，每年也得出生 1719 萬，遠遠比現在每年出生 1200 多萬要多。

2007 年 2 月 28 日國家統計局發佈〈2006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公報認為：
「2006 年末全國總人口為 131448 萬人，比上年末增加 692 萬人。
全年出生人口 1584 萬人；
死亡人口 892 萬人。」
24 這是又一次公然的撒謊。

2005 年 1 % 人口抽樣調查顯示，近五年平均每年出生 1369 萬（比較人口普查和歷次抽樣調查，以及育齡婦女構成，這個數據還有水分），2003 年人口抽樣調查顯示，0~4 歲人口平均每年增加 1283 萬。
2006 年出生人口怎麼突然增加到 1584 萬？
統計局（人口統計其實有國家計生委和人口學界的影子）又像以前那樣先根據「政策的連續性」來確定「增加人口」，再用「出生人口 ＝ 增加人口 ＋ 死亡人口」來推算出生人口，由於「增加人口」是假的，也就導致出生人口 1584 萬是假的。
統計局用這種方法玩弄了 17 年了，結果導致人口總數與實際人口相差 6000 萬左右（下文將詳述）。

姑且認可 2006 年死亡人口只有 892 萬，出生人口與前五年一致為 1369 萬，那麼 2006 年增加人口只有 477 萬。
2006 年人口出生不可能有 1369 萬（應該只有 1100~1200 萬），死亡人口應該在 1000 萬左右（而不是 892 萬）。
那麼 2006 年只增加 300 萬左右。

即便國家統計局的「2006 年增加 692 萬人」是真實的，那麼也遠比 1049 萬要少，與「科學技術中長期發展規劃」的目標（2006 年增加人口超過 1600 萬）更是相距甚遠。

2006 年就達不到 1049 萬，那麼 2010 年就更加不可能達到 1049 萬。
國家統計局的這一數據也足以將《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撕成碎片！
而實際上 2005 年底的 13.0756 億有至少 4600 萬的水分（國家統計局也承認 2004 年就有 4600 萬水分，並且「逐年增加」），那麼要在 2010 年達到 13.6 億人口，意味著這五年需要增加 8944 萬，平均每年增加 1969 萬，即使每年死亡人口平均只有 870 萬，那麼每年也得出生 2839 萬，853 萬生育婦女平均每人需要生育 3.33 個孩子，即使是停止計劃生育並且千方百計鼓勵生育，都不可能使得今後幾年每年出生 2839 萬。
「十一五規劃」人口目標肯定將再次落空。

筆者在 2005 年預測當年的人口目標必將落空，建議一旦落空就追究計生委的責任並停止計劃生育，筆者的預測已經被證實，但是人口政策還紋絲不動。
國家統計局數據說明 2006 年人口目標也落空了。

本來是一次將功補過的機會，但是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的報告越看越像招供書。
似乎宋健很喜歡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來進行「斷代研究」，當初的「人口控制論」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夏商周斷代工程」也是，「國家人口發展戰略」還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

中國近代史上三次「斷代工程」都是宋健主持，都是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方法，都是根據官方學者經過「嚴謹」研究而下的結論，結果都被國際社會嘲笑。

1980 年花費不到兩個月時間完成的「人口控制論」是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理論依據，現實已經顯示當初的所有預測全部是錯誤的。

由政府資助上千萬人民幣、轟轟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斷歷史的代）在中國大陸幾乎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有的媒體甚至把它稱為「中國文化史的最偉大的事件」。
2000 年 10 月，「工程」發表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 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
《簡本》的結論也全部通過了國家科技部的驗收，並且榮獲「全國十大科學進步獎」。
而就在《簡本》發表的前後，抨擊的聲浪不斷在海外出現，中國媒體將這些抨擊視為「敵對勢力」、「帝國主義」。
斯坦福大學的大牌教授 David Nivison 在《紐約時報》所下的「國際學術界將把工程報告撕成碎片」的斷言，也成為一句學術界廣泛流傳的名言。

該工程的詳細年表工作基本擱淺，宋健的夢想最終還是沒有實現，獲得多項科技大獎的愛國工程終成一個問號（陳寧：
〈「夏商周斷代工程」爭議難平〉）。

由於自然科學的學者不懂社會科學，而社會科學的學者不懂自然科學，只有少數幾個負責人自認為「既懂自然科學也懂社會科學」，結果兩派的結論都往負責人的設想靠攏。
就像兩個隊在登山，一個在山的東面，一個在山的西面，雙方都看不見彼此，而幾個負責人在山頂，向東邊吆喝幾句，向西邊吆喝幾句，結果兩隊都爬到負責人所在地。
就是說兩個善良、高水平的學科群體被少數幾個人所挾持，為他們的理論「背書」。

龐大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看起來嚇人，其實不過是幾個人的觀點。
拋開最後的結論，兩派的觀點確實有意義，但經過幾個人的「畫龍點睛」就面目全非了。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成了一項真正意義上的斷代工程（斷子孫的代），再一次延誤人口政策調整時機，每年少生至少數百萬人口，300 個學者的錯誤理論每年損失數百萬人命！
遲來的 13 億人口日

1995 年 2 月 14 日是中國「12 億人口日」。
國家統計局2003 年統計年鑒數據顯示，全國人口總數 1995 年底為121121 萬人，1990 年 114333 萬人，五年增加了 6788 萬人，每年只增加 1357 萬人。
25 1996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第六次計劃生育工作座談會。
26 江澤民在講話中強調指出：
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首先必須合理控制人口規模。
就是到 2000 年，全國人口總數控制在 13 億以內，2010 年控制在14 億以內。

「九五規劃」也提出同樣的人口控制目標。
就是說按照中央的部署，假如真的是要求 「穩定低生育率」的話，1995~2000 年底需要增加 8879 萬人口，每年增加 1776 萬人口，這就需要政策要比 1990~1995 年有所鬆動。
考慮到這五年共死亡 4030 萬左右，出生人口需要達到 12909 萬，平均每年出生 2582 萬，平均總和生育率需要達到 2.23（每個婦女平均生育 2.23 個孩子）。
可見當時江澤民總書記所要求的人口目標是與他所說的「實現可持續發展」（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就是將生育率維持在世代更替水平 2.1 附近）一致的。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當時就應該停止計劃生育。

然而，2000 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客觀數據顯示，到2000 年 11 月 1 日，中國人口才達到 12.426 億，這五年共出生6898 萬（只相當於原計劃的 53%），平均每年出生 1380萬，平均總和生育率才 1.2。
這五年比預期少出生 5679 萬人口。

1995 年 2 月 15 日是「12 億人口日」。

依照 2000 年人口普查資料，在這近六年的時間內共增加人口 4260 萬；
依照「修正」的 12.6583 億，共增加 6583 萬。
「修正」數據比調查出來的客觀數據多出 54%，這種「修正」也太大膽了吧（這已經不是「水平」的問題，而是「常識」的問題了）！
如果說 1995 年的「12 億人口日」的數據也不準確，那麼 1990 年人口普查數據是人口學界公認準確的。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顯示當時人口為 11.3368 億，依據第五次人口普查客觀數據 12.4261 億，1990~2000 年這十年的時間共增加人口 10893 萬；

依照「修正」數據 12.6583 億，這十年增加人口 13215 萬，也比客觀數據多「修正」出 21.3%。

可見，「使 13 億人口日推遲了四年」是將國家「九五規劃」定下的 2000 年 13 億人口戰略目標推遲四年多。
計生委可能辯解，「九五規劃」以及江澤民同志 1996 年的講話都是提出將人口在 2000 年「控制在 13 億以內」，因此無論 2000 年人口是 12.7 億，12.4 億，還是 12 億，都是在「13 億以內」，都能說明計生委勝利完成任務。

但是中央提出人口控制目標的同時也附有條件：
「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穩定低生育率」，說明中央確實是希望人口穩定在 13 億左右（至少接近 13 億），否則計生委宣傳的「使 13 億人口日推遲了四年」的「推遲」就沒有任何意義。
從「穩定低生育率」角度看，就算這個 13 億就是上限，那麼也得有個下限（才能突出「穩定」的意義）。
1995 年底 12.1121 億人口與 13 億相差 8879 萬，以上下限波動 15 % 這個寬的波動範圍計算，穩定點為增加 8260 萬，就是說希望 2000 年人口穩定在 12.826 億附近，那麼下限就是 12.764 億，也應該比人口普查的 2000 年 11 月的 12.426 億（實際上只有 12.2 億，下文將詳述）多出 3380 萬。

2000 年底中國人口為 12.6743 萬（在人口普查客觀數據的基礎上多「修正」2322 萬），「十五規劃」人口控制目標是 2005 年 13.3 億，這五年需要增加 6257 萬人口（每年增加 1251 萬）才能在 2005 年達到 13.3 億；

但統計局數據顯示，2005 年底中國人口才 13.0756 億（國家統計局局長承認水分超過 4600 萬），五年只增加 4013 萬，只相當於預期的 64%。
比控制目標少出生 2244 萬人口，相差 36%，還叫作「穩定生育率」？

對中國人口峰值的最低預測應該算中國社科院蔡昉教授的 14.4 億的觀點。
2004 年蔡昉修正了過去認為中國人口高峰會達到 16 億的觀點，認為中國人口在 2030 年達到 14.4 億的頂峰，然後下降。

27 2005 年 9 月 11 日在人民網的「全球化下的中國經濟學」論壇28 以及 2005 年 12 月 24 日在「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 ─ 經濟學家談人口問題」研討會上，29 蔡昉教授兩次重申了這一新觀點。

依照蔡昉教授最新的說法，也要到 2030 年左右才能實現人口零增長。
每年死亡人口將由目前的 900 萬左右穩步增加，到 2030 年增加到 1900 萬左右，而育齡婦女將在 2015 年左右之後穩步下降，從 1200 萬減少到 2030 年的 500 多萬，難道不停止計劃生育，2030 年左右每年出生人口能夠達到 1900 萬左右？

既然蔡教授 2004 年說 2030 年中國人口達到 14.4 億才開始負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中國 2003 年人口為12.9227億，到 2030 年要達到 14.4 億，意味著 2003 年之後的這 27 年需要增加 1.4773 億。
我們假設這 27 年人口增加是直線遞減，到 2031 年的時候為 0（零增長）。
假設 2004 年人口增量為 X，每年增量減少 Y，那麼 2005 年人口增量為 X－Y，2006 年人口增量為（X－Y）－Y＝X－2Y，2007 年人口增量為 X－3Y，以此類推，2031 年人口增量為 X－27Y＝0。
那麼這 28 年人口總增量為 28X－378Y＝14773 萬。
那麼兩個方程式就為：


X＝27Y
28X－378Y＝14773 萬
計算結果：
Y＝39.08201 萬，X＝1055.214 萬。

那麼依照蔡昉教授的預測，2003 年以後每年人口增量和人口總量應該是這樣的（至少接近）：


表~15.4：
根據「蔡昉 2030 年 14.4 億人口」預測
年份 年增量（萬）總人口（萬）
2003 129227
2004  1055 130282
2005  1016 131298

2006977 132275
2007938 133213
2008899 134112
2009860 134972
2010821 135793

2011782 136574
2012743 137317
2013703 138020
2014664 138685
2015625 139310

2016586 139896
2017547 140444
2018508 140952
2019469 141421
2020430 141850

2021391 142241
2022352 142593
2023313 142906
2024274 143179
2025234 143414

2026195 143609
2027156 143766
2028117 143883
2029 78 143961
2030 39 144000

2031  0 144000
2032  －39  143961
就是說 2004 年人口增加 1055 萬，2005 年人口增加1016 萬。
但是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現在每年增量只有 760 萬左右（事實上應該不到 500 萬）。
今後每年死亡人口將急劇上昇（從目前 900 萬左右增加到 2030 年的 1900 萬左右），要是不停止計劃生育的話，人口還會增加到 2030 年嗎？

還會增加到 14.4 億嗎？

就是說，中國人口高峰連 14.4 億都不可能達到。

現在中國人口有 13 億嗎？

近年國家統計局和計生委宣稱每年出生 1600 萬人口，這麼說的話就應該有 1.6 左右的生育率，這個數字與歷次客觀資料不符。
讓我們看看這 1600 萬是怎麼來的。

表~15.5：
2004 年統計年鑒數據（萬人） 年份 年底人口 期中人口 增長率‰ 增加人口 死亡率 ‰ 死亡人口 出生率 ‰ 出生人口 198210165410086315.6815826.6066622.282247 198310300810233113.2913546.9070620.192066 198410435710368313.0813496.8270719.902063 198510585110510414.2614946.7871321.042211 198610750710667915.5716566.8673222.432393 198710930010840416.6117936.7272823.332529 198811102611016315.7317266.6473122.372464 198911270411186515.0416786.5473221.582414 199011433311351914.3916296.6775721.062391 199111582311507812.9814906.7077119.682265 199211717111649711.6013486.6477418.242125 199311851711784411.4513466.6478218.092132 199411985011918411.2113336.4977417.702110 199512112112048610.5512716.5779217.122063 199612238912175510.4212686.5679916.982067 199712362612300810.0612376.5180116.572038 19981247611241949.14 11356.5080715.641942 19991257861252748.18 10256.4680914.641834 20001267431262657.58 957 6.4581414.031771 20011276271271856.95 884 6.4381813.381702 20021284531280406.45 826 6.4182112.861647 20031292271288406.01 774 6.4082512.411599 20041299881296085.87 761 6.4083012.281591 20051307561303725.89 768 6.5184912.401617資料來源：
《2004年中國統計年鑒》（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yb2004-c/indexch.htm）。

表~15.5 是《2004 年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
從中可以看出，出生人口 ＝ 增長人口 ＋ 死亡人口，數據嚴絲合縫，非常漂亮。
從中可見近年確實是每年出生人口在 1600 萬左右。

我們比較一下該表的每年出生人口與人口普查數據中歷年出生人口的差別。

表~15.6：
兩種方法測算的每年出生人口數（萬人） 年份年鑒推測 人口普查 年鑒 ─ 普查 差值 / 普查（%） 1982  2247  2310 －63  －2.7 1983  2066  2007 60  3 1984  2063  2031 32 1.6 1985  2211  2043 1688.2 1986  2393  2319 74 3.2 1987  2529  2528  1  0 1988  2464  2458  7 0.3 1989  2414  2514－100－4 1990  2391  2621－230  －8.8 1991  2265  2008 257  12.8 1992  2125  1875 250  13.3 1993  2132  1791 34019 1994  2110  1647 463  28.1 1995  2063  1693 369  21.8 1996  2067  1522 545  35.8 1997  2038  1445 593  41.0 1998  1942  1401 541  38.6 1999  1834  1150 684  59.5 2000  1771  1379 392  28.4 2001  1702  1369 333  24.3 2002  1647  1369 278  20.3 2003  1599  1369 230  16.8 2004  1591  1369 222  16.2 2005  1617  1369 248  18.1註：
「人口普查」一欄的 2001~2005 年數據是依據 2005 年 11 月 1% 人口抽樣調查結果平均值。

從表~15.6 可見，統計年鑒推測的出生人口數（年增加人口減去死亡人口）與客觀調查（人口普查和 2003 年抽樣調查）的每年出生人口數數據在 1990 年前沒有太大差別，1991 年之後統計年鑒推測的出生人口數明顯多於客觀調查數。

問題是出在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之後。
從表~15.6 也可以看出，到 2000 年底，統計年鑒推測的出生人口數比實際人口數多出 4383 萬，就是說 2000 年人口普查時實際上沒有 12.6583 億（這個數字是只考慮到漏報而沒有考慮重報），而只有12.22 億。

同樣，到 2005 年底，推測出生數據比實際調查出生數據多出 5694 萬。
就是說 2005 年底實際總人口就沒有 13.0756 億，而只有 12.5062 億。

離中央「十五規劃」的2005 年 13.3 億人口控制目標相差 7938 萬。

既然 2000 年普查人口數都有 12.426 億，那麼為什麼經過上面的測算反而只有 12.22 億？
原因就出在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重報。

王廣州分析了漏報和重報後，在〈對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重報問題的分析〉中認為，2000 年人口普查總人口數量可能只在12.26億左右。
30 王廣州的這個結論與筆者上面的粗測完全吻合。

2000 年底中國人口只有 12.2 億，這五年每年增加四五百萬，那麼 2005 年底只有 12.5 億左右。

第五次人口普查漏報嚴重嗎？

2006 年 9 月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2005 年底中國總人口已達到 13.07 億人，比 2000 年底時增加了 4050 萬人。
這是經過 2005 年底進行的全國 1% 人口抽樣調查工作後，彙總出的最新數據。

但是，在 2006 年 8 月底出席「2005 年全國 1 % 人口抽樣調查總結表彰暨技術業務總結研討會」時，國家統計局局長指出：
「目前人口調查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全國人口數大於各地彙總數。
多年來這個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還有逐年擴大的趨勢。」

2003 年時統計局經過自己調查測算的全國總人口數為 12.92 億，而各地彙總數只有 12.60 億，兩者差距 3200 多萬；
2004 年這一差距竟然進一步擴大到 4600 多萬。

31 就是說 2005 年底的 13.07 億人口有超過 4600 萬的水分，實際各地彙總人口只有 12.6 億。
與筆者上一節的推測完全一致。

四千多萬中國人哪兒去了？
國家統計局認為主要是流動人口問題，各地都從本地的角度考慮，不希望人口數高於戶籍人口和規劃指標，以致影響人均指標和政績。

但是國家統計局 2005 年的調查發現 2005 年底流動人口數只有 1.47 億人，這 1.47 億人口能夠誤差 4600 萬？

其實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水分開始於 2000 年之前。
2000 年人口普查顯示總人口只有 12.426 億。
這個數據比 1999 年國家統計局公告的 1999 年年底總人口少 1648 萬，比 1998 年年底少 549 萬。

於是按照人口普查辦公告的 1.81 % 漏報率（卻不考慮重報）進行校正，將這個數據修正為 12.6583 億。
就是說 2000 年人口水分就已經有 2322 萬。

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田雪原院士在博客中國網舉行的「人口老齡化與社會保障」研討會上說：
「第五次人口普查和前幾次普查比較數據質量差一些，比如生育率，這是必須拿的東西，全國是 1.22，我們可以理解，近似於一對夫婦生 1.22 個孩子，真實不真實呢？
不真實。

學術界不承認，政界也不承認，普查辦本身認為也不對，數據拿上來就是這個，怎麼辦呢？
因此我們就做了一些調整，因為 2000 年發達國家是 1.39，比人家低那麼多顯然不對。
這次全國普查漏報率是 1.81 % ，經過論證，大抽樣比較準確，1.81 % 的漏報率比較準確。
1.81 % 的漏報率，1990 年做第四次人口普查大家認為質量比較高，漏報在什麼地方呢？
1990~2000 年，也就是 2000 年普查的時候 0~9 歲人口漏報，於是做了一些人口學當中回歸分析和模型換算，應用一些數學方法，然後我們進行了調整，得出來 2000 年全國城鎮生育率是 1.35，農村是 2.06，全國是 1.73，國家一公佈是 1.8左右。」
32
國家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經過長時間精心準備、嚴密組織的人口普查，其結果竟然因為「2000 年發達國家生育率是 1.39，比人家低那麼多顯然不對」而被放棄不用，而採納沒有依據的大幅度「修正」過的數據。
2000 年 1.22 的生育率被田雪原他們「修正」成 1.8，出生人數差距 48% 而不是 1.81%。
出生孩子有三分之一漏報？
這麼大的漏報算普查嗎？

田雪原等將 2000 年全國城鎮生育率修正成 1.35，農村修正成 2.06。
扣除 15 % 的不生育人口（北京、上海其實已經接近 30 % ；
北京市生育率在 1990 年代初為 1.3，2000 年降低到 0.68），那麼意味著農村平均生育 2.4 個孩子，城市平均生育 1.6 個孩子。
也就是說，城市中 60% 的家庭生育二胎，即使不考慮獨生子女，農村中也至少有 40 % 的家庭生育三胎，這可能嗎？

2000 年人口普查的 1.81 % 漏報率到底準確不準確呢？
我們比較一下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33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34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
35 其中第三、第四次人口普查由於當時流動人口不多，被人口學界公認是很準確的。

近年每年兒童死亡 40~50 萬人，自殺 29 萬人左右，事故死亡 13 萬左右。

根據 1990 年全國生命表（兩性合計），每 1000 個出生嬰兒大約有 5.4% 的人在 25 歲之前死亡，12.1%的人在 55 歲之前死亡。
36 平均每年死亡 0.22%。

表~15.7：
2000年、1990年、1982年人口普查歷年出生人口數（萬） 年份 2000 1990 1982年份 2000 1990 1982  199026212322 1967217422822275  198925142333 1966248325192569  198824582418 1965248024522442  198725282429 1964241425292513  198623192141 1963278727032738  198520431998 1962209215931562  198420311906 1961114111501069  198320072020 1960146814441431  19822310220220811959130614381428  19811912180917381958171419061946  19801839192218271957190018351888  19791892193119631956173617641793  19781883188618621955186119381966  19771793193719421954185118331860  19762049204620431953167517231749  19752114216421781952172416891735  19742287234924031951144114531463  19732363245425071950147115341527  19722480245025221949139113011315  19712516259927321948120812391256  19702801260426491947117411951240  19692502271628241946108611011128  19682772245524541945100510471058
從表~15.7 可見，1945~1990 年出生人口（2000 年時的10~55 歲），2000 年人口普查為 91618 萬人，1990 年普查為 90759 萬人，2000 年普查反而比 1990 年的人口普查多出859 萬（照道理說，2000 年普查應該減少 1997 萬才是，因為這十年共有 2.2 % 左右的死亡人口），這說明重報多於漏報2000 多萬。

就算上面的死亡率減少一半（只有 0.11%），那麼 1990 年普查的 90759 萬1945~1990 年出生人口到 2000 年的時候也應該減少 998 萬，那麼到 2000 年時這個年齡段的人口應該只有 89761 萬。
而 2000 年普查顯示該年齡段人口為 91618 萬，說明還是重報 1857 萬人口。
即便 1990 年之後一個人也不死亡（可能嗎？
），2000 年的時候也只有 90759 萬，怎麼也不可能增加到 91618 萬（還是重報 859 萬）。

1945~1982 年人口（2000 年時的 18~55 歲），2000 年人口普查為 73097 萬，1990 年普查為 73192 萬，1982 年普查為 73677 萬，2000 年人口普查只比 1990 年普查少 94 萬，比 1982 年普查少 580 萬。
依照每年死亡 0.22 % 的比例，1982 年時該出生時間段的 73677 萬人口（0~37 歲）到 2000 年時會減少到 70750 萬；
1990 年時該出生時間段的 73192 萬人口（8~45 歲）到 2000 年時會減少到 71582 萬。
但是 2000 年的普查結果卻是 1945~1982 年出生人口還有 73097 萬，說明重報多於漏報，18~55 歲人群淨重報 2000 萬左右（這個年齡段不可能有超生隱瞞的）。

人們擔心流動人口導致漏報增加，但其實流動人口越多就越容易重報。
比如城市晚上大街上空曠曠的，人都靜止在家裡，挨家挨戶計算人口，能夠得到比較準確的數字（就像 1982 年、1990 年的人口普查）；
白天人都離開家，這個時候計算人口，一個人在蔡鍔路被數了，到中山路又被數一次，到黃興路可能還被數一次，當然另外一些人可能沒有被數到，但是被重數到的概率畢竟比沒有被數到的概率大。
同樣的人口，只要動起來，就會給人城市人滿為患的感覺。

中國流動人口主體是 18~ 40 歲的青壯年，那麼我們看看 2000 年 18~40 歲人口（1960~1982 年出生人口），這個年齡段 2000 年人口普查為 50555 萬，1990 年普查為 50196 萬（到 2000 年應該減少 2.2 % ），1982 年普查為 50324 萬（到 2000 年應該減少 3.96%），2000 年人口普查反而比 1990 年普查多 359 萬（邏輯上應該少 1104 萬），比 1982 年普查少 231 萬（邏輯上應該少 1993 萬），說明 2000 年普查重報明顯多於漏報。

有人說低年齡組存在嚴重漏報。
我們再看看低年齡組的漏報情況。

1990 年普查顯示，0~9歲人口（1981~1990 年出生）共有 21578 萬，2000 年普查顯示這個年齡組人口為 22743 萬，比 1990 年普查多出 1165 萬，每年多出來 116 萬，似乎 1990 年 0~9 歲人口漏報 5.4 % 。
但是 2000 年後歷次年度 1‰ 人口抽樣調查卻支持 1990 年普查結果，提示 2000 年對於 1981~1990 年出生人口有重報。
2003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顯示，1984~1988 年人口為 10664 萬，比 2000 年普查的 11379 萬少 716 萬，每年少 143 萬；
2002年 1 ‰ 人口抽樣調查顯示，1983~1987 年人口為 10252 萬，比 2000 年普查的 10928 萬少 676 萬，每年少 135 萬；
2001 年 1 ‰ 人口抽樣調查顯示，1982~1991 年人口為 22339 萬，比 2000 年普查的 22839 萬少 499 萬，每年少 50 萬。

結合三次 1‰ 人口抽樣調查和兩次人口普查，發現 1990 年普查的低年齡組淨漏報也不嚴重。

再拿 1982 年 0~9 歲年齡組（1973~1982 年出生）為例，1982 年普查顯示該年齡組為 20544 萬；
1990 年普查顯示為 20700萬，比 1982 年只多出 156 萬，每年多 15.6 萬；
2000 年普查顯示這個年齡組為 20444 萬，比 1982 年普查少 100 萬，每年少十萬。

就是說 1982 年普查的低年齡組也是準確的。

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翟振武教授等人根據小學在校人數來推測生育率，說 1990 年以來的出生人口有漏報，將生育率修正成 1.7。
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
毛入學率的分母。
小學毛入學率 ＝ 小學在校學生總數 ÷ 小學校內外學齡人口 × 100%。

由於有留級等現象，毛入學率往往大於 100%（發達國家也在 103~110 之間）。
依照《中國教育事業統計年鑒》或《中國教育統計年鑒》資料，我國小學毛入學率在 104~110 % ；
37 但是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我們小學毛入學率在 120% 左右；
38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認為中國小學毛入學率在 115~120 %。

39 廣少奎等國內學者也認為 2001 年中國小學毛入學率是 123%。
40 地區越發達，小學毛入學率就越接近 100%，但是北京市朝陽區 2000 年都還是 123.6 %，41 那麼全國小學毛入學率在 120% 是可信的。

地方政府（比如北京朝陽區）的局部抽樣可以掌握準確的毛入學率，但是國家教育部只可能掌握毛入學率的分子（小學在校學生總數），不可能掌握分母（小學校內外學齡人口），教育部的分母來自計生委和國家統計局（經過「修正」了的數據）。
因此要是依照小學在校人數來推測出生人口的話，必然導致 15~20% 的虛高。

這等於是教育部從計生委借來分母，而某些人口學者又從教育部借來分子來推測分母，等於將計生委的分母拿回去了，其結果當然與計生委和統計局的一致。
「按照中國現行的生育政策，即使全國老百姓沒有一例計劃外生育，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即政策生育率也應該為 1.46，在廣大農村仍然存在大量計劃外生育的現實下，怎麼可能低於 1.46呢？
」翟振武教授說。
42 然而翟振武教授卻忽略了高達 12.5% 的不育不孕症發病率和大量的丁克家庭（11.3% 的大學生選擇了「丁克家庭」）。

43 越南政策生育率高於 2.0，怎麼實際生育率只有 1.9？
日本政策生育率是無限，怎麼實際生育率只有 1.25 左右？
韓國政策生育率無限，怎麼實際生育率只有 1.08？

有些學者用小學招生人數來推斷中國的生育率，認為第五次人口普查有漏報。

我國小學入學年齡是滿六歲，由於入學時間是九月，意味著最小的是六歲，最大的接近七歲，大多數人已經超過 6.5 歲。
《中國教育事業統計年鑒》和《中國教育統計年鑒》顯示，中國 1990 年以來小學平均新生年齡為 6.9~7.0 歲。
因此小學新生相當於七年前的出生人口。
我們比較一下小學招生人數與人口普查出生人口的差別。

表~15.8：
小學招生人數與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比較（萬人）  招生時間 招生人數 出生時間  普查人數 招生普查  1987 年20951980 年 1839 1.14  1988 年21231981 年 1912 1.11  1989 年21521982 年 2310 0.93  1990 年20641983 年 2007 1.03  1991 年20731984 年 2031 1.02  1992 年21831985 年 2043 1.07  1993 年23541986 年 2319 1.01  1994 年25371987 年 2528 1.00  1995 年25321988 年 2458 1.03  1996 年25251989 年 2514 1.00  1997 年24621990 年 2621 0.94  1998 年22011991 年 2008 1.10  1999 年20301992 年 1875 1.08  2000 年19471993 年 1791 1.09  2001 年19441994 年 1647 1.18  2002 年19531995 年 1693 1.15  2003 年18291996 年 1522 1.20  2004 年17471997 年 1445 1.21  2005 年16721998 年 1401 1.19
1990 年普查顯示 1990 年出生只有 2322 萬，2000 年顯示有 2621 萬，如果說是 1990 年漏報的話，那麼為什麼單獨那一年數字突然變化那麼大，而 1989、1988 年卻沒有那麼大？
因此 1990 年的出生暫不考慮。
從表~15.8 可見，1991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出生人數比小學招生人數比 8~20%，尤其是 1994 年以來普查出生比招生少 15~21%。
看來漏報嚴重。

但是需要考慮另外一些因素：

1、一年級也存在重讀現象（雖然這個比例在降低）。

2、我國小學淨入學率不斷昇高，現在已經在 99% 以上，輟學率不斷下降。

3、農民工孩子的流動性：
1990 年代雖然有農民工，但是當時他們的孩子大多是留守農村，隨著國家政策的放鬆和民工學校的建立，以及城市學校因為小學人數銳減而招收民工子女，使得農民工孩子在 2000 年之後大量進城。
農民工的流動性導致他們孩子的流動性，在農村學校入學一次，可能幾個月後在城市 A 小學入學一次，再過幾個月又在城市 B 小學入學一次。

4、隨著城市化的進程，進城年輕農民工的數量增加，幾年前進城的年輕民工結婚生子的孩子到了入學年齡，進城的民工孩子的絕對數也不斷增加。
因此第五次人口普查的 1994 年以來的出生人口漏報並沒有想像的嚴重，有 10 % 的漏報就很驚人了。

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 2000 年生育率只有 1.22，那麼加上 10% 的漏報，生育率也只有 1.3，遠沒有主流人口學家和統計局所認為的 1.8。
即便真的有 20% 的漏報，生育率也不到 1.5。

就是說，即便低年齡組有一些漏報，但總體來說，重報稍微多於漏報，2000 年人口普查的 12.426 億人口本身就有 2000 多萬的水分，不應該修正成 12.6583 億。
我們再來看 2000 年之後的人口水分為什麼逐年上昇。

2001、2002、2003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以及 2005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顯示，0~4 歲人口分別為 6938萬、6581萬、6413萬、6898 萬。
但是主流人口學家認為是出生漏報，將生育率修正為 1.8 左右，經過修正後，2001、2002、2003、2005 年的 0~4 歲人口變成了 9287萬、8896萬、8553萬、8156 萬，每年出生人口比客觀數據多出 400 多萬。
2000~2005 年又虛報出 2000 多萬，加上 2000 年普查虛報的 2322 萬，總水分達到 4600 萬，這就是現在客觀數據與公佈數據的差值！
「超生」超得過統計嗎？

網友反饋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情況
在城市人的心目中，農村超生情況很嚴重，實際人口遠遠比人口普查的人口多，有很多黑戶口，現在的人口遠遠不止 13 億。
其實戶口與人口普查是兩回事。
人口普查規定，過去超生未落戶口的孩子允許戶口登記，對流動人口不得罰款、不得驅趕，普查個人資料必須保密，不得作為行政管理和政績考核的依據等等。
44
以前以為超生隱瞞可能是計生委數據不準確的最大原因，事實上各級官員虛報才是最大的原因。

請看看基層幹部的反饋：

網友 1：
文章提交者：
「冰雪蓮」加帖在「貓眼看人」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1&replyid=10339616&id=1053326&skin=0&page=1）
儘管 2000 年的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已經過去六年了，
但是回想當時的普查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

我想我作為一個
最基層的普查工作人員有必要把我所親身經歷的這次人口普
查的一些真相告訴國人，同時也希望有關部門的領導能夠認
真反思這次的普查。
我參加了 2000 年的全國人口普查工作，

本人且有幸成為本區的規劃者和指導者。
我所在的城鎮，經
過我們的普查人員的核實，本普查區最後統計上來的人口數
據是 39000 多人，統計數據是那些普查員挨家挨戶走訪調查
的結果，應該是最真實的、最可靠的，且這些普查員大多都

是居民委的人員，居民委每月都要上報所轄區內的人員變動
狀況，包括結婚、懷孕、生產、死亡、搬遷、遷入、戶口遷
出，以及臨時遷入、暫住人口等情況。
這個數據報上去之
後，被哈爾濱市的普查辦打回來重查，其原因是與他們預想

的數據差別太懸殊。
按照黑龍江省人口普查辦的預測和統
計，黑龍江省的任何一個地方的人口在 1990~2000 年的十年
內至少要增加 10% 左右，如果沒有達到這個增長的數據，那
麼就是所在地的人口普查沒有核實準確人口，即普查中丟失

了人口。
但是我可以保證的是：
我們的人口普查人員決不至
於丟失掉 5000 人（總人口的 12.5%），儘管我們竭力說明並
進一步核實，但是上級主管部門根本不聽這一切的解釋。

當時黑龍江省普查初步的人口統計數據比省人口辦預
計的人口少了大約是 200 萬人。
這個數據是我們參加地方
人口會議時縣人口辦領導所講的，也是後來要我們繼續重
新核實並「編造」的數字依據。

另外當地的政府官員有的也在說：
幹嗎要說我們這麼
少的人口？
我所在的方正縣一共是 23 萬人口，黑龍江省
的人口普查辦說我們少統計了 45000 人，讓我們縣重新核

實，大家知道最後是怎麼得到了黑龍江省人口辦的滿意
嗎？
一個字，「編」人口。

我所在鎮，下達指標是 5000 人，我接到這個通知時，

真是無法形容。
這是對我們的普查的真實結果的否定。
沒辦
法，接下來就是胡編亂造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 5000 人口，
開始大家還挺有興致地「編」，當我們幾個人編了幾百個

名字之後，可以說我們幾乎都江郎才盡了。
真不知道如何再
編下去，這種說謊的做法也令我們直「噁心」。
最後還是硬
著頭皮「編」下去。

這些多出來的 5000 人口怎樣編呢？
當
然不能再為他們編居民的住址，只能是把這些人口編入到其
他的家庭中去。
於是我們挑選了一個大約只有兩千多戶的

小區，把這 5000 人分別「編入」到不同的家庭，其結果就
是：
每個家庭基本上都增加了 2~3 人不等。
這就是被編得面
目全非的一個人口普查小區的最後上報的結果。

就是這樣我們完成了當地多出了 12.5% 人口的普查，
我們縣完成了多造出 45000 人的普查。

網友 2：
網友「lxmb169」來信：

關於 2000 年五普，當時我參加了市裡的一個人口統

計工作，山東冠縣、東阿縣報的人口已是負增長，但是計
生委認為不可能，要求重報，當時的東阿縣縣長尹XX還
和主持會議的副市長白XX就數字問題發生爭吵，尹XX認
為他們的數字是真實的。

網友 3：

2000 年人口普查的一個真實情況，當時人口普查以居住
地為登記原則，第一輪登記，外出務工六個月以上的戶口所在
地不予登記，導致了登記人口大大少於預計與實際人口，於是
進行第二輪登記，將所有在籍人口及所有未上戶籍人口全部登

記，然而，即使如此，比預計人口仍差很多，於是，上級（不
清楚是哪一級）規定，以已登記人口數為基準，上調 10%，於
是，我所在的鄉鎮2.4萬人，一夜之間生了2400人。

網友 4：
「驛站老街」於 2005 年 1 月 21 日 10:10:40上貼（http://bbs.people.com.cn/bbs/ReadFile?whichfile=838477&typeid=17）：


我在西部的鄉鎮工作，也管過計劃生育幾年，從我們這
地方的實際情況看，已有五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負數了。
前
幾年，縣計生委不准報負數，今年終於報了負數了。

網友 5：
「恰恰恰」加帖在「貓眼看人」（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335832&star=28 15721058）：

2000 年的人口普查根本上就是一場鬧劇，那時我是
一個鄉的統計站長，全程參與了第五次人口普查，一開始
統計的是 23000 人，上面說少了點，調整到 25000 人，最
後上報是 28000 人，更可笑的是，我還因此獲省級表彰。

根據上面這些網友的反饋，「超生」 超得過統計嗎？
僅僅是一個縣，統計大筆一揮就「多出生」數千、數萬人口。
計生委每年花費鉅額經費（光地方計劃生育經費就是每人攤派十元），而 2000 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央只撥出 5.5 億經費，省、地和縣以及鄉級單位都相應匹配了一定的經費。
進行一次人口普查的費用不到年度計劃生育費用的十分之一。

要是能投入一年的計劃生育費用進行一次細緻的人口普查（包括可靠的生育意願調查），將會得出非常精確的數據。
不過就算數據再準確，一旦經過主流人口學家的 「修正」，國家花費鉅大的人口普查也就沒有任何意義。
其實即使不進行這樣一次人口普查，僅僅根據常識也知道現在的生育政策的荒謬性，本文從多個角度說明了停止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急迫性。

中國能有 1.8 的生育率嗎？

1996 年中央「九五規劃」提出 2000 年 13 億人口目標；
「十五規劃」提出 2005 年 13.3 億人口目標；
「十一五規劃」提出 2010 年 13.6 億人口目標，這些人口目標都意味著生育率需要穩定在世代更替水平 2.1 左右。
可見 1990 年以來中央的人口政策與「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是一致的，中央的「穩定低生育率」是要求生育率穩定在世代更替水平 2.1 附近（1.9~2.2），但實際生育率如何？

以下是不同來源的生育率資料。

表~15.9：
不同來源的生育率資料
國家計生委 年份 國家統計局  第五次人口普查
1992 年 1997 年 2001 年 1986 2.42 2.46 2.59 1987 2.59 2.57 2.66 1988 2.31 2.28 2.41 1989 2.25 2.24  2.4 1990 2.17 2.04 2.29 2.29 2.37 1991 2.01 1.66 1.75 1.77  1.8 1992 1.86 1.47 1.57 1.59 1.68 1993 1.711.51 1.52 1.57 1994 1.561.32 1.41 1.47 1995 1.431.33 1.45 1.48 1996 1.551.35 1.36 1.36 1997 1.46  1.27 1.31 1998 1.11  1.34 1.31 1999 1.45  1.29 1.23 2000 1.45 1.22資料來源：
見國家統計局各年份人口統計年鑒。

國家計生委 1992 年中國生育率抽樣調查數據、國家計生委 1997 年全國人口與生殖健康調查數據、國家計生委 2001 年全國人口與生殖健康調查數據、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

從表~15.9 可見，人口普查、國家統計局以及計生委自己的客觀資料均顯示 1990 年代中期後只有 1.3 左右的生育率。
但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每次都將生育率調整到 1.8，計生委主任甚至說實際上有 2.0 的生育率。
請看看張維慶的多次講話（包括 2004 年 4 月刊登在《求是》的文章）：
「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為 1.8，2034 年人口達到 14.86 億；

如果將一些複雜多變因素考慮進來，總和生育率為 2.0，2043 年人口將達到 15.57億。」
2005 年人民網的「13 億人口日專題報道」中也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婦女總和生育率穩定在 1.8 左右。」
45 2006 年 3 月 21 日張維慶應邀在中國政府網談人口問題，張維慶說：
「我們確定總和生育率的數據是中國的人口學家參照聯合國的數據和有關人口專家提供的數據，多種數據綜合比較的結果。
國家人口計生委和國家統計局對這個數字是非常謹慎的，沒有科學性我們是不能隨便確定的。
根據大多數學者的意見，我們國家目前的總和生育率應該在 1.7~1.8 之間，這是經過科學測算的數據，不是哪個人說的，更不是我個人說了算的數據。

當然有個別專家認為中國生育率不是 1.7~1.8，是 1.5，當然這畢竟是個別人的觀點。」
46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的所有預測都是建立在 1.8 的生育率的前提下，得出中國人口政策不需要調整的結論。
1.3 的生育率是民族急性自殺，1.8 生育率是慢性自殺。
1.3 與 1.8 差別大得很，就像畝產千斤和畝產萬斤一樣。

質疑 1.8 的生育率：

1、最客觀的生育率資料只能是直接調查出來的，而所有客觀資料（包括人口普查數據）都認為中國 1990 年代中期以來是超低生育率。
生育率用不著「參照」其他間接資料來「確定」，不存在「多種數據（間接數據）綜合比較」的問題；
不是人口學家所能表決的，不存在「大多數學者的意見」的問題。

2、計生委主任張維慶說 1.8 的生育率是「參照聯合國的數據」，難道聯合國到中國進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或者大規模的抽樣調查？
那豈不是侵犯了中國的主權？
聯合國也曾經預測中國 2005 年人口達到 13.21 億，但是實際上即使加上「修正」進去的數千萬，中國 2005 年才 13.0756 億，在每年人口增量只有數百萬的情況下，聯合國幾年的預測就相差一千多萬，聯合國關於中國的 1.7~1.8 的生育率的說法可靠嗎？

3、如果計生委有客觀調查資料顯示有 1.8 的生育率，那麼十多年來為什麼從來沒有公佈過客觀原始資料，只公佈經過大幅度「修正」的資料？

4、《中國青年報》2005 年 11 月 14 日電：
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張維慶說「按照目前的總和生育率 1.8 預測，我國總人口將於 2010 年和 2020 年分別達到 13.7 億、14.6 億，2033 年前後將達到峰值 15 億左右，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將會進一步加劇。」
47 依照張維慶的說法，保持 1.8 的生育率的話，2006~2010 年這五年需要增加 0.6244 億人口（13.7－13.0756＝0.6244），每年需要增加 1249 萬。
但是近年實際上每年只增加四五百萬，統計局「修正」後的數據也顯示只有 760 萬左右。
能有 1.8 的生育率嗎？

5、計生委調整的主要依據是出生漏報。
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田雪原說：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總和生育率調查結果是 1.22，但是由於人口漏報的比例是 1.81%，於是重新把這部分填回去進行誤差校正，總和生育率就成了 1.75，社會上一般講 1.8 左右。」
48 要達到 1.8 的生育率，以目前育齡婦女人口結構，每年需要出生 1800 多萬；
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1997、1998、1999、2000 年每年出生人口分別為 1379萬、1150萬、1401萬、1445 萬；

2001、2002、2003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以及 2005 年 1 % 人口抽樣調查顯示，0~4 歲人口分別為 6938萬、6581萬、6413萬、6898 萬，平均每年分別出生 1388萬、1316萬、1283萬、1369 萬，這些數據是連續一致的，也與 2000 年人口普查一致，生育率只有 1.2~1.3。
即使有1.81% 的漏報率，每年出生人口也不過 1400 萬，生育率也仍然只有 1.3 左右。
比較幾次人口普查，對不同年度的出生人數有重報，有漏報，重報總體還多於漏報。
但計生委不考慮重報，而將 13 億人的 1.81% 的總漏報率（兩千多萬），補在最近幾年的新生人口上，當然永遠都可得出「1.8」的生育率。
6、比較五普和四普，每年出生人口的誤差最多 10 % ，即使將最近幾年出生人口都加 10 % ，仍然只有 1.3~1.4 的生育率。

2005 年 11 月 1 日 1 % 人口抽樣調查結果顯示，1996~2000 年這五年出生人口（0~4 歲）為 80050113 人，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 68978374 人多 16%；
1% 人口抽樣調查顯示，1991~2000 年出生人口為 182183170 人，比 2000 年人口普查的 159130961 人多 14.5%。
但是這次 1% 抽樣調查是在人口學界「把關」下進行的，數據經過「修正」（低年齡組抽樣比遠遠高於公佈的 1.325%）後才公佈的。
即便認同這次抽樣調查結果，將 2000 年出生人口加上 14.5%，那麼 2000 年的生育率也只有 1.397；
將 2000 年人口加上 16%，那麼 2000 年的生育率也才 1.42。

哪來的 1.8 的生育率？

7、根據美國人口諮詢局《人口手冊》第四版的定義，總和生育率（TFR）指假設婦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齡別生育率度過育齡期，平均每個婦女在育齡期生育的孩子數。
總和生育率將特定時點上全體婦女的生育率綜合起來，以一個數字來表示。
實際上，它就是假設一個婦女在整個育齡期（即 15~49 歲）都按照某一年的年齡別生育率生育，她所生育孩子的總數。

49 中國育齡婦女是已知的，多次人口普查檢驗的，人口學界也沒有異議（都是 1990 年之前出生的）。
依照 2005 年 1 % 人口抽樣調查，2005 年 0~4 歲這五年共出生 68460528 人，平均每年出生 13692106 人。
我們不知道年齡別生育率，但是可以從人口普查資料中得出 35 年生育婦女總數，比如 2005 年 15~49 歲育齡婦女是 1956~1990 年出生的女孩（這個年齡段婦女基本呈柱狀分佈，就是說每年育齡婦女都在 1000 萬左右，平均 1052萬 ± 198 萬）。
根據 2000 年人口普查資料，育齡婦女（15~49 歲）2005 年共有 368171308 人（2000~2005 年這五年死亡忽略不計），2004 年為 364734144 人，2003 年為 361695776 人，2002 年為 358069013 人，2001 年為 353793071 人，這五年育齡婦女總數平均 361292662 人，35 年平均每年 10322647 人（361292662÷ 35＝10322647）。
生育率 ＝ 每年出生孩子數 ÷ 每年平均生育婦女數 ＝13692106 ÷ 361292662 × 35＝1.326。

這種算法比實際生育率要高，比如上面美國人口諮詢局《人口手冊》附例「以色列的總和生育率」用這種算法為 2.93（1994 年以色列出生孩子數為 113731，15~49 歲育齡婦女人數為 1356400，生育率 ＝113731 ÷1356400 × 35＝2.93），但是用年齡別生育率精確計算的總和生育率為 2.88；
根據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用這種方法計算的 2000 年、1999 年、1998年、1997 年的生育率分別為 1.38、1.16、1.43、1.49，但是用年齡別生育率精確計算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 1.23、1.23、1.31、1.31。
那麼意味著 2001~2005 年中國平均總和生育率只有 1.2 左右。
考慮到 2005 年 1 % 抽樣調查在低年齡組的抽樣比高於公佈的 1.325%，那麼近年實際生育率不到 1.2。

8、中國人口資料統計以國家統計局、計生委為主，但計生委現在宣稱的 1.8 的生育率資料是從教育部、衛生部借來的（專門抓老鼠的貓竟然要狗來教怎麼抓老鼠；
竟然用非常不嚴格的統計數據，來調整相對最為準確的人口普查數據）。
教育部公佈的資料顯示，2005 年小學在校人數降低到 10864.07 萬，由於目前我國九年義務教育的學制絕大多數為「六三」制，這些學生基本都是 1993~1998 年出生的孩子，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這個年齡段共有 9500.78 萬，1993~1998 年生育率為 1.31~1.57 之間。
看起來 10864.07 萬比 9500.78 萬多出來 14%，但是要知道小學生毛入學率通常比淨入學率（目前超過 99%）虛高 15% 以上。
因此 10864.07 萬與 9500.78 萬這兩個數據並不矛盾。

就算是 10864.07 萬是非常準確的，那麼以婦女 25 歲生孩子計算，這些 1993~1998 年出生的孩子的母親是在 1968~1973 年出生的女孩，這個年齡段共有 7507.5 萬人，10864.07 萬/7507.5 萬 ＝1.447，就是說每個婦女生育 1.447 個孩子。
要是 10864.07 萬只虛高 5%，生育率就只有 1.38。
這還只是 1993~1998 年的生育率，1998 年之後的生育率更低。

9、人類發展指數（HDI）與生育率直線負相關（相關係數高達 －0.916），HDI 提高伴隨生育率的直線下滑。

2003 年世界上所有中等收入國家平均 HDI 為 0.774，平均生育率為 2.1；
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平均 HDI 為 0.769，平均生育率為 1.9。
在同等 HDI 下，中華文化圈地區的生育率幾乎是世界最低，在全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中，生育率倒數前四位的都是中華文化圈的地區：
澳門（0.84）、香港（0.94）、臺灣（2005 年 1.1）、韓國（2005 年 1.08）。
中國 2006 年 HDI 為 0.78 左右（相當於泰國 2004 年水平，泰國生育率只有 1.5~1.7），即使現在停止計劃生育都不可能達到 1.8 的生育率，在有極端的計劃生育情況下反而還能有 1.8 的生育率？

10、中國 HDI 從 1990 年的 0.627 增加到 2006 年的 0.78，生育率在 1991 年的時候就只有 1.8 了，那麼 16 年後還能有 1.8？

11、中國大陸 2006 年社會發展水平相當於日本 1963 年、香港 1978 年、新加坡 1983 年、臺灣省 1984 年、韓國 1985 年的水平。
這些地區當年沒有推行過強制過激的計劃生育政策（在 1950~1970 年代這些地區有過「適當節育」的宣傳，不過完全是自願實施的，從未採取強制手段推行），生育文化沒有被刻意破壞，當時的平均生育率只有1.95。
中國在避孕條件更好，不育不孕症發病率、婦女勞動參與率、離婚率更高，生育文化幾乎被徹底破壞，加上極端的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下，能夠達到 1.8 的生育率？

12、生育意願通常遠高於實際生育率（因為有不孕和單身人口的存在，有些是客觀條件不允許，例如錯過了生育期），即使在日本這樣社會和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實際生育率只有 1.3 左右，但人們期望的子女數也在兩個以上。
比如日本 1998 年總和生育率只有 1.38，但據 1997 年的調查，日本男青年的期望孩子數是 2.15 個，而女青年是 2.13 個。
50現在生育率要有 1.8 的話，那麼生育意願需要在 2.6 左右（扣除 15 % 不生育人口後生育率只有 2.3，再被生育政策壓低到 1.8）。
經濟結構、人口結構、分配制度決定了中國的低生育願望（1991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家庭經濟和生育研究」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
城市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 1.65 左右，農村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 1.89 左右；

1997 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組織的全國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
城市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 1.56 左右，農村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 1.80 左右；
張維慶 2001 年在〈指導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理論基礎與基本思路〉一文也認為目前的生育意願只有 1.8 了；
51 2001 年全國城市平均生育意願只有 1.44；
2002 年北京只有 1.04；
2003 年上海只有 1.1）。

強迫人口減少的途徑很多，強制計劃生育、戰亂、傳染病等，但只有強姦才能強迫人口增加（由於人工流產，強姦也不一定能增加人口）。
中國生育願望不到 1.8，又有嚴厲的生育政策，實際生育率能夠達到 1.8？
由於現在中國不孕不育人群已經增加到 12.5 % ，加上單身、丁克等因素，在 1.38 政策生育率的限制下， 52 在上述如此低的生育意願下，實際生育率只有 1.3 是合理的。

13、1989 年全國婦女總和生育率 2.25，上海婦女總和生育率為 1.51。

上海的生育意願從 1994 年的 1.52 下降到 2003 年的 1.1，2002 年上海生育率降低到 0.77，難道全國生育率還能有 1.8？
14、計生委說中國政策生育率 1.46，計生委數據顯示不到 6% 的人違背政策（這 6% 的人還不全是因為超生，有些是沒有結婚證生育，有些是沒有到二胎間隔時間生育，有些是因為沒有來得及辦理生育證），53 扣除不育人口，1.3 生育率是合理的。
總不能指望這 6% 違背政策的人每個家庭都生育十個吧。
實際上所謂超生的家庭，絕大多數只「超生」一兩個，超過兩個的非常少見。
計生委和某些媒體總是拿超生十個、八個的極端例子說事，以證明超生的「嚴重性」，事實上最近十年他們能夠舉出來的這種極端的例子一個縣平均不到一個！ 15、曾毅教授的統計顯示中國政策生育率只有 1.38，54 扣去 15% 不生育人口，現實政策生育率只有 1.175。

計生委自己的資料顯示計劃生育率高達 94% 以上，就是說不到 6% 的家庭違背計劃生育政策（包括超生、未婚先孕、未及時拿到准生證的）。
這也說明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 1.22 是準確的！要達到 1.8 的生育率，需要農村已婚有生育能力的家庭 100% 超生：
71 % 家庭超生一胎（加上政策允許的 1.5 個孩子，平均共計 2.5 個孩子），29% 的家庭超生二胎（平均共計 3.5 個孩子）。
就算以計生委認可的 1.46 政策生育率，要達到 1.8 的生育率，農村家庭應當 100% 超生，其中 85% 的家庭超生一胎，15% 的家庭超生二胎。
可能嗎？
100% 超生與計生委宣稱的不到 6% 的人違背政策相差何止霄壤。

計生委每次宣傳「計劃生育成績」時聲稱只有「不到 6% 的家庭違背計劃生育政策」，而為了維持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又把生育率從近年歷次人口調查的 1.3 左右人為修正為 1.8，這又意味著農村家庭 100% 超生。
強調「工作成績」，就沒有 1.8 的生育率；
強調 1.8 的生育率，就沒有「工作成績」，計生委自相矛盾，根本無法自圓其說。

16、2003 年國家計生委用 1.8 的總和生育率，預測到 2005 年中國人口達到 13.24 億， 55 為什麼 2005 年底只有 13.0756 億人口（實際上還遠遠沒有這麼多）？

中國 13 億人口中近年每年死亡 800 多萬人，出生 1000 多萬人，98% 以上是不變的，平均每年只增加 760 萬左右（實際上只有 400 萬左右），幾年的預測就相差 1600 多萬，中國能有 1.8 的生育率？

17、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1991~2000 年這十年共出生人口 159130961 。
粗略地假設婦女平均生育年齡為 25 歲（那麼他們的父母是 1966~1975 年出生的）。
人口普查資料顯示，1966~1975 年出生的女性共 119325349 人，這表明整個 1990 年代平均生育率只有 1.33。

這種算法算某一年雖然不很準確，以十年為一組，不會有大的差別。
這個計算結果也與統計局和計生委的多次客觀調查一致。
即便以 2005 年 1 % 人口抽樣調查數據，1991~2005 年也只出生 182183170 人，整個 1990 年代平均生育率也只有 1.53。

18、計生委認可的 2000 年人口普查修正後的資料顯示中國人口為 12.6743 億，計生委用 1.8 的生育率預測 2005 年人口為 13.24 億，用 1.7 的生育率預測到 2005 年人口為 13.19 億，就是說這五年需要增加 5657 萬人口（每年增加 1131.4 萬）才能達到 1.8 的生育率；

這五年需要增加 5157 萬人口（每年增加 1031.4 萬）才能達到 1.7 的生育率。
根據這兩個方程式，得出這幾年每年生育婦女剛好為 1000 萬（因為 1966~1980 年出生的女孩都在 1000 萬左右，基本是柱狀結構，年齡別生育率再有變化也不會太多影響總和生育率），每年出生 1800 萬才能達到 1.8 的生育率，這種說法與筆者用偏正態人口結構預測是一致的，與筆者用 25 歲生孩子這種粗測也一致。
人口普查和所有抽樣調查都顯示近年每年只出生 1200~1300 萬。
現在「修正後」的資料顯示近年每年也只出生 1600 萬，難道每年出生 1600 萬能有 1.8 的生育率？
19、城市政策生育率 1.0 左右，農村在 1.5 左右（各地有差異）。

2005 年 1 % 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全國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 3.13 人，農村每戶 3.27 人，比城市每戶 2.97 人才多出 0.3 人，城市生育率低於 1.0，那麼農村生育率能有多少？

20、2005 年，北京市家庭戶平均每戶 2.7 人，比 2000 年的 2.9 人減少 0.2 人。
北京市 2000 年常住人口總和生育率只有 0.686（戶籍人口為 0.72）。
北京 2000 年每戶 2.9 人的時候生育率只有 0.72，那麼 2005 年全國平均每戶 3.13 人，生育率能一直保持在 1.8？

21、根據「2001 年全國計劃生育/生殖健康調查」客觀資料，「九五」期間出生嬰兒的孩次率分別為一孩率 62.7%，二孩率 29.5 % ，多孩率 7.8 % 。
56 依照國家計生委修正的資料，「九五」期間出生嬰兒的孩次率分別為一孩率 55% 左右，二孩率 35% 左右，多孩率 10% 左右。
57 即便是依照國家計生委修正的資料，那麼 100 個孩子，55 個孩子是 55 個婦女生的，35 個孩子是 17.5 個婦女生的，10 個孩子是 2.9 個婦女生的（假設每個婦女生育 3.5 個孩子）。
就是說 75.4 個婦女（73.0% 婦女生育一個孩子，23.3% 婦女生育兩個孩子，3.8% 婦女生育多個孩子）生育 100 個孩子，平均每個婦女生育 1.327 個孩子（這種算法比實際生育率稍微低一點，比如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2000 年一孩率 72.4%，二孩率 23.9%，多孩率 3.7%，58 用這種方法計算每個婦女生育 1.18 個孩子，比總和生育率 1.23 稍低）。
也就是說「九五」期間生育率就只有 1.3 左右，哪來的 1.8？

22、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說：
「根據統計數字顯示，近年來，我國平均初育年齡有所推遲，符合政策生育率不斷提高，主動領取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的家庭比例逐年上昇。」
59既然平均初育年齡不斷推遲，領取獨生子女證的家庭比例逐年上昇，那麼為什麼生育率還一直「穩定在 1.8」？

23、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說：
「現在城市裡至少有六七百萬大齡女青年不結婚的。

還有不生孩子的家庭，現在在城市裡，很多年輕人不願意要孩子，認為我要瀟灑走一回，我要自由地生活，不願意承擔任何責任和負擔。」
60 既然如此，那麼生育率還能穩定在 1.8？
比如依照政策 63.1 % 的夫婦被允許生一孩，但是計生委自己承認的數據顯示 73.0% 婦女生育一個孩子，那麼意味著一些可以生二孩、三孩的人放棄生育二孩、三孩的權利（或者是因為生育能力降低而不能生育二孩、三孩）而只生育了一個孩子
24、1980 年代初期中國的基尼係數還不到 0.3。
但在 1990 年代後，基尼係數不斷增大，現在已經在 0.45~0.5 之間。

1997 年以來，農民收入已連續七年低速增長，不及城鎮居民收入增量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由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的 1.8 比 1 左右，上昇到現在的四倍甚至六倍（依照國家計生委張維慶主任的說法是已經增加到六倍）。
而教育等撫養孩子的成本卻與城市相差無幾。
農民已經逐漸喪失了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能力，養育孩子的能力更是不斷下降。
而教育、醫療又產業化，現在城市人口都為教育成本犯愁，農村的情況可想而知，農民的養育能力和生育意願明顯降低，生育率還能穩定在 1.8？

25、農村和城市差距拉得太大，由於計劃生育又是「一票否決」、「一把手親自抓」，撈計劃生育的錢撈的光明正大。
就像家用理髮剪一樣，推剪前面套個不同的套子，比如想保留二厘米的平頭，套子就為二厘米，長過二厘米的頭髮都被剪去，理論上留下的最長的只有二厘米，但實際上還有一些 2.5 厘米的頭髮沒有全部被剪去（超生），另外還有些本身沒有二厘米的頭髮（不育不孕、丁克、單身），因此平均是沒有二厘米的。
中國政策生育率只有 1.38（現實政策生育率只有 1.175 左右），是一個超短的理髮套子；
由於「社會撫養費」成為維持基層政府運轉的重要財政來源，基層政府這個「理髮剪」特別鋒利。

一個超短的理髮套子，一把鋒利的理髮剪，怎麼可能期望留下 1.8 厘米的頭髮（1.8 的生育率）來？

26、據《中國青年報》報道，中國是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每年有 29 萬人自殺身亡（有研究者分析，實際自殺數往往比公佈的自殺數高 3~5 倍，由此推算，中國自殺人數可能達每年 60 萬人以上），並且女性為多。
全球每 100 個自殺死亡的女性當中，有 55.8 人是中國人。
中國的自殺率為十萬分之二十三，是國際平均數的 2.3 倍。

除了自殺成功者，每年還有約 250 萬的自殺未遂者，也就是說，每天至少有 5000 人想以自殺結束生命。
在 15~34 歲的人群中，自殺是首位死因。
農村自殺率是城市的三倍。
這麼高的自殺率，說明生活壓力大，生育意願不會高，生育率能一直穩定在 1.8？

27、中國從 1980 年開始強制推行獨生子女政策，2005 年3 月計生委主任說，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我國已累計出生一億獨生子女。
就算婦女平均 25 歲生育孩子，那麼這一億獨生子女的母親都是 1955~1980 年出生的。
人口普查顯示，1955~1980 年共出生 26693 萬女孩。
扣除 10% 的不生育家庭外（不育不孕家庭、丁克、單身；
現在光不育不孕症發病率就高達 12.5%，但 1980 年代還沒有現在這麼高），還有 24024 萬婦女。

據曾毅的統計：
「全國有 63.1% 的夫婦只被允許生一孩，35.6 % 的夫婦被允許生二孩，1.3 % 的夫婦被允許生三孩。」
這 24024 萬婦女中依照政策有 15159 萬被允許生一孩（一億獨生子女意味著 66% 的家庭響應政府號召），8552 萬被允許生二孩，312 萬被允許生三孩。
事實上，這 24024 萬婦女減去 10000 萬獨生子女的母親，還剩下 14024 萬非獨生子女的母親，這些人中假設 50% 生二孩，共有 7012 萬婦女（光是被允許生二孩的 8552 萬婦女也有 60% 響應號召的話，就有 5131 萬婦女），生 14024 萬孩子；
30% 生三孩，共有 4207 萬婦女，生 12622 萬孩子；
20% 生四孩（事實上比例不可能這麼高），共有 2805 萬婦女，生 11219 萬孩子。

那麼總共生育 47865 萬孩子，除以 26693 萬婦女，平均每個婦女生育 1.79 個孩子。
而已知整個 1980~1990 年平均生育率是 2.4 左右，那麼 1990 年以後生育率還能在 1.8？
再細算一下：
1990 年之前的數據是人口學界公認的，1980~1990 年的共生育 24582 萬孩子，47865 萬減去這 24582 萬，剩下的 23283 萬是 1991~2005 年出生的，這段時間的母親是 1966~1980 年出生的女孩（共有 16596 萬），意味著平均生育 1.40 個孩子。
就算一億獨生子女也有 1972~1979 年出生的，但由於 1972~1979 年育齡婦女只有 5786 萬（事實上沒有這麼多，因為當時推行晚婚晚育，並且下放「知識青年」自願晚婚，很多應該 1970 年代生孩子的都推遲到 1980 年代），當時沒有獨生子女政策，就算 20% 獨生子女的話，也只有 1157 萬，相對於一億來說數量很少，不影響總體估算。

28、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離婚率持續上昇，2003 年離婚率比 1979 年增加五倍，與新加坡同屬亞洲離婚率較高的國家。
離婚率在持續上昇，生育率難道反而能夠「穩定在 1.8」？

29、越南、朝鮮、蒙古都屬於中華文化圈，又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發展水平比中國落後，朝鮮、蒙古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計劃生育，但是現在朝鮮生育率只有 1.97，蒙古生育率只有 1.9~2.2。
越南 1988 年開始推廣計劃生育，但是政策生育率高於 2.1，現在實際生育率只有 1.9。

中國政策生育率只有 1.38，執行力度更大，生育意願更低，生育率能在 1.8？

30、幾十年計劃生育下的「爬蚤」效應：
1985 年開始中國就特批山西翼城縣試點梁中堂的二胎晚育理論，但是2000 年普查顯示該縣生育率只有 1.51，遠遠低於政策生育率；
新疆建設兵團漢族居民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十幾年後放寬二胎，但是「十五」期間生育率穩定在 1.0。
在 1.38 的政策生育率和「爬蚤」效應下，中國能有 1.8 的生育率？

31、要達到 1.8 的生育率，扣除 15 % （其實還太保守）的不生育人口，剩下的婦女平均需要 88 % 的生育兩個孩子，12 % 的生育三個孩子。
要是有 25 % （其實不止）的婦女只願意生育一個孩子的話，那麼就需要 39 % 的生育兩個孩子，36% 的生育三個孩子。
這可能嗎？

因為涉及利益和權力，計劃生育就像是穿上著了魔法的紅舞鞋，停不下來了，計生委靠編造數據來維持其存在的理由。

1.8 的生育率是計生委的生存線，一旦越過這根線，計生委就沒有存在的可能。
因此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整個學科當初就是因為計劃生育而創建的，並且不少人憑藉「人口理論」得到昇遷）千方百計保衛「1.8 的生育率」，這一保，竟然成功了 17 年！經過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們的「共同努力」，中國的生育率在字面意義上「穩定在 1.8」十多年了，創造了世界現代人口史上的一項奇蹟。
但中央的人口目標卻一次次落空。

可見目前宣稱的 1.8 的生育率是個嚴重「水腫」的數字，現在需要服用一劑「利尿藥」以消除水腫，還原人口真相。

就算真的有 1.8 的生育率，難道 1.8 的生育率就不嚴重了？
難道 1.8 的生育率是我們的追求目標？
難道 1.8 的生育率能夠維持人口的可持續發展？
就算停止計劃生育後真的能夠達到 2.3 的生育率（中國需要這個高的生育率才能維持世代更替），難道真的可怕嗎？

2.3 的生育率至少比 1.8 要好。
生育率隨著社會發展水平而降低，應該在 2.3 的生育率的時候做好防止生育率急劇下降的準備。

中國人口早在 1980 年代就開始出問題？

依照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1980~1990 年這 11 年平均總和生育率應該在 2.4（平均每個婦女生育 2.4 個孩子，部分獨生子女、部分不生育、部分只生育兩個，那麼就有一大半的家庭生育三個孩子）。
但是從筆者所知道的湖南一些地區來說，這是不可能的。
要是全國都這樣，那麼 1980 年代就不可能有 2.4 的生育率。
再說，上海 1989 年還有 1.51 的生育率也值得懷疑（雖然上海郊區有農村人口，但是扣除不生育人口，上海 1989 年一大半家庭生育二胎？
）。

2000 年後三次年度 1‰ 人口抽樣調查以及 2005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都認為，1980 年代的生育率沒有第五次人口普查所說的那麼高，也就是說第五次人口普查時 1980 年代出生人口有重報。
我們比較歷次人口調查各年齡組人口數與前兩次人口普查的差異。

表~15.10：
歷次人口抽樣調查各年齡組人口與人口普查的差異（萬人）

年齡組  抽樣減抽樣減 年份  抽樣  五普 「五普」四普 「四普」
（起止年份）「五普」  「四普」
1986~1990 10894 12540 12402 －1508 11644 11260－365 2005 1981~1985  7824 10303 10190 －2365 9934 9606 －1782
1976~1980838094579353－974 9723 9402 －1022
1984~1988 10664 11379 11304－640 1089210580 84 2003

1979~1983820799619895－1688 10494  10194 －1987
1983~1987 10252 10928 10880－628 1049410217 35 2002
1978~1982838298379794－14129750 9493 －1111
1982~19869670 10710 10686 －1016 1026610018－348 2001
1977~1981822193209299－10789485 9255 －1034註：
由於第四、五次人口普查之後人口有死亡，以每年死亡 0.22% 估算，以此修正成「五普」、「四普」。

比如第五次人口普查到 2005 年1% 人口抽樣調查時死亡 0.22% × 5＝1.1%，剩下 98.9%。
從表~15.10 可見，2001年、2002年、2003 年三次 1‰ 人口抽樣調查（筆者沒有獲得 2004 年資料）以及 2005 年 1 % 人口抽樣調查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 1980 年代出生人口數低於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四次人口普查。
照道理說，人口普查的準確度更大，抽樣調查可能因為抽樣比的誤差而導致抽樣不準。
但是四次人口抽樣調查也都顯示同樣的趨勢，就不能不讓人懷疑普查顯示的 1980 年代 2.4 左右的生育率是嚴重偏高的，中國人口問題早在 1980 年代就開始出問題，被主流人口學家和計生委用種種遊戲掩蓋。

從四次人口抽樣調查看，每次移入、移出的人口數都不完全一樣，就是說因為有數千萬的人口差值，足夠主流人口學家移來移去，從事人口統計的人口學家就完全變成「藍領搬運工」。
即使經過人口移入（將每年出生人口增加上百萬），1997~2005 年這幾年每年出生人口也只在 1283~1388 萬（而統計年鑒用「出生人口 ＝ 增加人口 － 死亡人口」推測卻有 1600~2000 萬），生育率也只有 1.2~1.3，遠沒有計生委宣佈的 1.8。

中國人口統計已經進入了用後一個假象掩蓋前一個假象，再用後後假象掩蓋次前一個假象的怪圈，當越來越多的人牽扯進這個怪圈後，承認真相的阻力就越來越大。

用「封存」法破解中國人口迷霧 — 斬斷「修正」人口的黑手

1990 年之後，「無論是官方還是學者，都無法確切地知道中國的生育率水平」。
61 人口是生出來的，既然無法確切地知道生育率水平，也就意味著目前公佈的人口總數是不準確的。

既然人口學界公認 1982 年和 1990 年的人口普查是準確的，而 1990 年之後是迷霧，那麼筆者就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中國人口總數：
將 1990 年之前的人口「封存」（防止有人渾水摸魚），以 1990 年為起點計算 2000 年和 2005 年的人口總數。

表~15.11：
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歷年死亡人數（萬）年份 死亡  年份 死亡 年份 死亡1979  602 1988  7311997  8011980  622 1989  7321998  8071981  632 1990  7571999  8091982  666 1991  7712000  8141983  706 1992  7742001  8181984  707 1993  7822002  8211985  713 1994  7742003  8251986  732 1995  7922004  8301987  728 1996  7992005  849
我們先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來驗證一下「封存」法。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和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間均為 7 月 1 日，而 2000 年第五次普查時間是 11 月 1 日。
第三、四次普查間隔八年整。
1982 年普查表顯示人口總數為 1003913927 人，62 加上現役軍人等之後人口總數為 1008175288人。
1990 年普查表顯示人口總數為 1130510638 人，63 加上現役軍人等之後人口總數為 1133682501 人。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表顯示人口總數為 1242612226 人，64 後面被人口學界「修正」成 12.658 億（多出來 2320 萬）。

1982~1990 年增加人口 ＝1990 年人口數 － 1982 年人口數 ＝ 1133682501 － 1008175288 ＝125507213，就是說這八年時間增加 125507213 人（12550.7213 萬人）。

表~15.12：
1990 年人口普查全國分年齡人口數（人）年齡 人口數  年齡人口數
0  23220851  4  21410731
1  23331877  5  19982290

2  24180595  6  19056078
3  24294365  7  20196487
1990 年普查表顯示，第三、四次普查間隔八年，共出生 17567.3274 萬人。
1982 年 7 月 1 日到年底這半年死亡 333 萬人，1983~1989 年共死亡 5049 萬人，1990 年初到 1990 年 7 月 1 日這半年死亡 378.5 萬人，就是說兩次人口普查間隔期間大約共死亡 5760.5 萬人。
增加人口 ＝ 出生人口 － 死亡人口 ＝ 17567.3274 萬－ 5760.5 萬＝ 11806.8274萬（人）。

1990 年第四次普查公佈的這八年人口增為 12550.7213 萬人，根據「增加人口 ＝ 出生人口 － 死亡人口」計算，人口增量為 11806.8274 萬人，第四次普查公佈數字比實際人口增量多出 743.8939 萬人，多出 6.3%（7438939/118068274＝6.3%），這種誤差是可以接受的。
也說明兩種方法是吻合的，說明筆者的「封存」法是可靠的（這當然是最可靠的了，因為增加人口 ＝ 出生人口 － 死亡人口，人口學界其他花裡胡哨的方法只是遊戲）。

表~15.13：
2000 年人口普查全國分年齡人口數（人） 年齡 人口數  年齡人口數0  137937996 164701401  114952477 179147562  140107118 187521063  144543359 200820264  15224282  10 262100445  16933559

那麼我們再用這種「封存」法研究 1990 年之後的人口數量。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與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間隔十年四個月，2000 年普查表顯示 1990~2000 年這十年間共出生 15913.0961 萬人，加上 1990 年 7 月 1日~11 月 1 日這四個月出生的 873.6681 萬人，這十年四個月共出生 16786.7642 萬人。
1990 年 7 月 1 日到年底死亡 378.5 萬人，1991~1999 年共死亡 7109 萬人，2000 年初到 2000 年11 月 1 日死亡 678 萬人，就是說兩次人口普查間隔期間大約共死亡 8165.8 萬人。
第四、五次普查間隔增加人口 ＝ 出生人口 － 死亡人口 ＝ 16786.7642萬 － 8165.8 萬 ＝ 8620.93 萬（人）。

那麼 2000 年人口普查人口總數 ＝ 1990 年人口普查人口總數 ＋ 10 年四個月增加人口數 ＝ 113368.2501 萬 ＋ 8620.93 萬＝ 121989.1810 萬（人）。
也就是說，2000 年人口普查實際人口總數只有 12.2 億（與上面粗測吻合）。
比普查表上的 12.426 億少 2272 萬，比人口普查辦公佈的 12.658 億（經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田雪原等人多「修正」出 2322 萬）少 4594 萬。
前面已經分析，2000 年人口普查光是 18~55 歲這個年齡段（經過兩次人口普查檢驗的）就重報出兩千多萬。

依照第五次人口普查表的數據，這十年四個月人口增量＝ 2000 年普查人口數 － 1990 年普查人口數 ＝ 124261.2226 萬 －113368.2501 萬 ＝ 10892.9725 萬（人）。
比根據「增加人口 ＝ 出生人口 － 死亡人口」計算的 8620.93 萬人多出 26.4%。
2272 萬人口只佔全國 12 億多人口的 1.8%，似乎誤差不大，但是卻佔這十年人口增量的 26.4%。
1990 年全國 11.3 億人口是只會減少（由於有死亡人口），不會增加的，增加只能靠此後出生人口。
就是說，人口中 90% 是不變的，人口變化只有這十年人口增量（出生人口 － 死亡人口）。

死亡人口只會有漏報（筆者分析近年每年少報一百多萬）。
這 2272 萬佔這十年出生人口（16787 萬）的 13.5%。
如此大的誤差，可能嗎？
即便 2000 年低年齡組有漏報，人口總數不止 12.2 億，那麼也不會超過 12.426 億。
可見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表顯示的 12.426 億人口是有 1.8 % 的水分的。

但是人口學界不但不縮水，反而又另外「修正」進去 1.8 % ，使得總人口比實際人口多出 3.6 % 。
依照第五次人口普查「修正」後的 12.658 億人口數，那麼這十年四個月人口增量 ＝126583 萬 － 113368.2501 萬 ＝ 13214.7499 萬人。
比根據「增加人口 ＝ 出生人口 － 死亡人口」計算的 8620.93 萬人多出 53.3 % ！這 4594 萬佔這十年出生人口（16787 萬）的 27.4%。
這種「修正」真是膽大包天！  依照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田雪原的思路，即便中國人口少一億，要是將全球 65 億人口為分母，也只佔 1.5%，微乎其微。
但是要知道另外 53 億人口與中國無關。

既然 2000 年人口總數只有 12.2 億，那麼現在有多少人？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 2001~2005 年死亡人口數為 4143 萬（有漏報）。
2005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顯示，2005 年 0~4 歲這五年共 6846 萬人（還有水分）。
那麼這五年增加人口 ＝6846 萬 － 4143 萬 ＝2703 萬，2005 年底人口為 12.2 億 ＋ 0.27億 ＝ 12.47 億。

比國家統計局公佈的 2005 年底 13.07 億人口少了差不多 6000 萬。
但是國家統計局局長也承認他們的 13.07 億人口數據有超過 4600 萬不對數（誤差在 2004 年 4600 萬的基礎上「逐年擴大」），實際人口只有 12.5 億。
65 可見筆者的兩種方法都表明中國 2005 年底只有 12.5 億左右人口，國家統計局客觀資料印證了筆者的推算。

即使在人口總數上面多「修正」出 3.6%，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仍然對計生委和人口學界是致命的打擊，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都不敢承認這次普查結果。

那麼我們撇開這次普查，直接從 1990 年或者 1982 年普查入手。

表~15.14：
2005 年、2000 年、1990 年、1982 年人口普查（調查）各年齡段人口數（人）起止年份 2005 2000  1990  1982 2001~2005 68460528 1996~2000 80050113 68978374 1991~1995102133057 90152587 1986~1990108942189125396633116438419 1981~1985 78243245103031165 99336743 1976~1980 83795472 94573174 97226692 96373078 1971~1975109125132117602265120158421123427848 1966~1970124640528127314298125761174127702544 1961~1965111361434109147295104267525103240742 1956~1960 86609660 81242945 83875707 84860227 1951~1955 93353132 85521045 86351812 87735026 1946~1950 68485660 63304200 63707664 64664414 1941~1945 50438491 46370375 49087941 50595151
2005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是在人口學界高度關注下可控地進行的，抽樣總人口數為16985766 人。
66 依照國家統計局局長 12.5 億人口總數的說法，抽樣比應該在 1.35% 以上。

但是抽樣比被修正成 1.325%，以此推算的人口總數為 12.819億（還是沒有 13.07 億）。
那麼依照 1.325% 推算歷年出生人口數，與歷年人口普查比較。

平均每年死亡 0.22%。
那麼 1982 年普查各時間段的人口到2005 的時候會減少 5.06%，1990 年各時間段人口到 2005 年會減少 3.3 % ，2000 年普查時的各時間段人口到 2005 年會減少1.1%。

依照比例減少人口，根據表~15.14 重新繪製新表如下：

表~15.15：
修正後 2005 年、2000 年、1990 年、1982 年人口普查（調查）各年齡段人口數（人）  起止年份2005  2000  1990  1982 2001~2005 68460528 1996~2000 80050113 68219612 1991~1995102133057 89160909 1986~1990108942189124017270112595951 1981~1985 78243245101897822 96058630 1976~1980 83795472 93532869 94018211 91496600 1971~1975109125132116308640116193193117182399 1966~1970124640528125913841121611055121240795 1961~1965111361434107946675100826697 98016760 1956~1960 86609660 80349273 81107809 80566300 1951~1955 93353132 84580314 83502202 83295634 1946~1950 68485660 62607854 61605311 61392395 1941~1945 50438491 45860301 47468039 48035036
從表~15.15 可見，在 1990 年之後年齡段，2005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的人口數多於 2000 年人口普查，說明抽樣比有問題（2005 年低年齡組抽樣比應該在 1.4~1.5 % 之間，而不是 1.325 % ），或者 2000 年普查也確實存在一些漏報；
在1970 年之前的年齡段，2005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的人口也比三次人口普查都要多，說明抽樣比有問題。

既然人口學界和計生委對 2000 年人口普查很忌諱，而 2005 年 1 % 抽樣調查是在人口學界和計生委重點關注下進行的（並且對抽樣比進行了「修正」），那麼我們就以 1990 年人口普查為基點，撇開 2000 年人口普查，直接採納 2005 年 1 % 人口抽樣調查結果，推算中國人口總數。
1990 年 7 月 1 日到年底死亡 378.5 萬人，1991~2004 年共死亡 11217 萬人，2005 年初到 2005 11 月 1 日死亡 707.5 萬人，就是說從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到 2005 年 1 % 人口抽樣調查這十五年四個月大約共死亡 12303 萬人。
2005 年抽樣調查表顯示，1990~2005 年這 15 年間共出生 25064.3698 萬人，加上 1990 年 7 月 1 日到 1990 年 11 月 1 日這四個月出生的 873.6681 萬人（這四個月人口數採納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資料），這 15 年 4 個月共出生 25938.0379 萬人。
那麼 2005 年調查人口總數 ＝1990 年普查人口總數 － 15 年死亡人數＋15 年出生人數 ＝113368.2501 萬 － 12303 萬 ＋25938.0379 萬 ＝ 127003.2880 萬 12.70 億，比上面推算的 12.47 億要多兩千多萬。
這是由於 2005 年 1% 抽樣調查在低年齡組抽樣比誤差所致。

而 2005 年底要達到國家統計局公佈的 13.0756 億人口，意味著這 15 年四個月需要增加 1.7388 億人（13.0756 億 － 11.3368 億＝ 1.7388 億）。
這 15 年四個月大約共死亡 12303 萬人，事實上還不止（見下文）。
那麼這 15 年四個月需要出生 29691 萬人（17388 萬 ＋12303 萬 ＝ 29691 萬），但是 2005 年 1 % 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只出生 25938 萬人，相差 3753 萬人，誤差 14.5 % ！而 2005 年 1 % 人口抽樣調查在 1990 年之後年齡組已經比 2000 年人口普查多出 14.5 % 。
那麼 2005 年底要達到 13.0756 億人口，意味著 2000 年人口普查的 1990 年之後年齡組漏報 31% 人口！人口普查中三分之一人口被漏報，可能嗎？

由於 2005 年 1 % 人口抽樣調查在 1990 年之後年齡組的抽樣比是調低的，而 1980 年代年齡組的抽樣比是調高的，兩種修正剛好相反。
那麼我們以 1982 年人口普查為基點，避開 1990 年和 2000 年人口普查，直接採納 2005 年 1 % 人口抽樣調查結果，推算中國人口總數。
2005 年抽樣調查
表顯示，0~24 歲人口（1980~2005 年這 25 年間出生）43782.9 萬人。

第三次人口普查顯示 1982 年 7 月 1 日人口總數為 100817.5 萬人。
根據 1982 年人口普查，1980 年 11 月 1 日到1982 年 6 月 30 日這 20 個月共出生 3239 萬人，月共死亡大約 1069 萬人。
那麼 1980 年 11 月 1 日人口 ＝1982 年人口普查人口數 － 20 個月出生人口 ＋ 20 個月死亡人口 ＝100817.5 萬 － 3239 萬 ＋ 1069 萬 ＝ 98647.5 萬（人）。
用一種算法：
1979 年底人口為 97542 萬，1980 年底為 98705 萬，1980 年全年人口增加 1163 萬，每月平均增加 96.9 萬，那麼 1980 年 11 月 1 日人口為 98511 萬，兩種算法總人口只相差 136 萬。
根據死亡人數表，1980 年 7 月 1 日到年底死亡 311 萬人，1981 年到 2004 年共死亡 18321 萬人，2005 年初到 2005 年11 月 1 日死亡 707.5 萬人，就是說從 1980~2005 年這 25 年大約共死亡 19339 萬人。

那麼 2005 年底人口總數 ＝1980 年人口總數－25 年死亡人數＋25 年出生人數 ＝ 98647.5 萬 － 19339 萬 ＋43782.9 萬 ＝ 12309 萬 ＝12.309 億。

2005 年底到底有多少人？
上面三種計算中最樂觀的數據提示為 12.7 億，最悲觀的數據只有 12.3 億，中間數據顯示為 12.5 億（國家統計局的客觀數據也支持這種觀點）。

就是說三個數字，上一次人口普查總數是公認的（這個數字是大頭，是目前人口迷霧的源泉，這個數字必須「打包」好），死亡人數只會少報不會多報（這個數字目前還不大，「油水」不多），那麼變數就只有出生人口（人口學界要「修正」人口，請只在這裡做做手腳）。
筆者的這種「封存」方法的好處就是斬斷人口學界和計生委的黑手，防止從「打包」好的過去人口數據大鍋飯中「撈」人口（「撈」1.8 % 就有兩千多萬人口，足以保證中國人口「增長」好幾年，還大言不慚地說誤差只有 1.8% ，不算大）。
比如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01 年人口增加 884 萬，2002 年增加 826 萬，2003 年增加 774 萬，2004 年增加 761 萬，2005 年增加 768 萬，這五年共增加 4013 萬。
人口學界和國家計生委甚至說近年每年增加 800~1000 萬。
國家計生委張維慶主任說：
「這是沒有任何可以懷疑的地方。」
 67 主流人口學家和計生委之所以如此有信心，是因為他們能假借「修正」的名義從過去的人口數據裡面「撈」人口。
禁止他們「撈」人口後，看看中國近年到底每年增加多少人口。
依照 2005 年 1 % 人口抽樣調查，2001~2005 年這五年共出生 6846 萬人，死亡 4143 萬人，增加 2703 萬人（哪來的 4013 萬？
），平均每年只增加 540.6 萬。
考慮到 2005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抽樣比的問題，以及近年死亡人口的漏報，那麼現在每年只增加 400 萬左右。

要達到張維慶所說的 「沒有任何可以懷疑的 」每年增加 800 多萬，那麼這五年出生人口需要在 8143 萬以上，比抽樣調查的 6846 萬多出 1297 萬。
從 12 億多人口中「撈」，可以很輕鬆地「撈」出 1297 萬人口（只佔 1%）；
但是這 1297 萬人口卻佔五年增加人口 2703 萬的 48%，人口學界和計生委還敢「撈」嗎？

從國庫裡「撈」錢屬於腐敗。

胡錦濤主席認為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那麼主流人口學家和計生委「撈」人口是最大的大腐敗，他們通過「撈」人口維持計生委的生存！筆者這種「封存」法就是要構建起一堵人口的反腐牆。
「九五規劃」要求 2000 年人口控制在 13 億以內；
「十五規劃」提出的人口控制目標是 2001~2005 年這五年人口增量控制在 6420萬（13.3 億 －12.658 億 ＝ 0.642 億）；
「十一五規劃」提出的人口控制目標是 2006~2010 年這五年人口增量控制在 5244 萬（13.6 億 －13.0756 億 ＝0.5244 億），平均每年增加 1049 萬。
假如中國人口增長一直依照中央期望的話，那麼 2000 年人口接近 13 億；

「十五」增加 6420 萬，到 2005 年接近 13.642 億；
「十一五」每年增加 1049 萬，2006 年底人口接近 13.7469 億。
但是實際上 2006 年底人口才 12.5 億，比人口目標少 1.2 億！就是說在計生委和人口學界精心製作的「人工迷霧」下，損失了上億人口。
有人可能會說，中央人口目標每次都是提「控制」在 XX 億「之內」，那麼人口總量比目標少是計生委的功勞。
但是我要提請大家注意的是，中央同時也提出「穩定生育率」，而不是「降低生育率」（因此筆者在上面用「接近」二字），生育率要是真的能夠穩定在計生委和人口學界宣稱的生育率的話，那麼中央人口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要是計生委和人口學界公佈真實的人口數據，那麼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早就採取鼓勵生育的政策了。

目前每年只增加四五百萬人口，而隨著老年人口的堆積，今後每年死亡人口數將急劇增加，以目前的生育意願，要是不停止計劃生育的話，中國人口是不可能增加到 13 億的。
而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還在宣傳說中國人口將增加到 15 億，還在強調人口政策不能動搖。

1990 年以來的死亡人口是否被低估？

解放後中國人口壽命顯著延長，平均預期壽命從 1950 年的 35 歲延長到 1976 年的 65 歲。
有生必有死，壽命延長導致低死亡率，老年人口累積，死亡時間滯後。
現在預期壽命延長已經很緩慢，從 1980 年到 2005 年這 25 年只增加四歲，平均壽命增加也必然減緩，中國 65 歲及以上老人從 1982 年的 4952 萬增加到 2005 年的 1.0045 億，2010 年將增加到 1.13 億，2020 年 1.72 億，2030 年 2.42 億，2040 年 3.24 億。

老年人數增加意味著死亡人數必然相應增加。
從表 15.5 可見，1982 年以來中國的人口死亡率一直穩定在 6~7‰ 之間。
隨著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而 1990 年之後總人口增加已經非常緩慢，死亡率應該增加才對，但 1990 年之後死亡率還有所下降，讓人懷疑。
由於壽命目前仍然在緩慢延長，老年人增加速度稍微快於死亡速度是合理的，比如 1990 年老年人數比 1982 年增加 28%，死亡人口只增加 14%，死亡人口增加幅度是老年人口增加幅度的一半，而人口學界也公認 1990 年之前的人口普查數據更為準確；
但 2005 年老年人數比 1990 年增加 59%，而公佈的年死亡人數反而只增加 12%，死亡人口是否低估？

要是死亡人口增加幅度也是老年人口增加幅度的一半，那麼 2005 年死亡人數應該是 977 萬而不是公佈的 849 萬。
筆者的估算（死亡人口與老年人口掛鉤）並不非常精確，但是至少比統計年鑒（死亡人口佔總人口比例恆定為 6~7‰）要準確，因為每年死亡人口畢竟大多是老年人口。

0~55 歲人口每年死亡 0.22 % （這個比例幾十年來變化不大），2005 年 0~55 歲人口 10.7 億，死亡 235 萬，稱之為「年輕死亡人口」，剩下的 849 萬 －235 萬 ＝614 萬為 55 歲以上死亡人口，我們稱之為「老年死亡人口」；
同樣計算 1982 年、1990 年、2000 年的「年輕死亡人口」和「老年死亡人口」。

表~15.16：
三次人口普查和 2005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中 65 歲及以上老人數與年輕死亡人數的關係
65 歲及 65 歲及 總死亡 年輕死 老年死 65 歲以上 65 歲以上 年份以上人 以上人口 人口 亡人口 亡人口 人口/總 人口/老
口（%） （萬） （萬） （萬） （萬）死亡 年死亡 1982 4.91 4952666198468 7.4410.6 1990 5.57 6323757220537 8.3511.8 2000 6.96 878881423757710.7915.2 2005 7.691004584923561411.8316.4
從表~15.16 可見，65 歲以上老人/總死亡人口比例在 1982年為 7.44，在 1990 年為 8.35，增加比例並不大，從 1980 年以來人口壽命增加並不多，這個比例增加也不大，是可信的，但是到 2000 年、2005 年這個比例增加到 10.79、11.83，增加太快了吧？

扣除年輕死亡人口，55 歲以上的老年死亡人口與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應該更加恆定。
從表~15.16 可見，65 歲以上人口/老年死亡人口比例在 1982 年為 10.6，在 1990 年為11.8，但是到 2000 年猛增到 15.2，到 2005 年猛增到 16.4；
要是以 1982~1990 年同樣的增速，那麼到 2000 年應該只有 13.29，到 2005 年只有 14.03，那麼 2000 年老年死亡人口應該為 661 萬，總死亡人口應該為 898 萬，2005 年老年死亡人口應該為 716 萬，總死亡人口為 951 萬。

筆者用 1978~1990 年的死亡人數直線回歸擬合，擬合優度為 0.95，據此推測 1991 年以後的每年死亡人數，在 1995 年後推測死亡人數明顯高於公佈死亡人數，到 2005 年死亡人數為956 萬。

用上面這三種方法都顯示 2005 年公佈的死亡數 849 萬比邏輯上偏低 100 萬以上。

有生就有死，壽命延長使得死亡時間滯後，但壽命延長是有極限的，今後壽命延長更加緩慢（由於社保制度的不健全以及醫療產業化，壽命甚至會停止延長），每年死亡人數都將超過 1000 萬。
累計的老年人口增加到一定時候，必然會導致死亡人口驟然增加。

比如 2045 年 65 歲及以上老人增加到 3.3 億，10 % 死亡的話，每年死亡人數有可能超過3000 萬（死亡高峰是 1970 年左右出生的人口，當時每年出生2800 萬）。

表~15.17：
中國老年人口預測 年份 6老人（億）
0 歲 及 以 上 6 5 歲 及 以 上 年份 6 0 歲 及 以 上 6 5 歲 及 以 上
老人（億） 老人（億） 老人（億） 2001  1.33 0.91 2014  2.04 1.30 2002  1.36 0.94 2015  2.13 1.35 2003  1.38 0.96 2016  2.21 1.41 2004  1.41 0.98 2017  2.29 1.48 2005  1.45 1.01 2018  2.36 1.56 2006  1.49 1.03 2019  2.40 1.64 2007  1.53 1.05 2020  2.43 1.72 2008  1.58 1.07 2025  2.96 1.97 2009  1.65 1.10 2030  3.55 2.42 2010  1.71 1.13 2035  3.97 2.92 2011  1.78 1.16 2040  4.11 3.24 2012  1.86 1.20 2045  4.25 3.29 2013  1.95 1.24 2050  4.50 3.36資料來源：
國家計生委 2003 年預測。

中國人口是否已經接近負增長？

既然現在生育率已經降低到遠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為什麼人口仍然在增長？
人口增長取決於幾個因素：
1、年齡結構；

2、出生率；
3、死亡率；
4、遷移。
1949 年人均預期壽命極短，大約在 35 歲左右。
但是，1949 年以後，人口平均壽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這是為什麼在中國婦女生育率並沒有提高的情況下，人口比前幾十年增加更顯著的原因。

就像一段水管，進水（出生）出水（死亡）一致，水管內的水量（人口總量）沒有變化；
現在將水管延長（壽命延長），即便進水還有所減少，由於水在水管內流經的時間延長（延遲出水時間），暫時出水仍然會減少，水管內的水量仍然會增加。
現在壽命增加明顯減緩，已經接近發達國家的平均壽命（目前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 72 歲）。
更重要的是現在的年齡結構中適齡生育人口基數太大（當初 5.8 的生育率的結果），就算一對夫婦一個孩子，增加人口也比死亡人口多。
考慮上述兩個因素，因此生育率即使只有 1，出生率暫時仍然比死亡率要高。

但只要出生率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的 2.1，增長就失去動力，人口增長就只是暫時的慣性增長，趨向停止並轉為負增長。
現在計劃生育已經推行三十多年，生育率低於 2.1 也已經近二十年，壽命延長已經減緩，因此出生率很快就會等於或者小於死亡率。
現在的增長已經是「強弩之末」。
人口問題是慢性問題。
比如日本，1970 年代中期就已經低於 2.1 個的世代更替水平，但日本人口 2005 年才開始負增長；

歐洲很多國家多年以來生育率也低於世代更替水平，但人口仍然緩慢增長。

很多人口專家認為中國人口出生率甚至比很多發達國家都高，誤以為老年化問題不嚴重，但事實上單純比較出生率是沒有意義的，只有婦女總和生育率才密切影響老年化。
打個簡單的比喻，簡單地將現在的人口視為兩代人：
年輕輩和父母輩，新增加孩子除以現有總人口得出出生率。
假設 A、B 兩個國家現有人口都為 200 人，出生孩子都為 100 人，那麼出生率是相等的。

如果 A 的現有 200 人的人口結構是：
父母輩 100 人，年輕輩 100 人，父母輩婦女總和生育率為 2.0（每個母親生兩個孩子），年輕輩婦女總和生育率也為 2.0，生育第三代孩子 100 人，這樣的國家沒有大的老年化問題；
B 的這 200 人的人口結構是：
父母輩 50 人，年輕輩 150 人，父母輩婦女總和生育率為 6，年輕輩婦女總和生育率為 1.33，生育第三代孩子 100 人。
這裡 A 相當於美國的人口結構，B 相當於中國的人口結構。
同樣的出生率，就業壓力和老年化程度不一樣。
對 A 來說，人口結構比較合理，現在的就業問題不嚴重，今後老年化問題不嚴重；

對 B 來說，現在就業問題嚴重，今後老年化問題嚴重。
從可持續發展角度看，總和生育率比出生率更重要。

中國現在人口增加是因為現在的孩子相對於七十來歲的老年一代有增加，但相對我們來說是減少的。
現在的低慣性增長是急劇減少的先兆。

每年生育婦女由1997~2000 年間的大約 1129 萬降低到2001~2005 年間的大約 932 萬（以 25 歲生孩子來推算），降低 17%，1997~2000 年間每年出生 1344 萬（近年小學入學人數和小學合併情況說明人口普查的數據是基本準確的），那麼 2001~2005 年這五年平均只出生 1111 萬；
而考慮到這幾年城市化率在增加，城鎮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上昇了 6.77 個百分點，農民工進城打工的不斷增多，經濟結構改變所伴隨的生育意願也在降低，結婚率降低，離婚率增高，單身、丁克思潮興起，而 1980 年代的那種極端執行計劃生育的粗暴方式近年在各地死灰復燃，那麼這五年平均可能只出生 1000 萬左右。
而筆者上面已經推測 2005 年死亡人口 849 萬，隱報了 100 萬左右，綜合來看中國人口已經在負增長的邊緣。
比較歷次人口抽樣調查和人口普查，2005 年 1 % 人口抽樣調查的低年齡組的抽樣比應該在 1.5 % ，而不是 1.325 % ，那麼近年每年出生人口應該只有 1200 萬而不是 1369 萬。

即便 2005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的每年出生 1369 萬是正確的，而今後幾年每年死亡人口數將突破 1000 萬，那麼最樂觀估計，今後幾年每年淨增加人口也不過 300 萬左右，而不是國家統計局所認定的 700 多萬，不是張維慶所說的「這是沒有任何可以懷疑的地方」的 800 多萬，更不可能是主流人口學家和計生委多次宣稱的 1000 萬。

15.13 不同生育方案下每年出生人口與死亡
人口的比較
人口預測沒有數十年可信度的實例，更何況百年、數百年的人口預測。

究其原因，是某些人口學家用複雜的模型，採用多個參數，這些參數要是都準確的話，理論上可以得出精確的預測，但實際上這些參數稍有變化，便可導致預測結果的偏離。
而生育意願和生育能力是動態變化的。
「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比如當時宋健認為，「短期預測的精度與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長期預測精度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幾的水平」。
68 然而僅僅過了幾年，中國的首次百年人口預測結果就已遠遠脫離實際。

69
為了避免出現類似的錯誤，筆者採納比較粗糙的方法：
假定平均每個婦女 25 歲生孩子，平均 73 歲死亡（有人 73 歲之前死亡，有人 73 歲之後死亡，假定平均 73 歲死亡）。

筆者這種方法是在假定壽命為 73 歲的前提下，而低年齡段死亡率（尤其 1950 年代的嬰幼兒死亡率高）影響這種預測方法的準確性，因此 1943 年以前出生人口數據採納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資料（1943 年出生的人到 1953 年已經十歲，已經度過高死亡率年齡段），1943~1961年的出生人口數據採納 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資料，1962~1969 年出生人口採納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1970~1979 年出生人口採納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1980~2000 年出生人口採納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
然後，每年出生人口數就等於 73 年後的每年死亡人口數（年齡平移）。

考慮到事實上死亡曲線會比出生曲線光滑，將 71~75 歲這五年人口平均得出每年死亡人口。

圖~17：
預測死亡人口數與實際死亡人口數比較
從圖~17 可見，筆者粗測的死亡人口與國家統計局2000 年之前的調查資料基本一致，而國家統計局 2000 年之後的死亡人口比粗測偏低是因為每年隱報約 100 萬（見上面分析）。
從圖~17 還可看出，每年育齡婦女人數從 2010 年後將不斷下降。

不同生育方案下每年出生人口與死亡人口的比較
圖~18 中的死亡人口是用出生人口平移所得，比如1996~2000 年這五年出生人口平均值（71~75 歲）等於 2071 年的死亡人口，就是說今後 71 年的死亡人口數是已知的。
根據 2000 年人口普查的每年出生婦女人數，每個婦女 25 歲生育孩子，今後出生人口性別比用正常的 105 比 100 來計算。
扣除 15 % 的不生育人口，生育婦女平均生育 1.5 個孩子的話（總和生育率為 1.275），在 2017 年左右出生人口與死亡人口相當，然後出現人口負增長，在 2045 年左右，每年減少人口超過 1500 萬；

生育婦女平均生育兩個孩子的話（總和生育率為 1.7），2020 年開始負增長；
生育婦女平均生育 2.5 個孩子的話（總和生育率為 2.125，相當於世代更替水平），出生人口在 2022 年之前大於死亡人口，然後二者相當，人口平穩。
可見扣除 15% 不生育人口外，每個生育婦女平均得生育 2.5個孩子才能防止人口減少，由於相當部分人只願意生育一兩個孩子，就需要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另外部分家庭生育四五個孩子才行。

這種方法雖然不可能非常精確（比如生育一個孩子的話，在 25 歲左右，生育三個孩子的話，平均生育年齡遲於 25 歲），但是可以避免大的錯誤（有生就有死，即使平均不是在 73 歲死亡，也可能在 75 歲、80 歲死亡）。

有人可能說筆者的模型太簡單，不可能完全反映真實精確數據。
但人口問題畢竟涉及到多種因素（經濟、文化、生育心理、生殖生理、生殖病理等等），每年差異本身就大，不可能完全預測出非常精確的數據。
就像一個最小單位為克的天平，計算時用克為最小單位就可以了，用非常複雜的模型算出毫克、微克級的數據是沒有意義的。
用精細的方法反而容易偏離實際，比如 1980 年左右預測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後 2030 年之前不會出現老年化，但實際上 1999 年中國就已進入老年化社會。

目前全國生育意願不到 1.8，停止計劃生育後生育觀念可能會有所改善，但是生育意願很難達到 2.0。
隨著社會發展，不生育人口比例還會增加（比如，西方國家光是不孕人口目前就已經昇高到 15~20% 了；
日本有一半的女性到 33 歲還未生育；
北京等地不生育人口已經增加到 30 % 左右了），生育人口的生育意願也會降低，因此光是停止計劃生育是無法防止人口銳減的。
日本、韓國、歐洲、新加坡、中國臺灣省有足夠的財政用來鼓勵生育，但仍然不能成功提高生育率。

而中國一方面無力通過物質刺激鼓勵生育，另一方面還面臨著幾十年計劃生育片面宣傳所形成的慣性思維，這意味著中國今後鼓勵生育的難度遠遠大於其他國家。
可見，除了立即停止計劃生育外，鼓勵生育的任務還非常艱鉅。

別看中國現在總人口近 13 億，但是出生的女孩還遠不如1940 年代（中國 1940 年代後期每年出生女孩 650 萬左右，1950 年代初每年出生女孩 900 多萬）。
中國平均預期壽命從 1949 年的 35 歲延長到現在的 72 歲，總人口才從 5.5 億增加到現在的 12.5 億，並且還是因為 1950 年代、1960 年代每個婦女生育六個左右孩子；

今後育齡婦女更少，育齡更遲，壽命延長非常緩慢，生育意願很低，不育比例更高，死亡人口快速增加，數千年的大廈幾十年就會倒塌！
人口數據與經濟數據不一樣，是無法長期隱瞞的（比如蘇聯人口早在 1960 年代就出問題，一直被隱瞞，但是 1990 年還是暴露出真相）。
在今後的人口普查中將會核實，紙是包不住火的。
一旦公眾知道這些結果，那麼就會是一場地震，那就不可能像上海社保案這樣輕描淡寫。
等到 1950 年代那批人（計劃生育的受害者）到了老年，那個時候問題暴露無遺（上億人口對不上數，而老年人還指望這上億人口養老），民憤難平。

就算這一屆領導人壓得住，不追究，今後領導人迫於民憤，會一直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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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計生委張維慶談「穩定低生育水平，以人為本全面統籌解
決人口問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新階段〉，中國政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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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報》），2006 年 9 月 23 日（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6-09/23/content_51252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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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計生委張維慶談「穩定低生育水平，以人為本全面統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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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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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中國人口科學》，2005 年第二期。
學校破產
1997 年後的「8% 經濟增長率」導致現在的電力短缺

電力增長必須適度大於國民經濟增長速度，這是經濟學常識。
據資深電力規劃專家、國家開發銀行顧問吳敬儒介紹，從 1969 年開始，國內就開始缺電，經過近二十年的建設，尤其是 20 世紀 90 年代的大力度建設，1998 年電力供需才首次出現平衡。
以為已經告別了的缺電時代，沒想到再度降臨。
2001 年開始「電老虎」重新發威，使人開始回頭檢查反思 1998 年以來的電力建設鬆懈的思潮。
對於目前能源再度緊張的狀況，中國社會科學院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史丹認為，這首先源於前幾年電力建設的人為放緩，最典型的就是「三年不上火電」政策。

據了解，在 1997 年以前，國內電力投資建設的規模，平均每年都在 2000 萬千瓦以上，然而，到了 1998 年，由於判斷錯誤，認為電力需求不再增長，當年開工規模陡然下降為 1021 萬千瓦，1999 年和 2000 年，更是進一步下跌，連續兩年只有 600 萬千瓦。
因為電源點建設有三年左右的滯後效應，1998 年的決策失誤導致 2001 年以後的電力短缺，2002 年電力缺口 2035 萬千瓦，2003 年甚至高達 4485 萬千瓦。
2004 年我國電力供需形勢是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最為嚴峻的一年，先後共有 24 個省級電網、25 個省市區出現拉閘限電，全國最大電力缺口上昇至 4000 多萬千瓦，電量缺口達到 650 多億千瓦時。
1 電力短缺到 2005 年仍然嚴重，2006 年才有所緩解。
此次能源危機的損失無法估計。

可以設想一下，如果全國工業開工充分，每週工作五六天，而不是三四天，能夠多創造多少財富和就業機會？

電力是國家經濟的動力，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大的決策失誤？
原因是 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出口不振，開工不足，經濟增長放緩，中國經濟受到影響（雖然沒有像東南亞一樣嚴重）。
但是不知出於何種目的，中國經濟界拒絕承認中國經濟出現嚴重衰退，仍然宣稱中國經濟增長率像以前一樣有 7~8%，給國際社會的印象是：
中國經濟一支獨秀。

從 2001 年開始，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增長數據表示高度懷疑的聲音不斷。
美國學者比較一致的結論是：
中國經濟增長被嚴重高估。
美國學者懷疑中國 1998~2001 年經濟衰退的一個重要依據是中國能源消耗降低：
從 1998 年以來，中國經濟共增長了 25 % ，而能源消耗則下降了 13 % ，在 1997 年以前，能源消費是和 GDP 同步增長的。
但從 1997 年開始，出現了經濟「增長」，能源消費量停滯不前，甚至大幅度下滑的不可思議的現象。

而同時期中國的能源利用技術並無顯著進步，很難用「節能降耗」加以解釋。
這些學者還根據中國出口情況、工業產品產量以及與香港、新加坡比較佐證了上述懷疑。

國內一些學者認為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質疑是「反華勢力」故意唱衰中國，是「別有用心」。
另外一些國內學者從能源角度分析，認為能源彈性係數的波動可能沒有規律可言，甚至出現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增長的反向變動；

我國原有的能源消費基數過大，降低消費空間鉅大；
能源之間的替代速度加快，優質能源大幅增長；
能源價格上漲抑制了消費；
整頓煤炭工業對數據產生的影響等。
用上述幾個方面的因素進行調整後，他們得出結論：
我國能源與 GDP 的關係並沒有失調，GDP 增長的數據是可信的。

如果說搞出一個漂亮的 8% 經濟增長率來裝點一下門面，維持信心，還可以理解。
偏偏當時很多學者和決策者還真信了，真的以為如此低的能源需求增長就能維持 8 % 以上的 GDP 增長。
決策者的這個對電力的短視判斷是基於兩份統計，第一是 1997~1999 年的名義 GDP 每年都增長 8% ，第二份就是電力需求幾乎沒有增長。
也就是那每年增長的 8 % 的 GDP 是幾乎不耗電的。

可能麼？
在一個依賴粗放型發展、一個能源使用效率一直非常低下的國家？
這兩份統計必然有一份是虛假的，假的只能是第一個，名義 GDP。
因為用電量是造不了假的，也沒有必要造假。
也就是說，1997 年、1998 年我們根本沒有那麼高的 GDP 成長率，那個 8% 有很多水分。

（註：
本章通過分析指出 1998~2001 年經濟增長率明顯低於此前，也明顯低於此後，到底是多少，筆者不敢肯定，也不是本章重點。）

就是說基於這個虛假的「8% 經濟增長率」，制定了電力政策，學術界的短視導致決策的短視。
2001 年以後，金融危機期間被壓抑的工業產能逐漸釋放出來，2001 年華東地區硬是靠著西電東送工程部分完工後，利用雪中送炭的中部電才勉強維持平衡。
而此時能源需求的增長又回到了兩位數狀態。

2002 年以後的嚴重短缺就不可避免了，造成鉅大的經濟損失，導致就業壓力增大。
如果說當時的政府在處理亞洲金融危機上還可圈可點的話，那麼因為電力決策失誤只是將損失延遲了幾年而已。

好在電力建設只有三年左右的滯後期，從 2003 年開始不斷增加的電力投資，可望緩解今後的電力短缺。

中國糧食問題也一樣，我國在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糧食生產能力達到了一萬億斤的水平，實現了糧食供求基本平衡的歷史性跨越。
各地糧食過剩，農民「賣糧難」，到處出現糧倉爆滿和拒收農民糧食的現象。
這種糧食的多年豐收給人以一種糧食已經不是問題了的假象。
甚至中央領導也被這種假象所蒙蔽，中央「一號文件」也不再是農業問題了。
2001 年 9 月，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第六屆世界華商大會舉行的「中國經濟論壇」上發表演講時情不自禁脫開講稿感歎地說「糧食供過於求，每年有幾百億斤存在倉庫裡頭，以至目前的糧食庫存已達到 5000 億斤。

夠了！中國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吃飯問題！」全場發出了熱烈的掌聲。

但是我國糧食產量自 1998 年以來連續多年呈現下滑態勢，當 2000 年糧食減產已成定局時，很多人還認為糧食減產不必憂慮，是好事。
2003 年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 9000 億斤以內，連續三年糧食產量低於消費量。
2004 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恢復到農業問題，立竿見影，糧食生產開始恢復性增長。

要是上屆政府能預料到問題的嚴重性，現在也不至於有電力和糧食問題了。
這不是說前屆政府故意不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問題，關鍵問題是我們的某些「權威」學術機構不能準確預測問題，不能為政府決策提供可靠的研究報告。

中國經濟就像一座壩，經過 1979 年前的幾十年的不合理積累，水位已經太高。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將這個壩挖了個口子，釋放了一些原始的動力，這個時候需要的是魄力，需要「膽子要大一點」的口號。
1980 年代中國經濟還像用腳走路一樣，「摸著石頭過河」問題不大，大不了摔倒了爬起來。
但經過 27 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已經像開汽車了，馬上要駛上高速公路了，如果還是要求「膽子要大一點」（很多官員腐敗不就是因為膽子太大了嗎？
），還是「摸著石頭過河」，問題就麻煩了，一不小心就會車毀人亡。
這個時候中國需要嚴謹的策略評估，要從可持續發展角度科學規劃國家的長遠發展。

但從近年電力、糧食和愛滋病等問題來看，中國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真正形成一個班子研究國家的長遠規劃，我們的有些政策也還像近年的流行語「活在當下」一樣，沒有考慮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電力問題、糧食問題都是短期就可以看出的問題，我們的電力部門和學術機構都不能作出正確的預計。
那麼人口問題是慢性問題，十年育樹，百年育人。
政治、經濟、國防、文化、民族心理的安全都依賴於人口安全，以人為本是千古不變的真理。

而我們的計劃生育政策開始於 1973 年前，獨生子女政策也已經實施 26 年了。
我們都知道，33 年前中國還在文革的高潮時期，26 年前中國還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政策探索階段。
難道33 年前的政策、26 年前的政策比五年前的政策更有預見力？
難道不需要重新審視我們的計劃生育政策？
電力、糧食問題單純，幾年內就可以解決。

鼓勵生育可不這麼簡單，涉及到多種因素，諸如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社會心理、生育願望，目前發達國家還沒有成功摸索出提高生育率的方法。
正因為人口問題的滯後性，人口問題更加要提前糾正，否則萬劫不復。

不同資料來源的每年出生人口數量
人口普查、國家統計局以及計生委自己的客觀資料均顯示 1992 年生育率只有 1.6 左右，1990 年代中期後生育率只有 1.2~1.3 。

但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每次都將生育率調整到 1.8。
以下是三種方案下 1982 年以來每年出生的人口數。
其中人口普查資料是最客觀的調查資料，是最為可靠的，2003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結果 0~4 歲平均每年出生 1283 萬。
國家統計局的年鑒是用出生人口 ＝ 總增加人口 － 死亡人口來推算的。
「1.8 生育率」是在 1991 年前採納人口普查的客觀資料，1992 年後根據 1986 年的育齡婦女生育偏正態結構以 1.8 的生育率推測的每年出生人口（每一年推測有誤差，但是幾年的總和誤差不大）。

國家統計局宣稱的 2005 年 1 月 6 日的 13 億人口日是根據統計年鑒的資料，國家很多決策都是依據 1.8 的生育率資料。

表~16.1：
三種方案下每年出生人口數（萬人）年份 年鑒推測 人口普查 1.8 生育率1982 224723101983 206620071984 206320311985 221120431986 239323191987 252925281988 246424581989 241425141990 239126211991 226520081992 2125187519331993 2132179119921994 2110164720421995 2063169320831996 2067152221051997 2038144521101998 1942140120971999 1834115020712000 1771137920312001 1702128319862002 1647128319402003 1599128318982004 1591128318652005 161712831842註：
「人口普查」一欄的 2001~2005 年數據是根據 2003 年年度 1‰ 人口抽樣調查結果 0~4 歲人口平移兩年（假定這幾年每年出生人口沒有大的變化）。

從表~16.1 可見，統計年鑒推測的出生人口數（年增加人口減去死亡人口）與客觀調查（人口普查和 2003 年抽樣調查）的每年出生人口數數據在 1990 年前沒有太大差別，1991 年之後統計年鑒推測的出生人口數明顯多於客觀調查數。

問題是出在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之後（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和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被公認為最準確的）。

筆者近年已經多次質疑中國 1.8 的生育率，但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還一口咬定中國還有 1.8 的生育率。

「1.8 的生育率」將導致今後勞動力嚴重短缺

2003 年之前，媒體都還是關注「民工潮」，然後從 2003年開始，中國沿海開始出現「民工荒」，這幾年逐漸嚴重，甚至湖南、四川等人力資源豐富的內地省份也開始出現「民工荒」了，「荒」得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措手不及。
目前經濟學家、人口學家還是從勞動力總量來考慮這個問題。
其實用勞動力總量來研究人口問題不準確（從勞動力總量來看，目前中國勞動力確實還是充足的）。

有人說中國的勞動力待遇太低，是導致民工荒的主要原因。

筆者也認為中國的農民工待遇有待提高，但是加薪的空間並不太大。
要知道目前中國人均 GDP 才 1.4 萬元（這是中國目前生產力水平決定的），要是農民工的平均月薪目前達到 2000 元，年薪達到 2.4 萬元的話，那麼國家還有多少稅收？
公務員以及非產業行業不但不能加薪，還要減薪。
中國還有多少企業能夠挺過去？
企業挺不住，意味著更多的失業！

其實從人口結構角度是很容易看出「民工荒」的深層原因的：

由於目前民工主體是 18~35 歲年齡段黃金勞動力，目前民工荒最「荒」的也就是這個年齡段，以 2006 年 18~35 歲年齡段的人口數為 100%，我們比較一下這個黃金年齡段的人口數量變化。

18~35歲勞動力人口變化情況圖~19：
18~35 歲黃金年齡勞動人口數量變化曲線
從圖~19 可見，從 1997 年開始，18~35 歲年齡段勞動力人數開始減少，由於亞洲金融危機，經濟衰退，當時對勞動力的需求降低，掩蓋了黃金勞動力數量的減少。

2002 年之後中國經濟步入正軌，對農民工的需求增加，而勞動力的供給又減少；
加上 1998 年之後連續幾年的糧食減產引起中央的重視，2004 年開始中央提高糧食價格，部分農民留在農村，更加加劇了民工荒；
1999 年擴招後的六年間，我國高校招生人數由 108 萬上昇到 504 萬，2006 年計劃招生 530 萬人（佔了同年齡人口的 20 % ），又延遲一部分人進入勞動市場，而這些驟然增加的大學畢業生並不是目前就業市場所需要的，導致一方面出現民工荒（中專、技校生在就業市場上供不應求），一方面大量大學生一畢業就失業。
這些共同原因引發了目前的民工荒。

要是依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和計生委的1.8的生育率，中國民工荒在今後幾年不會加劇，相反勞動力的供應在今後幾年還會有所增加，就業問題嚴重，中國還有 15 年左右的「人口紅利」；
但依據人口普查的客觀資料，「民工荒」將會越來越「荒」，如果說現在還只是結構性「民工荒」的話，那麼今後幾年將出現全局性勞動力短缺，現在需要停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緩解 2025 年後的勞動力短缺。

主流人口學家和計生委一直宣稱中國有 1.8 的生育率，延誤了國家人口政策的調整時機（已經延誤了至少 15 年時間），到時候勞動力短缺問題可不像現在電力短缺問題好解決。
電力建設只有三年滯後期，近年全國普遍的「電荒」，不僅促進了國內電力行業的快速發展，各地電力投資的大幅增加更是直接刺激了電力設備的市場需求；

而勞動力培養有 20 年的滯後期，並且鼓勵生育可不像電力建設那麼簡單，日本鼓勵生育十幾年了，生育率不但不回昇，反而不斷下滑，歐洲、韓國、新加坡、俄羅斯千方百計鼓勵生育，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成功。
現在不調整人口政策，更待何時？

中國與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的不是資金，不是技術，不是資源，而是充沛的勞動力資源。
但是這種勞動力資源不是源源不斷的，一旦勞動力減少，中國今後靠什麼與世界競爭？

廣東等沿海地區由於先發優勢，現在的高速發展得益於全國勞動力的湧入（想想看，要是沒有全國勞動力，沿海怎麼發展？
）；
而等到湖南、四川等內地今後也快速發展的時候，到哪裡去找勞動力？
難道內地有能力跨越勞動密集型產業直接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

中國目前經濟學界還在爭論「左右」，就像麵包師爭論誰的麵包（發展經濟、提供就業機會）做得好，爭來爭去，猛然回頭發現：
麵粉（勞動力）沒有了！麵包師水平再高，沒有麵粉也是空的，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因此經濟學界不要光顧著做麵包（專注於人民幣匯率、股市、利率等），也要抬頭看看麵粉（勞動力）是否供應得上。
韓國前些年也是因為當時勞動力還充足，對人口問題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現在是追悔莫及。

中國現在的一些經濟學家也還在高唱「勞動力嚴重過剩」（並且這個觀點引起高層很大的重視），有人甚至主張「寧要老齡化，也不要不充分就業」，但卻不想想這種因為經濟政策失誤所致的虛假「過剩」到底還能維持幾年？
不要忘記恩格斯當年的教誨：
「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同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繫著的」。

「1.8 的生育率」將導致今後學校生源短缺、高校破產

以下是以 2006 年為 100 % ，用三種人口方案考察全國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的生源動態變化情況。

中國每年出生人口在 1980 年代末期達到頂峰後逐年下降，導致 1994 年以來全國小學新入學人數直線下降，也就導致小學總人數在 1998 年後直線下降。
在這種情況下，全國各地掀起小學合併風潮，小學教師紛紛下崗（而在 1980 年代為了穩住教學隊伍，是禁止中小學教師調離教師隊伍的），師範學校紛紛撤併、轉型。
湖南省瀏陽市十年前有小學 1099 所，到 2005 年只剩 326 所，小學生人數在幾年間銳減了 61%，其中白沙鄉十年前有 20 所小學，2005 年只剩下一所。

2 2000 年底統計，湖北省共有近三萬所農村中小學校。
由於農村中小學生源減少，校點撤併後學校銳減。
到 2005 年底，全省農村中小學僅剩 15165 所。
全省共有 7146 所學校撤併後大量資產閒置，其閒置資產價值達 18.82 億元。
3 造成教育資源鉅大的浪費，導致大量教師失業。

很多為國家教育事業奉獻幾十年的中老年教師也被迫轉行。

有人可能會說，由於農民工進城，他們的部分孩子隨父母進城，因此農村小學合併不足以說明中國人口問題的嚴重性。
我們看看城市情況如何？
北京市由於外來移民，總人口在逐年增加，2000 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北京市常住人口為 1381.9 萬人，與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 1081.9 萬相比，十年間增加了 300 萬人，外來人口增加佔總增加人口的 70.4 % 。

2005 年北京市 1 % 人口抽樣調查資料顯示，2005 年底北京市外來人口總量達到 357.3 萬人，比 2000 年增加 101.2 萬人。
再看看北京市小學情況，2000 年是小學畢業生人數的高峰年（1987 年出生的孩子小學畢業），小昇初人數為 18 萬人，到 2001 年減為 17 萬人，2002 年減為 15 萬多人，到 2003 年銳減為 12 萬多人，2004 年減至 10 萬人，2005 年減至 8 萬多人。
小學畢業人數的減少意味著初中生源的減少。
由於中小學生入學人數驟減，招不到生源，北京市每年撤併小學一百多所。
2002 年北京市小學數量還有近 2000 所，到 2005 年已經銳減到 1500 所左右。

4 並且為了與民工學校搶生源，北京市的一些地區還通過行政手段強迫關閉民工學校。
5 人口上千萬的北京市，每年小學畢業生只有八萬人，意味著什麼？

農村、城市小學都在銳減，難道還不能說明問題的嚴重性？

依照 1.8 的生育率，小學人數在 2003 年後應該有所上昇，然後基本穩定；
但是事實上小學合併潮已經席捲全國，合併勢頭暫時還難以停止。
這說明根本沒有 1.8 的生育率。

中國教育部 2006 年 7 月 4 日在其官方網站公佈〈2005 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
我國的小學生在校生人數三年銳減了將近 1300 萬，小學減少了九萬所。

2005 年全國小學在校生人數 10864.07 萬人，比上一年減少 381.04 萬人。
6 要是依照統計年鑒，2005 年全國小學在校生人數只比上一年減少 183 萬，三年只減少 734 萬；
根據人口普查資料，2005 年全國小學在校生人數應該比上一年減少 474 萬，三年減少 2134 萬（可能部分還是因為近年在提高入學、降低失學方面有所加強）；
要是依照 1.8 的生育率，2005 年全國小學在校生人數應該比上一年增加 164 萬，三年只減少 250 萬。
可見還是人口普查數據相對最準（雖然不完全準確，稍微有漏報）。

因此，實際人口情況接近人口普查曲線（或者稍微高一點點）。
小學生源動態變化曲線初中生源動態變化曲線
我們再看看初中的情況，全國初中在校人數在 2003 年達到頂峰，現在已經開始下降。
今後幾年將會出現初中合併潮，將會有大量初中教師失業。
高中生源動態變化曲線

目前高中教師對現狀似乎比較滿意，一方面高中不是義務教育，教育產業化後收費大為提高，另外一方面是有充足的生源。
那麼今後情況會如何？
全國高中在校人數在 2006 年達到頂峰，然後會直線下降。
如何搶到生源將是今後高中校長的頭等大事，師範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前景不妙。

1999 年以來大學擴招轟轟烈烈，是是非非眾說紛紜。
擴招的目的是為了使得中國的教育模式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化。
這種思路本身並沒有錯。
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早已從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發展。
在歐洲、日本、韓國，大學生要佔到同齡人的 35~50%，就連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也達到 14.1%。

7而中國到 1998 年高校還只招生 108 萬，只佔 1980 年出生的 1840 萬人的 5.9 % ，是典型的精英教育。
凡事都有個度，過猶不及，高校擴招卻沒有把握好「度」。
1999 年擴招後的六年間，招生人數從 1998 年的 108 萬上昇到 2005 年的 504 萬，目前高等院校在校人數達 2300 萬人，規模居世界第一。
8 2006 年招生規模是 530 萬， 9 佔 1988 年出生人口 2458 萬的 21.5 % ；
但由於中國沒有美國那種小學直到高中的完善義務教育，很多人沒有讀完小學、初中、高中就失學，比如 2006 年高考應屆報考生只有 667 萬，只佔 1988 年出生的 2458 萬同齡人的 27%，說明我國的基礎教育相當落後；

近年高中畢業生的昇學率已經達到 55~58%，表明了高等教育畸形發展。
擴招本身沒有錯，但需要循序漸進，需要考慮到高校的師資和設施，更需要考慮基礎教育是否跟得上。
一方面是高達 58 % 的高考昇學率，一方面是要靠「希望工程」的基礎教育，這本身就非常滑稽。

並且有些學科，本身就有「精英學科」性質，質量要求高，比如美國，即使高等教育已經向普及轉變，但是醫學、法律等專業仍然是「精英教育」（美國在這些學科實行的過度精英教育並不完全合理，但適度精英教育還是必要的），而中國擴招卻是全學科的，並且碩士、博士教育也同樣擴招。

各國博士教育都是精英教育，2000 年美國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公佈的數字表明，美國博士授予單位只有 261 個，佔高等教育機構總數的 6.6%，仍然是一種典型的精英教育。
而 2002 年我國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的高校 245 所（當年高等學校的總數為 2003 所），佔高等學校總數的 12.23%，遠遠高於美國。
並且近年來我國博士學位授予單位的重心正在明顯下移，越來越多的地方院校增設博士點，博士生質量開始受到質疑。
10 一個導師招收十幾個、甚至幾十個研究生怎麼可能保證質量？
並且研究生完成課題需要研究經費，不是像中小學生那樣主要聽老師講課就可以的。

比如說一個十人研發課題組，假如合理的人才結構是一個博士帶領兩個本科生助理、三個大專技術員、四個技校畢業技術工人。
單純為了擴招，增加為博士兩個、碩士三個、本科四個、技術工人只有一人，這樣的人才結構所產生的效益反而可能更低：
一方面是因為結構本身不合理，另一方面是因為盲目擴招導致畢業生質量下降。
並且合理的人才結構梯隊是由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所決定的，比如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對高端人才需求比例高，也就要求有較高的高等教育普及率，而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需求卻並不一樣。
人才培養適度超前是必需的，但要是過於超前反而不利。

一方面企業找不到所需人才，降低企業效益；
一方面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增加失業率。
從這種角度看，盲目擴招是拔苗助長。

教育固然重要，但教育必須優化，各層次各專業必須合理配置，以適應今後經濟發展的需要，否則本身就是浪費。

比如說花費鉅大資源培養一大批不適合今後發展專業的博士，還不如用這些資源來發展職業技術教育。
國家必須從宏觀上調整現有教育結構，力爭做到才盡其用。
社會對教育胡吹亂捧，教育萬能論牢牢地佔據著主流媒體，把有限的教育資源，賣出了天價！高壓教育態勢不僅摧殘了孩子的身體，摧殘了孩子的心靈，還把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扭曲到歧路上，中國已經開始為此買單，在不久的將來，所遭受的損失將越來越大。

圖~23：
高校（18~22 歲）生源動態變化曲線

有人辯解說「教育投資是一種長期投資，要看長期的回報」，但教育的投資需要高度有序才能保證「長期的回報」，否則就是浪費。
人才是第一資源，以目前這種大躍進的方式發展教育，學生真的都能成為人才嗎？

大學生就業難有以下幾個原因：

1、自主創新落後，一方面是國家投入罕見地少；

一方面是因為分配不合理，勞動收入低，資本收入高，壟斷大企業寧願用於規模擴大投資而不願用於產業昇級和技術改造；
另一方面小企業因為稅負太重，又得不到銀行貸款，無力壯大，也無力進行研發。
使得企業技術高度依附外國知識產權，中國產業淪落為簡單的加工廠，中學文化程度的人就足以勝任，企業不需要研發型人才。

2、過於忽略基礎教育，而又過於超前發展高等教育，近年高校盲目無序擴招，造成教育資源配置錯位，人才供給與需求不一致。

3、以前中國大學教育是精英教育（現在的學生還以為像以前那樣是「天之驕子」），一方面獨生子女本身不乏自高心態，另一方面目前高教成本高（畢業很多年工資抵不過家長的教育付出，工資太低的話就變成「讀書無用」了），畢業生對待遇要求很高，高不成低不就，失業率增加。

4、1980、1990 年代的時候，大學生就業的單位通常是國有機構，單位提供住房、養老等社會福利，單位不必支付高現金工資，低工資能夠維持基本生活。
並且人員固定，單位願意進行「在崗培訓」。

個人利益與企業利益比較吻合，企業願意接受新大學生。
現在就業模式發生改變，單位不提供福利，現金工資需要解決自己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員工所需現金工資急劇增加，工資需求與貢獻大小不一致。
並且流動性增加，企業不願意進行培訓。
導致用人單位不願意招收新畢業的大學生。
老子曰：
「虛其心，實其腹」。

袁枚在《隨園詩話》說：
「才欲其大，而志欲其小，才大則任事有餘，志小則願無不足。」
現在的學生「心不虛」（自高得很）、「腹不實」，志大才疏。
「腹不實」有兩重意思：
一個意思是學不到能養家餬口的本領（由於專業錯位，以及整個教學質量下降），另一個意思是一畢業後就失業。

2006 年就有大量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這還是三四年前入校的學生，2002 年大學招生 275 萬；

而 2006 年招生 530 萬，四年後中國的企業能夠吸納這麼多畢業生？
要警惕大學畢業生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其實當時擴招的時機是非常「準確」的，從 1999 年開始是大學生源的上昇期，生源沒有大的問題。
但是中國高校生源在 2008 年將達到頂峰，然後直線下降，2006 招生規模已經是 530 萬人了，應屆考生卻只有 667 萬，擴招還有多大的餘地？

現在高校為了擴招而貸款修建的教室、購買的設備，隨著生源的下降，可能會無力償還，部分高校可能面臨破產。
從 1999 年擴招開始捲入貸款風潮中的中國高等院校，2008 年前後將陸續迎來還款高峰。
一項獨立完成的調研表明，中國公辦高校貸款規模高達 2000~2500 億元。
比如廣東工業大學一共貸款 20 多億元，2003 年開始還貸，每年 1.3 億元，政府貼息到 2008 年。
該校財務處人士稱，學校將從 2008 年開始大規模還本金，加上政府貼息結束，「以我們學校的實力還不了貸款，現在學校也不知怎麼辦。」
11
看看日本的情況：
2005 年日本有 30% 的私立學校都沒有招滿，有的甚至只招到一半學生。
今後如何確保學生的數量，將成為私立學校的一個難題。
為了招徠生源，名古屋商科大學在今年春天新學期開學時無償給每個新生發一個 iPod，說是讓學生用來下載外語聽力教材。
連日本的最高學府─東京大學也第一次走出校門到外地去招生，這在以前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12 現在香港的大學招生紛紛轉向內地，其原因是什麼？
2006 年 7 月 10 日，臺灣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回答美國《時代週刊》說：
「允許大陸學生在臺灣大學入學，因為我們招生能力過剩，而他們則非常短缺。」
可見臺灣也盯上了大陸生源。
到時候大陸生源不夠，而又被香港、臺灣以及國際的大學吸引部分（同時轉移走大量學費），中國高校怎麼辦？

即使今後高校招生規模穩定在 2006 年的 530 萬，那麼今後怎麼樣？
530 萬只佔 1988 年出生（2006 年大學新生）人口 2464 萬的 21.5%，卻佔 1999 年出生（2017 年大學新生）人口 1150 萬的 46%。
並且由於中國沒有完善的從小學到高中的義務教育，還有一些孩子讀職業高中，目前應屆高考報考生只佔同齡人的 27%，即使 11 年之後能夠將這個比例增加到現在的 1.5 倍（41%），那麼每年高考報考人數也只有 468 萬，即使實行 100 % 的高考錄取率（質量怎麼保證？
），也招不滿 530 萬人；
11 年之後將這個比例翻倍（國家必須竭盡全力加強基礎教育），那麼每年高考報考人數也只有 624 萬，高考錄取率達到 85% 才能招滿 530 萬大學生。

而那時中國的經濟結構能夠吸納如此高比例的大學畢業生？
結果是：
由於招不到合適的員工，大量國內企業紛紛破產，外資企業遷移海外；
花費高成本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生源不夠，將導致兩個後果：


1、教育機構通過壟斷地位，變相高收費來維持學校生存。

2、學校大量撤併，教師失業。

現在的經濟和教育政策是根據國家計生委「修正」過的 1.8 的生育率制定的，但小學合併潮已經用事實否定了 1.8 的生育率；

要是高校還相信這個 1.8 的生育率而盲目擴招，今後將會有大批高校破產，大批高校教師將失業！
要是現在停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使得生育率達到世代更替水平，那麼今後幾年（2007~2019 年）每年將出生 2100 萬，高校維持目前的 530 萬招生規模的話，2024 年後高等教育普及率為 25%（比這幾年稍高），既能使得經濟健康發展，又能防止高校破產；
要是加強基礎教育的話，今後（不是近期）高校還有擴招的餘地。

註釋和出處：
1

〈全國電荒損失慘重，缺電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中經網，2004 年
12 月 22 日（http://www1.cei.gov.cn/energy/doc/NYlzxd/
200412226095.htm）。
〈2005 年中國電力行業年度報告〉，中經網
（http://ar.cei.gov.cn/web/Column.asp?CId3=83）。

2 鄧瑾、蕭華：
〈中國如何應對老齡化？
〉，《南方週末》，
2006 年 1 月 12 日（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60112/jj/jjxw/200601130022.asp）。
3 田豆豆：
〈湖北農村中小學資產閒置逾 18 億〉，《人民日
報》，2006 年 8 月 5 日第四版（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4670256.html）。

4 鄧興軍：
〈小學新生今年僅七萬〉，中青在線（原載《北京青年
報》），2006 年 8 月 7 日（http://edu.cyol.com/content/2006-08/07/content_1471010.htm）。
5 胡星斗：
〈誰給海淀教育局如此粗暴對待民辦學校的權力？
─ 關
於慎重處理打工子弟學校問題的公民建議書〉，北京大軍經濟觀察

研究中心，2006 年 9 月 16 日（http://www.dajun.com.cn/mingongxx.htm）。
6 〈教育部統計公報表明：
全國小學生一年銳減 381 萬〉，中國網
（來源：
《北京青年報》），2006 年 7 月 5 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PI-c/1265825.htm）。

7 吳芳和：
〈學者暢談 WTO 與中國教育改革發展〉，《中國教
育報》，2001 年 11 月 23 日第四版（http://www.jyb.com.cn/gb/2001/11/23/zy/zhxw/3.htm＿）。
8 〈畢業生陷就業困境，中國放緩高校擴招〉，網易教育頻道（來
源：
《新世紀週刊》），2006 年 5 月 30日（http://education.163.com/06/0530/11/2IC9J0PM00291MUF.html）。

9 〈2006年招生計劃：
本專科 530 萬人，研究生 40 萬人〉，《人
民日報》，2006 年 1 月 7 日第一版（http://edu.people.com.cn/GB/1053/4006258.html）。
10
鄧岳敏：
〈論大眾化進程中精英教育的危機 ─ 高等教育規模擴張
的視角〉，《高教探索》，2005 年第五期（http://www.usc.cuhk.

edu.hk/wk_wzdetails.asp?id=5181）。
11
王延春、席斯：
〈高校擴招引發 2000 億債局 ─ 政府將成最後
買單者〉，新華報業網（來源：
《經濟觀察報》），2006 年
12 月 16 日（http://www.xhby.net/xhby/content/2006-12/16/content_1493342.htm）。

12
張國清：
〈日本為人口減少心慌〉，《世界新聞報》，2006 年
1 月 6 日。

古代生存條件惡劣，瘟疫、疾病、自然災害、猛獸、戰爭、饑荒等常使得人口銳減。

人類繁衍非常緩慢，並且充滿風險。
很多曾經輝煌的民族都先後滅絕。
繁衍後代是一種動物本能。
但是使這種本能得到強化得依靠世代相傳的生育文化。
現在倖存的民族都經過長期的摸索，建立起一套生育文化，這些生育文化支撐著民族的持續發展。

中華民族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除了比較有利的地理環境外，更得益於獨特的中華生育文化。
中華生育文化可以歸納成兩點：
「百善孝為先，萬惡淫為首。」
「百善孝為先」強調的是利益和精神激勵；
「萬惡淫為首」是通過將「性」用禮教局限於夫妻之間而保護生育器官、維持社會道德（看看現代「性解放」所引起的社會問題和低生育率就知道為什麼「萬惡淫為首」）。

因此中華生育文化可以濃縮成兩個字：
「利」、「性」。
「利」指的是「百善孝為先」，「性」指的是「萬惡淫為首」。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大有大的道理
《孟子．離婁》中說：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不孝三事，趙岐的註釋是「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
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
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
孟子認為，無後是比陷親不義、不贍養父母更為不孝的事。
在孔子學說中，「孝」首先意味著生育傳嗣，延續香火。

可見生育傳嗣在儒家思想中被視為「孝」的最高體現，「孝」也就成了人們最強的生育動機。
中國歷史上一直維持幾千萬人口，「無後」所以「為大」者意義在此。
孔門孝的意蘊是豐富的。
孝的生育動機對維繫宗姓的存在，促進人口發展與社會進步，對創建東方特有的家庭道德準則，培養漢民族傳統的親子情感，對提高人的生育動機水平，使之遠離全憑性慾驅使的動物生育心理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1 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為標誌的生育文化至少有下面多重含義：


1、家族、民族繁衍下去是第一位的，可持續發展是最重要的。

2、養老。

3、維持良好的社會道德。

有人說中國沒有產生宗教，但在世界各大宗教產生時的幾千年之前，中國就已經有家廟、祖宗祭祀。
中國夏商時期已經形成了一套祖先祭祀儀式，到周朝的時候已經非常完整而系統化。
扎根於每個家庭的祖宗崇拜文化其實是中華生育文化的重要部分。
這些生育文化將個人利益與繁衍高度掛鉤，並且上昇到宗教的高度：
養育孩子不但可以防老，而且還影響死後的祭祀。

孔子曰：
「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沒有子嗣（或者子嗣夭亡），祖宗祭祀就會結束，香火就會斷絕，家族就不能持續存在。
因此孔子認為保持身體健康無病也是對父母的孝，孔子說：
「父母唯其疾之憂。」
養老只需要幾年、幾十年；

而死後的祭祀卻需要數百年、上千年，比養老要重要多了。
人死為神，並且這個神是自己家族的神，專門保祐子孫後代的（沒有誰比自己祖先對自己的後代更加無私的了），因此子孫的「孝」既有回報，也有「功利」（希望祖先死後保祐）。
有人說：
宗教是猶太人的歷史（《聖經》很大篇幅就是記述耶穌的家譜），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
西方是上帝崇拜，中國是祖宗崇拜。
西方認為人是上帝造的，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因此要信仰上帝，《聖經》代代相傳；

中國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因此要愛護生命，要敬奉祖宗，中國古代的宗廟、祠堂、每家的神龕香火不斷，家譜、家規、祖訓世代相傳。
人到底是不是上帝造的，倒是無可考證；
但人是父母造的，這是無可置疑的，家族的「神」是真實存在過的。
因此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祖宗崇拜比西方的上帝崇拜更為合理，更為人性化，意義更為全面。
現在中國比較滑稽的社會現實是，教堂比宗廟、祠堂多；

信上帝是宗教自由，為什麼信祖宗就不能自由？
反而是思想落後了？

從心理學角度看，中國的「孝」是驅動人們生育的重要動機力量。
根據《禮記．昏義》所說，婚姻的目的是「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生育的傳宗接代目的非常明確。

其次，在儒家生育思想中，「孝」還從贍養，尤其是敬重父母上起著生育動機作用。
孔子說：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孔子認為，孝不能僅局限於養父母，因為犬馬都能使得主人收益，重要的是敬重雙親。

怎樣才算是敬呢？
「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只能算是贍養，尚不能稱為孝敬。
要做到孝敬，一是兒子在父母面前要經常有愉悅的容色。
《禮記》中說：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惋容。」
二是「無違」，即不違父母旨意。

並且當時長輩掌握土地這一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的分配，後輩想不「孝」也不行。
「父母在，不遠行」，兒子永遠在父母的控制範圍之內。
活動範圍小，社會輿論也會迫使每個人遵守「孝道」。
父母向下一代投資，能夠穩定地得到回報，這種「孝」文化給中國社會提供一個可靠的、以「家」為基礎的養老與風險保障體系。
儒家學說通過對孝的規範，不僅制定了兒子對父母的行為準則，也把父母的生養、死葬、精神愉悅以及死後的祭祀都託付給了兒子。

傳統孝文化中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具有統一性。
這樣，對孝的動人後果的期望與追求，必然成了推動人們從自身的「老有所養，老有所敬」諸方面而去謀求生育兒子的強大動機力量。
2 而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斷子絕孫」。

此外，婦隨夫居，「母隨子貴」，女性可以通過生育孩子而提高在家庭的地位，這提高了女性的生育積極性。

雖然年輕媳婦地位低，但是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後，掌管全家的經濟，到老的時候儼然一家之長（男人壽命一般都短於女人）。
其實任何文明的生育文化都有 「孝」、「回報」的概念，只是表述不同而已。
「孝」文化是人類各民族家庭保障（family security）系統的核心，而家庭保障系統的確立使得人類走向文明。
換句話說，繁衍是本能，孝是文明。
現在西方國家由於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系統的建立，「孝」的觀念降低，很多中國人還以為「孝」只是中華文化特有的（其實只是中華文化將「孝」文化上昇到準宗教高度；

但是西方還有其他依附宗教的生育文化，而中國卻沒有）。
其實幾十年前歐洲的家庭模式與中國沒有太大的差別：
老人在家幫忙照顧孫子、孫女，兒子、兒媳承擔家庭主要勞動。
筆者問過幾個美國老人，他們小時候都是爺爺奶奶照看的，說當時父母得幹活養家；
我問他們是否願意幫忙帶孫子、孫女，他們說不願意，因為他們有養老金，不要子女養。
美國很多年輕人特別羨慕中國父母願意帶孫子、孫女。

曾子曰：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就是說：
如果對於去世者的喪禮能慎重地舉行，日久之後亦能定期舉行祭禮不斷追思的話，社會之風俗道德也一定可以漸漸篤厚起來。
換句話說，慎終追遠講的是孝道，厚德由行孝而來。
那麼慎終追遠之後，為何民德就可以歸厚了呢？

因為父母對子女的愛是本能的、不講回報的，是心甘情願的；
一想到父母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付出了無限的心血和愛意，人就會產生一種回報的心理，這種回報的心理就是「孝道」的神髓，但是這種「孝」並不是動物本能（至少本能性不強），需要經過不斷地培養、成長、擴展，最後形成了一個人的良好的道德品質。
這種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愛和孝擴展到全社會，就是孟子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這也就是為什麼儒家說「百善孝為先」。

3 孝敬父母自古就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行為規範，歷代統治階級不但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教化（古代還有舉孝廉的制度，最近也有學者和政協委員提出要將「孝」作為選拔公務員的標準之一），而且還在立法上進行多方面的保護，甚至將不孝列入十惡不赦的重罪之一，與「謀反」並列。

中華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中國家庭結構被計劃生育政策所破壞，預示著今後道德的淪喪（事實上現在已經開始了，將本來應該用來養育小孩的精力過度花在歌廳、酒吧、牌桌上，社會道德風氣能好嗎？
）。
幾千年來「斷子絕孫」是最惡毒的咒語（因為意味著家族和民族不能持續發展），現在竟然無所謂了。

「以德治國」必須以恢復健康的家庭結構為前提。

古人談人口與國家富強、社會穩定的關係
古人早就注意到了人口對於一個國家的繁榮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國家需要勞動力，需要徵收賦稅，需要征發徭役，需要兵源，這些都需要人口基礎。

在我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中，以富國強兵為生育目的者不絕於史。
4 南宋思想家葉適總結說：
「民之眾寡為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
也正因為如此，古代中外先哲一致強調「以人為本」，中國的周公、老子、孔子、荀子、墨子，以及西方的亞里士多德都先後論述過「以人為本」。
春秋齊國名相管仲說：
「地大國富，人眾兵強，此霸王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
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倉廩實而知禮節」。

孔子說：
「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孔子說這話的時候，中國人口佔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現在中國人口只佔世界的五分之一，不久將下降到六分之一），就是說國家領導人的首要任務是發展人口，相對於土地和生產力水平來說，使得人口最大化。
每當看到人口眾多時，孔子便情不自禁地讚歎說：
「庶矣哉」（人真多啊！），冉有問：
「人多有什麼好處？
」孔子說：
「富之」、「教之」，就是說人多才能富強，富強才能產生文明禮義。
總結管子和孔子的觀點：
人口多才能富裕，富裕之後才能懂禮節，文明才能大行其道。
道理類似現代城市化的「聚集效應」。

戰國時秦國改革家商鞅說：
「人眾兵強，此帝王之大資也。」
管仲和商鞅首先強調的是人眾，其次才是兵強，人眾是兵強和國富的基礎。

墨翟的政治理想就是 「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

他認為生育眾多的人口是使一個國家富強最為迫切的事，人口多國家更好治理，社會更為穩定。
「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
王民，所不足也。」
（缺的不是資源而是人口）他將大量進行生育看成是富國的基礎，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財，必將不足。」
《尉繚子》說：
「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制則國治。」
孟子說：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國家有三寶，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政務管理。
唐太宗李世民認為：
「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明太祖朱元璋也說過:「人者，國之本。」
南宋葉適則進而論述了以富國強兵為生育目的的道理：
「為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眾而兵強。
田墾、稅增、役眾、兵強，則所為而必眾，所欲而必遂。」
《資治通鑒》：
「人口滋多，則賦稅自廣。」
就是說人口多，生產多，賦稅多，兵員廣，國力就增強，也有能力進行救災、度荒，並且人均賦稅輕，人均承擔的國防任務也輕，老百姓日子就好過，國家也就容易管理，社會也就更加穩定。

因此統治者都十分重視人口的增殖。
為了盡快增加人口，管子、商鞅等提出了「徠民」（招徠他國之民）政策；
荀子提出「以德」、「以力」、「以富」三種方法來「兼人」（即兼併他國人民）的政策。

孔子認為首先應推行仁政，愛護百姓，以招徠其他諸侯國的人民。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可見中國古代先賢們早就認識到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
綜觀歷史，凡是真正做到「以人為本」的時期都國運昌盛；
而視百姓為草芥的時期都國運衰敗。

幸福的家庭都一樣，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歷史上昏君千奇百怪，但是明君卻有共同點 ─ 以人為本。
「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現在發達國家無一例外都在鼓勵生育，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還在「徠民」（吸引移民）。
加入「徠民」隊伍的國家將越來越多。

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時代背景
由於生育對家庭有回報，對國家也有利，歷代統治者都鼓勵生育，多生多育意願、多子多福觀念深入人心。
早在周代，就有「螽斯羽，詵詵兮，宜樂子孫，振振兮」，「卑爾昌而熾，卑爾壽而富」之類子孫繁昌的祝福歌謠。
統治者還採取一系列措施鼓勵生育，比如管仲提出消除社會鰥寡現象的「合獨」主張，他說：
「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
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則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
墨子反對「重喪」、「蓄私」等一些不利於生育的習俗和制度。
在這些思想家、政治家的多生意願影響下，追求多子女成了我們民族生育心理的一大特點。

為了增殖人口，發展經濟，中國古代還提倡早婚早育。
男人決定家族，父母催著兒子娶妻；

女人決定民族，政府催著女子嫁人。

《黃帝內經．素問》：
「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沖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
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
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
就是說男子 16 歲、女子 14 歲之後就具備生育能力，可以結婚。
齊恆公曾令「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
孔子主張「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
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
於此而往，則自婚矣」。

墨子說：
「昔者聖王為法曰：
丈夫年二十，不敢毋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
墨子解釋說：
「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
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
以其早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
若純三年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
即是說，如果三年生一個孩子，早婚十年，就可早育三個孩子。
但是由於好不容易將女兒培養成勞動力，父母還想女兒為家裡多做一些貢獻，父母並不希望女兒過早結婚離開家庭。
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就用法律來設置結婚上限年齡（現在的婚姻法卻是設置結婚下限年齡），防止晚婚。
從古代墓誌等資料總結，古代女子在 15~19 歲結婚為多。
古代平均壽命短，夭折率高，需要婦女平均生育六七個孩子（部分婦女生育三四個，部分婦女生育十幾個）才能防止人口減少，要珍惜生育時間，早結婚的話，孩子長大成人就是幫手（多子多福），並且要是父母過早去世，長兄如父、長嫂如母，能夠將弟妹撫養成人；

要是像現在 30 歲才結婚，一方面完不成生育六七個孩子的任務，一方面很多人在孩子未成年時就會死亡，孩子便成孤兒了。
並且早育比晚育更有利於優生。

由於古代夭折率高，瘟疫、戰亂常使得人口銳減，這種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觀念對維持中華民族人口的數量非常重要（很多古代與中華民族勢均力敵的民族已消失在歷史長河中）。

現在西方國家鼓勵生育的力度還比不上中國古代
中國古代的越王勾踐臥薪嚐膽、勵精圖治，最終雪恥滅吳的故事流傳千古。
越王勾踐是否真的臥薪嚐膽難以考證，但是古籍《國語》卻明確記載了越王為了強國而鼓勵生育，經過二十年的鼓勵生息終於滅亡吳國。
現在西方國家生育率低下，人口減少，在鼓勵生育，但其政策力度還不如 2500 年前中國古代的越國。
勾踐說：
「我聽說古代的賢明君主，四面八方的移民來歸附他就像水往低處流似的。

如今我無能力吸引移民，只能帶領男女百姓繁殖人口」。

越王勾踐「令壯者無取老妻，令老者無取壯妻」，因為這種年齡懸殊不利於生育，一方有生育能力，另外一方卻沒有，導致夫妻不育；
即便生育孩子，也不利於養育。
現在沒有哪個西方國家有這種婚姻法。

勾踐對不實行早婚者還要罪及父母：
 「女子年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
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現在日本 25% 的男人和 16% 的女人在近 40 歲的時候都還是單身，日本婦女有一半的人到 33 歲還沒有生育過孩子。

勾踐非常重視生育安全：
「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這是說，孕婦臨產時要向官府報告，官府派醫生守護，免費醫療，確保母子平安。
現在大部分西方國家還做不到生小孩免費醫療，還得靠自己繳納醫療保險費，除保險外自己還得掏錢，比如日本生孩子時保險會給 30 萬日元的補貼，但住院生孩子的平均費用為 41 萬日元，加上懷孕期 15 次的孕婦健康檢查，還有嬰兒用品和孕婦服，所有費用加起來平均為 60 萬日元。

勾踐大力獎勵生育：
「生丈夫，二壺酒，一犬；
生女子，二壺酒，一豚；

生三人，公與之母；
生二人，公與之餼。
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
就是說，生男孩，獎給兩壺酒、一條狗；
生女孩則獎勵兩壺酒、一頭豬；

倘若生了三胞胎，則國家委派專門的乳母照料；
生雙胞胎的，國家負擔其中一個的撫育費。
那些孤老、寡婦、患疾病的、貧困無依無靠的人家，官府就派人收養他們的孩子。
越王勾踐時代生育一個孩子獎勵兩壺酒和一條狗或者一隻豬（當時生產力水平低，糧食產量低，養一頭豬、一條狗不容易，就是 1980 年代初，農民家庭一年也養不了幾頭豬，能夠殺豬過年就算不錯的家庭了），這個獎勵份量相當於一個家庭至少兩個月的收入（美國 2005 年家庭中間收入為 4.6 萬美元，要達到越王勾踐的獎勵強度，得獎勵七八千美元才行，但是現在美國生育一個孩子只有 1000 美元返稅；
日本家庭收入 600 萬日元左右，但是生孩子的補貼 2006 年增加後也不到 40 萬日元）。

俄總統普京上任之初便把人口問題當作頭等大事來抓，俄政府決定將婦女每生育一個嬰兒得到的補貼提高到一萬盧布（2005 年俄羅斯人平均月工資 8244 盧布），對 18 個月以下的嬰兒每月的補貼也由 500 盧布增加到 800~1000 盧布。
據估算，僅此一項，政府每年將支出 90~100 億盧布。
儘管如此，俄羅斯青年還是不願意生孩子，因為和生養孩子高昂的花費相比，政府的補貼不過是杯水車薪。

對於生育雙胞胎的，還沒有哪個西方國家承擔一個小孩的撫養費的，對於生育三胞胎的，也沒有哪個西方國家提供免費保姆的。

漢高帝規定「民產子，復勿事二歲」，意即百姓生子，可免徭役兩年。
2002 年日本男女職工平均工資收入為 447.8 萬日元，兩年徭役意味著給國家貢獻 896 萬日元。
日本政府現行政策只給每個家庭區區 40 萬日元，要是依照漢高帝那種鼓勵政策，得給 896 萬日元，相當於節省三分之一的撫養費（日本養一個小孩從小到大要花 3000 萬日元）。
現在一個美國中產階級家庭要培養出一個大學畢業的孩子至少需要幾十萬美元，其中包括工資收入方面的損失，而政府雖然實施有利於多子女家庭的稅收政策，但這些政策所帶來的好處跟撫養孩子所需的成本相比只是杯水車薪。

西漢惠帝六年（公元前 189 年）詔令：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漢代人口稅中有一種算賦，是 15~56 歲的男女成年人交納的，每人一算，120 錢。
惠帝這個法令使 15~30 歲的未婚女子多交算賦，且達常人的五倍。
也就是說，你不出嫁，不生育，那麼應該生育的子女的人頭稅就要你來負擔。

現在西方國家雖然通過納稅懲罰「丁克」家庭和單身者，但是其力度遠遠達不到漢惠帝時候的程度。

日本政府現在贊助媒婆，相對於中國古代來說真是小巫見大巫。

西晉政府法律規定：
「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也就是說，女兒到了十七歲，父母不嫁國家包辦。
日本要是採納中國西晉的做法，大量的女光棍會被嚇死。

唐太宗貞觀元年（公元 627 年）下詔：
「其庶人男女無室家者，並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皆任其同類相求，不得抑取。
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喪達制之後、孀居服紀已除，並須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刺史縣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時，鰥寡數少，量準戶口增多，以進考第，如導勸乖方，失於配偶，準戶減少，以附殿失。」
由此可以看出，唐太宗將婚嫁情況作為考核官吏昇降的標準之一。
現在西方國家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將降低單身率作為政績考核的。

可見相對於中國古代來說，現在西方國家在鼓勵生育方面一方面氣魄不夠，另一方面還太小氣。
以西方國家目前這種不痛不癢的鼓勵措施，難怪生育率不昇反降。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國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並非偶然，也不容易，而是古代先賢們精心策劃的結果：
一方面得益於先賢們設計的生育文化，一方面也是歷代統治者苦心經營的結果。
古代皇帝是世襲制，得考慮「子孫帝王萬世之業」，需要籠絡一批深謀遠慮之士，思考國家的持續發展，並且當時人們敬天畏神，考慮問題得對得住良心，怕死後受到懲罰，因此能夠建立起可以沿用幾千年的制度。
周朝的禮儀制度、儒家學說、秦始皇的郡縣制度是確保中國在文化上和領土上保持統一的重要原因。
現在西方政府是任期制或者選舉制，並且禮崩樂壞，喪失了道義的節制，又不懼怕死後的懲罰，政府領袖只考慮自己任期內的事情，只要幾年、幾十年內不出問題就行，行事苟且，這也是日本等國生育率低迷的重要原因。

中國人口眾多，主要是生出來的，而不是同化來的。
上海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研究表明：
漢文化的擴散源於人口擴張而不是民族融合，而且在擴張中男性佔主導地位。
就是說漢族人口主要靠漢族之間的男女繁衍而來，但是也有部分漢族男人娶了少數民族女人。
這篇題為〈遺傳學證據支持漢文化的人口擴張模式〉的論文在 2004 年 9 月 16 日出版的英國《自然》雜誌上發表。

5 中國人口眾多，使得中國沒有像古羅馬那樣蠻族化，沒有像拜占庭那樣突厥化，也沒有像印度那樣雜化。
羅馬帝國被蠻族所滅，再也沒有復興過來；
中國晉代五胡亂華，但是其後隋文帝憑藉眾多的漢族人口成功地重新統一了中國。

古老的哲學往往露出年輕的微笑

以前是棉製品，後來穿的確良、尼龍衣服，但現在主流又回到改進了的棉製品衣服了。
有些人因為穿上了的確良衣服就嘲笑那些穿棉製品衣服的人土氣，有些人喝上了可樂就嘲笑喝泉水的人落後。
生育一直是神聖的，就因為前些年人口增加過快，人們就認為多生小孩是不光彩的事情。
事實上生兒育女仍然是神聖的！沒有足夠的人口，社會就會停止發展。

中國幾千年來傳統的哲學思想是非常深奧的，對幾千年形成的一些信仰不能因為短時的迷茫便全部加以拋棄。

從全社會角度看，將我們這一代人視為一個群體，下一代視為一個群體，難道「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不正確嗎？
下一代年輕人即使有些缺點，對老年人有些「不孝順」（比如說通過立法限制老年人的利益），但沒有他們的話，老年人一點養老保障也沒有。

古代婦隨夫居，只有兒子養老的制度其實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差（當然現在已經不適合了）。
古代生存條件惡劣，男人在外拚搏是很有風險的（壽命也短），要是忙外也忙裡，哪來的精力？
當時培養成本低（現在養兒如種草，養女如養花，「窮養兒子富養女」，對女兒的精力付出可能還要大），女孩十幾歲就嫁人，不繼承財產（有些還通過彩禮彌補父母的養育成本；
現在養個女兒物質成本和精神成本這麼高，女婿出得起彩禮？
出不起彩禮，那就乖乖幫忙養老吧。

因此現在女兒、女婿養老不論從感情上還是經濟上說都是合理的），女兒沒有贍養自己父母的義務，但兒媳承擔養老的義務，因為當時幾乎每個家庭都有兒有女，基本扯平。
女兒雖然不養老，但逢年過節回娘家，農忙女婿過來幫忙，親情照樣維持。
這樣反而有利於家庭關係簡單化。
有人認為古代這種制度不公平，但就像在市區公路上有 Yield（讓路）和 Stop（停）等標誌一樣，分明是兩條路駛往同一個方向，從一條路來的車偏偏要給另外一條路來的車讓路，看起來不公平，但要是不這樣的話交通事故更多。
現在社會發達了，高速公路沒有 Yield和 Stop等標誌了。

從法律上講家庭成員平等，但家畢竟不是完全公平講理的地方，今後獨生子女夫婦需要贍養兩對父母，與父母的矛盾、四個父母之間的矛盾不容忽視。

今後老年化嚴重，老年人得不到有效的社會保障，國家必然會提倡孝道，也許會立法要求選拔公務員要以孝和廉潔為先，就像過去「舉孝廉」一樣。

古代所崇尚的忠、孝、仁、義、禮、智、信，曾經遭到大力批判，現在不也是夢寐以求的目標嗎？

現在消費是關鍵，流動非常重要，商人的社會地位很高；
但是中國古代卻一直是「重農抑商」，因為當時主要問題是生產不足，生產是「本」，流動是「末」，需要「崇本抑末」，需要大量的人從事農業生產，要是商人的地位太高、收益太多，很多農民會不安心生產。
現在醫生地位高，因為生命的價值提高，而且現代醫學能夠有效地保護生命、恢復勞動力；
但古代醫生的地位並不高，因為數千年醫學沒有大的進步，平均壽命數千年只有二三十歲，醫生治不好幾個病，有些還利用迷信騙財，傾家蕩產治病的話，往往人財兩空，妨礙生產，因此必須抑制醫生的暴利，降低醫療成本。

時代在不斷變化，我們不能以現在的眼光看待古代經過數千年摸索出的制度。

人類數千年科技進步緩慢，要是大家都花費鉅大的成本用來教育（現在科技發展快，教育是當代得益的；
古代的教育是數百年、上千年後才能產生效益，比如希臘的數學到工業革命時代才轉變為生產力），對社會是很不合算的；
並且當時生產力低下，需要大量的人從事生產養活自己，不可能有太多的人脫離生產。

關於貧富差別、社會和諧，孔子提出了三個境界:「飽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不患寡而患不均」，「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現在世界各國都是走的這條路。

管子說過：
「倉廩實而知禮節。」
精神文明隨著物質文明的提昇而提昇，現在各國的實踐都證明了這一點。

看看眾多獨生子女因為「眾星捧月」效應培養出來的孤傲、狂妄、自私性格，難道「獨柴難燒、獨子難教」的古訓不正確？

現在演藝界女藝人似乎還逃不脫「老大嫁作商人婦」的宿命。

《詩經》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意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規則」。
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恰恰違背了自然規律。

中國傳統的中庸思想也非常深奧，現在的民主實踐難道不就是中庸思想的體現？

筆者參加過幾次有關生殖的國際會議，都認為母親營養過剩或者過少都不利於胎兒發育；
新生兒出生體重過重或者過輕都意味著增加今後很多疾病的發病率；
低體重、低身高的新生兒在出生後一般都會有一段趕超階段，但趕超得越快（父母很高興呀）意味著今後疾病的發病率越高。
凡事都有個度，過猶不及，人口政策也一樣。

中國中庸思想也有利於保健，中國文化主張節制、適度。
現在很多人迷信「生命在於運動」，以為運動越劇烈就越有利於身體，其實不然，運動員很少長壽。
就像一輛汽車，正常行駛能夠跑 20 萬英里，使用壽命 20 年；
要是過度用車，每天跑長途，不但跑不了 20 年，也跑不了 20 萬英里；
但要是停在家裡很少開，一些部件也會老化，不會成比例延長使用壽命。

一些學者甚至認為，動物心臟跳動的次數在出生前就是預設好的（心跳慢的動物如烏龜往往長壽），劇烈運動會透支心跳而縮短壽命，而要是不運動卻又因為肥胖等原因造成心臟脂肪堆積或者其他疾病，達不到恆定的心跳就提前去世。

古人強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實這種工作、休息方式使得人體節律與自然節律一致，是有益於保健的。

依照現在「科學」的標準，中國傳統文化和制度無疑有很多缺陷，但是這套「有缺陷」的傳統文化卻成功延續了我們民族的文明和人口，被證明是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和制度；

在古代那種生產力條件下，要是採納現在「完善」的文化和制度，那麼連人口都不可能延續下來，更別說其他的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古代人類繁衍是緊急避險，民族生存和繁衍是第一位的。

難道現在的一些文化真的就比古代的要好？
比如現在國家計生委精心培育出「丁克」、「少子」的生育文化，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可持續發展的文化。

留下的是糟粕，捨棄的是精華，還好意思嘲笑古代的生育文化？

民之眾寡為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
人力資源一直是第一資源，「人多力量大」有什麼不對？
1980 年代為了某種宣傳需要，連這個常識都被污名化了！1990 年代「減員」真的「增效」了嗎？

連人力資源都不會利用，反映的是決策水平的低下。

北宋政治家和史學家司馬光在寫給他兒子司馬康的一封家書〈訓儉示康〉中，提出「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著名論斷。
隨著經濟的發展，心理撫養能力反而是降低的，總撫養比是不斷降低的，這也是發達國家很多人不要小孩、家庭越來越小的原因之一。

中國古代早就觀察到這樣一種現象：
「才（財）丁不能兩旺」，「千年田地八百主，田是主人人是客」。
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生育率都是生活水平低的地區高於生活水平高的地區。

中國傳統文化注重家庭價值和穩定。
家庭的穩定意味著社會穩定，心理相對安全。

現在的物質水平是明顯提高了，但我們心理安全程度反而降低了。

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對於人口政策的調整很有借鑒意義。

中國落後不過兩三百年，但我們民族似乎還沒有恢復自信。

我們數千年文化的寶庫積累了寶貴的財富。
爺爺輩說出的樸素語言可能是數千年深奧哲學的濃縮（爺爺本人也說不出道理了，只是轉述），父輩讀了幾年書（尤其是經過前幾十年不正常教育的父輩），往往能自鳴得意地將爺爺駁得啞口無言，但說出的將被證明是謬論。
俗話說：
「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細細品味，不無道理。

註釋和出處：
1
嚴梅福、張宗周：
〈中國古代生育心理思想研究〉，《心理科
學》，1996 年第三期（http://www.psychcn.com/psyhistory/200402/255047606.shtml）。
2 嚴梅福、張宗周：
〈中國古代生育心理思想研究〉，《心理科
學》，1996 年第三期（http://www.psychcn.com/psyhistory/200402/255047606.shtml）。

3 張廣君：
〈百善孝為先〉，梨園文化網（http://www.liyuan.net/zhuanti/article2.php?a=view&aid=333）。
4 嚴梅福、張宗周：
〈中國古代生育心理思想研究〉，《心理科
學》，1996 年第三期（http://www.psychcn.com/psyhistory/200402/255047606.shtml）。
5 Wen B、Li H、Lu D、Song X、Zhang F、He Y、Li F、Gao Y、 Mao X、Zhang L、Qian J、Tan J、Jin J、Huang W、Deka R、Su B、Chakraborty R、Jin L：
Genetic evidence supports demic diffusion of Han culture，Nature ，2004 Sep. 16；
431（7006）：
302~5。

結構改變
近年研究全國易氏家譜（全國易氏主要分佈在湖南、江西、湖北、四川、重慶、廣東這六省市），頗有心得。
一葉知秋，從易氏家族的繁衍歷史可以看出一些人口繁衍的普遍規律。

易氏家譜保存得比較好的原因，是因為易姓人口不太多，並且從晉代直到宋代一直集中在江西西部、湖南東部這一局部地區。
南唐雄州刺史易文贇曾經編修易氏族譜，南宋狀元易祓於 1206 年在易文贇的南譜基礎上編修《易氏慶源集》，狀元王容、兵部尚書劉經等人為之作序且對《慶源集》給予很高的評價。
《慶源集》當時是一式三份，分別藏於湖南和江西，其中一份藏在江西吉水寺廟的神臟內。
四百多年來，另外兩份已經不存（當然各地支系還抄有殘篇），明朝天啟七年（1627 年）從吉水神臟內取出唯一的一份《慶源集》原件。
湖南易氏總祠歷次修譜將《慶源集》單獨用紅色字體翻印，不能改動，稱為「紅譜」。

現在全國的易氏都是戰國時期中山國的後裔。
中山國位於古易水（後裔以地為氏，姓易；
大多數易氏家譜都記載「以地為氏」，發源易水；
湖南黔陽等地家譜記載「自古有易國，後以為氏」），地處燕趙之間。

中山國前身為鮮虞國，公元前 774 年以前鮮虞國已經有相當規模，與周王室同為姬姓，為公國（一等侯國），而周圍的魏、趙等大國只是侯國。
中山王稱公，魏、趙等大國國王只能稱侯。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朝式微，周王室的一些姬姓公國如虢國、虞國等被晉國等諸侯國滅國。
鮮虞國也備受歧視，被稱為白狄（可能是因為鮮虞在易水，而古代狄、易二字通假通用），但得以倖存，在公元前 506 年改名中山國，初建都於中人（今河北唐縣粟山），立中山城為都。

戰國初，晉國曾滅中山，滅而不亡，中山武公於公元前 414 年又復興，遷於顧（今河北省定州市境內）。
公元前 406 年，魏滅中山。
公元前 380 年前後中山桓公復國，遷都於靈壽（今河北省平山縣東北）。
公元前 369 年建長城以禦趙國（1997~2002 年先後在淶源、唐縣、順平、曲陽、正定、行唐、靈壽、平山發現中山長城）。
公元前 342 年中山國君到魏國為相（上大夫），結合易氏家譜分析，該中山君為湖南、湖北多地家譜記載的易氏先祖愷公（食采易水的魏國上大夫，姬姓）。

此後，其國力達到了鼎盛時期，公元前 323 年，與趙、韓、魏、燕同時稱王，史稱「犀首立五王」，成為僅次於七雄的第八強國。

中山國方圓五百里，疆域的南界到今河北贊皇、高邑一帶；
北到淶源；
東至衡水、白洋淀；

西到太行山。
古易水是其核心區域，除東北角與燕國為鄰外，三面都和趙國毗連，好像袋鼠一樣包在趙國的東面腹部。
為了消除中山國這個「心腹之患」，趙武靈王立下了「中山吾必有之」的誓言。
《戰國策．中山》記載：
趙武靈王想要攻打中山國，派李疵去仔細察看，李疵說：
「中山可以攻打，如果君王不去攻打，恐怕就要落在諸侯後面了。」
趙武靈王說：
「為什麼？

」李疵回答說：
「中山君禮賢下士，到窮街小巷之中，車子難以通行，就取下車蓋，甚至下車去拜訪士人，像這樣，總共去了七十家。」
趙武靈王說：
「這是賢能的君王啊，怎麼可以去攻打他呢？
」李疵說：
「不對，如果任用士人，那麼，老百姓就會致力於揚名，而不存心於農耕和作戰；
如果拜訪賢者，那麼，農夫就會懶於務農，戰士就會怯於作戰。
像這樣而不亡國的，還從沒有過啊！」

於是，公元前 299 年，趙軍攻中山國，中山王逃往友邦齊國，死於齊國。
尚公繼任為中山國王，因錯用了魏義、椻長二臣，導致趙王於公元前 296 年遣軍再攻中山國，中山國就此一命而終。
它死得極其慘烈，做了拚死慘烈的抵抗，「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所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
一個歷史上很出名的中山人讓人嘲笑至今：
趙簡子（趙盾的後人）追狼，而狼向一個中山人求救，中山人頓生惻隱之心，將狼匿於袋中。
不料獲救後的惡狼，居然回頭就撲向恩人這就是著名的中山狼的故事。

這個故事其實寓意深遠，隱含著中山國滅亡的原因。
晉獻公娶鮮虞國屬國女，生公子重耳與夷吾。
因受晉獻公後面的夫人驪姬陷害，重耳和大臣趙衰被迫流亡，流亡過程中備受各國歧視。
舅族鮮虞國屬國卻給予隆重接待，重耳流亡期間在鮮虞國居住達 12 年之久，國君還送給他們兩名女子，妹妹嫁給了重耳，姐姐嫁給了趙衰（生兒子趙盾）。
趙盾在鮮虞國屬國生活到 18 歲才離開，為趙國的先祖。

中山人對晉文公重耳及趙盾父子可算是恩重如山。
但正是這個晉文公本人及其後人滅了中山國的屬國肥國、鼓國和仇猶國，並多次攻打鮮虞/中山國；
也正是這個趙盾的後人滅了中山國。

太行山下的中山國，在今人的眼裡曾經非常神秘。

眾多的中國史書，彷彿早有預謀一般，集體把這個戰國第八強國遺忘了。
1974 年，考古學家在河北省平山縣發掘了中山王陵，中山國的光芒從地下昇騰而起，驚動了全世界的考古人士。
出土了大批珍貴文物，包括世界上現存最早的一份建築設計藍圖 ─〈兆域圖〉。
大型山字型禮器，是國內發現的最古老的祭祀山川用的禮器桑封。
鐵足銅鼎上刻銘文 469 字，是國內已發現的戰國時期字數最多的一篇銘文。

出土的錯金、錯銀或錯金銀青銅器工藝精湛，造型華麗，是戰國時期藝術作品中的絕世珍寶。
出土的中山國婦女的服飾款式，就算在現在仍然不算過時（http://www.thegreatwall.com.cn/aboutgreatwall/history2/zhanguo/zhongshan/bk02.jpg）。
出土文物反映了中山國手工工業在鑄造、冶煉及加工等方面的高超技藝，反映出中山國玉工鬼斧神工的琢玉技巧。
出土文物中還包括有兩壺古酒，啟封時，酒香撲鼻。
這些都說明鮮虞/中山國文明程度甚高，文化非常發達。

中山靈壽故城遺址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評選為「中國 20 世紀 100 項考古大發現」之一。

從鮮虞國最早見於史籍至中山國被趙國所滅，歷時 478 年。
公元前 296 年趙國遷末代中山君尚公於膚施（今陝西米脂西北），一年之後絕祀。
據《戰國策》記載，中山王尚公先是逃到齊國為臣，然後被秦國扶持。

因此，末代中山王尚公與江西多地家譜記載的太原易氏始祖尚公相符，從易水到齊國為臣，後被遷放太原。

秦漢時易氏從太原紛紛南遷，其中仁福公居吳郡太倉州。
公元 222 年仁福公之孫萬年公從太倉州遷湖南瀏陽，萬年公傳三世而生易雄（公元 257~322 年）。
《晉書》和《資治通鑒》等記載：
易雄少為縣吏，自念無由自達，乃脫幘掛縣門而去。

刻苦學習軍政法律，為人正直，當上長沙郡主簿。
逢張昌作亂，「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
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
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
如此者三，賊乃捨之。

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
被推舉為孝廉，為湘州主簿，昇遷為湘州別駕（當時全國置十三部州，每州派刺史一人，別駕一人，別駕「其任居刺史之半」）。
但因為出身貧寒，受豪門排擠，晚年自覺「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
大將軍王敦背叛晉王朝，譙王司馬承（皇叔）作湘州刺史，啟用易雄為舂陵令；
易雄支持司馬承舉兵抗擊，草檄歷數王敦罪狀，移檄各地，全州響應，並帶兵堅守長沙。

322 年 6 月，王敦部將魏義攻破長沙，易雄被擒，押至武昌，英勇就義。
潘夫人聞訊，率領全族五十餘口投瀏陽樟樹潭殉節。
兩個兒子外出得以倖免。
易雄在「王馬爭天下」過程中參與挽救晉王朝（剛剛經歷了「八王之亂」），使得脆弱的東晉及時平定內亂，在南方站穩了腳跟，避免北方「五胡」侵擾東晉，也就避免了羅馬帝國的歷史在中國重演，有利於延續中華民族的人口與文明。
易雄在湖南瀏陽的墓地受到歷代朝廷封賜，《國家文物志》和《湖南通志》均有記載，屬國家保護文物，是長沙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戰國時期中國總人口兩千萬左右。
《史記》記載：
「中山地薄人眾」，中山國是千乘之國，每乘 25 人、四匹馬、一輛車，就是說中山國軍隊至少有兩萬五千人，能養如此規模的軍隊說明其總人口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並且曾經打敗過燕、趙這兩個萬乘之國，可見中山國人口佔了當時全國人口的二三十分之一。
當時的戰爭很殘酷，兩國交戰動輒戰車上千乘，戰士數萬人、數十萬人，場面動人心魄。
比如公元前 630 年，衛國被滅國後，遺民僅僅有男女 730 人，加上流亡外地的，也只有五千人。

長平之戰秦國大將白起一夜之間殺死趙國兵卒四十五萬。
後面項羽坑殺秦降兵二十餘萬。
趙奢說：
「趙以二十萬之眾攻中山，五年乃歸」，也說明中山國人口至少數十萬，這樣才能經得起趙國二十萬之眾的五年攻伐。
中山國經過趙國如此大規模的征伐，人口肯定減少不少，尤其是公元前 296 年亡國前所進行的抵抗戰非常殘酷，人口更是大大減少，但亡國時至少還有數萬人。
兩位中山王都先後來到齊國，所跟隨的易姓族人應該不少，估計濟陽堂易氏就是指這個時期的移民。

後面經過一系列戰亂，到晉朝時易氏人口應該還有不少，但只剩下從太原南遷的雄公這一支繁衍到現在（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不是易雄後裔的易氏支系），可以說是「子姓幾盡，不絕若線」。

隋朝大業年間，易雄公後代舉族從湖南瀏陽遷江西泰和。
唐朝易氏人丁興旺，在江西泰和、宜春一帶算是望族，出了一個狀元易重（大理評事諫議大夫）和九個進士（江西宜春現在還有「九聯坊」這個地名）。
但是以目前掌握的資料，在唐朝眾多易氏中似乎只有易重、易常亮（易重、易常亮為易雄第 19 世孫）、易開（也為易雄後裔）等三人（目前還不敢肯定，有待繼續收集資料）有後人相傳到現今。

易重居宜春一帶，後裔部分遷往廣東、湖南等地；
易常亮居泰和，後裔部分仍然居泰和，但大多數返遷湖南，易常亮在湖南的第 10 世孫出了一個狀元易祓（禮部尚書）；
易開後裔遷往贛北瑞昌、河南光山、信陽、商城、固始、鄂東黃岡等地。

從 戰 國 到 清 朝 初 年 ， 中 國 人 口 一 直 波 動 在1000~6000 萬之間。

宋朝的百家姓中易氏位列其上；
歷史上經查實共有 613 個狀元，易氏就出了兩個，進士也不少，還有好幾位刺史等高級官員。
這說明易氏當時佔全國人口比例遠比現在的 0.19% 要高。

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劇減，清朝初年響應康熙的「湖廣填四川」，數千湖南易氏（還有部分湖北、江西易氏）遷往四川。

這數千易氏目前在四川、重慶可能有後裔大約一百萬（至少數十萬）。

目前全國易氏有 250 萬，其中宋朝的易子彬（易雄第 30 世孫、易常亮第 12 世孫，為我們支系的祖先）的後裔可能佔了大約 30 萬（分佈在湖南、四川、重慶、貴州、湖北、雲南、廣西）。
易子彬是在南宋時從江西泰和遷到湖南黔陽的，五個兒子中四個外遷，在黔陽本地留下長子易祖英。
易祖英後裔分為九甲。

清朝初年易祖英後裔有上千人響應康熙的「湖廣填四川」遷往四川，但是大部分仍然留在黔陽。
現在黔陽本地易氏有五萬人口，但易子彬在四川、重慶、雲南、貴州、湖北等地的後代卻可能有 20 多萬，可能是因為黔陽臨近四川，並且黔陽易氏在明末已經散佈於湖南辰溪、貴州東部、湖北利川、四川秀山、酉陽等地，與黔陽本部一起構成對四川的包圍，在「湖廣填四川」中佔有比較好的地理優勢。
目前子彬公後裔在重慶、成都、南充、金堂、德陽、廣安、武勝、岳池、漢川、仁壽、內江、開江、郫縣、大足、簡陽、什邡、綿陽、安縣、南川等地廣為分佈。

從我們小支系來說，我們三甲在康熙時期有兩百個左右「加」字輩（子彬公 14 世孫），其中遷往四川的有幾十人。

留在黔陽的 14 世加字輩中，我們加枯公支系算是繁衍最快的，但現在也只有兩千人左右，而加枯公的堂兄文上公遷四川金堂縣，現在卻繁衍了兩萬多人！
同樣，湖南新化縣的易良詳也是康熙時期遷重慶合川，現在也有後裔一萬多人，可能比目前湖南新化縣所有易氏還要多。

清朝閩南遷往臺灣的家族也比留在閩南本地的族人繁衍快。
比如清朝乾隆末年福建省永定縣湖坑鄉奧杳樓下村的李崇文、李嵩文兄弟渡海遷臺，二百年左右繁衍成一萬五千餘人的大家族。

而同期福建本地人卻繁衍比較慢，平均每個人只繁衍三四個後代（中國人口從乾隆末年的近四億增加到現在的 13 億）。

四川人口快速增長早在康熙時期就開始了，比其他省份要早幾十年。
四川是天府之國，長期以來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地區之一。
南宋末年首次超過 600 萬人。

這說明四川本身土地肥沃，耕地較多，能夠容納更多人口。

明末清初戰亂後四川由於人口減少 90 % ，還有大量荒地，田多人少，清廷為了獎勵移民墾荒，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規定：
「凡地土有數年無人耕種完糧者，即係拋荒，以後如已耕熟，不許原主復問。」
並規定墾荒闢田者，放寬「起科」（納稅）的年限。
正確政策的實施，大大激發了移民墾荒的積極性。

因為有空地的存在，而政府又不允許拋荒，勞力又不夠，地主只好將土地以低租出租，人力資源成為主要資源，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程度比較低，耕者有其田，多勞者多得。
糧食有餘，可以多生育子女，沒有必要溺女嬰，並且子女體質好，夭折率低，平均壽命大大增加。
可以說四川當時是一片希望之地，難怪福建、廣東等地都有很多人千里迢迢、背井離鄉奔赴四川。
清雍正時期，四川已駸駸乎成了全國最大的餘糧地區，「於是川米貫於東西，視楚米尤多」，遂使「東南各省均賴其利」。
四川人口增長快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四川是最早推廣玉米的省份，以至於玉米被稱為蜀黍。

在全國人口停止增長後，四川人口還一直快速增長。
並且從清朝初年直到清朝末年，四川一直相對遠離動亂中心，人口因戰爭減少相對較少。
清嘉慶十七年（1812年）四川人口達到 2000 萬，到 1912 年四川人口增至 4800 萬人。
而全國人口在 1812 年 3.6 億，到 1901 年仍然只有 4.2 億。

1911 年人口降為 3.4 億。
就是說從 1812 年到 1912 年四川人口增加 2.4 倍，全國人口卻反而有所減少。
這一昇一降，四川人口的比例就顯著上昇，四川易氏佔全國易氏的比例也顯著上昇。

在四川易氏人口穩步增長的同時，湖北、江西、湖南的一些易氏居住地卻歷經戰亂。

比如黃岡、麻城、大梧、紅安等地是「黃麻起義」的策源地，光是紅安就獻出了 14 萬兒女的生命；
泰和、吉安、興國等地也是戰亂地帶，比如興國縣 23 萬人，參軍參戰的就達八萬多人，數萬烈士。
另外湖南瀏陽、江西萍鄉是秋收起義的地方，井崗山是革命根據地。
這些地方都是易氏集居地。

現在易姓人口佔全國 0.19%，而過去的比例更高，那麼歷代都有數萬、上十萬易氏。
但是從上面的記載可以看出，晉朝時的眾多易氏中只有易雄有後裔繁衍到現在，其他的人（很多政治地位比易雄要高）在這一千多年間相繼滅絕；
唐宋時期只有少數人有後裔相傳到現在。
清朝初年全國數萬易氏現在的後裔只比遷往四川的數千易氏後裔稍微多一點。

查閱家譜發現，目前易氏人口中，輩分相差十幾代，黔陽易氏從南宋的子彬公以來才六百多年，但現在就有 11 個輩分並存（繁衍不均勻，其他姓氏也有同樣情況），易雄第 53 代孫「賢」字輩是輩分正態分佈的峰值輩分，易雄傳到現在的 53 代「賢」字輩，平均 32.9 年一代。
既然在古代一般是不到 20 歲就結婚，那麼為什麼每代相差 33 歲左右？
原因是當時夭折率高，雖然 20 歲左右開始生孩子，但是可能頭幾胎都夭折，或者頭幾胎都是女兒，並且這一代是家族中的長房，下一代就不一定是家族中的長孫。
平均間隔短的不一定表示繁衍的人口多（可能還相反）。

這種現象在其他姓氏也存在，比如安徽績溪胡氏始遷祖胡焱是東晉時期人，距今一千七百年左右，繁衍到當今 48 世胡錦濤主席這一代「錦」字輩，平均 34.9 年一代；
從孔子到現在最小的 82 代孫，平均 31.5 年一代，從孔子到現在人口正態高峰 77 代孫，平均 33.6 年一代；
仲氏家族始祖是孔子的學生仲子（子路），生於公元前 542 年，仲大軍先生為仲子 75 代孫，每代平均間隔時間 33.7 年。
可見古代平均是以 32~35 年才繁衍一代。
但幾千年來，平均壽命只有二三十歲左右。

意味著大多數人在未生育前就死去。
有人一夫多妻，很多人卻終生未娶。
家族中同輩分的人只有少數有後裔相傳，很多家族甚至滅絕。

查閱家譜還發現，一些支系由明末或清初的一個祖先繁衍到清朝中期數百人，而且在區域沒有發生大規模戰亂和瘟疫的情況下，到現在竟然沒有一個後人。

中國歷史上多次因為戰爭和瘟疫導致人口損失高達 70 % 以上，人口多次從五六千萬下降到一千萬左右。
其他國家也一樣，比如 1618~1648 年的歐洲 30 年戰爭加上黑死病，歐洲人口減少一半。
中國有聚族而居的傳統，互相照應，平常情況下有利於家族的繁衍，但戰爭和瘟疫也可以將一個經過數百年繁衍上千人的家族短時間就滅絕。
從湖北黃岡譜上看，元末陳壽輝、陳友諒在浠水起義，人口驟減，鄂東易氏僅留天文、天祺二公，明朝後期，才發展為 43 個「玉」字輩；
且亂及鄂贛蘇浙，易氏族居地都受影響，湘未受害，這可能是後來易氏名人多湘人的原因。

而遠離戰亂地帶家族的人口卻能夠穩步增長，湖南黔陽易氏之所以繁衍比較快，可能是黔陽易氏居地太平里偏處湖南西部一隅，為兩府三縣交界處，幾乎獨佔方圓八十里，相對遠離動亂中心，有利於休養生息；
另外民俗尚武，能將戰亂阻擋於境外（抗日戰爭時期，黔陽易氏參與領導的地方武裝雪峰部隊曾立下汗馬功勞）。
左宗棠（筆者曾祖堂兄易孔昭為左宗棠部將，二品頂戴，為收復新疆、平定西北做出了很大貢獻）給黔陽易氏家譜作傳說：
「易姓在楚，推望族，黔陽尤大。
代有積學勵行之士，輩出其間。」


要是將易氏人口看成全國各民族，將個人看成一個民族的話，那麼晉朝的時候數萬民族中只有易雄這一個民族繁衍下來；
唐朝數萬民族中似乎只有易重、易常亮、易開等三個民族繁衍下來；
宋朝易子彬民族只佔十萬分之一人口，但現在卻可能佔八分之一人口。
可見人口繁衍是小概率事件，不是平均繁衍。

《史記》和《漢書》記載：
有一次，當時還是太子的漢景帝劉啟宣召自己的妾程姬入侍，程姬卻「有所避」，身上不便，為了應付恩寵，將自己的侍婢唐兒裝扮起來，頂替自己上了漢景帝的床。
唐兒卻因此懷了孕，生下兒子劉發。
一百多年後，正是劉發的後裔改變了漢朝的歷史。
王莽篡位後，領導起義軍打敗王莽的漢更始帝劉玄、劉縯、漢光武帝劉秀（其時都已淪為平民）都是劉發的後裔。
就是說人口繁衍的小概率事件改變了漢朝歷史，否則就不會有東漢兩百年歷史。

小事件，大歷史。

劉姓在漢朝之前並不算大姓，現在已經是全國第四大姓。
為劉姓繁衍做出貢獻最大的不是漢朝皇族直系（直系經常無後，靠過繼堂兄弟的兒子延續皇權），而是兩個側系，貢獻最大的要算劉肥，劉肥是劉邦長子（不是元配所出），被過繼給劉邦的哥哥劉伯為嗣，封為齊王，有很多王妃，生了幾十個兒子，是劉姓現在第一大支系。
其次要算中山靖王劉勝，《漢書》記載：
劉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是中國歷史上生育最多的人），繁衍成劉姓大支系，三國時的劉備是其後裔。

既然歷代都有至少數萬易氏，那麼為什麼現在的易氏都是一千七百多年前晉朝易雄的後裔？
是不是牽附為易雄後代？
其實從邏輯上看現在兩百多萬人口為易雄後裔是可信的（當然還有待遺傳學證實）。
並且相對於其他易氏歷史名人來說，易雄並不算很高的級別，歷史上很多易姓名人都沒有後人了。

很多家族文化水平不高，只記載易雄為縣吏或縣令（要是牽附的話，總不至於牽附一個縣吏），其實《晉書》和《資治通鑒》記載易雄曾舉孝廉、別駕（當時別駕官職很高，全國只有 13 州，別駕僅次於州刺史；
但是後來別駕這個官職越來越低，清朝時候別駕指府、州所設的通判，因此易氏後人還以為易雄最高官職只是縣令），晚年謝職還鄉之後平王敦叛亂的時候才被皇叔司馬承臨時啟用為縣令，但是仍然負責全州軍事。

如果說易雄和易重畢竟還算是個名人的話，那麼現在易氏最大支系亮公支系的祖先易亮只是普通人，有大約三十萬後裔的南宋易子彬也不算真正的名人。

現在全國易氏共有 250 萬左右，要是易氏繁衍情況與全國一致的話（全國人口從數千萬增加到 13 億），那麼在清朝初年易氏只有六萬人左右（那麼男丁只有三萬左右）。
這一千四百多年共繁衍 44 代左右，每一代平均存活 1.27 個兒子（同輩中有人生育六七個兒子的同時，更多的人絕後；
很多支系都經常處於滅絕的邊緣，戰戰兢兢地繁衍下來了），繁衍速度並不算快。

中國從春秋戰國時期到清朝初年，人口一直只有數千萬。

假如一個家族人口沒有波動，一直維持原來的數量，平均繁衍，每個夫婦都生育兩個孩子（出生性別比為1比1），那麼四分之一生育兩個女兒，四分之一生育兩個兒子，四分之二生育一兒一女。

得出一個迭代公式：

如：
某男傳到第 n 代的概率為 M
則：
某男傳到第 n＋1 代的概率為 M－M × M/4

M1＝1
M2＝M1－M1 × M1/4＝3/4
M3＝M2－M2 × M2/4＝39/64
M4＝M3－M3 × M3/4＝8463/16384
M5＝M4－M4 × M4/4

就是說，第二代就有四分之一的沒有男性後裔；
到第三代的時候，原來的家族第一代人中 39.06%（1－39/64＝39.06%）沒有男性後裔；
到第四代的時候，原來的家族中第一代人中 48.3%（1－8463/16384＝48.3%）沒有後裔相傳。
假如易氏一直是十萬男丁的話，以這種繁衍速度，傳三代之後雖然總男丁仍然還有十萬人，但是第一代男丁中已經有差不多一半斷了香火，這十萬男丁是 5.2 萬祖先的後裔。
要是一直以這種均勻的速度繁衍下去，繁衍 34 代左右（一千年左右）只有 10 % 的人有男性後裔，依照大數定律，以後很難再絕後。

但事實上在古代不可能平均繁衍。

假如一個家族（光計算男丁）每十個人中有一個人生育四個兒子，一個生育三個兒子，兩個生育兩個兒子，三個生育一個兒子，三個沒有兒子，就是說第一代增加 1.4 倍，第二代 1.4 倍，第三代 1.96 倍，第四代的時候增加到 2.744 倍；
但是到第五代的時候又驟然成比例減少到第一代的數量，然後又是以上述 1.4 倍的增加率增加；
然後增加到 2.744 倍的時候再重複（因為中國平均一百多年人口驟減一次）。

在這種概率下，一個男人成功傳播 N 代的概率：
3/10 × 0＋3/10 × [1－(1－M)]＋2/10 [1－(1－M)(1－M)]＋1/10[1－(1－M)(1－M)(1－M)]＋1/10 [1－(1－M)(1－M)(1－M)](1－M)
第一代 M1 ＝ 1 代入 M2＝3/10 × 0＋3/10 × [1－(1－1)]＋2/10 [1－(1－1)(1－1)]＋1/10 [1－(1－1)(1－1)(1－1)]＋1/10 [1－(1－1)(1－1)(1－1)(1－1)]＝0.7
M3＝0.58849
M4＝0.5328
M5＝0.1942（第五代驟減）就是說傳到第二代（兒子輩），第一代男丁中有 30 % 沒有男性後裔；

傳到第三代（孫子輩），第一代男丁中有 41.1%的人沒有男性後裔；
傳到第四代，第一代男丁中有 46.7 % 的人沒有男性後裔；
傳到第五代（驟減的一代），第一代男丁中有 80.6% 的人沒有男性後裔。
依照這種繁衍模式，經過四代之後，雖然家族總人口仍然為十萬，但第一代的十萬人中，只有 19.4 % 的人還延續香火，就是說這十萬男丁中都是當初1.9 萬人的後裔（其他八萬多人絕後了）。

這還只是理想情況下的推測。
現實情況還要複雜，比如，有人十幾個兒子成活，而很多人單身或者一代之後就絕後。
古代家族聚集在一起，瘟疫、戰亂可以將一個繁衍數百年的家族短時間就滅絕。
90% 的姓氏和無數民族就這樣滅絕了。

而沒有戰亂、瘟疫、人口稀少、又適合生存的地方（比如中國清朝的四川、臺灣、美洲）的家族人口卻繁衍很快。
從全世界來說，人口繁衍也很不均勻，比如 500 年前英國人口只有 400 萬，而法國人口卻有 2000 萬；
但是現在英國後裔超過 2.15 億，而法國後裔只有六七千萬。
當年遷往美洲和大洋洲的英國人的繁衍速度遠遠快於留在英國本土的人。
當時的美洲之於英國就像四川之於湖廣省，就像臺灣之於漳州。

蘇聯加盟共和國中，從 1926~2000 年俄羅斯人口只增加1.6 倍，但是塔吉克斯坦等穆斯林地區的人口卻增加六倍。

中國歷代強調「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其實是為了可持續發展，每個人都應該盡到責任。
即便如此，絕大多數人仍然沒有後裔相傳。

要是沒有易尚、易雄，戰國第八強國中山國就像其他一些國家一樣滅絕了。
天不絕中山，天不絕易，中山國的後裔，至今已繁衍成人才輩出、擁有兩百多萬人口的大族。

易氏繁衍情況如此，全國也一樣。
我們來自五千年前的炎黃部落的傳說有可信的成分（Y 染色體遺傳學分析也似乎證實這一點）。

人口繁衍一直是人類最重要的事情，各民族都成功建立起各自的生育文化（沒有成功建立生育文化的民族都已滅絕）。

五千年前的炎黃時期有很多民族，但是絕大多數都滅絕了，要是炎黃子孫沒有頑強的生育文化，中華民族也早就滅絕了。
這些生育文化其實是中華「家文化」的根基，而「家文化」又是中華文明的核心。
這些生育文化意義非常深刻：
對民族和家族來說，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是最為重要的（繁衍下去是第一位的）。

前面用男丁計算概率是基於歷史傳統，並非重男輕女，如果用女性計算結果相同。
現在國家提出的「可持續發展」不就是國家和民族意義的傳香火嗎？
家族的香火傳不下去，難道國家和民族的香火傳得下去？

俗語說得好：
「千棺從門出，其家好興旺。
子存父先死，孫在祖乃喪。」
言下之意就是死得多，生得也多；
儘管成千的棺材從門內抬出，但是大門之內卻有成萬的嬰兒在啼哭，薪火相傳，永續發展。

但是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卻使得一些家族出現「倒絕」（古代歷史上視之為最可怕的事情）：
沒有孫輩（出生嬰兒大約有 5.4% 的人在 25 歲之前死亡，以及不孕、丁克家庭比例增加）。

猶太民族在兩千多年前就是一個輝煌的大民族，但是現在佔全球人口比例很小，面臨滅絕的危險。
一個不注重民族人口的可持續發展的民族，最多只能算是小聰明。

可見人口政策和生育文化（中華生育文化被打擊最為嚴重，中華文化圈的生育率都低）稍有不慎，可能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前途。
獨生子女政策（政策生育率 1.38；
現實政策生育率只有 1.175）使得我們下一代相對於我們這一代幾乎減半，而其他民族卻在增加。
不要幾代人就完全可以使得數千年的世界最大民族變為一個小民族。

19.1 對性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個文明的水平
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兩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產，二是物質再生產。
社會和諧的最高境界是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和諧，而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是否和諧又取決於對性的控制程度。
對性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個文明的水平。

《孟子》曰：
「食、色，性也。」
食，是個人的生存所必需的；
人的壽命有限，需要通過生殖作用使得世代更替，兩性關係是人類社會得以生存的大事。
性器官是生殖的專門器官，性行為是動物最基本的本能，具有繁衍（工具）和享受（玩具）兩重性。
從造物主的安排來看，繁衍是第一位的，「玩」是為了增加繁衍的積極性，是一種獎賞（古代宗教將手淫視為邪惡，並施行割禮，就是要確保性行為的「工具」地位）。

從十幾歲開始人有生殖能力的時候才有性慾；
懷孕和哺乳期因為專注於繁衍後代，性慾降低。

但是性衝動是人類最難以克服的原始慾望之一，對性的管理不當，不但威脅生育大事，而且對社會道德的威脅性最大。
孔子就說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世界上的很多壞事都是淫開頭的，中國古代「萬惡淫為首」這句話對於性慾的恐懼就已經表達得十分明白。
而中世紀歐洲的基督教對性的恐懼就像對死亡的恐懼一樣。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說：
「天主教教會之所以禁止通姦和離婚，就是因為他們確信，對付通姦和離婚就像對付死亡一樣，是沒有任何藥物可以救治的。」
因此各種文明都對性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
對性進行規範，是文明產生的第一個標記，而性混亂則是文明崩潰的第一個跡象。

「性」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人性的一部分，「性」其實是活力的表現，「性」活躍的年齡也是一個人創造力最活躍的時段。
對性過於放縱，是很多文明覆滅的原因，比如羅馬帝國的滅亡就是因為淫亂導致生育率降低、人口減少，巴比倫亡國也與淫亂有關，中國晉代的淫亂間接引發了「五胡亂華」，現在西方國家的「性解放」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和超低生育率；
但對性過於壓制，同時也壓制了人性，導致社會發展緩慢，比如歐洲的中世紀和中國的明清。
凡事都有個度，過猶不及。

筆者提出「女人決定民族」的觀點，遭到一些人的反對。
但話糙理不糙，歷史可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文雅。
遺傳學證據已經證明筆者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
古代征服一個民族，俘獲女人作為戰利品。
在和平的時期，兩個地區文明發展不平衡的時候，婚姻往往是單向的，婚姻的流向體現文明的高低。

發達地區的男人容易娶落後地區的女人，落後地區的男人卻很難娶到發達地區的女人。
由於女人是生育的主體，而男人又是文化的主體（孩子在男人的家裡成大，接受父系文化薰陶），結果導致落後文明的男人娶不到老婆，從而使得民族人口不斷減少，甚至消亡。
筆者研究過一些家族的繁衍史，一些落後山區家族的滅絕就是因為女人外嫁山外而男人卻不能從山外娶妻回來。

因此，一個民族對本族女人外嫁非常敏感（而對於第二代移民孩子與外族通婚卻不敏感，因為孩子們是在同一文明體系中長大，不體現文明優劣，也沒有文明衝突）。

上海復旦大學的文波、金力等通過系統地分析漢族群體的 Y 染色體（父系標記）和線粒體 DNA（母系標記）多態性，研究結果表明：
漢族人口擴張中男性佔主導地位，就是說有部分漢族男人娶了少
1數民族女人，導致少數民族本身繁衍率低下。

中國傳統家庭模式體現了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和諧

相對來說，中國古代對性控制的度掌握得比較好。
即使在有「髒唐濫漢」之稱的唐朝和漢朝，中國的性開放程度也遠遠達不到羅馬帝國那種淫亂的程度；
而在「存天理，滅人欲」的宋明理學興起之後，中國禁慾又遠遠達不到歐洲中世紀的程度。
原因是中國早在西周就制定了一套完善的禮教文化，核心是家文化，通過婚姻制度將性控制在禮教之內，控制在家庭之內。

中國古代哲人認為，人的慾望是人的合理要求，是人的本性，只不過要做到節制就可以了。
荀子說：
「性者，天之就也；
情者，性之質也；
慾者，情之應也。」
儒家提出適當節慾（而不是禁慾）的思想，《禮記．曲禮》：
「欲不可從（縱），樂不可極。」
孔子說：
「君子好色而不淫。」
荀子提出「中理」這一標準，即人的慾望和行動要符合社會的道德規範。

男主外、女主內的婚姻家庭模式其實是中國數千年摸索出來的社會分工。
中國古代除了少數特權階層可以納妾外，普通老百姓基本是一夫一妻制，匹夫匹婦，《易經．家人卦》所說「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亦即《禮記》所說「男不主內，女不主外」。

此乃分工合作之意，本來沒有平等不平等的意思。
筆者研究一些家譜，發現古代對母親的孝道似乎比父親更重要，祭祀規格、墳墓的風水選擇似乎更高於父親。
古代文學作品中「上有八十歲老母」（而不是八十歲的老父）可以抵消一些罪過或者豁免一些責任。
宋明理學興起之後的元明清三代，歧視婦女、摧殘婦女的現象才比較普遍，包括婦女裹小腳大範圍流行（裹小腳現象雖然很早就有，但是沒有大範圍流行；
古代裹小腳是歧視婦女，那麼現在強制安置避孕環、強制結紮輸卵管就不算歧視婦女了？

）。
中國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其實就體現了男女在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方面的分工。

「大婚，萬世之嗣也」（《禮記．哀公問》），西周開始的中國古代婚姻法中，將婚姻視為人生最為神聖的事情，結婚程序遵循嚴格的「六禮」：
納采（求婚）、問名（探女方情況）、納吉（通過雙方八字的測算，得到好兆頭）、納徵（正式訂婚）、請期（雙方商定成親日期）、親迎（成親）。
南宋之後濃縮成三禮：
納采、納徵、親迎。

並且成親的時候還要拜天地（因為男女結合是天作之合），拜父母（感謝父母養育之恩），夫妻互拜（意味著夫妻結為利益共同體）。
成親之後，還要廟見，就是女方由男方陪同去拜見男方的祖先，向祖宗報個到，算是男方家族的人了。
從道德層面看，古代很早就主張婦女應該「從一而終」。
「從一而終」其實有多重積極意義：

1、由於家庭是物質再生產的基本單位，「從一而終」其實是很好地保護了婦女利益的，家庭的財產是夫婦共同創造的，不能隨便將妻子掃地出門。

2、婚姻的目的之一是「合二姓之好」，一旦離婚就是「結二姓之怨」。

3、男女結合是天作之合，不能違抗天命（即便是夫妻感情不合，那也是因為前世結怨，認命而已），只好婚內戀愛，培養感情。

4、依存於物質再生產的人口再生產才是有效的，夫妻雙方同心協力撫養小孩。

單親家庭不利於撫養小孩（現在西方國家的單親家庭也同樣不利於撫養小孩，很多陷入貧困）。
要是離婚的話，繼父、繼母對小孩的態度就有可能不一樣。

5、生育時間是有限的，離婚意味著浪費生育時間。

因此在古代離婚是一件很鄭重、很嚴肅的事情，不能隨隨便便。
男子可以離婚休妻的七項條件（「七出」）：
不孝順父母、無子（還得等到 50 歲過了生育年齡之後）、淫、妒、惡疾（麻風等傳染病）、多言、盜竊。
前兩項涉及到孝，第三項就是對性的限制。
古代社會還為「七出」設定了限制條件，叫做「三不去」：
有所娶無所歸（離婚後無處可去）、與更三年喪（妻子陪同丈夫給公婆服過三年重孝）、前貧賤後富貴。
也就是說，雖然女方犯了「七出」之條，但是有這三種法定情況之一，男方也不能提出離婚。

但是屬於「淫」和「惡疾」的不適用「三不去」。
「惡疾」是因為傳染病威脅家族的生存（非典期間也要隔離，道理一個樣）；
「淫」是因為敗壞家風，可見古代對「淫」的處罰非常重。

但是從制度上看，中國古代不曾禁止過婦女再婚。

早在唐朝，法律中就有「和離」制度，指男女雙方自願離異：
「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
而歐洲整個中世紀都禁止離婚。

中國古代一方面嚴格限制婚外的「淫」，一方面又鼓勵夫妻之間的正常性生活，使得性得到滿足。
孔子曰：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孟子曰：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也就是男女都能適時締結婚姻，內無大齡未嫁的怨女，外無大齡未婚的曠夫，老百姓都能過上正常的夫妻生活。
《禮記．內則》還規定：
「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
就是說妻子在 50 歲之前，丈夫有滿足妻子性生活的義務，五天必須進行一次性生活，一方面是為了繁衍人口，一方面是為了調和陰陽（防止性飢渴）。

從古今結婚年齡的差別看現代的低生育率

中國古代認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人之大倫」，需要及時將「性」管理起來，使得「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中國古代總結出女子生育發展的七七四十九歲週期。
女子 7 歲時「性」發育就開始了；
14 歲則內外生殖器的發育已趨成熟，開始有月經，初具排卵受精的能力；

21 歲時生殖器及功能已經全面成熟；
28 歲時身體及性生殖、性慾等方面正處於壯盛之年；
進入 35 歲時其容顏開始衰減，生殖能力變弱；
42 歲時青春已去，生殖能力銳減；
49 歲則內外生殖器萎縮、月經閉絕，基本不能再有孕育。

在古代農業社會的生產力模式下，男子 20 歲、女子 17 歲已經接近人生中物質再生產能力的鼎盛時期，具備養家餬口的能力，而這個時候生殖能力也接近最佳，無論從物質再生產還是人口再生產角度看，這個年齡結婚都是比較理想的，並且及時將性限制在夫妻之間，防止「怨女」、「曠夫」現象，既發揮了性的功能，又防止了性的副作用。
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是協調的，「性」的「工具」和「玩具」兩重性是協調的。
子女結婚的時候，啟動整個家庭保障（family security）系統（父母、兄弟、姐妹、姑、姨、舅、叔、伯等一起幫忙），幫助他們建立家庭。

工業化使得人們不得不推遲婚齡，男大不婚，女大不嫁。
由於傳統的家庭經濟解體，生產模式改變，使得教育週期延長，教育結束後也得從產業鏈的底層幹起，才能掌握謀生的技能、積累結婚所需要的經濟基礎（而現在成家的成本很高，人口結構又引起家庭保障系統脆弱，小孩成家全靠自己和父母）。
而現在物質水平的提高又導致性早熟。
結果導致他們的生育能力有十多年時間（整個生育黃金時間）處於閒置狀態，而這段時間又是性慾最強的時間。
人口再生產的能力與物質再生產的能力不同步。

有生育能力的時候沒有生育條件，而有生育條件的時候生育能力已經急劇降低。

就像生孩子一樣，正常孕期是 40 週，過早出生和過晚出生都不好。
超過 42 週就是過期產，胎盤老化，不能保障胎兒的營養供應，可能發生缺氧和其他一些嚴重情況，這個時候再不出生就會影響孩子一生的健康，醫生就需要採取措施，催產或者剖腹產。

女孩 20 歲左右結婚就相當於 40 週孕期，25 歲就相當於42 週「過期產」。
現在還有一大批女孩到 25 歲、甚至 30 歲都還沒有結婚，政府就應該採取措施「催產」。
應該「貸款」（比如降低養育成本）讓他們提前（比如大學一畢業就具備成家條件）完成人口再生產，然後再通過納稅「償還貸款」，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這麼做。
國家還在坐視「過期產」而不作為，生育率怎麼可能提高？
生孩子是女人的天性，即使在古代婦女被「壓迫」的時代，生孩子的權利也還有。

現在婦女被「解放」出來了，但卻被「解放」進了一個無形的枷鎖，才出狼窩又入虎穴。
難怪有人質疑：
連個孩子也不敢生能叫婦女解放嗎？

女人單身、晚婚、不生育，與其說是灑脫，不如說是無奈。

古代即便有「怨女」，「曠夫」，但是也是一個在外（曠夫），一個在內（怨女），不在一起，出問題的機會不多。
現在怨女、曠夫比比皆是，並且大量的「怨女」和「曠夫」都在外，乾柴烈火碰到一起，不出問題才怪。

古代需要生育六七個孩子才能維持種族延續，現在由於孩子存活率增高，維持世代更替只需要每個婦女生育 2.1 個孩子，而壽命在延長，在幾十年的兩性行為中，性行為的享受功能躍居第一（性行為的成本降低，利潤增加；
雖然利潤在增加，但是不應該出現「無本買賣」的）。

尤其是在現代社會福利制度之下，繁衍後代已經與自己的利益脫 鉤 （無本買賣），越來越多的人們貪圖性行為的歡悅而不承擔繁衍的責任。
這些避孕的主觀動力加上避孕的客觀條件的改善，使得生育率下降。

就是說，生育能力在婚前長期閒置，婚後也不能得到充分利用，這就導致性的工具（生育）的主功能淡化，玩具（歡愉）的副功能得以強化。
為性解放提供了生理學和社會學基礎。

從現在各國生育率下降看「萬惡淫為首」
20 世紀由於青霉素等抗生素醫治一些性病取得了特殊療效，激素類避孕藥的出現，乳膠避孕套質量的提高，消除和減輕了人們對婚前和婚外性行為引起性病和懷孕的顧慮。
西方國家掀起了「性解放」風潮，最初是反對性別歧視，爭取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社會地位和政治經濟權利的女權運動，同時要求改變某些宗教派別（例如天主教）禁止離婚的戒律，主張婚姻自由。
此後，從這些合理要求逐漸演變為對宗教性道德的全面否定，並宣佈上帝已經死亡，認為性交是人人都應有的與生俱來的自由權利，性行為是個人私事，只要雙方自願就可以發生兩性關係。

性自由者反對一切性約束，主張性愛和情愛分離，性和婚姻分離。
一些極端的性自由者不僅主張娼妓合法化、同性戀合法化，甚至認為亂倫也不應受到指責，更不應受到法律制裁。
性解放使西方社會離婚率激增，大量家庭解體，並使得性病、甚至愛滋病流行，並間接地滋生出盜竊、搶劫、暴力、吸毒、販毒以至黑社會，社會治安惡化，生育率下降（西方國家生育率在 1960、1970 年代不斷下滑）。

性解放人士將權利和義務分割，只看到人的性交的自由權利，卻不知道性行為的首要任務是繁衍人口。

他們一方面享受人口眾多導致的物質繁榮，享受別人養育的孩子提供的養老金，一方面卻又不承擔繁衍人口的社會義務。
性開放論者正在製造最殘酷的經濟壓迫，卻聲稱自己是進步的，反對他們的人是封建落後。
西方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不過 70 年的歷史，現在面臨崩潰的危險。
一旦社保崩潰，必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將養孩子與個人利益掛鉤，那時候性解放論者還會像現在這樣猖狂？

人性的解放應該是全方位的，應該包括人的潛力全面、合理、協調地解放。
比如光「解放」了消化系統，而沒有「解放」代謝系統，那麼就會引起肥胖；
光是「解放」了生殖器的性享受功能，沒有「解放」生育功能，就必將引起低生育率和一些疾病。
因此「解放」是應該有度的，這就是古人所強調的「樂不可極，極樂成哀；
慾不可縱，縱慾成災」。

不可能有絕對的自由，人不能得到隨心所欲的「解放」，社會需要秩序，需要用道德、倫理、法律對個人行為進行適度限制。
道德、倫理的形成是數千年經驗教訓的總結，是經過歷史檢驗的，雖然隨著環境的改變，過去一些限制需要改變，但是只能是逐步微調，不能因為暫時的無知而廢棄數千年形成的整套道德倫理。

同性戀者辯解說他們也可以收養小孩，但是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個孩子才能維持社會持續發展，到哪裡去收養三個孩子？

每個女人有生育三個（至少兩個）孩子的義務，一對女同性戀者就算人工授精懷孕，她們能夠生育 4~6 個孩子？
同性戀家庭本身對孩子的成長也不利。

不少同性戀文學作品感人至深，貪官包二奶也可以寫出感人的愛情故事。
同性戀、性解放已經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是需要加以限制的。

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的感情即便再感人，也必須加以唾棄，至少不能加以鼓勵。

現在某些同性戀「文化」倡導者大肆侮辱主流生育觀念，打亂男女平衡這一人類內在平衡，貶低生育價值，剝奪了性愛所附麗的生育本身的價值，是社會大亂之徵。

生兒育女是人類幾千年的主流思想，脫離這個主流思想的民族都已經滅絕了。

思想可以多樣化，但不能脫離生兒育女的思想。
性解放者宣稱性行為是個人人權，但是人權不能損害社會公權（繁衍人口是最大的公權）。
性解放所導致的性病（包括愛滋病）流行，也威脅到社會的公權。
中國 2006 年愛滋病患者人數上昇了 30 % ，吸毒和性是主要的傳播途徑，男同性戀人群愛滋病感染率在 1~4%。
暗娼中的愛滋病毒感染率從 1996 年的 0.02% 上昇到 2005 年的 1.0%。

瑞士 2005 年所有感染愛滋病的男性中，49 % 屬於同性戀人群。
瑞士聯邦衛生局預測，2006 年同性戀感染愛滋病人數還會大增。
並不只有瑞士出現這種情況，在大多數西方國家也呈現同樣的發展趨勢。

說嚴重點，縱容性解放就是慫恿一個民族慢性自殺。

性解放是目前很多國家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1、養育孩子是非常辛苦的。
貪圖快樂到了性解放和吸毒的地步，她們/他們還願意養育三個孩子？
還有什麼社會和家庭責任感？

2、增加離婚率，降低結婚率，導致無數家庭解體。

3、破壞生育器官：
性病、墮胎、不育不孕。

發達國家不孕不育症的發生率高達 15~20%，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生殖器感染。

性病對生育的影響：

1、性病引起男性不育：
性病可以引起男性前列腺炎、附睾炎、輸精管炎和精囊炎，這些部位的炎症會影響精子的貯存、存活及輸出。
婚前豪情萬丈，婚後精囊空空，結果造成男性不育。

如支原體可以使三分之一男患者出現精子含量低，異常精子數增多，活動力下降，以及黏滯度異常；
淋病可引起男性的前列腺、附睾、睾丸發炎，因此造成不育。
此外，生殖道炎症還可通過免疫反應使得精子表面包裹上一層抗精子抗體，妨礙精子與卵子的結合，這樣的精子即使與卵細胞結合，也會影響發育中的胚胎甚至導致胚胎死亡和流產。

2、性病引起女性不孕：
性病引起的陰道炎、子宮頸炎、宮頸黏液功能異常、宮腔黏連症、子宮內膜炎、輸卵管炎、輸卵管阻塞及盆腔腹膜炎是造成女性不孕的首要原因。

妓女不孕症發病率遠遠比普通人高。
此外，尚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免疫因素導致不孕 ─ 妓女的抗精子抗體陽性率高。
一方面是因為妓女的性交活動頻繁，易致生殖道損傷或感染，從而易吸收精子抗原而產生強烈的免疫反應。
另一方面是妓女接客多人，其精子來源複雜，並多為異族、異種、異血型的男性，因而這些混雜的精液常易致敏，產生一定數量的抗精子抗體。
「性解放」以性為兒戲，而致性混亂、性放縱，在某種意義上與妓女沒有什麼區別，增加不孕的風險。

3、除引起不孕外，妊娠期病毒性宮內感染可經胎盤垂直傳染，引起胎兒畸形、流產、早產以及產後發育障礙。
支原體也可引起胎兒宮內感染、流產等不良後果。

墮胎引起不孕：


1、輸卵管炎症阻塞：
由於受術者有較重的宮頸炎或手術時消毒不嚴，可將細菌帶入宮腔，從而引起輸卵管炎症，造成輸卵管阻塞，阻礙卵子和精子相遇受精。

2、宮頸和宮腔黏連：
在人工流產過程中，由於吸宮或刮宮過度，損傷了子宮頸管和子宮內膜，隨後引起宮頸黏連阻塞或宮腔黏連縮小，這樣精子就不能通過子宮頸管進入宮腔，或使受精卵不能著床和發育。

3、閉經：
在過度吸宮或刮宮時，將子宮內膜基底層吸淨，或用刮匙過度搔刮將子宮內膜基底層刮掉，使子宮內膜不能再生，造成長期閉經，導致受精卵沒有著床之處。

4、子宮內膜異位症：
人工流產時有可能促使帶有脫落子宮內膜的血液倒流，發生子宮內膜異位症，引起不孕。

5、人工流產可引起黃體功能不全、不排卵和溢乳等內分泌功能紊亂，從而導致不孕。

此外，未生育的婦女子宮頸較緊，手術時擴張子宮口困難，內口損傷多不被發現，再次妊娠易發生宮頸口功能不全，引起早產和晚期流產。
母嬰 Rh 血型不合的婦女唯有第一胎產出健康胎兒的可能性大，首次懷孕後或是做過人流手術，其後再懷孕，多會發生新生兒溶血病。

晚婚增加不孕概率：
子宮疾病、卵巢疾病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

古代雖然有妓女，但是當時人員流動不大，局部地區可能根本沒有性病，既使有性病，病種也少（比如梅毒是發現美洲之後才從印第安人傳染過來的），傳染性低，對整體人群影響不大。
現在人員流動大，範圍廣，疾病的種類多，就必須加強對賣淫嫖娼的管制。
不是宣傳說婦女地位提高了嗎，怎麼竟然高到需要出賣肉體的地步？
凡是在性方面比較保守的國家，生育率都比較高。
德國四分之三的男人當過嫖客，西班牙 40 % 男人當過嫖客，英國只有 6% 男人當過嫖客。

德國和西班牙的生育率只有 1.3 左右，英國卻有 1.66。

東歐和俄羅斯生育率超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墮胎比例太高（墮胎的比出生的孩子多），並且因為墮胎引起大量婦女不孕。
而美國是西方國家中唯一保持生育率在世代更替水平的國家，原因之一是 1980 年代以來對性的控制在加強。

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對性的控制力度之低是前所未有的，有下面這些原因：

1、傳統禮教經過五四運動以來近百年的刻意摧毀，已經蕩然無存。

2、西方觀念的傳入，李銀河等學者利用現代媒體高調推波助瀾。

3、計劃生育政策摧毀了傳統上宣揚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論，計劃生育還減少養育孩子的時間和精力，為性解放提供了大量的過剩時間和精力。
並且由於計劃生育導致的出生性別比失衡，今後 4000 萬男光棍將為性解放提供「後備力量」，這麼多光棍必然「消耗」一大批妓女，又會導致本來就有限的女性部分不能生育。

4、互聯網的傳播。
美國當年性解放論傳播的主力是《花花公子》、《陽光與健康》這一類昂貴的色情刊物，傳播的速度和範圍仍然比較有限。

即使在鼎盛時期，《花花公子》的讀者也不過九萬人。
現在中國互聯網正在高效、低成本地傳播「性解放」的觀念。

5、中國沒有較強的宗教勢力對抗性解放運動；
而西方國家的「性解放」卻遭到基督教等宗教的頑強反抗。

中國「性解放」的速度之快和範圍之廣是令人驚訝的。
這是導致目前 1.2~1.3 的超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不知廉恥的時代，某些話題人物和「炒作大王」不但不會因為醜聞而遭到社會的譴責和歧視，反而可以借機「名聲大噪」獲取鉅大的商業利潤。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不孕不育症發病率增加了十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性失控。

我國目前每年施行的人流手術已經在 1000 萬例左右，而每年出生人口才 1200 萬左右，就是說近一半的懷孕是「無效」的。
中國墮胎的年輕女性人數急劇增加，在 2004 年，流產女性中有 65% 是單身，而這個比例在 1999 年是 25%；
愛滋病感染率在 15~24 歲的青年群體中的提高令人擔憂。

子宮是「胎兒的宮殿」、「生命的搖籃」。
正常情況下剖腹產比例只會在 15 % 左右，現在中國因為反正大多數婦女只允許生一個，子宮是一次性的功能，47% 的孕婦選擇（或被誘導選擇）剖腹產。
剖腹產不僅破壞了生理過程，更提高了下次懷孕的風險，並使今後的胎兒在一個不完整的子宮裡發育。

對生育器官的保護必須列入日程。

有必要動用政府的力量來反制「性解放」風潮。
中國應該禁止同性戀和丁克題材的作品傳播。
「性」已經從「潘多拉魔盒」裡「解放」出來了，並且化成了無數的選票，哪個政治家有魄力、有能力將「性」封進所羅門瓶子，並沉入大海？

不將人口再生產當生產是現在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任何一個物種第一重要的事情是繁衍後代，持續發展，這是生物學本能。
在母親的子宮裡，人是沒有發育完全的動物。
懷胎十月，人只完成了發育過程的一小半。
人是早產的動物，胎兒沒有完全發育好就出生了。

所以，胎兒出生後，是最無助、最孱弱的，如果沒有母親的精心照料就無法存活。
人又是有心理問題和精神需求的動物，在母體裡，胎兒就已經開始受母親情緒和心理的影響，與母親有著深切的聯繫，這種聯繫出生後仍然延續著，並構成嬰兒最初的全部信息源。
人類早產的特殊境遇，實際上是造物主的有意安排，它是生命史上的一片空白，有意讓女人來填寫。
為什麼造物主選擇女人而不是男人來承擔這一偉大的任務？
那是因為大自然對女人似乎有些偏愛，它贈予女人孕育能力和全套的遺傳物質。

女人身體是為孩子而設計的，它的每一個程序和每一個器官都是為孕育和哺乳設定的，而且設計得又是那麼完美，那麼精密。
2 古代每個婦女需要生育六七個孩子才能確保種族的延續，當時平均壽命只有二三十歲（兒童夭折率高），能夠活到五六十歲的比例不高，在十幾年的生育時間內，扣除懷孕和哺乳期，女人享受性的歡悅的時間不長，而女性在繁衍中貢獻大，造物主可能是作為補償，增加女性在單次性行為中的享受（男人為女人服務，女人為男人也為自己生孩子）；
並且延長女人壽命（比如壽命已經比較平穩的西方國家，1992 年男人平均預期壽命為 73.7 歲，女人卻為 83.8 歲，也就是說女人壽命比男人長 9.9%）。
3 造物主也對繁殖了後代的女性進行補償：
生育年齡女性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病率遠遠低於男性，而絕經期後女性心腦血管疾病發病率與男性沒有差異；
哺乳減少乳腺癌的發病率；

乳腺癌的發病率隨著初產年齡的推遲而逐漸增高；
哺乳、積極的性生活（陰道壁吸收精液能夠預防腺癌）減少得乳腺癌的機率；
多次生育延遲絕經期；
性愛次數多不會增加得子宮癌的機會，但跟許多男人發生性關係的女人（如妓女）較易得子宮癌；
子宮內膜癌在收入豐厚而無生育的婦女中常見；

分娩次數愈少，發生卵巢癌和子宮內膜癌的可能性愈大，獨身者的卵巢癌發病率較已婚者高 60~70%。

對人類來說，父母各自傳給子女 22 條常染色體和一條性染色體，其中男性的 Y 染色體來自父親，是姓氏的依據。
人的性別是由一對性染色體 X 和 Y 來決定的，女性有一 對 X 染 色 體 而 男 性 有 一 條 X 染 色 體 和一條 Y 染色體。
2005 年 3 月 17 日，在 Nature 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宣告基本完成對人類 X 染色體的全面分析。

該研究確認了 X 染色體上有 1098 個蛋白質編碼基因，而這 1098 個基因中只有 54 個在對應的 Y 染色體上有相應功能的等位基因，而且 Y 染色體比 X 染色體小得多，Y 染色體上僅有大約 78 個基因，只佔總數 24000 個基因的 0.3%，當然這些基因非常重要（有人認為是優化的組合，便於物質再生產），決定人的很多特徵，並且世代相傳。
難道男女差別還不大嗎？
Y 染色體甚至被戲稱為 X 染色體的「錯誤版本」。
X 染色體上的基因缺陷通常反應在男性患者身上 ─ 因為 Y 染色體上缺少相應的等位基因可以「彌補」這種缺陷。
但是孤雌生殖也存在很大的風險，後代的隱性基因遺傳病可能比較大，染色體上那些「有害」的突變就很容易顯現出來。

人類目前這種男女繁殖方式有利於物種遺傳特性的穩定。
因為 Y 染色體的「基因缺陷」，有人宣言男人將消失，其實不然，性別的出現其實是進化的結果，很多原始生物的基因數量比人類還多，難道說這些生物比人類更加高級？
男人要消失，除非人類進化或退化成「非人」。

但人類（不論男女）線粒體 DNA 都來自於母親，也就是說由母親傳給她的女兒，女兒再傳給女兒，所有傳給兒子的線粒體都及身而沒，不能再向下傳遞。

線粒體基因雖然只有 37 個，但是這些基因非常重要，比如參與線粒體呼吸鏈，而呼吸鏈消耗 90% 的氧氣，產生 90% 的能量，是細胞的發電機，發電機功能不好就影響整個人體的功能，線粒體損傷後將引起衰老和癌變，線粒體決定了人的很多體質特徵。
就是說 Y 染色體是「傳男」不「傳女」，線粒體 DNA 是「女傳」不「男傳」。
因為父親只傳下 23 條染色體，而母親除了同樣傳下 23 條染色體外，還傳下了「私房珍寶」：
線粒體 DNA。

就是說幾十代後，當初女人傳給兒女的 23 條染色體早就被稀釋了（而男性卻還保留祖先的 Y 染色體），但是女性後代都還保留基本相同的線粒體 DNA。

不過父系姓氏（Y 染色體為標誌）已經存在數千年，通過家譜可以查詢幾十代先祖，而想查四五代女性祖先都難。
當然人口繁衍更重要的是社會學意義、文化意義，而不僅僅是遺傳學意義。

從遺傳學來說，做母親的比做父親的更合算，女人的染色體比男人多一千多個基因，還壟斷了線粒體 DNA 的遺傳。
就是說，女人有完整的遺傳物質，而男人卻是有「缺陷」的。

繁衍是種族延續最重要的事情，生殖是人類最為重要的生理功能，是要完整傳遞種族的遺傳物質，男人在遺傳學上的缺陷決定了男人無力承擔這樣的任務，這個偉大任務只有女人能夠勝任。
從這個角度看，也支持筆者的「男人決定家族，女人決定民族」的觀點，從民族繁衍角度看，女性的意義更為重要，尤其是在目前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的情況下。
看來上天真是公平的 ─ 給予男性非凡的力量（是物質再生產的主力）和免受生育分娩哺乳之苦的同時，也給予男性先天不足的遺憾。

就是說，從遺傳學角度看，男人輕裝上陣從事物質再生產，而女人則身負人口再生產重任留守大本營。

古代傳統的家庭模式剛好與遺傳學的模式一致。

中西方的文化遺址發掘出土的遠古時代女性陶像和雕像，大多是豐乳肥臀，顯示出女性以身軀壯碩為美。
豐滿健美的乳房，象徵著生命的源泉，是美和愛的標誌，而不能墮落成只是玩具。

教育好一個男人可以讓其一生衣食無憂，教育好一個女人可以讓其今後三代受益，教育壞一個女人可以讓其斷子絕孫。

人口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兩大基本支柱。
從造物主的安排來看，人口再生產比物質再生產更重要，對人口再生產的設計更費心。
既然都是生產，就都應該得到回報。

古代人口再生產的回報率是很高的，因此養育孩子的動力很足。

古代的家庭模式是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模式，妻子邊帶孩子邊做家務，邊織布補貼家用，家庭是婦女的工作場所，在完成人口再生產的同時兼顧物質再生產，使得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完美地統一於家庭。
家庭是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基本單位，兩種再生產的矛盾（比如是丈夫貢獻大一點或者是妻子貢獻大一點）在家庭內部就得以解決。
家庭養育孩子是長期投資。

由於古代社會發展緩慢，這個模式適用了數千年，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不斷完善。

但是工業化以來，人類社會數千年的生產模式在短期內就被改變。
現在物質再生產已經社會化，而家庭仍然是人口再生產的基本單位。
現在的分配制度卻不將人口再生產視為生產，人口再生產享受不到應有的待遇，導致生育率低下，人類社會的大廈就有倒塌的危險。

工業化將女性趕出家庭，都得外出謀生，無法像過去那樣兼顧孩子和生產。
而現在社保制度又使得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脫鉤，使得養育孩子的付出與自己的獲益脫鉤，養育孩子只是消費而不是投資。
並且由於社會化分工，家庭已經不再是物質再生產的基本單位，分配又只根據物質再生產，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矛盾不能在家庭內部解決。
夫妻雙方都從事物質再生產的話，有益無害；

要是夫妻養育幾個孩子的話，必將陷入貧困。
今後的養老金是靠現在的孩子勞動提供，由於現在退休金制度與工作時間掛鉤，沒有養育孩子的丁克家庭就能夠得到更多的養老金，等於不付出反而能夠養老；
而養育多個孩子的家庭因為減少工作時間，養老金反而少，等於辛辛苦苦養育孩子幫別人養老。
實際上是國家欺負有文化（生育文化）的人，而沒有文化（生育文化）的丁克家庭不但在現在的物質分配上賺便宜，而且在養老上面也白賺。
說得難聽點，是政府主導下的搶劫。

這種分配制度等於是鼓勵少生、不生孩子。
少子化成為一種趨勢。

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才能維持社會持續發展，但是現在要鼓勵女人生三個孩子，有人會罵你將她們當成生育的工具（倒不介意當男人的玩具）。

以美國為例：
A、B 兩位女士的丈夫年薪都為四萬美元。
A 女士由於有三個孩子，不能外出上班，在家帶孩子，不但沒有收入，反而要倒貼（日常生活、教育用品的花費、租住月租超過 1000 美元的三室一廳的房子）。
算上政府補貼和返稅，差不多可以將丈夫交納的稅拿回來，就是說一家五口人靠四萬美元生活，日子緊緊巴巴；
B 女士作為幼兒園老師，也照顧三個孩子（每個孩子每月收費 900 元），每月可以收入 2700 美元左右，年薪 3.24 萬元，加上丈夫的四萬美元，家庭收入共有 7.24 萬美元，繳納稅後，還有 5.5~6 萬元純收入，並且少三個人的開支，租住月租 600 美元的一室一廳的房子就足夠（買房子的話，也只需要小房子就可以；
而多孩子家庭就必須購買大一些的房子），可支配的收入高多了。

B 女士家的生活質量明顯比 A 女士家要高。

由於養老社會化，孩子是國家的財富而不是個人的財富。
同樣為國家照顧三個孩子，B 女士只有上班的八個小時帶孩子，A 女士可是全天都得帶孩子，工作量遠遠比 B 女士要高，並且因為是自己的孩子，孩子也帶得好。
就是說盡心盡力照顧三個孩子的 A 女士算無業，而 B 女士卻算從事第三產業，B 女士自我感覺也就要好一些。

並且由於 B 女士算工作，繳納的稅中包括社會安全稅，今後可以拿到養老金。
養老金卻是現在的孩子納稅提供的。
而 A 女士因為不算工作，反而拿不到自己孩子納稅提供的養老金。
此外，B 女士家庭由於可支配收入高，可以用來投資，用這個錢補貼養老。
就是說 B 女士夫婦除了有比較高的養老金外，還有資本收入，老年生活也寬裕一些。

假如 A 女士也上班，年薪三萬的話，那麼全部收入還不夠小孩上幼兒園的費用，並且由於賬面收入增加，繳納的稅增加，實際收入還減少。
並且既要工作，又要帶孩子，疲於奔命。
因此很多婦女寧願呆在家裡專心照顧孩子。
A 女士在家帶孩子幾年，還有工作技能的損失，到孩子大一些，考慮重新上班時，必須重新進行就業培訓。

在家裡帶孩子的時間越短，在經濟上越合算，也越有利於今後就業。
因此要節省養育成本，就應該縮短生孩子之間的間隔（比如間隔兩年）。

並且 A 女士還有另外一個風險，就是丈夫失業風險。
要是其丈夫失業，那麼一家五口就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

而 B 女士即便其丈夫失業，還能維持基本的生活。

現實意義畢竟是第一位的。
因此光從經濟角度考慮，越來越多的家庭將選擇 B 女士家庭的生活方式，生育率將會越來越低。
支撐 A 女士生孩子的動力不是利益，而純粹是生育文化。

相對來說，美國的分配制度還算是比較「公平」的，多孩子家庭畢竟可以拿回一部分稅，並且中小學免學費；
但從上可見，多孩子的家庭還是吃虧的。
而中國的稅收政策卻傾斜於不生或者少生孩子的家庭，通過「社會撫養費」懲罰「超生」家庭。
尤其是教育等產業化，榨乾了父母的每一滴血汗。

在這種分配制度下，誰還願意多生孩子？
美國是通過稅收適當 「懲罰」丁克；
而中國卻鼓勵丁克，上海在 2006 年還制定條例加大對丁克家庭的獎勵。
程恩富等經濟學家甚至提出「丁克家庭對祖國發展有貢獻，應該享受高保」。

男女是天然互補的（生理上、心理上、社會學意義上），男女結合是人性使然，對雙方都有利，意義是全面的。
就像建築一棟房子，男人構建房子框架，女人負責裝修。
從外表看，只看到房子的框架，似乎男人貢獻大。
其實裝修同樣費心，只有經過精心裝修，才能功能齊備，才能住得舒適。
男人獵獲的獵物，需要女人精細烹調才能變成美味。

同樣的家庭收入，有些家庭被營造得非常溫馨（很大程度歸功於家庭主婦），有些家庭則不然。
家中有女人就是「安」，就可以「安家」了，生活就安穩了。
家庭安，社會才會安。

性別歧視固然不對，但無視男女生理和心理的差別難道不是另外一種歧視嗎？

性別倒換難道是對女性的尊重嗎？
家庭是個整體，妻子多花點時間在孩子身上，事實上從長遠看比丈夫對家庭貢獻更多，孩子能終生記住母親的細微的關懷。
愛是永遠保值甚至昇值的，但物質卻往往貶值。
在職業場所拚搏的單身、丁克女性真的比多花了時間在家裡的婦女要高人一等嗎？
美國現在不把家庭婦女叫 house wife 了，而是叫 home maker，是為了給她們更多的尊重，同時也正式賦予家庭婦女一個新的職位。

生活不光是多幾塊麵包，而且包括其他的享受。
美國年薪 20 萬的人與普通人的主要差別就是打打高爾夫球（打高爾夫球真的比打網球、羽毛球要高貴嗎？
打橋牌的真的比打昇級、麻將的人要高雅嗎？
在高檔餐館就餐一定就比在家裡吃小炒愜意？

），但他們花在工作上的時間絕對要多得多，享受生活的時間很少，他們這些人真的比四五萬年薪的人幸福嗎？
很多名演員雖然收入高，但是由於高不成低不就，連個合適的配偶都找不到，即便結了婚也千方百計隱瞞，不能過正常的生活，並且很容易離婚，從感情享受的角度看，他們還不如普通小老百姓幸福。

斷子絕孫是古代最為惡毒的咒語。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現代工業化就像拿著小利去誘惑魚走向死亡的漁夫，將婦女趕出家庭（只有游得快的魚才能搶到魚餌；
知識女性更能搶到現代漁夫的魚餌），長期流浪於家庭之外，有些從此無家可歸（終身單身），喪失很多人生的意義，很多人放棄生育而斷子絕孫，從家族和民族意義上講是「人為財死」。
也破壞了古人所強調的「男有分，女有歸」的男女分工，這是違背人倫的，是對婦女權益的最大損害。
可見現在的分配制度是多麼畸形、惡毒。
現在的就業模式使得男女都往中性化發展，是在消滅性別，變得男不男，女不女。

現在表面上說是保護婦女權益，其實是掠奪了婦女的權益，剋扣了婦女養育孩子的幾乎全部報酬。

工業化破壞傳統家庭結構，但又無力建立起新型家庭模式，導致現在的低生育率。
由於家庭結構和分配制度的改變是不可逆的，也就決定了低生育率是難以逆轉的。

發達國家千方百計鼓勵生育幾十年，但是生育率卻難以回昇，甚至不斷下滑。
歸納到一點，就是：
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出現了難以協調的矛盾。
這個矛盾不解決，生育率不可能回昇。

這個矛盾表現在兩個方面：
利、性。

「利」包括：
養育成本增高，物質再生產過多佔用婦女養育孩子的時間和精力，分配制度不合理，分配傾向於物質再生產的貢獻者而不是人口再生產的貢獻者。
養老完全社會化，養育孩子的付出與個人利益脫鉤，等於給丁克和同性戀「文化」提供土壤。
要是在家生孩子不但能夠享受工作人員同樣的物質待遇，並且在養老上還有優惠，並且主流社會對母親尊重，女人會不願意生孩子？

「性」包括生育能力的閒置和生育器官的破壞（性解放導致性病流行）。
換句話說，現代很多國家生育率低下的原因是因為兩個「侵佔」：

1、物質再生產「侵佔」人口再生產。

2、性的玩具特性（性享樂）「侵佔」工具特性（生育）。

女人在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上兩不誤，是人類幾千年的追求。
「牛郎織女」和「白蛇傳」的故事寄託了人們的這種願望。
但是普通婦女畢竟不是神仙，難以做到兩不誤。
現在生育率低下，不能歸罪於婦女不願意生孩子（婦女是受害者），而應該歸罪於分配制度。

農民工需要「討工錢」，婦女同樣也需要「討工錢」（生孩子的錢）。

無性時代已經來臨？

性一直被人們普遍理解為男女之間的直接性交。

古代貪圖性的「玩具」享受也只是通過賣淫嫖娼來實現。

電影、電視、電腦等娛樂活動使得性生活減少（沒有時間做愛），古人五十歲還「必與五日之御」，然而現在有很多人疏於敦倫之道，很多三十多歲的人都難以做到「五日之御」了。

尤其是隨著印刷、照相色情物的出現，尤其是電影、電視、錄像帶、電腦光盤、視頻聊天以及各種「性工具」的出現，性，似乎正在逐漸脫離肉體，日益變成一種以心理刺激和精神享受為主的活動。

色情品的製造和銷售成為一個鉅大的產業。

蓋茨曾經預言，將來只要穿上有幾十萬個傳感器做成的衣服，通過互聯網就可以完成性愛。
套上特製的緊身衣，接上電刺激導線，並且使電刺激與「虛擬現實」保持同步，那麼，在這種性的夢境裡，就會直接感受到那些虛擬明星女郎或者帥哥的觸摸和摩擦。
性的想像與實踐就會完美地結合於身心之中。

只要不停電，盡可以無窮無盡地做下去，直到自己崩潰為止。
這東西一旦產業化，將會非常便宜，賣淫行業將會消亡，性病倒是沒有了，但那時的人們還需要婚姻嗎？

性驅動的生殖沒有了，利益驅動的生殖也沒有了，人類就這樣在現代化中自我毀滅。

那時候社會有可能出現要求人口再生產機械化（就像傳說中的女媧造人、上帝造人一樣）、社會化的呼聲，要是生殖生理、遺傳學、幹細胞研究等取得大的突破，並且衝破宗教和倫理的壓制，今後人類生殖將面臨顛覆性的革命，繁殖可能脫離兩性關係，比如用基因手段設計人類，但結果也是恐怖的（比如：
使得數百萬年的人類多樣性喪失，都是幾乎一模一樣、高大英俊、聰明類似機器的人）。
從人工餵養取代母乳餵養等變化來看，還是自然的最合理。
用人工方法取代自然的方法，必將受到報復（乃至於人類毀滅），人類有太多的教訓。

人類今後面臨整個道德、倫理系統的全面重建。

註釋和出處：
1
Wen B、Li H、Lu D、Song X、Zhang F、He Y、Li F、Gao Y、
Mao X、Zhang L、Qian J、Tan J、Jin J、Huang W、Deka R、Su
B、Chakraborty R、Jin L：
Genetic evidence supports demic diffusion

of Han culture，Nature ，2004；
431（7006）：
302~5。
2 徐國靜：
〈母乳新發現〉（http://www.muru.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8）。
3 Borras C、Sastre J、Garcia-Sala D、Lloret A、Pallardo FV、Vina J：


Mitochondria from females exhibit higher antioxidant gene expression
and lower oxidative damage than males，Free Radic Biol Med ，
2003；
34：
546~52。

20.1 美國生育率高於其他發達國家的奧秘
最近二三十年以來，發達國家生育率不斷下降，提昇生育率成為各國領袖的頭痛大事，但美國卻一枝獨秀，是發達國家中唯一保持生育率在世代更替水平（平均每個婦女生育 2.1 個孩子，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的國家。
其實美國鼓勵生育的經濟手段並不比其他發達國家強，那麼，為什麼美國卻能保持合理的生育率？
本章試圖從生育文化角度找出答案。

性解放造成的嚴重消極後果使美國重新審視性道德的重要性，美國在 1980 年代後痛定思痛，已經開始越來越重視家庭，發起了保護貞操運動，強調忠貞，反對性濫交，結婚率在增加，離婚率在 1970 年代後期達到頂峰，在 1980 年代開始穩步下降。
所有數字均表明美國人正在回歸家庭觀念，宗教力量在增強，社會正逐步邁向穩定，生育率也從 1976 年的 1.74 增加到現在的 2.09 左右。
1 而加拿大和歐洲國家卻在回歸傳統道德上跟不上美國的步伐，生育率也難以回昇。
根據密歇根大學 1997 年的一份調查，53% 的美國人認為宗教在他們的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但英法德三國的這一比例分別只有 16 % 、14 % 和 13 % 。
美國每週參加宗教活動的有 43 % ，加拿大只有 20%；

美國只有 8% 的人從來沒有參加宗教活動，加拿大卻有 38%。
2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的社會學家克里斯汀．史密斯（Christian Smith）花費了四年時間，帶領一百三十多位專家深入調查美國青少年的信仰，2005 年完成的結果表明，如今美國的絕大多數青少年還是相信上帝存在的。
專家說，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少年儘管在行為方式上和上一代人表現出很大的差異，但他們並沒有對抗宗教，而是延續了父母的信仰。
在受訪的青少年中，82% 是本地教會的成員，80% 的人表示他們很少、或是從來不懷疑自己的宗教信仰，71% 的人感到自己對上帝懷有程度不同的親近感，65 % 的人每星期祈禱幾次，61% 的人堅定地相信上帝能創造奇蹟。
史密斯發現，在所有信教的青少年當中，摩門教的小教徒最虔誠。

在美國的青少年猶太教教徒中，只有44 % 的人相信上帝存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34 % 的人表示從來不單獨祈禱。
讓美國宗教界人士感到高興的是，調查結果顯示，與不信教的同齡人相比，信教的青少年的價值觀更趨於保守，而他們在精神健康、學術成績、社區融入等幾方面都比持無神論的青少年做得更好，他們更關心別人，更信任成年人，而且更有意識地遠離危險的行為。
3
現行的生育文化是經過上千年才形成的，在形成過程中與宗教交織在一起。
生育文化往往依託於宗教文化。

教徒們繼續繁衍後代是因為教義如《聖經》、《古蘭經》指導他們如此（中國人是為了祖宗而繁衍後代），虔誠的信徒比世俗論者更鍾情於大家庭。
比如在美國，47% 每週去教堂做禮拜者表示他們的理想家庭是擁有三個或更多小孩，比較而言，在很少上教堂的人中，僅有 27% 有這種想法。
4 加拿大和歐洲不少國家將同性戀婚姻合法化。
同性婚姻（民事結合）已合法化的國家有：
丹麥、挪威、瑞典、冰島、荷蘭、德國、芬蘭、法國、瑞士、比利時、加拿大、西班牙、英國。
歐洲委員會的《歐洲人權手冊》稱同性戀關係等同於男女婚姻關係，並且宣傳同性戀價值。

到 2006 年為止，在全美國 51 個州中，只有麻薩諸塞州（2004）和新澤西州（2006）這兩個州批准同性戀結婚，但是麻薩諸塞州最高法院 2006 年同意把禁止同性戀婚姻的州憲法修正案在 2008 年交付全民投票。
美國有 20 個州把禁止同性戀婚姻條款寫入州憲法，25 個州制定了相關的法令，但是沒有通過憲法修正案，其餘四個州雖然沒有明確禁止同性戀婚姻的法律，但是也拒絕給同性戀者頒發結婚證，其中內布拉斯加州聯邦上訴法院則是於 2006 年恢復了禁止同性戀婚姻的法令。

表~20.1：
歐美發達國家生育率

國  家 HDI  生育率
挪威 0.963 1.78
澳大利亞  0.955 1.76
加拿大0.949 1.51
瑞典 0.949 1.66

瑞士 0.947 1.43
愛爾蘭0.946 1.86
比利時0.945 1.64
美國 0.944 2.09
荷蘭 0.943 1.66

芬蘭 0.941 1.73
丹麥 0.941 1.74
英國 0.939 1.66
法國 0.938 1.84
奧地利0.936 1.36

意大利0.934 1.28
新西蘭0.933 1.79
西班牙0.928 1.28
葡萄牙0.904 1.47
平均 0.941 1.64註：
人類發展指數（HDI）採納聯合國 2003 年資料，反映各國社會發展水平；

生育率反映每個婦女生育的孩子數。
只列人口上百萬的國家；
德國（生育率 1.39）由於東德曾是社會主義國家，未列入計算。

李安的同性戀題材電影《斷背山》沒有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很多人覺得不公平。

其實要是李安的同性戀電影能獲奧斯卡最佳影片獎，那麼美國就已經不是美國了，美國的生育率就會像歐洲一樣低了。

此外歐洲和加拿大在對待吸毒問題上也比美國走得遠。
荷蘭 2001 年宣佈批准大麻列為處方藥。
大麻半合法的國家也不少，如澳大利亞、英國、德國、葡萄牙、瑞士、西班牙、加拿大等。

加拿大還出現了大麻黨，積極參與政治。

在自由派領袖克里蒂安執政加拿大的十年任期內，自由黨發起了數項社會立法行動，包括引入同性婚姻，以及使擁有少量大麻合法化。
加拿大的行動引起共和黨布什執政的美國的不滿，導致近年兩國關係不佳。
加拿大由於人口基數少，吸納移民的能力有限，每年只能吸納二十多萬移民；

但要是提高生育率，每年可以多生十多萬孩子出來。

從表~20.1 可見，美國以外的歐美發達國家生育率普遍低於世代更替水平，而美國卻穩定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
在美國內部，凡是對同性戀和毒品寬容的地區生育率都低。

在美國總統、州長、議員選舉中，選民對候選人的道德操守看得很重，而歐洲和加拿大選民卻相對看得比較淡。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因為性醜聞險遭彈劾，而歐洲不少國家元首有私生子曝光後照樣擔任國家領導人。

美國是兩黨政治。
支持者中存在一些政治理念的差別。

2004 年選舉被視為宗教的勝利。
共和黨候選人布什憑藉宗教界的支持連任總統。
每週參加教堂活動的選民佔 41 % ，其中 61 % 支持共和黨，39% 支持民主黨；
偶然參加教堂活動的佔 40%，其中47% 支持共和黨，53% 支持民主黨；
從未參加教堂活動的佔 14%，其中 36% 支持共和黨，62% 支持民主黨。

自由派選民佔 21%，其中 13% 支持共和黨的布什，85% 支持民主黨的克里；
中間派佔 45%，其中 45% 支持共和黨，54 % 支持民主黨；
保守派佔 34 % ，其中 84 % 支持共和黨，15% 支持民主黨。

已婚選民佔 63 % ，其中 57 % 支持共和黨，42 % 支持民主黨；

未婚者佔 37 % ，其中 40 % 支持共和黨，58 % 支持民主黨。

根據美國 1996、2000、2004 年三次總統選舉，可以將美國 50 個州分成三類：

1、三次都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的，為民主黨（藍色）州。

2、三次都支持共和黨候選人的，為共和黨（紅色）州。

3、有時候支持共和黨候選人，有時候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為搖擺州。

民主黨支持者對同性戀比較寬容。

到 2006 年為止，在全美國 51 個州中，只有麻薩諸塞州和新澤西州這兩個州批准同性戀結婚。
此外佛蒙特州和夏威夷州雖然沒有給予同性戀人正式婚姻的名分，但是在不同程度上對他們的權益給予保護。
這四個州都是民主黨州。

表~20.2：
美國各階層對同性戀婚姻或者同性戀公民結合的態度

人群同性婚姻  同性公民結合  不認可  全國  0.280.290.40  共和黨 0.130.330.53  民主黨 0.320.280.36  無黨派人士  0.370.270.33  18~29 年齡段 0.430.320.25  30~44 年齡段 0.290.250.44  45~64 年齡段 0.260.290.41  65 及以上 0.120.320.51  北部  0.350.310.33  中西部 0.260.230.47  南部  0.230.260.48  西部  0.310.360.28
民主黨要員希拉里 2000 年競選參議員時參加了紐約同性戀遊行，是自由派的代表。
但是 2004 年之後看到美國中間選民偏向保守，希拉里也調整自己的問政風格，現在堅持每週去教堂，以轉變在民眾中的印象，為下屆總統選舉作準備。

2006 年美國有 12 個州允許將大麻醫用，其中民主黨州七個：
加利福尼亞、夏威夷、緬因、俄勒岡、佛蒙特、華盛頓、新澤西；

共和黨州三個：
阿拉斯加、科羅拉多、蒙大拿；
搖擺州二個：
亞利桑那、內華達。
美國有 13 個州（民主黨州六個：
佛蒙特、夏威夷、明尼蘇達、馬里蘭、伊利諾、加利福尼亞；
共和黨州三個：
北達科他、蒙大拿、弗吉尼亞；
搖擺州四個：
新墨西哥、阿肯色、肯塔基、西弗吉尼亞）允許種植工業大麻，但聯邦法律仍然禁止工業大麻的種植和藥用大麻的使用。

表~20.3：
美國共和黨州的生育率、研發排名、人均收入 州名 生育率 選票 研發排名 人均收入（美元） 阿拉巴馬2.02  93829136 阿拉斯加2.35  34635612 科羅拉多2.08  91237946 喬治亞 2.13 153131121 愛達荷 2.30  4 228158 印第安納2.07 113431276 堪薩斯 2.19  62432836 密西西比2.09  64525318 蒙大拿 1.98  34429387 內布拉斯加  2.12  54233616 北卡羅來納  2.05 151930553 北達科他1.86  33731395 俄克拉荷馬  2.10  74129330 南卡羅來納  1.96  83628352 南達科他2.14  35031614 德克薩斯2.32 342132462 猶他  2.61  52028061 弗吉尼亞1.92 1327  38390 懷俄明 1.96 3 46  36778 平均  2.1232  31650註：
生育率是 2000 年資料，人均收入是 2005 年資料，選票指總統選舉的「選舉人票」。

表~20.4：
美國民主黨州的生育率、研發排名、人均收入州名 生育率 選票 研發排名 人均收入（美元） 加利福尼亞 2.13 55  8 37036 康涅狄格  1.88  7 13 47819 特拉華1.98  3  3 37065 華盛頓 DC1.54  3 54985 夏威夷2.13  4 49 34539 伊利諾2.07 21 16 36120 愛荷華2.01  7 32 32315 緬因 1.72  4 40 31252 馬里蘭1.96 10 26 41760 麻薩諸塞  1.72 12  9 44289 密歇根1.99 17 10 33116 明尼蘇達  1.98 10 14 37373 新澤西1.97 15  4 43771 紐約 1.87 31 15 40507 俄勒岡1.98  7 23 32103 賓夕法尼亞 1.83 21  7 34897 羅得島1.68  4  1 36153 佛蒙特1.66  3 17 33327 華盛頓1.97 11 11 35409 威斯康星  1.92 10 25 33565 平均 1.90 17 37870
表~20.5：
美國搖擺州的生育率、研發排名、人均收入

州名  生育率選票 研發排名人均收入（美元）  亞利桑那2.37 106 30267  阿肯色 2.06  6  43 26874  佛羅里達2.00 27  30 33219  肯塔基 1.95  8  39 28513  路易斯安那  2.08  9  48 24820  密蘇里 2.00 11  29 31899  內華達 2.23  5  33 35883  新罕布什爾  1.78  4  18 38408  新墨西哥2.20  55 27644  俄亥俄 2.01 20  22 32478  田納西 1.97 11  28 31107  西弗吉尼亞  1.76  5  35 27215  平均  2.04  28 30694
從表~20.3、表~20.4、表~20.5可見，共和黨州生育率2.12，超過世代更替水平；
民主黨州生育率只有 1.90；
搖擺州生育率介於二者之間，生育率為 2.04。
而共和黨州研發能力、人均收入都比民主黨州要低。

也就是說，民主黨州在物質再生產上面佔有優勢，共和黨州在人口再生產上面佔有優勢。

美國兩黨候選人在很多州都是勢均力敵，勝利者往往以微弱優勢獲勝。
全國也一樣，總統選舉很難以壓倒性優勢獲勝。
可見美國兩黨政治理念的差別不大，但是支持者之間政治理念的這種微小差別就導致每個家庭的孩子數相差 0.22 個。

美國兩黨之間的政治理念的差別比美國與加拿大、歐洲的差別要小。
歐洲和加拿大政黨的政治理念比美國民主黨還要自由，政黨是選民的代表，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歐洲和加拿大的生育率比美國低。

類似「南方為橘，北方為枳」的現象，文化也是有氛圍的（可以通過從眾心理影響生育意願）。
加拿大和英國人在本國很少上教堂，但是到美國之後上教堂卻頻繁了，生育率也提高。

移民美國的加拿大人生育率為 1.9，而留在加拿大的人生育率只有 1.5；
移民美國的英國人生育率為 2.84，但是留在英國的人生育率只有 1.66。
韓國生育率只有 1.08，但是移民美國的韓國人的生育率卻為 1.57。

加拿大、歐洲的社會福利不錯，但是好鋼沒有用在刀刃上，沒有有效鼓勵生育，無助於國家的持續發展。

從美國和歐洲、加拿大的情況看，要提昇生育率，除了改善民生，降低養育成本外，還得在生育文化上下功夫。

社會主義國家生育率普遍偏低
性解放雖然興起於西方國家，但是西方國家的基督教、天主教一直進行有效抵抗，一夫一妻制仍然是主流，反墮胎也是主流，絕大多數人仍然忠於自己的伴侶和家庭。

美國生育率比較合理，主要原因是宗教的抵抗力度最大，依託於宗教的生育文化使得歐美的生育率不至於太低。
荷蘭雖然在性解放和毒品上很自由，但是反墮胎勢力仍然很強，堅持傳統生育文化的人仍然很多，一些人不生育，但是另外一些人多生育孩子。

表~20.6：
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生育率
國家 HDI生育率  斯洛文尼亞  0.904  1.21  捷克  0.874  1.19  匈牙利 0.862  1.32  波蘭  0.858  1.25  愛沙尼亞0.853  1.40  立陶宛 0.852  1.20  斯洛伐克0.849  1.19  克羅地亞0.841  1.40  拉脫維亞0.836  1.27  保加利亞0.808  1.38  馬其頓 0.797  1.57  俄羅斯 0.795  1.14  羅馬尼亞0.792  1.37  白俄羅斯0.786  1.43  波黑  0.786  1.22  烏克蘭 0.766  1.13  亞美尼亞0.759  1.33  格魯吉亞0.732  1.42  平均  0.819  1.30註：
由於穆斯林特殊的生育文化，生育率較高，表中沒有列出原蘇聯的七個中亞穆斯林國家和東歐的阿爾巴尼亞。

東歐和原蘇聯地區等原社會主義國家由於全面徹底地粉碎傳統文化，依託宗教的生育文化遭到破壞，近年雖然有所恢復，但是由於幾代人的傳統信仰已經破壞，信仰失去家庭的傳承，生育文化已經不是原汁原味。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墮胎率普遍高（波蘭除外），目前世界上墮胎率最高的兩個國家分別是羅馬尼亞和俄羅斯。
俄羅斯墮胎與出生嬰兒的比例曾經高達 4 比 1，蘇聯解體後 1993 年還在 2.5 比 1，現在由於避孕措施的普及，墮胎率下降，但是墮胎與出生嬰兒的比例還在 1.3 比 1，就是說每懷孕 2.3 個孩子，有 1.3 個墮胎，只有一個得以出生。
墮胎導致大量俄羅斯婦女失去生育能力。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劇變、蘇聯解體後有些國家的墮胎率激增，羅馬尼亞墮胎與出生嬰兒的比例在 1991 年曾經高達 3.1 比 1，白俄羅斯在 1994 年曾高達 1.9 比 1。
在避孕措施普及的情況下，墮胎率高並不是導致低生育率的唯一原因，比如波蘭墮胎率一直很低，但是 2006 年生育率仍然只有 1.25。
生育文化被破壞後，人們普遍缺乏生孩子的精神動力。

表~20.7：
東德、西德人口變化（百萬）

年份 西德東德
193943  16.7
1946  46.6 18.5
1950  50.8 18.4
1960  55.4 17.2

1970  60.7 17.1
1980  61.6 16.7
1988  61.4 16.7二戰後德國一分為二，從 1946 年到 1988 年西德（資本主義）人口增加 31%；
東德（社會主義）人口基本上沒有自然增長。

從上可見，東德、東歐和原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整體發展水平比歐美發達國家要低，理論上生育率應該較高，但是由於生育文化的破壞，使得生育率反而更低。

原蘇聯在 1991 年解體後，生育率急劇下降，從 1.8 左右下降到 1.3 左右，可能有三個原因：

1、生育文化早已被破壞。

2、經濟滑坡，養育能力下降。

3、蘇聯解體前，分配比較平均，養育能力比較高，能夠維持在 1.8 左右的生育率；
但是社會劇變後，貧富差距擴大，普通老百姓生活壓力增大（遠比經濟下滑的影響大），養育能力進一步下降。

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也一樣，在 1990 年社會劇變後生育率急劇下滑，並且長期徘徊在 1.2 的超低水平。

越南、蒙古、朝鮮的生育率都出人意料地低。

原蘇聯和東歐的穆斯林國家的生育率又遠遠比同等發展水平的其他穆斯林國家要低，而墮胎率又比其他穆斯林國家要高。

美洲加勒比海地區是高生育率的地區，但是社會主義國家古巴的生育率只有 1.66，而同等發展水平的鄰近國家墨西哥和多米尼加的生育率分別為 2.42、2.83。
古巴有 33% 的懷孕以墮胎告終，而墨西哥只有 0.12%。

中華文化圈生育率低下的原因

中華文化圈地區的生育率都比同等發展水平的其他國家要低，在全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中，生育率排名倒數四位都是中華文化圈的地區：
2005 年香港（0.94）、澳門（0.84）、臺灣（1.1）、韓國（1.08）。
此外新加坡 2005 年生育率 1.24（還是因為馬來人的高生育率），日本 2005 年生育率也只有 1.26。
平均生育率不但比歐美發達國家平均的 1.64 要低，甚至比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平均的 1.30 還要低。
依照文化圈來劃分的話，中華文化圈的生育率是最低的。

與中華文化圈相關的泰國 2005 年生育率只有 1.64，而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中哥倫比亞為 2.6，阿曼 3.8，阿爾巴尼亞 2.3，西薩摩亞 4.4，委內瑞拉 2.7。
在同一個國家內部，華人的生育率比其他民族要低。
馬來西亞華人在二戰前一度超過全國人口的 40% ，1960 年代還佔 33 % ，然而現在只佔全國人口的 25 % ，2000~2004 年華人生育率為 2.3，而馬來人生育率卻高達 3.5。
5 如果馬來西亞華人生育率保持現有水平的話，到 2020 年，華人的人口比例將會減少到 20 % 以下，到 2100 年，華人人口比例有可能只佔 5.5 % 。
華人社團提出：
「一個不夠，兩個太少，三個差不多，四個剛剛好，五個更加好，六個最美妙」，但是仍然難阻生育率下降的趨勢。

6新加坡全國生育率只有 1.2 左右，華人的生育率比馬來人低了一半，雖然目前華人比例高達 70 % 以上，但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華人成為少數民族是遲早的事情。

海外華人生育一兩個為多（近年出國到北美的華人中只願意生育一個的比例在增加），生三個的少見，生四個的非常罕見，沒有小孩的丁克夫婦比例不斷增加。
比如加拿大的華人生育率只有 1.23，低於加拿大平均水 平 1.5。
美國的華人生育率要高一些。

筆者到美國這幾年還從來沒有看到過華人生育四個的，而白人生育七個、拉美裔生育九個倒是看到好幾個家庭，還看到一個從索馬里來的難民生育 13 個。
要是沒有大量的中國人持續移民海外，「海外華人」將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前文已經說過，現代經濟分配制度就像拿著小利去誘惑魚走向死亡的漁夫，只有游得快的魚才能搶到魚餌；
知識女性更能搶到現代漁夫的魚餌；

自以為聰明的中華文化圈的人更能搶到魚餌。
結果導致民族消亡。

海外華人家庭收入比本地人要高，一方面是精明的華人選擇的職業比較熱門，更重要的原因是華人婦女勞動參與率遠遠高於其他民族，婦女花費在上班的時間多，當然家庭收入高。
但是卻導致華人生育率低下。

美國白人婦女在接受完教育（甚至拿到博士學位）後，很多選擇在家帶孩子，等孩子長大後再上班。
而華人要是拿到學位而不上班，會被同胞看不起，也會被國內的親朋嘲笑，父母也感到臉上無光。
因為父母判斷女兒是否培養成功的標準是是否掙高工資。

海外華人有個心理障礙就是虛構一個「主流社會」的標準，然後作為人生的奮鬥目標。

事實上絕大多數普通美國人不也就是工薪階層，生兒育女，辛辛苦苦買房，供子女讀書，再享受日常生活的平凡樂趣？
習慣用叉子難道就算進入主流社會？
喜歡用筷子又有什麼不好？

朝鮮（韓國）長期以「小中華」自居，自明朝滅亡後，朝鮮更曾以中華正朔繼承者自居。

韓國統計廳 2006 年 8 月 24 日公佈的〈2005 年出生死亡結果〉報告指出，2005 年的生育率為 1.08，低於 2004 年的 1.16。
其中，韓國第二大城市釜山的育齡婦女生育率最低，只有 0.88。
如果育齡婦女生育率保持目前水平，50 年後韓國的總人口可能由目前的 4800 多萬降到 1600 萬。
韓國的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近六成（59.4 % ）的韓國上班族堅決表示，即使政府和公司給予優惠補貼，也絕對不要生孩子；

回答「如果有政府和公司的補貼，會考慮生孩子」的 40.6% 的人指出，需要制定教育（55%）、醫療優惠（14.8%）、減免稅金（1.9%）等相關生育支援對策。
不要孩子的原因有：
養育費遠高於補貼（46.6%）、補貼太少（29%）而感受不到等。

生育率越低，養孩子成本越高，人們越不願生孩子。
在這種惡性循環下，不用十年，韓國人就得在養老問題上吃盡苦頭。

韓國首爾大學社會學教授殷基洙說：
「除非能把人口問題處理好，否則，韓國社會將會在 20~30 年內崩潰。」
低出生率導致人口老齡化加劇、缺乏必要的新生勞動力等社會問題。
為此，韓國政府正在採取措施解決出生率低的問題。
韓國政府已決定向生育兩個孩子以上的家庭提供補貼，並擬向不生育的夫婦和婚齡內的單身男女徵稅。

有些韓國朋友說他們很愛國，說前幾年韓國經濟危機時，不少人連金首飾都獻給國家以渡過危機，在抗議日本歷史教科書，制定自己歷史教科書上也比中國積極。
我說那只是低層次愛國，你們國家和民族的最大問題是人口減少，超低生育率很容易導致民族萎縮，真正愛國就得提高生育率，即使在教科書上將全世界都說成是你們的，最多只能說明你們祖上的榮耀。
你願意再生育兩個孩子嗎？
他們說不行，一個就夠了，養育小孩代價太大了。
淺層的愛國容易，深層的愛國難！

中華生育文化曾經是世界上最為頑強的生育文化，那麼現在中華文化圈的生育率為什麼反而是全球最低？
其實還是要從生育文化角度上來分析。

中華生育文化的兩個支柱是「孝」文化（祖宗文化）、禮教文化（控制「性」）。
這是經過長期探索出來的，並且經過了數千年的檢驗。

但是隨著工業化的進程，尤其是社保制度的建立，這兩個支柱所依賴的社會結構和經濟基礎已經瓦解。

前面的章節已經討論了工業化破壞了各國傳統生育文化的根基，又不將人口再生產當生產看待，使得生育率降低。
這裡再重點補充強調中華儒家生育文化的破壞：

1、古代長輩掌握土地這一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的分配，並且當時的社會發展緩慢，辛苦一輩子積累的遺產可以傳數代人；

現代農村土地歸集體，家族、家庭的長者不再有給後代分配土地的權力，族產空空，積累的物產幾年、幾十年就會貶值（比如花費數千元購置的彩電等電器，幾年後就不值錢了），不可能作為遺產傳給後人，並且年輕人不需要土地就可以謀生。
因此，長者對後輩難以有約束力，「孝道」與「家規」無「剛性」。
聯合型大家庭正在消失，小型核心家庭日益增多；
子女另立門戶，老人單獨居住，父母與子女之間出現交往減少、親情淡化的趨勢。

2、隨著工業化的進程，非農產業收入遠高於農業收入。
大量年輕人進城，偏離儒家所強調的「父母在，不遠行」，「孝道」文化的約束力減弱，「孝道」的輿論監督作用也在削弱。

3、現行經濟制度打破了儒家強調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

4、一個原始部落突然進入現代社會，自殺率會很高；
同樣，亞洲農業社會突然改變自己的傳統家庭模式，在短時間就完成工業化，生育率會快速下降。
日本、韓國、臺灣的情況就說明這一點。
傳統孝文化中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具有統一性。
然而現在「精神之孝」在城市也已經是一種奢望，〈常回家看看〉說出了很多城市老人的心聲。

有些農村連「物質之孝」都不能保證。
不過現在「孝」的代價越來越大，古代人壽命短，能夠活到六七十歲的不多，喪失勞動力後靠子女贍養的時間不長；
現在活到八十多歲的人很多，靠子女照顧的時間延長，並且醫療費用貴，壽命延長也意味著中風等疾病發病率增高，久病無孝子。

父權家族制度的瓦解、家庭結構的改變、婦女角色定位的改變、結婚年齡推遲等也使得禮教喪失了社會基礎。

信仰有從眾心理，古代是家族聚居在一起，有共同的祖宗，共同建立起家廟、宗祠，祖宗信仰可以將大家凝聚在一起。
現在人員流動快，談論祖宗沒有共同語言，華人間談論炎黃可能還有聚集力。
與其他民族雜居，大眾化的宗教才能將大家凝聚在一起。
其實中國的祖宗信仰與其他宗教並不衝突，那些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也應該保留自己的祖宗信仰，在看別人家譜（《聖經》）的時候，不妨也看看自己的家譜。

中華文化圈還普遍有「孟母情結」，使得養育成本偏高，過度注重對子女的培養與教育，為孩子買鋼琴，送孩子去各種培訓班，孩子和家長都累，額外抬高養育成本（經濟成本和精力成本）。
將孩子當「精英」培養，但往往不能培養成精英（獨生子女在性格上講就難以成為領袖型精英）。
美國一些地區的房價就是被華人「擇校」而抬高的。
富不過三代，貴不過五代。

這種只顧兒女輩而不顧孫輩的做法使華人孩子多了幾個西屋獎，但卻是以減少華裔人口為代價，以減少華人今後的選票和群體政治地位為代價。

生命是最寶貴的，意義無窮的，生命的意義不在於學鋼琴、游泳、芭蕾，也不在於遊覽了幾個名勝古蹟。
按照現在的生活標準的話，我們先祖五千年來根本沒有生活意義，還要小孩幹什麼？
以現在發達國家的生活條件，活著就是 90 % 的人生價值，怎麼活只是 10% 的人生價值。

現在有人將這 10% 誇張成人生的全部價值，城市人認為農村的生活簡直不是人過的，吃上肥肉的人認為吃蔬菜的人的日子不是人過的。

中華文化圈的虛榮攀比心理也不容忽視。
奢侈品市場的繁榮程度與其經濟水平不相稱。
「人情」增加了人口再生產的成本。

文化的差異還反映在對待單身母親上面。
單身在美國不意味著不生育，美國 2004 年的資料顯示：
美國有 35% 左右的孩子是單身母親生育的，因此單身在美國不意味著不生育，而在中華文化圈卻不一樣。

這些並不是因為亞裔人的天然的民族心理缺陷，而是傳統文化被破壞後衍生出來的問題。
過去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和諧的文明。

而現代物質再生產的加速發展是由西方文明所推動的，東亞文明在被動跟進後喪失了自己文明的一些和諧制衡特點。

雖然現代經濟制度對西方的生育文化也有打擊，但是畢竟這個制度的建立與其文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西方的生育文化並不完全是依賴於家庭模式，同時也依賴於宗教。
西方的生育文化的「利」是家庭，但「精神動力」卻是來自宗教，除了生孩子有利可圖外，還是因為教義指導他們如此。

穆斯林國家的生育率高，主要原因就是《古蘭經》的力量。
就是說，西方的生育文化是將雞蛋放在兩個籃子裡，一個籃子的雞蛋摔壞了，還有另外一個籃子的雞蛋。

而中華文化圈的生育文化的「利」在家庭，「精神動力」也在家庭（為了祖宗而繁衍後代），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
工業化破壞了家庭結構，將所有的雞蛋都打碎了。

西方國家教堂隨處可見，現在美國有百分之四十多的人每週上教堂。
中華文化圈的祠堂、宗廟、祖墳都在鄉下，有幾個人每週祭祖（古代可是每天都得燒香的）？
即便仍然信祖宗的，一年到頭也祭不了幾次祖，何況大多數人已經不信祖宗了，看過家譜的人沒有多少（西方看過《聖經》的人比例卻很高），能夠記得下前五代祖先名字的人也不多（西方國家孩子時期就記住了《聖經》人物）。

20.4 在生育上面，我們還算是一個「有文化」
的民族嗎？

上面已經分析了原社會主義國家生育率低下，中華文化圈的生育率是世界最低的原因。

中華文化圈的其他地區沒有刻意破壞生育文化，生育文化是被動破壞的；
而中國大陸、朝鮮、蒙古由於是社會主義國家，傳統生育文化又被幾十年的政治運動（以文革為代表）徹底破壞。

蒙古、朝鮮、越南既屬於中華文化圈，又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發展水平還比較落後，理論上應該是高生育率。
蒙古曾是中國的一部分，2003 年人類發展指數為 0.679，但是 2005 年的生育率只有 1.9~2.25（不同資料來源）。

而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尼加拉瓜生育率為 3.3，玻利維亞生育率為 4.0，洪都拉斯生育率為 3.7，危地馬拉為 4.6。
朝鮮現在社會發展水平至少比中國落後 20 年，但是生育率只有 1.97。
越南 1988 年實行比較寬鬆的計劃生育，現在經濟水平比中國落後，但是生育率只有 1.9，低於政策生育率。

雪上加霜，中國大陸的生育文化又遭受第三重打擊 ─ 計劃生育政策。

縱觀中國歷史，中國老百姓當慣了順民，缺乏對抗強權的心理素質。
幾十萬蒙古兵鎮服全國，老百姓排著隊等著屠殺，認為被殺是天意。
四川幾百萬人口短時間內就被為數不多的蒙古兵屠殺幾盡。

馬戲團裡，有種怪現象。
年幼的小象都是用粗壯的鐵鏈拴著，而成年的大象則用一個普通的鐵鏈拴著。
這根普通的鐵鏈實際上根本束縛不了強壯的大象。
那是因為，從小開始，他就被牢牢地束縛了，無形中他突破不了自己的這個設限。
一次大火，除了大象，馬戲團裡別的動物和人都逃脫了，只有大象，活活被大火燒死。

科學家還做過一個有趣的實驗，他們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即跳起，跳起高度均在其身高的一百倍以上，堪稱世界上跳得最高的動物。
然後在跳蚤頭上罩一個玻璃罩，再讓牠跳；
這一次跳蚤碰到了玻璃罩。
連續多次後，跳蚤改變了起跳高度以適應玻璃罩，每次跳躍總保持在罩頂以下高度。

接下來逐漸改變玻璃罩的高度，跳蚤都在碰壁後主動改變自己的高度。
最後，玻璃罩接近桌面，這時跳蚤已無法再跳了。
科學家於是把玻璃罩打開，再拍桌子，跳蚤仍然不會跳，變成「爬蚤」了。

科學家把這種現象叫做「自我設限」。

中國的人口政策也是一種「自我設限」，並且將政策生育率設在 1.38 的超低水平，1980 年代農民的生育意願還「跳」了幾下，1990 年代之後都懶得「跳」了，以至於 1990 年代中期之後生育率降低到 1.3 左右的超低水平，2000 年更是只有 1.22。
人口學界卻高估農民「跳」的能力。
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田雪原認為中國生育率比發達國家低是不可信的，從而將出生人口增加 48%，將生育率「修正」成 1.8。
田雪原可能沒有意識到中國人口是「自我設限」的，而其他國家是沒有人為限制的。

美國 2004 年的資料顯示：
40 歲以上婦女沒有生育孩子的佔 19.3%，但是美國這些年生育率一直維持在 2.09 左右，主要原因是美國人口沒有設限，雖然有不生育的，但是也有生育十幾個的，主流家庭也生育三個孩子。

日本有一半的婦女到 33 歲還沒有生孩子（這些人即使今後想要生孩子也有相當部分沒有生育能力了），但是生育率還能維持在 1.25。
這是因為人口沒有設限，雖然一些婦女沒有生育，有另外一些婦女生育三四個孩子來補充。

中國政策生育率只有 1.38，依照計生委的說法也只有 1.46，光靠農民那點日益微弱的超生能力無法彌補丁克和不育造成的生育率下降。

生育意願往往遠遠高於實際生育率，但是全國的生育意願 1990 年代就不到 1.8 了，已經遠遠比同等發展水平其他國家要低；
2002 年北京生育率只有 1.04；
2003 年上海生育率只有 1.1。

即使停止計劃生育，生育率都不可能達到 1.8。
比如上海有大量有能力超生的富人，但是這個一千多萬人口的城市近年每年富人超生平均只有 28 例。

中國人口如此超低的「自我設限」，使得中央的人口目標一次次落空：
1996 年定下的 2000 年 13 億人口目標落空，「十五規劃」的 13.3 億人口目標落空。

並且中國人口上限是越調越低，比如對於 2010 年的人口上限，1996 年定為 14 億，2005 年降為 13.7 億，2006 年「十一五規劃」時又調低到 13.6 億。

有兩個地區最能反映中國人口的「爬蚤」效應：

1、1985 年開始國家就特批山西翼城縣（農業人口佔絕大多數的農業縣）試點梁中堂先生的二孩晚育理論，但是 2000 年普查顯示該縣生育率只有 1.51，遠遠低於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

2、1980 年新疆建設兵團漢族人口與全國一樣只能生育一胎，十幾年後放鬆政策，允許生二胎，由於已經執行了十餘年的一孩政策，許多青年夫婦從觀念上和行為上已經完全接受了一孩家庭模式。
7 「十五」時期，新疆建設兵團婦女總和生育率穩定在 1.0 左右，兵團計生委主任劉戈玉將此作為成績而炫耀。
8 可見，中華生育文化已經消失幾盡：

1、與澳門、香港、臺灣、韓國、日本等地區一樣，中華生育文化所依賴的社會結構和經濟基礎已經被動瓦解。

2、與原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平均生育率 1.30，而歐美發達國家平均卻為 1.64），我們曾經主動打擊傳統生育文化。

3、計劃生育的「爬蚤」效應。
現在的年輕一代是在計劃生育宣傳下長大的，很多人已經形成思維定勢，在他們的潛意識裡，生育一個孩子是最合理的，生育兩三個是可恥的，是落後思想。
就像一隻在低矮玻璃瓶裡長大的跳蚤，從來沒有跳高過，以為自己只應該跳幾毫米高。

4、現在的年輕一代生活在小家庭裡，缺乏吃苦耐勞的精神。
養育孩子是很辛苦的，這些年輕人有養育兩三個孩子的意願嗎？

5、幾十年的計劃生育片面宣傳和配套的物質制度培育出少生、丁克、仇視生育的文化。

在新疆，生兩個孩子的漢人常常會受到周圍漢人的指責和笑話，認為是思想落後，所以，雖然允許生二胎也沒有多少人生二胎。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人口過多是罪過，減少人口是為國家做貢獻。
1996 年 6~11 月，廣東高要市金利鎮三要管理區陸續出現大面積人畜中毒死亡的情況，163 人（次）因中毒入院治療，其中死亡 18人；
另有 243 頭豬、3100 隻雞、300 尾魚、十頭牛中毒死亡。

這一特大投毒案經公安機關偵查，係一個四十多歲名叫杜潤瓊的農婦所為。
她說，中國社會問題叢生的根源是人口太多，因此她要用投毒殺人的方式來抑制人口的增長，殺一個少一個，投毒殺人是為國分憂。
杜潤瓊在村裡是口碑很好的能人，當記者問到她胸懷祖國的思想從何而來時，杜潤瓊鏗鏘有力地回答說：
「我讀過三年級，是自己想的，不為名不為利去投毒，為國家辦事是應該的。」

《嶺南文化時報》登載了一篇題為〈杜潤瓊臨刑前的妄語〉的採訪錄：


記者：
你平時總笑著摸小孩的頭，到時又讓他們吃毒
藥，這樣很殘忍呀。

杜：
為搞國事，唯有用這樣的治療方法，這不叫殘忍。

記者：
你懂宗教嗎？
道教、佛教是怎麼回事你懂嗎？

杜：
這些我都不懂，我想又不用刀又不用槍，殺人應
是這種方式。

為辦好國家，要用這方法。

記者：
你在村裡被人稱「律師」？

杜：
平時在村裡我和個個人都談得來，所以人人都說

我好，為國家做事一定要和群眾搞好關係，「啟民」很重
要的。
我一向做人善，做善後要變成惡才搞得成事，樣樣
都隨人，怎麼搞得成？

記者：
你怎麼評價自己的行為？

杜：
社會人多亂，我用投毒治療方法做，為國家大部
分，不是為別人說自己「叻」（厲害之意）。

對於這種片面計劃生育宣傳所形成的畸形仇視生育、仇視人口的心理，自由主義學者何清漣在其 1998 年出版的《現代化的陷阱》中將其歸罪於「人口過剩」本身，認為是中國「人口過多」的必然結果。

生育文化就像人的骨髓（造血器官），要是骨髓正常，即使失血再多（只要不危及到生命），也能很快恢復；
但一旦骨髓出現障礙，那麼就會出現造血功能異常，導致血液細胞減少，出現「再生障礙性貧血」（再障）。
臨床上常出現較重的貧血、疲乏、軟弱無力、感染和出血。

死亡率高，尤其是急性型再障死亡率高。
在血液病中再障和白血病的死亡率佔 80%，急性再障和白血病的死亡率佔 95%，再障故有「軟癌」之稱。
致病原因最常見的是藥用工業（如氯霉素、保泰松）或生活中接觸到化學物質的中毒或過敏。

中國歷史上雖然出現過多次人口銳減的事件，有時候損耗人口 80%，但是因為有傳統的生育文化（骨髓），人口能夠快速恢復。

中華傳統生育文化建立在農業社會的基礎之上，並經過歷代統治者和精英階層的精心維護；
但自工業革命以來，中華文化圈的生育文化的根基（祖宗文化、禮教文化）已經不存在，並且生育文化已經被刻意破壞，就是說人口再生產的「骨髓」已經出現障礙。
工業化就像保泰松一樣抑制了我們的「造血功能」，而中國的計劃生育卻又像氯霉素對骨髓抑制一樣加重了對生育文化的抑制。

僅僅是生育文化自發消失就使得香港、臺灣、韓國等地的生育率偏低，而中國大陸還存在「自我設限」的心理障礙並刻意破壞生育文化。

中華文化圈就像一個患再生障礙性貧血的病人，由於生育文化缺失（造血功能障礙），即便鼓勵生育也難以提昇生育率，而中國大陸的計劃生育政策進一步加重了對生育率的壓制。

計生委和某些人口學者抱怨「計劃生育是天下第一難」，那是因為他們犯了天下第一大忌 ─ 腰斬生育文化，強制限制人口。

建造一棟房子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但是毀滅它卻只要幾分鐘甚至幾秒鐘。

文明的創造靠精英（數十年、數百年、上千年出一個的精英），文明的毀滅也是精英（一年出無數個的「精英」）。
文明的保留靠普通百姓。
家庭對於文明的傳承非常重要，外族的民俗學博士終生研究某一民族的民俗，但是對民俗的掌握程度還不如該民族的沒有文化的普通百姓。
生育文化經過長期摸索才能建立起來（至少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卻能在短時間就被毀壞。
因此從短時間看，毀壞生育文化的往往是精英（「沒有生育文化的文化人」），他們容易為膨脹的享樂和物慾思想所俘虜，毀滅個人的不朽希望和培養新生代的激情；

而下層百姓卻能頑強地保留傳統生育文化（「有生育文化的文盲」）。
因此，沒有受高等教育者遠比受過高等教育者擁有更多小孩。
「沒有生育文化的文化人」能夠在物質上佔有優勢，但是國家的持續發展卻得指望「有生育文化的文盲」。
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出，生育文化才是民族最核心的文化，有生育文化的人才是真正有文化的人。
小雅養花、釣魚、養寵物，大雅養小孩。

人口控制論和獨生子女政策是明朝劉大夏禁海悲劇的現代翻版。
永樂三年（1405）年，明成祖派遣鄭和出使西洋，揭開了鄭和七下西洋的序幕。
鄭和七次下西洋，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鄭和的造船技術以及航海所得到的資料和航海技術，遠比後面 1492 年哥倫布的要先進，完全可以使得中國成為海上的絕對霸主。
鄭和死後，兵部侍郎劉大夏為了打擊宦官勢力（鄭和是宦官）的政治目的，停止了航海活動，理由是航海太花錢，對百姓負擔太重。

劉大夏將鄭和幾十年積累的技術資料從宮裡偷出來，全部付之一炬了，之後幾百年我國再也沒有建過那麼大的木船。
劉大夏禁海使得中國從此喪失制海權，閉關鎖國，遭受欺凌。
劉大夏還算是正直的人，沒有通過瞞天過海的方法推銷他的觀點，但是其對中華民族的損害卻是鉅大的。
獨生子女政策將使得世界第一民族從此萎縮。

當公元前 212 年，阿基米德被攻入敘拉古城的羅馬士兵殺死的時候，那個士兵並不知道自己親手扼殺了燦爛的古希臘文明。

同樣，1980 年幾個學者不到兩個月時間完成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人口控制論」摧毀的是傳承五千年的中華生育文化。

面對全球生育率下降和社保的冬天，就生育文化來說，美國還穿著件破棉襖，法國、英國等國還穿著件夾克，俄羅斯、日本、韓國還穿著件千瘡百孔的襯衣，而中國卻只穿著條短褲。

再不添件衣服，能夠熬得過漫長的冬天？

各民族的博弈歸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文明中心總是隨著人口的變動而變動。
20 世紀之前是英國主導世界，隨著英國人口移民美國，20 世紀後隨著美國人口的激增，美國開始主導世界格局。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北宋以前河南人文薈萃，因為河南是中國歷史的核心區域之一，是人口大省，政治中心，當然出人才；
宋元明三代，江西人才輩出，科舉考試中及第的人數名列全國前三名之內，曾有「才子不出三江」的說法，那是因為江西是中原人士南下移民開發的重點地區，是人口大省，位居全國前三名之內，其人口數量比湖南、湖北、廣東等省的總和還要多；
湖南晚清之後人才濟濟，獨領風騷，但是此前出人才不多，那是因為湖南到清朝初年都還是人口稀少，並在明初、清初還兩次大量移民到四川，出什麼人才？
江浙一直是中國人口大省，也就一直人才薈萃。

隨著人口的中原填江西，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文脈也在變動。

邊界是暫時的! 人口是長久的
人是世界的主人，哪個民族能夠在人口上佔主導地位，就能主導世界的未來。
在缺乏經濟激勵的情況下，生育文化越來越成為一種刺激人口增長的必要因素。

各民族的博弈 歸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

在元代鼎盛時期，蒙古族人口達到約 400 萬（當時全中國人口 5000 萬左右）。
滿清入關之後，為了保證北方退路的安全，對蒙古民族明拉攏實打壓防範了兩百年。
重要手段就是利用藏傳佛教作為柔服蒙古的工具，實行「興黃教以安眾蒙古」的國策，通過影響生育文化以減少蒙古民族的人口，（乾隆帝認為：
「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以為懷柔之道而已。」
）通過物質刺激鼓勵人們當喇嘛，喇嘛地位高，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則例》中規定「喇嘛轄眾者，令其治事如札薩克」，使掌權的喇嘛有了與旗長同等的待遇和權力，上層喇嘛享有與蒙古王公同等的優厚待遇，人們願意當喇嘛（類似於現在的「少生獎」、「丁克獎」）。
為了盡快推廣喇嘛教，不僅給喇嘛優厚待遇，而且清帝親自從國庫中撥出國帑修建寺廟。
「修廟一座，勝用十萬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當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當喇嘛」，喇嘛人口甚至佔到了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
經順治至乾隆一個半世紀（全球人口空前快速增加時期）的優禮，藏傳佛教的地位日崇，影響很大，其勢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額魯特整個蒙古地區，擁有寺廟千餘座，僧侶數十萬人。
喇嘛教的盛行，使得大量人口出家為僧而不事社會生產和人類生產，嚴重限制了人口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在其他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幾十倍的同時，蒙古族人口卻不斷減少。
如鄂爾多斯地區，清初人口有 40 萬，到清末下降到僅有八萬左右。
民國時期，蒙古族人口也還在減少。
由於生育文化是一個民族最核心的文化（文化的內衣），從滿清政府本身的立場來看，其對蒙古族的計劃生育是非常成功的，徹底消除了其在北方的心頭大患。
從中也可以看出，不對稱的人口政策很容易改變一個國家的民族構成。

可能是由於漢族人口眾多，是滿清政府的財稅來源，滿清政府無力對這麼一個大民族兌現「少生獎」。
要是當年滿清政府也對漢族實行對蒙古族同樣的人口政策的話，那麼漢民族現在已經淪落為一個只有數千萬人口的小民族。

其他民族的宗教都是鼓勵生育，有利於人口發展，只有蒙古族的黃教是抑制人口發展的。

其他民族因為宗教被破壞後生育率降低，而蒙古族卻因為宗教被破壞而提高了生育率。
比如，1947 年內蒙古自治區成立時，蒙古族人口僅有 83.2 萬人，至 1998 年全區蒙古族人口已達 378.5 萬，是 1947 年的 4.55 倍；
而同期全國人口只增加到 2.3 倍。

用現在「科學」的眼光看，過去的很多信仰是迷信，但是不能否定其歷史作用。

中國古代信仰祖宗，認為祖宗死後有靈，能夠保祐子孫，需要延續香火，這種想法是否正確倒不重要，但是客觀上是起著鼓勵生育的作用。
現在穆斯林地區生育率高，是因為真主要他們這麼做的，真主是否存在倒不重要，但客觀上每年多出生大量人口，他們可能將主導未來的世界。
看來很多事情不能僅僅用「科學」來衡量，就像吃飯不能光是考慮蛋白質等營養成分的含量（尤其在現在營養已經過剩的時代），而要考慮口味等因素。
壓縮食品再有營養，但是口味不好，也沒有人喜歡吃。

菲利普．朗曼預測：
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將統治世界。
朗曼認為現代性正走向自我毀滅。
越來越多的世俗論者出於經濟因素逃避生育和撫養孩子的責任，而與此同時很多虔誠的宗教徒卻維持高生育率。
那些拒絕某些「現代思潮」的人，不管他們是安分守己的摩門教徒還是仍然忠於大家庭的穆斯林，似乎擁有進化優勢。

北美有一個特殊的民族 ─ 阿米什人（Amish），是德裔瑞士移民後裔，基督新教再洗禮派門諾會信徒，大約在 1720~1730 年間，他們的祖先因為宗教迫害來到美洲拓荒定居，從那時起已沒有一個阿米什人留在歐洲。
目前人口 20 萬，都是當初數百名拓荒者的後裔。
主要分佈在美國的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州和威斯康星州，其餘的百分之一居住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他們不從軍，不使用電力，遠離汽車、電視、照相、電影、時裝等等現代化的充滿技術機巧的東西，不接受社會福利，或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幫助。
阿米什人並不視技術為邪惡，但是對接納新技術非常謹慎。

例如，電力被視為與「世俗世界」的聯繫。
使用電力會導致使用家用電器，令阿米什人簡樸的生活方式複雜化，引發為了物質生活的個人競爭，進而摧毀整個社區。
筆者曾經得到阿米什人的麵包母料和麵包製作說明書，不要酵母，直接用母料發酵，這個過程需要十天時間，十天後麵包做成，留一些做母料（留給自己或者給朋友），一直傳下去。
味道確實不錯，只是每十天得傳一次，比較麻煩，很難堅持下去，只有阿米什人這樣有協作精神的團體才能將母料一直傳下去。

阿米什人與非阿米什人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觸。
青年人從 16 開始戀愛，到 20 歲時結婚，結婚儀式很複雜。
阿米什人與阿米什人結婚，不許離婚，嚴格一夫一妻制。
不採取任何節育措施，包括安全期避孕法，每個婦女平均生育六、七個孩子。
人口每 20 年增加一倍，只要再過兩三代人，其人口就會相當於美國一些小州的人口。

他們不為現代文明做出貢獻，也不享受現代文明成果。
隨著土地價格的高漲，他們的一部分已經開始脫離土地。
誰能保證今後的美國不是他們的？

1877 年從中國陝西移民俄國的回族東干人，由於頑強的穆斯林生育文化，至今仍然保持很高的生育率，在短短 130 年之內，人口從 1877 年的 3000 多人增加到現在的 12 萬人（增加到三十多倍）；

而同期中國全國人口卻只從四億增加到現在的近 13 億（只增加到三倍）。

美國作家 Mark Steyn 出版了一本名為 America Alone 的新書，在書中他指出西方的低生育率將導致西方文化的死亡，而穆斯林的高生育率決定了未來他們有可能控制西方發達國家。
Steyn 認為現在歐洲的穆斯林勢不可擋，不是因為穆斯林的暴力行為，而是因為歐洲人的生育率下降，而穆斯林生育率上昇。

加拿大的生育率是 1.5，歐洲整體為 1.38，日本為 1.3，俄國僅 1.14。
Steyn 將這種狀況稱之為「自絕的文明」。

但是，穆斯林國家平均是每名婦女生 5~7 個孩子。
還有更嚴重的一面，那就是年齡結構。

目前在英國和歐洲，15 歲以下的人口佔總人口的 15%，而在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也門，15 歲以下的人口佔總人口 40~50%。
在一個國家裡，如果祖父輩的人口遠遠高於孫輩的人口，將來會是很嚴重的問題，類似於中國古代最惡毒的咒語：
倒絕。

從人口統計角度講，Steyn 說生育率高的族裔將來會控制世界上的發達國家，不需要一槍一彈。
現在美國是唯一一個生育率能夠達到世代更替水平、人口發展不停滯的發達國家。

而其他發達國家等於已經向穆斯林的戰鬥精神投降了。

要是其他民族無法遏制人口銳減的勢頭，從人類長遠看，穆斯林的高生育率未嘗不是好事，至少可以殘存地延續現在的文明，就像當年日耳曼人延續羅馬文明一樣。

生育文化是一個民族最核心的文化，我們的先祖曾經建立起世界上最為頑強的生育文化，使得我們民族傲視世界上千年。

但是中華生育文化的兩個支柱：
祖宗文化（「孝」文化）和禮教文化（控制「性」）都已經消失幾盡，而又沒有建立起新型的生育文化。
在生育上面，我們還算是一個「有文化」的民族嗎？
挽救、重建中華文化圈的生育文化，中國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農業社會的家庭結構、道德、倫理體系的建立歷時數千年，這個過程中無數民族（包括一些非常輝煌的民族）滅絕；

工業社會的家庭結構、道德、倫理體系的重建也不可能短時就完成，至少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人的壽命只有幾十年，不管歷史多麼悠久，現在人口多麼龐大，要是不能及時建立起新型的生育文化，只要幾代人就可以淪落為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民族。

註釋和出處：
1
〈美國生育率和離婚率〉：
http://www.sais-jhu.edu/fukuyama/figures/united.htm。

2 HOW MANY PEOPLE GO REGULARLY TO WEEKLY
RELIGIOUS SERVICES？
Ontario Consultants on Religious
Tolerance（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rel_rate.htm）。
3 Study：
Most U. S. teens serious about religion，MSNBC News，

February 23，2005（http://www.msnbc.msn.com/id/7019023/）。
4 Spengler：
Faith，fertility and American dominance，Asia Times ，
September 8，2004（http://www.atimes.com/atimes/Front_Page/FI08Aa01.html）。
Spengler：
Power and the evangelical womb，
Asia Times ，November 9，2004（http://www.atimes.com/atimes/Front_Page/FK09Aa02.html）。

5 〈馬來西亞華裔逾 600 萬，人口增長遠低於馬來土著〉，新華
網，2004 年 12 月 1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4-12/15/content_2337375.htm）。
6 〈馬來西亞華人比例下降〉，美國之音中文網，2002 年 7 月 27 日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2-07/a-2002-07-27-12-1.cfm）。
7 原新：
〈新疆人口預測與控制探討〉，《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1995 年 No. 1。
8 韓琳：
〈兵團計生委主任劉戈玉：
創造良好人口環境〉，新
華網，2006 年 4 月 3 日（http://bt.xinhuanet.com/2006-04/03/content_6633607.htm）。

21.1 中國目前社會發展水平的國際定位

筆者在第三章〈歷史和現實表明馬寅初人口論是錯誤的〉中已經分析，人類發展指數（HDI）與生育率線性負相關。
那麼我們分析一下中國現在和今後的 HDI，預測停止計劃生育之後中國生育率的變化趨勢。

我國 HDI 自 2001 年首次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以來，總指數和三個分項指數不斷提高。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最近公佈了《2005 年人類發展報告》，該報告反映了各國 2003 年人類發展情況， 1 處於高人類發展水平的國家和地區有 57 個，其平均 HDI 值為 0.895；

中等人類發展水平有 88 個，其平均 HDI 值為 0.718；
低人類發展水平有 32 個，其平均 HDI 值為 0.486。
中國的 HDI 為 0.755，在所有納入統計的 177 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 85 位。

表~21.1：
人類發展指數（HDI）的國際比較地區 1975 年 1980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3 年香港  0.761 0.800 0.827 0.862 0.882 0.916 新加坡 0.725 0.761 0.784 0.822 0.861  0.907韓國  0.707 0.741 0.780 0.818 0.855 0.884 0.901巴西  0.645 0.682 0.698 0.719 0.747 0.783 0.792泰國  0.614 0.652 0.678 0.714 0.749 0.778中國  0.525 0.558 0.594 0.627 0.683 0.728 0.755印度  0.412 0.438 0.476 0.513 0.546 0.577 0.602資料來源：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2005 年公佈的 2003 年人類發展報告。

從表~21.1 可見，中國目前社會發展水平相當於香港 1975年、新加坡 1980 年、韓國 1982 年、巴西 1996 年、泰國1996 年的水平。
印度目前社會發展水平相當於中國 1986 年的水平。
韓國 1960 年代曾經實行計劃生育，但是基本是自願的節育（family planning），是提倡，而不是強制，不像中國名為計劃生育，實質上是生育控制（birth control）。

表~21.2：
日本歷年人類發展指數（HDI） 1960年 1970年 1975年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3年0.75  0.83 0.857 0.882 0.895 0.911 0.925 0.936 0.943資料來源：
1975 年以後資料來自聯合國發展署 2005 年公佈資料，1975 年之前資料來自 www.eh.net/encyclopedia/article/mosk.japan.final。

從表~21.2 可見，中國 2003 年社會發展水平相當於日本 1960 年的水平。

表~21.3：
臺灣省歷年人類發展指數（HDI）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0.728 0.757 0.781 0.886 0.891 0.895 0.902資料來源：
1985 年之前資料來自耶魯大學資料（www.econ.yale.edu/growth_pdf/cdp786.pdf），1999 年之後資料來源於臺灣行政院資料（http://www.cepd.gov.tw/upload/OVERALL/NatPlan_Long/new2_u3@249607.1647542817@.pdf），兩套數據有所出入，但參照新加坡、韓國的發展進程，耶魯大學資料中 1985 年之前的是準確的，1985 年之後的資料偏高。

從表~21.3 可見，中國大陸 2003 年社會發展水平相當於臺灣省 1981 年的水平。

表 21.4 2003 年中國大陸各省市的 HDI 比較 排名  省市  HDI預期壽命指數教育指數 GDP 指數
全國 0.7550.7800.8400.6501  上海 0.9090.9010.9080.9192  北京 0.8820.8640.9260.8563  天津 0.8550.8490.8900.8244  浙江 0.8170.8350.8360.7785  遼寧 0.8080.8230.8810.7216  廣東 0.8070.8330.8360.7527  江蘇 0.8050.8530.8230.7488 黑龍江 0.7860.8210.8500.6869  福建 0.7840.8210.8010.729  10  吉林 0.7760.8040.8740.650  11  山東 0.7760.8170.7960.714  12  河北 0.7660.7940.8340.670  13  海南 0.7610.8460.8060.631  14  新疆 0.7570.7880.8270.656  15  湖北 0.7550.7950.8270.644  16  山西 0.7530.7860.8610.612  17  湖南 0.7510.7940.8430.615  18  重慶 0.7450.7830.8450.607  19  河南 0.7410.8000.8090.615  20 內蒙古 0.7380.7620.8070.643  21  江西 0.7320.7530.8470.594  22  廣西 0.7310.8100.8080.575  23  陝西 0.7290.7690.8290.589  24  四川 0.7280.7820.8130.587  25  安徽 0.7270.8000.7930.588  26  寧夏 0.7120.7830.7590.594  27  青海 0.6840.7300.7130.608  28  甘肅 0.6750.7300.7490.547  29  雲南 0.6570.6900.7150.567  30  貴州 0.6390.6940.7310.491  31  西藏 0.5860.6800.4780.599資料來源：
〈中國各省市人類發展指數〉，聯合國開發計劃署（http://www.undp.org.cn/downloads/nhdr2005/12province_hdi.pdf）；

中文版（http://ch.undp.org.cn/downloads/nhdr2005/c_12province_hdi.pdf）。

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人口變化趨勢看現在停止計劃生育後中國能有多少生育率
圖~24：
各國生育率下降曲線
註：
中國 2003 年社會發展水平相當於日本 1960 年、香港 1975 年、新加坡 1980 年、台灣 1981 年、韓國 1982 年、巴西 1996 年、泰國 1996 年的水平。

印度（生育率 2.8）目前社會發展水平相當於中國 1986 年的水平。
泰國依附於佛教、巴西依附於天主教、印度依附於印度教的生育文化沒有被破壞，而中國傳統的生育文化已經被「反封建」和計劃生育的長期宣傳破壞幾盡。
中國男女分工紊亂、離婚率高、不育不孕症發病率高、HDI 指標間不均勻、計劃生育長期的負面宣傳等，決定了停止計劃生育中國也將達不到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當年在中國目前發展水平時的生育率，然後不斷下滑。

表~21.5：
各地區歷年生育率 年份 日本 香港 臺灣 新加坡 韓國 泰國 巴西 印度 中國 屬相 1947 4.53鼠 1949 4.34 6.14 牛 19503.75.975.81虎 19513.3 7.045.7兔 1952 3  6.62  6.47龍 19532.7 6.47  6.05蛇 19542.5 6.43  6.28馬 19552.4 6.53  6.26羊 19562.2 6.51  5.85猴 1957 2 66.41雞 19582.1 6.06  5.68狗 1959 2  5.994.3豬 1960 2  5.755.455.986.39 6.574.02鼠 1961 2  5.595.26 3.29牛 1962 2  5.47 5.2 6.396.156.516.02虎 1963 2  5.355.015.81 7.5兔 19642.1 5.35  6.18龍 19652.1 4.82 4.74.956.22 6.236.08蛇 19661.6 4.82 4.5 6.26馬 19672.2 4.223.95 6.115.386.045.31羊 19682.1 4.333.56 6.45猴 19692.1 4.123.25 5.72雞 19702.14 3.094.535.444.985.775.81狗 19712.23.413.713.044.545.44豬 19722.1 3.33.373.054.144.994.725.594.98鼠 19732.1 3.23.21 2.8 4.14.54牛 19742.1  3 3.052.363.814.17虎 19751.9 2.72.832.083.474.55 5.353.57兔 19761.9 2.53.082.113.053.24龍 19771.82.45 2.71.823.024.254.3 5.182.84蛇 19781.8 2.32.711.762.65  4.832.72馬 19791.8 2.22.661.79 2.92.75羊 19801.82.062.521.742.833.483.9 4.952.24猴 19811.71.952.461.722.662.63雞 19821.8 1.92.321.712.422.963.634.8 2.87狗 19831.8 1.72.161.612.082.42豬 19841.81.552.051.621.762.35鼠 年份 日本 香港 臺灣 新加坡 韓國 泰國 巴西 印度 中國 屬相 1985 1.8  1.51.891.611.672.79 4.44 2.2牛 1986 1.7 1.391.681.43 1.62.73  2.42虎 1987 1.7 1.31 1.71.621.552.572.96 4.22.59兔 1988 1.7 1.351.851.961.56  4.072.31龍 1989 1.6  1.31.681.751.582.25蛇 1990 1.5  1.31.811.871.592.272.743.8 2.37馬 1991 1.5  1.31.721.771.742.171.8羊 1992 1.5 1.351.731.761.782.1 2.6 3.541.68猴 1993 1.5 1.351.761.781.671.57雞 1994 1.5 1.351.761.751.67 2.54 1.47狗 1995 1.4  1.31.781.711.652.02 3.4 1.48豬 1996 1.4  1.21.76 1.71.581.36鼠 19971.11.771.641.541.9 2.3  3.31.31牛 1998  0.991.471.491.473.21.31虎 1999  0.971.561.481.423.11.23兔 2000  1.021.68 1.61.471.84 3.061.23龍 2001  0.93 1.41.42 1.31.82 2.98 蛇 20021.34 1.17 馬 20031.24 1.19 羊 2004  1.16 1.97  猴 2005 1.260.941.111.241.081.641.912.73 雞資料來源：
日本生育率資料，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www.sais-jhu.edu/fukuyama/figures/japan.htm）。

Edward Jow ChingTU、Wang Jian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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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21.5 可見，屬相對於中華文化圈生育率的影響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明顯（影響最明顯的要算日本 1966 年的火馬年）。
可能是生育率大幅度下降掩蓋了屬相的細微影響。

將日本、香港、新加坡、臺灣、韓國這些文化背景與中國相同的地區達到中國現在發展水平（2006 年 HDI 為 0.78）後的生育率進行比較，假定中國今後的情況與這些地區當年的情況一致的話，將這些地區的生育率平均，推算中國在停止計劃生育情況以後的生育率。

表~21.6：
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生育率推測停止計劃生育後中國的生育率  HDI 達到
中國今 中國 2003 年 日本 香港 臺灣 新加坡 韓國 平均
後年份 水平後年份
1  2.02.3 2.161.621.671.952006
2  2.12.2 2.051.61 1.61.912007

3  2.12.061.891.431.551.812008
4  1.61.951.681.621.561.682009
5  2.21.901.701.961.581.872010
6  2.11.701.851.751.591.802011
7  2.11.551.681.871.741.792012

8  2.1 1.51.811.771.781.792013
9  2.21.391.721.761.671.752014
10 2.11.311.731.781.671.722015
11 2.11.351.761.751.651.722016
12 2.11.301.761.711.581.692017

13 1.91.301.781.701.541.642018
14 1.91.301.761.641.471.612019
15 1.81.351.771.491.421.572020
16 1.81.351.471.481.471.512021
17 1.81.351.561.601.301.522022

18 1.81.301.681.421.171.472023
從中國各省市的情況看，比較當年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生育率，中國目前有一大半的省份在停止計劃生育後生育率將低於世代更替水平。
而上海 HDI 相當於臺灣、新加坡、韓國近年的水平，相當於歐洲的葡萄牙的水平，臺灣、新加坡、韓國的生育率只有 1.3 左右，葡萄牙也只有 1.5。
中國排名最後的西藏人口只有兩百多萬，藏族在歷史上繁衍速度比較慢。
中國排名倒數第四的甘肅 HDI 為 0.675，相當於蒙古的水平（0.679），蒙古 2005 年生育率只有 1.9~2.25（不同資料來源）。

蒙古原來是中國的一部分，又曾是社會主義國家。
中國排名倒數第二的是 貴州，HDI 為 0.639，相當於非洲摩洛哥（HDI 為 0.631，排名 124）的水平，高於印度（HDI 為 0.602，排名 127）的水平，摩洛哥 2000~2005 年平均生育率只有 2.8，印度 2005 年的生育率也只有 2.78 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摩洛哥是穆斯林國家，印度的印度教生育文化仍然很有生命力。
而貴州雖然整體 HDI 只有0.639，但由於一大半的育齡人口都去沿海打工，這些人口的 HDI 是遠遠高於 0.639 的。
換句話說，在停止計劃生育後，就是貴州這樣的最不發達省份，也將只有一小半的育齡人口的生育率超過 2.5（但也低於 2.8）。

停止計劃生育中國也將達不到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中國目前發展水平時的生育率
上一節討論是在假定中國今後與日本等地區當年一致的情況下，推算中國在停止計劃生育情況下今後的生育率。
但事實上，中國的情況與當年這些地區並不一致。

以下因素決定了停止計劃生育後中國生育率還達不到日本、香港、臺灣、新加坡、韓國當年的水平：

1、後發國家可以利用先行國家和自己所積累起來的知識和手段降低生育率，比如日本在 1960 年 達到中國 2003 年發展水平之後，除了 1966 年是「火馬年」不吉利避開生育（日本民間認為，出生在火馬年的女孩會很不幸）外，生育率維持在 2.0 以上長達 14 年；
而香港在 1975 年達到中國大陸 2003 年發展水平後，生育率維持在 2.0 以上僅僅 6 年；
臺灣 5 年；
韓國只有 2 年；

而泰國在 1996 年達到中國 2003 年發展水平時候其生育率已經低於 2.0。
中國發展比日本等地區晚，但避孕手段比當年這些國家要齊全，電視等普及率等要比當年這些國家高，並且出現電腦、網絡等新型娛樂方式。
此外新型生育觀念、思潮（如丁克思潮、對同性戀的寬容）很容易從前行國家流傳到後發國家。

2、中國男女分工紊亂。

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兩大基本支柱：
一是人口再生產，二是物質再生產。
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其實就體現了男女在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方面的分工。
恩格斯也提出過類似的觀點。
但是中國現在忽略人口再生產，一味將在物質再生產方面的貢獻作為標準來判斷一個人對家庭和社會的貢獻大小。
根據聯合國《2005 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佔男性的 86 % ，在所有 165 個參評國家和地區中排名 17，明顯高於日本（68 % ）、香港（66 % ）、臺灣（66 % ）、新加坡（64 % ）、韓國（71 % ）、印度（50 % ），世界平均是 69 % ，高生育率的阿拉伯國家、拉美國家、南亞國家平均分別為 42%、52%、52%；

國會議員女性比率中國為 20.2%，在所有參評的 168 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 45 位，高於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
中國女性收入相對男性的比例為 66 % ，在所有參評的 154 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 23 位，高於日本（46%）、香港（55%）、臺灣（52%）、新加坡（51%）、韓國（48%）、印度（38%）。
為測度兩性發展差異，聯合國還發佈性別發展指數（GDI），選用指標為男女出生時的人均預期壽命、成人識字率與毛入學率，及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估計年收入等四項。
中國的 GDI 排名比 HDI 排名靠前三位，而日本 GDI 排名卻比 HDI 排名推後三位。
中國 GDI 排名比 HDI 排名靠前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

從這些數據看，中國女性過多地參與物質再生產，這勢必降低她們放在人口再生產方面的精力和時間，必然引起生育意願的降低。
男女分工是家庭存在的理由，女性適當增加時間投入家庭從長遠看對雙方都有利，尤其對孩子有利。
男女分工紊亂，導致離婚率增高、結婚率下降、丁克家庭比例增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中國有很多獨生女，他們的父母對女兒的培養是專注於物質再生產的，依賴於獨生女養老，女兒在經濟上的能力將影響父母在將來 4~2~1 家庭結構中的地位，在這種利益驅動下，女性不得不過度地參與經濟活動，今後的生育意願很難提高。
男女適當分工並不意味著歧視女性，妻子要有「家庭白領」的優越感：
丈夫白天當勞工，晚上當老公。

男女適當分工也並不意味著要將婦女全部趕往家裡，古代男耕女織，也還需要「女織」補貼家用，現在育嬰期畢竟只有幾年（最多十幾年），育嬰期結束後女性要是還停留在家中而不參與物質再生產，對社會、對家庭、對婦女本人都是不合適的，而現在幼兒園的功能在增強，婦女更有條件「育兒、工作兩不誤」。

3、中國離婚率過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資料顯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離婚率持續上昇，2003 年離婚率比 1979 年增加五倍，離婚率已超過日本和韓國，與新加坡同屬亞洲離婚率較高的國家。
2 這意味著中國現在的離婚率遠遠高於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在中國目前社會發展水平時的數值。

獨生子女四個父母之間的矛盾也將導致這些年輕人今後離婚率增高。
生育時間是有限的，離婚意味著浪費生育時間，離婚還會增加撫養孩子的成本。
離婚率太高，對社會的穩定不利，也必將降低生育率。
高離婚率是一種社會病，這已經在國際上取得共識，在世界各國政治家正在為高離婚率而傷透腦筋、並且正想盡辦法降低離婚率（比如英國延長離婚案的處理時間，夫婦有更長的時間冷靜下來思考，不必趕著辦離婚手續，避免情緒性離婚）的時候，中國一些所謂的「學者」卻偏偏認為離婚率增加和對同性戀的認同反映社會進步。

4、中國 2003 年平均 HDI 為 0.755，城市平均為 0.801，農村為 0.67。
有一個重要現象值得注意：
九億農民中去掉老年人和小孩外，育齡人口一共只有三億多。
而現在中國有兩億多農民工，主要是育齡人口，就是說農村育齡人口大多進城了。
這些進城的育齡農民工的 HDI 高於農村而接近城市。

5、中國 HDI 三項指標不均衡。
中國 2003 年的 HDI為 0.755，在所有納入統計的 177 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 85 位。
其中中國預期壽命指數為 0.78（世界中等水平 0.70），居第 73 位；
教育指數 0.84（世界中等水平 0.75），居第 93 位；
GDP 指數 0.65（世界中等水平 0.70），居第 97 位。

生育意願受教育指數的影響最大。
統計資料顯示，中國農村女性受教育程度達到高中的，生育率只有 1.2 的水平，遠低於平均水平。
3 由於教育指數偏高，意味著中國的生育意願比 HDI 為 0.755 時的日本等地區要低；
GDP 指數偏低，意味著養育孩子的能力要比這些國家當年偏低。
需要說明的是：
中國的預期壽命指數和教育指數偏高，很大程度是吃改革開放之前的老本，改革開放之後社會發展明顯落後於經濟發展。

6、中國養育孩子的成本比當年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要高。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對教育投入之少世界罕見。
即便如此，中國的教育指數仍然超前於 GDP 指數，除了以前的根基不錯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家庭重視教育的「孟母」傳統，雖然國家對教育投入少，但家庭對教育投入高，這就導致教育成了家庭的主要負擔，養育孩子的相對成本高（海外華人生育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華人養育孩子的成本明顯高於其他種族），養育能力低，這就必然降低生育意願。
中國在醫療、住房等方面的不健全程度也遠遠高於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當年水平，生活壓力增高，也導致家庭養育能力下降。

7、中國自殺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
這意味著中國現在生活壓力很高，在如此高的壓力下，生育意願能高嗎？

8、中國出生性別比太高（已經超過 120），除了計劃生育本身的原因外，部分原因是撫養成本增高。

比如韓國 1988 年出生性別比達到 114，究其原因就是撫養成本太高，生育意願下降，生育率下降（韓國 1988 年生育率只有 1.56），而在偏好男孩的傳統思想下，人工選擇性別。
高出生性別比是高撫養成本和低生育率的一個間接指標。

9、城市化過程中我國女性初婚初育年齡不斷推遲，對降低生育率影響很大。
1991 年，我國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是 22.23 歲，1996 年就推遲到 23.20 歲，2001 年推遲到 24.15 歲，並且繼續推遲。

我國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的推遲，主要是由農村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的推遲導致的。
女性初婚年齡的推遲，直接導致了初育年齡的後推。
1993 年我國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齡為 23.70 歲，1994 年為 23.87 歲，1995 年為 24.04 歲，1996 年為24.24 歲，1997 年為 24.48 歲。
4 而韓國在 1981 年時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只有 23.2 歲。
5 中國城市化在加速，初婚初育年齡將進一步推遲。

10、中國不育不孕症發病率比這些地區當年要高。
除了不明原因的全球不育不孕比例激增外，中國的性病發病率不斷昇高是一個重要原因。

11、中國生育文化遭到三重破壞：
A、現在的物質生產至上的經濟制度對中華文化圈的打擊；

B、與蘇聯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曾經主動打擊傳統的生育文化；
C、幾十年計劃生育的片面宣傳刻意破壞生育文化，人口上限和超低政策生育率形成生育心理的「爬蚤效應」。
並且「少生獎」給人一種少生孩子是為社會做貢獻，今後不用擔心養老的幻覺。
這種幻覺嚴重影響生育意願。

12、計劃生育還破壞了生育器官 — 輸卵管、輸精管結紮，並且剖腹產比例太高，影響後續生育意願。

13、在老年化壓力下，勞動力優勢逐漸喪失，中國的經濟增長勢頭將會變緩，但生育定勢已經形成，而相對養育能力又下降，必然降低生育意願。
理論上低 HDI 伴隨高生育率，但 HDI 由高速增長變為低增長甚至停滯時，生育率卻不但不會增加，反而會降低。
比如，俄羅斯的 HDI 在 1990 年為 0.824，隨著蘇聯解體，HDI 降低，1995 年降低到 0.779，但生育率卻不但不上昇，反而從 1980 年代的 2.1左右急劇下降到 1985 年的 1.3，雖然政府鼓勵生育，但生育率一直維持在 1.2~1.3 的超低水平。

6
既把農民不當人，又把農民當超人
在城市人的心目中，農民超生嚴重，計劃生育停不得。
但是既然全國生育率只有 1.3 左右，即使北京、上海的生育率也還有 0.7 左右，那麼就意味著農民超生並不嚴重。
1990 年代以來所有的生育意願調查都顯示農民生育率不斷降低，早就低於 1.8 了。

那麼為什麼大多數農民不願意生孩子了？

隨著城市經濟體制的改革，1990 年代後中國農民大量湧入城市打工，全國目前有 2.5 億農民工。
而這些農民工主要是青壯年育齡人口，九億農民中去掉老年人和小孩外，育齡人口一共只有三億多。
2006 年進行的一項全國抽樣調查顯示，74% 的行政村認為，本村 30 歲以下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已外出打工，幾乎已沒有青年勞動力可以再繼續向外轉移。

就是說農村育齡人口大多進城了，這些人生育願望是非常低的。
其實在 1960 年代，中國婦女平均生育六個孩子的時候，很多城市居民不過生育二三個；
現在中國農村的經濟情況總體來說遠比當時的城市居民好，並且農村育齡人口大多到城市打工，沒有時間和精力養育孩子，而養育孩子的條件還不如當初的城市居民（大多數連產假都沒有，夫妻分居，在城市沒有根據地，孩子入學有困難）。

1990 年代中期開始的分稅制改革，實際上是中央政府把財力向中央集中（國家有財力給公務員增加工資，大城市有財力發展基礎建設），卻繼續讓基層政府承擔農業基礎建設、義務教育（國家又提高公務員工資標準，但地方政府無力承擔，只好打白條拖欠教師等人員的工資）、衛生醫療等開支，造成地方政府債臺高築，鄉鎮政府面臨「破產」。

7 全國人大常委馮之浚說，目前我國農村教育投資中，中央財政僅負擔了 8%，省級財政負擔 11%，縣級以下財政負擔超過 80%，而縣級教育支出最終是由當地農民直接承擔。
農村幾乎是鄉鄉有債、村村欠錢，中國鄉村級政府的債務高達一萬億元人民幣。
比如湖南省衡陽縣 2004 年鄉村債務高達四億，相當於近四年的財政收入。
8 而基層政府為了運轉，就通過各種途徑「搭車收費」將壓力往所有農民身上轉移，但是中央又要求「減輕農民負擔」，禁止「搭車收費」，結果只有計劃生育這個合法的「撈錢」途徑了。
由於計劃生育又是「一票否決」、「一把手親自抓」，撈計劃生育的錢撈得光明正大，成了維持農村基層政府運轉的重要財經來源。

9 雖然 1990 年代的計劃生育從手段上並不比 1980 年代嚴厲，但是罰款數額卻是數倍增加，遠超出一般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每次中央要求「減輕農民負擔」，就意味著生育率的又一次下降。
基層工作已經是圍著計劃生育轉了，計生大樓成為一些地方最為豪華的建築。
近年湖南、山東、河南、雲南、廣西等農業省份都重現 1980 年代那種涉及計劃生育的極端殘忍的非法行政事件。
現在開始取消農業稅，使得農村最後一個可以「搭車收費」的藉口也沒有了，要是農村機構不能縮減的話，就更要特別警惕基層政府在計劃生育問題上製造不和諧，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

概括起來：
1990 年代之後農村人口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生育意願不斷下降；
貧富差別加大以及教育、醫療的產業化使得農民養育孩子的能力不斷下降；
而分稅制改革使得計劃生育成為維持基層政府運轉的最後一根稻草。
一方面將農民不當人，加大農民負擔，農民承受能力已經達到極限；

另一方面計生委卻又將農民當成超人，高估了百姓對抗政策的能力，誇大農民超生現象，以至於城市居民總以為農民超生嚴重。
中央人口目標的一次次落空就是因為低估了基層計生委「執行政策」的能力，高估了農民對抗政策的能力。

計劃生育的後果是農村包圍城市，農村已經淪落為老弱病殘的基地，像戰爭年代一樣滿目瘡痍；
而城市卻因為大量的農民工湧入，一片繁榮，甚至還有「人滿為患」的感覺。

掌握決策發言權的城市並沒有感受到人口問題的嚴重性，也就沒有調整人口政策的動力。
等到計劃生育的後果從農村蔓延到城市之時，國家再也無力回天了。

民工行（仿杜甫《兵車行》）
雨霖霖，風蕭蕭，行李包裹各在腰。

爺娘妻子走相送，泥濘不見利民道。

牽衣頓足吞聲哭，東南列車難求票。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民工缺。
10
或從十五跑東莞，便至四十奔上海；

去時身強壯如牛，歸來體殘爹娘哭。

村中只剩病老弱，計劃生育猶未休。

君不聞，漢家山西二百州，屋破田荒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川湘子弟耐苦勞，被驅不異犬與雞。

總理雖有問，民工敢申恨？

11
且如今年冬，工資領不到。

鄉長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12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光棍難終老。
13
君不見，青海頭，千年漢鎮今已空。

14
醫療教育住房壓，養己不易還養後？
15
從越南的計劃生育看中國的人口現狀
越南無論從文化背景（中華文化圈）、制度背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從經濟結構背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但市場化還不如中國，經濟水平相當於中國十幾年前的水平）看對中國都有參照作用。

越南生育率在 1970 年代還為 6.0左右，經濟改革比中國晚十幾年。
計劃生育始於 1988 年，允許生育兩胎，考慮特殊情況，政策生育率在世代更替水平 2.1 以上。
1989 年生育率還有 3.8（中國在 1979 年就只有 2.75，1990 年開始低於世代更替水平）。
在 1993 年預計 2000 年總和生育率降低到 2.9，2015 年達到人口更替水平 2.1。

16 哪知道實際上生育率降低到 1994 年的 2.79，1999 年的 2.3，2005 年更是降低到 1.94了，2006 年預計只有 1.91。
原先計劃到 2000 年把全國人口控制在 8200 萬，但實際上 2000 年人口只有 7700 萬，比原計劃少 500 萬（在一個每年增加人口不過 100 萬的國家，幾年就少增加 500 萬意味著什麼？
）。
據美國非政府組織（NGO）人口調查研究所 — 人口調查局（PRB）2006 年 8 月公佈的〈2006 年世界人口統計表〉的資料，越南有兩個孩子的婦女，92% 不願意生育第三胎。

越南計劃生育比中國晚十幾年（生育文化破壞沒有中國嚴重），執行力度沒有中國大，2003 年人類發展指數為 0.704（相當於中國 1997年的水平；
意味著生育意願比中國高），政策生育率高於 2.1（中國只有 1.38），但 2005 年生育率只有 1.94了（低於政策生育率）。
人算不如天算！中國生育率能有多少？
即使生育率要穩定在 1.8，政策生育率也應該遠高於世代更替水平才行。

越南經濟起步比中國要晚，2003 年以購買力計算人均收入勉強只有中國的一半，現在生育率已經低於世代更替水平了，中國即使停止計劃生育，經過宣傳提高生育意願，能達到 1.8 的生育率就算老天保祐了。

「超生挑戰中國 16 億人口上限」是個大笑話
城市人口只能生育一個，全國政策生育率也只有 1.38，那麼中國人口理應接近負增長，計劃生育必須停止了。

但是計生委和人口學界卻一再宣傳說農村超生嚴重，「超生挑戰中國 16 億人口上限」。
17 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已經使得農民沒有超生能力了，但另一方面計生委系統卻又通過主流媒體宣傳富人、名人超生。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原國家計生委副主任楊魁孚，更是以政協提案的形式提出「對富人、名人超生現象要給予足夠重視」，給人的印象是目前人口問題仍然很嚴重，除了農民超生外，現在富人、名人也超生了，人口政策絕不能放鬆，反而應該從嚴。

本節從中國的期望生育率和政策生育率的差值分析中國的超生情況。

先看看我國的期望生育率。

中央 1990 年提出 2000 年 13 億人口目標；
「九五規劃」提出 2000 年 13 億人口目標；

「十五規劃」提出 2005 年 13.3 億人口目標；
「十一五規劃」提出 2010 年 13.6 億人口目標，生育率需要穩定在 1.9~2.23 左右。
可見 1990 年以來中央的人口政策與「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是一致的，中央的「穩定低生育率」是要求生育率穩定在世代更替水平 2.1 附近。
就是說我國的期望生育率是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
目前全國不生育人口至少 15%（光不孕就已經昇高到 12.5%），那麼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個孩子才能實現中央的期望生育率。

再看看我國的政策生育率。

據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曾毅的統計，18 中國政策生育率 1.38（每個婦女生育 1.38 個孩子）。
而中國不孕不育人群在近二十年增加了十倍，從 1~2% 增加到現在的 12.5%，並且還在急劇增加；

依照政策能夠生育二胎的有些不願意生育二胎；
還有單身和不斷增加的丁克人群。
比如北京的政策生育率在 1.0 以上（每個婦女都被允許生育一個孩子，少數民族可以放寬，頭胎是殘疾的可以再生育），但北京 2000 年常住人口實際總和生育率只有 0.686（戶籍人口 0.72），這意味著不生育人口達到 30% 左右。
內地丁克人口比例比北京低，但單身、不孕人口比例不一定比北京低。
全國平均就以最保守的 15% 計算，那麼現實政策生育率只有 1.175。

計生委自己的數據都顯示現在的計劃生育率達到 94 % 以上。
19 就算計生委宣稱的「6 % 的人違背生育政策」的說法不可靠，將這個數字擴大五倍，30 % 的人口（超過生育人口的 35 % ）違背政策已經夠誇大了吧（計生委會忙得不亦樂乎了）？
這 30 % 的人中有些是因為沒有結婚證而生育的，有些是沒有到二胎間隔時間而生育的，有些是因為沒有來得及辦理生育證而生育的，這些人不算超生的。
那麼真正超生的就不到 15%（佔了生育人口的 18%）。

現實政策生育率 1.175 加上 15 % 的超生家庭（每個家庭只多生一個的話），生育率只能達到 1.32，說明客觀調查的 1.3 左右的生育率是正確的。

要達到計生委宣稱的 1.8 的生育率，有以下幾種可能。

A、假定計生委「6 % 的人違背生育政策」的說法是對的，那麼這 6% 超生人口每對夫婦政策外得多生十個以上孩子（遠遠超過中國婦女的自然生育極限）；

B、假如 30 % 的人口違背政策（15 % 家庭超生），那麼每個家庭需要超生 4.2 個孩子（加上政策允許的共有五六個孩子），過去中國婦女十幾歲開始生育，沒有任何避孕的情況下，也才平均生育六個左右孩子，現在初育年齡平均超過 25 歲了，還能生育五六個孩子？
C、每 1000 個育齡婦女（農村佔 570 個；
2005 年 1 % 人口抽樣調查顯示，農村人口佔總人口的 57.01%），政策允許生育 1175 個孩子，1.8 的生育率是 1800 個孩子，那麼 625 個孩子是農村 484.5 個婦女（570 個婦女扣除 15% 不生育的）超生的，100 % 超生一胎的話（加上政策允許的 1.5 個孩子，共有 2.5 個孩子），還剩下 140.5 個孩子，還需要 29% 的婦女超生兩胎（加上政策允許的 1.5 個孩子，共有 3.5 個孩子）。
換句話說，要達到 1.8 的生育率，農村生育家庭中 100% 超生，其中 71 % 的家庭超生一胎，29% 的家庭超生二胎。
要是超生家庭只超生一個，那麼農村有生育能力的 100 % 超生外，剩下 140.5 個孩子是城市 365.4 個婦女（430 個婦女扣除 15% 不生育的）超生的話，城市有生育能力的也得有 38 % 的家庭超生。

在目前的生育意願和政策強度下，可能嗎？

政策生育率只有 1.38（現實政策生育率不到 1.175），而目標生育率卻放在 2.1，還要計生委幹什麼？

中央自從 1990 年以來的歷次人口目標都是期望生育率穩定在世代更替水平 2.1 附近，但政策生育率卻只有 1.38（即使依照計生委的說法，也只有 1.46）。

中間這麼大的差距怎麼填補？
1980 年代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驟然由計劃經濟轉變為傳統的自然經濟，傳統生育文化有所恢復，而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也決定了高生育意願 ），在高的超生意願下，還能勉強填補這個差距。

但是 1990 年代以來，由於經濟發展，養育成本不斷提高，生育意願和生育能力不斷下降，超生連不育（不孕、單身、丁克等）都彌補不了，更加不可能填補政策生育率與期望生育率的差值。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以 15 % 不生育人口計算，現實政策生育率只有 1.175，只有期望生育率的一半，竟然期望一半的出生人口是因為非法超生而出生的，這本身就比較滑稽，對遵紀守法的人很不公平。

可能意識到政策生育率與目標生育率差距太大，中央出臺了計劃生育「七不准」，理論上可以填補一些政策生育率與期望生育率的差值：

1、不准非法關押、毆打、侮辱違反計劃生育規定的人員及其家屬。

2、不准毀壞違反計劃生育規定人員家庭的財產、莊稼、房屋。

3、不准不經法定程序將違反計劃生育規定人員的財產抵繳計劃外生育費。

4、不准濫設收費項目、亂罰款。

5、不准因當事人違反計劃生育規定而株連其親友、鄰居及其他群眾，不准對揭發、舉報的群眾打擊報復。

6、不准以完成人口計劃為由而不允許合法的生育。

7、不准組織未婚女青年進行孕檢。

2005 年 8 月 24 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狀況》白皮書，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顧秀蓮當天在新聞發佈會上強調：
「中國政府反對任何形式的強迫和處罰行為，也不允許強制做人工流產、節育手術和墮胎等」。

就是說依照中央計劃生育「七不准」和顧秀蓮的講話，中央是不准強制墮胎和處罰（包括罰款）的，等於是除了宣傳外，全部自願，計生委沒有任何事情可做。

既然有龐大的計生委系統的存在，這些人總不能無所事事吧？
實際上，地方計生委將中央的「七不准」視為機密，不公佈出來，也不像刷計劃生育標語一樣廣泛宣傳。

最近計生委系統為了誇張超生，終於在全國範圍內找出一個特例：
唐國英 1983 年開始生育孩子，當時年僅 16 歲，為了生育一個兒子，連續生養九胎（三男六女），其中三胎夭折（二男一女）。
20 計生委系統想以此誤導全國，讓人以為中國超生很嚴重。

生一胎沒兒子比例二分之一，生兩胎沒兒子比例四分之一，生三胎沒兒子比例八分之一，都允許生兩個孩子並且都生兩個，然後沒有兒子的可以繼續/也都生下去，總和生育率只有 1.9。
並且唐國英是 16 歲結婚生育孩子的，這種情況可算是特殊中的特殊（要是像現在平均 25 歲初育，她有能力生育九個孩子？
）。
唐國英存活的五個女兒中，還有三個過繼給三個沒有女兒的堂兄弟，給他們養老（再過幾十年回過頭來看，唐國英的行動正面意義非常大，使得他們三個堂兄弟不成為社會負擔）。
唐國英存活六個孩子，加上三個堂兄弟，平均計算每戶只有不到兩個孩子。

唐國英事件還折射出另外一個問題：
高達 33 % 的兒童死亡率！（套用計生委以偏概全的計算方法）聯合國特別批評中國「沒有能夠將創造財富和提高收入轉化為更快地降低兒童死亡率」，筆者以前一直以為完全是因為中國醫療改革的失敗，現在看來，衛生部是在替計生委揹黑鍋。
超生家庭不敢到醫院進行常規產前檢查，連出生都不敢到醫院（而是農村接生婆土法接生），很多超生家庭是因為罰款致貧，無力醫治生病的兒童，導致兒童死亡率昇高，人口素質降低。

為了唐國英事件，13 名幹部受到處分，其中 6 名鎮幹部為此丟官。

同樣，看看新華網 2005 年 10 月 13 日對美國「超生」的報道：
〈美國一「超級媽媽」成功生下第 16 個孩子〉，生育了 16 個孩子的婦女在美國被視為英雄。
即便有「超生」 16 胎的，美國的總和生育率也只有 2.09。

再看看新華網 2006 年 4 月 21 日對德國「超生」的報道：
〈德國人面臨「滅種之危」，女部長帶頭生七個孩子〉，德國 2006 年生育率估計為 1.39（平均每個婦女生育 1.39 個孩子），德國大眾和高層已經意識到「德國人有滅種的危險」，通過各種措施鼓勵生育，部長以身作則生育七個孩子。

而中國 2000 年人口普查顯示生育率只有 1.22，比德國低，反而千方百計搜集超生個例來誤導大眾，懲罰基層官員。

計生委面對中國未來鉅大的人口老化壓力，面對要求停止計劃生育的強烈呼聲，面對未來中國競爭力和國家凝聚力因計生政策而急劇下降的問題，為了維持本部門的特權，拒絕傾聽任何理性聲音，拒絕對現行政策作出更正，現在為了轉移視線和焦點，利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普通人的仇富心理，又開始大談富人、名人的超生問題（由於富人、名人影響大，全國抓幾個典型就可以誤導整個社會），企圖攪渾真正的政策辯論，為計生委系統解困。

中國富人超生真的普遍嗎？
真的可以影響到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嗎？
以下是新華網 2006 年 4 月 13 日的新聞：
〈超生是富人的特權？
〉，該文引述楊魁孚（原國家計生委副主任）的話，譴責了富人、名人超生。
但是該文透露出來的資料卻顯得很滑稽：
「統計數據顯示，自 2002~2005 年第三季度，上海市共有 84 例超生被認為是富人超生，佔超生總數的 7.17 % 。

2002 年 10 月至 2005 年10月，大連市共發生 12 例富人、名人違法生育案例。」

2004 年末上海戶籍人口總數為 1352.39 萬，三年總超生（包括富人以及郊區農民）才 1171 例（每年平均 390 例），富人超生才有 84 例（每年平均 28 例）；
人口 550 萬的大連市，三年才有 12 例（每年平均四例）富人、名人超生。
人口 1000 多萬的上海不生育人口就接近 30%，而每年超生才 1171 例，使得生育率只有 0.7 左右，遠遠低於政策生育率，更是遠遠低於中央期望的世代更替水平，應該鼓勵更多的人超生才行。

計生委宣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真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什麼城鄉不平等？
為什麼民族之間不平等？
為什麼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
應該做的是調整生育政策，使得「人人平等」，計生委為什麼偏偏只抓著富人、名人超生不放？

可見計生委真正關心的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計生委誇張超生、誇張富人超生，其目的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有人說中國人的生育意願由於現實條件有限而潛藏起來，高收入人群正好有條件通過特權的形式來實現這個意願。
但目前有條件的高收入者也不過生育兩胎，生育三胎的罕見。
總體來說，一個群體越富裕，生育率越低，要是停止計劃生育，中國的富人階層估計也就能達到香港、新加坡、臺灣的生育率水平，這三個華人地區目前生育率分別為 0.94、1.24、1.1。

那麼為什麼中國富人還是有超生的呢？
那是因為中國的政策生育率太低，即使香港、新加坡這樣超低生育率的地區，平均生育意願仍然接近 2.0，作為整體，因為不孕、單身、錯過生育時節等原因而使得生育率只有 1.0 左右，但這 1.0 的生育率仍然有很大部分是由於部分人生育兩三個貢獻的。
要是香港、新加坡這樣的地區也只有 1.38 的政策生育率（中國城市只有稍高於 1.0），照樣有超生的。
可見，需要做的是停止計劃生育而不是限制超生。

據 2002 年國家計生委開展的「城鄉居民生育意願調查」表明：
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選擇生育兩個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個孩子的多 34.6%。
就算沒有不育（不孕、單身、丁克）人口的話，生育率也只能達到 1.67；
要是考慮不育人口的話，生育率只能達到 1.4 左右。
這難道還叫「潛藏起來」？
難道真的要將生育率穩定在 1.3？

據筆者所知，富人更不敢超生，一個個體老闆跟筆者訴苦說，農民超生罰款一般是年收入的兩倍，到親朋那裡還能借到錢，幾年、十幾年後有可能還清；
像他這樣的個體企業，稅收這麼高，收入基本用來維持企業運轉，不可能有兩年收入的餘款，要是超生的話，罰款兩年收入，辛苦了十幾年建立的企業絕對破產，一輩子都翻不了身。

看看計生委是如何對付富人的，〈生一胎被罰40萬，社會撫養費徵收再創溫州新高〉：


瑞安新聞網 2006 年 4 月 28 日消息：
因未領取結婚
證和生殖健康服務證而違法生育第一胎，塘下鎮韓田村
蘇某某、方某某夫婦前天被塘下鎮依法徵收社會撫養
費 40 萬元。
據了解，當事雙方均達到法定結婚與生育

年齡，在未領取結婚證和生殖健康服務證的情況下，
於 2003 年 5 月 6 日違法生育了第一胎女孩。
他們直到
2004 年底才到相關部門辦理結婚及生育登記手續。
本月

以來，我市開展以「信息大排查、徵收大兌現、四項手術
大清理、性別比大整治」為主要內容的計生攻堅克難集中
整治大行動，工作組到塘下鎮後，經過調查，初步了解到
蘇某某與其父親經營一家汽車部件有限公司，而且效益可
觀。

為進一步取得準確的數據，工作組積極發揮各成員單
位的職能作用，加強外圍調查。
法院、稅務、土地等部門
分別對其公司開設的銀行賬戶、產值、納稅及房產登記等
情況進行調查，並取得了充分的證據。

4 月 26 日，塘下鎮
決定依法向該夫婦徵收社會撫養費 40 萬元。
懾於政策和法
規的強大威力，當天，蘇某某主動到塘下辦事處如數繳納
了 40 萬元社會撫養費。

（《瑞安日報》 記者 陳希林）
上面這個例子還不屬於超生，只是因為沒有辦理結婚證（雖然都到了年齡）而生育第一胎。
對於超生，就更不用說了。
這麼大的利潤，強盜都要改行當計生幹部了。
在這種執行政策的強度下，名人、富人敢超生？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口上千萬的上海每年平均只有 28 例富人超生、人口 550 萬的大連每年平均只有四例富人超生。

有人可能會說，要是沒有超生的話，中央早就調整人口政策了，就是超生害了我們這些遵紀守法的。
真的嗎？
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總設計師宋健早在 1980 年就提出「七億最適人口」理論，當時提出的人口目標是「2000 年人口控制在 11 億」（幸虧有超生，2000 年人口才增加到 12.4 億）；

國家計生委科研所前所長、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李偉雄，2005 年提出「我國最終人口規模保持在五億為好」；
國家計生委副主任潘貴玉 2006 年提出「要是我們中國人只有兩三億人口，現在一定是很神氣」。
即使中國人口降低到宋健的七億目標後，還有李偉雄的五億人口目標在等著，即使降低到五億，還有李小平的三億人口目標在等著。
有人說，今後都只願意生育一個或者不生，總不會有超生吧？
那不一定，到時候說不定為了實現一億人口目標，要求三對夫婦只能生育一個孩子（要知道連「無嬰年」計劃都曾經提出過），靠抽籤決定，還是會有超生的（計生委還是有罰款的機會）。

總之，只要計生委存在，就需要利益，人口目標總會一降再降的，超生也會一直存在。

即便有超生，中央的人口目標仍然一次次落空（要是沒有超生的話，人口數量離中央的目標更遠，可見超生有功），就是說老百姓的超生能力被高估了。

「二孩晚育軟著陸」是錯誤的

現在很多學者提出「二孩晚育軟著陸」，並且很得民心（因為現在老百姓生育意願只有一二個，二胎方案滿足了絕大多數人的生育意願）。
二胎晚育方案就相當於將跳蚤頭上的玻璃罩調高一格，其實即使將玻璃罩去掉，跳蚤也不會跳多高了。
其實二孩晚育方案早已被證明是錯誤的。

1、1985 年開始國家就特批山西翼城縣試點二孩晚育理論，但是 2000 年普查顯示該縣生育率只有 1.51，遠遠低於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

甘肅酒泉、河北承德（是一個典型的以傳統農業為基礎的集「山、老、少、貧」於一身的經濟較落後的地區）也試點二胎晚育方案，生育率也遠低於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

2、蒙古和朝鮮既是中華文化圈，又是社會主義國家，並且社會發展水平比中國落後，但是目前蒙古生育率只有 1.9~2.25（不同資料來源）；
朝鮮生育率只有 1.97。

3、越南 1988 年開始計劃生育，都允許生育兩個，加上一些特殊情況，政策生育率在 2.0 以上。
越南的經濟發展水平比中國晚十幾年，但是現在生育率只有 1.91，低於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

4、從北京市、上海市、杭州市、煙臺市、甘肅省等地情況看，生育二胎的意願非常低，「自我設限」的影響非常大。

5、新疆建設兵團漢族人口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十幾年後改為允許生二胎，但是「十五」時期，新疆建設兵團婦女總和生育率穩定在 1.0 左右。

一個正常的社會是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兩個，部分家庭生育四五個。
由於「設限」太低，絕大多數城市人口認為獨生子女是最佳生育政策，願意生育兩個的都不多了，生育三四個想都不敢想。

學者不是決策者，要是學者的認識還是停留在這個水平，那麼就難怪人口政策至今紋絲不動。
1980 年要是提出「二胎方案」，相對於獨生子女方案來說還算是功臣（比如梁中堂先生）；
現在要是還只是提出「二胎方案」，就不是功臣而是罪人了。
立即實行二胎確實還有意義，走一步算一步，但是既然開明派學者也只敢提二胎，李小平敢提「將中國人口減少到三億」，被魏津生、翟振武、王東京、李小平等「從嚴派」中和，等於人口政策不用調整，「二胎」喊了幾年了，光打雷不下雨，一代婦女的生育時間在專家們的討論中白白流逝（現在婦女一共只有十幾年的生育時間，從 2000 年到現在六年過去了，意味著浪費了婦女一生的三分之一的生育時間）。
「過渡」意味著延誤時機。

「二孩晚育軟著陸過渡」方案就像秋天了還只發幾粒春天作物的種子給農民播種。
二孩方案其實是一種催眠劑，滿足了大多數人的生育意願，使得人們對政策調整沒有壓力，也就沒有改變政策的動力。
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1998~2000 年平均每年出生女孩 593 萬；
2003 年 1 ‰ 調查顯示，近五年每年平均只出生女孩 579 萬。
而 1990 年左右每年出生女孩 1200 萬左右。

也就是說今後育齡婦女將從 2015 年左右的 1200 萬快速下降到 2028 年左右的 579 萬。
現在在鼓勵生育的情況下，香港每個婦女只生育 0.94 個孩子，日本 1.2~1.3 個，臺灣、韓國 1.1 個孩子。
中國大陸生育文化破壞程度比日本、韓國、中國臺灣要嚴重，要是光停止計劃生育而不鼓勵生育，到時候中國婦女也只生育 1.2 個孩子，那麼這 579 萬婦女只生育 696 萬孩子，每年死亡人口近 2000 萬，而 2040 年左右每年死亡人口 2500 多萬（1960 年代中期每年出生人口 2500 萬以上），每年人口減少 1000 多萬。
1970 年代每年增加 1000 多萬，引起恐慌，結果這部分寶貴的勞動力導致現在的經濟騰飛；
今後每年減少 1000 多萬，那個時候將是欲哭無淚！人口問題有 20 年的滯後期，現在應該未雨綢繆，不應該繼續錯過時機。

註釋和出處：
1
〈2005 年人類發展報告〉，聯合國〔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2005/（2005 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
http://ch.undp.org.cn/modules.php?op=modload&name=News&file=article&topic=40&
sid=228）〕。

2 〈中國離婚率已超過日本韓國— 北京離婚率全國最高〉，中國網
（文章來源：
《競報》），2005 年 6 月 15 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 2005 /Jun/890519.htm）。
3 吳洪森：
〈關於計劃生育的另一種思考〉，《羊城晚報》，2003 年
11 月 17 日。

4 張翼：
〈中國人口總量的增長與結構變化〉，中國社會學網＞學術
討論＞2004 年中國社會形勢預測與分析（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shxw/xstl/2004ycyfx/t20040115_1874.htm）。
5 Ki-Soo Eun：
Understanding Recent Fertility Decline in Korea，
Journal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2003；

1（s）：

574~595（http://www.ipss.go.jp/webj-ad/WebJournal.files/population/2003_6/20.Eun.pdf）。
6 Timothy Heleniak：
Russia's Demographic Decline Continues，
USA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June 2002（http://www.prb.org/Template.cfm?Section=PRB&template=/ContentManagement/ContentDisplay.cfm&ContentID=6506）。

7 趙現波：
〈崩潰的邊緣 — 中國農村的基層政府債務危機〉，
《世紀中國》，2004 年 10 月 29 日（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2217）。
8 陳文勝：
〈警惕鄉村債務影響社會穩定〉，國務院發展研究
中心，2006 年 7 月 5 日（http://www.chinado.cn/ReadNews.asp?NewsID=643）。

9 吳飛：
〈來自農村基層的呼籲：
警惕社會撫養費替代農業稅〉，
《民主與法制時報》，2006 年 1 月 23 日（http://news.sina.com.cn/c/2006-01-23/16328947925.shtml）。
10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2006 年的調查顯示七成村莊無勞力可外輸。
11

2003 年 10 月 24 日，溫家寶總理在三峽庫區考察時，幫農民工討拖
欠的工資，此事經新華社報道後，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全社會開
始關注農民工欠薪問題。
12
有限的青壯年大量外流，沒有足夠人口補充，內地農村成為老弱病

殘的基地，縣鄉財稅短缺。
13
〈2006 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
1996~2005 年出生嬰兒的性別比高達 127，意味著超過 21% 同齡男
性將打光棍。

14
〈2005 年全國 1 % 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從 2000
年 11 月 1 日到 2005 年 11 月 1 日，全國總增加人口中少數民族佔
42%。

15
〈2006 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現
在全國生育意願低下，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
數分別只為 1.78 個和 1.60 個。
東、中、西部地區依次為 1.70 個、

1.74 個、1.77 個。
未婚育齡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只為 1.46 個。
16
汝小美（國家計生委國際合作司）：
〈越南的 2001~2010 年人
口戰略〉，國家計生委網站（http://www.npfpc.gov.cn/old-new/news20020304-1.htm）。

17
〈超生挑戰中國 16 億人口上限〉，人民網，2004 年 9 月 8 日
（http://www1.people.com.cn/GB/jingji/1037/2768941.html）。
18
曾毅：
〈平穩向二孩加間隔政策過渡的建議〉，《北京大學中國經

濟研究中心簡報》，2004 年第 24 期（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3543）。
19
〈2000~2003 年全國各地區計劃生育率〉，國家計生委（http://www.npfpc.gov.cn/data/data-20041014-2.htm）。
20
〈 村 婦 為 要 兒 子 生 九 胎 六 名 鎮 幹 部 為 此 丟 官 〉 ， 新 華 網 ，

2006 年 4 月 30 日（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6-04/30/content_4495204.htm）。

22.1 戰後美國嬰兒潮、日本「團塊世代」對
經濟的影響
俗話說「不笑少年窮」。

沒有合理的人口結構就不可能有持續發展，人口出生高峰與此後的經濟發展密切相關。
日本的崛起與衰退都與人口結構有關。
日本在 1920~1940 年代，平均每年出生 200 多萬人口。
戰後仍然保持高的生育率（與美國不同，日本生育率在 1930 年代就維持在高水平），由於社會穩定，迎來了戰後一個出生高峰，1947~1949 年這三年平均每年出生 270 萬，這個人群被稱為「團塊世代」。
「團塊世代」的形成主要是由於高生育率和人口再生產效率提高（戰後嬰幼兒死亡率降低）。

「團塊世代」和 1950 年代出生的人口是日本經濟騰飛的主力。
這些年輕勞動力不但數量多，並且素質高（工作的熱情高、有責任心，且有熟練的技術）。

1950 年代日本生育率急劇下降，在 1950 年代中後期下降到世代更替水平。
1970 年代日本出現了第二個出生高峰，這個高峰是繼發於第一個出生高峰（第一個出生高峰出生的人口到了生育年齡），但是這個高峰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不如第一個高峰。

由於生育率的不斷下降，勞動力短缺，並且新增勞動人口缺乏「團塊世代」那樣的吃苦耐勞精神，導致日本經濟在 1990 年代開始一蹶不振。
「團塊世代」人口即將退休，他們手頭握有雄厚的存款，還可領到優厚的退休金和年金，可望為日本帶來 15.3 萬億日圓的經濟效應，各行各業已將他們視為肥羊，消費市場則期待他們再度為日本創造經濟奇蹟。
不過，日本在期待團塊世代帶來好前景的同時，也已警覺到接下來人口減少，醫療、社會福利負擔增加的負面效應。

圖~25：
日本歷年出生人口數和總和生育率

現在日本的年齡中位數為 43 歲（美國 36 歲），到 2025 年將超過 50 歲（美國不到 39 歲）。
1 1985 年日本 65 歲及以上老人佔 10.3%（美國為 11.9%），到 2025 年增加到 25.8%（美國為 18.5%），增加到 2.25 倍（美國只增加到 1.55 倍）。
2 現在日本企業員工中有一半以上是老年人了；
從現在起不到四分之一世紀以後，近 30% 的日本人將在 65 歲以上，每九個日本人中就有差不多一個人將超過 80 歲。
「團塊世代」現在開始進入退休年齡，1950 年代出生的高峰人口也都將相繼退出勞動市場，進入退休年齡，開始呈現出「日」薄西山的趨勢。

日本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的研究顯示，老年人口比率上昇 1%，總生產力就會減少 0.11%，到 2050 年日本佔全世界經濟總量的比率將由目前的 8% 下滑至 4%。

同樣，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臺灣省、新加坡、香港在 1970 年之前都還是高生育率，不斷增加的有活力的勞動力創造了經濟奇蹟，使得經濟在 1970、1980 年代迅速起步，在 1980 年代先後達到高等人類發展水平，當時的中位年齡只有 21~24 歲（比如韓國 1980 年只有 21.8歲）。
3 1980 年代之後生育率相繼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現在韓國、臺灣生育率只有 1.2，新加坡只有 1.3，而香港更是只有 0.9，香港、新加坡、韓國的中位年齡 2005 年分別為 39.4、36.8、34.5 歲。
4 由於 1970 年代之前高生育率時期出生的人口仍然沒有退出勞動市場，這些地區的經濟仍然會慣性地增長一段時間，但 20 年之後這些地區的經濟停滯不可避免。

尤其是香港，目前生育率只有 0.9，而年齡中位數已經接近 40 歲，要是沒有大陸移民的話，經濟衰退為期不遠，今後香港特首將越來越不好當。

中國大陸現在處於經濟騰飛時期，但因為計劃生育，沒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當年那麼好的人口結構。
日本在 1960 年代後期進入高等人類發展國家時中位年齡只有 20 出頭。
中國 2005 年 HDI 為 0.77，但中位年齡已達 33 歲了（新加坡在 1990 年 HDI 為 0.822 的時候，中位年齡還只有 29 歲；

日本在 1975 年 HDI 為 0.857 的時候，中位年齡還只有 30 歲），而目前與中國發展水平相近的菲律賓、巴拉圭、厄瓜多爾的中位年齡分別只有 22、21、23 歲。
到 2025 年，中國的中位年齡將達 39 歲（將高於美國），5 相當於現在香港的水平，但是那時候中國的 HDI 是難以達到香港 1990 年的水平的。
中國 2001 年 65 歲及以上老人佔 7.1%（HDI 為 0.73 左右），6 相當於日本 1970 年的水平（HDI 為 0.83）。
中國 2005 年中間年齡、老年化程度與韓國 2000 年差不多，但是 2000 年韓國工業化已經基本完成，而中國卻還剛剛進入快車道。
這些意味著中國後勁不足（雖然過去高生育率時期出生的勞動力仍然可以確保中國在近 15 年內保持比較快的增長）。

美國在戰後生育率攀昇，出現了嬰兒潮，這些增加的人口成為勞動力，在冷戰中打敗蘇聯，並且是 1990 年代克林頓時代經濟高速發展的主力。
美國現在是發達國家中唯一保持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的國家，意味著美國今後將長期主導世界經濟。

圖~26：
美國歷年出生人口數和總和生育率

從人口結構看中印龜兔賽跑
2006 年中國人口 12.5 億左右（計生委宣稱是 13.1億），印度為 10.95 億，中國人口比印度多。
但是從人口結構圖可以看出，中國人口多在中老年年齡組；
中國 30 歲以下年齡組人口卻遠比印度少。

表~22.1：
2005 年中國與印度人口結構比較（單位：
萬人） 年齡組中國 印度 年齡組 中國 印度 年齡組 中國 印度0~4 6846 12291 35~39 12464 7518 70~74 3434 15405~9 8005 11938 40~44 11136 6389 75~79 2190  928  10~1410213 11233 45~49 8661 5375 80~84 1178  444  15~1910894 10527 50~54 9335 4450 85~89 427148  20~247824  992555~59 6849 3639 90~9411930  25~298380  926360~64 5044 291895+25  3  30~3410913 858165~69 4257 2216註：
中國：
2005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
印度：
美國人口普查局 2006 年資料
在兩國社會發展水平差距不太大的情況下，勞動力意味著綜合國力。
現在中國綜合國力比印度強，一方面是中國在 1979 年之前已經與印度拉開了差距（從人類發展指數 HDI 來看，1950 年中國 HDI 為 0.159，印度為 0.160；
1980 年時候中國 HDI 提昇到 0.588，相當於印度 1997 年的水平。

就是說到 1980 年中國已經拉開了印度十多年）；
另一方面是中國現在的勞動力比印度多。
以 20~64 歲為勞動人口的話，那麼中國 2005 年有勞動年齡人口 8.06 億（其中男性 4.0 億，女性 4.06 億），印度只有 5.81 億（其中男性 2.98 億，女性 2.82 億），中國勞動力是印度的 1.39 倍。
由於中國婦女勞動參與率佔男性的 86%，而印度只佔 50%（大量的孩子需要婦女養，從民族長遠角度看，印度婦女正在做出鉅大的貢獻），因此現實上中國勞動力是印度的 1.70 倍。

到 2025 年，中國人口將只有 13 億左右，而印度將達到 14.5 億左右。
中國婦女勞動參與率肯定會降低（中國必須鼓勵生育以提高生育率，否則國家將徹底喪失可持續發展能力），而印度隨著經濟發展生育率將會降低，婦女勞動參與率可能會昇高。
2025 年中國 20~64 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現在 0~44 歲的人口，忽略死亡情況）為 8.67 億（其中 20~44 歲的黃金時期勞動力為 4.38 億，45~64 歲的中老年勞動力為 4.29 億），印度 20~64 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為 8.77 億（其中 20~44 歲的黃金時期勞動力為 5.59 億，45~64 歲的中老年勞動力為 3.17 億）。
雖然中國勞動力總量只稍少於印度，但是中國的勞動力結構沒有印度合理，中國的生產效率可能將比印度低。
然後以此為轉折，中印差距將會越來越大。

國際社會把中印目前的崛起形象地比喻為龜兔賽跑，中國就像一隻兔子，跑在前面，印度則像是一隻烏龜，跟在後面。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相信：
印度龜將戰勝中國兔。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印度沒有「計劃生育」政策，因此人口增長能夠跟上經濟發展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而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卻使中國經濟面臨著勞動力供應不足的難題。
7 近年中國每年出生人口已經下降到 1200 萬左右，其中女孩不到 600 萬；

印度每年出生人口 2400 多萬，其中女孩 1200 萬。
這就意味著今後印度的物質再生產能力是中國的兩倍（勞動力是中國的兩倍），人口再生產能力也是中國的兩倍（育齡婦女是中國的兩倍）。

從人口結構看中國、印度、美國、日本的綜合國力
從人口結構可以看出，今後對美國構成競爭的將是印度而不是中國。

日本的綜合國力將走下坡路。
如果中國不調整人口政策並重建生育文化，前途堪憂。

圖~27：
中、印、日、美人口結構圖（單位：
百萬）
註：
上圖中國 2005 年 0~4 歲人口為 8218 萬人，但是 2005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只有 6846 萬人。

上圖 2025 年中國人口結構是依據 2025 年達到 14.53 億人口總量來預測的，但是實際上中國人口不可能達到 13 億（即使現在停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2025 年都難以達到 14.53 億人口）。
就是說中國人口結構遠沒有上面圖片顯示的那麼好。
資料來源：
美國人口普查局（2006 年 8 月 24 日）；
IDB Summary Demo-graphic Data，U.S. Census Bureau（http://www.census.gov/ipc/www/id-bsum.html）。

筆者在第一章〈財丁不能兩旺 — 神秘的人口「兩手」自控規律〉中提出人口增長呈 S 形變化，上昇段越長，一個民族佔全球比例就會越大。
其實人類發展指數（HDI）的增長也是呈 S 形變化的：
低水平緩慢增長期、快速上昇期、高水平緩慢增長期。
人口結構決定了這個快速上昇期的長短，日本、香港、臺灣、新加坡、韓國等在經濟起步後總和生育率（TFR）急劇下降，人均撫養比下降，形成一個所謂的「人口紅利」期，HDI 上昇很快，但是人口老化也很快，從而限制了上昇期的長度。
美國在經濟起飛後，生育率長期保持在 2~3 之間，就是現在也還有 2.1，比較合理的人口結構提供了長期發展的潛力，快速上昇期比較長。
換句話說，人口結構決定了經濟發展是長跑還是短跑，日本、韓國等國是短跑，中國是超短跑（透支性很強），而美國、印度等國是長跑。

短跑的速度快，但跑得不遠；
長跑的速度慢，但跑得遠。
選擇短跑還是長跑的發展模式，體現了學者、政治家思路的寬窄。

可見，看待 TFR 與 HDI 的關係的不同視角反映出不同的發展觀，通過降低 TFR 而提高HDI只是現代版的「拔苗助長」。

少年中國一去不復返了！穩定目前的低生育率，不是中興，是中垮！不是和平崛起，是和平衰落！
需要澄清的一點是，HDI 提高伴隨 TFR 降低，二者高度負相關，相關係數高達 －0.916，HDI 是診斷 TFR 的最準確指標（這也是本文的重點，是筆者用來預測停止計劃生育後生育率的主要依據）；
而高 TFR 引起滯後的 HDI 提高，是因果關係，二者有相關性，但相關性不太強，因為人口資源只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這個第一資源還得與其他資源一起共同決定社會發展。
換句話說，用 HDI 可以比較準確地「診斷」現在和今後的 TFR，但用 TFR 不能準確地「診斷」今後的 HDI。

中國三次出生高峰的原因
解放後中國有三次人口出生高峰，1950 年代的新生出生高峰是由於戰後社會穩定，死亡率（尤其是嬰幼兒死亡率）降低，嬰幼兒存活率提高，並不是由於生育率提高（以前也是高生育率），而是由於人口再生產的效率提高。
這個高峰與他們父輩一起在 1960、1970 年代初步奠定中國工業化（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基礎（雖然他們的貢獻被低估）。

1962~1977 年的人口高峰前半部分（1962~1970 年）是由於高生育率（每個婦女平均生育六個孩子）；

後半部分（1970~1977 年）是由於 1950 年代人口高峰所繼發的（1950 年代出生的婦女到了生育年齡），並且這個時候生育率仍然比較高（平均每個婦女生育四個左右孩子）。
第二個出生高峰不但量多，並且質高（吃苦耐勞、敬業），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主力。

1982~1991 年的人口高峰是由於 1960 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女孩到了生育年齡，並且還由於 1980 年代維持 2.4 的生育率（平均每個婦女生育 2.4 個孩子）。
就是說第二次出生高峰在 2.4 的生育率下，才引發 1980 年代的生育高峰。

由於第三次出生高峰無論從質還是量都不如第二個高峰，現在中國開始出現結構性勞動力短缺（民工荒），幾年後將出現全局性勞動力短缺，中國經濟難以持續保持高增長。
20 年之後當第二次出生高峰的勞動力逐漸退出勞動力市場，中國可能將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

光從育齡婦女結構來說，中國 1980 年代的生育高峰應該延續到 2000 年，但是隨著工業化的進程，大量農民進城，全國生育意願下降，生育能力下降，第三次生育高峰在 1991 年之後 然而止。
日本第一次出生高峰在 2.0 左右的生育率前提下才引發出第二次出生高峰，但是由於生育率降低到 1.5 以下，第二次出生高峰在 1990 年代不能繼發出第三次出生高峰。

美國 1990 年之後生育率維持在世代更替水平，第一次出生高峰才繼發出第二個出生高峰。
可見光憑育齡婦女高峰不足以繼發出下次出生高峰的。

圖~28：
中國三次出生高峰和歷年總和生育率
國家計生委阻止人口政策調整的兩大理由不成立

2006 年 3 月 21 日，國家計生委張維慶主任應邀在中國政府網談人口問題。
張維慶說：
「『十一五』時期面臨著第四次生育高峰。
第四次生育高峰是由哪些因素組成的呢？
第一，1970 年代實行計劃生育以來，獨生子女將近一億人，這一億人 1970 年代到現在，大部分是20~30歲了，這部分人進入了生育旺盛期，就該結婚了，結婚就要生孩子。
這個數量是為數不少的。

第二，1980 年代中期，中國的生育政策做了調整。
1980 年時我們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
1984~1987 年，在農村允許生了一個女孩子的再生一個孩子，這個生育政策的調整，所增加的相當一批人也已經進入生育年齡，他們也要結婚，也要生孩子，這也會增加一部分。
所以低生育水平在小高峰到來的時候要穩得住，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無論如何不能動搖，這是『十一五』期間堅定不移的態度。」


看來計生委認為計劃生育不能動搖的原因是由於第四次生育高峰。
計生委認為的生育高峰是由兩方面組成：
一是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
二是 1984 年後農村允許生育 1.5 個，這些孩子今後幾年到生育年齡。
筆者分析一下計生委的理由是否存在。

現在平均初育年齡是 25 歲，1980 年以後出生的女孩成為生育主體，1980~1990 年之間出生的女孩影響今後幾年的出生率。
「近一億獨生子女」主要是 1980 年獨生子女政策實行後出生的，相對於近五億總出生人口來說，比例不高；
就算這「近一億獨生子女」在 1980~2005 年之間平均分配，那麼每年只有 400 萬獨生子女，由於這 25 年出生性別比為 112 比 100，那麼每年女孩只有 189 萬；
而 1980~1990 年總出生人口平均每年 2200 多萬，就是說今後幾年一個獨生子女育齡人口面對的是一個獨生子女和 4.5 個非獨生子女育齡人口，他們的配偶都是獨生子女的概率很低，這 189 萬女孩中只有 34 萬左右與獨生子女男孩結婚（可以生育二胎，這部分家庭政策生育率 2.0，比現在的 1.38 的政策生育率高，每年只多出生 20 萬左右人口），對總人口增加幾乎沒有影響。
要是考慮到「近一億獨生子女」中還有少部分是 1970 年代出生的，尤其是農村（甚至城市）獨生子女在 1990 年後才增多，那麼 1980 年代出生的獨生子女每年就不到 400 萬，女孩就不到 189 萬。

有人可能會說，城市從 1980 年開始就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城市獨生子女婚配比例高一些，每年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生育夫婦就很高了。
那麼，我們看看 1980 年代出生的城市獨生子女到底有多少。
中國城鎮人口比例 1982 年為 20.6 % ，1990 年為 26.23%，2000 年為 36.09%，2005 年為 42.99%。
就是說，整個 1980 年代城市人口比例平均為 23%。

以平均 25 歲生孩子計算，1980~1990 年孩子的母親是 1955~1965 年出生的女孩，1955~1965 年這段時間全國共出生 1.01 億女孩，平均每年 918 萬，23 % 是城市人口的話，城市每年 211 萬。
這些女孩到 1980 年代是育齡婦女，假如都生育一胎的話，每年出生 211 萬（依照正常的 105 比 100 的出生性別比計算，每年出生女孩 102 萬），1980 年代出生的這些女孩現在開始成為生育婦女。
而 2005 年相對於 1980 年代來說，城市人口比例增加一倍，並且比例還在增加，這增加的人口中，大多是農村素質比較高的，他們進城後在婚配選擇中並不居於弱勢，就是說城市的每年 102 萬的女孩只有一半左右（50 萬左右）是與城市的男孩結婚，這 50 萬每人多生育一個孩子，每年也只多出生 50 萬，相對於每年出生 1000 多萬的總數來說根本不算什麼。
並且 1980 年代城市人口並不全部是獨生子女，比如 1989 年上海婦女總和生育率還有 1.51（每個婦女平均生育 1.51 個孩子），那麼城市中目前到了生育年齡的獨生子女女孩每年就沒有 102 萬，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城市夫婦平均每年不到 50 萬對，對總人口影響更小。
尤其是，現在年輕人不願意生二胎，即使允許生二胎也是空的。

計生委於 2005 年提出 2010 年 13.7 億這個概念，是因為它面臨著「十一五」時期的第四次生育高峰。
但事實如何？
依照 2010 年 13.7 億人口目標，今後每年需要增加 1167 萬人口，但 2005 年只增加 758 萬人口，2006 年只增加 692 萬（實際上只有 400 多萬）人口，再次說明所謂的「第四次生育高峰」只是幻覺，沒有現實意義。

再看看實際情況，中新網 2004 年 11 月 4 日消息，杭州青年寧願多養一些寵物，也不願意生二胎，甚至一個孩子都不要。
記者抽樣詢問了 2004 年杭州四個城區獨生子女夫婦生育二胎狀況，調查結果表明，要求生育二胎的獨生子女夫婦尚屬於「極少數派」。
上城區計生局政計科表示，今年尚未接到任何獨生子女夫婦生育二胎的申請，拱墅區則有兩對，下城區有
8七對，江干區有八對。

《煙臺晚報》2006 年 12 月 22 日報道：
根據現行的《山東省計劃生育政策》規定，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允許生育第二胎。
記者從煙臺市計劃生育部門了解到，目前，煙臺市尚未接到獨生子女夫婦生育二胎的申請，使這項優待政策遭到冷遇。
9 《北京日報》2006 年 12 月 18 日報道，2006 年 8~10 月，北京市人口研究所選擇宣武、東城、海淀三個區，抽取了 57 個社區，對其中擁有本市城市戶口的 20~34 歲獨生子女進行了調查。
這一年齡段的獨生子女正好是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後形成的。
根據對 248 個雙獨生子女家庭的調查顯示，理想子女的平均數為 1.23 個，理想子女數為兩個孩子的比例為 35.9%。

此外，在全部調查的 1315 個獨生子女中，一半以上被調查者明確表示，即使政策允許，也不打算要第二個孩子，理想子女平均數為 1.176 個。
10
上海情況比北京稍微好一點，《新聞晨報》2006 年10 月 19 日報道，一項針對上海 4800 名成年獨生子女的抽樣問卷調查顯示，如果不考慮計劃生育政策，成年獨生子女希望生育孩子數平均為 1.46 個。
50.11% 的人希望生育兩個孩子，45.66 % 的人生育一個孩子，不想生育孩子的比例為 4.33 % 。
在生育意願為兩個小孩的受訪者中，希望生育一男一女的佔 67.81%，對性別無所謂的比例為 31.07%，極少數希望生兩個男孩或者兩個女孩。

11
假如不孕人群只有 15%，那麼北京、上海最樂觀的生育率也分別只有 1.0 和 1.24，與香港、臺灣、韓國差不多。

如果說北京、上海、杭州因為是大城市，生育意願低的話，那麼我們看看落後的西部地區甘肅的情況。
據《蘭州晨報》2006 年 4 月 11 日報道：
2002 年 9 月 27 日，甘肅省九屆人大常委會對《甘肅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進行了修訂並於當天開始施行，其中增加了獨生子女夫婦可以生育二胎的新規定。

但是截至 2005 年，全省只有 21 對符合條件的獨生子女夫婦提出了申請，截至目前，僅有六對夫婦生育了二胎（其中五對夫婦為農村戶口）。

甘肅可是西部貧困省份，是城市人口心目中喜歡超生的地方。
全省三年多才有六對獨生子女夫婦生育二胎！那麼全國情況可想而知。
因此國家計生委擔心因為獨生子女而引起生育高峰的說法站不住腳。

要是不調整生育政策，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僅僅是稍微增加出生人口；
但要是調整人口政策的話，就是全部可以生育二胎或以上，不光是獨生子女可以生育二胎，那麼張主任用「近一億獨生子女」來反對人口政策調整本身就沒有意義，調整人口政策後影響生育高峰的是全體育齡婦女人數而不是獨生子女人數。

即使在 1984 年後農村實行 1.5 胎的政策，但是由於經濟的發展，生育意願下降，1984 年後生育率並沒有上昇，反而下降（1980~1983 年平均生育率為 2.54，1984~1990 年只有 2.36，1990 年之後更是低於世代更替水平）。

可見國家計生委這個擔心純粹只有理論意義，沒有現實意義（理論上 1984 年後生育率應該增加，但是事實上反而下降），可見計生委擔心因為 1984 年生育政策的改變而引起生育高峰的說法也站不住腳。

如果中國的生育率能夠維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以上，那麼 1980 年代的生育高峰將繼發一個小高峰，但是由於生育觀念的改變，國家計生委〈2006 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
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分別為 1.78 個和 1.60 個。
由於生育意願往往遠高於實際生育率，因此停止計劃生育後生育率也難以達到 1.7，更不可能達到 1980 年代 2.4 的生育率。
1965~1975 年的生育高峰就沒有繼發出 1990 年代的生育高峰，而 1980 年代那個出生峰還不如 1965~1975 年的出生峰高大，今後的生育率比 1990 年代更低，因此不可能出現第四次生育高峰。

1980 年代初出生的女孩現在成為生育主體，但是近幾年出生人口並沒有明顯增加，以至於 2006 年又只增加 692 萬（實際上只有 400 多萬）人口，遠沒有達到計生委預期的 1167 萬。
2005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顯示，2000~2005 年平均每年只出生 1300 萬人口，說明所謂的第四次生育高峰不存在。

綜上所述，計生委的所謂「第四次生育高峰」的兩個理由都站不住腳。
既然事實已經證明計生委反對調整人口政策的理由不存在，為什麼不立即恢復常態 — 停止計劃生育？

即使現在停止計劃生育並千方百計鼓勵生育，中國也只會因為生育積壓而出現一個短時的高峰，不可能出現 1960 年代那樣的生育高峰。

在計生委和人口學界擔憂「第四次生育高峰」的時候，中國「第三次單身浪潮」飄然而至。
一份人口普查的數據表明，中國單身人群正日漸龐大：
1982 年中國的單身戶是 174 萬戶，到了 1990 年有 800 多萬人沒有婚配；
1990 年前後，北京的單身男女在 20 萬以上，而現在僅南京市這個數字就達到了 40 萬，北京和上海兩地已經衝破百萬之眾。

另有一組上海人口情報研究中心關於滬市婚姻的演化數據：
1980 年結婚人數為 18 萬對；
1990 年是 12 萬對；
1997 年是十萬對。
需要說明的是，這樣的數據還是在婚齡人口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出現的，而其中單身女性的比例有明顯上昇趨勢。
和前兩次單身潮截然不同的是：
他們不是被動單身，而是主動選擇單身。

計生委反對調整人口政策的理由是擔心生育率會大幅反彈：
「現在是一個半的政策，生育率是 1.8。
如果普遍可以生兩個，那可能就是 2.3、2.4」。

中國現在停止計劃生育都不可能達到 1.9 的生育率（等到幾年生育堆積期間過去後，估計連 1.6 都達不到），更不可能達到世代更替水平。

生育率反彈，「彈」何容易？
就算真的 1.5 的政策生育率導致 1.8 的現實生育率，那麼，普遍可以生兩個真的可以使得生育率相應達到 2.3、2.4嗎？
依照這種邏輯，要是允許生育 15 胎，豈不是生育率可以達到 15.4 了？

大家每餐需要 0.4 斤米才可以吃飽，只有 0.2 斤米的限量時，肯定會有搶劫、偷竊糧食的；

但要是給大家的糧食供應量是每餐兩斤，還會有搶劫、偷竊糧食的嗎？
要是每餐有兩斤的糧食，卻編造謊言說糧食不夠，只給人分配 0.2 斤，今後知道真相後，老百姓看到餓得殘疾的身體，反應會怎麼樣？

政策調整後出生堆積高峰越高越好
主流人口學家擔心停止計劃生育會出現人口高峰，但縱觀世界各國歷史，人口出生從來不是平穩的。

比如日本 1966 年因為火馬年而減少生育，生育率從 2.1 左右下降到 1.6。
中國 1963 年左右每年出生人口 2700 萬（是現在的兩倍多），一樣過來了（那個高峰是現在經濟建設的主力）。
現在的生育意願決定了停止計劃生育也不可能出現太大的高峰，即使有大高峰，情況遠遠比 1960 年代的出生高峰要好。
1960 年代的高峰，面臨學校擴建、師資培養、生產不足等問題。
而現在的校舍都已經建好（國家應該禁止地方政府出賣校舍），師資已經培養好（國家應該用財政補助學校幾年，避免教師流失，培養師資成本畢竟比較大，不要浪費已經培養好的師資）。

現在中國面臨的是生產過剩、消費萎縮和就業不足，今後面臨的是勞動力短缺和老年化問題。
停止計劃生育，出現人口出生高峰，既能緩解現在的就業壓力，又能緩解今後的老年化壓力，一舉多得。
應該趕搶這個生育高峰，而不是避開這個生育高峰，給一些近四十歲的人補生的機會（但同時要做好孕期保健和產前檢查，防止畸形胎兒出生）。
比如說現在 35~40 歲這一群體，目前只有部分人還有再生育一個的生育願望和能力，等再生育的小孩 30 歲左右成家立業有經濟能力時，父母剛好退休，需要贍養，大大緩解他們的哥哥或者姐姐的贍養壓力。

現在停止計劃生育，多出生的人口直接增加幼兒園、學校的就業率；
降低婦女的勞動參與率（目前中國婦女勞動參與率位居世界 17 位，罕見地高），理順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關係，增加就業率；
多出生的孩子通過增加日常消費，增加就業率，防止教師失業；
並且由於家庭孩子數目增加，重建家庭保障（family security）系統（在可見的未來，養老畢竟只能部分社會化），對未來信心大增，消費也增加。
可見停止計劃生育會大大緩解現在的就業壓力。

而現在出生的人口對於老年化的未來可謂雪中送炭，多多益善（可惜以目前的生育意願，不會太「多」）。

不要被這個高峰嚇倒，既然現在養這個高峰沒問題，就更沒有必要擔心今後了，這個高峰對今後的政府來說是雪中送炭，並且是民族持續發展的寶貴潛力。

民生的改善不可能立即見效，現在靠停止計劃生育引發生育積壓的高峰，今後則要憑藉改善民生提高生育意願來延續這個高峰。

停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後，如果有高峰，那麼就讓這個高峰來得更猛烈一些吧！
註釋和出處：
1
“The World is Getting Older ”，The 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
February 4，2004（http://www.ppionline.org/ppi_ci.cfm?knlgAreaID

=108&subsecID=900003&contentID=252374）。
2 “Japan's Policies on Long-Term Care for the Aged ”，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er-USA（www.ilcusa.org/_lib/pdf/ihara.pdf）。
3 Nicholas Eberstadt：
“Som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Asian/Eurasian
Demographic Trends”，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November 16，2004（http://aei.org/publications/pubID.21558,filter.all/pub_detail.asp；
http://countrystudies.us/south-korea/33.htm）。
4 The World Factbook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index.html）。
5 Nicholas Eberstadt：
“Som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Asian/Eurasian

Demographic Trends，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November 16，2004（http://aei.org/publications/pubID.21558,filter.all/pub_detail.asp；
http://countrystudies.us/south-korea/33.htm）。
6 〈2001~2050 年 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和老齡化程度預測〉，國家計

生委、中國人口信息網（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1421）。
7 〈美報：
中印崛起是龜兔賽跑，印度龜將戰勝中國兔〉，
2006 年 9 月 15 日（http://www.ce.cn/xwzx/gjss/gdxw/200609/15/
t20060915_8576808.shtml）。

8 〈「寧願多養一些寵物」，獨生子女夫妻未現二胎潮〉，中新網，
2004 年 11 月 4 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renkou/696913.htm）。
9 〈生育觀念有變，獨生子女夫妻冷對「二胎優待」〉，《煙臺
晚報》，2006 年 12 月 22日（http://news.ytcnc.net/newsPage.

aspx?id=114125）。
10
〈調查顯示京六成雙獨生子女家庭不想生二胎〉，《北京日報》，
2006 年1 2 月 18 日（http://epaper.bjd.com.cn/rb/20061218/200612/t20061218_137592.htm）。
11

朱國榮：
〈上海五成「獨生父母」願生二胎〉，《新聞晨報》，
2006 年 10 月 19 日（http://news.sina.com.cn/c/2006-10-19/024010269015s.shtml）。

導致世界航海史上最大海難事故的泰坦尼克號曾被建設工程師認為安全性能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泰坦尼克號的底部被隔成一間間獨立的艙房，任何一間艙房進水都不會影響其他艙房。

即使一部分艙房進水的話，整個泰坦尼克號的沉沒至少也需要三天時間。
另外建造這艘豪華鉅輪用的是當時最優質的鋼材。
但是，被稱為「永不沉沒」的泰坦尼克號，在與冰山相撞後僅三個小時就沉沒在格陵蘭 3000 米深的冰冷海水裡了。
根據泰坦尼克號在海底的狀況和打撈上的金屬碎片分析，有兩個關鍵的技術原因。
1 設計的原因：
主要是造船工程師只考慮了船底、船尾或船首有被撞的可能性，而沒有考慮到側面被撞的情況，忽視了側面進水對船整體安全的影響。

當船躲避冰山時，側面被撞，使幾乎所有的艙房進水，導致船整體安全出了問題。

材料的原因：
造船工程師只考慮到要增加鋼板的硬度，而沒有想到增加其韌性。
為了增加鋼板的硬度，往煉鋼爐料中加入了大量的硫化物，導致鋼材在低溫下的脆性大大增加。
經實驗，從海底打撈出來的鋼材在當時的水溫下，在受到可能強度的撞擊下，很快斷裂，而拿當今用於造船的鋼板在同樣的溫度和撞擊強度下進行對比實驗，結果鋼板只是變成 V 型，而不斷裂。

如果沒有這兩個重大技術問題，泰坦尼克號可能只是受損或幾天後沉沒但得到了及時的救援，而不會成為世界航海史上最大的海難事故。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就是人口學上的「泰坦尼克號」。
泰坦尼克號畢竟還進行了精心的設計，並且還進行過試航。

而中國 1980 年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是非常草率的，沒有進行系統的科學論證，對計劃生育的後果是想當然的。
當年的所有預測已經被證明全部是錯誤的。
前面的冰山已經清晰可見，再不掉頭更待何時？

23.1 尊重人口的內在規律 — 無條件恢復常態

人口增長有其內控機制，人口有其自身調控機制，就像母乳餵養一樣是最自然可靠的（雖然機制不很清楚）。
對內在的規律要是沒有研究透徹，應該加以尊重而不是人為改變。
計劃生育是多出的「第三隻手」，尤其 1980 年的過激冒進的計劃生育是沒有必要的。

人類一直是母乳餵養，但前些年有營養學家研究了各種代乳品，提出人工餵養比母乳餵養還要好（蛋白質、脂肪、澱粉等都比母乳要高），結果很多時髦的年輕母親選擇了人工餵養，短期沒有發現什麼缺點。

但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人員認為還是母乳餵養最好，孩子終身受益，呼籲產後母嬰同房。

早孕反應是非常難受的，聯邦德國格侖南蘇製藥廠生產了一種鎮靜藥「反應停」對治療妊娠反應非常有效。
實際這是一種 100% 的致畸胎藥。
該藥出售後的六年間，先後在原聯邦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以及拉丁美洲、非洲的共 28 個國家，發現畸形胎兒一萬二千餘例。

患兒無肢、短肢、肢間有蹼、心臟畸形等先天性異常，呈海豹肢畸形。
目前尚有數千人存活，給社會造成很大的負擔。
造成這場藥物災難的原因，一是「反應停」未經過嚴格的臨床前藥理實驗，二是生產該藥的格侖南蘇製藥廠雖已收到有關「反應停」毒性反應的一百多例報告，但都被他們隱瞞下來。
在 17 個國家裡，「反應停」經過改頭換面隱蔽下來，繼續造成危害。
例如日本直到 1963 年才停用「反應停」，造成很大的災害。

這次畸胎事件引起公憤，患兒父母聯合向法院提出控告。
被稱為「20 世紀最大的藥物災難」。
廠家原先誇張性的宣傳，遭到輿論的抨擊，迫使一些國家的政府部門不得不加強對上市藥品的管理。
這家藥廠因「反應停」事件而聲名狼藉不得不關閉。
美國等少數國家倖免此災難。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官員在審查該藥時發現缺乏足夠的臨床試驗數據而拒絕進口，從而避免了此次災難。

現在研究發現，前三個月對胎兒發育非常重要，主要器官都在這段時間發育成型，而這段時間對營養的需要又還不多，要是吃進一些不利的食物可能將影響胎兒發育。
因此早孕反應其實是一種生理防衛制度，只要不特別嚴重就不需要特殊處理。

自然生產不可避免對新生兒有擠壓。
現在很多人認為應該避免這種損傷而選擇剖腹產。
但事實上自然生產的擠壓對小孩是大有好處的，雖然具體優點還有待繼續研究。
因此要是沒有頭盆不稱等罕見的情況，一般應該自然生產。

一直到最近都還有人認為，脾臟對我們完全是可有可無的，而扁桃體和闌尾純粹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尾骨是進化不徹底的標誌，因此對這些器官只要一有點毛病，可以隨意割除。
其實現代醫學研究發現，他們對人體都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些功能還鮮為人知：
闌尾、扁桃體是重要的免疫器官，切掉闌尾的人得惡性腫瘤的機率是正常人的三倍，扁桃體被稱為「細菌的鬼門關」；
尾骨是有用的「小尾巴」；
胸腺是細胞殺手之母；
脾臟是血液的過濾器。

2 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指出：
郭橐駝所種的樹木，即使有移栽的，沒有不活的，而且長得高大茂盛，果實結得又早又多。
別的種樹人即使暗中觀察模仿，也沒有誰能比得上。
有人問他原因，他回答說：
「我郭橐駝並沒有能使樹木活得久、生長快的訣竅，只是能順應樹木的天性，讓它盡性生長罷了。
大凡種植樹木的特點是：
樹根要舒展，培土要均勻，根上帶舊土，築土要緊密。
這樣做了之後，就不要再去動它，也不必擔心它，種好以後離開時可以頭也不回。

栽種時就像撫育子女一樣細心，種完後就像丟棄它那樣不管。
那麼它的天性就得到了保全，從而按它的本性生長。
所以我只不過不妨害它的生長罷了，並沒有能使它長得高大茂盛的訣竅，只不過不壓制耗損它的果實罷了，也並沒有能使果實結得又早又多的訣竅。
別的種樹人卻不是這樣，種樹時樹根捲曲，又換上新土；
培土不是過分就是不夠。

如果有與這做法不同的，又愛得太深，憂得太多，早晨去看了，晚上又去摸摸，離開之後又回頭去看看。
更過分的做法是抓破樹皮來驗查它是死是活，搖動樹幹來觀察栽土是鬆是緊，這樣就日益背離它的天性了。
這雖說是愛它，實際上是害它，雖說是擔心它，實際上是與它為敵。
所以他們都比不上我，其實，我又有什麼特殊能耐呢？
」

這啟發我們一定要尊重客觀規律，不要自以為是地破壞事物的內在規律。
既然人口增長有其內在調控規律，我們為什麼要破壞它呢？
從大多數發達國家以及印度、泰國、孟加拉國等發展中國家來看，人口的這種自我調控機制是卓有成效的。

計劃生育本身就破壞了這種人口自控規律。

1980 年實行計劃生育時本應非常慎重，需要仔細地研究計劃生育的後果，但當時是非常草率的，選擇的是一種非常差的方案（連牛奶、羊奶都沒有選擇，而是選擇了米粉），現在問題出來了（米粉餵養引起大頭娃娃）。
這個時候，一些人口學家提出了二胎方案（用牛奶代替米粉）；
筆者提出了恢復母乳餵養；
翟振武、李小平、李偉雄等人仍然堅持米粉餵養，李小平現在反過來要我證明母乳餵養比米粉餵養的好處，豈不滑稽？

「二胎專家」對計生委說，你就別賣米粉了，改賣牛奶粉，利潤雖然沒有以前賣米粉那麼高，但畢竟還有賺頭。
筆者主張恢復母乳餵養，計生委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有專家說：
「計劃生育畢竟是基本國策，要改起來哪有那麼容易？
」說要想確定無疑地證明計劃生育是錯誤的，恐怕還需要走很長的一段路，給人一種「頑固到底」的感覺。

就像小偷入室盜竊，發現後應該立即追趕，還能挽回一些損失，而不是等小偷拿著偷來的東西悠閒離去。
人口學家就像門衛，當初小偷進來時沒有盡責阻攔，現在在小偷離開時就應該將功折過有所作為，否則就是一錯再錯。
當初實行計劃生育就需要慎重斟酌，就像用人工餵養代替母乳餵養就需要非常慎重一樣。
停止計劃生育相當於恢復母乳餵養，天經地義！母乳餵養短時能研究透嗎（通常情況也用不著研究透）？
問題是，等經過周密研究發現人工餵養確實不好，想改回母乳餵養時，已經吸不出奶了（孩子隔了幾天不吸奶就會斷奶的）。

計劃生育的宣傳已經將生育願望折騰得如此之低，亡羊補牢，越快越好，再不立即停止計劃生育，更待何時？

有人說我是在戰場長滿鮮花的時候再來指評哪一槍打歪了（比如 1980 年所有預測全部落空），放馬後炮。
但計劃生育是沒有先例的政策，既然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必須經得住歷史的考驗，十年育樹百年育人，人口問題本身就是慢性問題，現在剛剛二十幾年就出現問題了，能說我是馬後炮？
當初為什麼不慎重一點？

當初沒有金剛鑽憑什麼攬瓷器活？
計劃生育政策強行破壞人口自控機制，是將「人」作槍靶子的，一槍打歪就影響無數無辜性命，影響無數家庭的養老，影響中國可持續發展。

計劃生育是「非常態」，停止計劃生育是恢復「常態」。
只有萬不得已才能進入「非常態」，那也需要證據全面，全民同意，沒有足夠理由時就應該恢復「常態」。

現在看來，計劃生育的所有理由都不成立，以前的所有預測都是極端錯誤的，必須立即無條件恢復「常態」。

全面看待人口意義，解除計生委和人口學界對人口政策的壟斷
中國有一大怪事：
因為有了人口學科，人們想當然地將人口問題的發言權歸到人口學家手裡。

人口的意義是全面的，從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意義。
就像蘋果，人們自古以來都喜歡吃，知道對身體有好處。
近代營養學興起後，營養學家得出蘋果的三大營養成分，蛋白質、脂肪、澱粉，但光是這三種成分還不能說明蘋果的全部意義，後面又發現微量元素，但是將蛋白質、脂肪、澱粉、微量元素等依比例組合起來，還是組裝不出一個完整的蘋果。
水分被認為是沒有用的，但是將蘋果曬乾後，味道就差多了。
蘋果中的纖維素曾經被視為廢物，但是纖維素可以促進腸蠕動，纖維素缺乏有可能引起便秘。

要想知道一個蘋果是否好吃，寧願問一個剛吃了蘋果的小孩，也不願問一個營養學家。

一個小小的蘋果就如此複雜，何況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常常被簡化為經濟問題，但即使從經濟學角度，人口的意義也非常全面，人既是消費者，也是創造者，以前將人的生產功能視為正面，而將消費功能視為負面，現在發現消費的意義也非常大。
不光是人才資源才有用，也不光是人力資源才有用，人口的意義是非常全面的，「以人為本」意義非常深刻，這個「本」是不能輕易動的，其他的發展都應該圍繞著這個「本」展開。

可惜中國各個學科只是瞎子摸象一樣理解「以人為本」。
自從 1980 年以來，這個「本」成了唐僧肉，什麼部門都想吃一口：
環保部門認為環境問題是「人口太多」，經濟部門認為失業問題是「人口過多」，交通部門認為交通擁擠是因為「人口太多」，近年電力短缺、糧食短缺也被認為是「人口太多」。
總之，「人」在中國被肢解了！主刀的就是人口學家。

光從經濟學和人口學角度，孤寡病殘和老人是沒有意義的，是單純的消費者，應該「計劃」掉才是。

但中國古代就強調「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可見對經濟學界的建議也只能作為決策的參考依據，不能作為全部依據。
發展的目標是為適度增加的人口提供物質文化需要；
環保的目的是找出精細化的發展模式，避免粗放型的發展，是為適度增加的人口提供優良的環境。
經濟和環保為民生服務，為民族服務，為人口繁衍服務。

而非人口為經濟發展和環保服務。
中國現在有一大怪事：
經濟學界解決不了就業問題，就怪人口太多。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認為，寧要老齡化，也不要不充分就業。
3 但他們不想想：
現在出生的孩子並不影響現在的就業，反而能緩解現在的就業。
環保部門遏制不了環境惡化，就怪人口太多，但他們不想想：
要是中國像原始社會那樣，還要環保部門幹什麼。

國家像房子，人口就像傢具，傢具會不會引起混亂，要看房子主人如何擺設。
不會整理房子的人，會認為傢具太多而扔棄大量傢具，但是等到房子擺設好後會發現傢具不夠用，又沒有錢買新傢具；
會整理房子的人，會耐心地將傢具歸類整理，房子整理好後，不但空間寬敞，傢具也都派上用場。
中國很多知識精英認為人口太多，其實反映的是他們「擺設房子」的能力差。

老子說：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這就是說聖德的人善於做到人盡其才，在其眼中沒有廢棄的人，人都是有用的，也就不會將人視為廢物而限制人口增長；
善於做到物盡其用，其眼中沒有應該廢棄的物品，傢具都是有用的，不應該隨便扔棄。

什麼樣的發展觀，決定了什麼樣的人口觀。

人口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情，涉及到所有人的基本利益，不光是涉及到人口學本身，也不是光是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就可以說了算的。
需要歷史學界、軍事界、法律界、社會學界、醫學界、文化界、民族界、宗教界、倫理學界、經濟學界和人口學界等多個社會部門和學科取得共識才能實行計劃生育。
從這種角度看，沒有人能夠單獨決定實行計劃生育，而每一個人都有權通過自己的視角來反對計劃生育，要求停止計劃生育。

人類已經依照其內在規律繁衍了數百萬年，中華文明也綿延了五千年，而中國人口學科建立才幾十年（並且是建立在馬爾薩斯、馬寅初錯誤人口論的基礎上，專門為計劃生育服務的，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
五千年的文明建立了系統的生育文化，對中華民族的繁衍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現在滑稽的是，嬰兒期的人口學科（主流人口學家捫心自問，計劃生育以來人口預測準確過嗎？
）的發言權竟然比五千年的生育文化要大。

中國將人口政策交給人口學界和計生委來決定是不正常的，就像將是否判處死刑交給死刑犯自己決定一樣。
早幾年的 SARS，要是光讓醫學界決定，將會在衣原體和冠狀病毒上爭論不休而錯過時機；
現在繼續讓主流人口學家和計生委討論是否調整人口政策的話，將會在 1.3 和 1.8 的生育率上爭論不休（事實上已經爭論了十幾年了）而錯過調整人口政策的時機。
現在應該藉助西門豹鬥巫婆的思路，解除主流人口學家和計生委對人口的壟斷，人口迷霧自然消失。

由於人口的意義非常全面，在人口政策調整上最沒有發言權的恰恰是人口學界（人口政策調整不考慮其他部門的意見會出問題，而像過去幾千年一樣不考慮人口學界的意見不會出問題）。
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摔跤明星文圖拉能夠當選州長，並且成為一個不錯的州長；
而明尼蘇達大學專門研究政治的教授們卻從沒有成為州長。
美國有數百個諾貝爾獎獲得者，但美國人從來沒有想到要選他們當總統，因為社會的意義是全面的，需要有宏觀戰略眼光的人當國家領導人，而不是專業上的精英。

美國有很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但是這些人似乎從來沒有成為財政部長。

人口學科還在強調要有「話語權」。
其實從學科本身來說，應該放棄話語權，變成一般的學科（就像其他國家的人口學科一樣），那樣責任會輕一些。
否則，人口學科能夠承擔得起人口政策失誤的後果？

世界上有兩大法系：
大陸法系和海洋法系。
歐洲大陸所用的大陸法系是精英法系，一小批精英制定了法律條款；
而英美所採用的海洋法系又稱普通法系，有陪審員制度，帶有濃厚的大眾色彩。
郎咸平認為普通法更為合理。

歐洲大陸是大陸法系國家，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股票市場是好的。
而現在很多法律條款與實際的規定之間是有衝突的（比如計劃生育明文說是「提倡」，但實際上是「只能」），並且喪失了普通法系的民眾基礎，需要政府通過一些「潛規則」才能擺平，政府不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這是中國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然而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定卻帶有濃厚的大陸法系的特點，當時是少數幾個「精英」在「不爭論」的環境下制定的。
由於缺乏大眾的參與，計劃生育將帶來嚴重的消極後果。

中國有重視「精英」的傳統，但往往是精英誤國。
左派學者何新、自由派學者何清漣認為中國人口過剩威脅社會穩定。
何清漣將 1996 年廣東高要市杜潤瓊因為仇視人口而投毒殺人歸罪於「人口過剩」本身。
何清漣在 1998 年還認為 20 世紀末農村剩餘勞動力將達到兩億，幾乎呈無限供給趨勢，認為農村超生嚴重，嘲諷「希望工程」救助多育的農村家庭；

但是事實上現在農村已經沒有年輕勞動力可供轉移，出現大範圍的民工荒。
余杰一向以自由知識分子自居，以獨立思考為榮，以啟蒙公民權利意識為己任，但在其代表作《心靈獨白》中，卻將中國的落後、貧困與骯髒、環境惡化與生態失衡歸因於人口多。

〈心靈獨白之十〉摘錄：
「早在 30 年代，陶行知就在〈中華民族之出路與中國教育之出路〉一文中提出：
中國所以貧窮落後，主要是由於人多，科學不發達，社會不平等。
減少人口是中華民族出路之一，也是中國教育的出路之一。

中國現代教育者之最大責任是：
教人少生孩子，教人創造富的社會，教人建設平等互助的世界。
文章在列舉了人口數與生活狀態的關係之後提出：
只有人口退到教育線或創造線（每戶 3~4 人）才能使有天才的分子不至因窮困而埋沒，沒有餘暇研究高深學問，以發現更有效之生產技術而創造更富裕的社會。
誰忽視真理，誰就要受到真理的懲罰。
當我們在茫茫人海中掙扎時，陶行知先生的話才顯示出應有的分量。
一句『人多力量大』，使傷痕纍纍的土地成了白蟻之國。

貧困與骯髒、環境惡化與生態失衡，將長久地困擾著我們。
我又想起了一位智者在晚清所說的一段話：
『凡物多則生患。
天下之患，生於多者十，而外夷不與焉。
士多而不敬，官多而不擇，民多而無業。
士多而不知理，法多而無所守，說多而無所從。

取多而無度，用多而不節，兵多而不可用，盜多而不能弭。
』看來，『多多』非但不能『益善』，反倒是『益惡』。」

中國要是採納馬寅初的觀點在 1950 年代實行計劃生育，現在可能已經因為老年化而崩潰；
中國人口在 1930 年代、1940 年代本身就增長緩慢，要是依照陶行知的建議在 1930 年代就開始實行計劃生育（即便是短期的），那麼後果不堪設想。

可見，無論是老一代知識精英陶行知、馬寅初、邵力子、夏衍，1980 年代的政治精英，決策智囊胡鞍鋼，自由主義學者何清漣、余杰，還是新左派學者何新，都認為人口問題是中國很多問題的根源，控制人口是中國的當然選擇。
從某種意義上說，計劃生育是幾代精英的恥辱。
在 1980 年那種政治現實下，以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氛圍下，決策者想不實行計劃生育都難。
中華文化圈的韓國、新加坡由於尊重精英的觀點，對人口控制也是非常熱情（由於政治制度的原因，精英們的設想不能完全付諸實踐），現在後悔莫及。

臺灣由於重視精英，還曾想要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當行政院長（在臺灣生育率只有 1.1 的現在，李遠哲還認為臺灣需要繼續減少人口）。
人口問題是慢性問題，在人口方面的看法，不但反映出決策者的眼光，同樣也反映出學者的眼光。
學術有專攻，不要一碰到問題就往「人」身上推。

現在國家人口政策的話語權幾乎被人口學界的某些「權威」所壟斷，這是很危險的。

像吃飯、睡覺、生孩子的事情，難道也得由專家來壟斷？
古代對社會學人才思賢若渴，是因為當時接受教育的人才少（這些人接受教育的時間大多達不到現在的高中程度），現在普通百姓大多都接受了初中、高中或者以上的教育，只要給他們了解真相的機會，他們自然會對社會問題做出接近事實的判斷。
人口問題是國家的根本，其意義非常全面，豈是幾個人口學家和幾個經濟學家就能說了算的？
難道人口學家的歷史、軍事、法律、經濟、社會學、醫學、心理學等知識真的比普通百姓要全面？

有媒體宣稱，有三件與中國相關的事情，讓印度的知識精英刻骨銘心。
其中之一就是印度不能像中國這樣實行計劃生育，導致印度經濟發展落後於中國。
1976 年，當時的總理英迪拉．甘地在精英的建議下，曾發起一場控制人口增長的運動，結果遭到廣大選民的強烈反對，在第二年的大選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慘敗，黯然下臺。
之後，以壓倒多數獲勝的人民黨執掌了在新德里的權杖。
他們對甘地夫人的節育計劃予以否定，並很快宣佈了一項新的人口政策 — 家庭幸福工程。

此工程的意圖是明確的，即它是以自願為原則的。
在歷年的競選中，沒有任何政治家在競選時敢提關於「人口控制」的字眼。
由於印度缺乏連貫的政策來控制人口激增，儘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辦法多次出臺，但始終難以得到認真的貫徹落實，最後總是不了了之。
而現在國際社會看好印度的原因恰恰就是印度因為沒有強制執行過激的計劃生育政策而有年輕、合理的人口結構。
普通人的感性常識比精英的理性思維（用放大鏡放大人口的某一負面作用）更合理。

中國相聲藝術的沒落，也是因為精英演員被「圈養」起來，養尊處優，從前深入社會、體驗生活的那股勁早就被體面的生活消磨殆盡，離火熱的生活也遠了，底層意識不見了，人文關懷沒有了，再也寫不出有深厚生活積澱和深層關懷的作品來。
如此一來，相聲藝術不再被群眾歡迎並逐漸沒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近年從民間歌舞廳、劇場趕場「趕」出來奇志、大兵、郭德剛等新秀，才給相聲界帶來一股春風。

秦始皇和李斯等政治精英們不惜用「焚書坑儒」等手段壓制民間思想，但還是不能維持政權的延續，秦二世而亡。
而推翻秦朝後，西漢開國君臣，絕大多數出身布衣，如：
劉邦是自耕農出身，蕭何是沛縣的小吏，曹參是沛縣的牢頭禁子，王陵、陸賈是所謂「白徒」（平民），樊噲是殺狗的屠夫，周勃是為人操辦喪事的吹鼓手，灌嬰是一個絲織品小販，婁敬為戍卒，這些人在開國以後，都當上了將軍、丞相級別的官僚，所以被稱為「布衣將相」。
這些「低水平」的「布衣將相」奠定了中國的第一個盛世，奠定了中華民族的基礎。
漢初「布衣將相之局」對政治決策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比如鹽鐵會議與本末之爭就爭論得相當激烈（而中國 1980 年代的獨生子女政策如此重大的決策竟然在「不爭論」之中匆忙上馬）。

還是老子說得好：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這並不表示老子不重視知識，相反老子還說：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其實老子的思想就是「普通法系」的思想，要充分發揮所有人的長處；
但又不迷信精英。
現在調整人口政策的難處就是因為當初在重視「精英」觀點的同時也將這些人步步高昇，這些人現在高居要位（不願意放棄憑藉人口問題而獲得的利益），成了調整人口政策最大的阻力。

這幾年筆者一直苦口婆心在網絡上擺地攤，一方面是我沒有通暢的渠道發表我的觀點，更主要的是在網絡論壇擺地攤能夠吸納普通百姓的樸素觀點，也正因為這個目的，我在文章中都附有郵箱地址，便於得到網友反饋意見。
因此我的文章都是濃縮了成千上萬個網友的觀點，發現了一些人口學內在規律，具有濃厚的大眾「普通法系」色彩。
某些主流人口學家對我可能不齒，他們高高在上，地盤觀念很強，對於社會人士質疑人口政策很是不滿。
他們的人口發展預測一次次落空，但他們照樣可以鄙視我「不知天高地厚」。

在人口政策調整上，應該採納普通法系的思路，讓大眾參與人口政策的調整。

23.3 用「奧康姆剃刀」來解開人口問題這個
「哥頓神結」

現在人口政策討論很激烈，筆者提出立即停止計劃生育並通過改善民生提高生育意願。
一些專家提出二胎方案，這些專家中穆光宗等人估計是將二胎方案視為妥協方案（便於政策盡快改變，是一種策略），另外一些專家可能是其他目的（因為在制定「十五」規劃時，他們還向中央建議要堅持計劃生育）。
王東京（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認為中國計劃生育計劃掉了三億多人，但這還很不夠，計劃生育作為基本國策，還得堅持下去。
4 魏津生（國務院參事、人口雜誌社社長）認為現行的生育政策整體上不僅在「十一五」期間不能改變，而且在「十二五」甚至更長的時間內都不能改變。
5 翟振武（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說：
「人口數量過多仍然是中國第一位的人口問題，人口結構是第二位的問題，現行的人口控制和計劃生育政策不能動搖。」
6 經濟學家程恩富認為「丁克家庭對祖國發展有貢獻，應該享受高保」。
7 李偉雄（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計生委科研所前所長）認為應該繼續減少人口，將我國人口降低到 5~8 億。
8 中國社科院人口所的李小平研究員認為中國人口應該以 200 年時間回落到三億左右。

國家領導人到底應該選擇哪些方案確實是個頭痛的事情，就像當年亞歷山大碰到「哥頓神結」一樣。

公元前 333 年冬天，馬其頓將軍亞歷山大率領軍隊進入亞洲的一個城市紮營避寒。
他聽說城裡有一個著名的神諭：
誰能夠解開城中那複雜的「哥頓神結」，誰就會成為亞細亞王。
亞歷山大滿懷信心，驅馬前去解結，可是，他嘗試了兩個星期，卻無法找到結的兩端。
他茫無頭緒，卻不肯罷休。

思來想去，突然領悟：
「我何不自己制定一個解結的規則呢？
」於是，亞歷山大拔出寶劍，將「哥頓神結」砍為兩半，「結」終被解開。
「何不自己制定一個解結的規則呢」其實是一種挑戰。
挑戰「神諭」，讓自己的創意流動起來，而不是在種種的「神諭」裡僵死掉。
亞歷山大如願以償，亞細亞王的榮譽光輝四射。

到底是人口專家們對還是我對？
請奧康姆剃刀作判斷。
奧康姆剃刀法則 —「若無必要，勿增實體」，就是如果對某事物有兩種可能的解釋，其中之一比另一種簡單，則應該選擇簡單的解釋。
因此「奧康姆剃刀」又稱「思維經濟原則」，砍掉了嚴重阻滯科學發展的形而上學雜叢。

這把剃刀不是報復性的，而是開拓性的，是在開拓復歸事務的本身規律。
比如究竟是地球繞太陽轉還是太陽繞地球轉？
這個問題當年爭論很激烈，但前者的模型簡單，後者的模型極其複雜，所以前者更可能是真理。
有些專家故意將事情弄複雜，好像複雜才是學問。
人口學界二十多年，從來沒有準確預測過。

比較過去幾年的人口預測，雖然筆者的方法比較簡單，但是預測結果算是最準確的。

因此我的簡單思路更符合「奧康姆剃刀」的「思維經濟原則」。

用「奧康姆剃刀」來解開人口問題這個「哥頓神結」

治大國如烹小鮮 — 該翻就得翻
俄羅斯人口減少已持續多年。
早在 1960 年代，俄羅斯就已經出現人口問題，但是有關人士用種種複雜的「遊戲」遮蓋住了這一問題。
1990 年代，人口減少的真相暴露出來，但勢頭已無法扭轉。

9 中國人口問題也一樣，早在 1990 年左右，生育率就低於世代更替水平，1990 年代中期之後降低到 1.3 左右的超低水平。
從 2000 年之後的多次人口抽樣調查看，1980 年代 2.4 的生育率都還有水分，意味著中國人口早在 1980 年代就出問題。
但是只要有利益，再明白的事情也會有迷霧，中國人口數據總是被人根據集團利益需要用種種複雜的「遊戲」掩蓋。
2004 年國家組織三百多位學者進行中國歷史上首次「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給人口學界一次自我糾錯的機會。
但是該戰略組主要領導就是 1980 年獨生子女政策的設計師，核心成員都是以前的人口學家或者計生委官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為現行計劃生育起草了一份辯護狀，現行人口政策沒有必要調整。

又一次錯過了人口政策的調整時機。

要是說 1980 年實行計劃生育是因為認識水平問題的話，那麼現在還堅持計劃生育或者二胎方案就不僅僅是水平問題，而是道德問題，是個人和部門利益問題了。
要是當初就不實行計劃生育，就不會形成利益集團（這個集團膽子大得驚人，敢於將每年出生人數多修正出 50%！），那麼現在一點爭議都沒有（就像印度一樣）。
要是當初強制不准母乳餵養，一律改用米粉餵養，那麼現在呼籲停止米粉餵養而恢復母乳餵養也同樣會有爭議。

因此現在爭議的原因其實不是學術（事實上人口問題從來就不單純是學術問題），而是利益。

從長遠看，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改革的一些失誤往往會被時間沖淡，而人口問題的失誤卻再怎麼放大也不為過，中國近百年最大的失誤是計劃生育，現在不算知名的人口學家，今後從歷史角度看，卻可能是著名的民族罪人。

相對於醫療、教育等問題來說，停止計劃生育並不需要太多的投入，但是政治收益卻是鉅大的（功近而德遠！）。

人口政策的調整是一個政治大禮包，但是這個大禮包裡面的是鮮活的樹苗（可望長成高大的棟樑），而不是餅乾（晚打開幾天也沒問題）。
要是不及時打開，看到的就將是發出腐味的枯木。
衛生部、教育部是社會不可缺少的功能部門，即使現在出現問題，也只能加以改進使之恢復功能，需要小心謹慎，既要修復功能，又要防止進一步損傷功能；
而對於正常社會來說，計生委根本不是功能部門，是個寄生物，外科手術切除就可，停止計劃生育只涉及計生委系統這個小部門的利益，不存在後遺症的問題。

人口問題是一個定時炸彈，越往後掩蓋，問題就越嚴重，對政府的威信損害越大。
通過「平穩過渡」撤除這個定時炸彈是不可能的，紙是包不住火的（計生委可以「左右」、「修正」一兩次人口普查結果，但今後的人口普查還是會將人口真相公佈出來的），今後四億老人在等著養老。
現在可以拒絕筆者的觀點（可能聽起來不太順耳），但是今後不能拒絕洶湧而來的因為計劃生育所引起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殘酷的現實已把計劃生育政策改革逼到了最後讀秒階段，再猶豫幾年就可能把中華民族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國家計生委現在利用壟斷的話語權在拚命地狡辯，說人口素質下降不是因為計劃生育，說出生性別比失衡不是因為計劃生育，說地方計生幹部的行政侵權行為也不是因為計劃生育，甚至說老年化也不是因為計劃生育。

《伊索寓言》有一篇故事：
一場戰爭中，有個號兵被敵人抓獲了。
在他們準備殺他時，他求他們對他仁慈一些。
他大聲叫道，「我不是武士，我只是個吹號的，它又不能傷人，你們為什麼要殺我呢？

」敵人對他說，「你沒有武器來戰鬥，但是你卻召集你們所有的士兵來攻打我們。」

《左傳》記載，春秋晉國執政大臣趙盾與晉靈公有矛盾。
趙盾被逼出逃。
當逃到晉國邊境時，聽說靈公已被趙盾族弟趙穿帶兵殺死，於是返回晉都，繼續執政。

董狐以「趙盾弒其君」記載此事，並宣示於朝臣，以示筆伐。
趙盾辯解，說是趙穿所殺，不是他的罪。
董狐申明理由說：
「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意思是他做為執政大臣，在逃亡未過國境時，原有的君臣之義就沒有斷絕，回到朝中，就應當組織人馬討伐亂臣，不討伐就未盡到職責，因此「弒君」之名應由他承當。
孔子評論說：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古代武將打仗都擔心史官和諫臣，怕落下屠城的罪名。
現在雖然缺乏史官和諫臣，但歷史不會永遠沉默，難道國家計生委對減少四億人口（計生委自己的宣傳，其實沒有這麼多），對地方計生委系統不斷出現行政侵權事件能心安理得？

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這裡的小鮮指的是小魚。

漢代的河上公註：
「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
三國的王弼註：
「不擾也。」
為什麼烹調小魚不用去腸、不用刮鱗呢？
這裡有下面幾層意思。

1、怕煮爛：
不該翻動的時候（比如 1980 年代就不應該實行獨生子女政策），老是把鍋裡的魚翻來覆去，檢查是否熟了，其結果只會把魚煎爛；
該翻的時候（比如現在就應該停止計劃生育）就要翻動，否則魚會被燒 。
2、小魚太多，形形色色，良莠不齊，處理不過來：
政府不得不小，要有治無類，一視同仁，大而化之，行政成本也就低；
而中國計劃生育卻是政策多樣化，城市與農村不一樣，漢族與少數民族不一樣，以前拚命抓農民超生，現在拚命抓富人超生，近年在性別比上費盡心機，但是性別比不降反昇。
中國行政成本從 1978 年以來增加一百多倍，光是計劃生育就「貢獻」不少。

3、魚太小，就只能用文火，否則容易燒：
中國 1980 年卻採納極端的「猛火」（獨生子女政策），不燒才怪。

4、佐料、火候要盡量均勻，不要有些熟有些生，有些太鹹有些太淡：
而中國分配制度卻非常不合理，窮人養不起孩子，富人由於不用擔心養老而不願意生孩子，全國生育意願低下。
「治大國如烹小鮮」體現老子「無為而治」、「小國寡民」的政治理念。

「小國」意指小政府大社會，「寡民」為寡慾之民（清純的民風；
《老子》第三章：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這樣，就「其政悶悶，其民醇醇」（漢文帝時期的無為而治），反之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一些政治聲譽好的領導，反而往往讓老百姓深受其苦）。

人口政策的調整不要拘泥於所謂的「政策連續性」，要對歷史負責，要面向未來，要一步到位，不要過五年、十年又調一次，老子就曾經說過，「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左傳》叔向也說，「國將亡，必多制」。
頻繁地改動法制不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容易讓利益集團「挾法以自肥」。

政策調整必然會影響部分人的利益，會引起社會的一些震動，是會付出一些代價的。

但是這種震動就像生小孩之前的陣痛，是正常現象。
不要指望沒有陣痛就能生小孩。

將人口視為資源還是負擔，將新生人口當成分子還是分母，是檢驗是「以人為本」還是「以物為本」的發展觀的試金石。
我們有理由相信，調整人口政策將是「以人為本」的重要標誌，人口政策的調整程度將反映「以人為本」的深度。

挖掘傳統文化，重建新型生育文化
文化的意義非常重要，比如中國國家投入的教育經費非常少，但是老百姓有「孟母情結」的文化傳統，家庭增加教育投入，使得中國教育水平並沒有下降，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國家利用了民眾的文化心理。
在同等的物質條件下，生育文化對於生育意願的影響非常大（比如發達國家中穆斯林生育率普遍高）。
物質條件就像食物的原材料，生育文化是烹調技術，光有原材料沒有高的烹調技術是烹調不出美味佳肴的。

成功的生育文化將節省人口再生產的成本。

文化的傳承必須延續。
就像種地一樣，土生土長才好生長，需要移植的話，根上必須帶舊土，否則很難成活。
從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海外華人的情況看，這些地區有不少人雖然信仰基督教，但是生育率卻並不高，因為他們並沒有成功移植基督教的生育文化。

他們是從中華文化環境突然移栽到一個新的文化環境，沒有帶「舊土」。
俄羅斯雖然恢復了東正教，但是由於經過七十多年（幾代人）的洗滌，根上的「舊土」已經洗去，雖然重新移栽回原來的土壤，已經像新土一樣。

由於傳統文化所依存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已經發生劇變，要想完全恢復傳統文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
但是在重建新型生育文化過程中，需帶一些「舊土」，保留一些傳統的生育文化。

我們有豐富的傳統生育文化，作為「舊土」繼承好這一文化遺產，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建立起新型生育文化。
比如重視家譜文化、姓氏文化、祖宗文化，將大家族的祠堂、人口上萬人的始祖墓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從地方經濟角度看也有利，移居外地的族人回家祭祖，可以增加旅遊收入），將清明節、中元節作為法定假日。
有人擔心宗族勢力威脅社會穩定，其實現在已經不是什麼問題了，現在城市化進程加速，人員流動快，宗族已經很少聚族生活在一起，不足以妨礙社會治安。
並且宗族人口少，最多只影響局部。
並且既然出現信仰的真空，就必然會被填充，要是傳統文化不去填補，難道留著給其他洋文化？

現在過聖誕節比過端午節還要隆重了。
除了精神刺激外，生育文化的核心是「利」和「性」。
「利」是通過物質手段鼓勵生育；
「性」是保護生殖器官，明確性別分工。

有人說，計劃生育違背自然規律，那麼鼓勵生育同樣也是違背自然規律，是走另外一個極端，生育權是基本人權，既然有生育的權利，那麼也有不生育的權利。
但是人權是建立在特定的社會制度的基礎上的，生育是與社保掛鉤的，是與國家持續發展掛鉤的，生育是一種義務；
有不生的權利，那麼也就不能享受社保的權利。

要「順其自然」，而不是「任其自然」。

就像種菜一樣，需要鬆土、施底肥，種好之後一段時間不管它，但是過一段時間之後又要鬆土、除草、除蟲、施肥，這樣才能有好的收成，這是「順其自然」。
要是「任其自然」的話，雜草叢生，營養不良，不可能有好收成的。
中國傳統生育文化就是「順其自然」，使得中華民族的人口幾千年來一直能夠維持穩定，中華文明一直延續下來；
而有些民族的生育文化卻「任其自然」，導致民族人口萎縮，文明不能延續下來。

孩子生下來要是不及時餵母乳，幾天之後就會斷奶的。
筆者所說的鼓勵生育是催乳，還是母乳餵養。
筆者說的鼓勵其實不算真正的鼓勵，只能叫做「歸還」：
歸還物質再生產所佔用的人口再生產的時間和精力，解放生產力對人口的壓迫，為人口再生產爭取到應得的報酬。

從宏觀上看，任何事情都需要計劃，生育也不例外，但是中國這種強迫性的計劃是錯誤的。

老天爺不會強迫人打傘，但是老天爺可以通過下雨，讓人們心甘情願地打傘，這就是「計劃」應該達到的境界，讓人感覺不到「計劃」（當然也就不應該繼續保留有「計劃」的計生委）。

老子《道德經》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後人還加了「失禮而後法，失法而後兵」，也就是「先禮後兵」。
中國的計劃生育是「失法而後兵」，西方目前的鼓勵生育政策是「失義而後禮」。
美國的人口政策似乎想攀昇到「仁」、「義」的階段（已經將家庭婦女視為「home maker」，視為一種階段性職業）。

中國目前主流人口學者還希望按「兵」不動，開明派學者的建議是收「兵」而伏「法」，還不願意復「禮」。
中國人口政策調整離「道」差得還很遠。

將人口再生產當生產看，將生殖器官當生殖器官（而不是將外生殖器單純視為性器官，將內生殖器視為無用的器官）看待，就是「道」。
立法角度需要達到「道」的高度，政策執行角度需要達到「仁」、「義」的高度。

西方文明在近代物質再生產上作出了很大貢獻，但是一個重大的副作用是降低了人口再生產的能力，中國應該借鑒古代哲學，率先建立起新型的生育文化，為世界作出貢獻。
這是一個系統工程，有待各屆人士討論。

歸去來兮 — 停止計劃生育並出臺適度鼓勵生育政策刻不容緩
1、停止計劃生育，解散各級計生委。

計生委幾年前就意識到面臨被撤銷的危險，悄悄地在「計劃生育委員會」前面加上了「人口」二字，變成了「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指望今後中央知道人口真相停止計劃生育後，只要將後面的「計劃生育」四個字去掉變成「人口委員會」就行了，作為部委仍然可以「可持續發展」。
但要是計生委能夠「可持續發展」，國家就不可能「可持續發展」了。

有人說，砍樹工人可以轉變成種樹工人，計生委也可以轉變職能鼓勵生育，但是樹木是沒有意識的，而人的生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生育意願，同樣一個部門以前讓人不生孩子，現在鼓勵人們生育孩子，大眾在心理上難免很彆扭。
閻王能變成送子觀音嗎？
要限制生育只要一個部門就可以了，要鼓勵生育需要多個部門的合作，沒有必要成立單獨的人口部。
計生委代表的是「以物為本」的發展觀，與「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是對立的。
自然過渡讓人感受不到「撥亂反正」的味道，生育意願難以提高。

既然生育政策最終是要回歸到「道」，那麼就應該通過一些社會分配制度和文化制度讓人自發生育，何必單獨設立一個部委？
計生委的一些服務功能可以轉歸到其他一些部門（如衛生部、民政部）。
現在行政成本奇高，何必保留一個沒有用的計生委？
在人口政策調整上「不可沽名學霸王」（霸王項羽的部將英布殺害「義帝」楚懷王，有人建議項羽懲罰英布以消民憤，霸王不但不懲罰英布，反而自己承擔殺害「義帝」的責任，劉邦藉此做足了文章，為「義帝」發喪，聯合諸侯討伐「不義」的項羽，形勢急轉直下，英布也投靠劉邦，與韓信、彭越並稱漢初三大名將），也不可諱疾忌醫。
如果現在不撤銷計生委，今後政府承擔得起人口政策失誤這個重大歷史責任嗎？

2、將生育當生產看，保護生育婦女權益，改善學制。

目前西方國家生育率低下，雖然出臺鼓勵措施，但還只是像施捨一樣，沒有上昇到將生育視為生產的高度。
要將生育當成生產看待，分配也就要向生育傾斜，婦女生孩子不但有收益，而且也有成就感。

分配決定感受，但往往並不決定於貢獻，1980 年代體腦倒掛，知識分子感歎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
現在分配倒過來了，知識分子很神氣，而藍領工人又抱怨收入太低。
同樣，現在人口再生產幾乎沒有回報，分配極不合理，「造人」的不如「造物」的，沒有孩子的職業女性被認為是「強者」，而在家養育兩三個孩子的家庭婦女被認為是「沒本事」。
可見分配是問題的關鍵，需要改革目前的分配制度，理順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關係。

用分配的槓桿作用來平衡婦女花費在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上的時間和精力，婦女養育孩子應該被視為潛就業。
像現在這樣太偏向物質再生產，導致婦女不願意生孩子（尤其是知識女性，有能力在物質再生產領域拚搏，結果不生不育，甚至單身，其實對她們非常不公平），將外生殖器官當成玩具，將子宮不當器官看，生育率低下；
但要是太偏向於人口再生產，就必然自發珍惜生殖器官，女人不願意上班（在家生孩子的收入比丈夫工資還要高，懶得外出工作了），一生都呆在家裡，男人的壓力大，男人會不願意結婚，降低結婚率；
並且孩子太多的話，超出物質再生產水平，又會有人口壓力，兩種再生產又會有新的矛盾。
古代夭折率高，需要生育六七個孩子才能維持世代更替，並且當時家務繁重，壽命短，女人一生大多數時間和精力都花費在人口再生產上。

現在由於醫療條件的改善，夭折率降低，人口再生產的效率提高，主流家庭只需要生育三個孩子就能維持世代更替，育嬰時間最多十幾年（作為補償，造物主讓女人平均比男人長壽十年左右），這就決定了婦女可以將更多的精力放在物質再生產上，要是一生都不從事物質再生產，對女人不利（孩子大了，婦女在家裡會感到孤獨，無所事事不利於身心健康），也不利於社會發展。
因此這個槓桿應該不偏不倚，使得兩種再生產關係和諧，使得社會持續發展。

今後以第三產業為主，應該利用電腦網絡等現代設施，創辦一些新型的產業，這些產業只提供給生育婦女，讓婦女在家裡工作，工作、生育兩不誤。

應當禁止企業因為生育而解僱女員工，由國家通過稅收等手段給企業補助因為員工生育對企業造成的損失，讓僱主感到僱傭女員工並不「吃虧」，保證女員工有足夠的產假和哺乳時間，並保證產後順利就業；
但不願意生育孩子的婦女，沒有必要特殊照顧（甚至還應該加稅），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甚至認為不生孩子的婦女不配享受養老金。
建議取消婦女節，設立母親節。

完成生育任務的女性科研人員，在基金評審、職稱評定上給予一些優惠（美國現在也給少數民族科研人員優惠），使得她們在事業上趕超。

婦女懷孕過程中，雌激素、孕激素、鬆弛素等多種激素動態地調控整個孕期。
不同孕週，激素水平不一樣，精細微調胎兒生長發育，也決定了孩子在該出生的時候出生，不過期產。
同樣，對於養育孩子來說，物質分配就像激素一樣需要動態調整，使得生孩子的回報合理。

日本、俄羅斯、歐洲國家目前的嘗試其實就是朝這個方向發展。
2005 年 9 月，由於德國的生育率達到了戰後的最低點，德國政府設立了一條鼓勵雙職工夫妻生孩子的新法律。
這條法律規定 2007 年 1 月 1 日之後出生的嬰兒，其父/母如果留在家裡照顧孩子的話可以得到約為月工資三分之二的收入，最多可達 1800 歐元，為期一年。
如果另一方多請兩個月假在家裡照顧孩子，這項補助可以延長為 14 個月。

20~30 歲之間是婦女最佳生育時間，但是在目前的分配制度下這段時間又是奠定事業基礎的時期。
現在生育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段時間被佔用，越來越多的女性將這段時間用來學習和工作，而不是結婚生子。
現在的教育結構使得「有生育能力時沒有生育時間，等有生育時間後已經沒有生育能力了」，並且晚育也增加殘疾兒童的比例。
教育週期不斷延長已經與生育生理相矛盾。
國家如果認為婦女將 20~30 歲這段時間用在人口再生產對國家和民族更為有利，那麼就應該投入，應該從宏觀角度來加以引導，讓婦女不吃虧，政府給婦女一張「限期優惠消費券」（比如繼續教育的機會、養老金的優惠等），前提是婦女在 20~30 歲之間完成生育任務。

那麼就應該改革分配制度，，改善教育結構，調整學制，例如小學改為五年，中學仍為六年，大專二至三年，大學本科四年。
男女教育制度應該有所差別。
女孩比較早熟，可以提前一年入學，這樣女生 16、17 歲高中畢業，20 歲左右就可以大學畢業。
政府應當鼓勵婦女在 20 歲出頭時生孩子，通過分配傾斜降低養育孩子的成本，壓縮孩子之間的間隔（孩子間隔越短，就越節省婦女的時間，養育成本也越低；
但是又要鼓勵母乳餵養，讓每個孩子能夠有至少一年的母乳餵養，對孩子和母親的健康都有利），提高人口再生產的效率。

國家提供繼續教育的機會，在婦女光榮地完成適量（主流婦女生育三個孩子）的人口再生產後，能夠順利接受就業培訓，轉入物質再生產。
就是說男孩的教育是連續的，女孩的教育是分段的，但是在合理的宏觀分配制度的調控下，這兩種教育方式都不吃虧。

簡言之，讓婦女在生育的時候也有利益，或者生育、工作兩不誤，或者生育完成後能夠順利就業。
讓生孩子的婦女在經濟上不吃虧。

中國今後到底如何運作，還有待社會各界達成共識，筆者只是拋磚引玉。

3、建立新型穩定的家庭模式，賦予婚姻完整的含義。
古代自然經濟使得男女分工明確，互相依賴，家庭穩定，利益一致，同心協力撫養小孩。
現在男女分工不明，都往中性化發展，經濟獨立，單身率高，離婚率高（一點小事都可以導致離婚），不利於人口再生產。

需要通過稅收等制度，將單身男女往家裡趕（單身從經濟上不合算，形成男女利益共同體），並且不願意離婚，法律上也要增加離婚的難度。
要加強對未成年孩子的保護，加強對已經生育孩子的婦女的法律保護（在經濟上要補償她們育兒導致的物質損失和工作技能上的損失）。
孩子是家庭的紐帶，主流家庭養育三個孩子後，一方面夫妻感情增強，用於照料孩子的精力和時間增多，無暇考慮婚外情；
另一方面，離婚增加養育孩子的成本（經濟成本和感情成本），有三個孩子後離不起婚（有「婚外情」的可能涉及雙方六個孩子的問題，還敢離婚？
）。

要讓女人光榮、幸福地養育孩子，要讓男人心甘情願地配合，要通過制度讓男人想離婚都離不起婚，與女人同甘共苦地養育孩子。
現在由於孩子少，媒體過度地宣傳愛情（將愛情看得比生命還要高，那就當然比社會責任要高，為了新愛可以隨便離婚），將婚姻簡單地等同於愛情，婚姻簡單依賴於性激素水平，愛得死去活來，離得隨隨便便。
要賦予婚姻完整的含義，既是感情、物質利益共同體，又是人口再生產的基本單位，也是社會的基本細胞。

4、提高分配率，改善民生（醫療、教育、住房等），使得主流家庭能夠輕鬆養育三個孩子，從而提高生育意願。

而單身、丁克家庭就必須繳納很高的稅。
美國很多收費都是以家庭為單位，有點類似於中國清雍正時期推行的「攤丁入畝」（「添丁不加銀」）。
一些公園、游泳池等公共場所的門票以家庭為單位（不管是一個人還是有三四個孩子的家庭，票價一樣），醫療保險也基本這樣（單身的醫療保險費只比大家庭的稍微便宜一點，有一個孩子的小家庭與有四五個孩子的大家庭繳納的醫療保險費一樣多）。
鼓勵生育均勻化（難點在於高素質人群不願意生育），可以充分利用民間資源，節省政府成本，並且提高人群素質。

5、在建立社保制度的時候必須配套建立鼓勵生育的制度。
降低資本收入（消除靠積蓄養老的幻覺），提高勞動收入（存錢不如存人）。
儒家是強調「老吾老」，然後「以及人之老」、「人不獨親其親」，家庭養老為主、社會養老為輔；
現在西方的福利制度幾乎完全脫離「老吾老」這個前提直接要求「人不獨親其親」，養老完全社會化。
養老社會化將個人利益與養育孩子的付出脫鉤，而政府又不能將養育孩子也相應社會化（西方國家在養育孩子方面已經部分社會化，但程度不夠）以實現「不獨子其子」，導致養小孩是國家的財富卻是個人的高消費，造成了「不勞（養育孩子）而獲（養老金）」對養老金這個「大鍋飯」的投機空間。

很多人因此沒有「幼吾幼」的動力，出現「無後」（丁克、少子女思想在流行），犯了儒家文明的禁忌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與其說是中國生育文化的精粹，不如說是生物學界的普適規律），沒有足夠的「後」來保證國家社保制度，也沒有足夠的「後」使國家持續發展。
由於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不和諧，必然導致今後「人不獨親其親」的社會養老破產。
西方在建立社保制度時生育率都還高，人均壽命不長，但這種制度經歷不過幾十年就面臨破產的可能。
中國在老年化來臨時才開始建立社保制度，不應該、也不可能走西方當年的老路。
必須摸索出一條新的道路，讓生育與利益適當掛鉤。

6、保護生育器官。
宣傳生殖健康知識，加強食品安全。
宣傳正常避孕等知識，減少人工流產，控制性病傳播，降低剖腹產比例。
人流和性病是不孕的重要原因。

7、停止「誘殺生育意願」。
「利益導向機制」，對老百姓來說就是「賣兒女」協議。
現在 60 歲以上總人口只有一億，其中獨生子女家庭比例很少，而現在又是人口紅利時期，有足夠的勞動力，國家有能力兌現「少生獎」（上海 2006 年還出臺了獎勵丁克的政策）；
今後老年人有四億，大多都是響應計劃生育政策的，等他們老的時候中國人口紅利窗口早就關閉，國家不可能有能力兌現「少生獎」的，到時候面臨的是政府信用的破產，即使到時候仍然實行「少生獎」，由於大多數人都享受，等於自己額外納稅再返回（由於中間的政府管理費，等於還拿不回自己額外繳納的稅）。

何況到時候主要問題是養老金短缺的問題，如何提高生育率的問題，社會輿論不可能支持兌現「少生獎」的（要是目前每年 600 元的獎勵不增加的話，今後勞動力收入增加後，600 元獎勵根本不值錢）。
因此，中國目前的「少生獎」的政策不過是望梅止渴，讓老百姓產生一種今後不用擔心養老的幻覺。
這種幻覺嚴重影響生育意願，現在很多符合生二胎的都主動放棄二胎指標（還得到計生委的讚揚），可以說這種幻覺誘殺了「生育意願」。
不澄清事實，消除這種幻覺，生育率就無法提高。

8、提高幼兒教育的社會化和便利程度，甚至應當從戰略角度用國家財政補助幼兒教育，讓年輕父母承受得起幼兒園的費用，對幼兒園放心。
西方國家雖然在中小學實行全免費，但幼兒教育全是靠自己，幼兒園費用太高是西方國家生育率難以上昇的一個重要原因，養小孩的門檻太高。
畢竟撫養嬰兒對父母是第一關，這一關對生育意願影響很大。

9、中國很多人還有「要一個男孩子延續香火」的想法，這種希望延續數千年家族的想法本身無可非議，並且可以利用這種思想提高生育率：
在嚴格限制人口選擇性別、嚴禁醫院晚期墮胎的前提下，有「延香火」想法的家庭只能通過多生育一兩個孩子來達到目的。

生一胎有兒子的二分之一，生兩胎有兒子的四分之三，生三胎有兒子的八分之七。

10、通過媒體引導大眾消費心理，媒體不要光聚焦娛樂名人，要面向普通大眾，抑制社會攀比風尚，壓縮結婚、生育成本的「水分」。
清純的民風對於生育率的提高很有必要。

11、挖掘老人資源。
中國現在家庭小，老年人多，應該讓老人老有所為，幫忙帶孫子、孫女、外孫、外孫女。
國家通過適當撥款，對帶孫子、孫女、外孫、外孫女的老人進行一定的補貼。

12、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人口安全將是中國今後最嚴重的安全問題，停止計劃生育後，如果不能及時建立起合理的分配制度、生育制度和生育文化，將很容易出現 421 家庭結構，應該將 4 月 21 日設為人口警戒日，警鐘長鳴。

人口政策調整成功的標準：
主流家庭願意生並養得起三個孩子
社會要可持續發展，人口本身必須持續發展。
中華民族能夠繁衍下來，就是因為我們成功地建立了確保人口可持續發展的生育文化的社會制度。

對於現在正常社會來說，要保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婦女平均得生育 2.1 個孩子（人口學上的世代更替水平），而中國由於非正常死亡率比發達國家高，並且自從 1980 年以來不斷增加的性別比失衡，平均每個婦女生育 2.1 個孩子還不能保證世代更替。
考慮到顯著上昇的不育人口比例，主流家庭應該生育三個孩子。
然而我們現在卻失去了人口本身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這一方面是因為計劃生育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因為社會制度的原因使得主流家庭養不起三個孩子。
即使我們民族還在原始社會時，這種情況都不曾出現過（出現過的民族都已經滅絕），但這種情況卻在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出現了，說明改革的任務還遠沒有完成。
改革成功的標誌是「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這首先是人口本身有可持續發展能力。

因此改革成功的金指標是：
主流家庭能夠輕鬆地養育三個孩子，也願意養育三個孩子。

從 HDI 和生育率的辯證關係看，不要拘泥於人口零增長和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
既然科技進步使得人口容量增加快於壽命的延長，因此人口適度增長能夠推動社會進步。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用反映人類生活質量的三大要素指標合成一個複合指數 HDI，作為衡量人類發展的綜合尺度，因為這三個成分組合解釋了 88 % 的一般化變異數。

筆者建議也用一個合成指標來衡量一個國家的人口政策：

1、保持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不至於惡化（中位年齡穩定）。

2、保持中國人口佔世界比例不下降。

3、保持中國內部民族結構穩定，各民族平等生存繁衍。

柳宗元向郭橐駝「問養樹，得養人術」。
在人口政策上也應該借鑒這種思路：
順木之天，以至其性。
郭橐駝種樹時就像撫育子女一樣細心，種完後就像丟棄它那樣不管。

我們制定政策的時候細心考慮；
政策調整後不要看到近兩三年的生育率變化大驚失色（即使二胎晚育，由於生育積壓，暫時兩三年生育率肯定會昇高），而是看是否遏制了生育率下滑的勢頭，今後生育率是否能夠長期穩定在可持續發展水平。

有人擔心停止計劃生育會引起人口膨脹。
但要知道，工業化所引起的家庭結構改變和男女分工改變是難以逆轉的，也就意味著「生產力對人口的壓迫」難以逆轉。

中國政府有能力解除「生產力對人口的壓迫」嗎？
有能力化解工業化所引起的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矛盾嗎？
要是不能，那麼就根本不必擔心人口膨脹。

荀子曰：
「君子性非異也，而善假於物也。」
我們應該吸取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的教訓。
即使中國擔心今後在社會制度調整後生育率會上昇，人口會膨脹，但是這個過程將是漫長的。
西方國家幾十年來都在尋找提高生育率的方法，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真正成功（美國接近成功）。
在日本等國找出提高生育率的制度和方法後（這些國家更有經濟能力），中國作為後發國家可以借鑒；
在日本等國因為新的制度導致人口膨脹後（僅僅是假設，扭轉生育率下降難度極高），中國能有幾十年的時間調整政策，擔心什麼？

以前，將一切問題都往「人口太多」上推而不主動找出路；
今後要防止將責任往計劃生育一推而撒手不管。
要從現實出發，在提高生育率的同時，尋找其他方法解決老年化、性別比嚴重失調等社會問題。

用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結束此文：
「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註釋和出處：
1
〈泰坦尼克號沉沒的技術原因是什麼？
〉，中國安全網（http://www.safetyinfo.com.cn/jiaotong/safetyinfo.asp?ArticleID=21034）。

2 白尼：
〈一個都不能少〉，人民網，2004 年 1 月 15 日（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47/11121/1007336.html）。
3 唐瑋：
〈「人口紅利」將耗盡，不充分就業更危險〉，網易商業
頻道（來源：
《中國經濟時報》），2005 年 12 月 27日（http://biz.163.com/05/1227/09/25VHORD300020QF5.html）。
4 王東京：
〈中國人口政策不可輕言改變〉，中國人口網，2006 年
10 月 30 日（http://www.chinapop.gov.cn/rklt/rkyjhsyyj/t20061030_153433110.html）。

5 魏津生：
〈力控人口規模，中國計生政策應長期保持不變〉，中
國人口網，2006 年 10 月 8 日（http://www.chinapop.gov.cn/rklt/rkyjhsyyj/t20061008_143042645.html）。
6 王淑軍：
〈專家解讀：
人口流動是挑戰，人口控制要堅持〉，
《人民日報》，2006 年 8 月 29 日（http://gov.people.com.cn/GB/46736/4755630.html）。
7 區健妍、程恩富：
〈丁克家庭對祖國發展有貢獻應享高保〉，

新華網，2006 年 11 月 15 日（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06-11/15/content_8525141.htm）。
8 〈全國政協委員建議盡快確定我國人口總規模〉，新華網，
2005 年 10 月 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 2005 -10/16/content_3621347.htm）。
9 〈俄人口減少趨勢難以逆轉〉，人民網（來源：
新華社），
2004 年 11 月 7 日（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1031/2970741.html）。

後記
我的家鄉在湖南農村，小時候目睹了一些計劃生育粗暴執法的事例，對計劃生育產生過懷疑，但是當時認為國家的政策應該是經過充分論證的，應該是利大於弊的。
由於幾十年的輿論灌輸，我 1999 年出國之前也認為國情不同，其他國家可以不實行計劃生育，但中國人喜歡生孩子，應該適當限制生育。
出國之後，發現華人其實是最不願意生孩子的種族，美國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而我周圍的華人都只願意生育兩個或者一個孩子（並且年輕一代只願意生一個孩子的越來越多，有些連一個都不想生），罕有生育三個孩子的。

感覺到中國的計劃生育存在很多思想誤區，中國單獨控制人口，實際上是為全世界作出犧牲（現在看來中國計劃生育其實對全世界都沒有好處）。
後面看到美國拉美裔移民的高生育率導致西班牙語的興起，而曾經輝煌的法語卻日漸沒落，感覺到人口是文明的載體。
2000~2002 年從人口與語言、文明的角度零星地寫過一些短文，反思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張貼在網上，但沒有引起什麼關注，也沒有留下多少痕跡。
2002 年進入婦產科領域後，發現不育不孕是一個大問題，將成為僅次於腫瘤和心腦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
自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不育不孕症發病率增加了十倍，在這麼高的不育不孕率之下，中國現行的、過激的計劃生育政策根本沒有必要，從此開始系統研究中國的人口問題。

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對此長期以來被要求「不爭論」，中國人口學研究長期為計劃生育服務。
近幾年網絡掀起激烈討論之後，計生委才改口說「學術無禁區，表達有紀律」，但是學者的研究是需要發表的（涉及到學者的晉昇、基金申請），如果不能表達，還怎麼研究？
眾所周知，在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研究是有潛規則的。
凡是計生部門委託的課題，未經計生部門批准，課題承擔者對研究結果必須嚴格保密，必須遵守「紀律」。

有些「不聽話」的學者，隨時有可能被清除出局。
這也是為什麼計生部門的人口專家一邊倒「支持」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原因之一。
很多學者（並不是全部學者）養成了「學術爬蚤心理」，自我設限，缺乏思想獨立，或主動或被動為現行政策辯護，常常異口同聲得出相同的結論（比如都認為中國的人口上限是 16 億，都認為現在中國有 1.8 的生育率）。
這種現象在其他學科也很普遍，以至於決策層無法相信下屬的彙報，溫家寶總理都需要「繞道」才能獲取真實情況。
從整體來說，中國人口學科是不盡責的，甚至可以說是助紂為虐；

但從個體來說，還有一大批有良知的學者，他們在中國人口學如此貧瘠的土地上開闢了一片綠洲，實屬不易，他們值得尊重和感謝！
各民族傳統的生育文化都是經過上千年的摸索才建立起來的。
而工業革命打亂了傳統的經濟模式和家庭模式，動搖了各民族生育文化的根基。
歐洲和日本生育率低下，但是到目前為止無論是政界還是學界似乎都茫然失措。
韓國想提高生育率、治理出生性別比，但是生育率卻不斷下降，十幾年耗費鉅大的工程事實上卻造成上百萬人口的損失。

由於理論上的缺陷，聯合國從來沒有準確預測過人口，除了美國以外的發達國家都沒能成功鼓勵生育。
而美國的生育率能夠達到世代更替水平，主要還是因為近年傳統宗教信仰的回歸。
可以說現代人口學理論還是在嬰兒階段，還無力指導政府建立起維持人口可持續發展的生育制度和文化。
而中國人口學科又是建立在馬爾薩斯和馬寅初錯誤理論的基礎上的。
因此我並不想跟著別人的理論走。

在一些專業人口學家的眼裡，我的觀點是異端。
「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我不是人口學科班出身，我不鑽進
計生委和一些人口學家的理論套路，反而更容易看出計劃生育政策的荒謬性。

我的興趣比較廣泛，小時候，我父親就罵我是 「十不全」，什麼都懂一點，什麼都不精。

但是人口的意義非常全面，研究人口恰恰需要「十不全」。
我來自農村，經歷了中國從農業社會逐步工業化的過程；
在中國各個階層都有親朋，現在每週都給國內親朋打電話，知道他們生育心理和扶養能力的轉變；
博士畢業後我到工業化層次最高的美國工作數年，認識了來自多種生育文化圈的朋友，特意了解各種生育文化下的生育情況，深刻體會到中華生育文化的衰敗。
從中國到美國，我經歷了工業化的各個階段，而工業化過程恰恰是「生產力壓迫人口」的過程，是人類生育率降低的過程。

由於研究領域與人類生育相關，掌握了一些人類生育生理和病理學知識。
在明尼蘇達大學藥理系做博士後期間研究的是鴉片成癮機制，因為研究毒品，從而對毒品、性解放、同性戀等社會問題感興趣；
這一年多時間在學術上沒有什麼成就，但是這段經歷對於後來研究美國生育文化轉型卻大有裨益。
基於醫學專業背景，我採用了一些醫學思維方式研究人口問題：
用人類發展指數「診斷」生育率；
用「數據手術刀」一層一層解剖中國人口迷霧；

將公認（「無菌」）數據（人口普查數據）與爭論（「污染」）數據（近年新增人口）隔離，「外科無菌操作」破解中國人口迷霧。
根據全國多地家譜研究了易氏家族兩千多年的繁衍史，對人類繁衍史和中華生育文化有了比較感性的認識。
馬爾薩斯 32 歲建立他的人口理論，但 38 歲結婚後卻「食言」而養育三個孩子；
我開始研究人口問題的時候年齡與馬爾薩斯當年相仿，我以身作則，依照自己的理論而育有三個孩子，知道工業化社會普通家庭養育孩子的艱辛，切身體會到「生產力壓迫人口」，也知道普通百姓養孩子的心理感受。
雖然我的學術背景比較雜，但是都是研究「人」（生理、病理、藥理、心理，以及人的歷史），不是研究昆蟲繁衍（《人口爆炸》的作者 PaulEhrlich 研究昆蟲），也不是研究導彈控制（宋健是將導彈控制論應用為人口控制）。

我的「十不全」的「人」的知識、「十不全」的經歷對研究人口來說應該算是比較「全面」的。

海涅說過：
「我相信妨礙大多數德國學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論述宗教和哲學的原因，並不在於他們缺乏才能。
我相信他們不敢把自己思維的種種結果告訴人民，是由於他們對這些結果有所顧慮。
至於我，卻是沒有這些顧慮的，因為我不是學者，我本身是人民。

我不是學者，我並不在德國七百賢人的行列裡。
我和廣大群眾站在他們的智慧寶庫門口，只要那裡走漏出任何一點真理，並且落到我的手上，那就行了— 我用好看的字母把它寫在紙上，然後交給排字工人；
他把它用鉛字排出來交給印刷工人；
印刷工人把它印出來，它就屬於全世界了。」


我的想法也一樣，我不是人口學家（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嘲笑我是「非人口學者、非人口經濟學者、非人口社會學者、非環境專家」），我試圖用一種平民化的語言來構建一個平民人口理論。
人口問題不像其他問題，只有老百姓看得懂，才能影響他們的生育意願，理論才能有效。
我在網絡上辛辛苦苦擺地攤多年，貼近生活，貼近老百姓。
盡量用通俗但不流俗的方式論述人口問題，張貼到網上，以期雅俗共賞，目前我的文章可能已經有數千萬人次的網絡讀者。
大眾型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使得我的研究結果更加接近事實，我的預測一次次「不幸言中」（而國家統計局、國家計生委、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多家機構這幾年對中國人口的預測，都與事實相差甚遠）。

一些人口學家說人口問題一直存在爭論。
但是面對這一中國近代史上最嚴重的戰略決策失誤，他們的爭論卻只局限於幾個學者之間（似乎還只是爭論是否放開二胎），就像兩口子的私房話一樣，上不能影響決策，下不能引導民意，寶貴的時間就這麼白白流逝，而古代還有以死相爭的諫臣。
辛棄疾感歎：
「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一個再好的理論，如果不能擴大影響，還不如農民的種樹書有用。

因此我利用一
切途徑宣傳我的觀點（有時借用「炒作」的標題）。
作為一個民間人士，質疑的是基本國策，面對的是權力龐大的利益集團（他們在那裡專職造謠，並且掌握影響決策的渠道，其影響力遠非我們民間人士可比），沒有掌握主流媒體，只是在網絡論壇上擺地攤（還得看「工商」和「城管」的眼色），不吆喝幾句是沒有人關注的。

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反對者不乏其人（我談不上先知先覺），出現了不少「超生游擊隊」（其中部分人以生命為代價）。

但是全面而系統化地從理論角度反思中國人口政策，我可以算是第一人。
最開始遭到一面倒的反對，現在網絡民意基本逆轉，已經形成了一股社會思潮，組成了不少「人口學網絡游擊隊」，網絡地攤已經變成連鎖店了。
人口學的開明學者也認為我們在網上的宣傳給人口學討論帶來了一股春風，改變了人口學討論氣氛。

計生委對網絡反思計劃生育的觀點不但不主動吸納，反而利用自己的特權壓制網絡觀點，並對我進行報復。

獨生子女總設計師宋健 1980 年預測中國在獨生子女政策實行中（21 世紀初的 20~30 年）不用擔心老年化問題，但是中國 1999 年就進入老年社會。
明明預測是錯誤的，但是現在人口學界卻說老年化不可怕，是「中國的福音」，是「為富先老」。
當初實行計劃生育是擔心人口過度增長，現在看來即便停止計劃生育都難以防止中國人口銳減，但是人口學界卻說就是要減少人口，要將中國人口減少到七億、五億、三億。
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界是意識到人口問題的嚴重性的，但是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置中華民族持續發展於不顧，他們將「計劃生育委員會」改為「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知道「計生委」是不能長期生存的，為自己留下「人口」後路），就是不願意調整人口政策。
2004 年成立國家人口戰略組，我曾經對這個戰略組抱有幻想，我只是委婉地提出「計劃生育要適可而止」，並違心地「奉承」過戰略組領導，希望他們以此為臺階，主動提出人口政策調整建議，但是由於貪得無厭，這次戰略研究報告變成了為計劃生育的辯護報告（其實非常拙劣），再次延誤人口政策調整時機。

可以說計劃生育是始於草率，行於暴力，終於搪塞和掩飾。
計劃生育是「空前」（徹底否定傳統生育文化）「絕後」（減少後代）。

有人說我的觀點太尖銳，讓人受不了。
其實我向來與人為善，只是人命關天，人口問題事關國運，怎可漠視？

每延誤一年，就多損失數百萬人命。
要是我也畏畏縮縮，那麼也會形成「爬蚤」心理。
我不敢保證我的所有觀點都是正確的，但是主要觀點是經得住歷史的檢驗的。

雖然人口的正面意義遠遠大於負面意義，但是由於人口的負面影響是急性的、直接的、局部的、每個老百姓都能感受得到的，而正面影響卻是慢性的、間接的、宏觀的（人口不是靈丹妙藥，不是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而只是經濟發展中很多必要條件中最重要的一個），人口學永遠是一個充滿爭議的領域。

從夏商周時期到清朝初年中國人口一直波動在數千萬的水平，但是包括韓非子、徐光啟等「有識之士」都抱怨人口太多。
在 1800~1950 年期間，其他國家的人口快速增長，而中國人口的增長卻非常緩慢，僅僅是從四億增加到 5.5 億，佔世界人口的比例下降差不多一半，但是汪士鐸、陶行知、馬寅初等知識精英還是認為中國人口太多。
即便今後證明我的主要觀點都是正確的，相信仍然會有不少人反對我的觀點。

這幾年我把幾乎所有的業餘時間和精力都放在人口研究上（註：
工作時間還是盡責的），週末、節假日常常通宵達旦，對個人和家庭利益都有影響，但是良心使我欲罷不能。

我特別要感謝我太太對我全方面的支持（包括生育三個孩子）。
不斷收到一些海外網友的郵件，他們在我的理論的影響下多生育了一兩個孩子（我周圍就有好些華人家庭和美國人家庭因為我的理論而多生育孩子），國內也有不少人因為我的理論而準備「超生」。
看到網友發來的孩子可愛的相片，讓我感到我的理論還是有意義的，我犧牲了個人利益，但是換來了很多生命，並且這些生命將世代相傳。

\n以下是我關於人口問題的研究歷程。

由於討論計劃生育的文章不可能在中國大陸論壇上出現，我最開始只能在海外論壇打游擊，遭到網友一面倒的反對，罵聲一片，文章不能收入精華文庫，經過差不多一年時間的宣傳、辯論，海外論壇的輿論開始逆轉，2003 年底文章被收入精華區（天下論壇精華區收錄我關於計劃生育的第一篇文章是 2003 年 11 月上貼的〈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應適可而止〉，其實這篇文章早在此前幾個月就已經完成），萬維網的天下論壇和多維新聞網是我在海外宣傳的主要陣地。
我關於計劃生育的文章「登陸」中國大陸的第一個網站是人民網強國論壇（強國論壇 1999 年剛建立的時候我就註冊了），我一直嘗試將反思計劃生育的文章發到強國論壇，但文章一直未被放出來，2003 年中期強國論壇開始零星地「漏放出」我的一些文章，最開始也是反對一片，但輿論逐漸逆轉，成為國內群眾基礎最好的論壇。
2004 年初在大陸的主陣地還是強國論壇，主要是宣傳我的「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應適可而止」系列文章，但是其他論壇開始轉載我在強國論壇的文章，我自己也在國家計生委的人口信息網上帖文章〔但是 2005 年之後人口信息網禁止我發文章，並在 2006 年後將過去的文章大多刪除，只在精華區保留了 2004 年 5 月 15 日上貼的〈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應適可而止（修正稿）〉〕。

2004 年 7 月完成〈不停止計劃生育，中國還在等什麼？
〉（又名〈計劃生育何去何從，攸關中國持續發展〉）一文，這篇文章被海內外很多中文網站轉載（7 月開始在新華網被討論數月，近兩萬點擊率），並被修改、濃縮後以〈計劃生育政策攸關中國持續發展〉（裡面有一處筆誤：
將「生育率」說成「出生率」）為題發表在新華社《國際先驅導報》（2004 年 10 月 15 日 第 118 期）。
該文算是一個里程碑，標誌著民間反思計劃生育思潮的興起。

2004 年 7 月之後擴大在中國大陸網絡論壇的宣傳力度，2004 年 7 月 29 日以「水寒」為筆名在中國法院網法治論壇註冊，大多數文章被置頂推薦，得到廣大法律工作者一面倒的支持。

2004 年 8 月 4 日以「中山水寒」為筆名在天涯註冊，討論比較激烈，最開始反對者居多，大量文章被刪，2006 年之後情況才有改觀。

2004 年 8 月 28 日網友幫我以「水寒中山王」為筆名在新華網發展論壇註冊（後面又註冊「中山水寒」），此後發展論壇成為主要宣傳和輻射陣地，多篇文章點擊率達到四五萬，有一篇文章點擊率達到 15 萬（在新華網很罕見）；
但是在 2006 年 11 月 30 日中央召開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會議之後，我的兩個筆名被封，2006 年 12 月 17 日重新註冊「中山水寒」。

2004 年 10 月 1 日以「中山水寒」為筆名在凱迪註冊，此後凱迪的貓眼看人論壇成為又一個主要宣傳和輻射陣地（還是有大量文章被刪），上 10 萬點擊率的有好幾篇，單篇文章最高點擊率近 20 萬。
在貓眼看人論壇上與李小平教授進行了長期辯論。
但是 2006 年 6 月凱迪封了我的 ID，引起多位網友抗議，值班編輯解釋說：
「與編輯無關，確實。」
此後網友仍然偶爾可以轉發我的文章到凱迪。

2004 年 10 月 10 日以「水寒」為筆名在中國改革論壇註冊，後並被邀請為網絡專家。

從點擊率角度看，網易效果最好，單篇文章點擊率超過 130 萬，點擊率上 50 萬的文章有好幾篇。

此外還在其他一些論壇註冊宣傳。

2004 年 9 月 12 日接受新華社《瞭望東方週刊》上海站記者採訪，2004 年 10 月 19 日接受《瞭望東方週刊》北京站記者採訪。
但是該週刊最終沒有刊發我的文章。
後面將〈不停止計劃生育，更待何時？

〉總結文章交給兩位記者，委託他們轉交有關部門。

2004 年 9 月 29 日、10 月 3 日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刊發我六篇文章，並將我列為特約研究員。
仲大軍先生並將我的〈老有所養，誰來養？
〉推薦發表在 2004 年 11 月 1 日

的《人民日報．中國經濟週刊》。
該文被「網易財經」評為 2004 年 11 月份中國財經新聞“TOP-10”第八，光「網易財經」一個月瀏覽量就超過 80 萬。
被各大門戶網站轉載。
此后，大軍中心刊發了我幾十篇文章。

2004 年 10 月 24 日受邀在人民網主持節目討論計劃生育政策。

2004 年 10 月光明網《光明觀察》週刊開始發表我的文章，11 月 16 日刊發我的 9 萬字的總結文章〈不停止計劃生育，更待何時？
— 以人為本，用科學的發展觀看待人口問題〉（後將題目改成〈以人為本，用科學的發展觀看待人口問題〉），該文被廣為轉載（比如 2004 年 11 月 22 日的《中國報道》週刊全文轉載），並於 2005 年 2 月 23 日被「新華報業網」收錄為「精粹」。
2004 年 11 月 16 日「光明觀察」給我創立個人文集（「光明觀察」的文章本身點擊率並不高，但是由於「官方」性質，輻射性好），從此成為我的文章的主要輻射地，多篇文章被成千上萬網絡媒體（包括網易、新浪、搜狐等門戶網站，新華網、人民網、中國網、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國際在線等官方媒體）和論壇轉載。

可惜光明網服務器在 2006 年 7 月遭到損壞，「光明觀察」過去的文章無法恢復，8 月份之後重新上載了部分老文章。

2004 年 11 月 27 日收到中國人口學會會刊《人口研究》副主編來函，說是很多人告訴他關於我在網上刊發的文章，他對我的文章很感興趣，希望我將文章送交給他，他將在人口學界進行一些辯論。
但是後面沒有反饋意見。

從 2004 年 11 月起，定期將我的文章送交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戰略研究組。

2004 年 12 月 5 日，在美華學社（Society of Chinese AmericanProfessors & Scientists）芝加哥分會成立會上，我報告了我的人口觀點，中國駐芝加哥領事館官員聽取了我的彙報，並答應將我的九萬字的總結文章送交中國有關部門。

近年每年都與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聯繫，2005 年委託全國人大代表向人大常委會提出對計生委進行違憲審查的建議。

美華學社首屆國際學術大會於 2005 年 4 月 23~24 日在芝加哥舉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中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韓啟德為大會發來賀電，美國農業部華裔副部長 Joseph Jen 博士、1988 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 Leon M. Lederman 博士、中國駐芝加哥副總領事等在會上發表了演說。
我在會上介紹了我的觀點，很多教授對我的觀點感到 shocked（震驚）。
接受中國之星電視臺的採訪。
中國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的一位成員出席了該次會議，聽取了我的介紹，並拿走了我的幻燈片。

2005 年 3 月《解放日報》的《新聞晚報》刊發我的文章〈誰能斷言中國人口上限？
中國的人口過多是個流傳很廣的謊言〉。

2006 年 10 月河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的會刊《社會科學論壇》刊發我的文章〈中國：
人口過多？

人均資源不足？
〉。

2006 年底旅美科協的會刊《海外學人》分兩期刊發了我的兩篇人口數據分析文章。

2006 年以來，先後接受《人民日報》《國際金融報》、《南方都市報》、《南方週末》、《北京晨報》、《新青年》、《權衡雜誌》等媒體的採訪。
國家發改委的《改革內參》、國家稅務總局的《香港傳真》、北京大學的《研究報告》等幾家內參發表或連載我的文章。
美國、英國、法國的一些媒體曾經要求採訪。

總體來說，中國民間論壇比較謹慎，很多帖子不敢放行。

我將文章先在「光明觀察」發表或者在強國論壇、發展論壇、法治論壇這些官方論壇貼出，將網站保存，轉貼到其他論壇，其他論壇看到是來自官方網站和論壇，也就能夠「網開一面」，網絡媒體慢慢被打開。
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即便是網絡媒體有所鬆動，討論還是有底線的，但是這個底線需要人來突破。
這幾年我們就是一再改變這個底線。
我對「光明觀察」說，我憑良心寫作，您們根據規則決定是否放行。
因此我的很多文章不能在「光明觀察」刊發，甚至我的博客文章都被刪

除很多篇。
我不能過於屈就於規則，不能過於「折衷」，否則就像主流人口學家一樣形成爬蚤心理，在「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的觀點「中和」下，等於人口政策還得堅持不動搖。
經過我們的堅持「脫敏」，2004 年的禁忌話題，2006 年變成了公開話題，宣傳空間被不斷拓寬。

中國很多事情可以自下而上，從地方媒體開始。

但是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地方媒體還沒有這個膽量，只能是從上而下。
南方報業集團以「敢言」而著稱，但是在計劃生育方面卻反而不如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刊物。
從媒體關於人口政策討論的「自上而下」的方式來看，近年中國網絡媒體能夠寬容反對計劃生育的觀點，主要是得益於決策層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由於發展思路的轉變，人口問題討論空間才得以放寬，才能在網絡媒體形成反思計劃生育的思潮。
真理越辯越明，如果像以前那樣「不爭論」，少數幾位學者可以「挾國策以令全國」，那麼中國人口問題永遠是迷霧。

可以說沐浴了「以人為本」的春風和網絡的雨露，才有《大國空巢》的誕生。
如果將《大國空巢》比作一棵樹的話，那麼 2000~2002 年算是準備土壤、萌芽階段，2003 年是幼苗時期，2004 年是開花、結果時期，2006 年是收穫階段（書稿完成於 2006 年底，2007 年只是進行一些校稿）。
希望能夠突破阻力，盡快上「餐桌」。

我的研究受到社會各界人士和廣大網友的鼓勵和支持。
感謝王小強先生將我的多篇文章刊發在《香港傳真》上，並鼓勵、支持我將近幾年觀點系統化整理此書在大風出版社出版；
感謝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的仲大軍先生多年的支持；
感謝「光明觀察」傳播我的觀點。
感謝茅于軾、血健軒轅（網名）、楊支柱（楊支柱先生 1998 年在其《計劃生育與法治》裡就認為強制計劃生育無法律依據）、梁中堂（梁中堂先生從 1980 年開始就反對宋健的獨生子女政策，他在山西翼城縣的「二胎」試點是中國計劃生育的一個孤島）、曹觀法、李寒秋等社會賢達人士的支持。

感謝王鑫海、如風兩位網友幫忙校稿，並提出很多修改意見。

尤其要感謝廣大網友的支持，由於大家共同的努力，反思計劃生育才能形成思潮。
其中何亞福先生 2004 年 9 月 19 日與我聯繫（他在 2003 年寫過〈中國人口的相對量在減少〉，與我算是殊途同歸），之後我們並肩作戰，活躍在各個網站，他用通俗、生動的語言寫了大量文章，破解人們在人口問題上的思想誤區。
防風（黃華斌）分析人口數據，質疑計生委的生育率數據。

王鑫海探討人口與環境的關係，並將有專著出版。
舟木從資源角度、阿蚌從基層幹部的角度質疑計劃生育的必要性。
加拿大的張雷是我早期在海外論壇的支持者，給我提了很多建議。
Henanyanling 從人口密度優勢和規模優勢等多個角度質疑計劃生育。
徐勝、自自強、水寒火熱、韋東生（嘉恆）、Kulturo、xiaoyu61611、杜楊、馬典（攀枝花）、李雷（石家莊）、wuyannian1、陳開斌、王岩、王建霞、王心明、胡國鑫、漢博士、江南有丹柚、bin1997kk 等網友活躍在各網站，進行了大量的宣傳。

Xiangjiang Ma、Wei Zhao、Hua Li、Julian Qian、仰天長嘯等大量北美網友除了對我表示支持、聲援外，有些還以身作則，響應我的理論多生育一兩個孩子。
越來越多的人在反思計劃生育，活躍在各個網站，呼籲調整人口政策，如新華網：
心軟、冇錢買錶、無棄人、劉老太爺、常山趙子龍之劍、家庭計劃、有點熱血、新華呢佳、看刀耕火種、人口如棋、whymay等；
法治論壇：
高手寂寞、wczh、吾思吾行、fanguozhi、童光燦、淼城人、tiefa7559、天涯芳草等眾多網友；
凱迪社區：
愛看美女、murki、喧寂齋、llll8888001、西岸聽海、MATRIX、小米的步槍、國家棟樑、yide1、兩個小乖乖、駱駝祥子、陳劍平、鄭幼容、陳雨弘、蔡正強（浙江海寧）、徐曉黎、千里煙雲等；
人民網：
人口是最寶貴的資源、崔樹楨、徐二峨、艤洋、遠山飛雲等；

中國改革論壇：
jifengwang、大思想家、zhongwei 等；
天涯社區：
fesel、快樂的聲音、孫聚民、LegendX、天為人綱、來往變常、adamwang2006、國人 002、重新來過不、阿飛和他的女人、

秋燕餌、以道佐人、文辰水、岳擴旺、隆後、fslzy、cpeiying、黎光壽、熊志明、高陽裔、a12b12、retinoscopy、你要查我的ID、永興屯、 無愁天子、我行我素、gavinchvris2004、華夏之痛、ithind、灌水拍磚、七下八上、佚名過客、簡單蟲子、gu1umufox7、海角老狼、蝦之小者等；
網易：
zhangqingk、南山、xyzxyz-007、qqwweerr1997、grubnow、陳禎清、張玉武、楊汝輝、劉武平、1juexing 等；

天益：
我是天龍、韓定宏等。
（註：
排名不分先後。）

呼籲調整人口政策的網友和社會賢達很多，很多網友給我提出了有益的建議，難以一一列舉（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暫時也不便一一列舉），在此一併致謝！
孔子曰：
「禮失求諸野。」
現在中國的主流人口學家們基本上已經無「禮」可言，人口問題一團迷霧；
國家不妨「求諸野」，聽聽我們這些草根的看法。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風蕭蕭兮易水寒，計劃生育一去不復返！